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事情缘

再转一帖：

『关天茶舍』 [其他]趣话“汪晖被指抄袭事件”


作者：关不羽 提交日期：2010-4-7 16:22:00 访问：18087 回复：236  

   

　　不如“纸老虎”，不如孔已己——趣话“汪晖被指抄袭事件”
　　
　　
　　（上）不如“纸老虎”
　　
　　鲁迅学名家、“新左派”学者汪晖先生被指抄袭引发了热议，可是热得非常奇怪。
　　
　　首先是汪晖本人的反应，撂下了“希望学术界自己来澄清”，《反抗绝望》不是汪晖自己写的，而是“学术界自己”写的？相信组织的底气十足，事不关己的淡定从容，建议预备标准像一枚，以备将来。汪晖的底气十足，是有根据的。
　　
　　第一个出面挺汪的是北大名宿、鲁学泰斗级的钱理群先生，而且挺得相当卖力。钱先生承认了汪的文章是“学术不规范”不等于抄袭，同时又指出八十年代普遍“学术不规范”。这就不只是卖力了，索性连八十年代学术一起卖进去了。然而，“八十年代”还不至于遥远到需要考古，从学者名家的著作从初版到最新版的，市面上都看得到。当年初版中“不规范”的诚或有之，可是要信手摘录十几条显而易见的“不规范”倒也为难。而再版修订、补充后而规范者更多——本来，修订和补充就是著作再版的必修功课，“二十年前”绝计不成为理由。诸如汪作中“四个更改”的“梁启超”变“鲁迅”的“显而易见”，垂二十年之久、多次再版而不改，是有点儿神奇的。钱先生欲以“八十年代”的一代学术去殉了汪晖的令名，其情可悯、其心可鉴，道理上是不能赞同的。道理不透煽情凑，这是娱乐界的常态。钱先生借鉴于学术活动，也是与时具进了——他提出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侮辱绝不是战斗”，话是好话，感情也充沛。那么，我们看看鲁迅先生们是如何“战斗”的。
　　
　　摒弃抄袭是学术道德的基本底线，当然是学术活动的应有之义，也是学术活动中时有发生的。鲁迅就遭遇过陈源指责其名作《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鲁迅没有回避，更没有“相信组织的淡定”，而是长文回应道：“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虽然鲁氏文风素以尖锐激烈著称，却在面对学术道德的指责时却是完全平实坦诚、就事论事的。他坦诚第二篇是根据它的，几点意见及系图等等，毋宁说是低调得有点儿过头。以至于十年后盐谷氏著作译出后，胡适以亦敌亦友的身份要为他抱不平。当年陈源说“整大本的剽窃”显为不实夸大，而且鲁迅自认的那点儿“根据它的”其实也并不算剽窃。鲁迅面对学术道德的指责就是那么认真、坦诚而且自律甚严，他就是这么战斗的。而今日的汪晖、钱理群，一个是鲁迅名家，另一个也是鲁学名家——又如何呢？
　　
　　鲁迅所处的民国时代，真真切切是“学术普遍不规范”的时代——西方的现代学术规范尚不严谨，刚刚引入西式学术的中国更谈不上如何了。加之整体风气较为急进，民国学人一不小心、有意无意触及学术规范、学术道德“雷区”的不少，由此引发的话题也多。不妨说两条共赏。
　　
　　钱玄同窃师兄黄侃的稿本充讲义是则趣话。对此，不齿钱氏、视为叛师的黄侃有一个刻薄说法叫“一泡尿换来的”，意即是钱氏待其如厕时，拿了他的书稿。黄侃身后，有人拿此事调侃钱玄同，钱氏只纠正了“一泡尿”，说是恭恭敬敬登门送礼换来的。即以钱的无行无德，不至于仗着死无对证而抵赖，坦荡而温情。
　　
　　再有一则名公案，叶灵凤虽才华横溢，却年少轻狂，跟在“创造社”小政治家的后面攻击鲁迅。鲁迅也不客气，指出叶的板画“生吞比亚莱兹，活剥路谷虹儿”。那场争论多少都有些意气之争、无聊争执的味道，而且美术有不同于其他人文学术，临摹和抄袭的界定更含糊，且临摹也是美术训练和创作所允许的。鲁迅的批评多少有些苛责之嫌，说人家“纸老虎”云云就算不是侮辱，却也是过头话了。但叶灵风就算因此怨诽，也没请出自己的拜把子兄弟、美术界的名家徐悲鸿来证明不是抄袭，即使在三十年后他也很坦荡地承认自己对比亚莱兹的热爱与模仿。
　　
　　民国学人有颓废的、有放诞的、有尖刻的，遭遇话题事件热热闹闹、大报小报的笔仗、对骂、结怨、单挑的、捉对厮杀群殴的，可谓百态丛生，却罕有装死的、抵赖的、哭天抢地的、嘴硬蒙混的、“等”人帮腔的。草创阶段的种种失范诚或许有失风雅庄重，却也伴生着学人的朴直倔强、敢作敢当。“纸老虎”未必只有叶灵凤，然而总是有小老虎的架势，迎面扑来、虎虎生风。迅哥的“侮辱绝不是战斗”不是免战牌，更不是补窟窿的烂胶布、糊破窗的废报纸，而是堂堂正正直面挑战的檄文。而今日的汪晖、钱理群，一个是鲁迅名家，另一个也是鲁学名家——又如何呢？忸怩之态、做作之姿，迅哥是不要说了，不如“纸老虎”！
　　
　　（下）不如孔已己
　　
　　王彬彬发表对汪晖的质疑文章发表在国家级学术刊物上，当然是个学术事件。
　　本来，分辨抄袭是很单纯的“硬技术”——只涉及到文本辨析和规范认知。不要说王彬彬也是鲁学中人，名校的教授、博导，就是一个大学生也可以指出学者的抄袭问题。好比说，不是随便谁都可以和刘翔比跨栏的，但是随便一个电视机旁的田径迷都可以指出刘翔抢跑了、撞栏了。而且，“动机论”、“人品论”更无效——不管是盼望刘翔胜利者、还是盼望刘翔失败者，谁指出刘翔撞到了栏都是一样的。同理，无论观众是圣人佛陀，还是妖魔鬼怪，指出他撞到了栏也是一样的。而“挺汪”义士们是不大明白这个道理的，揣摩王的炒作动机，挖出王的素性不良，学术事件的后续讨论，学术性不多，娱乐性很强。跟踪此事，我常常怀疑终有一天是要挖出王彬彬五岁时就偸过苹果，或者被肉搜出他的裸照、二奶照、别墅豪宅、腐败烟之类的。即使有这么一天，我还是要说，王彬彬就算居心叵测、五毒俱全等等足该封杀、枪毙，但还是不能据此说明汪晖的没抄袭。因此，我总觉得挺汪者指责王彬彬动机不纯、水平不高、人品很差等等，大半都是无用功——无学术之用。他们乐此不疲，显然和学术无关。
　　
　　更有趣是，《南方周末》有学术版，报道这个学术事件引发大众舆论的关注，居然成了话题中的话题。又给了“挺汪”者一个奇特的辩护理由——媒体炒作迫害“新左派”。仿佛一沾“派”就无足观，话题便可解消，便不存在学术规范、抄袭与否的必要。这是个奇妙的解套法，却是孤陋已甚。
　　
　　学术者，公器也。学术事件见诸公共媒体，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学术越繁荣，公众的关注度越高，这是很正常的。民国时虽然国运不佳，但是学术的繁荣蔚为大观，大报小报争相报道，学人撰文、专栏应接不暇。争稿、争撰写人甚至可以形成事件。若学术事件见诸公共媒体，就是媒体炒作的逻辑可以成立，迅哥们不好意思写、不好意思发表，那汪晖、钱理群乃至同为鲁学中人的王彬彬可能没饭吃了。相反，公众舆论对学术事件、学术争论的不重视才是学界不振作、不繁荣的无言批评。报刊学术版不推动学术事件的公众关注，那还要它作甚？南周报道，完全正常。何况，“新左派”的学者批评别人时就不见报，按照他们的逻辑算不算炒作？“挺汪”者维护之心太急，枪法大乱，不顾首尾了。
　　
　　而指责对方是“派争”，便以为自己占领了道德高地，只是混淆视听的意淫罢了。学术有意见分歧而有派，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而且，也是学术越繁荣，学术派系越繁多，纵观民国学界，大大小小的“派”何其多？各种争论在“派”之间展开是很公开而常见的。意见之争还复杂些，抄袭与否的学术规范问题，更是与“派”无关。
　　
　　若鲁迅回应陈源的剽窃指责，是以“你是现代评论派的，你的指责是靠不住的”来回应，那真是丢人了——搞鲁学的又要没饭吃了，那样蛮横的小东西有什么研究价值？
　　
　　若叶灵凤回应鲁迅“你是珂勒惠支派的，所以你的指责是靠不住的”，那叶灵凤连“纸老虎”也不是，”流氓画家”中的“画家”该去掉了。
　　
　　“派”归“派”，事归事，民国学人是很清楚的。“派”焉能作挡箭牌？丢不起那人。难道非要验明正身是无党派，才有批评的权利吗？而且，涉及抄袭当然是个人行为、个人负责了。汪晖是“新左派”，但是证明了他抄袭就会株连其他“新左派”
　　吗？意见之争多多少少还有些“派”的效用，完全是个人学术规范的问题要“新左派”群情激奋作甚？
　　
　　其实，参照民国的标准，今日中国学术的“派”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民国学界的“派”是公开活动的，成型时往往更要公开发表个宣言体的文章宣示自己的存在。若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大概除了“新左派”之外还真数不出什么——别的资源见肘着襟也就不说了，宣示一下本派存在的文字是太难见光了，而“新左派”有。如此卓然的地位，却也有着些许尴尬。
　　
　　众所周知，“左派”曾在中国鼎盛一时，却不以合格的学者为主，而是以盛产“理论家”为著。王明、陈伯达、康生、文元、春桥等等，各领风骚若干年。“理论家”多了，自然看不起学者，且与学者为难。然而，他们确实式微了。“新左派”虽然皇皇贵胄，但是出“理论家”尚欠火候，只能在学者阵营里潜龙在渊。但这总要学术上有东西拿得出手，而且要“新”，免得露底和混同。因此，汪晖先生就很重要，据说是“安静”的学者汪晖算是能在社会公众面前为公众“扎台型”的学者了，所以哪怕只是单纯的个人学术规范问题也不可以碰。
　　
　　追根溯源，“派友”如此敏感想必是有道理的。其他民间约定俗成的什么“派”或许不至于死了张屠户便吃杂毛猪，“新左派”大概有这样的担忧。因此，他们把汪晖个人的学术规范问题上升为对本派的”围剿”，倒也不能算是“被迫害狂”发作——尽管他们是经常发作的，诸如被右派篡夺了《读书》的阵营什么的，只是这次是真的很有缘由的，所以围观者要谅解。
　　
　　我就很谅解、很理解，然而还是要说一句，过敏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问题还是要还原为本来面目——就是汪晖个人的学术规范问题，派不派的没什么关系。除非改写学术规范——诸如“新左派”的“学者”不受抄袭的指责，谁指责新左派学者抄袭就是自绝于劳动人民之类的。可是，现在还不行，所以还是要讲道理的。毕竟插着个“学者”的小旗，讲不清楚硬讲，也比不讲好——比如孔已己的名言“窃书不算偷”。孔已己并不否认自己“窃书”，也不去控诉“雅座里的长衫帮”污蔑自己窃书。窃了就认，事实判断上并不赖账，价值判断上或可诡辩——可以说窃书是为了更好传承“茴”字的几种写法啊、为了更好地为“短衫帮”普及文化啊，等等，故不能算偸。孔已己虽然木讷，若经过高等学府学士、硕士、博士的教育未必不能说出这些的。他是可惜了，没有生在好时代。以上，请挺汪的学人鉴之，尤其是嚷嚷着“派系”如何如何的朋友，那些东扯西扯、混淆视听的调调——不如孔已己。
　　
原文链接：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414893

三苗

汪晖有关《新青年》的历史论述的出处

□李葵  2010-4-9

本文来自[左岸文化网] http://www.eduww.com  版权归原著者所有.

近来网友VIVO通过网络搜索得出了汪晖抄袭的一条“铁证”，即王彬彬文提及的汪晖《反抗绝望》中一段话，出自李龙牧《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刊物——“新青年”》（载《新闻战线》1958年第1期，第56页）。2010年4月8日《南方周末》的相关文章亦将此条证据作为最为重要的一条。
《反抗绝望》这段话为（王彬彬所引河北教育2000年版第61—62页，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24-125页）：
《新青年》开始出版正是在袁世凯极力巩固其卖国统治，准备扮演帝制丑剧的时候。辛亥革命在人们心里点燃的短暂的虚妄的希望已经幻灭了，建立了四年的“中华民国”不仅没有真正走上富强之道，连“民国”的招牌都岌岌可危。于是，《新青年》的第一个结论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民主政治，还需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争取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性结论直接引导了“五四”知识者对思想文化的重视。袁世凯称帝前便已在提倡祭天祀孔，以便从思想体系上为帝制作张本；《新青年》在袁世凯称帝时发表的文章中也便开始具体地反对儒家的“三纲”和“忠、孝、节”等奴隶道德。1916年秋，保皇党康有为上书黎元洪、段其瑞，主张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新青年》便陆续发表了许多文章，从反对康有为扩大到对整个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复古逆流确与帝制复辟的阴谋有关，而更重要的是当时进步的思想界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即认为要想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便必须有一个思想革命，或者如当时所说的“国民性”改造，从而断言“伦理之觉悟为最后之觉悟”——从“中体西用”到“托古改制”，从政治革命到文化批判，“传统”的各个层面至此被想象为一种具有必然联系的整体而遭到彻底的否定，其标志便是普遍皇权与社会文化传统的内在关联得到深刻的揭示，而“中庸”的思想模式，“折中”、“公允” 的生活态度被激烈的、否定性的、整体观的思维模式所代替。

李龙牧《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刊物——“新青年”》的有关段落为：
“新青年”的开始出版正是在袁世凯极力巩固其卖国统治，准备扮演帝制丑剧，……辛亥革命在人们心里燃起的短期的虚妄的希望已经幻灭了，建立了四年的“中华民国”不仅没有真正走上富强之道，连“民国”的招牌都有岌岌不可保之势。……他们的第一个结论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还需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争取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国。
（《南方周末》编者注：此处跳过一自然段）
……袁世凯称帝前便已在提倡祭天祀孔，以便从思想体系上为帝制作张本；“新青年”在袁世凯称帝时发表的文章中也便开始具体地反对儒家的“三纲”和“忠、孝、节”等奴隶道德。1916年秋，保皇党康有为上书黎元洪、段祺瑞，主张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新青年”便陆续发表了许多文章，从反对康有为扩大到对整个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复古逆流确与帝制复辟的阴谋有密切的关系，而更重要的是当时进步的思想界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即认为要想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便必须有一个思想革命，或者如当时所说的“国民性”改造。

VIVO的结论是，“大段大段抄，基本一字不改，也不注出处，这是一个无法抵赖的证据。”
不过，VIVO的这一结论要完全成立，还需要如下条件：供网络搜索的资料库已经穷尽了所有相关材料，而且汪晖并没有征引其中任何一种有关材料。
高科技搜索是否能够完全取代传统的阅读考索，只需简单地搜索即可“断案”？搜索结果是否足以穷尽所有资料和所有可能性？并非如此。
本来受过现代文学专业训练的人会比较容易想到汪晖写这段文字时所参考的资料，笔者以为清者自清，也懒得指出这一出处。不过遗憾的是，像肖鹰等不少学者或者媒体言论作者都把这条材料作为论述的基础，4月8日《南方周末》似乎也跟着信了这一高科技搜索的“成果”，这里也就说说这一出处。其实高科技搜索远没有达到穷尽一切的水准，《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三联书店，1978年版）对《新青年》杂志的介绍也包括这些文字。
李龙牧的文章《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刊物——“新青年”》实际上就是《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一集上册中关于《新青年》刊物的说明部分。（附《新青年》说明部分前4页的照片，可与vivo发的李龙牧文章相对照。）这种“集体创作”（或者说无名的）的资料汇编在当年比较多见。虽然《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的编者说明中指出，“本集论述和介绍‘新青年’的文章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李龙牧同志写的，曾发表在‘新闻战线’上，现经作者同意收入本书”，但这类资料汇编为集体创作的整体面貌，使得这类细微的提醒并不为人所注意，它仍然被看作集体智慧的结晶。
前段时间笔者查了汪晖的博士论文，他在“参考文献”中给出了《五四时期期刊介绍》这一现代文学专业学生的必读资料。这应该是被指抄袭李龙牧的一段文字的真正出处。
由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反抗绝望》的时候，要求删掉全部参考书目，后来再版时参考文献的编排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因此这一出处不容易为外专业的人士了解。关于参考文献编排的变化，汪晖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重印该书时“主要参考书目”的“注”中已指出：“本书初版时，应出版社要求，删去了全部参考书目。现在这份书目是重新编定的。”如钟彪的文章所言，“在今天，出版社提出这样的要求是难以想象的，但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这却是常态。”
从汪晖的原始博士论文后所附的参考文献已经标明此书来看，他征引的并不是《新闻战线》1958年第1期所刊的李龙牧文章，而是这本《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中的文章。（附汪晖博士论文“参考文献”的照片）

汪晖在这一段没有直接给出引自《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的脚注。但这是否就等于现在的规范所说的“抄袭”？恐怕得考虑有普遍共识的（背景性的）历史叙述的征引问题。
严家炎先生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曾专门分析过这段话是否如王彬彬所认为是“偷意”：
说实话，我读王彬彬先生文章时，心里还曾有过一点疑惑：就是汪晖会抄袭林毓生“全盘反传统”的说法？我也觉得很奇怪。《新青年》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就号召青年们要学孔子、墨子那种人生态度，这样的刊物会全盘否定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吗？后来康有为的孔教会写了《致总统总理书》，要求将孔教列入民国时代的《宪法》以配合君主制度的复辟，《新青年》才批判“三纲”，批判孔教，这也叫全盘反传统吗？汪晖阅读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可以自己得出结论，未必完全脱胎于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
严家炎认为汪晖阅读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可以自己得出结论，也就是说，在严家炎看来，得出这些结论并不难。这一看法提示我们，这种历史论述（特别是作为背景陈述的历史论述）其实是当时的一种共识，大家对这些事件的看法趋同。由于阅读《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之类的资料丛编至今仍是现代文学专业学生的基础训练功课，其中所述内容更容易成为读者的历史共识。
在1980年代，使用这类有共识的历史资料或者介绍性文字作为论文的背景性论述，并无大错。当这些历史资料来自于“集体创作”（或者说无名的）资料汇编的时候，出处的引注也很容易被忽略或遗忘。
当然也可以反驳说，为什么2000年版和2008年版没按照现在的规范改过来？这种情况其实容易理解，因为它是基本历史训练所提供的常识和共识，实在过于普通和常见，在事隔多年之后，同样容易被忽略和忘记。不过在此次“免费”模式的对《反抗绝望》的网络编辑运动之后，汪晖或者出版社不妨欣然接纳，加以补注。
从这一出处问题的考索来看，虽然今天的网络搜索提供了很多便利，但阅读原始文献和不同版本、了解现代文学专业的基本训练要求还是有必要的，否则容易造成“冤假错案”。





注：该处有相关书影。

李大兴

三苗老弟，抄袭就是抄袭，不管是从哪儿抄的。我看李葵“了解现代文学专业的基本训练要求还是有必要的”，否则他还以为现代文学专业的基本训练要求就是抄得不露痕迹呢。
现在看来，了解书名和外语，比汪还要强多了。

三苗

我不管汪做什么，只负责转些资料。法庭上的嫌疑犯也有辩护的权利吧。

周泽雄

抄袭，对任何一位写作者来说，都是行业禁忌。写作者不是因为慑于法律，才放弃抄袭的，而是写作本身的职业尊严，决定了抄袭的可耻。所以，把明显的抄袭归因于学术失范，实在太过苍白。像梁冠鲁戴这种事，假如作者无意抄袭，不管是否加注，都是一定要在正文里特别说明的（比如加上一句“我觉得某某针对甲的那段评论，用在乙身上同样适合”），否则就是乖悖之举。

童志刚

关于“梁冠鲁戴”这个最确凿的抄袭证据，我仍坚定地认可59楼的解释：汪晖如果决意抄袭，又如何会把“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46页”的注脚放在后面，想自杀也没这么渴望死得毫无尊严的吧？

滔滔孟夏

抄袭这个问题既简单又不简单。
余英时曾经撰文批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抄袭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中的材料，这让一些人不理解，因为他们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后来汪荣祖说到钱穆抄袭梁启超的时候，用语缓和得多：”钱氏在论述这些先驱时，也颇袭用梁氏原语，或转引梁氏引文，小传抄袭梁书之处尤多，最明显的莫若船山传略有曰：‘其遗书，得七十七种，二百五十卷，此外未刻及佚者犹多’，仅改易任公所记‘佚者不少’为‘佚者犹多’。然而梁氏误记卷数，钱穆照抄而未查书，故而沿误。。吾国传统文士，转录前人之书，习以为常，未必能以现代西方规范论之，然钱氏仅言与梁氏之异，而不及其同，不得不表出之也。“（汪荣祖《史学九章》152－153页）

tian295

汪晖事件，不必拉扯时代

2010-04-09 南方都市报 郑也夫
　　社会风气不能成为开脱和宽恕一个人违规行为的理由

　　多年来我是中国足球的少数重磅攻击手之一。但我说过多次，中国学术界比足球界好不了多少，不同的是足球曝光于大众，学界少为人知。我想，但凡有良心的学人都会承认，学界的剽窃、腐败、骗取?滥用研究基金，已经铺天盖地。有人捅出汪晖的事情，好得很。事情终将水落石出，汪晖不会被冤枉的。而汪晖是迄今为止被怀疑抄袭的人中名气最大的，以此引发关于抄袭的讨论，促进对抄袭的打击和自律，善莫大焉。

　　每当朋友们为一些尚未知晓却即将揭锅的事情争得不可开交时，我就说：都这么自信就下注嘛，空说无益。没信心敢下注吗？反过来，注都下了，还吐沫星子乱溅做甚？我以为，当一个人指称某人剽窃时，他是“下了注”的。人家剽窃与否，岂能他一人说了算，当事人如果没有剽窃，能善罢甘休吗？而如果最终剽窃不成立，胡言者必将名誉扫地，沦为笑柄。

　　按照这番道理，可以说为汪晖辩护的钱理群等人也是“下了注”的，辩护不成也将丢死人的，且有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之嫌。既然王彬彬、钱理群、孙郁，都下了注，还说什么呢？我要说的是，钱、孙下注前草率、愚蠢、不可理喻。在判断剽窃时，正方和反方是信息不对称的。对学术著作而言，论证未剽窃，要比论证剽窃难得多。抓到了一个靠谱的证据就可以定论剽窃，而将一本书读了10遍，也难以完成“没有剽窃”的论证。因为你无法搞清未做注的每句话的真实由来。作为第三者，你能做的其实是消极的、后发的，充其量是推翻他人提出的剽窃根据，极难主动完成某作品清白无欺的论证。即使心里断定不是剽窃，也该静观事态，或促进甄别及早开始。这倒好，钱同志对王彬彬的文章还未读完、手头又没有汪晖的书，就敢“下注”。汪晖事件对学界的贡献必将很大，并且贡献已经开始了，它教育我们：对指称剽窃的人要增加尊重，他下注了，若无胜算必是勇气可嘉；辩护则最好具体一点，比如指出某条证据不成立，“全面判定”当三思后行。

　　汪晖事件中，认为不是剽窃、只是学术规范问题的几位学者，都提到了20年前中国学术界普遍不够规范，来为汪晖辩护。比如钱理群说：“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这些文字在引用他人观点时，注释做得可能确实不够严格，但这需要考虑到当年的学术规范远不如现在严格，在当时看来，只要大致标注出你引用了哪些资料就可以，不像现在，每引用一句话都得加引号。”葛剑雄说：“这有历史的原因，如老一代学者往往只注意成果本身的先进性，学术规范方面要求不严。”

　　一方面，我不同意社会风气可以开脱和宽恕一个人的违规行为。上个时代的人都经历过人祸导致的大灾荒，那时城市中扒手颇多，但扒手落网惩治并不从轻，有因假造粮票而服刑多年者。另一方面，上述言论辐辏起来，给年轻人一个印象：上个时代学术不规范，汪晖的问题在今天是问题，在当时很普遍，上代人的论文都是这么做的。我认为这是对那个时代的歪曲。尽可能忠实地向下一代讲述上个时代的面貌，是上一代人的责任。

　　违心言论和抄袭都是欺骗，但抄袭违反了游戏规则

　　反对剽窃和杜绝抄袭是最大的学术规范，而论文格式不过是小的规范。在小辨范上面，那个时代和今天有差异。比如现在的参考书目要按照作者汉语拼音和英文字母顺序排列，那时不太讲排列顺序，这给读者搜寻增加了困难。但就大的规范，比如引文要加注来说，上个时代的学界绝非不讲究。那个时代学界的主要特征和社会一样，是意识形态管束下，思想倾向上主动或被动地伪装，而非抄袭这样的作伪。且以我的个案来说明。

　　我是1979级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硕士生，导师赵复三先生。1982年论文答辩，题目是“杜尔凯姆和韦伯的宗教社会学”。这题目是在赵老师几次否定了我的选题后———我读过英国清教徒的书想写相关论文，被斥为“炒冷饭”；读过关于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的一本洋书想写教会大学，更是无理由地被拒绝，我猜想那是他的专利———我的第三个选题被他认可。他的要求是，不许做前人(指中国学者)做过的题目。而当时韦伯的著作和杜尔凯姆的宗教论述都没有任何中译本，也没有任何人评述过。

　　答辩委员会主席是人类学老前辈杨堃先生。人类学界有个传说，周恩来年轻未婚时追过杨先生的妻子，但是她选择了学究而非革命家。(上世纪)60年代杨堃夫妇以右派的身份带罪工作于云南，周恩来顺路去看望过他们。

　　我第一次去杨先生家是将论文当面呈送，并请他出任答辩委员会主席。第二次去他家，是通告答辩时间地址。一见面，杨先生几句寒暄后，直率地发问：杜尔凯姆和马克思的思想没有直接的关联，为什么论文中一再批判杜尔凯姆的反马克思倾向？我别无选择，直率交底：这不是我的思想，是导师一定要我这么做的。杨先生大不以为然：“学生要服从道理而非老师，学生和导师可以争论嘛，有不同意见可以答辩会上见嘛，还有其他专家呢。”我说：“导师对我说过———如果你坚持对资产阶级学者不持批判态度，我不再继续带你。”我确实以为，如果和导师彻底闹翻，不会有人接替赵先生作我的导师，我将毕不了业。这些未说给杨先生。杨先生虽对此不快，还是接受了-本-文-来-源-于-千-里-马-学-术-导-航-答辩会的安排。近日重读自己29年前的论文，仍然汗颜其政治正确的包装。很久以后，我也渐渐可以体会到赵复三老师的心境。我无从知道他的真实思想，但我想以他的身份，他当时至少是极不愿意让人们看到他的学生论文中的自由化倾向。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征，虽然我不认为我有理由给自己解脱。

　　杨先生没有宽恕饼我的妥协，尽避答辩会上我的答辩发言刚结束，评委们还没有商议，他就说话了：论文难度很大，我同意授予硕士学位，祝贺你。言毕站起来和我握手。大家都看呆了，因为老先生的话说早了。我做赵先生学生三年，磕磕绊绊，一直关系紧张。我曾私下申请并获美国某大学全奖，最终未获放行，还加深了师生隔阂。答辩会结束时他说：“一日为师，终生为友”，令我震惊和感动。想来他当时心情很好，我的论文政治正确上达到他的标准，学术水准上又受到杨老前辈的夸奖。其实在选题上我不都同意赵先生的原则，但一直感谢他逼我走向的归宿。我对历史和新学都有兴趣。但是嗅觉较好而记忆力很差，决定了我不宜搞历史，适合追踪新思潮。赵先生关键时刻，驱我走上适合我的路径。1989年之后他客居美国，无缘一面。
  
    我特别想说的是，那个时代的很多言论是违心的。严格意义上说，违心的言论和抄袭一样是欺骗。之所以前者极少受到追究，是游戏规则使然。而之所以后者有规则而前者没有，是因为前者的欺骗限于读者(往往无从判断作者所言是否真心)和自己，后者还欺骗和掠夺了某位作者。一个作者受到的损失比读者更具体，更物化，更生纠纷，所以才有了规则。就是说，时代有时代的问题，我有我的问题，但是我的不实和汪晖被指认的不实不同———我没有触犯某项规则，那个时代的主要问题也不似钱理群等所言。学术在意识形态下面的挣扎和妥协，才是那个时代的特征。

　　不规范不是那个时代学术界的特征

　　接下来就从我的个案谈学术规范问题。我的论文开列了50种参考书，其中英文著作22种。我和导师赵先生接触太少(三年中一共见过10次面吧)，我一直认为他对我有偏见和严重误会。开学和三位新生见第一面，他单独和我谈了三分钟，说三个学生中你的底子最薄，要格外努力。我内心不服，问：薄在什么地方？他说文史。何光沪总分第一，但我是世界史考试第一名啊，除了考试，他对我们三人尚无了解，我当即明白他搞错了人。这误会无从捅破，也没必要，我努力就是了。看了我的论文他很吃惊，特别是惊异22本英文原著。在学生面前他一向冷面、脾气大，但声音从不高亢。他低声也是厉声地说：这22本书，每本都写出几百字的简介，主要章节都要涉及。这些书来自多家图书馆：北图、科学院图书馆、社科院宗教所图书馆、社科院社会学所图书馆，等等。书早就还了。只好一本本重新借出来，写简介，附在论文后面的参考书目中。两位同窗何光沪、单光鼐都骂我惹出麻烦，他们的论文也要增加这一项目。如果有一本写不出简介，赵先生几乎一定会修理我的。

　　其实赵先生不是学院派。他早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以后一直为我党做宗教工作、统战工作、安全工作，乃至官拜社科院副院长。他尚且如此要求学术规范，遑论地道的学院派。我做过首师大中世纪西方历史教授戚国淦先生私淑弟子一年，清楚地记着他的一句话：希望自己的博士生的毕业论文中参考一百本外文书，做五百个注。我们那时代做学生的多是以论文中参考书目多些、做注多为荣耀，而不是读过了掖着藏着，引用却不做注。旧时代江湖中，红帮是“准赖不准充”，青帮是“准充不准赖”。这话移植到学术界，“赖”就是引用了不承认，“充”就是没读过装读过(往往是转引)，赖要比充严重得多，因为它是侵权。

　　我感觉，上个时代中，“赖”———该做注却不做，不是那个时代学界的特征。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那个时代信息少，一个狭小领域的研究，抄袭穿帮的可能较大。其二，那个时代读研究生的人少，他们中相当比例的人要做学者，不是毕业即从政下海，而是终生留守学界，所以会追求长线效益。其三，我不愿说那时代人的道德高尚，因为道德太过复杂，我想说那时的人心眼死，也较少见到抄袭成功的示范。一句话，关于上个时代学界的特征，我不同意汪晖辩护者的说法。

　　社会风气毕竟相通，我们不妨做个类比和联想：中国的假冒伪劣兴起和盛行于何时？是80年代吗？我大不以为然。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毛病，比如我前面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强约束———今天仍然存在，但毕竟今天介绍西方思想时，导师不会逼迫你批判当先。但其特征不是假冒，不是抄袭。微观而言，别以为过来人都有汪晖的不做注的问题。宏观而言，不要以为那是一个假冒、剽窃、抄袭的年代。我的感觉是：90年代后，特别是世纪之交以来，抄袭才愈演愈烈；在这方面，学界与社会同步。

　　如此就有架吵了。钱理群和葛剑雄说，那个时代学术不规范。我说：不规范不是那个时代学术界的特征。我的个案说明问题吗？个案不可能一点不反映总体，但个案毕竟不能代表总体，想概括和比较两个时代学术界的特征谈何容易。所以我建议双方都退一步，谁也别武断地坚持自己对上个时代学术界特征的看法。比较两个时代学术界的抄袭现象的严重程度，确实是认识抄袭演化的一个独特视角。有心人大可从两个时代的毕业论文中抽样、甄别和比较。而汪晖事件，不必拉扯时代。


   


本文来源于[千里马学术导航 http://www.19111010.cn/]转载请以链接形式注明出处 原文参考：http://www.19111010.cn/73610.html

童志刚

郑也夫说：“我是1979级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硕士生，导师赵复三先生。1982年论文答辩，题目是“杜尔凯姆和韦伯的宗教社会学”。……而当时韦伯的著作和杜尔凯姆的宗教论述都没有任何中译本，也没有任何人评述过。”

说法不够准确。台/湾在上世纪70年代已经出版过张汉裕翻译的《基督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协志丛书 台北一九七四），可能是节译，但不好认定说“没有任何中译本”这样的话。

金秋

我不认为汪晖的行为属于抄袭。理由是：他的作品写于80年代，而我们国家的《著作权法》是90年代才开始实施的，抄袭是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一个连何为著作权都没有规定的年代，谈何侵犯？我认为在《著作权法》实施之前出现的所谓抄袭行为不应该按照该法实施之后来追究，因为“法律效力不溯及既往”，就是指该法律对在其生效之前发生的行为不具有拘束力。如果 “法律效力溯及既往”，那就很可能乱套，比如，那个年代很多出版物是不署作者名的，我们看的电影《地雷战》、《地道战》以及八个样板戏等好像连演职员表都没有，你能号召让这些人都来起诉出版社或者电影制片厂侵权了么？
至于汪晖的作品一直在再版，我认为这个也不是追究其抄袭的理由，因为再版可以保留原作品的完整性，也可以不保留，这个完全取决于原作者，其他人是无权干涉的。

魏邦良

汪晖 列入清华大学2010年“政府特殊津贴”推荐名单




清华大学2010年“政府特殊津贴”推荐名单公示
http://info.tsinghua.edu.cn/view/htm/2010tsjt.doc
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开展2010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选拔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函[2010]33号）的要求和教育部《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10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选拔推荐工作的通知》（教人厅函[2010]8号）的部署，我校2010年政府特殊津贴推荐名额为11名。经院系推荐，学校讨论通过，推荐名单现予以公示：

环境系 黄霞
精仪系 雒建斌
热能系 姜培学
电子系 陆建华
工物系 唐传祥
化学系 李艳梅
生命学院 谢道昕
人文学院 汪晖
美术学院 李当岐
医学院 孙方霖
校机关 张凤昌

公示期：2010年4月13日至2010年4月19日。
对推荐上述同志的有关意见，可在公示期内通过来电、来信和来访等形式向人事处反映，反映情况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具体真实，以便调查核实。

公示期间设立联系电话：62782920（人事处师资办）
联系信箱: [email protected]

清华大学人事处
2010年4月13日

eric

自己去读一下那本书，再来评论会比较好一点。

心中有刀

自己去读一下那本书，再来评论会比较好一点。
eric 发表于 2010-4-15 17:15

不够，还要再读那些很可能被汪晖抄袭的书，才能确认汪晖是不抄了。

老木匠

猖獗的欺诈伤害了中国科研的雄心

美联社 4月11日

Gillian Wong

（clark翻译）

（中国柳州）当中国的教授们要写研究论文评用来职称的时候，很多都会求助于卢克谦这样的人。

在一间狭小简陋的卧室里，以前也是学校老师的卢克谦正在他的笔记本电脑上工作——给教授、学生、政府官员和任何愿意付费的人代写论文，一般300块左右一篇。

“我的观点是为其他人写论文并没有什么错，”他说，“人都有需要其他人帮助的时候，即使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和邓小平也需要代笔。”

代写、剽窃和结果造假在中国学术界是如此猖獗，以至于一些专家忧虑这会妨害中国为了成为科学领导所付出的努力。

共产党当局把科学视为中国现代化中的关键，而且近日要求今年用于科学技术的政府开支增长8%，达到1630亿元。

有报告表明中国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国营媒体最近都在为此欢呼雀跃，但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经得起检验。十一月，一份英国期刊一次性撤消了来自中国高校的七十篇论文，认定这些都出自两位主要作者的论文都属编造。

“在中国学术欺诈、学术不端行为和违反科学伦理很常见，”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如是说。“这是个大问题。”

批评者将此归罪于无力的惩罚和基于论文数量而非质量的奖励系统。

Dan Ben-Canaan对于剽窃非常熟悉。

这位以色列教授曾在位于中国东北哈尔滨市的黑龙江大学执教九年。2008年一位同事向他索要他的一篇关于一个犹太音乐家1933年在日据哈尔滨被绑架的论文。

“他竟敢在我组织的一个会议上将这篇论文作为自己的文章提交，”Ben-Canaan说。“无耻至极！”

在另一起事件中，他把自己写的一些材料交给了一位来自鼎鼎大名的中国社科院的研究人员。他说当他收到一本这位研究员的著作时完全被震惊了——这本书几乎就是他所提供的材料的复制和翻译，却连一个字的感谢都没有。

发表论文的压力已经掀起了代写的高潮。来自武汉大学沈阳教授的一项研究表明，去年在中国论文代写的费用将近十亿，五倍于2007年的数据。

在柳州这个南方工业城市当中，卢克谦的公司就是提供这种服务的公司中的一家。他的“卢克学术中心”有其引以为豪的团队——由20到30个研究生、教授组成，所涉专业从计算机技术一直到军事领域。

58岁的中共党员卢克谦在网上通过聊天软件接洽顾客，其中大多数是急于晋升的学院教授和四处寻求帮助写论文的学生。他说，有一次，有一个班级的十个学生集体请求为他们代写论文。

“自己独立地做任何事情，理论上有可能，但实际上非常难，所以一个人总需要一些帮助。”卢说。“我就是这么看的，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甚至在卖论文的生意中，还是存在欺骗。武汉大学的研究发现，2007年所买卖的论文当中超过70%都是剽窃来的。

去年早些时候，网民发现安徽农业大学副校长在多达20篇论文中存在剽窃行为。学校将其撤职却还允许其继续执教。

同年六月份，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被指博士论文40%剽窃而来。

而今年三月，中国青年报报道一篇1997年的医学论文在过去的十年当中被反复抄袭。该报道说，两个学生用抄袭侦测软件发现至少来自16家机构的25人从中抄袭，随着调查的继续，更多的医生将会被点名。

方是民（方舟子），一位独立的欺诈揭露者，说他和网民每年都要揭露并在
“新语丝网站”上公布一百起左右的学术欺诈案件。

“最常见的就是剽窃和夸大个人学术成就，”方说。

被英国杂志撤消的论文来自于华中地区的井冈山大学的研究人员。该杂志的编辑们还在检查来自同一学校的其他论文，并说将来还有更多的撤消。给这些论文的两位主要作者钟华和刘涛打电话、发电子邮件都没有得到回复。与该校的其他研究人员联系，也没有得到回应。

那本杂志，《晶体学报（E）》，发表晶体结构方面的新发现，大多数来自中规中矩的中国的研究。

“中国作者已经向《晶体学报（E）》提交了数以千计的高质量的结构，这代表了对科学的重要贡献，”Peter Strickland在电子邮件中写到。他是国际晶体学联合会下属杂志的执行编辑，《学报（E）》正是其中之一。他说这是第一次在联合会所有的杂志中都发现了造假的论文。

俄勒冈大学中国科学政策方面的专家Richard P. Suttmeier说这些问题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中国在科研体系现代化方面的努力，当时研究的问责和评估制度还很薄弱。

在试图找到现成的成就评价标准过程中，中国模仿了西方的实践，开始注重高质量的发表，但结果好坏参半。

Suttmeier说，这些问题可能会伤害中国成为全球研究领导的雄心。

“我怀疑非华裔科学家会很少有兴趣和处于一种学术不端行为流行的文化之中的中国同事合作。”他说。

上个月，教育部发布了组建包含35名成员的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见。而且在一份对相关问题的传真回复中，教育部表示它已经要求各高校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

北京大学的院长饶毅仍然表示怀疑。

政府各部门乐于资助研究，但都不愿意监督，他说。“当局都不愿意扮黑脸。”

美联社调查员Xi Yue对此文有贡献。

网站：
卢克学术中心：http://www.luke99.com
新语丝：http://www.xys.org


Rampant cheating hurts China's research ambitions

By GILLIAN WONG, Associated Press Writer – Sun Apr 11, 12:49 am ETLIUZHOU, China – When professors in China need to author research papers to get promoted, many turn to people like Lu Keqian.

Working on his laptop in a cramped spare bedroom, the former oolteacher ghostwrites for professors, students, government offices— anyone willing to pay his fee, typically about 300 yuan ($45).

"My opinion is that writing papers for someone else is not wrong," he said. "There will always be a time when one needs help from others.

Even our great leaders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 needed help writing."

Ghostwriting, plagiarizing or faking results is so rampant in Chinese academia that some experts worry it could hinder China's efforts to become a leader in science.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views science as critical to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the latest calls for government spending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grow by 8 percent to 163 billion yuan ($24 billion) this year.

State-run media recently exulted over reports that China publishes more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than any except the U.S. But not all the research stands up to scrutiny. In December, a British journal retracted 70 papers from a Chinese university, all by the same two lead scientists, saying the work had been fabricated.

"Academic fraud, misconduct and ethical violations are very common in China," said professor Rao Yi, dean of the life sciences school at Peking University in the capital. "It is a big problem."

Critics blame weak penalties and a system that bases faculty promotions and bonuses on number, rather than quality, of papers published.

Dan Ben-Canaan is familiar with plagiarism.

The Israeli professor has been teaching for nine years at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in the northeastern city of Harbin. A colleague approached him in 2008 for a paper he wrote about the kidnapping and murder of a Jewish musician in Harbin in 1933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He had the audacity to present it as his own paper at a conference that I organized," Ben-Canaan said. "Without any shame!"

In a separate case, he gave material he had written to a researcher at the prestigiou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e said he was shocked to receive a book by the academic that was mostly a copy and translation of the material Ben-Canaan had provided — without any attribution.

The pressure to publish has created a ghostwriting boom. Nearly 1 billion yuan (more than $145 million) was spent on academic papers in China last year, up fivefold from 2007, a study by Wuhan University professor Shen Yang showed.

One company providing such a service is Lu's, in Liuzhou, a southern industrial city. His Lu Ke Academic Center boasts a network of 20 to 30 graduate students and professors whose specialties range from computer technology to military affairs.

Lu, a 58-year-old Communist Party member, is approached by clients through Internet chat programs. Most are college professors seeking promotions and students seeking help on theses. Once, 10 students from the same college class put in a collective request for him to write their papers, he said.

"Doing everything on your own, independently, should be possible in theory, but in reality it is quite difficult and one will always need some help," Lu said. "This is how I see it. I don't know if it is right."

Even in the business of selling research papers, there are cheats.

Among the papers bought and sold in 2007, more than 70 percent were plagiarized, the Wuhan study found.

Early last year, Internet users found that the deputy principal of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d committed plagiarism in as many as 20 papers. The university removed him from his post but allowed him to continue teaching.

In June, the principal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Guangzhou was accused of plagiarizing at least 40 percent of his doctoral thesis from another paper.

And in March, the state-run China Youth Daily reported a 1997 medical paper had been plagiarized repeatedly over the past decade. At least 25 people from 16 organizations copied from the work, and more doctors are expected to be named as the investigation by two students using plagiarism-detecting software continues, the report said.

Fang Shimin, an independent investigator of fraud, said he and his volunteers expose about a hundred cases every year, publicizing them on a Web site titled "New Threads."

"The most common ones are plagiarism and exaggerating academic achievement," Fang said.
The papers retracted by the British journal came from researchers at Jinggangshan University in southeastern China. The editors are checking other papers from the same institution, and say more retractions are expected. Calls and e-mails sent to Zhong Hua and Liu Tao, the two researchers named as lead authors of the papers, were unanswered. Other researchers contacted at the university too did not respond.

The journal, Acta Crystallographica Section E, publishes discoveries of new crystal structures, much of it from legitimate Chinese research.

"Chinese authors have submitted thousands of high quality structures to Acta E, which represent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science," wrote Peter Strickland, managing editor of Journ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Crystallography, which owns Acta E, in an e-mail.

He said it was the first time fraudulent papers had been found in any of the journals.

Richard P. Suttmeier, an expert in Chinese science policy at the University of Oregon, said the problems can be traced to China's efforts to modernize its science system in the 1980s and early 1990s when research accountability and evaluation were still weak.

In trying to find ready measures of achievement, China emulatedWestern practices and began to focus on high-quality publications, but with mixed results, he said.

The problems could hurt the country's ambition of becoming a global leader in research, Suttmeier said.

"I suspect there will be less appetite for non-Chinese scientists to collaborate with Chinese colleagues who are operating in a culture of misconduct," he said.

Last month the Education Ministry released guidelines for forming a 35-member watchdog committee. Also, in a faxed reply to questions, it said it has asked universities to get tough.

Rao, the Peking University dean, remains skeptical.

Government ministries are happy to fund research but not to police it, he said. "The authorities don't want to be the bad guy."
___
Associated Press researcher Xi Yue contributed to this report.
___
On the Net:
Lu Ke Academic Center: http://www.luke99.com
New Threads: http://www.xys.org/

(XYS20100413)

三苗

媒体暴力与学术独立
——关于一起媒体公共事件的备忘录

□        魏行
http://www.eduww.com/Article/201004/27357.html
  
一，《南方周末》的“有罪”预设与合法性问题

《南方周末》3月25日以罕见的跨版形式转发王彬彬的长文，指控汪晖《反抗绝望》一书存在严重抄袭。此文一出，随即在网络上引爆了长时间激烈的辩驳，一直到4月8日，战火并未停息，《南方周末》却再次以超长篇幅发表项义华的《规范的缺失与自我的迷失》一文，并配发了网民对《反抗绝望》的调查材料，以及关于此次事件的不同声音。这可以看成是该报对网络论辩的一个回应，也是挑战。的确，深谙媒体之道的《南方周末》成功地利用了媒体议题设置的功能，完成了对一位学者的有罪推论，也成为一起媒体以暴力干涉学术的特殊而罕见的案例，值得解剖。笔者关注网络媒体公共事件的发生，对于这次事件，也一直进行追踪、观察与思考。这里，结合田野观察，对《南方周末》此次进行的议程设置过程和方法做一个基本描述，帮助大家厘清问题。
    先从一个有意味的现象开始。项义华的文章首先承认了王彬彬一文具有偏颇之处，“从王彬彬一文所举例证来看，汪著涉嫌抄袭的部分似乎并不很多，有些地方似乎也比较难以定性”。
在王彬彬一文发表之后，署名“钟彪”的网络文章和三联编辑舒炜的文章，驳斥了王文在证据上的作假。从网络上网民上传的大量汪晖一书的截图来看，王彬彬一文的最大“偏颇”之处，恰恰是无法辩护的作假，有玩弄证据之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列文森的问题，王文其实是故意抹杀汪晖的注脚。这是豆瓣读书3月29日“面向大海”网民在题为“为什么王彬彬摘录时会漏掉了一个重要注释？”里的质疑：
被王文列为汪文抄袭铁证的例句是：汪的论著中将“梁”换“鲁”。王文摘了汪著作Ｐ134的这一段话：“鲁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
    查查汪晖的原文，这段话后面紧跟着有一个注释：“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第46页”。既然汪先生自己都已经明白告诉大家，可以看看列氏著作的46页，又怎么能说“汪晖只把勒文森的‘梁启超’换成‘鲁迅’,其他便‘几乎’是原原本本地抄录勒文森”呢？说不准王先生自己也是看了汪的注释才找到列文森书中46页的那段话。
    还有，在Ｐ90,汪在分析梁鲁“同一性”时，已经清楚标出“参见”勒文森这书的注释。可以读读汪的原文。
不知为什么王的文章摘录时会漏掉了这个注释，让许多网友凭此直接判断汪就是抄袭。为什么漏了？是不小心还是在证据上做手脚？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0534897/）
    其实，3月28日在闲闲书话，网民“麦香抄手”在王彬彬长文的跟帖中，就已经用大量的截图反驳了王文的证据，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books/1/132085.shtml 。此后，有关列文森问题的截图被广泛传播在豆瓣读书、闲闲书话和关天茶社这三个论辩最激烈的地方。因此，这里的网民们对《南方周末》和王彬彬一文产生了强烈的质疑。在关天茶社，网民“诗人小郑”在题为“王彬彬与《南方周末》，因对汪晖的恶意污蔑，必须向全国公开道歉！”的帖子中说：
　　我诗人小郑光明磊落，但是特别恨别人骗我、耍我。刚刚我才发现，被王彬彬骗了。王彬彬批评汪晖的文章，其实只有一条证据非常过硬，就是汪晖说鲁迅的文化改造是“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
　　3月25日那天，我就是看了新闻报道中对这段的引文，才心里对汪晖有很大鄙夷。后来4月3号，我才看到王彬彬的全文，这才认识到王彬彬是在大题小作。《南方周末》是在肆意攻击。
　　而直到今天，也就是4月7日，我才在天涯看到某网友贴上的《反抗绝望》的影音（印）书页，我发现在这条汪晖说鲁迅的文化改造是“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汪晖竟然已经加了注！注解是“列文森《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第46页”！
　　汪晖都加了注解了，怎么你王彬彬还在那犬吠呢？
　　我诗人小郑从来没骂过人，今天我破例下“王彬彬，你×××”,“《南方周末》，你×××”。这个世界到底还有没有天理！！！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网民心态。即便是在网络上铁杆“倒汪”派的网民vivo（该网民被南周作为网民搜查“抄袭”证据的主要角色）也认为：
    就像Dasha所言，如果仔细考察王彬彬的文章，他也不是什么好鸟，更不是什么真能抓住、咬死老鼠的好猫。
　　他的行文不怎么清晰准确，有很大的误导性成分，比如在引述汪晖《反抗绝望》第65页的剽窃文字时，故意省略掉最开始的“在伽达默尔看来”，也不点明这段话实际上紧挨着第64页给出了来源注释的引述文本，如果一个反对者没查对过原书，就彻底失去了任何辩护的余地（当然，我不认为可以辩护，可在这种要害地方不说清楚就有点行为不端）；又比如，王彬彬口口声声说汪汪汪到处以“参见”浑水摸鱼，可人家有时候只给出脚注，没说“参见”。 http://www.douban.com/note/65202440/

对于这些涉嫌证据作伪的做法，项文和《南方周末》都没有做出回应。那么，《南方周末》是否对王文论证的证据有所了解呢，《中国青年报》披露道：

据刊发《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一文的《南方周末》责任编辑刘小磊介绍，大概两周前王彬彬将该文给他，“他当时跟我讲，《文艺研究》星期五进厂，但是到读者手里还有1个星期左右。这个杂志发行量也就2000-3000份，他还是希望也给我们。”刘小磊表示，拿到该文后，他将王彬彬指出涉嫌被抄袭的5本书和汪晖《反抗绝望》几个版本的书亲自对照，还修改了两三处《文艺研究》上不太准确的引文，“核对一遍后，我觉得大体来说文章比较扎实。”（《中国青年报》2010年3月30日，《清华教授成名作被指抄袭 网友解读为“派系斗争”》，记者王晶晶。）

也就是说，王文的证据都是经过责编“亲自对照”的，因此，对这些证据的作假，《南方周末》是难辞其咎的。另一个广受网民批评的问题，是王文的一稿两投，这是严重违反学术规范的事情，对此，《南方周末》责编的回应是颇可玩味。也是网民的披露：“昨天问一个编辑，南周这种做法是否合理。编辑说尽管学术刊物有半年不得转载的规定，但是只要作者本身授权，在此期间内，发到其它刊物上，是没有问题的。”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0506546/?start=100 。作者授权，就可以一稿两投，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理由。也许，更有意味的是，《南方周末》在“转载”的时候，并无“转载”二字”，也并不提及首发的《文艺研究》。那么，《文艺研究》会状告《南方周末》吗？《南方周末》知道不会，所以才会无所顾忌，形式上的“转载”二字也可以省略。对此，可以理解的理由，是《南方周末》和《文艺研究》其实是互相知道和协商好的，在同一时间段里共同推出这一文章，以达到制造“公共事件”的效果。对于这些表现，网民其实很敏感，“闲闲书话”上，网民“老俞说事”在3月25日当日就发出“请看《南方周末》和《文艺研究》的联合军事行为”的帖子，很多网民开始怀疑此次事件背后的政治动机，此后左、右之争开始不断在网络论辩中出现。
这里涉及到如何理解项文所承认的前提，即从王文来看，汪晖所谓“抄袭”的地方其实“并不很多”，而且“较难定性”。这其实已经承认，3月25日《南方周末》破例刊登王文，其实是一种媒体预先设定“有罪”推论而进行的非法的“缺席”审判，因为其论证本身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那么，《南方周末》是否应该为这种行为的“非法性”负责呢？目前，其实并没有任何机制可以制衡这种媒体的“非法”行为。除非当事人走法律程序，而《南方周末》作为一家有势力的媒体，对此看来并不顾忌。
对它来说，最重要的是：它作为一项成功的议题设置已经完成，虽然王彬彬一文所有的证据都是虚假的，但是对汪晖的指控却声势浩大地建立起来。汪晖“抄袭”事件被称为成为学术界的“大地震”，也成为媒体热衷追捧、具有充分的眼球吸引力的选题，各家媒体争先恐后跟进。汪晖本人希望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的意愿，已经完全不可能，而是演化为一个平面和网络媒体联袂狂欢的盛大节日。对此，项文还明知故问地说：
对汪晖来说，面对学界同行在学术道德方面对自己的严重质疑，负责任的态度应该是由自己出面作出解释，但他的第一反应却是“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这是很让人不解的。
汪晖对中国学术界保持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的期望，反而变成了“让人不解”的事情。而且，有意思的是，大多数出来站在《南方周末》立场上说话的学者，也都表示不理解汪晖的话。
4月8日《南方周末》再度出击，是继续沿着“有罪推论”的预设来强化其议题功能。因此，项义华一文的重点依然会放在所谓“证据”上，但是因为有王彬彬证据作假的“前科”之鉴，所以项文其实别无选择，只能继承王文的逻辑，继续纠缠在最没有说服力的“参见”式注释问题上，固守其从“参见”的角度定义“剽窃”的基本立场。为此，项文把《反抗绝望》一书的“参见”式注释进行了全面梳理，他发现：在鲁迅研究的专业学科领域，汪晖一书的所有引证都是规范的。但是他的结论却是奇诡的，“这表明汪晖当时是具备引证方面的学术规范意识的，在他认为有必要的时候，他是能够做到以正文和注释相互对应的方式来引述别人的学术观点的。”所以，他接下来的论断就很值得分析了：

“但令人遗憾的是，《反抗绝望》一书在引述鲁迅研究界之外的一些学者的观点时，却出现了许多本可避免的错误。这既表现在一些已有参见式注释的片段上，也表现在一些未加引注的段落之中。如王彬彬一文中列举的几处引用列文森、李泽厚、张汝伦三人相关论述的片段，就有4处存在着虽有注释但正文中未标明被引者之名亦未说明引用他人论述的问题，另有三处则未加注释——这是为汪晖辩护的钟彪等人也不能否认的。 ”

这段论述有几个问题值得提出来。
一，汪晖被指控为“抄袭”的地方其实都不属于鲁迅研究的专业领域，虽然项文想诱导大家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汪晖不是不具备规范引证的能力，而是故意违反。
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从这里得出另一结论，就是汪晖一书出现的引文不规范的情况，都是在背景性和资料性的描述部分，而不是立论的部分，这恰恰证明汪晖一书在八十年代的学术背景下，其独立研究的部分其实具有相当的规范性。事实上，无论是王文还是项文，以及网络上出现的所有被指控为“抄袭”的部分，都是严格地限定在背景性与资料性的范围之内，这是一个不应该被遮蔽的重要问题。
二，非常遗憾，列文森的问题再度被列为证据，说明项文，或者《南方周末》并不愿意直面王彬彬一文论证作假的事实。
三，对钟彪一文的引用，断章取义。钟彪一文承认汪晖存在三处脱注现象，“但它们都紧邻‘参见’式注释”，这句描述非常关键，正是因为是“紧临”，所以它应该被认定为“疏失”。而且关于列文森的问题，钟文应该是最早指出其论证作假的：
还有的地方，王彬彬毫不掩饰地指黑为白。例如，汪晖在《反抗绝望》第68页对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页的引用，已有“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46页”的注释，而且其中并无“参见”二字。即使此处没有用引号标注所引词句，也只是稍与现在的习惯不合而已，王彬彬则有胆量说，“读者应该已经笑起来了！”，认为这是“对勒文森的剽袭”!

所以，可以认为项文的发表并不表明《南方周末》试图以学术的态度认真对待已经披露的事实，对待不同意见的辩驳，而是继续沿着“有罪推论”的路数往下走，这正是《南方周末》议题设置的逻辑。而项义华一文则以貌似学术的话语，继续玩弄证据。

二，项文所谓新的涉嫌“抄袭”材料之辨析

项文的主体部分是披露新的涉嫌“抄袭”的材料，主要有两个部分。
一是关于黎红雷《中法启蒙哲学之比较》，而项文之所以找到这些“证据”，根据的却仍然是汪晖自己书中给出的注脚。所以，项文和王文依然是走同样的路线，根据原文给出的注脚，指证其为“抄袭”：
“第一类例证见于汪著1991年版第19-21页（河北教育2000年版第59-61页），这里前面部分关于怀疑精神的一大段论述都是从黎文中抄来的，只作了少量文字上的改动，后面引用的严复、梁启超等人关于怀疑论哲学的论述也是从黎文中转引过来的，共约1100多字，但汪晖只在第20页中间一句——“这样一种深刻的怀疑主义必然会引起从事近代启蒙和反对封建专制的政治斗争中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共鸣。”——后头加了上述那个参见式的脚注，似乎除此之外，都是由汪晖自己独立完成的。这如果不属于王彬彬文中所说的那种“掩耳盗铃式的抄袭”，那又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呢？”
如果我们破除项文的诱导式句式的影响，其实可以发现，汪晖的原文并没有隐瞒其出处，因此这个指控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对此，项文自己是心虚的，所以在紧着的这一段里，提高了调子为自己做进一步的“论证”：
“事实上，除了这一处以外，该书1991年版第72-76页整整一大段（自“其次”始，至“所代替”终，2000年版第121-125页作了分段，内容无异）长达2800多字的论述，就是著者将其“参见”的李泽厚、黎红雷、李龙牧、邱存平等人的论述拼凑糅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其中涉及的对谭嗣同、严复、梁启超、魏源、冯桂芬、龚自珍、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邹容、孙中山、蔡元培等诸多近代思想人物的论述，都不是汪晖本人从这些近人著作中解读出来的，而是从他人的研究性论著中摘抄出来的 ”。
这一段深得王彬彬一文瞒天过海之精髓。就是它刻意隐瞒了这一部分内容涉及的李泽厚、黎红雷、邱存平（除了李龙牧）其实汪晖在原文中都给出了注脚，他才能够一一检出。我查验了手中2000版本的第121-125页，其中涉及李泽厚的注脚有三处之多，涉及黎红雷一处，邱存平一处。第124页注脚1中赫然写着：
“关于近代思想史的‘中庸’思维方式可参见黎红雷的《中法启蒙哲学之比较》一文第4节。”
    第123页注脚3为：
“鲁迅对‘中庸’的批评可参见邱存平《关于鲁迅对中庸思想的批评》一文，见《鲁迅研究动态》1997年第10 期。”
接着项文追加指控：“更有甚者，汪晖还将黎文中的一段论述和一处引文拼凑在一起，直接当作自己的论述写在自己的书里”。他比较了汪晖原文和黎红雷一文的相似处，认为：“至少在这一段中，汪晖是注明了出自李泽厚论著的引文出处的。但遗憾的是，对于不如李泽厚那样知名的作者，汪晖的抄袭就显得有些不留情面了”。但是只要阅读了汪晖原文的读者都不难发现，这部分是为了对鲁迅思想进行辨析的背景交代，在交代法国启蒙思想及其对康有为、邹容等思想的影响之后，汪晖的立论在于：“但是鲁迅的态度却复杂得多。他把个人的自由意志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及其自由平等原则对立起来，认为后者与君主专制一样对个人、个性形成了束缚”。在对此观点进行了充分的论述后，再回到法国启蒙思想的时候，给出的第一个注脚就是黎红雷的《中法启蒙思想之比较》。事实上，因为这个注脚出现在全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项文正是据此来发现黎文的。
从现在的引述规范来说，确实不够严格，但是从汪晖的原文看，不存在故意隐瞒材料出处的问题。所以项文需要不断强调汪晖原文的“突兀之感”，行文“莫名其妙”，“飞来之笔”等等，以强化他的论证，这些不过都是遮幕法。汪晖的原文其实很清晰。
第二部分是利用张梦阳的说法，来指责汪晖抄袭“竹内好”，这其实已经沦为诡辩，不值得辨析了。不过，我们还是来看看项文是怎么来罗织罪名的。项文说：
如果汪晖如张梦阳所说的那样，能够“坦然承认”竹内好“对自己的研究思路产生过重要的启悟”，他就不应该在具体问题上显示与竹内好的区别的同时，却对“反抗绝望”这个核心命题与竹内好上述论述的关系不作任何说明。
那么，我们来看汪晖原著中的这段话：
从这个意义上说，“反抗绝望”是对社会与自我的双重态度，它首先是一种人生哲学，即个人如何面对人生的思考。竹内好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是一句语言，但是在说明鲁迅的文学这一点上，超出了语言。与其说着是象征性的语言，不如说是一种态度和行为。……人们可以说明‘绝望’和‘虚妄’，但对于自觉地意识到它的人却无法说明。因为，那是一种态度。表现了那种态度的是《狂人日记》。”（注脚2，竹内好：《鲁迅》，第81页。）其实，全部的鲁迅小说都是这种态度的客观化，它们既是这种态度的表述，又是这种态度的结束；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家鲁迅的形成正依赖于这种态度。（2000版，第318页）
这是“不作任何说明”吗？自称检查过全书脚注的项文，似乎没看到这里的引文和注脚，这是否刻意欺瞒读者？这样的举证作伪，与王彬彬的文风也是一脉相承的：按照三联编辑舒炜的发现，王彬彬在证据上尤其擅长“外科”手术。
除此之外，项文还大量地运用误导性语言，来迷惑读者。茲举两例：

“熟悉李泽厚文风的读者自然不难发现，这个段落中有关康有为、邹容的论述与李泽厚的手笔是多么的接近，以李泽厚在1980年代的流行程度，以他为抄袭对象而不被发现的可能性是相当小的，所以，当王彬彬一文举证指责汪晖抄袭李泽厚的时候，许多汪晖的辩护者都不以为然，觉得是小瞧了汪晖的智力。对此，笔者也不持异议——至少在这一段中，汪晖是注明了出自李泽厚论著的引文出处的。”
明明是无法证明抄袭李泽厚，但是却故意以如此暧昧的话语出现。
对于伊藤的这句话，张梦阳的解读是这样的：“日本鲁迅学界是带着几分喜悦指出了竹内好对汪晖的影响，并没有指责他‘剽窃’，因为影响与‘剽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是，在笔者看来，伊藤所用的“藏不住”一词却正与张梦阳所说的“坦然承认”一词构成了一种饶有意味的对比。作为一个中国的学者，笔者从伊藤这句话里读出的并不是“日本鲁迅学界的几分喜悦”，而是大陆鲁迅研究学界的某种苦涩——但愿这只是我的误读而已。
项文在这里故意用“但愿这只是我的误读”来掩盖真实的目的，就是在无法证明汪晖“抄袭”竹内好情况下，用暗示的方法来引导读者的想象。这是很不正大光明的方法，是阴暗的做派。
如果不是因为“有罪预设”的动力，上述这些“证据”不至于如此扭曲。


三，《南方周末》与网络暴力

这次《南方周末》再次出击的特殊之处，是在与项文配合的同时，还发表了网民收集的证据。
其中最被强调的重磅证据就是项文已经提到、由网民vivo搜集的李龙牧问题。但是根据发表在“左岸文化网”（http://www.eduww.com）上的李葵文章《汪晖有关<新青年>的历史论述的出处》，汪晖关于五四论述的资料来源，并非直接来自李龙牧《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刊物——“新青年”》一文，而是来源于《五四时期期刊介绍》这一当时研究生的必读书目，在其博士论文中是列为参考文献的，但是在初版的时候，因为编辑按照当时出版的习惯拉掉了参考文献，导致出处的遗漏。所以，《南方周末》的编辑在对材料不辩其真伪的情况下，武断地把这条材料列为重点“抄袭”材料，严重误导读者。这同时也证明，媒体其实并不具有介入学术界，充当法官和裁判的学术能力，而只能成为粗暴干涉学术独立的反例。当然，从上述事实来看，《南方周末》从一开始就没准备真正从学术立场出发来判定事件的性质。
    在网民给出的所谓涉嫌抄袭苏联学者赫拉普钦科例中，举证者也刻意遗漏了一个关键细节，就是在同一段落，原文已经给出了注脚。在我手中的2000年版中，第215页，注脚内容为：赫拉甫琴科：《作家的创作个性与文学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第142页。
《反抗绝望》作为一本八十年代的著作，它的学术规范按照今天的要求并非完善。但是这些问题应该放在八十年代的历史背景中去看，才是客观的态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理解八十年代的学术规范就成为一个必然的焦点。
因此，《南方周末》在“声音”里引用的梁文道的话就很有技巧：
那些指控铁证如山，即便是汪晖本人一时间也没什么话好说。只不过我仍然宽容，或许是因为中国大概连读书人抄东西算不算抄也有一套自己的“中国模式”。
    但实际上，梁文道文章的主题谈的是八十年代的情况，这个帖子在闲闲书话和关天茶社里都是热帖。网民的追问是：梁文道说的八十年代，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books/1/132413.shtml
《南方周末》看重的是“铁证如山”这个评判，而这个判断是建立在王彬彬一文证据作伪的基础上，所以《南方周末》利用了这个循环论证，就是自己证明自己。但是梁文道一文的真正主题却不是论证“铁证”，而是谈他对八十年代的观察和同情的理解：
“但是换个角度想，那年头有谁管学术规范呢？就别计较论文格式工不工整了，一本砖头般的大书竟连参考书目都没有，绝大部份的翻译更是省下了注释，让读者看一堆没头没尾的「洁本」。可是大家还是甘之如饴，照读无误。我甚至觉得当时的学界对于「抄袭」根本有一套和现在截然不同的文化认知，不只不以为耻，反而视之为稀松平常的琐事。为甚么？就像李泽厚编的一套美学译丛的前言里所说的，快速引入新知要比甚么都重要，其余的事将来再说。”
梁文道这里是把“抄袭”打上引号的，但是这些，在“声音”里恰恰是被消声了的。所以，《南方周末》对梁文道的引用，既是诱导式的，也是误导式的。
《南方周末》征用网民来搜集证据，他们之间有频繁的“地下”互动。在闲闲书话上，在关于梁文道文章激辩的热帖中，4月6日有网民就威胁说：“俺也提醒一句：若是梁文道的文字在《南周》上出现了，你们一定要化悲痛为饭量”，另一网民则发出这样的声音：“容我阳谋地说一句：这喜剧目前还是引蛇出洞的阶段。别扫了它们的兴。”他们显然都是已经知道内幕的。在4月8日《南方周末》出版之后，他们弹冠相庆的时候，也不忘嘲笑对手说，“不怕，——老子前夜已揪耳嘱咐丫：要化悲痛为饭量。这时他在拼命加餐。”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books/1/132612.shtml）
　　所谓对李龙牧“抄袭”的材料来自一个叫vivo的网民，而且《南方周末》还特别采用了他的点评。这个网民是《南方周末》征集网络暴力的典型案例。这是一个在网上极为嚣张的学术打手，其经典言论如下：

除了这个汪汪汪，以前我羞辱过的学术臭虫害虫还有钱穆、季羡林、余英时、刘小枫、甘阳、邓正来等，垃圾的学人比比皆是。

以《国学概论》为例说说钱穆
　　　1、究心国学，却没有学好古汉语，语言表达鄙陋，半文半白，不伦不类，牟宗三、唐君毅也是类似的货色，读来令人生厌。  
　　  2、识见有限，写书一般都是剽剥抄袭他人成说，汇为一帙，自己略加点评。《国学概论》共20万字，钱穆自己的话大概只有5万，且相当垃圾，夹杂在各种经典著述之间，碍人眼目，为什么不干脆做一本资料汇编呢？
　　3、好大务功，学问空疏。从表面上看，钱穆读书极博，征引繁芜，但仔细观察，他可能只是借助黄宗羲、江藩、皮锡瑞、梁启超等人的著述而去随便翻翻前人浩瀚的作品，并没有下功夫一一仔细研读，因而论述都是蜻蜓点水，人云亦云。有时故立新说，却成了被人耻笑的把柄。http://vivox.blog.sohu.com/63252004.html

学术批评时（当然，我通常都会附带攻击到人格、人身，因为世间根本没有脱离了当事人人品的学品、立场、思想、话语，对于学者来说，以学术安身立命，学品、思想、写作更应该就是人品），我通常从来不管你是左派右派、复古守旧派（retro）还是先锋激进派（avant-garde），站立的位置不重要（因为在当代社会的生存-生活博弈中学术其实不重要，没有根本的影响力，它更多是一个知识-智性共同体的自娱游戏），重要的是如何陈述、辩护自己的立场，以及在陈述辩护中体现出来的智商、道德品质和审美水准。以此为标准，我不但会骂汪晖，秦晖、朱学勤、徐友渔、刘军宁，甘阳、崔之元、旷新年，刘小枫、王怡、蒋庆、康晓光撞见了我照批不误，不过相对来说我羞辱自由派的情形不多，因为国内的这批人虽然智力不高，可也就落个鹦鹉学舌人云亦云拾人牙慧嚼人余唾思想描红知识贩卖平庸浅薄寡淡无味，倒没什么太过分的错乱悖妄，而汪晖、刘小枫、甘阳等就不同，他们不但不学无术识见谫陋且品质恶劣气焰熏天臭气冲天，逮着个机会就要骂一骂以肃清妖氛匡扶正气。

杨念群真是个垃圾、废物，他貌似在反讽讥世，实际上是黑白莫辨、是非不分，隐隐约约在替汪汪汪辩护，要把一个很严肃的学术道德、学术品质问题置换成媒体（报刊、网络）混战而设法让汪晖开溜。
　　他好像颇为熟谙网络，有本事到这个帖子里来驳难，我会把他拍成肉糜、肉酱。
　　我们学术界到处都是杨念群这类蠢人，根本欠缺面对学术的热情、虔诚和神圣感，假装聪明地要从利益、权力、政治、社会、媒体等角度来理解来解释纯粹的学术真理、学术道德问题，以为这就是透彻、深刻，把事情彻底看穿，它的犬儒化、玩世不恭正是促成汪晖此类学术诈骗犯屡屡得手、无法清除出学术共同体反令他坐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http://www.douban.com/note/65202440/

《南方周末》就是通过招募了这样的学术打手来完成其打击异己的功能。在这样的氛围下，已经完全不可能有正常的学术讨论。所有站出来为汪晖说话的学者都遭到了辱骂和围攻，而钱理群先生更是因此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四，媒体（网络）暴力与学术界的交锋
——以中国思想论坛与豆瓣读品为例

豆瓣读品网站是vivo这样的网民活动频繁的地方。中国思想论坛http://www.zhongguosixiang.com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性论坛怎么会和豆瓣读品http://www.douban.com/group/dp/  这样的网站发生激烈的交锋呢？
从中国思想论坛的自我介绍来看，这个网站是由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哲学学科主办的，其主体是一批人文社会科学的年轻知识群体。交锋开始于一个叫“心岳”的网民在“中国思想论坛”被封而引发的事件，“心岳”则在豆瓣读品上指责中国思想网站压制言论自由。
3月26日，也就是《南方周末》发表王彬彬长文的第二天，该网站出现了“禁止心岳发言通知”，如下：
回心岳。你的讨论方式严重违背本论坛宗旨，本论坛对是非有自己的判断：不希望推波助澜、助纣为虐式的言论。本论坛通知你，关闭你的发言功能。你太嚣张了，不仅叫嚣让汪晖先生说话，而且直接处处针对汪晖的学生（这哪里叫讨论问题，分明是公开挑衅）。明确地告诉你，这里给汪晖说话的人并不是汪晖的学生，而是为真理说话的人。你严重玷污了本论坛的形象，本论坛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也不可能成为你手中的刀枪棍棒。本论坛对你的IP禁止将是永久性的，你的心岳、xinyue、余心岳等几个马甲同时封闭。
    心岳的帖子举例：（1）期待汪晖的学生们保持冷静，新一代学者需要更高的教养。（2）期待汪晖的学生们保持冷静，新一代学者需要更高的教养。
心岳 发表于 2010-3-25 13:23   说早了，还要说一遍。 （3）15# 随风东西   呵呵，够不到你的上（你能接受到来自上面的指示）。（5）  更期待汪晖本人的回应文章，就王文指出的问题，细细说说博士论文的生产过程和生产背景。我们也好长见识，学招术。 按民间的说法，是好是臭（念qiu,宁波人说的次和差)，拿出来遛遛。（6）汪晖说：“我很希望此事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不明白啥意思，希望熟悉他的人或他的学生或他本人解释一下。 （7）人家也许会说，汪的学生如此下作。（8）请把你记得的讨论过程另外发贴说明，否则，网友们会认为你是同谋。（9）逼得我只能转些让这里的汪晖的学生们不高兴的言论了，生态自然，而且平衡。等等。
   其他心岳转帖的污蔑汪的帖子兹不例举。
   心岳在儒学联合论坛上的帖子：
（1）因为论坛目前由汪晖的学生把持。（2）中国思想论坛的汪门弟子发火了，把我永久封了。http://www.yuandao.com/dispbbs.a ... 9&replyID=36499
    我已经声明，本论坛与汪晖无关，据我所知，讨论的人也没有他的学生，更没有上面的指示。至于你告别本论坛的宣称，我个人对你的回应是：期待你找到适合你的论坛，或者说你找到你自己的论坛。
而“心岳”则是豆瓣读品的主干分子之一，因此“心岳”继续在豆瓣读品上攻击中国思想网站。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思想论坛一开始是被动地卷入了这场论争的，这也迫使中国思想网站开始关注这个豆瓣读品的存在。4月1日，中国思想论坛发布了“豆瓣读品究竟在做什么”的帖子，集中回应了豆瓣读品对他们的攻击：
本来无意参与王-汪之事的讨论，但看到讨论已经不再是真正的学术批评，是以将有关讨论帖子从思想论坛的讨论区转移到学术批评区，以示本论坛在导向上不参与“学术与思想”之外的过当（如宗派、人身攻击等）讨论。但没有想到，本论坛在豆瓣读品小组（好像又被称为毒品小组，开始不知为什么得名，现在明白了）那里遭到攻击。对此我倒要质问毒品车间主任，毒品究竟要做什么？
    毒品车间主任陆兴华公开声明要置汪晖、钱理群于死地。毒品同时也挑衅中国思想论坛。居心何在？
毒品车间在挑战什么？
毒品贩子所为早就超出了汪晖《反抗绝望》是否抄袭这一问题。毒品车间主任有两句名言：（1）汪晖的整个写作都不能成立；（2）汪晖的现代思想一书每句话都有毛病。
    这表面上是在挑战汪晖，表面上看车间主任针对的是它的天敌汪晖，但实际上是针对的是三十年来泰半的“中国学术”与“中外学术界”。何以见得？
    汪晖的现代思想一书，不说是十年一剑这样的话，就说此书出版后众多学者对该书的评论吧！从李欧梵、王德威、甘阳、高全喜、慕唯仁、石井刚、伍国、。。。。。。一大串中外学者的名单，对汪晖的大作做了积极的评价。固然不能说他们代表了学术界，但是却也不能不说这些评论，仅仅是一个小圈子的意见。如果说对汪晖此书的评价乃是一个共识，应该公允。
    但毒品车间不太理会学术界的声音，而是公然否认这一大学术群体的判断与眼光，不无自信地宣称：（1）汪晖的整个写作都不能成立；（2）汪晖的现代思想一书每句话都有毛病。
    依据我的判断，这根本不再是挑衅汪晖，而是挑衅学术界，进而挑衅学术。
毒品车间的工人宣称，用数据库来查找汪晖现代思想的抄袭问题，这个令人大为震惊。毒品车间宣称，欲置汪晖甚至为汪晖说了话的钱理群于死地，置为汪晖辩护的某某人于死地。虽然这个我们管不了，但我这才明白了毒品车间为什么攻击中国思想论坛。因为在这个论坛，有人敢于站出来说出了不同的声音。所以中国思想论坛连同其主办者都受到了毒品的攻击。不光是中国思想论坛，谁要是说了不同的声音，毒品车间都要置其于死地。这就是毒品所要做的。
    毒品主任用什么展开对学术的挑战、对于学术界的挑战、对于汪晖与钱理群的挑战？无非就是用数据库，用抄袭的判定，来“学术规范”。数据库与学术规范可以判定汪晖是否抄袭，这是一个问题。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即便以违背学术规范的方式，能够宣判《反抗绝望》甚至《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甚至钱理群个人、甚至学术界、甚至学术本身的死刑吗？
毒品车间是站在什么角度对学术界与学术进行攻击？当然不是学术。看看车间主任的宣称：
    关于汪晖的抄袭（五）：我们系和我们学院已被我成功策反，从此成为解放区
    昨天系里院里开会，副教授以上的人士都到场了，众人见到我都冲过来向我表忠心，表扬我对汪晖这个学术骗子和理论骗子的揭露，连我们学院的总书记大人也当众高声表扬了我对汪晖的揭发。我们系和我们学院已被我成功策反，从此成为解放区。
    为什么要来说这个呢？因为大家需要鼓励。因为年青，不明白大学系科里的行事规矩，大家会以为各系科没有什么反应就是大家不在乎了，其实一个举手表决一分钟就让结果出来了。花一万元经费，派调查队到全国五十所大学的人文学院取得表决结果，就可置汪晖钱理群于死地，很简单的事情。我认为全国各大学文科现在就有这样的表决的必要，因为这种关系到：我们应该拿什么样的学术研究来做榜样，我们的研究必须以什么为目标的问题：很多年青人都以汪晖这种写作来做进身之押了，这是很可怕的。
    所以，汪晖，你放心好了，这一次学术界一定会来帮你澄清的了，我会让它发生的！
    只引用上面一段，就可以看出毒品车间在做什么？毒品车间主任说：我们应该拿什么样的学术研究来做榜样？毒品主任正在拿的榜样，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这里涉及的陆兴华及其惊心动魄的话语，与他历次在涉及与汪晖有关的风波中不断重复的网络话语，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他除了以批判汪晖为专业外（所谓“天敌”），还批判过上海的其他学者如许纪霖和吴冠军是“错乱”和抄袭。这里，不难发现，陆兴华与网民vivo在性质上具有极高的相似度，都具有网络流氓知识分子的特征。
正是意识到媒体暴力挑衅的已经不是汪晖，而是学术界，是学术本身，促使中国思想网站试图从学术的立场和历史的视角出发，来反思这个已经成为“公共”的事件。4月4日，一个叫做《学术的真诚与未来的视角：关于汪晖王彬彬事件对话》发布在网站上，这是中国学术界迄今为止最具有理性深度的一个分析，虽然它们却是由一群年轻的知识分子群体在被动卷入的情况下以匿名的方式发出的。
然而，在豆瓣读品网站上转载的跟帖里，除了谩骂，就是人肉搜索，他们发现该网站的主办者是华师大的年轻学者陈赟，于是陈赟的所有著作和论文目录都被搜索出来挂在网上示众。虽然其中也有网民觉得不妥：
2010-04-05 19:20:21 Rimbaud
个人觉得去查这些边角人物的写作履历不妥。也没什么意思。如果这是战场，我们不必把战场扩大化。
另一网民回答说：
2010-04-05 19:23:34 Rossonero
研究研究边角人物当玩儿吧. 反正汪老板不出来, 也没事干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0784621/

最新的事态发展，是4月13日清华大学网站上出示了2010年“政府特殊津贴”推荐名单，汪晖名列其中。豆瓣读品迅速做出了反应，以vivo为首的读品网民发现了一个新的兴奋点。

以下是从豆瓣读品中摘录的几段帖子，已经足够说明问题。

2010-04-13 16:50:40 vivo
我们网友来把这件事搞大，让汪晖、清华大学无法轻易摆平，除非动用ZG高层这样的暴力机构给媒体打招呼、命令网站删帖、增设敏感词。

2010-04-13 17:02:12 荷戟独彷徨 (慢慢的看书，不急.)
搞大，摆平......

2010-04-13 17:02:57 oddflower
哇跟群殴章子怡一样，好玩好玩

2010-04-13 17:42:38 晓庄
小心被人说成是网络暴力。

2010-04-13 17:48:32 秦非 (我要出关！！！)
清华当局主观意愿是什么不可考，也不重要，但是从客观效果上来说，对汪晖绝对不利。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0784621/

   也许新的较量又要开始了。
面对平面媒体与网络媒体合谋推动的猖狂暴力，学术其实已经斯文扫地。难道中国的学术界就只能这样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吗？学术界究竟如何来保卫自己的独立与自由？这已经是一个摆在学术界面前的严峻问题。

   五，回顾与反思

让我们先回到中国思想论坛网站上《学术的真诚与未来的视角：关于汪晖王彬彬事件对话》一文中。
这篇对话表现出这个年轻学人群体对学术自觉意识和立场的坚持。他们认为学术之外的力量再次主导并伤害了学术界内部的事情，这比所谓行政对学术的伤害更大。非理性的力量被一些特定的力量以“民意”的方式正当化，不是偶然的。但这种利用本身却不足以解决问题，只能使问题极端化。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界的总体力量，也就是知识界对外部（政治与社会）的抵抗力量，就会自我瓦解。而学术与规范的问题，是本末的问题。学术是本，规范是末，学术与规范应该是健康互动，以规范推动学术，以学术促动规范。所谓学术批评不可离学术而谈规范，以规范代学术，以规范掩盖学术，从而造成对学术本身的伤害。
人们通过事件来学会如何保护学术，如何抵制不正当的批评。但我不知道，这个期待是否会是一个过度奢侈的要求。因为非理性的声音过于强大，而学术本身的力量却在“楚歌”状态。
在他们看来，《反抗绝望》面世的年代，其实并没有明确意义上的成文性的“学术规范”，思想与学术也处在很自由的“非体制管理”状态。虽然没有“学术规范”，但却有“学术道德”。那个年代对学术的“规范”来自学术道德，而对道德的约束来自自律与舆论，而不是体制或机构的制裁。这种以今世之法治往世之罪的方式不是责任的直面承担机制，而是责任的推诿、规避机制。所有的成文性的条例与规范颁布时，都有自何时起开始实行的说明，这对条例规范而言乃是不可或缺的。
    在道德动机的问题上，足以分辨学术的真诚；在规范与道德的范畴分辨上，足以显现历史的眼光；在事件讨论的引导上，足以发现未来的关怀。而一旦学术的真诚、历史的眼光与未来的关怀缺位，我们又怎么能够面对真正的问题本身呢？
因此，责任各有攸归，一种文明的、道德的、充盈着教化力量与未来关怀的处置事件的方式才能得以建立。以找个替罪羊来抹杀各人的责任取向，则是不能真诚地面对问题的借口。《反抗绝望》是否符合规范的问题与其思想内容的问题，前者是小，后者是大；前者通过修订更改就可以解决，但后者却不是技术层面的工作就能解决的，那需要创造性的劳动。违规与不违规的问题并不能影响对内容与深度的判定，这是小者不能夺其大者。如果因其若干违背规范，进而否定其思想内容，则是以小夺大。
    因此，要让成文的规范与学术道德、学术伦理一并参与到对学术活动的约束中去，并且正当确立自己的权能范围。规范的制定者应该明确，规范应从何时生效，即便规范可以前溯，应该有个确定的前溯时间段落，比如五年还是十年。这样，对违规行为，人们要求机构表态与体制制裁，才能落实到所谓的程序正义上。
由此，我们的讨论其实并不是取消学术规范，而是在完善学术规范。只不过，相对于程序性的规范而言，我们坚持规范与学术本身的关系，不能颠倒；而且，我们主张规范的多样性原则。
    在一片媒体狂欢的喧嚣声中，这样的声音尽管微弱，却特别值得听取。
其实，这次由《南方周末》所设定的非法审判，之所以能够呼风唤雨，除了它对自己权势的滥用外，还有更复杂的社会心理因素。如果观察这些在网络上最活跃的“倒汪”派网民群体，就可以发现，除了一些作为意见领袖的“流氓”知识分子外，大都属于对学术体制心怀不满，在学术体制边缘或者之外的“草民”型小知识分子。在中国学术体制行政化和资源垄断化的过程中，学术界与社会的沟壑的确是在加深，也确实存在着很多严重腐败的现象。而对这些现象的不满已经积累为社会集体心理意识，因此，《南方周末》对网络暴力的征用，正是利用了这些社会心理需要宣泄的需求，因此它的暴力性也特别强。在网上的激辩中，依靠大量的粗口和脏话来压倒对方，更是惯用的方法，有网民总结为两条：一曰喷粪术；二曰性器官暴露术，它成为社会非理性心理集体宣泄的主要表现。那个叫vivo网民更是以不堪入目的污言秽语而自豪，他自己坦白说：“N年前因为无聊，我断断续续花了一半年时间专门研究网上最恶毒最刺激人的谩骂言论，呵呵，如今要有人真的和我对喷，想占上风有点困难。”而对那些拥戴他的网民来说：“这个世界太庸俗太黑暗了，需要vivo一般的超人引领我们去横扫一切。每天上班真累，没有意义，而抽空能看到有这群勇敢的猛士在仗义真是对我们的安慰。去□□□学者教授吧。vivo才是真正的思想家艺术家，只是你们庸人看不懂罢了。”（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0784621/?start=100）
在这样错综复杂的网络暴动和狂欢的过程中，上述中国思想论坛的思考本身其实已经很难立足，因为他们是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共识层面上说话，也因此根本无法建立一个对话的平台。
而作为一位学者的汪晖，他自身的学术研究的贡献究竟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大多数网络“倒汪派”对汪晖的学术工作和他的个人品行并不了解，但是对他们来说，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汪晖”已经沦为一个符号象征，象征着学术权威、资源垄断、结党营私，等等，成为所有一切学术体制的腐败表征；一只替罪羊，所有对学术体制的不满都集中在这个符号上，而全然不顾汪晖本人其实一直是这个学术体制的批判者。因此，他们不断地用各种方式叫嚷，要汪晖出来承担“十字架”，也就是为了坐实这个符号象征的意义。这才是《南方周末》的胜利，它动员网络暴力的时候正是以反抗学术不公正的道义旗帜来自我合法化的。这就是为什么作为鲁迅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如钱理群、孙郁、赵京华、张梦阳等为汪晖所做的辩护，都被网络“倒汪派”被看成是利益相关体，认为其证词不能被采纳。在他们看来，学术共同体就是利益共同体，不由分辨。如此一来，在由《南方周末》所发动的这场声势浩大的网络群众盲动面前，理性的、学术的声音反而变成了奇怪的东西，这也正是《南方周末》需要的效果。《南方周末》通过两次编者按，号召打破学术“自律”，招募网络打手，其实就是对学术界破堤开闸，纵容社会非理性情绪冲击学术界，任其泛滥成灾，并且一再推波助澜。这就是为什么在试图阻止和批评这些非理性潮水对学术界产生破坏的学者身上，其左右分野并不鲜明，如鲁迅研究群体、杨念群，以及中国思想论坛中的青年学人们，因为他们辩护的视角都是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视角，享有基本的学术共识。而且，这次，具有左翼色彩的网站并没有过于介入这个事件。
但是，对于那些非理性的、学术共同体之外的网络盲动分子来说，他们的视角是完全外部的，他们关心的唯一目的是为学术界打黑，这是他们全部“正义感”的来源，他们因此变成狂躁的暴民，不断地发出要让所有“抄袭者”死绝的叫嚣，而“整死”汪晖就成了他们最直接的目标。因此，凡是从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视角来为汪晖辩护的声音，都被不加分辨（他们也无法分辨）地看成是中国学术界结党营私的证明。比如网民“心岳”就不断地攻击中国思想论坛是由汪晖的弟子把持的，是有上面的“指示”的，这就非常典型的反映出他们的极端心理，他们唯一能理解的辩护理由，就是：他们肯定是一伙的，他们与“上面”勾结。Vivo在号召大家对清华大学施压的时候，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要设法让汪晖与政府“高层的暴力机构”挂在一起，这样最具有网络动员力量！与此同时，网络“倒汪派”对《南方周末》作为一种公共权力机构滥用权力的事实视而不见，对《南方周末》在这次事件中的所作作为拒绝反思，相反，却为自己能够获得主流媒体的认同而欢欣鼓舞。因此，就出现了一个类似“秀才”遇见“兵”困境，学者们越是从学术立场辩护，就越激发出网络“倒汪”派与大风车搏斗的堂吉诃德式想象，而使得事态的发展越来越错位，也越来越极端化。4月8日，也就是《南方周末》第二次出击的这一天，闲闲书话上甚至出现了以“支持‘肃抄运动’扩大化”这样极端主义话语为标题的帖子。（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books/1/132612.shtml）正因此，与媒体的喧闹相比较，大部分学者选择了沉默，——这当然也是巨大的舆论压力和媒体暴力的后果。但是，这种沉默本身却反而被诱导为学术界不能解决自己问题的证明。这样，《南方周末》在其中坐收渔利。
在中国思想界的大论辩中，被认为是“新左派”领袖的汪晖不同与《南方周末》的新自由主义立场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在过去的是十多年间，左右的交锋从未中断。从这次出来站在《南方周末》立场上的学者阵容来看，除了“造反派”式的学者如王彬彬、肖鹰（他们属于体制内的vivo派），其左右分野的立场是非常鲜明的，这一点刚好与为汪晖辩护的学者身上的中性色彩成为对比。但是，反而是这些右翼色彩鲜明的学者与《南方周末》一起，异口同声地否认这个议题背后的“政治化”问题。不过，否定本身却正暴露了问题的症结，那就是他们是要把私党的利益冒充公共利益来操纵整个非法的过程。
最后，让我们回到关于大众传媒“议题设置”的功能上。笔者从百度百科上摘录了一个介绍：议题设置理论（the agenda-setting theory），它是由美国传播学者麦克姆斯、唐纳德•肖最早提出。这种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只要对某些问题予以重视，为公众安排议事日程，那么就能影响公众舆论。而议程设置功能是指，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重要性的判断。此次汪晖“被抄袭”事件（沿用中国思想论坛的说法），完美地为这个理论做了解释。它提醒我们，大众传媒由于它自身的特性，本身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承担对学术界进行公正裁判的功能。在媒体拥权自重的情况下，它却很容易转化为打击异己的政治工具。《南方周末》作为一份在中国转型时期拥有强大影响力的媒体，当它自身的权力溢过“自律”的界限，就会产生政治上的腐败。对此，中国的学术界如何反思和反抗形形色色的媒体暴力，保障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将决定今后中国学术界思想的走向与发展。

三苗

原来王彬彬制造伪证啊，真有意思嘿。

周泽雄

尽是些偷梁换柱、围魏救赵的招式。

linzh

这个魏行还真不行。事情闹得如此之大，汪晖作鸵鸟，清华不发一声，所谓学术界自身根本就是想要混过关，媒体发言，包括豆瓣网友的不断声讨，不还是希望汪晖自己和清华能够有反应么，这些不提，却来怪罪网络暴力和媒体暴力，岂不怪哉！

网事情缘

从汪晖“抄袭门”看中国学界的“中国模式”/南方都市报
     
   
2010-04-11 10:36   南方都市报
    　　
中国“新左派”代表人物、清华大学汪晖教授，迎来了最沉重的一次归国之旅。一篇 学术举报兼学术批评的文章《汪晖的学风问题》在《文艺研究》发表之后，3月25日再被《南方周末》登载，搅浑了学术界一池春水。面对自己成名作《反抗绝 望》抄袭的批评，远在美国的汪晖，抛给了人们“留给学术界澄清”的回应。
    　　
学界的澄清“撑而不清”
    　　
北大教授钱理群成了汪晖的首位辩护者。他称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汪晖在引文等方面 存在不规范的问题，但不是简单的剽窃，钱理群教授还称，汪晖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不能否定，此事到此为止。
    　　
然而，钱理群如此澄清，非但没有使得汪晖事件“到此为止”，相反遭到了举报者王 彬彬毫无顾忌地“痛斥”，这位曾备受尊敬的鲁迅研究者、自由学派的思想者为此也承担了重大压力。圈子里的人指出，钱理群和汪晖有很深的个人关系，今博学术 网登载了萧夏林分析钱理群和汪晖的关系文章，指证在汪晖被解除《读书》主编后，汪晖和“汪迷们”(汪晖的铁杆支持者--编者注)在乌有之乡组织下在北大资 源楼召开了一次声援支持汪晖批判自由主义的大会。令人吃惊的是，钱理群是这次大会的主发言人，钱理群赞美了汪晖，为这次所谓的《读书》事件进行定调《南都 周刊》对此做过相关报道。
    　　
一位熟悉钱理群的北大中文系博士向本报记者表达了他的另一个观察视角，他以当年 费孝通保陷入抄袭漩涡的王铭铭为例，认为钱理群可能同样是觉得汪晖的学术能力不错，不能一竿子打死，而且钱理群为汪晖的辩护也没有否定汪晖存在的问题。
    　　
在学界的澄清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怪现象，按照媒体报道的说法，就是“多名专家称 抄袭说难成立”，一度出现“王彬彬遭挺汪派围剿”的局面(《新京报》3月26日、《现代快报》3月28日)。诸多鲁迅研究者陆续发表了意见，中国社科院文 学所研究院赵京华称“王彬彬举的那些例子，80%属于引文、注释不规范，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不是道德层面的剽窃”，并反过来谴责王彬彬(《京华时报》3月 26日)；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也持大致相当的观点，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张梦阳则拿毛泽东的一些诗句说明问题，毛泽东的“天若有情天亦老”“雄鸡一唱天 下白”等，直接来自李贺，但却推出了新颖的“化境”，从来没有人说毛泽东“剽窃”李贺(《中华读书报》3月31日)。
    　　
清华大学肖鹰教授发表文章称，这一近年来并不鲜见的现象，再次重演，令人在为中 国学界深感悲哀的同时，难以沉默。在这一事件中，鲁迅专家集中向我们表现了对真实的刻意回避，表明鲁迅的精神在他们描绘的这个高度真实的形象上不再流传 了，“这是对鲁迅的背叛”。
    　　
北大中文系教授严家炎3月30日接受《中国青年报》专访，扭转了学界澄清“撑而 不清”的趋势。严家炎是汪晖博士论文《反抗绝望》答辩委员会的委员，他并不避讳汪晖存在的问题：“王彬彬先生文章中摘引出来的地方，确实证明汪晖与他人有 多处文字基本上相同，却完全没有注明出处，前后也没有说明交待，用了一段跟别人几乎不差几个字的文字，你说这个部分是抄袭或变相抄袭，我觉得可以说。”
    　　
网络上，记者在浏览论坛时还发现，“中国思想论坛”在删除质疑汪晖的帖子时给出 了这样的理由“学界已经给出澄清，淡化此话题的讨论”《新京报》3月26日的报道也称“大多数网友认为，就王彬彬文章所列举的现象来看，说汪晖‘剽窃、抄 袭’过于严重，有人认为这种指责属于‘莫须有’。另有网友还认为王彬彬自己学风不好，过分沉迷于做‘引注规范’的‘纠察队员’。”
    　　
“倒汪”和“挺汪”派在网络上你来我往，好生热闹。对于汪晖“参见”式抄袭带来 的争议，豆瓣网友V IV O、欧文对《反抗绝望》继续做了补遗抽查，发现了多处完全没有注明出处的涉嫌抄袭，4月8日《南方周末》又发表了这部分的网友调查。
    　　
中国学界的“中国模式”：人情大于规范？
    　　
不得不说，这些学者和拥泵的口水仗，在中国学界难得一见。每一个人在谈到当今学 界的风气时，都会表现出痛恨有加的模样，但真正指名道姓批评某人的事件，却十分鲜见。但是，这样的口水仗，在鲁迅的时代，是常见的。比如陈源就曾指责鲁迅 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鲁迅对此做了低调认真的长篇回应。
    　　
也 许 正 是 在 这 个 意义上，严家炎教授向媒体称，虽然《反抗绝望》是汪晖20年前的博士论文，但现在再去讨论当年的疏漏，对于纯洁和改 善 我 们 的学风还是有好处、有必要的。
    　　
4月8日，有豆瓣网友zhyl发帖称，“昨晚邓正来到南大演讲，有人问邓先生怎 么看待汪晖事件，邓先生说话很保守，并告诉听众，最近几天汪晖通过Em ail和他讨论所谓的学术规范。这个曾经主张坚决反对学术腐败的人对于此事的表态，耐人寻味”。
    　　
事实上，在整个调查中，记者发现，学术规范并没有形成明确的共识，相反甚至有人 提出，西方式的学术规范会不会成为真正的思想大师的羁绊？潜意识中，中国读书人的意识并没有严格的学术传统接上轨。网络上还出现了一种可以与西方学术规范 “断链”(delink)的说法。梁文道发表文章《论抄袭》时就颇感迷惑，那些指控铁证如山，“只不过我仍然宽容，或许是因为中国大概连读书人抄东西算不 算抄，也有一套自己的‘中国模式’，这三十年走过的路恍如迷雾，我真说不清它究竟是怎么回事”。
    　　
举报者王彬彬：那些可怜的汪晖支持者
    　　
南方都市报：网络上很多人质疑你的动机，当然这是不符合公正逻辑的。如果请你退 让一步，你和汪晖有没有派别间或利益间的潜在冲突？
    　　
王彬彬：什么“派别”，什么“利益”，纯粹是有人要搅混水。我与汪晖先生之间没 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个人利益问题。
    　　
南方都市报：汪晖本人回应，需要学界做澄清，现在有不少学者出来挺汪晖，你觉得 钱理群、赵京华以及孙郁的表态，有没有问题？有没有看到三联编辑舒炜发在《北京青年报》的文章《“王彬彬式搅拌”对学术的危害》，如何评价？
    　　
王彬彬：并没有很多学者出来为汪晖先生讲话。钱理群等人的表态是极其不负责任 的。按他们的说法，“剽窃”和“抄袭”两词从此可从词典中消失，而“剽窃”和“抄袭”的行为，将合法化或半合法化。至于舒炜，我保留起诉他和《北京青年 报》的权利。
    　　
南方都市报：对于目前网络上还有很多汪晖的支持者和粉丝，你如何看待挺汪的观点 和逻辑？你认为汪晖为何会有那么多的支持者？
    　　
王彬彬：从网络上的声音，是很难确认人的多少的。”犀利哥“不过是四个年轻人炒 红的。我对他们网上的唾沫横飞一笑置之。当然，也有些可怜他们！
    　　
南方都市报：如果汪晖接下来不予回应，该怎么办？正常的学界调查程序，应该是什 么样的？您期待学界做出什么反应？您希望最后达到什么样的结果？
    　　
王彬彬：这些事我还没有考虑。我只是觉得，此事应有一个明确的是非。大家想一 想，如果以后清华或任何一个大学的博士论文或教师成果，出现汪晖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如果此种行为成为风气，合法化或半合法化，那是什么局面？总不能汪晖 可以这样做，别人就不能吧？
    　　
中国社科院的一份核心期刊的编辑向本报记者表示，他们经常遇到抄袭的情况，最近 也正巧在处理一起抄袭事件，当事人的抄袭非常高明，是从外语翻译而来，这一事件最后认定后将予以公开。他认为，对于抄袭，应持有一致而简单的认定标准，可 以参见国外教科书对学术论文抄袭的定义———“当你用了别人的文字或观点，但没有注明出处，你就是在抄袭，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当你注明了出处，但是直接 引用了他的话而没有用引号或使用大段引文格式，这也是抄袭。你写的文字要是与原文非常接近，以至于对比你和原作者的文字，你发现如果没把原文放在边上，你 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话，这也是抄袭。”
    　　
读书人窃书不为偷，学术规范不能得到普遍认可，学术成果难见创新，都与学术不端 调查程序的失却有关。具体到汪晖教授20年前的抄袭，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启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学术不端的责任追究，并没有时限，授予其博士学位的中国社 科院研究生院应该视学术声誉为生命，立即启动调查程序，通过调查、听证，结束媒体辩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复旦大学教授葛 剑雄有稍微不同的看法，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对于汪晖20年前的论文存在的问题，在认定上，应是抄袭，在追究上可以从宽。如果换做自己，葛剑雄认 为他会做出回应，但如果汪晖不做回应，那也没关系，可以认为他本人是已经默认了事实，对此没有异议。“学风建设，首先需要纠正错误，在这个基础上，对个人 的历史错误，不一定予以追究，过去从宽，今后从严”。
    　　
或许，与中国的企业家一样，很多中国学人都有这样那样的“原罪”。但在学者丁东 看来，从写学术文章的具体操作上，不能说上世纪80年代存在普遍不规范的现象，不能说中国到了上世纪90年代或新千年开始才有学术规范，那根本不是事实。 丁东回忆说，80年代他的妹妹是北京出版社的编辑，北京广播学院第一届研究生当时写了一本电视剧概论，当时这样的书还是有原创性的，但里面有一章抄了陕西 的一位老教师，结果老教师不依不饶，当事人不得不被迫检讨，最后能保住教职，简直是脱了一层皮。丁东认为，当时整体的学风要比现在好得多。
    　　
这次汪晖“抄袭门”之所以越发升级，很多汪晖的支持者将其归结为“派系斗争”。 葛剑雄教授认为，学术批评不应该考虑行为者的动机是什么，这就好比小偷抓住了贪官，小偷本身有罪是另外一回事，但贪官的罪也要治，更何况现在不能证明王彬 彬与汪晖有个人恩怨，而且即使有个人恩怨，王彬彬的批评对的，那也无所谓。
    　　
对于谴责举报者王彬彬的做法，葛剑雄认为，有些人根本不讲事实是不对的，这种不 正常现象，当初长江读书奖评奖的时候就出现过，学术问题掺杂进个人感情是不好的。这恰恰反映了学术界存在的问题，大家不是服从真理和事实，而是依托个人的 感情。
    　　
□本报评论记者　张传文

原文链接：http://club.kdnet.net/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3360047

李大兴

挺汪晖的，看来净是三苗这种脑袋进水、一团浆糊的主。

三苗

原来李某连汪的原文都没看过，对照过就敢下结论啊。


不过倒是和此人连阿隆对韦伯的批评都不了解（老实说这很吓了我一跳）就敢……很一致嘛。

三苗

至于“挺汪”的问题，无论是李某，还是我，或者网上别的什么人都不是法官，不拥有裁定的权力。如果是法庭的话辩方有权提出质疑和不同意见吧？还有权提出自己的证据吧？和“挺”、“派别”有什么关系呢？某些人看来骨子里还是很青睐批斗会么。

李庄理直气壮地收费为黑社会的嫌疑人服务还照样得到同情么。

李酒苗

最该出来一辩的汪晖自己不辩，我视之为胆怯。

李大兴

呵呵，三苗连韦伯的理想型都不知道是什么，也就会抄书名人名，近年中国教育培养出的弱智儿，大抵如此。

是不是抄袭，不必诉诸法官，只要黑纸白字和常识判断。当然三苗之流离常识远矣。

三苗

韦伯只有“理想型”吗？何况那天的那个回答是针对韦伯的“价值中立”的——看来李某的退化程度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啊，连别人讨论的是什么问题都看不懂了。

李大兴

呵呵，三苗，如果你令尊令堂教育你对别人称“某”的话，那我只好指出，你缺乏起码的教养。如果缺乏起码的教养，还谈什么学问，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吧。

三苗

那些连别人在讨论什么问题都没看懂，当然也看不懂就进来横插一杠者，不配谈论什么教养。

李大兴

没有教养的人，最好夹起你的嘴！

三苗

148楼很有自我批评精神嘛，不愧是那个年代过来的，赞一个先。

李大兴

呵呵，看来三苗确实需要欠被爹妈抽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