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有刀

有刀先生：抄袭应该是有规定的吧，但是具体的个案是多样的，如何看待肯定存在争议的。
南东 发表于 2010-4-1 10:39

南东兄：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有刀认为汪晖铁定构成抄袭。是不是你觉得汪晖还不算抄袭？如果是的话，那你我对什么叫抄袭就没共识了。

南东

有刀先生：我想讲的话基本上都在跟帖里表达了，汪晖是否抄袭，我不是权威，无权裁决，而在我所了解的范围内也不愿就此发表个人的看法。另是不是抄袭以及如何对待并非是一回事。

刘春

南东先生太好玩了。呵呵

linzh

有刀先生：我想讲的话基本上都在跟帖里表达了，汪晖是否抄袭，我不是权威，无权裁决，而在我所了解的范围内也不愿就此发表个人的看法。另是不是抄袭以及如何对待并非是一回事。
南东 发表于 2010-4-1 13:19

那么多的事实摆在那里，南东先生真是有点不辨东西了。

自觉的梦游人

南东不是不辩，而是不忍。为什么不忍？这个属于动机猜测的问题，很不宜乱猜。因此只是不忍，就是不忍。

彼亦一是非

汪粉在趁机展现自身滴势力么，呵呵

心中有刀

有刀先生：我想讲的话基本上都在跟帖里表达了，汪晖是否抄袭，我不是权威，无权裁决，而在我所了解的范围内也不愿就此发表个人的看法。另是不是抄袭以及如何对待并非是一回事。
南东 发表于 2010-4-1 13:19

呵呵，南东兄，对于判断汪晖写《反抗绝望》一书时有没有抄袭他人著作，我实不知谁是权威。那个权威是否存在，其实也并不重要，我想知道的，只是你我在这个问题上有无共识。如果你认为汪晖构成抄袭，那就与有刀形成了共识，否则就缺乏共识。看起来，要你表个态说汪晖抄袭，似乎有点困难。

至于“是不是抄袭”和“如何对待抄袭”不是一回事，根本无须老兄郑重指出，因为没有人在说两者是一回事。

李大兴

南东兄，我们的判断，还是诉诸常识较好，不必盲从如今经常是假冒伪劣的“权威”。汪晖是否抄袭，还是看白纸黑字就是，不必等别人“裁决”。
我八十年代求学于海外，当年写的论文，正文大约四万字，注释有六万字左右。对于学史之人来说，这很正常。回国探亲时，和家父谈起国内学术界不够规范化，家父告我，他带的研究生，不管博士硕士，要求论文须使用第一手史料。盖近代史史料浩瀚，若连第一手史料都不肯用，只能给不及格了。
又及，窃以为对于各种公案，须自己推断。比如这里曾经有胡乔木自曝代笔毛著之说，我断为杜撰。盖部以上官员发表此类回忆文章，当时需审批，估计现在亦然。以胡氏之党性，可以推断绝无自曝之举。

南东

呵呵！这么多帖子，看来我要努力做一个好玩的人，与刘春先生共勉吧！
回有刀：汪晖是否抄袭，我都可以指出一些批评者的问题。
回李先生：抄袭对于一个知名的学者是一个很严重的事，这让我想到一些人批评鲁迅的刻薄，但是鲁迅的批评多数是在事实和思想层面上进行的，而有些人推崇的梁实秋则轻易地污人拿卢布——这可能引来杀身之祸的。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对于这种问题我不关注的，而李先生对中国现实感知的这么深刻、悲观，我想应有更重要的事需要我们去关注的。

佛手瓜

呵呵，起码要就事论事吧，不要东扯葫芦西扯瓢。是否抄袭，要么是，要么不是。
抄袭不仅对知名学者是很严重的事，对任何抄袭者都是个很严重的事。对于这种问题不关注？那南东的几个跟帖就未免难懂了。

南东

回楼上：什么是就事论事啊？你若真觉得我的跟帖“难懂”，不作回应，即可！

佛手瓜

回有刀：汪晖是否抄袭，我都可以指出一些批评者的问题。

南东 发表于 2010-4-2 09:32

就事论事就是针对旺晖是否抄袭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不用替“自由派”的“尖酸”“刻薄”操闲心。

比如说，您大可以指出您提到的“一些批评者的问题。”这有利于事情“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当然，您已然声明了自己只是这一事件的“看客”，费心指出还是保持缄默是您的权利。

当然，对您跟贴做不做回应也是我的权利。

南东

楼上的这位朋友，我若和你“就事论事”地讨论会更加偏离这个帖子的主题的。

心中有刀

...回有刀：汪晖是否抄袭，我都可以指出一些批评者的问题。...
南东 发表于 2010-4-2 09:32

南东兄，我丝毫没有强逼你说汪晖抄袭的意思，更没有逼你去指出“批评者的问题”——如果你打算花点时间对批评者挑刺或提出异议，尽请随意而为，我会看，但愿你所能指出的“批评者的问题”是关于汪晖不构成抄袭的。

其实，我只是想知道你究竟是否认为汪晖犯了抄袭的错误，如果你的回答是否定的，也没什么关系，那说明你我对什么叫抄袭缺乏共识，仅此而已。

这么简单的意思，非要我翻来覆去地讲，搞得我好像是个啰嗦的人，未免太累，何必？今后老兄的帖子，有刀尽量不搭理便是。

南东

有刀先生：你为何这么介意我是否认为汪晖抄袭？我已说过什么人抄袭，我都不会太关注，更不愿以此去指责别人的。坦率地说王的文章我都没兴趣看完！当然我欣赏他这种批评的勇气，另汪晖是否抄袭我都会尊重他所作的学术成绩。

心中有刀

有刀先生：你为何这么介意我是否认为汪晖抄袭？我已说过什么人抄袭，我都不会太关注，更不愿以此去指责别人的。坦率地说王的文章我都没兴趣看完！当然我欣赏他这种批评的勇气，另汪晖是否抄袭我都会尊重他所作的学术 ...
南东 发表于 2010-4-2 16:15

回南东：

这么说吧，有刀作为一个爱读书的人，绝对介意作者是否抄袭。至于被普通人视为学者的人（例如汪晖）抄袭，我更介意，捎带着也就介意了你我对什么是抄袭有无共识。如果没有共识，以后我就不介意对其他问题是否与老兄看法一致了。

对抄袭进行道德批评，根本无须动用勇气；不肯批评，才是值得留意的事。

网事情缘

汪晖的学术成就，基本也就是个“扯”字。前老周已引过慎公评论，汪晖的文章俺也读过几篇，曾经和人聊天说过，中国新左，刻意模仿西方的批判，却连基本的批判基础都没搞清楚。哈贝马斯说的一点不错，就是为专制辩护。

一个连学术基础都分不清的人，还奢谈什么学术成就。

剑影秋歌

呵呵，南东发言很有意思

彼亦一是非

回李先生：抄袭对于一个知名的学者是一个很严重的事，这让我想到一些人批评鲁迅的刻薄，但是鲁迅的批评多数是在事实和思想层面上进行的，而有些人推崇的梁实秋则轻易地污人拿卢布——这可能引来杀身之祸的。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对于这种问题我不关注的，而李先生对中国现实感知的这么深刻、悲观，我想应有更重要的事需要我们去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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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看到的最逗的辩护词。抄袭和刻薄一样么？大家是在批评汪晖抄袭呢，还是指责他的刻薄？这件事和鲁梁之争丝毫关系没有，我不知道南东兄扯进来做什么，难不成南东关注的是这个？

zoufeng_1234

回李先生：抄袭对于一个知名的学者是一个很严重的事，这让我想到一些人批评鲁迅的刻薄，但是鲁迅的批评多数是在事实和思想层面上进行的，而有些人推崇的梁实秋则轻易地污人拿卢布——这可能引来杀身之祸的。我在前面 ...
彼亦一是非 发表于 2010-4-2 18:03

我看懂南东兄的逻辑关系了：
拿卢布在那个年代是要砍头的，所以梁实秋说鲁迅拿卢布太过分了。
抄袭对一个知名学者是致命的，所以王彬彬说汪晖抄袭也太过分了。

迅弟儿

我看懂南东兄的逻辑关系了：
拿卢布在那个年代是要砍头的，所以梁实秋说鲁迅拿卢布太过分了。
抄袭对一个知名学者是致命的，所以王彬彬说汪晖抄袭也太过分了。
zoufeng_1234 发表于 2010-4-2 18:32

哈哈哈哈，总结得好哇！
而且还是挺工整的。嘿嘿，比起那脑袋进水的逻辑，你这总结滴水不漏啊。

老木匠

欧文：汪晖《反抗绝望》一书抄袭证据补遗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0550693/

本人上网不很方便，也缺少其他论坛账号，本帖欢迎大家转帖传阅。随意转帖，只要保持文章完整即可。要说明的是：本人离开大学和曾经的“研究”生活已经有了些时候，虽一直关注学界，但在资料采集和整理上难免欠缺条件和功夫。一些豆瓣网友的发言为我指引了线索，几位有条件的老朋友帮我查核了不少资料，历时近两天，所以它也是集体劳动的成果。错谬当然全在本人。（浪费了我不少宝贵时间，以后不干这等事了。本文没啥动机，主要是考据癖发作了+一点点学术关怀~）

汪晖《反抗绝望》一书抄袭证据补遗

汪晖的抄袭并不止王彬彬提到的那些地方，豆瓣一个网友已经指出了一个新证据：http://www.douban.com/note/65202440/

。抄袭之直白和字数之多都让人替汪晖捏一把汗。当然也看到一个网友为汪晖辩护，说那段话是时代背景材料，人人皆可得而用之。不过我觉得他在使用的时候也还是要小心一些。[/url]

另外，我也搜索到一些例证，贴出来与大家共享。我把我发现的汪晖的抄袭证据分成两个类型来讨论：正文抄袭和引文注释抄袭，并请大家特别关注我提出的第二种抄袭方式。接着我又举了两个结合了上述两种类型的抄袭案例。因为条件限制，差错怕也难免。不管大家持何观点，希望都能够耐心阅读，然后发表意见，以使这篇文章收到抛砖引玉之效。

【使用版本：《反抗绝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版，与王彬彬的版本不同，不过好像我用的这个版本更常见。】

一、正文抄袭

我没有太细查找，也没有那个条件和功夫，只举一条较长的例证。为了尽可能减少争议，这是个任何注释都没有的例子。

《反抗绝望》第三编第三节《人称与非人称叙事的交织》：pp.390-391

一般说来，叙事模式的划分依据三条标准：故事是以第一人称还是以第三人称叙述；叙述者是或不是故事中活动的人物。叙述者表达还是压抑他的主观态度、评级等等。根据这三条标准可分出两种六类叙事模式，即第一人称客观（objective）模式，第一人称修辞（rhetorical）模式，第一人称主观（subjective）模式；第三人称客观模式，第三人称修辞模式，第三人称主观模式。客观模式意味着叙述者不是行动的人物，不表示主观态度和价值判断，小说的意识倾向必须由叙事结构的其他部分如情节、人物对比来表达，也可能通过风格手段如比喻、象征、讽刺来表达，鲁迅的戏剧化小说和心理小说基本属于此类。主观模式则意味着叙述者是参与故事的人物，他具有介绍、解释和行动三重功能，而不囿限于他的主观评价、反应和评论，鲁迅的第一人称叙事小说多属此类。修辞模式则介于前两种模式之间，叙述者不是活动的人物，但与客观叙述者不同，他可以自由表达他的主观评价和观察，在这里，叙述者的介绍的基本功能是和解释、评论的功能相伴随的。《明天》与《阿Q正传》就属于修辞模式，叙事过程无论以第一还是以第三人称出现都不掩盖局外的叙事人的态度。——当然，他的态度是变化的，其特点是由客观的或如同传统说书人的那种社会上普遍公认观点的一般评价，转变为主观的或体现作家个人的体验与感受的描写和评论。按照普实克的观点，这两种态度正标志着中国小说中传统叙事模式与现代叙事模式的重大差别，而鲁迅将两者汇于一体，显然体现着小说叙事模式正处于变化和过渡的阶段。

抄袭来源：捷克学者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米兰娜•杜勒兹乐娃-维林洁洛瓦；或译M．D．维林吉诺娃）Narrative Modes in Late Qing Novels一文，收入她本人编的The Chinese Novels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0）一书。该文有中译《晚清小说中的叙事模式》，谢碧霞译，载于（台北）《中外文学》，1985年14卷4期，1985年9月，第138-160页。同时收入林明德编《晚清小说研究》，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3月版。因为没有注释，所以不知道汪晖是否参照了该汉译，好像是没有。为方便对比，以下使用该文汉译。

《晚清小说研究》pp.545-546（英文本pp.58-59）：

【开头这段是我的概括】M．D•维林吉诺娃借用Lubomír Doležel的模型指出了两类六种叙事模式：两类包括“第三人称形式”和“第一人称形式”，每一类又含“客观的”、“主观的”和“修辞的”三种，故总共六种叙事模式：（1）第三人称客观模式；（2）第三人称修辞模式；（3）第三人称主观模式；（4）第一人称客观（旁观者）模式；（5）第一人称修辞模式；（6）第一人称主观（个人）模式。然后她展开了分析，以下为作者原文：

在此六种可能产生的叙事模式中，本文所分析的晚清小说只占三种：

（一）第三人称客观模式：叙事者不是行动角色，仅有传达故事的作用，不表达个人的主观态度与价值判断，只执行陈述的任务。但必须强调的是，叙事者的客观性并不意味着作品缺乏意识形态上的旨趣，只是这种旨趣无法从指定给叙述者的言论中明白地呈现出来，而是透过叙事结构的其他成分（亦即情节结构以及人物对照）和风格技巧（如寓意、象征和讽刺）来表达。

【为方便对比，以下插入上引汪晖原文：客观模式意味着叙述者不是行动的人物，不表示主观态度和价值判断，小说的意识倾向必须由叙事结构的其他部分如情节、人物对比来表达，也可能通过风格手段如比喻、象征、讽刺来表达…】

（二）第三人称修辞模式：叙事者不是行动角色，但是，与客观叙事者不同的是，可以自由地表达个人的主观判断及意见。叙事者主要的陈述作用与诠释作用化而为一。
【汪晖：修辞模式则介于前两种模式之间，叙述者不是活动的人物，但与客观叙述者不同，他可以自由表达他的主观评价和观察，在这里，叙述者的介绍的基本功能是和解释、评论的功能相伴随的。】

（三）第一人称个人模式：叙事者是行动角色，与故事的关系密切，其个人主观的价值判断、反应与批评皆不受限制。在这个模式中，叙事者具有三种作用：陈述、诠释，以及行动。
【汪晖：主观模式则意味着叙述者是参与故事的人物，他具有介绍、解释和行动三重功能，而不囿限于他的主观评价、反应和评论…】

点评：汪晖抄袭本已不对，但直白地抄袭尚且可以传播知识；他在抄袭过程中，又扭曲原文，破坏了作者原义，更不应该。因为从引文就可以看出，汪晖对三种模式的概括其实只是作者对三对模式中其中一个种类的概括，也就是说，汪晖把对六种模式中的（1）的概括同时用到了（4）的头上；把对（2）的概括同时用到了（5）的头上；把对（6）的概括也用到了（3）的头上。如此岂不悖谬？所以王彬彬的一句话放到这里是对的：“汪晖的剽袭，总是有意无意地损害原文。”

二、引文和注释抄袭

第二种抄袭类型大家关注较少，我这里提出来供大家讨论，即引文和注释抄袭。众所周之，学术著作难免要引用他人的文字，如此必须加注。有时候属于转引，那就需要把转引出处一并标出。而在汪晖的注释中，直接转引出处基本都被省略了。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景观：《反抗绝望》一书有不少英文注释，引自各种英文原版书籍。看到这些，我们想必都会对汪晖博士的博学叹为观止。而我现在要告诉大家的是，汪晖的英文注释，几乎绝大多数引自二手文献，而二手文献本身则都被他删去了。同时被删去的当然是二手文献作者的贡献。最有意味的则是，在2000和2008年的新版本中，在多数情况下，汪晖都会把在二手文献里是用中文书写的原始出处，改写成英文，有时还要改换一下版本遮人耳目【重点参看下面第3条例证】。于是我们完全可以把汪晖的这种行为视作对他直接引用的二手文献作者劳动成果的剽袭，这当然也是汪晖试图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标志。要说明的是，汪晖该著1991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在个别地方的注释反而更加规范，标出了转引来源。在新版本中，这些直接来源多数都被删去。不是80年代学术规范缺乏、汪晖才出了错吗？为什么到了2000年代之后，汪晖那里的学术规范反而更加稀缺了？

【注：如果1991年版的注释和2000年版有不同，我会予以说明——差别细微且无关紧要处例外。1990年台湾版和1991年版基本相同， 2008年三联版和2000年版也基本相同。另外，我所用的2000年版本里面的英文注释拼写错误颇多，我已径行改正，姑且认作是编辑之失吧。】

下面举一些例子：

（1）《反抗绝望》P.216：
……它“亲密地联系着关于死亡和个人命运的忧思”【注1】——这种“忧思”的深广内容当然不是“个人”所能解释的。……
注1：Geoffrey Brereton: P.rinciples of Tragedy,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Coral Gables, Florida, 1970, p.58.

抄袭来源：
陈瘦竹：《当代欧美悲剧理论述评》，《论悲剧与喜剧》，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p.34：
布莱雷东在引用尤纳缪诺的词句之后，这样说道：“根据这些引文，所谓‘悲剧感’是指一种哀愁的性情，亲密地联系着关于死亡和个人命运的优思，此外再没有更明确的解释。凡是缺乏‘意识’的人，就不会有悲剧感的经验。思想或理性都不会达到这种境界。在尤纳缪诺看来，这种悲剧感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宗教的心理状态。” 【注1】……
注1：Geoffrey Brereton: Principles of Tragedy,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Coral Gables, Florida, 1970, p.56，p57，p58.

点评：陈瘦竹的引文共三段，汪晖用了最后一段，所以取了最后一个页码p.58。

（2）《反抗绝望》P.257
解释学代表人物、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说过：“完整的知识包含着一个明显的循环，每一个局部只有根据它所属于的整体才能理解，反之亦然”。【注1】
注1：施莱尔马赫：《解释学》，1977年，英文版，第113页。

抄袭来源：
肖俊明：《当代西万哲学中的解释学》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外国哲学与哲学史》，1985年第9期：
德国宗教哲学家施菜尔马赫首先把解释学发展成为一门哲学学科。他的解释学来源于先验哲学和浪漫主义。施菜尔马赫从费希特关于“自我”的概念中得到了启迪，发现了解释学的规律，即作者的每个思想与其整个发展过程是关联的。他认为，所有心理思维都含有这样一个基本特征：只有理解整体，才能理解局部，这种理解也是一个循环过程。他指出：“完整的知识包含着一个明显的循环，每一个局部只有根据它所属于的整体才能理解，反之亦然。”【注1】
注1：施莱尔马赫：《解释学》，1977年，英文版第113页。

点评：这个抄袭虽然去掉了直接引用出处，但尚且老实，没有把汉字再转换成洋文。也许是没有找到具体的洋文版本信息吧。

（3）《反抗绝望》P.341
“悲剧苦难的原因在于悲剧人物心中同时存在的犯罪和无罪之感” 【注1】……
注1：Richard W. Sewall: The Tragic Form(Drama and Discussion N. Y. 1967, P643-644)
【1991年版的引文存在于注释之中（p.227）：“Richard W. Sewall: The Tragic Form(Drama and Discussion N. Y. 1978年第643-644页)：‘悲剧苦难的原因在于悲剧人物心中同时存在的犯罪和无罪之感……’”也没有出处说明，虽然在同页的一个注释中提及了陈瘦竹《当代欧美悲剧理论述评》一文，谈及的也完全不是这个注释的内容。请注意：汪晖91年版的注释用的是1978年英文版。】

抄袭来源：
陈瘦竹：《当代欧美悲剧理论述评》，《论悲剧与喜剧》，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p.42。
西华尔在《悲剧形式》中说：“象他所观察的宇宙一样，悲剧人物是自相矛盾的和神秘的。”悲剧人物的基本特征，就是受难。为什么会受到苦难呢？他说：“但是最根本的，悲剧苦难的原因在于悲剧人物心中同时存在的犯罪和无罪之感。……如果悲剧人物能够说，‘我犯了罪，所以我受难’，或者说，‘他（或者他们，或者上帝）犯了罪，所以我受难’，他的问题就可得到解决，而他那刻骨铭心的苦难也就可以超脱。如果他感觉到自己完全是自由的或者完全是命定的，那他就不成其为悲剧人物。但他两方面都不是——简而言之，他是自相矛盾的和神秘的人，‘世界之谜’。”【注1】
注1：Richard W. Sewall: The Tragic Form(Drama and Discussion, Edited by Stanley A. Clayes, Prentice-Hall N. Y. 1978, p.643, p.644)

点评：汪晖抄袭陈瘦竹的引文和注释的同时，同样丝毫没有提及出处。而且，欲盖弥彰的是，陈瘦竹用的是1978年版（第2版），汪晖在2000和2008年版中把自己的注释改写成了1967年版（第1版）。有人肯定会说了：以汪晖的才华，他就不可能确实自己也看了1967年版吗？这不可能，因为他和陈瘦竹犯了同样的错误，这篇文章的作者根本不是Richard W. Sewall，而是Richard B. Sewall。陈瘦竹是粗心之失，汪晖则是抄袭之失。

（4）《反抗绝望》第一编第二节 P.70：
在他（引注：施蒂纳）看来，“唯一者”是世界的核心、万物的尺度、真理的标准：
我的事业不是神的事业，不是人的事业，也不是真、善、正义和自由等等，而仅仅只是我自己的事，我的事业并非是普通的，而是唯一的，就如我是唯一的那样。【注3】
注3：Max Stirner: The Ego and His Own, London, 1912, P.6.
【1991年版（p.29）注释：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英文版（The Ego and His Own, London, 1912）第6页。】

抄袭来源：
（英）戴维•麦克莱伦（D. Mclellan），《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夏威仪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5页：
最后一段是：
“神的事是神的事业，人的事是‘人’的事业。我的事业不是神的事业，不是人的事业，也不是真、善、正义和自由等等，而仅仅只是我自己的事，我的事业并非是普通的，而是唯一的，就如我是唯一的那样。”【注3】
注3：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英文版，第6页。（原文为“同上，第6页。”）

点评：同样是让自己更加有学问的转换，从麦克莱伦的汉译本、到1991年版、再到2000年版，转变完成的轨迹清晰可循。

（5）《反抗绝望》P.81：
在《致死的疾病》一书中，他（引注：基尔凯廓尔）给“孤独的个体”定义道：
人是精神。但是精神是什么呢？精神就是自我。自我又是什么呢？自我是一个与自我本身发生关系的关系，也就是说，在自我所处的关系中，自我与它自己发生了关系；因而自我不是关系，而是一个关系把它和它自身联系起来了这一事实。【注2】
注2：A. Kierkegaard Anthology, ed. By Robert Bretal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340.
【1991年版注释为：《基尔凯廓尔选集》，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340页。】

抄袭来源：
徐崇温主编：《存在主义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p.46：
在《致死的疾病》一书中，克尔凯郭尔给“孤独个体”下过这样一个定义：“人是精神。但是精神是什么呢？精神就是自我。自我又是什么呢?自我是一个与自我本身发生关系的关系，也就是说，在自我所处的这种关系中，自我与它自己发生了关系；因而自我不是关系，而是一个关系把它和它自身联系起来了这一事实。”【注1】
注1：克尔凯郭尔：《致死的疾病》，载《克尔凯郭尔选集》，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340页……

点评：汪晖把原文的1951年版又改成1973年版，欲盖弥彰乎？
【不过在1991年版中，汪晖在紧接下来的引用中标明了转引出处，所以这条例子只针对新版本成立。关于这一问题，下面还会有讨论，请耐心阅读。】

（6）《反抗绝望》P.105：
个体性原则意味着一切外在于“我”的法则的毁灭。施蒂纳说：“任何在我之上的更高本质，不论它是神，是人，都削弱我的唯一性的感觉，而且只有在我的唯一性这种意识的太阳之前它才会暗淡下去，”“我”代替上帝而成为那个“生死无常的创造者”。【注3】
……
卡拉玛佐夫问道：“如果没有上帝，一个人岂非什么事都可以做？”——当施蒂纳大胆宣称“我把无当作我的事业的基础”【注5】时，他没有意识到失去了偶像的世界成了偶然的世界，个体的自由使人们面对着荒诞的、绝望的世界；不再有期待，不再有寄托，每个人都必须独自承担起存在的责任……
注3：Max Stirner: The Ego and His Own, London, 1912, P496.
注5：Max Stirner: The Ego and His Own, London, 1912, P496.
【1991年版（p.57）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英文版，第496页。】

抄袭来源：
（英）戴维•麦克莱伦（D. Mclellan），《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夏威仪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PP.134-135：
……如开头时那样，该书也是从宣称个人的唯一性结尾的：
“我是我的力量的所有者，而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知道我是唯一的。在唯一者中，所有者自己又回到他所诞生的那个创造性的无那里去。任何在我之上的更向本质，不论它是神、是人，都削弱我的唯一性的感觉，而且只有在我的唯一性这种意识的太阳之前它才会暗淡下去。假若我关心的是我自己这个唯一者，那么我所关心的就只是我自己的那个生死无常的创造者，而这个创造者也即是我自己，这样，我可以说：‘我把无当作我的事业的基础’。”【注1】
注1：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英文版，第496页。

点评：汪晖同样在窃取了别人引文的同时，把别人注释中的汉语转换成了英文，同时舍弃自己真正的引文来源。
我们可以做个对比，看看一个诚实的学者应该怎样引用：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 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一书引用了施蒂纳差不多同一段话（p.249），他的注释是：“转引自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4-135页。”

三、正文和引文注释抄袭之结合

下面这两个是集合了以上两种抄袭类型的例证。
（1）《反抗绝望》P.82：
五个注释（正文不再引）：
注1：Ibid, p. 267.【抄袭自《存在主义哲学》，pp.48-49】
注2：Ibid, p. 156.【抄袭自《存在主义哲学》，p.50】
注3：Ibid, p. 218.【抄袭自《存在主义哲学》，p.50】
注4：Ibid, p. 157.【抄袭自《存在主义哲学》，p.50】
注5：Ibid, p. 153.【抄袭自《存在主义哲学》，p.51】

点评：1991年版中这五条注释连标，标注的也是英文1951年版（p.88），但后面加了段“译文参见《存在主义哲学》（社科版）”。——由此可见，如果辩解说由于80年代缺少学术规范，汪晖才犯下这样那样的错误，那么到了2000和2008年出新版本的时候，汪晖的学术规范怎么反而更加缺乏了呢？1991年版尚且指出译文来自二手资料，之后修订的新版本，反而去掉来源说明，转换成英文赤裸上阵了。看新版本的读者一定又要膜拜大师了。

这五个注释，不仅引文和注释直接抄袭自徐崇温主编的《存在主义哲学》一书（同时把汉语注释转换为英文），而且在注释所属这一段的具体行文上，也直接抄袭了《存在主义哲学》一书。试做对比如下：
《反抗绝望》p.82：
……因此，个人的存在要由自己来选择，这种选择是绝对自由的，是由个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因此人的内在本质就是自由。作为一位宗教哲学家，他认为，人的这种内在本质是不能从外部客观存在的现实得来的，它只存在于个人的主观意识中。而“个人的主观意识就是关于上帝的知识”，“怀有这样的一些观点就意味着学习真理”，所以基尔凯廓尔断言，“主观性就是真理”，“因为我所信仰的真理是在我内部，只有通过我自身显现出来”。这样，他的哲学就“是一种本体论定义，它表示了一个存在着的认识主体和永恒真理之间的关系”。

抄袭来源：
《存在主义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p.50：
……在他看来，世界万物中，个人才是人类生存的中心。个人的存在要由自己来选择，这种选择是绝对自由的，是由个人的主观意志来决定的，因此人的内在本质就是自由。他认为，人的这种内在本质是不能从外部客观存在的现实得来的，它只存在于个人的主观意识之中。而“个人的主观意识就是关于上帝的知识”，“怀有这样的一些观点就意味着学习真理”，所以克尔凯郭尔断言：“主观性就是真理”。“因为我所信仰的真理是在我内部，只有通过我自身显现出来，甚至苏格拉底都不能将它给予我，正象一个赶牲口的人给马增加了负荷，尽管他可以用鞭打来帮助它前进一样。”

（2）《反抗绝望》pp.134-135
历史与价值的悖论关系深刻地体现为：他们对西方思想和价值的追求以深厚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为基础，而后者则主要起源于对西方入侵与掠夺的憎恨。这就形成了如本杰明•史华慈所指出的一个新的价值等差观念：“对于中华民族的维护和发展的献身远超过对于其它价值与信仰的倾心。其他价值与信仰是否被接受，端赖它们是否能够与民族的维护和发展有关，反之则非是（即：对于民族主义的献身却不依靠它能否维护与发展其它的价值与信仰）”。【注1】
注1：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19.

抄袭来源：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p.14：
中国接受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主要是以中国的民族主义为基础的，而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则主要是对西方入侵的回应。中国的民族主义带来了一个新的价值等差观念：“对于中华民族的维护和发展的献身远超过对于其它价值与信仰的倾心。其他价值与信仰是否被接受，端赖它们是否能够与民族的维护和发展有关，反之则非是（即：对于民族主义的献身却不依靠它能否维护与发展其它的价值与信仰）。”【注1】
注1（p.32）：见本杰明•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堪布里奇，麻萨诸塞，1964年），p.19。……

点评：
【注：1991年版注释为（p.85）：“本杰明•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堪布里奇，麻萨诸塞，1964年），第19页。转引自《中国意识的危机》第14页。”虽然1991版标出了转引出处，较2000版诚实，但也难逃抄袭之嫌，因为他并未说明他使用的观点也来自林毓生。】
汪晖这段文字，既在正文抄袭了林毓生（“参见”也没有）；同时抄袭了林毓生的引文和注释，而且把汉译本的中文注释转换成了英文，未对自己的引用出处做任何说明（这个指责只针对2000、2008两个新版本）。
从上面举的例证也可看出，汪晖在《反抗绝望》的后续版本中，本来可以删去或以合理的方式处理以前抄袭的内容，使它合乎学术规范，以洗刷“原罪”，但遗憾的是，他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离学术规范更远了。

四、总结（随感）

王彬彬在很多地方都被人群起围攻，那么他的“罪过”何在呢？第一，因为他批评了汪晖的学风道德问题，破坏了偶像的光辉形象——这是王彬彬最大的“罪过”。第二，因为他所揭露的汪晖的抄袭行为牵涉出很多学界论文写作的潜规则，很多学界中人对汪晖做的事情，已习以为常，并曾经身体力行，这时候如果有谁指出这也是赤裸裸的抄袭，难免产生自危感，以致群殴揭发者，好一点的则报之以沉默。要分析前一种人类的普遍现象实在太难，大概要懂得些宗教心理学之类的学问，我知难而退，不说话。下面重点分析后一种情形，虽然我觉得第一项才是王彬彬被围攻的最普遍原因，但后一情形和学界的具体问题更近一些，也便于分析。那么汪晖的抄袭行为中表现出来的论文写作潜规则，包括哪些方面呢？
据王彬彬一文，以及其他网友和我的调查，汪晖的抄袭证据确凿，只有理性能力极度欠缺的人才会完全否认。而且，他的抄袭比王彬彬文中指责的还要广泛和严重。但应该承认，从抄袭的内容的性质上来说，汪晖的抄袭多半不是文中的核心部分，多数核心观点应该确实是经过他的认真思考的（好吧，这个我不懂，还要请更专业和有公信力的学者来判定）。这种对文章的非核心部分大量抄袭的行为，在学界普遍存在，多数人都不以为意。这是因为多数学者都专注于自己那块狭小的研究领域，对临近领域的学术研究缺乏起码的涉入能力，于是导致往往直接取用他人的研究成果。因为普遍，所以也就随意和安全，剽袭起来没多少顾虑。当然这其中也有区别，有些人剽袭是研究自己专业的必要，有些人则是要炫示自己的博学，以获得更多的学术资本。在抄袭方式上，有些人技巧高，有些人技巧低。
说到抄袭方式，汪晖和其他人并无不同。抄袭这一行为，比较笨拙的表现为直接抄袭而不加任何注释（裸奔式抄袭），精明些的则表现为大段摘抄后注上一个“参见”（“参见”式抄袭），更精明的则是把摘抄的内容打碎后用自己的话重新组织一遍（不隐瞒地说，这几种方式我也几乎都用过，如果风险系数大、时间较充裕的话，会更加倾向于后面的方式）。我们如果把前两种抄袭方式叫做“偷形”的话，用王彬彬所谓的“偷意”来形容第三种方式倒也是恰如其分。对裸奔式抄袭可以说中国学界基本没有多少容忍度（但对汪晖这样的名人或某些有权势的人还有些例外），否则中国学界也太没希望了。而“参见”式抄袭和“偷意”抄袭，在中国还十分广泛地存在着，成为中国学术界整体水平落后的表征，如果有人试图破坏这一论文写作潜规则，学界中很多人难免感到自危，担心殃及池鱼，于是破坏者也就要被围攻，起码得不到必要的道义声援。
到目前为止，中国学术界在汪晖抄袭事件中的表现只能判为不及格。很多学者选择沉默，当然是出于学术上的审慎，或本性不喜公开发言；但学术界的几乎集体失声（在网络匿名发帖或私下谈论不算），和上面提到的原因怕也有密切的关系。

爬坡王

舒玮这委屈叫的，跟汪晖够哥们了

舒炜：“王彬彬式搅拌”对学术的危害

(作者系《反抗绝望》三联版策划编辑)

王彬彬文章（见《南方周末》2010年3月25日）依次列举汪晖《反抗绝望》一共19条文字，指责前7条是所谓“文理不通”，后面12条是所谓“剽袭”。但事实是，这些指责都是以王彬彬的方式搅拌出来的。王彬彬文章的缕列方式不给出汪晖原文的注释号位置和具体注释，是有意给读者造成错觉。王彬彬文章的严重性在于其目的根本无意作严肃的学术讨论，而是以他自己随心所欲定义的“剽袭”概念来进行人身攻击。我以为，这种王彬彬式的搅拌学风对中国学术危害极大，因为这样以人身攻击为目的的指控，几乎可以把任何学者的任何写作都定义为剽窃。

　　事实上我们马上可以看到，根据王彬彬的“搅拌式”、“组装式”剽袭概念，那么王彬彬本人的写作充斥剽窃。例如，在王彬彬本人2007年的文章《以伪乱真和化真为伪》（《文艺研究》2007年第4期）当中，王彬彬的文字（以下列出王彬彬文字时，我会同时给出他的注释号位置和具体注释），按照王彬彬的定义，全是搅拌式、组装式的“剽袭”：

　　儒家的“真有不二”、“空有不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顿悟成佛”等观念，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态度，影响了中国人对人性与政治、圣人与政治、圣人与凡人之关系的理解。例如，“真有不二”和“空有不二”的观念，“与儒、道一样，都使人放弃对现存秩序的思考和改变，目的都是消除一切提‘为什么’问题的可能性。既然提问的可能性不存在，现世的一切就只能在毫无保留的条件下加以接受，而从其主要的方面说，则是用‘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观点来肯定现存秩序”[注6]。

　　[注6]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38页。

　　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文字都是在“搅拌”、“组装”刘书第437至444页的文字。刘书的这几页内容分别谈“空有不二”和佛性问题，“空有不二”颇影响当时的政治认识和政治态度；而对佛性的认识，则加深了对人性等等的讨论，这其中“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之说是引起争议的少数派学说，因为这可能导致和政治秩序的冲突。“人性与政治、圣人与政治、圣人与凡人”等等都是原书所用的名词。

　　不客气地说，王彬彬这里的剽窃只能暴露他没有学术能力，因为他都抄错了——


　　首先，重复了两次的“真有不二”并不是佛教之说，佛家用语是“真妄不二”、“真俗不二”。进一步说，“真有不二”根本就不是任何一家之说。那么，“真有不二”是哪里来的呢？这其实是1992年版的一个印刷错误。王彬彬的低级剽窃在于他实际并不懂刘书的意思，因此自然看不出这里是印刷错误。理解原文的人很容易知道这是印刷错误，因为这个词只出现了一次就彻底消失了。进一步的证据是，1992年版基本同样的论述内容，在1996年版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里就不再有“真有不二”的字样（笔者按：特别可查看1996年版第548页以下）。我们只能说，王彬彬两次“剽袭”了原文中只出现了一次的印刷错误。实际上，王彬彬的这段文字里，真正属于王彬彬自己发明创造的，只有开头的“儒家的‘真有不二’”七个字和重复的“真有不二”四字。问题是，这里开头的“儒家”二字都错，是王彬彬自己的文字，就是说，他剽窃人家，结果还错误满篇。

　　最后，这段话的后半部分，以引号标明的直接引用文字，是在第440页。根本不在王彬彬写的第438页—— “搅拌式”和“组装式”的结合并且“抄袭”印刷错误，这样一个古怪类型应该如何命名呢？姑且命名为“王彬彬式搅拌”。

　　■王彬彬搅拌“参见”

　　按王彬彬对“参见”一词的辨析，“参见”一词不含有引用的意思，只应作“参考”之意，表示读者可另看其他书或文章，也是“表明自己是独立进行了这番论述，与那本书那篇文章没有渊源关系；就表明自己的论述不是对那个作者的‘引用’，而只是‘英雄所见略同’”。按照王彬彬，“参见”不能等同于引用，否则就应定义为“剽袭”。我们暂且不论这话对错，只需指出，按照王彬彬自己的定义，他的文字又是剽窃成风。在上面提到的王彬彬文章《以伪乱真和化真为伪》当中，王彬彬的第一个注释就是：“参见”钱钟书《七缀集》。这个“参见”竟也等同于引用。

　　钱钟书的《林纾的翻译》是大家都熟悉的名文，就举几个钱钟书用过的例子吧。《林纾的翻译》一开头，就介绍了汉代文字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关于翻译的训诂：“囮，译也……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囮’，读若‘讹’。”而南唐以来的文字学家，都把“译”申说为“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的引“诱”。钱钟书指出，“译”、“诱”、“媒”、“讹”、“化”， “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把翻译所能起的作用（‘诱’）、难于避免的毛病（‘讹’）、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化’），仿佛一一透示出来了。” “译”的本意中就包含着对讹误和“不透明性”的认可。至于“翻译”的“翻”，钱钟书则引了释赞宁《高僧传三集》卷三《译经篇·论》中的几句话：“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皆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注1]

　　[注1]参见钱钟书《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按照王彬彬三年后的今天的辨析来说，王彬彬写这“参见”二字，事实上是表示引用，但字面上又表明自己的论述不是引用，只是和钱钟书“英雄所见略同”。王彬彬这篇文章的另外两个“参见”，同样如此，表明王彬彬既是引用，又不是引用，仅仅是和胡适、陈寅恪“英雄所见略同”。按照王彬彬自己定义，这简直太剽窃成习了！

　　至于说，强行要求学术论著进行“一岗一哨”式标注，要把任何的、所有的原书语词、直接引用的或间接引用的短语、句子及其含义都一一标注，这无疑是繁琐之极的学术镣铐。王彬彬式搅拌制造出来这些镣铐，有可能套在任何学者身上。而实质上，这些镣铐最应套到王彬彬自己身上。

　　我们不要忘了：加上注释，其原初的、朴素的出发点，是要表示自己的论说有根据、有依凭，有更详尽的论证；而这些原有的根据、依凭、论证，很多时候不可能仅仅通过用引号的方式，直接引用一两个词、一两个句子说清楚；我们自应在不扭曲原意的前提下，予以提炼和重新表述。

　　语词的含义也不是凭着字面就可以胡乱定义。一个语词的含义是通过大家普遍的实践来获得的。语词的含义在于实际的运用之中，在于实际运用所取得的广泛共识之中。一个词、一些做法在实际运用中已经获得了含义、具有合理性，却突然要接受一个莫名其妙号称“正确”、狭隘严苛的定义，要对已具的含义、合理性强加指责，强行改造，这是没有道理的。

　　但王彬彬文章里的各种定义、辨析、分类、组合等等，把人搅糊涂了，搅晕了，很可能扭曲我们合理的、健康的常识，造成极大混乱。这种随心所欲定义“剽袭”概念的“王彬彬式搅拌”，违背学术常识和具有共识的学术常规，会给学术带来危害。

　　我们下面就来看看 “参见”一词在国内学术界普遍运用之中究竟是什么情况？

　　就我以往的阅读经验以及现在特地翻查的国内中文学术书刊的情况，学术书刊大多有三种注释方式，一是直接标注出处，二是用“见”字，三是用“参见”两字。前两种都是表示明确地、直接地引用、指示；而“参见”则比较模糊，有多种含义，具体说有五种：直接（加引号）引用，间接（未加引号）引用，改写，提炼并重新表述，没有引用但可参考其他材料；也就是说，前四种都属于引用的范围。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以及特别注重学术规范的《中国社会科学评论》等学术刊物的多数学术文章都是如此，注释里的“参见”两字极其常见。很多“稿例”也没有明确说这一点。简言之，国内学术界普遍没有注意乃至强调“参见”与引用的区别，“参见”大多等同于引用。

　　我作为《反抗绝望》三联版的策划编辑、审稿人（笔者按：情况见三联版《反抗绝望》第449页），非常清楚此书的注释体例。全书只有两种注释方式，第一是直接表明出处、页码，第二是加有“参见”两字。这个体例是统一的，也是出版社三审三校过程中会注意的。此书注释中的“参见”同样具上述的五种含义，即“参见”大多等同于引用。

　　现在，王彬彬提出这个所谓辨析，强调“参见”不能等同于引用，否则就应定义为“剽袭”。这显然违背我们普遍实践中形成的常识。这将对学术造成莫大的迷惑和混乱。因为，如此一来的话，国内学术界只需检查一下从九十年代初期强调学术规范以来，至今这二十年已出版的所有学术书刊，就会注意到现有注释里“参见”一词大多数都等同于引用。也就是说，按王彬彬对“参见”的字面辨析而得出的定义：国内大多数学术书刊都有掩耳盗铃的“剽袭”之嫌。

　　这种只顾及“字面”的辨析，似是而非，胡搅蛮缠，无视事实。这就是“王彬彬式搅拌”的实质。

　　■不老实的“王彬彬式搅拌”

　　王彬彬文章中还定义了一种抄袭，叫做：“老老实实式”。这主要是指文章最后提出的两条《反抗绝望》文字，王彬彬在此指责《反抗绝望》抄袭了《意义的探究》一书。这两条在河北教育版和三联版都是紧连着的两段，但王彬彬文章列出时，不标出原有的注释号位置和注释，同时还做了一处非常细致的“小手术”，并分开讨论，并以这两条的讨论作为全文的压轴段落。通过下面的分析，我将说明：这是一种不老实的“王彬彬式搅拌”。

　　我们来看看最后的这两条。首先特别要说明一下：下面将引用的是199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的《反抗绝望》第79-80页。王彬彬既然费心用功地写这篇万字长文来谈“学风问题”，他应该掌握了全盘正式的出版资料，他应该和我作为编辑策划、审编此书出版一样，都手握此书最早的1991年上海版作为参考。

　　由于这里需通过一个略显复杂的技术分析来说明最后这两条的问题，我希望读者给予充分耐心。我们来仔细看一下汪晖极长的这一整段，并加上汪晖原有的注释（河北教育出版社对这一长段做了职责所在的必要分割，分为三段喘气以便阅读；三联版追随河北版）。上海版的本来面貌是这样的——

　　……然而，“反传统”作为一种对传统的否定性的理解方式，恰恰必须具备构成对传统进行理解的历史性前提。如果我们承认传统有其基于特定历史和社会处境的历史结构，传统文化及其创造者总是一定地处于一个世界，总有其不容忽视的历史性，那么从中得出的逻辑结论是：传统的批判者也是以自己的方式处于一定的世界上，他的历史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也是无法消除的。伽达默尔指出，历史性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性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评价和适应这一历史性。我们总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世，有特殊的家庭和社会的视界，有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先于我们存在的语言，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无法摆脱的传统，我们必然要在传统中理解，理解的也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理解的历史性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决定作用。[注1]因此，现代释义学的下述结论恰好构成“反传统”的存在模式的悖论：“不是我们的判断，而是我们的成见构成了我们的在。”[注2]在伽达默尔看来，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时，忘了理性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因而也无法看到自己也有成见，自己也要接受权威——理性的权威。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权威时，没有看到理性只有在传统中才能起作用。传统的确是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就先于我们，而且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是我们存在和理解的基本条件。因此，不仅我们始终处于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是传统把理解者和理解对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理解者不可能走出传统之外，以一个纯粹主体的身份理解对象。理解并不是主观意识的认识行为，它先于认识行为，它是此在的存在模式。伽达默尔指出：“不应把理解设想为好像是人的主观性行动，理解是将自身置于传统的一个过程中，在这过程中过去和现在不断融合。”[注3]五四新文化运动……

　　[注1]参见张汝伦：《意义的探究》第175-176页。
　　[注2] 伽达默尔：《哲学释义学》第9页，转引自同上书第176页。
　　[注3]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250页，转引并参见《意义的探究》第180页。

　　请注意我用双线标出的两处，一短一长。短的这句“伽达默尔指出”，即受到王彬彬指责的倒数第2条。王彬彬明摆着引用了“伽达默尔指出”这个短句，却指责说“汪晖是将其作为自己的观点显示给读者的……实在欺人太甚：欺原作者太甚；也欺读者太甚”。

　　双线标出的一长句，包括[注1]、[注2]两个注释号，正是王彬彬做细致“小手术”的地方，他完全用省略号来处理，也就是说，他把这一长句摘除了！由于摘除了一句“在伽达默尔看来”、两个注释号，按道理，王彬彬的指责语气应该更甚，更应该说“汪晖是将其作为自己的观点显示给读者的”，欺原作者极甚！也欺读者极甚！但是，王彬彬的语气恰和前面矛盾，反倒说汪晖的这一“剽袭方式，让人反感的程度就要轻些。”

　　在[注3]之前包括注释号的一长句，即我画了单线的一句，是汪晖改订此书刊行河北教育版时自己删掉的，因此这个跟随的注释自然也删掉，所以现在河北版、三联版都看不见注释里的“转引并参见《意义的探究》第180页”。我审稿时曾比对过，认为这句引文删掉是正确的，因为它与上下文并无紧密关联，这样也利于一大长段划分成三个便于阅读的段落；但我和汪晖都忽略了：“转引并参见《意义的探究》第180页”还说明了上面几句话的出处，并不仅仅只说明伽达默尔的出处。

　　王彬彬握有上海版，他自然找到第180页；他针对这个地方，引用的时候还特别说：“此处跳过张著引用的伽达默尔一句原话”，即汪晖第3个注释引用《真理与方法》里的话。也就是说，汪晖这里并没有跳跃，王彬彬却跳跃了，而且他还反过来指责汪晖“这回采取的是跳跃式，即抄几句，便跳过若干字、若干句、若干行”。

　　这些自我矛盾的表现，不妨说是不老实的“王彬彬式搅拌”。

　　■低层次的“王彬彬式搅拌”

　　王彬彬文章的大量引述文字，其实都是脱离上下文，割裂文本，制造误解乃至曲解。这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断章取义”。

　　“王彬彬式搅拌”还表现在他自己所说“低层次”的语言文理不通问题上。这种表现就是，拿着一个脱离上下文的、孤零零的、残破的句子，反复拷问它的意思。

　　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王彬彬的学术理解力居然低劣到抄袭印刷错误。在他看来，不必以理解“高层次”学术含义为前提，只需凭着语文课程的分析主谓宾、分析“主体”，就可以分析所谓“低层次”的语言文理不通问题。举例来说，对于全部7条“文理不通”的最后一条，即第7条，他反复讨论到让人昏昏欲睡的地步。他以为揪着了语病，因此搅来搅去地不断分析，最后自以为对了，由此指责汪晖词不达意。但实际上，他之所以搅来搅去，三番五次设想“主体”，正暴露他自己低劣的学术理解、语文理解。他列出的引文本身，就用省略号略掉了“主体”！

　　他列出的第7条是：

　　……正史固然涂饰太厚，如密叶投射在莓苔上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碎影，不易察出底细，但野史杂记却了然得多。

　　汪晖实际的完整文字是（见上海版第107-108页，三联版第161-162页）：

　　鲁迅对历史与现实的这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重复感，确实触及了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层结构。比之于他对价值理想的追求，他的认识倾向更趋向于对“历史”和“经验”的依赖。“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 [注1] ，正史固然涂饰太厚，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碎影，不易察出底细，但野史杂记却了然得多。“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注2]，“‘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用了这许多好材料，难道竟不过老是演一出轮回把戏而已么？”[注3]

　　[注1][注2][注3]《鲁迅全集》3卷第17、17、18页。

　　注意我画线的那句，汪晖的问题在于脱落了“通过”二字（笔者按：我用〈 〉标在文中），即使如此，总体看文意仍非常清楚。而王彬彬无视了一个小小逗号。他抓住“通过”二字大做文章，甚至认为即使补全这两个字，仍然“莫名其妙”，于是搅拌式地不断曲解。但无论如何，这都不能无视一个简单事实：这里其实是鲁迅的文字。

　　这段文字就是汪晖注释指明的《鲁迅全集》第3卷第17页的一段话，即《华盖集·忽然想到·四》，鲁迅的完整原话是：

　　先前，听到二十四史不过是“相斫书”，是“独夫的家谱”一类的话，便以为诚然。后来自己看起来，明白了：何尝如此。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

　　秦汉远了，和现在的情形相差已多，且不道。元人著作寥寥。至于唐宋明的杂史之类，则现在多有。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
　　写过不少所谓鲁迅研究文章的王彬彬，在此却表现得对鲁迅文字毫无感觉、肆意曲解。不妨说，他在第7条的所有折腾，都是“搅拌式”地找鲁迅的语病。

　　■结语
　　以上我分析了“王彬彬式搅拌”的实质和表现，以及“王彬彬式搅拌”的学术和语言文字理解力。这种实际目的在于人身攻击的王彬彬式搅拌学风，这样的“搅拌”竟然还来夸夸其谈什么“学风问题”，实属荒谬！这种低层次“搅拌”，只能毁坏正常的学术批评，把学术讨论风气给劣质化。

　　王彬彬还用了相当多的文字来暗示《反抗绝望》一书存在严重问题。实际上，他想指出的仅是《反抗绝望》不同版本之间的某些差异。三联版除最后28页，内容与河北教育版一样。它们与上海版的差别在于，删去了上海版第四章论述不成熟的大部分内容，汪晖写作此书在八十年代末期，当时二十几岁；另外的差别是，对个别字句、段落划分做了改动和调整；删落了与八十年代文化讨论中“传统与反传统”等问题有关的一些句子，因为其论辩色彩较浓，21世纪的读者大多已不熟悉当时语境、氛围以及耳熟能详的一些语辞概念；但全书仍保有当时的论辩气息。因此，由于论辩对象的变动、历史时期的交织，就在字句段落划分、一些注释的去取等等方面产生了差异——这些细微差异，我相信还有很多，而且有些确实会造成某些问题，但这完全并且应该由正常的、建设性的学术讨论来批评指正。

　　二十余年的鲁迅学史业已证明，《反抗绝望》得到了中外鲁迅学界的肯定和赞同。著名现代文学史家严家炎在3月30日答《中国青年报》时说：“汪晖的博士论文是有学术深度的，是扎实的。论文的主体部分属于汪晖的原创……这篇论文的主体至今看来还是立得住的，确实属于他自己的，不是抄别人的。”我想这一判断是中肯客观的，代表着学术界对《反抗绝望》一书价值和意义的基本判定。河北教育版和三联版也都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好评，《南方周末》的编者注里也特别提到河北教育版“该版曾多次印刷”。

　　最后，我要感谢《南方周末》把三联版编辑牵引到这次讨论当中。王彬彬文章本不涉及三联版。《南方周末》特地加上了三联版书影、页码。这对我个人是一种提醒、一次学习提高的机会。而且我要指出，和其他正式发表版本不同，《南方周末》的编辑做了某些文字恢复和处理，工作认真深入；文章所加的小标题，也颇具效果；“编者按”文字尤值诵读。这些都值得职业编辑来学习。
　　2010年3月31日于北京东外

彼亦一是非

舒的最后一段说得可真够酸，刻意叫人看见他把刻薄压在自己的人形里。

周泽雄

虽然很不好看，但每次抄袭者东窗事发，我们总能看到一些丑陋的表演。这些表演只有一个功能，让我们意识到抄袭者是一股势力，他们相互提携，彼此照应，过程中会使用大量兵法，如声东击西，围城打援，围城缺一，割须弃袍，等等。只要捂住鼻子，还是颇有观赏性的。

童志刚

没有去比照过原文，同时大家对抄袭的深深恶痛绝也让我有点怯于说出看法，而且俺也从来不读汪晖更谈不上跟他是一伙的（印象里曾试图读过他发表在《天涯》上的一篇长文，好像是不忍卒读），当然犯不着冒着被骂的风险去给他辩护。不过说真心话：王彬彬的指责在我看来实在是力度有限，态度恶劣，多有不实，意气用事。

老木匠

文风、规范与八十年代学术思想氛围

靳大成

《中华读书报》（2010-04-07，5版）


看了王彬彬先生批汪晖的文章，也看了媒体和网络上跟进的贴子，特别是采访中王彬彬先生回敬钱理群先生的那句话，不禁令人感概：昨天的历史刚刚发生，还没过去，就已经被人视而不见，遗忘得差不多了；更何况缺少历史感并不知对历史应抱同情之理解态度的人，只凭几页文字就以为可以进入历史，把握史实，以今度之，妄议过去的历史是非。因搬家数次，我手边恰恰没有《反抗绝望》这本书，就对这部著作的整体评价而言，我同意钱理群先生和张梦阳先生的判断和结论，也还能想起当时汪晖提出这本书中的基本观点后引起的讨论。二十多年来，我个人也是与汪晖争论最多最激烈的人之一，这里对当时的学术思想史环境与理论研究变化的思想动机作点描述，似乎还有必要。

常常会有年轻学人问我，八十年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学术氛围，对此我感到真是一言难尽。可以简单地说，在经历了新时期前几年缓慢地过渡后，八十年代是一个新的思想观点迭出、人们精神高昂高歌猛进的时代。那时三代人同时登上（前两代是复出）学术舞台，人们有点象是一群长期困居在土地狭小人口密集地方的过剩劳动力，突然有机会闯入一个新的绿洲，于是拓荒者们奋力开拓出了一大片处女地。那被压抑多年的创造力突然迸发出来，大家往往不管自己知识准备够不够，能力行不行，都一古脑儿的要开辟新道路，提出新理论，创建新体系。特别是年轻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则鸣鼓而攻之，对西方现代文化思潮则伸出双臂而拥抱之。今天的人往往很高明地指出那时的人们是多么幼稚、浮燥，却忽略了时代对人的要求和历史对人提出的任务是多么急迫。老、中、青三代人同时迸发出的创造力，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理论命题。他们各自的学术训练，知识准备、思想资源都不同，很多想法也并不成熟，做法也经常不够规范，但是若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来看，会发现那个时代对于新知的渴求，急于摆脱旧知识体系的束缚，简直令人饥不择食，慌不择路。往前究竟该怎么走姑且勿论，但决不能再象过去那样下去了。“新知”不仅具有知识更新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它要满足人们摆脱旧意识形态的束缚、创造“新”文化的历史需要，要对当下的历史过程给出全新的解释，要给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选择道路，要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大业做理论准备。

我记得刘再复曾说过，现在不是导师带研究生，而是研究生带导师。这话怎么理解？要是从学识修养、文章做法、理论功底来讲，当然是导师带学生；但若是从满足当时的社会需要，破除原有的旧观念，大胆、积极地引进西方现代学术知识，不断提出新说来看，的确是那几批研究生比导师们更为积极地、激进地推动这个发展势头。当然他们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稚嫩也惹了不少祸，甚至出了不少洋相。当时七七、七八、七九届大学生和头几届研究生们，虽然连文章都不太会写，按照今天的中学语文教师的标准来看，不但常常文理不通，病句满纸飞，连如何规范地引用资料、做注释都不会。即便如此，他们仍然率先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引领着当时的学术界思想界往前走。今天的人，如果得意洋洋地简单地以“浮躁”、“游谈无根”来判断当时的历史正误，以事后诸葛亮的高明对过去人们所犯的“简单的”错误大唱胜利凯歌，就会忽略其中隐含的历史的复杂性，无法理解当时人们的深层社会心理与历史活动的动机。这里略举几例吧。我记得陈平当时讨论中国史与西方史的长文，意在解释中国为什么封建制度延续如此长的问题，在光明日报上整整一版连一个注都没加。再举一个例子说明当年年轻学人的冲劲儿。八三、八四年，由于当时学术界鼓吹“三论”的文章越来越多，已成热潮。我的上一届（八三级硕士生）学长陈晋兄也写了大量用系统论、控制论术语拼装出来的文章。他很聪明，很勤奋，文章写得漂亮，还没毕业已写了好几本书。但总能听到人们说他的文章现在看不懂了。而当年我曾经在一个石油化工企业工作过七年多，整天接触的就是仪表、电器和自动化控制等，所以他的文章拿来后，我不象别的搞文学的师、友们说的“看不懂”，而是觉得很平常，而且能看出他对于系统论、控制论术语运用得不准确的地方。我感到他说的不是“文学”，而可以是任何什么东西。相比而言，林兴宅老师运用系统论观点研究阿Ｑ性格的论文要更贴近文学自身，也成熟得多。象陈晋兄这样一种以简单化了的“三论”生生搬来解说文学，的确令人感到有简单粗暴地炮制文学理论的嫌疑；另一方面，也让人感到当时急于突破传统文学理论束缚、开辟新道路的焦虑心情。这些表现，大概都属于“成长的烦恼”之必经阶段罢，由此可见，当时的我们，可真够生猛的啊！大家都知道，后来陈晋兄对党史和毛泽东的研究下了功夫，别树一帜，如果我足够认真的话，我会把他的这些研究著作找来研究批判，而不会只对他年轻时的习作穷追猛打，抓着不放。

这里我只能蜻蜓点水地提一提八十年代影响巨大的一些论述：象金观涛、刘青峰两先生提出的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说，李泽厚先生的三部思想史论与《批判哲学的批判》，刘再复先生的性格二重组合论与文学主体性，刘小枫先生的《拯救与逍遥》对中国思想史的批判，响绝一时，不仅是当时人们共同讨论的话题，有些说法和命题已经被知识界所共享。而八六年那匹“文学黑马”在批判李泽厚与“新”儒家时，那篇著名的论文之不规范，思想混乱，理解错误，知识误用，在在皆是。客观地讲，他这篇文章还算不错的，他毕竟还有自己的思考和主张，试图清算李泽厚/新儒学的“负面影响”。那时在各种沙龙、小圈子里和研讨会上，你听吧，各种发言，讨论，甚至洋洋万言的文章，即有真知灼见，思想火花，严肃的探索，也到处能听到大胆妄言，无根无据地乱说，不由理路，任意生造，那才叫泛滥成灾的真正的文风不正，一句话，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其实，今日又如何呢？）。我们这些初登学术舞台的年轻人，也不能免俗。用钱中文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把耸人听闻误当成振聋发聩，要是真来重新检索那时的文论，并以今日严格的标准来衡量，恐怕有相当多的文章得枪毙吧。文论如此，当时我们的很多翻译更是如此。了解了这一点，就会理解，为什么八九年之后，学界中人立刻开始了“反思”学术思想史的讨论。至少，我和汪晖、陈燕谷、许明、陈晓明、蒋寅、林岗、孙歌、王筱云、肖阳、吴国盛、林大中等同事和朋友们，讨论最多最集中的，就是这个话题。而在当时，为了总结历史，不仅对八十年代的精神现象与学风和文风做了相当彻底的批判，而且也对我们自己在八十年代的表现与行为，包括内心的动机，都做了严格的毫不留情的自我批判。那时彻夜不眠的争论与交锋，批判与自我批判，决定了后来的思想与学术道路的选择，这场面至今难忘。这个讨论的初步结果，可以看《学人》第一辑上我们的一组笔谈，以及《学人》前几期众人发表的相关文章。此后，学术史讨论热了起来，重新提倡严格讲求学术规范也成了话题。这个讨论最后也引出了邓正来的更进一步的文章，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与规范问题。总之，在总结八十年代的经验教训时，有关学风文风问题只是讨论的一个方面；而我们身处的社会条件、其形成的历史渊源，以及如何从我们习焉不察的学术体制与知识谱系对我们造成的思想局限中走出，等等问题，在当时批判性的思考与争论中，被长时间反复讨论。而重新梳理学术思想史就是我们共同做出的严肃选择。

我对汪晖的许多文章有不同看法，包括他提出的“历史的同一性”，他有关章太炎的“个人”概念缺乏深度的观点，以及后来的许多观点，都有一些不同意见和批评。对他文章的“晦涩”，也经常和他争论。他的文章中也有引注不够严格和规范的现象，但这在当时也确是常态，与王彬彬先生所说的“抄袭”和“偷意”不是一回事。王彬彬先生的文章，貌似主持正义，但我有点想笑，它让我想起了曾经很熟悉的文革中大字报的手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无限上纲。看到他将汪晖的《反抗绝望》说成什么“第一桶金”，我更是立刻笑了出来——还有什么比这句话更能暴露出一个人是如何看待严肃的学术活动与名和利的关系？看来八十年代遗留的风气仍得继续清理。汪晖当然也得继续学习如何写作，如何引注，如何做学问。但我倒是觉得，王彬彬先生如果有兴趣，可以把汪晖成熟后的著作找来读读（这些书在书店里很好找），回应一下汪晖近十年来提出的那么多重要问题，而用不着对一个求学过程中的年轻人的习作大费周章地上辅导课。在今天这个时代，面对这么多紧迫而重要的问题，汪晖提出了不少很有见识并经过深入思考的理论观点，其态度更明确，思考更深刻，这些都值得认真的读者来严肃对待。媒体的新闻效果虽然能暂时吸引人们的眼球，满足时下读者们无聊的好奇心，也能让某些人自觉高明，洋洋得意。但是理论问题就是理论问题，历史解释就是历史解释，仍然没办法轻易绕过去，真想批驳汪晖的理论观点，首先我们得读书，得学习。

周泽雄

王彬彬先生的文章，老实说我并不看好，他粗率的文风我也有所领教。记得他曾批评我针对余秋雨的一个质疑，并蛮横地断言，我没有去过苏州寒山寺。我批评余秋雨的话是这样的：
“在《文化苦旅•阳关雪》中，您提到自己曾在‘一个冬夜摸到了寒山寺’。‘摸’，多么有力的动词！仅此一‘摸’，就把国内泛泛散文家贬得不可以道里计了。但紧接着的一句话却使我愣是没敢懂，‘我的周围，人头济济。’天呐，您真是在‘人头济济’的场合‘摸’向寒山寺的吗？您是在‘摸’寺还是‘摸’人呢？由于依据上下文语意我实在看不出您想在此玩一招‘默声如雷’式的禅家智慧，我只能傻冒地想：也许您在体情状物的时候，眼前有时确会一片漆黑，以方便您写着写着就物我两忘起来。真是才子！”
王彬彬是怎么批评我的，我忘了，因为我确信他在胡扯，我只是记住了他断言我没有去过寒山寺。俺是不是去过寒山寺，巧了，燕友里我就能找到证据，大约1984年，我和克明一起去的苏州，主要就是去寒山寺，因为克明需要买一些张继《枫桥夜泊》的拓片。
听说，王彬彬在批评汪晖时，甚至会故意遗漏汪晖的注解，或省去几个前置词，严格地说，这是不可容忍的。
但是，这里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的，王彬彬文风不好，不构成对汪晖的开脱，判断汪晖是否剽窃，关键在于提供的证据。而且，只要有一个证据站住了，揭露就算成立。根据一些网友的揭露，现在看来，汪晖抄袭证据岂止一个，逃无可逃。所以，王彬彬的文风问题大可另外清算，要以此否认汪晖的抄袭，则针锋不接。
木匠师傅转的这位老兄，就是在故意搅浑水。以俺为例，俺写的所有文字，例不加注，原因是，我认为我写的只是随笔，即使有人客气地在随笔前加上“学术”二字，落脚点仍在“随笔”上，就随笔这种体裁来说，是没必要添加尾注的。但不加尾注与不加引号不是一回事，不加注并不必然会导致抄袭。他拿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整整一版连一个注都没加”来反衬汪晖，思路实在有点错乱。且不说汪晖的文章还曾持续再版，时代上早已脱离八十年代了。

买甘

标题：项义华：规范的缺失与自我的迷失——也谈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       
作者: 项义华 来源:南方周末 2010-04-07 16:36:20

平心而论，汪晖在鲁迅研究领域并非没有自己的独特贡献，但由于他在研究和写作中，未能对自己的观点、方法与前人的承袭关系作出明确的交待，不注意以规范的形式将他人的论述与自己的论述明确地区分开来，甚至有意将他人的观点和材料占为己有，这就使读者很难对其论述的原创性作出判定，以致在评价中出现过分拔高和过分贬低的两极倾向
汪晖是新时期鲁迅研究领域的一个阶段性的代表人物。他将鲁迅研究纳入思想史研究的范畴，着重从“文化哲学”和“文化心理结构”层面对鲁迅精神进行阐释，并力图进行体系化的建构。虽然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汪晖的鲁迅研究并没有多大的原创性，但其注重理论思辨和体系建构的努力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摆脱理论贫弱状态，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这是我过去的一个基本看法。但王彬彬对《反抗绝望》一书涉嫌抄袭的指证，却打破了我的这种成见，促使我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汪著的成就与缺失，对学术规范与学术价值之间的关系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王彬彬的偏颇之处
无可避讳，当下讨论《反抗绝望》一书，首先需要辨别的就是该书是否涉嫌抄袭的问题。
从王彬彬一文所举例证来看，汪著涉嫌抄袭的部分似乎并不很多，有些地方似乎也比较难以定性。如他所举的第一个“《反抗绝望》剽袭《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的例证，就“在中间部分做了一个注释，提示读者‘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王彬彬语），按照王彬彬的观点，“当用‘参见’做注释时，就表明自己是独立进行了这番论述，与那本书那篇文章没有渊源关系；就表明自己的论述不是对那个作者的‘引用’，而只是‘英雄所见略同’”，所以，他认为“不加冒号、不加引号，只做一个让人‘参见’某书某文的注释”的做法，也是一种抄袭，而且是“掩耳盗铃式”的剽袭，“这是汪晖在《反抗绝望》中用得最多的剽袭方法”。
但有些论者对此并不认同，如当代中国文化网上发表的钟彪《学术“私律”与“莫须有”》一文，就从陈来、罗志田、陈平原的三本书中找了6个例证，用以证明如下观点：“目前‘参见’等词的习惯用法，既可以表示直接引用，也可以表示间接引用，还可以表示王彬彬所说的‘与那本书那篇文章没有渊源关系’的独立论述。”对此说法，笔者深表赞同，也觉得王彬彬对“参见”式注释的界定比较狭隘，有以偏概全之虞。
但若撇开对“参见”式注释的学究式争论，回到是否涉嫌抄袭的问题上来，将汪著《反抗绝望》中的“参见”式注释与钟文中列举的几个例证相比较，就会发现一些实质性的区别。如钟彪文中所举的陈来一书的两个例证和罗志田一书的两个例证，都在正文中明确指出了引文的来源，文中的“学者”、“童书业”、“梁启超”、“章太炎”与注释中的“杨向时”、“童书业”、“梁启超”、“章太炎”都构成了一一对应的关系，根本不会使人产生任何知识产权归属方面的疑惑，而取自陈平原一书的两个“参阅”式注释”，则近乎钟文所说的第三类，其中有陈平原自己的发挥和他所参考的资料的出处，注释与正文之间的对应虽不如上述四例整饬，但其对应关系还是易于辨识的。那么，汪著中的参见式注释与正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对应关系呢？

《反抗绝望》中的“参见”式注释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版《反抗绝望》（与三联书店2008年版页码基本相同）第一编中标明“参见”字样的脚注共有19处，其中3处参见汪晖本人著述，属于自我引述和提示性质，当然不存在抄袭问题。另有3处，2处参见鲁迅著作，1处参见《新青年》上的文章，属于资料引用性质，也应该没有知识产权归属方面的问题。余下13处，1处参见普列汉诺夫，1处参见荣格，1处参见列文森，2处参见李泽厚，1处参见徐崇温，1处参见张汝伦，2处参见黎红雷，1处参见邱存平，2处参见钱理群，1处参见《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其中第152页参见荣格一处，因其正文中即有被引者之名，且该段引文加了引号，系直接引语，通常情况无需加上“参见”字样，故可忽略不计。第155页和第156页两处参见钱理群文，第一处脚注对应的正文只有一句话——“鲁迅的这种不脱离感性经验的判断体现了一种怀疑的思维方式和‘多疑’的个人气质”，其中“多疑”一词还加了引号，按照我的理解，这是与脚注中参见的钱理群一文相对应的，第二处脚注对应正文亦已表明“正如论者所言”的字样，与钟彪一文列举的陈来一书的两个例证和罗志田一书的两个例证性质类似，也是相当规范的。
此外，汪著第116页引述王富仁观点，第170页引述王晓明观点，这两处虽然都没有用参见字样，但也属于规范的参见式注释，体现了对鲁迅研究界同行观点的尊重。这表明汪晖当时是具备引证方面的学术规范意识的，在他认为有必要的时候，他是能够做到以正文和注释相互对应的方式来引述别人的学术观点的。
《反抗绝望》涉嫌抄袭的新证
但令人遗憾的是，《反抗绝望》一书在引述鲁迅研究界之外的一些学者的观点时，却出现了许多本可避免的错误。这既表现在一些已有参见式注释的片段上，也表现在一些未加引注的段落之中。如王彬彬一文中列举的几处引用列文森、李泽厚、张汝伦三人相关论述的片段，就有4处存在着虽有注释但正文中未标明被引者之名亦未说明引用他人论述的问题，另有三处则未加注释——这是为汪晖辩护的钟彪等人也不能否认的。
笔者也从CNKI等网络数据库中检索到了一些相关文献，发现了汪晖《反抗绝望》一书涉嫌抄袭的几个新的例证。
汪晖《反抗绝望》一书第一处参见式注释出现在该书1991年版第20页（河北教育2000年版第59页），注释为脚注形式：“①参见黎红雷：《中法启蒙哲学之比较》，《历史研究》，1987.5期。”笔者检索发现，黎红雷的确在1987年发表了这篇论文，全文约12000字，但不是发表在《历史研究》1987年第5期上，而是发表在同期的《哲学研究》上。
据笔者比对，汪著使用黎文的情况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正文大段引用而不作说明，只在脚注中“参见”黎文，另一类则是直截了当地抄用而不作任何提示说明。
第一类例证见于汪著1991年版第19-21页（河北教育2000年版第59-61页），这里前面部分关于怀疑精神的一大段论述都是从黎文中抄来的，只作了少量文字上的改动，后面引用的严复、梁启超等人关于怀疑论哲学的论述也是从黎文中转引过来的，共约1100多字，但汪晖只在第20页中间一句——“这样一种深刻的怀疑主义必然会引起从事近代启蒙和反对封建专制的政治斗争中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共鸣。”——后头加了上述那个参见式的脚注，似乎除此之外，都是由汪晖自己独立完成的。这如果不属于王彬彬文中所说的那种“掩耳盗铃式的抄袭”，那又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呢？
事实上，除了这一处以外，该书1991年版第72-76页整整一大段（自“其次”始，至“所代替”终，2000年版第121-125页作了分段，内容无异）长达2800多字的论述，就是著者将其“参见”的李泽厚、黎红雷、李龙牧、邱存平等人的论述拼凑糅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其中涉及的对谭嗣同、严复、梁启超、魏源、冯桂芬、龚自珍、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邹容、孙中山、蔡元培等诸多近代思想人物的论述，都不是汪晖本人从这些近人著作中解读出来的，而是从他人的研究性论著中摘抄出来的。
在从这些论著中转引近人言论时，汪晖既没有说明转引，也没有顺着原作者提供的线索做一些起码的查证工作，以至于抄错了转引的材料而并不自知。如该书1991年版第74页（2000版第123-124页）所引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中庸”言论，均转引自黎红雷的文章。但黎文中注明梁启超该段言论出自《新民说·释新民之义》，汪晖却误“之”为“主”，将其写作《新民说·释新民主义》。这虽然只是抄录中的一字之误，却足以表明汪晖对梁启超“新民说”的无知。
更有甚者，汪晖还将黎文中的一段论述和一处引文拼凑在一起，直接当作自己的论述写在自己的书里（1991年版第16页，在2000年版中略有改动，详见下面的说明）：
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儿的唯理论哲学是法国启蒙哲学的重要来源，卢梭则是启蒙哲学的最具影响的人物。启蒙学者把他们的“天赋”观念和“理性”原则直接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认为人类社会受到天赋的理性原则——“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等所主宰，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理性原则展现的历史，一切违反这些原则的现象，最终将被历史抛弃。从康有为、梁启超，到邹容、孙中山，这种“天赋人权”观念构成了他们社会哲学的理论基础。“欧洲专制大行之世，人人苦之，厌之，而为旧宗教旧思想旧学说所束缚，奄奄而不敢一逞。卢君（卢梭）以天仙化人之笔舌，冲亘古之罗网，惊人生之睡梦，于是天下之人，手舞足蹈，起而为十九周轰轰烈烈之大事业。”【按：此处下有脚注①汤尔和：《欧洲大哲学家卢氏斯宾氏之界说》，载《新世界学报》1号。】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是这一理性原则的实现，邹容的《革命军》回荡着“各人不可夺之权利皆由天授”、“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的铿锵之声；法国大革命及其自由平等原则，美国革命及其民主制度，为中国资产阶级提供了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依据。与这样一种动荡而又充满幻想的时代相应，“中国近代先进哲学思想的主要的或基本的总趋势和特点，却是辩证观念的丰富，是对科学和理性的尊重和信任，是对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的努力地寻求和解说，是对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封建主义正统的唯心主义的对抗和斗争，是对黑暗现实要求改变的进步精神和乐观态度……”【脚注②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6页。】
熟悉李泽厚文风的读者自然不难发现，这个段落中有关康有为、邹容的论述与李泽厚的手笔是多么的接近，以李泽厚在1980年代的流行程度，以他为抄袭对象而不被发现的可能性是相当小的，所以，当王彬彬一文举证指责汪晖抄袭李泽厚的时候，许多汪晖的辩护者都不以为然，觉得是小瞧了汪晖的智力。对此，笔者也不持异议——至少在这一段中，汪晖是注明了出自李泽厚论著的引文出处的。但遗憾的是，对于不如李泽厚那样知名的作者，汪晖的抄袭就显得有些不留情面了。请看黎文中的两个片段：
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儿的唯理论哲学，是法国启蒙哲学的重要来源之一。启蒙学者把他们的“天赋”观念和“理性”原则直接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受到天赋的理性原则——“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等所主宰，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理性原则展现的历史，一切违反这些原则的现象，都终将被历史所抛弃——这可以称之为 “天赋史观”。
……中国启蒙思想家则从“天赋说”与“进化说”二者结合的角度，来探讨建立新的历史哲学(符合“后进国家”启蒙特点的历史哲学)的时代课题。
首先，他们分析了“天赋说”的历史功绩和时代缺陷。他们指出：“欧洲专制大行之世，人人苦之，厌之，而为旧宗教旧思想旧学说所束缚，奄奄而不敢一逞。卢君(按即卢梭）以天仙化人之笔舌，冲亘古之网罗，惊人生之睡梦，于是天下之人，手舞足蹈，起而为十九周轰轰烈烈之大事业。”“天赋历史观”对于打破基督教“唯神史观”的迷梦，粉碎封建统治者"君权神授"的神话，促进新兴资产阶级的觉醒，曾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吾意卢君之言自由，为自由之婴儿，非自由之实地，吾非谓自由之不可终致也，奈今非其时何。”这种理想主义的“天赋史观”，并不能使人们获得现实的自由；特别是在“新知识日长进,新魄力日沉雄”的当今世界，更加难以说明和把握历史的真谛，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受到“进化史观”的冲击（汤尔和：《欧洲大哲学家卢氏斯宾氏之界说》，载《新世界学报》1号）。
两相对照，汪著与黎文的相似度显而易见，汪著因抄袭而拼凑的痕迹也触目可及：为了把从黎文中转引而来的汤尔和谈卢梭的那段话插到文中，汪晖在开头抄袭的一段文字中自己写了“卢梭则是启蒙哲学的最具影响的人物”一语作为铺垫，但这样做并未消除该处引文与前后脱节的突兀之感——引文前后说的是康有为、梁启超和邹容、孙中山，中间硬生生插入一段汤尔和的话，这种行文方式给人的感觉是很莫名其妙的。或许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汪晖在《反抗绝望》一书重版时，将引文前的一句话改为“这种‘天赋人权’观念构成了康有为、梁启超、邹容等人的社会哲学的理论基础”，并加上了“例如汤尔和就说”的字样。（2000版第54页）但换汤不换药，给人的感觉还是一处天外飞来之笔。
以上所述，只是笔者在《反抗绝望》一书中找到的几个比较明显的涉嫌抄袭的例证。此外，在关于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些论述中，笔者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如该书1991年版第27页中（2000年版第68页）有关日本思想界介绍尼采和基尔凯廓尔的文字，就是从王家柏的《存在主义在日本》一文中抄录过来的，该文以“摘要”的形式发表在《延边大学学报》1982年第S1期（第S1期的表述方式，系期刊网原文如此，疑有误）上。汪晖不了解日本思想界对存在主义的绍介情况，需要通过他人的转述来了解，本也未尝不可，但按理应以“转引自”的方式在注释中作出说明，不该在书中不作任何交待就将王家柏文中的介绍连同注释一并搬到自己的书中，造成自己博学多识、能够直接从日文原始资料中了解存在主义在日本传播状况的假象。
与时俱进的学术包装
《反抗绝望》这部著作，是1980年代文化热的产物。当时文学理论界比较注重观念更新和方法论的创新，对文献解读和资料功夫则不太在意，整个学界对引证方面的形式规范也不如现在这么强调。所以，现在许多论者也从大环境方面为汪晖辩护，如钱理群在接受《京华时报》的采访时就说：“在当时看来，只要大致标注出你引用了哪些资料就可以，不像现在，每引用一句话都得加引号。”这的确道出了当时一些学者写文章引用资料的实际情况。
但在《反抗绝望》一书1991年出版后不到三个月，汪晖就和陈平原、王守常一道创办《学人》丛刊，率先倡导学术规范，对于这样一个试图为学界垂范的学者，在学术规范方面提出最基本的要求，想来并不为过。更何况，《反抗绝望》一书其后还经过多次再版，完全可以拿2000年和2008年的规范尺度来进行衡量。
在2000年版中，汪晖对《反抗绝望》一书的副标题和第一编各章节标题作了相当大的更改，如将第一编的标题由“鲁迅的精神结构：文化哲学、文化心理结构及其与文学的关系”改为“思想的悖论：个人与民族、进化与轮回”，将引言副标题“关于鲁迅的精神结构”改为“思想的悖论”，基本上抹去了1980年代文化热熏染在本书目录上的痕迹，但这种装修门面的功夫并没有给本书带来脱胎换骨式的转换。在第一编正文部分，除了大量的分节编排、少量的文字改动和几处删改之外，可以说是一仍其旧，对于1991年版中引证注释极不规范、甚至涉嫌抄袭的段落，并未采取任何修订和补救措施。
相反，据豆瓣网网友欧文提供的例证，2000年版的《反抗绝望》有不少英文注释，似乎汪晖自已从原版西方著作找到了不少论据。但在1991年版中，绝大多数这类材料标明是转引自中译本的。汪晖使用了中译本的译文（新版并无改动），却在新版修订时抹去中译本的痕迹，直接标明引自外文原著。这种学术“装修”，若不作抄袭论，说是有意掠人之美，应该不算言重吧？

网友VIVO发掘出来的李龙牧发表在1958的一篇文 章。汪晖在《反抗绝望》抄袭了李文的相关段落（划线部分），未标出处。
学术失范与自我反思
事实上，除了涉嫌抄袭的问题之外，《反抗绝望》一书在遵循学术规范方面也存在着相当明显的缺失。据张梦阳最近在网络上发表的《汪晖〈反抗绝望〉的价值与意义》分析，“汪晖从竹内好那里主要接受了悖论的思维方式，由此出发也就必然汲取了‘反抗绝望’的命题”。这就是说，《反抗绝望》一书所运用的分析方法和核心命题都不是著者本人的原创，而是他从日本学者竹内好那里借用过来的（限于篇幅，编者删节了相关论证）。如果汪晖如张梦阳所说的那样，能够“坦然承认”竹内好“对自己的研究思路产生过重要的启悟”，他就不应该在具体问题上显示与竹内好的区别的同时，却对“反抗绝望”这个核心命题与竹内好上述论述的关系不作任何说明，以至于另一个日本鲁迅研究专家伊藤虎丸认为汪晖的大著《反抗绝望》“书名上就藏不住竹内的影响”。
对于伊藤的这句话，张梦阳的解读是这样的：“日本鲁迅学界是带着几分喜悦指出了竹内好对汪晖的影响，并没有指责他‘剽窃’，因为影响与‘剽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是，在笔者看来，伊藤所用的“藏不住”一词却正与张梦阳所说的“坦然承认”一词构成了一种饶有意味的对比。作为一个中国的学者，笔者从伊藤这句话里读出的并不是“日本鲁迅学界的几分喜悦”，而是大陆鲁迅研究学界的某种苦涩——但愿这只是我的误读而已。
平心而论，汪晖在鲁迅研究领域并非没有自己的独特贡献，如他早年对鲁迅与个人无政府主义关系的分析、对大陆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都曾对学界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他在《反抗绝望》一书及相关论文中提出的“历史中间物”这一概念，对于把握鲁迅从进化论角度所作的自我定位，也不无裨益。但是，由于他在研究和写作中，未能对自己的观点、方法与前人的承袭关系作出明确的交代，不注意以规范的形式将他人的论述与自己的论述明确地区分开来，甚至有意将他人的观点和材料化为己有，这就使得读者很难对其论述的原创性作出明确的判定，以致在评价中出现过分拔高或过分贬低的两极倾向。对此，汪晖本人是难以自辞其咎的。
如今，随着讨论的深入，《反抗绝望》一书在学术规范上的缺失已广为人知，其涉嫌抄袭的例证也日益明确，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学界同行，如果还是不顾事实对汪晖采取曲意维护的态度，甚至扭曲事实以迁就己见，那受损害的将不仅仅是汪晖本人，而是他所属的那个“学术界自己”。而对汪晖的批评者来说，如果只是攻其一端而不及其余，单凭《反抗绝望》一书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就否定汪晖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而不能秉着多维平衡的观点作理性探讨，就会流于意气之争。当前，在各方意见分歧的情况下，如何将问题纳入学术的轨道，从外在的道德批判转换到内在的自我反思，以此促进学术的发展和学术共同体的成长，对于任何一方，都是值得深思的。
对汪晖来说，面对学界同行在学术道德方面对自己的严重质疑，负责任的态度应该是由自己出面作出解释，但他的第一反应却是“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这是很让人不解的。要知道，在涉及到道德责任的问题上，惟有个体的自我承当才是可靠的。纵使有一个“批判的知识界”可以作为依托，“批判的知识分子”也依然必须面对属于自己的问题，扛起自己的十字架，承担自己理应承担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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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事情缘

对汪晖是否抄袭的问题，我只依据常识：一个作者、一个学者，是不是应该毫无愧色地说抄袭有理？

在散文家、随笔家和所谓的“学者”之间，还有个区别：前者贩卖的是个人感受，后者贩卖的则是“知识”，别人的感受拿来重新说一番，叫“情同此理”——其实已经算是一种的堕落的见识；但贩卖知识者，无论怎么说你都得告诉别人，这样的“知识”究竟算不算你的创见。

对汪晖大著，我是没看过，我无法肯定他一定存在“抄袭”的行为，但如果，王彬彬所指责的“梁冠鲁戴”确实是一种存在的话，那就应该羞愧得要死，至少，我是一定会羞愧得要死的：学术，没有这么个玩法，梁启超就是梁启超，鲁迅就是鲁迅，对梁启超的四种评介能套到鲁迅头上，那要鲁迅做什么?这两人在思想上的差异不是一般地大。

依我个人观念来看，只有这这几个字的抄袭成立，那么，汪晖的整个“学术成就”都是不值一驳的，这是一种虽然不够高尚，但够一般的推理：你既然能把梁启超安到鲁迅头上，谁知道你一本书里都抄袭了谁？

我从来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但我唯一要做的事就是：谨防自己做出超越常识的事——这一类的事，只有人类以外，或者，丧失人的基本知性做出的事。

老周说过一句话，他文本里绝不用别人七个字以上的文字，我对自己恐怕没有如此严苛，但此理完全赞同，在此基础上扩大一倍：十四个字以上，我坚决不用——何况，我只写随笔不做学术——我基本不怎么相信有什么“情同此理”的事，“此理”或许有，但怎么也无法做出同样的表达——叫我如何相信列文森对梁启超的评价可以一字不拉地套用在鲁迅头上？

汪晖，你就洗洗睡吧，和我临睡前一样，总是要洗洗的，但我洗我的，你洗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