[转帖] 赫连勃勃大王：章诒和女士，您也要忏悔！

刘春

章诒和女士，您也要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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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连勃勃大王

  日前，章诒和女士一篇《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一文，导致了近期沸沸扬扬的“文人告密”事件大讨论，也引发起我本人对现代史、当代史的浓厚兴趣。由此，我立刻在网上翻阅了寓真先生的报告文学《聂绀弩刑事档案》。

本以为能在文中找到章诒和女士笔下那些老朋友们是如何“检举”、“揭发”聂绀弩的内容，岂料，赫然在目的，我首先看到的却是聂绀弩先生把老朋友们全部供出去的令人震惊的“画面”：

　　　　审理公安局控告反革命犯聂绀弩一案

　　　　开庭时间：10时0分

　　　　开庭地址：山西省运城地区稷山县看守所

　　　　受审被告人姓名：聂绀弩

　　　　……

　　　　问：你何时到公安局？

　　　　答：1967年6月25日。

　　　　问：为什么？

　　　　答：犯了罪。

　　　　问：哪方面？

　　　　答：主要是污辱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对被划为“右派”不满意，主要是对机关领导不满意就表现出来，对毛主席也有伤害的地方。

　　　　问：以什么形式表现的？

　　　　答：我做了些旧诗，诗中包含了对毛主席不敬重的地方，在下放到北大荒时我歌颂劳动，同时说明这么多劳动好的人都划为“右派”，认为毛主席有不民主的地方。

　　　　问：（出示证据）是你写的吧？

　　　　答：是。

　　　　问：为什么写这些？

　　　　答：我以前并不会做诗，情绪坏了就开始学做诗，对个人不自由不满意，有时候就用诗表现出来。

　　　　问：你接触的人有哪些？

　　　　答：就二三人，都是右派，有吴祖光，黄苗子，感到这些人懂得我的心情，说得到一起。还有陈迩冬，师大的钟敬文，还有戴浩……” 【注1】

  凡事，皆有因由。寓真先生和章诒和女士文章中的“主角”聂绀弩和黄苗子先生，皆一时文化名人。对于他们二位，我只知其大略生平，先前并无过多了解和关注。但是，在章诒和女士文中列为“被迫写有交代检举材料”的第一类人中，我却赫然发现了“吴祖光”的名字！

  吴祖光，见此三字，如遭电殛一般，让我大吃一惊。何者？――其一，在我心中，吴祖光先生乃忠厚长者，大戏剧家、大文豪，新中国戏剧、电影的开拓者；其二，恰好我与吴祖光先生的大公子吴欢先生相识甚久，特别是近期我研究辛亥革命历史，涉及到吴祖光先生祖父吴殿英以及吴家通家好友赵凤昌（此人有“民国接生婆”之称）的一些事迹，为此，吴欢先生为我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所以，得知章诒和女士文章中涉及到吴祖光先生，与常人无异，惊然惕然之余，我也不免心中升起一般人都有的窥视癖。

  日前，恰因有事到北京，我得以与吴欢先生一晤。

  倜傥不群的吴大公子，依旧潇潇洒洒，风神特秀。寒暄过后，我直奔主题，提起寓真先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和章诒和女士据此所撰的文章，认真地向吴欢询问聂绀弩事件中的有关人与事，特别是被章女士痛斥为‘告密者’的黄苗子先生。

岂料，一向以快人快语、汪洋恣肆著称的吴公子，踌躇再四，才回答说：

  “作人，一定要厚道！我所知道的黄苗子先生，乃敦厚好人，绝非你们凭一篇文章或者道听途说得来的那种印象……聂绀弩事件的当事人，有些人还健在；而有些已经过世老先生的后代，都还住在北京，不少人与我吴家属于世交，往来密切。所以，如果我现在未经人家同意在背后说三道四，难免偏颇不说，而且挂一漏万，会牵涉太多文化老人的个人私隐和从前恩怨……”

  据此可知，由于聂绀弩事件中牵涉者众，出于忠厚心肠和“为长者讳”的心态，吴欢先生并不想对黄苗子先生等人做评价。

  于是，我便改变话题，问：“我先前看过一些有关‘二流堂’的回忆录，似乎在解放后，你们吴家有好长时间内都是高朋满座。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包括聂绀弩、黄苗子等人，都和吴祖光、新凤霞伉俪关系密切，他们都常到你们家聚会，这，肯定是事实吧？”

  我如此发问，顿时激起吴欢的谈兴。他莞尔一笑，说道：“所谓‘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正是我们家当时的真实写照……”

  “为什么那么多大知识分子都爱到你们家做客？”

  “两个原因，精神的，物质的――首先，从精神方面讲，吴祖光、新凤霞都是当时文化界大名人，自然有凝聚吸引力；从‘物质’方面讲，我父母当时的收入很高，特别是我母亲新凤霞，月工资3000多块！别忘了，那是解放初期啊，毛主席的工资才500多――所以，我们家有能力天天招待那么多人来家里大吃大喝……”

  吴公子开始侃侃而谈。

  确实，1 964年聂绀弩离开北京南行前，吴祖光在家中为他饯行，为此，聂绀弩曾经写下《谢祖光烤肉之饯》这首诗：

　　“欲往梁山寻我句，遽来宣内把君觞。潭深千尺歌尤好，酒满三巡肉更香。明日甲辰寒食节，主人武进吴祖光。江南赶与春同住，回味今宵意定长。”

  话匣子一打开，水银泻地一般，吴欢从昔日家中高朋满座谈起，追忆起当时当日的“似水流年”。

  看他越扯越远，我笑着打断他，问：“既然聂绀弩和吴祖光、新凤霞关系这么好，那么，章诒和女士文章中所写吴先生是‘检举者’之一，应该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吴欢闻言，顿时色变，他激愤言道：“你这样说，完全就是一个看完一篇文章就叛某人道德死刑的人的偏见，有了‘先入为主’的印象，你自然会产生一种错觉――聂绀弩先生是受朋友陷害才入狱的！”

  “为什么您这样讲？”我也咄咄逼人。

  “因为，许多读者和你一样，受《南方周末》那篇文章的影响，你们颠倒了因果，混淆了前后时间的关联――聂绀弩先生确实是个大才子，大诗人，但是，在那个以言得罪的时代，他言语太过不慎，锋芒太露。他不仅给自己招惹祸端，也让身边许多朋友受到了牵连……从我父亲吴祖光的这个角度讲，聂绀弩先生是他自己言语不慎先被抓，是他自己首先供出了与他交往的人员名单【注1】，其中，就包括我父亲吴祖光。为此，‘专政部门’按图索骥，必然会找到我父亲了解情况，让他这个老‘右派’规规矩矩交待问题。既然聂绀弩先生已经把我父亲‘供’出去，出于对“组织”的敬畏，我父亲也不得不实话实说。而且，聂案中受牵连的绝大部分人，其实都属于这种情况，都是被动的‘交待’，而不是主动的‘坦白’，更谈不上告密和出卖！”

  “这样说来，对于吴祖光老先生来说，不仅不存在他‘检讨’聂绀弩的问题，其实还是聂老把他拉下了水，受惊不小……”

  “你可以想见，当时，我父亲、母亲刚刚熬过了五七年反右的门槛，大难不死，才刚刚过了几天消停日子啊，就被聂绀弩案件又裹了进去，特别是在那个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年代，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简直又面临着新的一次大祸临头……”

  见我不住点头，吴欢继续解释说：“你年青，不可能对文革和五七年之后的那段时期有历史现场感。那个时代，我父亲自从当了右派之后，全家人一直生活在恐惧当中。聂绀弩先生把我父亲供了出去，专政机关的人来问话，出于对朋友的情谊和对‘组织’的信任，他也必定会实话实说，但我父亲绝对不会添油加醋！即使是寓真先生有关聂绀弩烧诗的那段描写涉及我父亲，当时也是由别人告发给政府的【注2】。我父亲铮铮铁骨，为朋友两肋插刀，他的侠义和重友，在朋友圈中有口皆碑……”

  “如此说来，吴祖光先生不仅不是告密者，还因为聂绀弩先生吃了不少苦。”

  “作为吴祖光的儿子，我自己说了不算，你去看看寓真先生的著作就知道真相！由于当时我父亲和老朋友聂绀弩谈话交心，他的‘发牢骚’言行也被人记录下来，保留在当局的档案中，成为他在文革期间挨整的罪行之一【注3】。至于我父亲的牢骚话，是聂先生说的还是第三者说的，寓真先生在书中也没有明说……所以，我父亲等人，其实是聂案的受害者，如今，他们却被人诬蔑为‘检举者’，这太令人气愤了。抬头七尺有神明！往死去的长者身上泼污，太不应该！”

  言至此处，一向微笑待人、随和风趣的吴欢先生面色凝重，手都有些发抖。

  他站起身，平静了一下，看着我的眼睛，又对我说：

  “我们现在的人，出于太平盛世，言语无遮，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在从前那个时代，比如我父亲、聂绀弩先生他们那一代人，经历过五七年反右倾运动的冲击，知识分子对时政大多噤若寒蝉。而且，由于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他们许多人不由自主地在心中产生了‘原罪感’，认为自己这些从旧时代过来的人，浑身上下都是剥削阶级的罪恶和不是，他们真心认为党和毛主席是绝对正确的。所以，当有人攀扯上自己之后，组织找上门，在那种心理阴影下，他们必须和盘托出整个交往的过程……否则，不仅过不了组织的审查关，还会终日被押，家人也都会被牵扯进去，战战兢兢，度日如年……当然，我们现在的人，大可以抱着欣赏和回顾的心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妄加点评从前那一辈人。如果我们扪心自问，即使那位把黄苗子先生痛斥为‘告密者’的作家，她一辈子就没干过亏心事吗？她就没出卖过人吗？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对于自己当初所作所为可以宽容地、轻描淡写为是‘被迫’，而同样的情境，放在别人身上就是卑劣的‘出卖’，这，说得过去吗？”

  意犹未尽，他继续说：“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文化崇拜的国家，文人就是圣者，特别是日子过消停了，文人、诗人头上的光环又开始闪耀了……经过我五十多年的沉浮体悟，结论是：未必尽然！文化不等于政治，理论不等于政治。聂绀弩固然是诗文高手，真让他去搞政治，肯定会把国家搞乱，即使让他当个总经理，也会把公司搞垮。文思和治理完全是两码事。即使让章女士搞政治，她也未必能在行……我父亲吴祖光在世的时候，一家大公司让他去当董事长，他立刻拒绝：‘算了，此道非我所长！亦非我好！别让我当中国最不懂事的董事长吧……’。我以为，真正成功的政治，要看实践结果，文化人帮政治的忙，往往帮倒忙，瞎帮忙……政治是门复杂的专业，不懂这门专业的，需要弄懂了再说，否则，丢不起人。我这里冒昧说一句，你让马克思当联合国秘书长，他肯定干不过潘基文……至于章诒和女士的文章，我觉得，显然她失于浅薄，这也证明她没有驾驭政治文化的能力……”

  吴欢先生一席话，让人低回思之，感叹良久。

群氓时代，众人对于身边的丑恶和弄虚作假，皆抱昏昏之心；而对于从前万马齐喑年代的是是非非，我们自己没有任何亲身经历和第一手材料，却都作察察之状。

  特别是网络发达的今天，我们看小说一样看完某个人的文章后，就会断章取义，不加分析，一般都会纷纷口沫横飞地下定语，大肆抨击昔日落难文人之间的“叛卖”、“告密”、“昧良心”。等等，为了表姿态，借助互联网等公共媒体，我们许多人都大作诛心之论，借此表示自己身处卓越的道德制高点――所有这一切，确实大失公允。

  “看到有人往我父亲吴祖光头上泼污，即使我自己本人算是当今一个‘名人’，一个政协委员，我都感到非常无奈。为什么，因为我没有‘话语权’啊……由此可想而知，那些被人点名痛骂的老文化人，他们即使今天活着，也都是年老体衰、无权无势。众口烁金，积毁销骨，垂老之年受此污辱，情何以堪！而他们那些后人呢，确实不少人有君子气量，不想也不屑与人在言语上争短长，但人言可畏啊！眼睁睁看着自己敬爱的前辈被人泼污，不仅伤及朽骨，而且诬及后人哪……”吴欢痛心疾首。

  见我长久无言，吴欢继续说：

  “你们这些写历史的，写古代史自可以汪洋恣肆，从新的视角去剖析从前；但是，涉及现代史、当代史，由于许多当事人都健在，他们的家属、后人都活着，你们这些笔杆子下笔之前，一定要慎重，要客观，不能为了自己想出大名赚大钱，就去不负责任地嚼巴死人或者踩压别人。我认为，那些心地阴暗的人，写的东西再煽情，暴料再离奇，是禁不住历史的考验的，谎言总会融化的！”

  “吴先生，你为什么不挺身而出，对媒体说出你的见解和你所知道的实情呢？”

  “我这个人，一向以言语无遮著称，但最后还要看说什么……过去的事情，我不想纠缠。如果我出来为我父亲以及黄苗子先生等人抱不平，势必会与某些作者造成媒体上互殴的局面，亲者痛，仇者快。拿自己的亲人或者朋友说事，最后的结局，不过是给闲人看笑话。相互诋毁攻击，最后谁都不会是胜利者……当然，我也忧心忡忡，看现在有人的写作势头，似乎谁活得长，谁活得好，谁声音大，就能当历史的描述者和裁判者，其实，未必！”

  听毕吴欢一席话，令我不禁低头沉吟。很多时候，我们确实是个健忘的民族，比如对于日本人；有时候，我们国人对于过去却又虚火过旺，比如对于“文革”的记忆。

  我们总是被这样那样的谎言所诱引，我们的激愤总是没有底气，我们的感动总是太苍白，我们的宽容总是停留在口头上，我们总不能设身处地替当时当地的当事人着想，我们总是抱着“痛打落水狗”的幸灾乐祸心情去对待同类，我们总会抱着秋后算帐的心态去清算自己的同胞……

  老一代人，反右的一代，文革的一代，绝大多数人都是受害者。即使那些所谓的“告密者”，感同身受地讲，其实我们今天的人也应该对他们展现更多的同情。

  那不是个人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

  与此相比，似乎犹太人要比我们清醒得多。战后，以色列对于纳粹战犯虽然追杀不舍，但是，对于那些曾经与德国人合作过的“犹奸（CAPO）”同胞，却表现出无比的宽容。以色列法官，就敢于对于那个双手沾满同胞鲜血的的“犹太人自治会”警察局长布劳特宣布无罪释放，他们这样解释说：

  “求生，是人的最起码本能。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而出卖组织、出卖朋友、出卖他人，尽管是一件不值得提倡的非道德行为，但也不能构成犯罪。我们处罚罪犯时，必须把我们自己也放在同样的环境来设身处地的考虑问题。当时如果布劳特不与德国人合作，那就意味着放弃‘生’的机会而选择‘死’。假如我当时处在布劳特的位置，我也同样会选择‘生’的机会与德国人合作。我们不能要求别人做到我们自己不能做到的事。”

  当然，矫枉不能过正，国共对于汉奸的处理，也不能拿小小以色列的某个具体事例当作尺度去衡量。我想要说的是，对于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大时代背景下发生的形形色色的悲剧故事，我们是否也能公正的、感同身受地对于过去的当事人加以理解呢？我们是否也能静下心来看看《旧约》上的那句格言：

  “记住，永不忘记！”

  在不忘记历史和哭泣的同时，我们要作的，是去淡漠仇恨，而不是要夸大其词；我们对于同胞，要报以慈爱的宽容，而不再是以暴戾的心态对过去的事和人口诛笔伐；我们应该不再怨毒满胸地去撕开已经愈合的血淋淋的伤口！

  至于作家，更不能在咀嚼着个人恩怨苦涩的同时，让笔下喷出苦毒的汁液！这些怨恨，不能清洗罪恶，不能愈合伤痛，只能增加痛苦和懊悔……

  话说回来，当我冷静地思考章诒和女士和寓真先生的文章之时，还是有不少的感慨。

  相比寓真先生报告文学的就事论事，我认为，章诒和女士的文章太过断章取义和武断，个人色彩太过鲜明，臆测和推断的成份太多。

  至于黄苗子先生的“告密”，我不想多说。对于章诒和女士言之凿凿说黄苗子是告密者的质疑，可以参见王容芬的《黄苗子和一代中国文化人的人权》一文；　

  对于聂绀弩先生，我心存敬佩，在那个时代，他对于党和国家有那么多超前的真知灼见，确实难能可贵。特别是他被打成右派之后，他作诗“英雄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气宇轩昂，让人悠然神往。

  不过，相对于个人性格而言，诗人性格浓厚的聂绀弩先生有时候也确实咎由自取，他的言语太过“天马行空”，虽然他是以“攻击诬蔑”的“现行反革命行为”而被捕，但他言行的不检点，确实是他被抓的最大原因――比如他讲林彪、江青有男女关系，比如他说自己对于那些“秘事”是从罗瑞卿的女儿处听说，等等【注4】；此外，他当右派后，之所以能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全倚恃老乡张执一的帮忙。张执一给聂安排了工作，聂还不用上班，只是在家写诗、看书，非常逍遥。不仅如此，连聂家的住房也是张执一给解决的。但是，待张执一政治上出事后，有人问聂绀弩与张执一的关系时，他口无遮拦，对旁人大言道：“（我和张执一）是同乡，他原是我的靠山，我在政协不上班，原是有他的依靠，不料现在靠山变成冰山了。”

  聂绀弩如此大大咧咧的个性，确实给他周围的朋友造成了不少麻烦，为此，连周总理都对他大有微词【注5】。根据事后有关罗瑞卿的回忆录中，毛主席当年对这位忠心耿耿的公安部长产生恶感，原因正是聂绀弩先生传播出去的“消息”――罗瑞卿女儿罗点点如何如何说……由此思之，茶余饭后微醺之余，聂先生当年的“大嘴巴”，可谓让不少人受祸巨深！文人倨傲，灌夫骂座，但巨殃深祸，正在其中……



  最后，我想重点谈的，是对章诒和女士文章和我对她个人写作的一点感觉。

  章诒和女士的大名，对于当今中国人来说，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有相当影响。她的“大红门”出身，她的“不合作”态度，她写的几本“禁书”，她抒情的的文笔，都在今天我们这些具有严重逆反心理的群氓小民眼中赢足了敬重和信任。

但是，恰恰章女士如此传奇的身世与地位，也让我们广大读者对她的话几乎全盘接受。她所写的东西，我们很可能都会当作“信史”来盲目相信。

  如果我们能安静下来客观地细读章女士文章，还是能发现其中有太多的捕风捉影，太多的主观臆断，太多的个人好恶。

  今天的我们，如果依旧出于私愤肆意攻伐旧人或者朋友，是否依旧是文革余风的延续呢？于人于己，皆是伤害。

  下面，我试举几例，说明章女士的偏颇之处：

  第一，寓真先生文章中的冲淡态度和章诒和女士的断章取义。

  寓真先生在《聂绀弩刑事档案》中这样写：

  “聂绀弩完全想不到在他的“物以类聚”的朋友中，竟然会有告密者。直到他在监房里蹲了十年，也从来没有想过他的那些“罪状”是谁检举的。……他真的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文化人的超然物外的疏放和豁达。他的10年牢狱之苦，祸根首先发自他的朋友，然而，他竟然没有怀疑过任何一个朋友，没有埋怨和责备过任何一个朋友。当他出狱之后，原来的朋友都若无其事，和洽如初。”

  而在章诒和女士笔下的《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一文中，聂绀弩先生的宽容却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必须认同作者（寓真）的结论———聂绀弩入狱不是红卫兵扭送的，也非机关造反派捣鬼,而是他的一些朋友一笔一划把他“写”进去的。”

  其实，寓真先生在他的书中根本没有做过上述类似的“结论”。

  而后，章女士对于寓真先生的评断却不以为然：“聂绀弩当然清楚谁是告密者。那为什么他毫不“计较”呢？”

  为此，她妄自揣测道：“我认为，他（聂绀弩）的淡然处之，是因其内心有着更深的痛与苦，不可对人言的痛与苦。事情不是那么简单。聂绀弩出狱后，常常突然不讲话，一连数日向壁而卧……”

  对一个风烛残年老年人“内心活动”的这些揣测，就是全然的武断了。

  第二，章女士文章中，对昔日父母辈好朋友们，存在着不负责任的评价和“鞭尸”。

  在章女士2003年所写的《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一文中，她通过老朋友朱静芳的口，描写聂绀弩自己说他的夫人周颖女士给他戴“绿帽子”――如此没有人证物证的描写，几近诬陷。【注6】

  而纵观章女士整篇文章，对周颖女士肆意抨击，怨毒满纸。纠察恩怨起因，似乎无外乎只是因为这样的小事：周女士和章女士的母亲李健生女士有过节。

  其中，章女士文中还有一项重要的描写，反而道出了吴祖光先生的厚道：

  “一天，我去吴祖光家闲坐，聊起了聂绀弩夫妇。吴祖光说：‘周颖和聂绀弩是模范夫妻。’我说：‘据我所知，情况好像不是这样。’吴祖光表情严肃、语气直截地说：‘诒和，他们就是模范夫妻！’”

  章女士自己的描写，反而道出了她本人品性的促狭和吴祖光先生的宽仁忠厚。

  而且，在文中，对于周颖女士在聂绀弩先生死后分到一套大房子，章女士也耿耿于怀：

  “后来，母亲听民革的朋友说，周颖又搬家了，搬到民革中央新建的宿舍楼，四室一厅。房子好，面积大，地段也好，就在东黄城根大街民革中央办公大楼的旁边。母亲叹道：‘绀弩没住上这好房子。’我说：‘聂伯伯未必肯搬去住。’”

  不屑之意，溢于言表。

  既然能对聂绀弩先生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夫人能如此下笔下手，所以，看到后来的章女士对于黄苗子先生口诛笔伐，就不会感到特别的奇怪。黄苗子，这位九十六岁的老人，可是为章女士题写“守愚斋”匾额的通家老友啊……

  文天祥曾言：“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文革结束这么多年，世事如棋，多少当事人已经故去；活着的，大多已过耋耆之年。当这些老人缠绵病榻之际，如果他们看到曾经熟识的章女士如此“揭批”自己，不知是否有五内如焚之感！

   第三，章诒和女士对别人的“一个也不饶恕”和对自己的莫名宽容。

  从章女士《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一文中，我们可以得知这样一个骇人听闻的事实：章诒和女士本人，其实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告密者”！

  在自己的著述中，章诒和也曾写下了当年自己的告密行为。―――“聂绀弩笑问：‘你告过密吗？’‘我告过，而且后果严重。’‘什么后果？’‘把人给毙了。”

  一个活人，就这样给“毙了”，章女士能够以自己“才华横溢”的笔法致人死地，确实太有才了！但是，对于自己所犯下的罪恶和如此“肮脏的手”，章女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全部诿过于“时代”，自己所作所为的一切，都是文革的错。而且，她并通过聂绀弩先生的口，从道德高度对自己实现了完完全全的赦免：

　 “罪不在你，错不在你。”聂绀弩的目光沉郁，仿佛人类的善良、忧患及苦难都随着目光，流溢而出。（《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

    一条人命啊，就这样，一个诗人，就用嘴赦免了一个作家。

  第四，近日，章诒和女士又撰文写出了一篇动静很大的文章：《我家的卧底冯亦代》。

  在这篇“深揭猛批”的文章中，她把父母的老朋友“冯二哥”又狠狠鞭尸了一把。其中，她花费了大量的篇幅描写在三年困难时期冯亦代这个“食客”是如何到她们章家蹭饭的：“买到鲥鱼，母亲会叫他；螃蟹肥了，约他来吃；家里的柿子熟了，送他一大筐；康同璧家自制的萝卜糕，章家给他留着。不久，三年大饥荒来了。父母照样留饭。高价肉，高级点心，我们吃，他也吃。时间长了，冯亦代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一次吃午饭，大家到了东饭厅，面对香喷喷的满桌饭菜，他高声道：‘你们家的粮票，都叫我吃光了。’说这话的时候，用手指着鼻子，满脸通红。”

  善要人知，定非真善！

  通过这些描写，细心的读者，掩卷之余，其实会对章女士本人生出厌憎之情――何以大家都在受苦，你们大红门人家天天吃高价东西，还日后显摆！而且，她这种倒腾陈年谷子芝麻的絮叨，也会败坏当年章老夫妇的一片待友拳拳之心！

  全文读毕，让人彻骨生寒――不仅仅是对冯亦代生寒，我们对章女士本人也生寒――文中那么多诛心之论，那么多情感的铺陈和宣泄，惟独章女士对自己和有妇之夫冯亦代之间的微妙关系却一笔带过，让不知就里的人，对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不出任何“暧昧”的遐思……苍茫岁月中，革命时代的爱情，肌肤相亲所带来的绵长慰籍，难道抵不上几个肉包子和一些高级点心？

  “恩怨尽时方论定”！

  自五七年到七九年这么多年，岁月荏苒，世事纷纭，我们确实没有静下心来进行真正的解析和反思，忘却也不等于宽恕。

对于从前那个大时代的反思，太过复杂，涉及到对体制、对团体，对斯大林主义，对极权政治，对人性阴暗面的彻底梳理。但是，反思，并非是对某些个人的清算。如果个人清算，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只要你活着，你就有罪！”

  作为一个有真正良心、真正大慈悲之心的学者，或许应该从勒庞等人的著作中寻找那个时代的“集体有意识”和“集体无意识”，或许应该剖析时代氓众的产生温床在什么地方，或许应该警醒我们现在的人们如何真正铭记过去。

  鸡毛蒜皮的个人恩怨，拿来写小说很好，因为文学需要细节；但是，如果反思历史，这些家长里短，这些床上屋外，反而会暴露出知识分子长袍下面的那些“小”来！

  “路到绝处开生面，人到后来看下场。”前一句，对于病榻反侧的、捐献了几千万元给社会的黄苗子先生，徒显怆然；后一句，对于章女士来说，应该也能够有些警醒作用，让人可以扪心自问地反省一下。

  人到垂老之年，我觉得，心态应该是平和的，感情应该是怀旧的，温情的，慈悲的，宽容的。如果满怀暴戾和偏执，忆念起昔日一些琐碎，仇恨便如春起蜃云，易构而难消。

  与章诒和女士“恶满胸膛”的愤激相比，我觉得，吴祖光先生更具有伟大的人格。当吴老先生多年后得知当年设下“鸿门宴”陷害自己成为右派的是老上司田汉的时候，他没有阴狠的愤怒，没有怨天尤人，没有呼天抢地，没有凭借媒体优势发出任何对田汉的抨击，有的，只是大仁之士的悲悯，他说：

  “田汉在被迫害致死前，曾经对友人提到自己一生中最为痛苦自责的，是1957年反右移祸于吴祖光，并因之害得新凤霞半世残疾的悲剧。这件无法弥补的恶毒陷害使他终生悔恨，永世莫赎。……他的真诚忏悔折磨着自己的心灵，也是真正的良心发现。” 【注7】

  与吴祖光先生形成鲜明对比的，如今，章女士拿起笔来作刀枪，逮谁捅谁，而且让人惊讶的是，她专找“老朋友”下笔，而且多数罪名属于从他人回忆录中钩沉出来的“莫须有”事体（“莫须有”这三个字是秦桧洋洋自得的发明，原意是“或许有”），我想，道听途说和妄自臆测，势必也会伤害到她自己。

  设想，如果哪天章女士在垂老之年，一个和你如今很亲近，很融洽，而且文字更抒情、心机更阴深、笑脸更灿烂的晚辈，把你历史中一些诸如与冯叔叔或者其他人的“私隐”抖落卖钱，又情何以堪！

  毕竟，章诒和女士是“唯物主义”教导出来的人，我觉得，她肯定不相信鬼神，不相信上帝，不相信救世主，不相信因果报应，否则的话，黄泉之下，倘若遭遇故人，何以相逢一笑泯恩仇呢？

  地下相逢述故情，人间写史笔如针。奈何？奈何！

  我，赫连勃勃大王，作为民间史学家，本来是一个局外人。事前，我对于章诒和女士除了敬重以外，没有任何私人恩怨。而且，一向以来，我本来对于任何媒体炒起来闹哄哄的“热点”都不会去关注，也无意凭空闯入“名人事件”中打一架或拉个偏手来博取名声。正是由于我一直钦服吴祖光先生的道德文章，正是和吴欢先生有旧交，正是为了维护无辜受聂案牵连十年三十多岁就惨遭迫害的新凤霞阿姨，为了让和谐之气氤氲于世间，于是，我身上那种天津人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勇气冒涌上来，让我才愤而提笔写下如此的商榷文章。

  我认为，章女士如此安坐于北京自己由黄苗子先生题写匾名的“守愚斋”之中，为了给境外各路“有心人”大暴红朝内情，凭桌提笔，咬牙切齿，肆意宣泄自己那些如烟往事中的睚眦之怨，对那些无力、无势反击还嘴的故人亲朋大肆鞭挞。这，确实有些不可取。杀人不过头点地啊！口诛笔伐何时了呢？时代的罪孽，怎能让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文化人来承担！

  章女士文章发表后，读者反响如潮，其中确实不少怀疑和反对的声音，为此，章女士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大声疾呼“我没错！”并且抒情地写道：“苦辣酸甜一吐为快，见仁见智褒贬由他。我写了看到的，讲了想到的，我会对自己的观点、态度和情感负责。”

   萨特曾经叹息说：“我们都有足够的力量，去忍受旁人的痛苦！”章女士，你也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今天能安享名气带来的荣誉、金钱、和一切的自由。如果你在从前那个时代有今天万分之一的“倔强”和“坚持”，您能幸存到今天吗？在北京，您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但我们并没有听到您如何为人民鼓与呼，而只是看到您一个接一个打开古旧亲朋的棺材，以“知情人”的身份给我们展览无言朽骨下无声的“罪恶”……

  观今天中国社会，和谐来之不易，也确实能够容忍各种声音出现。如此良辰美景奈何天，为了满足群氓的猎奇心态，章女士以近古稀之年，不去享含饴弄孙之乐，总是枯坐书斋，风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笔底涌出不可遏制的毒汁，眼前晃动着无数亲朋好友那张张已经逝去的脸，开始编攒“故事”，大挣银两。茫茫来日已无多，惟有友情能卖钱，何必，何必！

  其实，对人对事，我觉得，还是用章女士自己的话说最好：

  “一个人，不论你做过什么，能够反躬自问，就好。”

【注1】见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原文。

【注2】见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原文：关于聂绀弩焚诗一事，还有一些材料可资印证。这是吴祖光与聂的一次谈话，当时被有心人记录下来，后来也进入了档案。时间是1965年1月某日。那天聂绀弩同吴祖光一起在“四川饭店”吃晚饭，饭后步行至王府井分手。闲谈中吴说起近日在路上碰到了文怀沙，文被关押期满出来了，聂也说在路上碰到过文。吴提出要借聂的诗稿来看，聂正色说：“这怎行？烧都烧掉了。”吴说：“烧了也不行，起码你那本晒蓝的，已经有几本流落人间了。”聂说：“那是少数几本，后来的没有。”吴说：“何不趁文怀沙出来，再找他那小媳妇抄一本？”聂说：“不要开玩笑，我在考虑找个适当日子，把所有诗稿都来烧了，你们看好不好？”聂又说：“你们这个时候要看我的诗，别有用心，我还是烧了好，打算除夕就把它烧掉。”吴说：“你那‘卅年及时雨，二月轰天雷’（指聂怀念夏衍的诗）还在我那儿，我可不拿给你烧！”

【注3】见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原文：1965年1月17日，数友人同在“四川饭店”晚饭，聂绀弩与吴祖光有如下交谈。

　　　　吴：看到文怀沙没有？

　　　　聂：路上碰到的，谈得不多。他告诉我在那个地方（监狱）也不劳动，也没事情做，每月拿25元5角的钱，期满叫他签字盖章。他关在里头也不算法律处分，也不算行政处分，理由是无牌照行医。

　　　　吴：这大概是他自己故意往轻里说。

　　　　聂：这当然是表面理由，也可能判决书上不好写别的，他现在算是期满了，但还回到那个地方去，他在那边有钱拿，给人看病。人家找他看病，他说“我是为这事进来的，你们还来找我？”其实找文怀沙开方子，吃兴奋类的药，就是所谓开“春药方”这个罪名。

　　　　吴：这几年来那么紧张的气氛，归根到底还得怪赫秃（赫鲁晓夫），没有他，我们还可以过些太平日子。

　　　　聂：可不是，没有赫秃也没有匈牙利事变，连“五七年”的事儿（指“反右”）也不会出来。

　　　　吴：从文件上看和外头听到的，好像党内问题还比较严重，出事的多数是党员。

　　　　聂：出来的问题，怎么都提到了反对毛主席的问题上，李维汉、杨献珍不用说了，邵荃麟表面上说什么中间人物问题，这是次要的，主要的罪名是反对延安文艺座谈会。

　　　　吴：周而复听说又有问题，以前听说过，后来报上又出来了，以为没事，可是最近听说《上海的早晨》图书馆都不让借，可见有了问题，人大、政协的名单上都没有了……龚之方最近告诉我，有人碰见夏公（夏衍），不好直接问他的事情，就问齐燕铭怎样了，夏笑着说，他和我的问题不同，他是封建，我是资本主义。从这个情况看来他大概还是比较洒脱的，还说些幽默话。

【注4】见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原文：1967年7月17日预审口供：

　　　　我听人家说，在“文革”中，林彪和江青谈恋爱，有男女关系问题，后来我也对别人讲过。我和谁讲记不清了。

　　　　我是听戴某说是罗某（罗瑞卿）的女儿说的，那女孩子可以出入中南海，能和首长接近。

　　　　1967年10月14日预审口供：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认识一个叫戴某的医生，他给我讲，罗某女儿和他讲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这句话主要对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我对别人也讲过。

【注5】见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原文：聂与友人谈话中曾说到他从北大荒回京的经过：我是怎么回来的呢？是张执一先提出的。他同老夏（夏衍）商量过后，在一次国务院的会议上提出来说，有些人在北大荒劳动年纪太大不适应，可以回来，比如聂绀弩。他故意在总理面前这样说，他想只要总理不置可否，他就有办法立刻让我回来。谁知道总理说了一句‘聂某人自由散漫惯了，应当让他多吃些苦有好处’，这一说，事情就搁起来了。过一个时期，和我很熟的一个局长又向张执一提起我的事，他去找老夏商量。老夏说，要他回来容易，马上能办，可是回来之后工作位子不好摆，回“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好，放在“文联”也不好，大家都是熟人，对他不好。张执一说，只要他回来，工作方面我来安排。这样我才回来，张把我安排在政协，并且替我打算，叫我写个研究计划，在家做研究工作，由他拿我的计划给齐燕铭、夏衍看，他们同意，也批了。

【注6】章诒和《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原文：朱静芳神色凄迷，语气低沉地说：“聂绀弩对我和陈大姐讲：‘你知道我现在头上的帽子，有几顶？’‘几顶？’老聂拍着脑袋说：‘有三顶。’我俩奇怪：‘怎么会是三顶？‘当然是三顶啦！’我扳着手指给他算——右派帽子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一顶。还有一顶呢？我问老聂。‘这最后一顶，还用我说穿？’……”

【注7】见吴祖光《回首往事》一文。

图片说明：吴祖光先生大寿，诸友来贺，自上而下，包括－－－黄苗子，谢添，劭燕祥，王蒙，丁聪，叶浅予，郁风，杨宪益，沈峻。

夜盗襌

后文革时代

三神五婆重重罪
历史处处皆是鬼
无贪无嗔亦无痴
故址为坟故纸灰

        公元2009年5月一日
        龙元4708年4月初七

李大兴

赫连勃勃大王的认识很成问题：“很多时候，我们确实是个健忘的民族，比如对于日本人；有时候，我们国人对于过去却又虚火过旺，比如对于‘文革’的记忆。”对于文革的记忆，存在“虚火过旺”吗？章女士对告密的揭示本身不是问题，疑问在于指控所基史料是否扎实，在于是不是“太多的主观臆断，太多的个人好恶”。至于大王说“观今天中国社会，和谐来之不易”，进而言章女士是“为了给境外各路‘有心人’大暴红朝内情”，是“为了满足群氓的猎奇心态”，则不免是站在主流立场的诛心之论，倒显示大王自己的恶毒。

夜盗襌

看了这贴，感慨了一下，呵呵

夜盗襌

原帖由 李大兴 于 2009-5-1 10:05 发表
赫连勃勃大王的认识很成问题：“很多时候，我们确实是个健忘的民族，比如对于日本人；有时候，我们国人对于过去却又虚火过旺，比如对于‘文革’的记忆。”对于文革的记忆，存在“虚火过旺”吗？章女士对告密的揭示本身不是问题，疑问在于指控所基史料是否扎实，在于是不是“太多的主观臆断，太多的个人好恶”。至于大王说“观今天中国社会，和谐来之不易”，进而言章女士是“为了给境外各路‘有心人’大暴红朝内情”，是“为了满足群氓的猎奇心态”，则不免是站在主流立场的诛心之论，倒显示大王自己的恶毒。

大哥好哈！

俺胡诌了一首旧诗，正说请你看看。哈哈！想谁谁就到啊！~~

吹笛在湖北

看了。看了。看了。看了看了。。

周泽雄

这位赫连勃勃大王，脑子之糊涂，简直让人咋舌。
他指出章诒和文章里的问题，他自己也就一个个犯下了，而且，犯得更狠。
“为了给境外各路“有心人”大暴红朝内情，凭桌提笔，咬牙切齿，肆意宣泄自己那些如烟往事中的睚眦之怨，对那些无力、无势反击还嘴的故人亲朋大肆鞭挞。”
——这个，很恶毒。
“章女士，你也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今天能安享名气带来的荣誉、金钱、和一切的自由。”
——这个，让人想起“何不食肉糜”。

姚宏越

这样的文章有必要写这么长吗?南方周末的两文都看了,原想看中国作家上的原始资料,却买不到,只好等人民文学社的书出来再看了,相信书较之杂志,更容易理解事情经过.关于章的事情，大家讨论更多的是她该不该说,尤其是对冯的问题上，冯已经在书中忏悔了.印象中据说吴欢远不如他的父母.

tian295

“我，赫连勃勃大王，作为民间史学家，本来是一个局外人。事前，我对于章诒和女士除了敬重以外，没有任何私人恩怨。而且，一向以来，我本来对于任何媒体炒起来闹哄哄的“热点”都不会去关注，也无意凭空闯入“名人事件”中打一架或拉个偏手来博取名声。正是由于我一直钦服吴祖光先生的道德文章，正是和吴欢先生有旧交，正是为了维护无辜受聂案牵连十年三十多岁就惨遭迫害的新凤霞阿姨，为了让和谐之气氤氲于世间，于是，我身上那种天津人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勇气冒涌上来，让我才愤而提笔写下如此的商榷文章。”（此地无银的心虚）
“章女士，你也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今天能安享名气带来的荣誉、金钱、和一切的自由。如果你在从前那个时代有今天万分之一的“倔强”和“坚持”，您能幸存到今天吗？在北京，您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但我们并没有听到您如何为人民鼓与呼，而只是看到您一个接一个打开古旧亲朋的棺材，以“知情人”的身份给我们展览无言朽骨下无声的“罪恶”……（好好感念党的不杀之恩，珍惜现在大好生活，别再吃饱了撑的“倔强”和“坚持”，不然，有你好看的--------）

  观今天中国社会，和谐来之不易，也确实能够容忍各种声音出现。如此良辰美景奈何天，为了满足群氓的猎奇心态，章女士以近古稀之年，不去享含饴弄孙之乐，总是枯坐书斋，风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笔底涌出不可遏制的毒汁，眼前晃动着无数亲朋好友那张张已经逝去的脸，开始编攒“故事”，大挣银两。茫茫来日已无多，惟有友情能卖钱，何必，何必！”（诛心之论，陷人于不义，甚至于危险之中）
本来围绕上面的东西，写了一些分析文字，上传时丢了，再无心起笔，圈起来，稍作点评，立此存照，可清晰照出摇尾巴求宠的奴才嘴脸。章女士虽笔墨失检，但还是堂堂正正的人，而此位显明只是一条狗。

[ 本帖最后由 tian295 于 2009-5-1 12:37 编辑 ]

tian295

“听毕吴欢一席话，令我不禁低头沉吟。很多时候，我们确实是个健忘的民族，比如对于日本人；有时候，我们国人对于过去却又虚火过旺，比如对于“文革”的记忆。”
虚火过旺？连文革博物馆都无发建成，国内的文革研究都无法起步。对文革，连星星之火都未见，何谈过旺，不但不旺，简直就是缺失。
对文革，如能集体失忆，该多好，皆大欢喜，和谐盛世。

[ 本帖最后由 tian295 于 2009-5-1 12:50 编辑 ]

周泽雄

“本来围绕上面的东西，写了一些分析文字，上传时丢了，再无心起笔，圈起来，稍作点评，立此存照，可清晰照出摇尾巴求宠的奴才嘴脸。章女士虽笔墨失检，但还是堂堂正正的人，而此位显明只是一条狗。”
——可惜。
论坛的支持软件还是相当不错的，TIAN兄注意下方那个“恢复数据”按钮，一旦丢了，可以点击它，通常，数据还在，不会丢的。
示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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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n295

空懊悔一阵，谢谢提醒。以前发帖，常担心丢失，因此发前，常预先复制。以后再无须担心，再次谢谢。

大头鱼

这个什么大王是主张核平日本的。我在天涯看过他的表演。

周泽雄

哦，“核平日本”，太可怕。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怎么写史反而让人疯狂了呢？看来，培根的话并不靠谱。

李大兴

敢自称“民间史学家”的人，说书大概不错，并非读史治史之人。

网事情缘

这个赫连勃勃大王其诛心之论，远在章诒和之上。

章文固然有主观的独断、有错误的推断，但其文主要还在于“惊讶”、“震惊”范围，赫连勃勃大王的文章就是举着刀杀章诒和了。

他还是享受自己的“盛世”吧。

tian295

“核平日本”，就其多次的表现看，大王的话是当不得真的，中国有很多愤青，很多只愤日本的“青年”，说些“核平日本”等愤青言论，很容易提升人气，增加号召力，易于在网上呼风唤雨。大王的种种言论，多是策略性的，他懂得什么可以招惹，什么碰不得，骂骂小日本，说点狠话，扮演热血的爱国青年，这些只停留在言语层面，不会出什么政治篓子。而对国内的事件，我们的大王偏又理性的要命，如那位一样，也是“含泪劝告”，屁股稳稳的坐在强权一边，说些五毛党的话，周兄说其“疯狂”，表面化了，这样的精于计算的人，眼里只有利益好处，毫无是非观念，他又怎么会“疯狂”呢！

tian295

感谢大家如此热烈讨论。
　　
　　我觉得，日本问题、韩国问题，都是国人应该关注的问题。特别是胡总9月3日的讲话，真的实事求是，肯定了国民党军队八年抗战正面战场的功绩，歌颂了伟大的民族主义在浴血奋战中的意义，很受鼓舞－－我们终归会正面历史，当时，无论八路军、新四军，帽子上面都有青天白日徽，如果你不承认这个，又怎么能总结历史呢。国共兄弟之间，应该真正能“相逢一笑泯恩仇”，而不是和日本人来拉手。
　　二战期间，日本人是集体犯罪。现在，小犬政府能一直上台，可以见出，日本的右翼绝对不是“一小撮”，和台独份子一样，是“一大撮”。大家都读过书，知道日本政治和台湾省政治现状，选举出来的东东上台，不是一小撮人能得逞的。所以，对于日本和台湾省问题，真的不能掩耳盗铃，不能采取鸵鸟政策，不能绥靖主义，不能令人疑窦顿生的搞压制群众的声音，对日本，对台独，该硬的时候一定要硬，民族主义从来不会对政权造成伤害，国民参政意识是对国家最好的支持。
　　让大家谈谈国事，是最好的宣泄，总比“妄谈”国内腐败要正常的多，如果连高句丽归属问题、钓鱼岛问题等等都限制，何来民族主义，何来爱国主义。如今政府的对日强势态度，非常大得人心。国家之间，只有利益，绝对不要情绪化，绝对不要吃了人家几盘菜，收了几束花就头脑一热，扬言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你想，人家想吗。即使人家想，以后的资源这么短缺，大家会安静吗。
　　有几个朋友，去了趟日本，看见那里表面的光鲜和干净，佩服的不得了。还有留过学的一些人，对日本也是津津乐道，好像那里是秩序的化身。就连从前我工作银行的一天头头（还当过副市长），在日本读了几个月书，回来一口一个“人家日本”－－对，拿来主义很好，但是要有自尊。想想当年蔡锷，铮铮男儿，在日本治病，弥留之际，躺在病床上，听见日本飞机在空中演习、飞行，英雄忧心忡忡，说，日本以后肯定会为中国之大患！！！这，是什么样的境界！！！！日本的表面光鲜，掩盖不住倭人人中的龌龊；日本所谓的强大，中国英雄看见的只有对中华的威胁。
　　当然，愤青们嚷嚷以后到东京把小日本死啦死啦的，没有什么，不要大惊小怪，正常的宣泄，就许日本愤青往我们大使馆里面扔火把，为什么不许我们的年轻人愤怒一骂！以我本人讲，很简单，不买日本东西，有时，这看上去很傻，前几年，31.5万买辆帕傻特1.8T,完全可以买广州本田什么的，因为倭人的车省油、耐用、出厂地又近，但是，还是心中的民族主义在起作用，我宁可买帕傻特－－－虽然此车毛病多多，对油要求高（涡轮增压一定要97号），每年填进好多钱－－－但是，既便如此，也值，就是不让日本人赚钱。当然，嫣红MM会说，广州本田也是中国人干活啊，对中国工人也不差啊，但是，你也应该看到，日本人赚了多少钱走！！！
　　
　　 有时，有人会说，算了吧，大杀比，日本东西多好，多好用，就你那里装逼。不是装逼，如果大家都采取抵制的态度，起码日本人会尊敬我们很多。最好不要像上海人，为了所谓的吸引投资，给日本人修个独立的小区，如果把地圈上，再插上膏药旗，和TMD殖民地有什么区别！
　　罗罗嗦嗦，说了许多，只是一个意思，中国当自强，中国人当自强，要有最起码的民族意识，这样，才有可能实实在在做人。如果连自己的民族身份都模糊，总以世界主义者自居，动辄傻冒似的要国人放眼未来，这样，我们哪里还有未来，可能又一个甲午又在等待我们。此说，绝非危言耸听。

showcraft

看过一些此人的文字，觉得不过如此，包括曾与之抵牾的明月，功夫都是花过的，但浮躁装B等俯拾皆是，个人感觉在远在熊逸曹三等人之下。

姚宏越

记得不久前中央台放盖茨和巴菲特与哈佛大学学生的谈话，问及巴菲特如果给他一种能力,他想做什么，他只说了防止核的扩散.当时很是感慨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