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坡王

这么高调自负的新左领袖也能干这事？真服了！

爬坡王

而且在八十年代风气还算不错的时候，他老人家就已经领先这一步了，实在是实力派啊

爬坡王

吴稼祥：转载的转载：还是哈贝马斯牛逼

原作者：雷颐
转发并作按语者：郭宇宽

本博主（吴稼祥）按：我曾经说过，中国的某些新老左派，不是坏蛋就是笨蛋。不能理解复杂的事物，总是用简单概念套奔马一样汹涌的事物，刻舟求剑，爱走极端，非笨蛋何谓也？如果能理解而故意持此立场，必别有所图，非官即币矣，坏蛋是也。看来，真正的洋左派跟咱们国产的洋务左派果然不同，谓余不信，请看下文。

一，郭宇宽的按语：还是哈贝马斯牛逼

老哈是我最喜爱的左派知识分子，老哈的书我最爱读，读了老哈才知道正真的批判精神是怎么回事。

我接触的真正正统的左派，大都让人喜欢，要么童心未泯比较可爱的，要么有思想原创力，感悟极高。

而把脑残和良知泯灭集于一身的“中国新左派”，却是值得装在酒精瓶子里展示的文化怪胎。

他们能迷惑很多人，包括不少外国左派，不过真在有道行的人眼里，一下子就现形了。

雷颐的记录是可靠的，上半年我听到一位比较熟悉哈贝马斯的美国人类学教授转述的哈贝马斯原话

本来他们在《读书》把哈贝马斯请来，以为抬来了左派大哥，能给自己壮声势，没想到老哈灵台明澈，见了汪晖黄平没十分钟就不再想搭理他们，并且再也不想见这些经常逻辑混乱的引用法兰克福学派来自我包装的人，老哈说话很直：“These guys have no idea what i stand for, they just want to use me!"

二，雷颐的原作：哈贝马斯谈中国新左派

哈贝马斯是当代举世公认的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是“法兰克福学派”在当代的主要代表人物。近年来，法兰克福学派和哈贝马斯对当代中国思想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哈贝马斯前段时间的访华活动当然引起了国内思想界的高度重视，甚至造成了不小的"轰动"。但他对中国思想界的一些看法，更应该引起人们的深思，方为真正的重视。

2001 年4月21日晚6点至10点，笔者与李慎之、徐友渔、秦晖、冯小哲等人一同应邀参加了歌德学院北京分院院长魏松（Markus Wernhard）在家中为来华访问的哈贝马斯夫妇举行的一个小小晚宴。由于人数不多，大家比较深入地探讨了一些问题，其中哈贝马斯对中国新左派的看法，使人颇感惊讶。

谈话开始时，主要是中国学者向哈贝马斯提出各自感兴趣的问题，在他回答问题时大家互相对话，讨论逐渐深入。

当谈到当前中国思想界状况时，哈贝马斯突然说：我一直有两个印像，但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我对中国的了解实在太少，所以不敢判定这两个印像对不对，请你们谈谈对我的感觉的看法。第一个感觉是，我看过《读书》主编汪晖的一些翻译成英文的文章，和一些英文的访谈，我本人也与他交谈过，我也读过《读书》另一个主编黄平的一些英文的东西。读了他们的东西，我感觉到他们的观点有为极权、专制服务，为文化革命辩护的倾向。我不知道这个感觉对不对。

他能有这个“感觉”确实出人意外。因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是中国新左派重要的理论资源，而且大家也都以为他对中国社会不会有很多、很深入的了解，因此似乎更易倾向新左派。但他对中国新左派却有如此看法，并且如此坦率地说了出来，不能不使人啧啧称奇。惊诧之余，众人表示他的“感觉”非常准确，并说这也是我们之所以要批评新左派的根本原因。

然后，哈贝马斯继续说道：如果这个感觉准确，我就想说第二个感觉，因为如果第一个感觉不准确，第二个感觉也就不准确，就不必说了。既然你们认为第一个感觉准确，我就敢说第二个感觉了。我看他们常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总觉得用得不对劲，他们应该用其他理论来批评中国的改革开放，而不要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欧洲和美国都有直接为文化革命辩护的理论，他们可以直接拿来应用，不必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

转型期中国的社会与思想理论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不作专门研究或长期关注确实很难理清头绪。哈贝马斯对中国的了解或许不能说多，却能如此一针见血地说出高捧自己理论的中国新左派的实质，表现出思想家的洞见，不能不令人深为叹服。

爬坡王

29# 周泽雄

周老师，这是前两年雷颐先生写的，我是看着看着突然想起这个，再去搜出来的，我以为，这个严格来说不能算私密，揭发，毕竟涉及到太多的深层次的公共问题。

顺便再提一题外事，前几天，余杰说，那个郭小四前几年被人批抄袭时，曾写信给他说被人冤枉打击处境艰难想加入她们，谁知后来被王蒙爷爷们疼爱了就不理了，余说有确切函件在手可证。

这事不知可算揭发私密？

爬坡王

35# 周泽雄

呵呵，周先生您称我兄我还真不敢答应呢，我比您小一轮呢，从齐人物论开始，在您的著作里获益良多，称一声老师是实实在在的啊！

爬坡王

舒玮这委屈叫的，跟汪晖够哥们了

舒炜：“王彬彬式搅拌”对学术的危害

(作者系《反抗绝望》三联版策划编辑)

王彬彬文章（见《南方周末》2010年3月25日）依次列举汪晖《反抗绝望》一共19条文字，指责前7条是所谓“文理不通”，后面12条是所谓“剽袭”。但事实是，这些指责都是以王彬彬的方式搅拌出来的。王彬彬文章的缕列方式不给出汪晖原文的注释号位置和具体注释，是有意给读者造成错觉。王彬彬文章的严重性在于其目的根本无意作严肃的学术讨论，而是以他自己随心所欲定义的“剽袭”概念来进行人身攻击。我以为，这种王彬彬式的搅拌学风对中国学术危害极大，因为这样以人身攻击为目的的指控，几乎可以把任何学者的任何写作都定义为剽窃。

　　事实上我们马上可以看到，根据王彬彬的“搅拌式”、“组装式”剽袭概念，那么王彬彬本人的写作充斥剽窃。例如，在王彬彬本人2007年的文章《以伪乱真和化真为伪》（《文艺研究》2007年第4期）当中，王彬彬的文字（以下列出王彬彬文字时，我会同时给出他的注释号位置和具体注释），按照王彬彬的定义，全是搅拌式、组装式的“剽袭”：

　　儒家的“真有不二”、“空有不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顿悟成佛”等观念，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态度，影响了中国人对人性与政治、圣人与政治、圣人与凡人之关系的理解。例如，“真有不二”和“空有不二”的观念，“与儒、道一样，都使人放弃对现存秩序的思考和改变，目的都是消除一切提‘为什么’问题的可能性。既然提问的可能性不存在，现世的一切就只能在毫无保留的条件下加以接受，而从其主要的方面说，则是用‘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观点来肯定现存秩序”[注6]。

　　[注6]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38页。

　　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文字都是在“搅拌”、“组装”刘书第437至444页的文字。刘书的这几页内容分别谈“空有不二”和佛性问题，“空有不二”颇影响当时的政治认识和政治态度；而对佛性的认识，则加深了对人性等等的讨论，这其中“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之说是引起争议的少数派学说，因为这可能导致和政治秩序的冲突。“人性与政治、圣人与政治、圣人与凡人”等等都是原书所用的名词。

　　不客气地说，王彬彬这里的剽窃只能暴露他没有学术能力，因为他都抄错了——


　　首先，重复了两次的“真有不二”并不是佛教之说，佛家用语是“真妄不二”、“真俗不二”。进一步说，“真有不二”根本就不是任何一家之说。那么，“真有不二”是哪里来的呢？这其实是1992年版的一个印刷错误。王彬彬的低级剽窃在于他实际并不懂刘书的意思，因此自然看不出这里是印刷错误。理解原文的人很容易知道这是印刷错误，因为这个词只出现了一次就彻底消失了。进一步的证据是，1992年版基本同样的论述内容，在1996年版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里就不再有“真有不二”的字样（笔者按：特别可查看1996年版第548页以下）。我们只能说，王彬彬两次“剽袭”了原文中只出现了一次的印刷错误。实际上，王彬彬的这段文字里，真正属于王彬彬自己发明创造的，只有开头的“儒家的‘真有不二’”七个字和重复的“真有不二”四字。问题是，这里开头的“儒家”二字都错，是王彬彬自己的文字，就是说，他剽窃人家，结果还错误满篇。

　　最后，这段话的后半部分，以引号标明的直接引用文字，是在第440页。根本不在王彬彬写的第438页—— “搅拌式”和“组装式”的结合并且“抄袭”印刷错误，这样一个古怪类型应该如何命名呢？姑且命名为“王彬彬式搅拌”。

　　■王彬彬搅拌“参见”

　　按王彬彬对“参见”一词的辨析，“参见”一词不含有引用的意思，只应作“参考”之意，表示读者可另看其他书或文章，也是“表明自己是独立进行了这番论述，与那本书那篇文章没有渊源关系；就表明自己的论述不是对那个作者的‘引用’，而只是‘英雄所见略同’”。按照王彬彬，“参见”不能等同于引用，否则就应定义为“剽袭”。我们暂且不论这话对错，只需指出，按照王彬彬自己的定义，他的文字又是剽窃成风。在上面提到的王彬彬文章《以伪乱真和化真为伪》当中，王彬彬的第一个注释就是：“参见”钱钟书《七缀集》。这个“参见”竟也等同于引用。

　　钱钟书的《林纾的翻译》是大家都熟悉的名文，就举几个钱钟书用过的例子吧。《林纾的翻译》一开头，就介绍了汉代文字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关于翻译的训诂：“囮，译也……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囮’，读若‘讹’。”而南唐以来的文字学家，都把“译”申说为“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的引“诱”。钱钟书指出，“译”、“诱”、“媒”、“讹”、“化”， “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把翻译所能起的作用（‘诱’）、难于避免的毛病（‘讹’）、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化’），仿佛一一透示出来了。” “译”的本意中就包含着对讹误和“不透明性”的认可。至于“翻译”的“翻”，钱钟书则引了释赞宁《高僧传三集》卷三《译经篇·论》中的几句话：“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皆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注1]

　　[注1]参见钱钟书《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按照王彬彬三年后的今天的辨析来说，王彬彬写这“参见”二字，事实上是表示引用，但字面上又表明自己的论述不是引用，只是和钱钟书“英雄所见略同”。王彬彬这篇文章的另外两个“参见”，同样如此，表明王彬彬既是引用，又不是引用，仅仅是和胡适、陈寅恪“英雄所见略同”。按照王彬彬自己定义，这简直太剽窃成习了！

　　至于说，强行要求学术论著进行“一岗一哨”式标注，要把任何的、所有的原书语词、直接引用的或间接引用的短语、句子及其含义都一一标注，这无疑是繁琐之极的学术镣铐。王彬彬式搅拌制造出来这些镣铐，有可能套在任何学者身上。而实质上，这些镣铐最应套到王彬彬自己身上。

　　我们不要忘了：加上注释，其原初的、朴素的出发点，是要表示自己的论说有根据、有依凭，有更详尽的论证；而这些原有的根据、依凭、论证，很多时候不可能仅仅通过用引号的方式，直接引用一两个词、一两个句子说清楚；我们自应在不扭曲原意的前提下，予以提炼和重新表述。

　　语词的含义也不是凭着字面就可以胡乱定义。一个语词的含义是通过大家普遍的实践来获得的。语词的含义在于实际的运用之中，在于实际运用所取得的广泛共识之中。一个词、一些做法在实际运用中已经获得了含义、具有合理性，却突然要接受一个莫名其妙号称“正确”、狭隘严苛的定义，要对已具的含义、合理性强加指责，强行改造，这是没有道理的。

　　但王彬彬文章里的各种定义、辨析、分类、组合等等，把人搅糊涂了，搅晕了，很可能扭曲我们合理的、健康的常识，造成极大混乱。这种随心所欲定义“剽袭”概念的“王彬彬式搅拌”，违背学术常识和具有共识的学术常规，会给学术带来危害。

　　我们下面就来看看 “参见”一词在国内学术界普遍运用之中究竟是什么情况？

　　就我以往的阅读经验以及现在特地翻查的国内中文学术书刊的情况，学术书刊大多有三种注释方式，一是直接标注出处，二是用“见”字，三是用“参见”两字。前两种都是表示明确地、直接地引用、指示；而“参见”则比较模糊，有多种含义，具体说有五种：直接（加引号）引用，间接（未加引号）引用，改写，提炼并重新表述，没有引用但可参考其他材料；也就是说，前四种都属于引用的范围。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以及特别注重学术规范的《中国社会科学评论》等学术刊物的多数学术文章都是如此，注释里的“参见”两字极其常见。很多“稿例”也没有明确说这一点。简言之，国内学术界普遍没有注意乃至强调“参见”与引用的区别，“参见”大多等同于引用。

　　我作为《反抗绝望》三联版的策划编辑、审稿人（笔者按：情况见三联版《反抗绝望》第449页），非常清楚此书的注释体例。全书只有两种注释方式，第一是直接表明出处、页码，第二是加有“参见”两字。这个体例是统一的，也是出版社三审三校过程中会注意的。此书注释中的“参见”同样具上述的五种含义，即“参见”大多等同于引用。

　　现在，王彬彬提出这个所谓辨析，强调“参见”不能等同于引用，否则就应定义为“剽袭”。这显然违背我们普遍实践中形成的常识。这将对学术造成莫大的迷惑和混乱。因为，如此一来的话，国内学术界只需检查一下从九十年代初期强调学术规范以来，至今这二十年已出版的所有学术书刊，就会注意到现有注释里“参见”一词大多数都等同于引用。也就是说，按王彬彬对“参见”的字面辨析而得出的定义：国内大多数学术书刊都有掩耳盗铃的“剽袭”之嫌。

　　这种只顾及“字面”的辨析，似是而非，胡搅蛮缠，无视事实。这就是“王彬彬式搅拌”的实质。

　　■不老实的“王彬彬式搅拌”

　　王彬彬文章中还定义了一种抄袭，叫做：“老老实实式”。这主要是指文章最后提出的两条《反抗绝望》文字，王彬彬在此指责《反抗绝望》抄袭了《意义的探究》一书。这两条在河北教育版和三联版都是紧连着的两段，但王彬彬文章列出时，不标出原有的注释号位置和注释，同时还做了一处非常细致的“小手术”，并分开讨论，并以这两条的讨论作为全文的压轴段落。通过下面的分析，我将说明：这是一种不老实的“王彬彬式搅拌”。

　　我们来看看最后的这两条。首先特别要说明一下：下面将引用的是199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的《反抗绝望》第79-80页。王彬彬既然费心用功地写这篇万字长文来谈“学风问题”，他应该掌握了全盘正式的出版资料，他应该和我作为编辑策划、审编此书出版一样，都手握此书最早的1991年上海版作为参考。

　　由于这里需通过一个略显复杂的技术分析来说明最后这两条的问题，我希望读者给予充分耐心。我们来仔细看一下汪晖极长的这一整段，并加上汪晖原有的注释（河北教育出版社对这一长段做了职责所在的必要分割，分为三段喘气以便阅读；三联版追随河北版）。上海版的本来面貌是这样的——

　　……然而，“反传统”作为一种对传统的否定性的理解方式，恰恰必须具备构成对传统进行理解的历史性前提。如果我们承认传统有其基于特定历史和社会处境的历史结构，传统文化及其创造者总是一定地处于一个世界，总有其不容忽视的历史性，那么从中得出的逻辑结论是：传统的批判者也是以自己的方式处于一定的世界上，他的历史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也是无法消除的。伽达默尔指出，历史性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性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评价和适应这一历史性。我们总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世，有特殊的家庭和社会的视界，有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先于我们存在的语言，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无法摆脱的传统，我们必然要在传统中理解，理解的也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理解的历史性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决定作用。[注1]因此，现代释义学的下述结论恰好构成“反传统”的存在模式的悖论：“不是我们的判断，而是我们的成见构成了我们的在。”[注2]在伽达默尔看来，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时，忘了理性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因而也无法看到自己也有成见，自己也要接受权威——理性的权威。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权威时，没有看到理性只有在传统中才能起作用。传统的确是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就先于我们，而且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是我们存在和理解的基本条件。因此，不仅我们始终处于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是传统把理解者和理解对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理解者不可能走出传统之外，以一个纯粹主体的身份理解对象。理解并不是主观意识的认识行为，它先于认识行为，它是此在的存在模式。伽达默尔指出：“不应把理解设想为好像是人的主观性行动，理解是将自身置于传统的一个过程中，在这过程中过去和现在不断融合。”[注3]五四新文化运动……

　　[注1]参见张汝伦：《意义的探究》第175-176页。
　　[注2] 伽达默尔：《哲学释义学》第9页，转引自同上书第176页。
　　[注3]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250页，转引并参见《意义的探究》第180页。

　　请注意我用双线标出的两处，一短一长。短的这句“伽达默尔指出”，即受到王彬彬指责的倒数第2条。王彬彬明摆着引用了“伽达默尔指出”这个短句，却指责说“汪晖是将其作为自己的观点显示给读者的……实在欺人太甚：欺原作者太甚；也欺读者太甚”。

　　双线标出的一长句，包括[注1]、[注2]两个注释号，正是王彬彬做细致“小手术”的地方，他完全用省略号来处理，也就是说，他把这一长句摘除了！由于摘除了一句“在伽达默尔看来”、两个注释号，按道理，王彬彬的指责语气应该更甚，更应该说“汪晖是将其作为自己的观点显示给读者的”，欺原作者极甚！也欺读者极甚！但是，王彬彬的语气恰和前面矛盾，反倒说汪晖的这一“剽袭方式，让人反感的程度就要轻些。”

　　在[注3]之前包括注释号的一长句，即我画了单线的一句，是汪晖改订此书刊行河北教育版时自己删掉的，因此这个跟随的注释自然也删掉，所以现在河北版、三联版都看不见注释里的“转引并参见《意义的探究》第180页”。我审稿时曾比对过，认为这句引文删掉是正确的，因为它与上下文并无紧密关联，这样也利于一大长段划分成三个便于阅读的段落；但我和汪晖都忽略了：“转引并参见《意义的探究》第180页”还说明了上面几句话的出处，并不仅仅只说明伽达默尔的出处。

　　王彬彬握有上海版，他自然找到第180页；他针对这个地方，引用的时候还特别说：“此处跳过张著引用的伽达默尔一句原话”，即汪晖第3个注释引用《真理与方法》里的话。也就是说，汪晖这里并没有跳跃，王彬彬却跳跃了，而且他还反过来指责汪晖“这回采取的是跳跃式，即抄几句，便跳过若干字、若干句、若干行”。

　　这些自我矛盾的表现，不妨说是不老实的“王彬彬式搅拌”。

　　■低层次的“王彬彬式搅拌”

　　王彬彬文章的大量引述文字，其实都是脱离上下文，割裂文本，制造误解乃至曲解。这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断章取义”。

　　“王彬彬式搅拌”还表现在他自己所说“低层次”的语言文理不通问题上。这种表现就是，拿着一个脱离上下文的、孤零零的、残破的句子，反复拷问它的意思。

　　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王彬彬的学术理解力居然低劣到抄袭印刷错误。在他看来，不必以理解“高层次”学术含义为前提，只需凭着语文课程的分析主谓宾、分析“主体”，就可以分析所谓“低层次”的语言文理不通问题。举例来说，对于全部7条“文理不通”的最后一条，即第7条，他反复讨论到让人昏昏欲睡的地步。他以为揪着了语病，因此搅来搅去地不断分析，最后自以为对了，由此指责汪晖词不达意。但实际上，他之所以搅来搅去，三番五次设想“主体”，正暴露他自己低劣的学术理解、语文理解。他列出的引文本身，就用省略号略掉了“主体”！

　　他列出的第7条是：

　　……正史固然涂饰太厚，如密叶投射在莓苔上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碎影，不易察出底细，但野史杂记却了然得多。

　　汪晖实际的完整文字是（见上海版第107-108页，三联版第161-162页）：

　　鲁迅对历史与现实的这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重复感，确实触及了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层结构。比之于他对价值理想的追求，他的认识倾向更趋向于对“历史”和“经验”的依赖。“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 [注1] ，正史固然涂饰太厚，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碎影，不易察出底细，但野史杂记却了然得多。“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注2]，“‘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用了这许多好材料，难道竟不过老是演一出轮回把戏而已么？”[注3]

　　[注1][注2][注3]《鲁迅全集》3卷第17、17、18页。

　　注意我画线的那句，汪晖的问题在于脱落了“通过”二字（笔者按：我用〈 〉标在文中），即使如此，总体看文意仍非常清楚。而王彬彬无视了一个小小逗号。他抓住“通过”二字大做文章，甚至认为即使补全这两个字，仍然“莫名其妙”，于是搅拌式地不断曲解。但无论如何，这都不能无视一个简单事实：这里其实是鲁迅的文字。

　　这段文字就是汪晖注释指明的《鲁迅全集》第3卷第17页的一段话，即《华盖集·忽然想到·四》，鲁迅的完整原话是：

　　先前，听到二十四史不过是“相斫书”，是“独夫的家谱”一类的话，便以为诚然。后来自己看起来，明白了：何尝如此。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

　　秦汉远了，和现在的情形相差已多，且不道。元人著作寥寥。至于唐宋明的杂史之类，则现在多有。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
　　写过不少所谓鲁迅研究文章的王彬彬，在此却表现得对鲁迅文字毫无感觉、肆意曲解。不妨说，他在第7条的所有折腾，都是“搅拌式”地找鲁迅的语病。

　　■结语
　　以上我分析了“王彬彬式搅拌”的实质和表现，以及“王彬彬式搅拌”的学术和语言文字理解力。这种实际目的在于人身攻击的王彬彬式搅拌学风，这样的“搅拌”竟然还来夸夸其谈什么“学风问题”，实属荒谬！这种低层次“搅拌”，只能毁坏正常的学术批评，把学术讨论风气给劣质化。

　　王彬彬还用了相当多的文字来暗示《反抗绝望》一书存在严重问题。实际上，他想指出的仅是《反抗绝望》不同版本之间的某些差异。三联版除最后28页，内容与河北教育版一样。它们与上海版的差别在于，删去了上海版第四章论述不成熟的大部分内容，汪晖写作此书在八十年代末期，当时二十几岁；另外的差别是，对个别字句、段落划分做了改动和调整；删落了与八十年代文化讨论中“传统与反传统”等问题有关的一些句子，因为其论辩色彩较浓，21世纪的读者大多已不熟悉当时语境、氛围以及耳熟能详的一些语辞概念；但全书仍保有当时的论辩气息。因此，由于论辩对象的变动、历史时期的交织，就在字句段落划分、一些注释的去取等等方面产生了差异——这些细微差异，我相信还有很多，而且有些确实会造成某些问题，但这完全并且应该由正常的、建设性的学术讨论来批评指正。

　　二十余年的鲁迅学史业已证明，《反抗绝望》得到了中外鲁迅学界的肯定和赞同。著名现代文学史家严家炎在3月30日答《中国青年报》时说：“汪晖的博士论文是有学术深度的，是扎实的。论文的主体部分属于汪晖的原创……这篇论文的主体至今看来还是立得住的，确实属于他自己的，不是抄别人的。”我想这一判断是中肯客观的，代表着学术界对《反抗绝望》一书价值和意义的基本判定。河北教育版和三联版也都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好评，《南方周末》的编者注里也特别提到河北教育版“该版曾多次印刷”。

　　最后，我要感谢《南方周末》把三联版编辑牵引到这次讨论当中。王彬彬文章本不涉及三联版。《南方周末》特地加上了三联版书影、页码。这对我个人是一种提醒、一次学习提高的机会。而且我要指出，和其他正式发表版本不同，《南方周末》的编辑做了某些文字恢复和处理，工作认真深入；文章所加的小标题，也颇具效果；“编者按”文字尤值诵读。这些都值得职业编辑来学习。
　　2010年3月31日于北京东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