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木匠

欧文：汪晖《反抗绝望》一书抄袭证据补遗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0550693/

本人上网不很方便，也缺少其他论坛账号，本帖欢迎大家转帖传阅。随意转帖，只要保持文章完整即可。要说明的是：本人离开大学和曾经的“研究”生活已经有了些时候，虽一直关注学界，但在资料采集和整理上难免欠缺条件和功夫。一些豆瓣网友的发言为我指引了线索，几位有条件的老朋友帮我查核了不少资料，历时近两天，所以它也是集体劳动的成果。错谬当然全在本人。（浪费了我不少宝贵时间，以后不干这等事了。本文没啥动机，主要是考据癖发作了+一点点学术关怀~）

汪晖《反抗绝望》一书抄袭证据补遗

汪晖的抄袭并不止王彬彬提到的那些地方，豆瓣一个网友已经指出了一个新证据：http://www.douban.com/note/65202440/

。抄袭之直白和字数之多都让人替汪晖捏一把汗。当然也看到一个网友为汪晖辩护，说那段话是时代背景材料，人人皆可得而用之。不过我觉得他在使用的时候也还是要小心一些。[/url]

另外，我也搜索到一些例证，贴出来与大家共享。我把我发现的汪晖的抄袭证据分成两个类型来讨论：正文抄袭和引文注释抄袭，并请大家特别关注我提出的第二种抄袭方式。接着我又举了两个结合了上述两种类型的抄袭案例。因为条件限制，差错怕也难免。不管大家持何观点，希望都能够耐心阅读，然后发表意见，以使这篇文章收到抛砖引玉之效。

【使用版本：《反抗绝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版，与王彬彬的版本不同，不过好像我用的这个版本更常见。】

一、正文抄袭

我没有太细查找，也没有那个条件和功夫，只举一条较长的例证。为了尽可能减少争议，这是个任何注释都没有的例子。

《反抗绝望》第三编第三节《人称与非人称叙事的交织》：pp.390-391

一般说来，叙事模式的划分依据三条标准：故事是以第一人称还是以第三人称叙述；叙述者是或不是故事中活动的人物。叙述者表达还是压抑他的主观态度、评级等等。根据这三条标准可分出两种六类叙事模式，即第一人称客观（objective）模式，第一人称修辞（rhetorical）模式，第一人称主观（subjective）模式；第三人称客观模式，第三人称修辞模式，第三人称主观模式。客观模式意味着叙述者不是行动的人物，不表示主观态度和价值判断，小说的意识倾向必须由叙事结构的其他部分如情节、人物对比来表达，也可能通过风格手段如比喻、象征、讽刺来表达，鲁迅的戏剧化小说和心理小说基本属于此类。主观模式则意味着叙述者是参与故事的人物，他具有介绍、解释和行动三重功能，而不囿限于他的主观评价、反应和评论，鲁迅的第一人称叙事小说多属此类。修辞模式则介于前两种模式之间，叙述者不是活动的人物，但与客观叙述者不同，他可以自由表达他的主观评价和观察，在这里，叙述者的介绍的基本功能是和解释、评论的功能相伴随的。《明天》与《阿Q正传》就属于修辞模式，叙事过程无论以第一还是以第三人称出现都不掩盖局外的叙事人的态度。——当然，他的态度是变化的，其特点是由客观的或如同传统说书人的那种社会上普遍公认观点的一般评价，转变为主观的或体现作家个人的体验与感受的描写和评论。按照普实克的观点，这两种态度正标志着中国小说中传统叙事模式与现代叙事模式的重大差别，而鲁迅将两者汇于一体，显然体现着小说叙事模式正处于变化和过渡的阶段。

抄袭来源：捷克学者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米兰娜•杜勒兹乐娃-维林洁洛瓦；或译M．D．维林吉诺娃）Narrative Modes in Late Qing Novels一文，收入她本人编的The Chinese Novels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0）一书。该文有中译《晚清小说中的叙事模式》，谢碧霞译，载于（台北）《中外文学》，1985年14卷4期，1985年9月，第138-160页。同时收入林明德编《晚清小说研究》，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3月版。因为没有注释，所以不知道汪晖是否参照了该汉译，好像是没有。为方便对比，以下使用该文汉译。

《晚清小说研究》pp.545-546（英文本pp.58-59）：

【开头这段是我的概括】M．D•维林吉诺娃借用Lubomír Doležel的模型指出了两类六种叙事模式：两类包括“第三人称形式”和“第一人称形式”，每一类又含“客观的”、“主观的”和“修辞的”三种，故总共六种叙事模式：（1）第三人称客观模式；（2）第三人称修辞模式；（3）第三人称主观模式；（4）第一人称客观（旁观者）模式；（5）第一人称修辞模式；（6）第一人称主观（个人）模式。然后她展开了分析，以下为作者原文：

在此六种可能产生的叙事模式中，本文所分析的晚清小说只占三种：

（一）第三人称客观模式：叙事者不是行动角色，仅有传达故事的作用，不表达个人的主观态度与价值判断，只执行陈述的任务。但必须强调的是，叙事者的客观性并不意味着作品缺乏意识形态上的旨趣，只是这种旨趣无法从指定给叙述者的言论中明白地呈现出来，而是透过叙事结构的其他成分（亦即情节结构以及人物对照）和风格技巧（如寓意、象征和讽刺）来表达。

【为方便对比，以下插入上引汪晖原文：客观模式意味着叙述者不是行动的人物，不表示主观态度和价值判断，小说的意识倾向必须由叙事结构的其他部分如情节、人物对比来表达，也可能通过风格手段如比喻、象征、讽刺来表达…】

（二）第三人称修辞模式：叙事者不是行动角色，但是，与客观叙事者不同的是，可以自由地表达个人的主观判断及意见。叙事者主要的陈述作用与诠释作用化而为一。
【汪晖：修辞模式则介于前两种模式之间，叙述者不是活动的人物，但与客观叙述者不同，他可以自由表达他的主观评价和观察，在这里，叙述者的介绍的基本功能是和解释、评论的功能相伴随的。】

（三）第一人称个人模式：叙事者是行动角色，与故事的关系密切，其个人主观的价值判断、反应与批评皆不受限制。在这个模式中，叙事者具有三种作用：陈述、诠释，以及行动。
【汪晖：主观模式则意味着叙述者是参与故事的人物，他具有介绍、解释和行动三重功能，而不囿限于他的主观评价、反应和评论…】

点评：汪晖抄袭本已不对，但直白地抄袭尚且可以传播知识；他在抄袭过程中，又扭曲原文，破坏了作者原义，更不应该。因为从引文就可以看出，汪晖对三种模式的概括其实只是作者对三对模式中其中一个种类的概括，也就是说，汪晖把对六种模式中的（1）的概括同时用到了（4）的头上；把对（2）的概括同时用到了（5）的头上；把对（6）的概括也用到了（3）的头上。如此岂不悖谬？所以王彬彬的一句话放到这里是对的：“汪晖的剽袭，总是有意无意地损害原文。”

二、引文和注释抄袭

第二种抄袭类型大家关注较少，我这里提出来供大家讨论，即引文和注释抄袭。众所周之，学术著作难免要引用他人的文字，如此必须加注。有时候属于转引，那就需要把转引出处一并标出。而在汪晖的注释中，直接转引出处基本都被省略了。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景观：《反抗绝望》一书有不少英文注释，引自各种英文原版书籍。看到这些，我们想必都会对汪晖博士的博学叹为观止。而我现在要告诉大家的是，汪晖的英文注释，几乎绝大多数引自二手文献，而二手文献本身则都被他删去了。同时被删去的当然是二手文献作者的贡献。最有意味的则是，在2000和2008年的新版本中，在多数情况下，汪晖都会把在二手文献里是用中文书写的原始出处，改写成英文，有时还要改换一下版本遮人耳目【重点参看下面第3条例证】。于是我们完全可以把汪晖的这种行为视作对他直接引用的二手文献作者劳动成果的剽袭，这当然也是汪晖试图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标志。要说明的是，汪晖该著1991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在个别地方的注释反而更加规范，标出了转引来源。在新版本中，这些直接来源多数都被删去。不是80年代学术规范缺乏、汪晖才出了错吗？为什么到了2000年代之后，汪晖那里的学术规范反而更加稀缺了？

【注：如果1991年版的注释和2000年版有不同，我会予以说明——差别细微且无关紧要处例外。1990年台湾版和1991年版基本相同， 2008年三联版和2000年版也基本相同。另外，我所用的2000年版本里面的英文注释拼写错误颇多，我已径行改正，姑且认作是编辑之失吧。】

下面举一些例子：

（1）《反抗绝望》P.216：
……它“亲密地联系着关于死亡和个人命运的忧思”【注1】——这种“忧思”的深广内容当然不是“个人”所能解释的。……
注1：Geoffrey Brereton: P.rinciples of Tragedy,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Coral Gables, Florida, 1970, p.58.

抄袭来源：
陈瘦竹：《当代欧美悲剧理论述评》，《论悲剧与喜剧》，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p.34：
布莱雷东在引用尤纳缪诺的词句之后，这样说道：“根据这些引文，所谓‘悲剧感’是指一种哀愁的性情，亲密地联系着关于死亡和个人命运的优思，此外再没有更明确的解释。凡是缺乏‘意识’的人，就不会有悲剧感的经验。思想或理性都不会达到这种境界。在尤纳缪诺看来，这种悲剧感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宗教的心理状态。” 【注1】……
注1：Geoffrey Brereton: Principles of Tragedy,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Coral Gables, Florida, 1970, p.56，p57，p58.

点评：陈瘦竹的引文共三段，汪晖用了最后一段，所以取了最后一个页码p.58。

（2）《反抗绝望》P.257
解释学代表人物、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说过：“完整的知识包含着一个明显的循环，每一个局部只有根据它所属于的整体才能理解，反之亦然”。【注1】
注1：施莱尔马赫：《解释学》，1977年，英文版，第113页。

抄袭来源：
肖俊明：《当代西万哲学中的解释学》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外国哲学与哲学史》，1985年第9期：
德国宗教哲学家施菜尔马赫首先把解释学发展成为一门哲学学科。他的解释学来源于先验哲学和浪漫主义。施菜尔马赫从费希特关于“自我”的概念中得到了启迪，发现了解释学的规律，即作者的每个思想与其整个发展过程是关联的。他认为，所有心理思维都含有这样一个基本特征：只有理解整体，才能理解局部，这种理解也是一个循环过程。他指出：“完整的知识包含着一个明显的循环，每一个局部只有根据它所属于的整体才能理解，反之亦然。”【注1】
注1：施莱尔马赫：《解释学》，1977年，英文版第113页。

点评：这个抄袭虽然去掉了直接引用出处，但尚且老实，没有把汉字再转换成洋文。也许是没有找到具体的洋文版本信息吧。

（3）《反抗绝望》P.341
“悲剧苦难的原因在于悲剧人物心中同时存在的犯罪和无罪之感” 【注1】……
注1：Richard W. Sewall: The Tragic Form(Drama and Discussion N. Y. 1967, P643-644)
【1991年版的引文存在于注释之中（p.227）：“Richard W. Sewall: The Tragic Form(Drama and Discussion N. Y. 1978年第643-644页)：‘悲剧苦难的原因在于悲剧人物心中同时存在的犯罪和无罪之感……’”也没有出处说明，虽然在同页的一个注释中提及了陈瘦竹《当代欧美悲剧理论述评》一文，谈及的也完全不是这个注释的内容。请注意：汪晖91年版的注释用的是1978年英文版。】

抄袭来源：
陈瘦竹：《当代欧美悲剧理论述评》，《论悲剧与喜剧》，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p.42。
西华尔在《悲剧形式》中说：“象他所观察的宇宙一样，悲剧人物是自相矛盾的和神秘的。”悲剧人物的基本特征，就是受难。为什么会受到苦难呢？他说：“但是最根本的，悲剧苦难的原因在于悲剧人物心中同时存在的犯罪和无罪之感。……如果悲剧人物能够说，‘我犯了罪，所以我受难’，或者说，‘他（或者他们，或者上帝）犯了罪，所以我受难’，他的问题就可得到解决，而他那刻骨铭心的苦难也就可以超脱。如果他感觉到自己完全是自由的或者完全是命定的，那他就不成其为悲剧人物。但他两方面都不是——简而言之，他是自相矛盾的和神秘的人，‘世界之谜’。”【注1】
注1：Richard W. Sewall: The Tragic Form(Drama and Discussion, Edited by Stanley A. Clayes, Prentice-Hall N. Y. 1978, p.643, p.644)

点评：汪晖抄袭陈瘦竹的引文和注释的同时，同样丝毫没有提及出处。而且，欲盖弥彰的是，陈瘦竹用的是1978年版（第2版），汪晖在2000和2008年版中把自己的注释改写成了1967年版（第1版）。有人肯定会说了：以汪晖的才华，他就不可能确实自己也看了1967年版吗？这不可能，因为他和陈瘦竹犯了同样的错误，这篇文章的作者根本不是Richard W. Sewall，而是Richard B. Sewall。陈瘦竹是粗心之失，汪晖则是抄袭之失。

（4）《反抗绝望》第一编第二节 P.70：
在他（引注：施蒂纳）看来，“唯一者”是世界的核心、万物的尺度、真理的标准：
我的事业不是神的事业，不是人的事业，也不是真、善、正义和自由等等，而仅仅只是我自己的事，我的事业并非是普通的，而是唯一的，就如我是唯一的那样。【注3】
注3：Max Stirner: The Ego and His Own, London, 1912, P.6.
【1991年版（p.29）注释：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英文版（The Ego and His Own, London, 1912）第6页。】

抄袭来源：
（英）戴维•麦克莱伦（D. Mclellan），《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夏威仪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5页：
最后一段是：
“神的事是神的事业，人的事是‘人’的事业。我的事业不是神的事业，不是人的事业，也不是真、善、正义和自由等等，而仅仅只是我自己的事，我的事业并非是普通的，而是唯一的，就如我是唯一的那样。”【注3】
注3：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英文版，第6页。（原文为“同上，第6页。”）

点评：同样是让自己更加有学问的转换，从麦克莱伦的汉译本、到1991年版、再到2000年版，转变完成的轨迹清晰可循。

（5）《反抗绝望》P.81：
在《致死的疾病》一书中，他（引注：基尔凯廓尔）给“孤独的个体”定义道：
人是精神。但是精神是什么呢？精神就是自我。自我又是什么呢？自我是一个与自我本身发生关系的关系，也就是说，在自我所处的关系中，自我与它自己发生了关系；因而自我不是关系，而是一个关系把它和它自身联系起来了这一事实。【注2】
注2：A. Kierkegaard Anthology, ed. By Robert Bretal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340.
【1991年版注释为：《基尔凯廓尔选集》，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340页。】

抄袭来源：
徐崇温主编：《存在主义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p.46：
在《致死的疾病》一书中，克尔凯郭尔给“孤独个体”下过这样一个定义：“人是精神。但是精神是什么呢？精神就是自我。自我又是什么呢?自我是一个与自我本身发生关系的关系，也就是说，在自我所处的这种关系中，自我与它自己发生了关系；因而自我不是关系，而是一个关系把它和它自身联系起来了这一事实。”【注1】
注1：克尔凯郭尔：《致死的疾病》，载《克尔凯郭尔选集》，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340页……

点评：汪晖把原文的1951年版又改成1973年版，欲盖弥彰乎？
【不过在1991年版中，汪晖在紧接下来的引用中标明了转引出处，所以这条例子只针对新版本成立。关于这一问题，下面还会有讨论，请耐心阅读。】

（6）《反抗绝望》P.105：
个体性原则意味着一切外在于“我”的法则的毁灭。施蒂纳说：“任何在我之上的更高本质，不论它是神，是人，都削弱我的唯一性的感觉，而且只有在我的唯一性这种意识的太阳之前它才会暗淡下去，”“我”代替上帝而成为那个“生死无常的创造者”。【注3】
……
卡拉玛佐夫问道：“如果没有上帝，一个人岂非什么事都可以做？”——当施蒂纳大胆宣称“我把无当作我的事业的基础”【注5】时，他没有意识到失去了偶像的世界成了偶然的世界，个体的自由使人们面对着荒诞的、绝望的世界；不再有期待，不再有寄托，每个人都必须独自承担起存在的责任……
注3：Max Stirner: The Ego and His Own, London, 1912, P496.
注5：Max Stirner: The Ego and His Own, London, 1912, P496.
【1991年版（p.57）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英文版，第496页。】

抄袭来源：
（英）戴维•麦克莱伦（D. Mclellan），《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夏威仪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PP.134-135：
……如开头时那样，该书也是从宣称个人的唯一性结尾的：
“我是我的力量的所有者，而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知道我是唯一的。在唯一者中，所有者自己又回到他所诞生的那个创造性的无那里去。任何在我之上的更向本质，不论它是神、是人，都削弱我的唯一性的感觉，而且只有在我的唯一性这种意识的太阳之前它才会暗淡下去。假若我关心的是我自己这个唯一者，那么我所关心的就只是我自己的那个生死无常的创造者，而这个创造者也即是我自己，这样，我可以说：‘我把无当作我的事业的基础’。”【注1】
注1：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英文版，第496页。

点评：汪晖同样在窃取了别人引文的同时，把别人注释中的汉语转换成了英文，同时舍弃自己真正的引文来源。
我们可以做个对比，看看一个诚实的学者应该怎样引用：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 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一书引用了施蒂纳差不多同一段话（p.249），他的注释是：“转引自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4-135页。”

三、正文和引文注释抄袭之结合

下面这两个是集合了以上两种抄袭类型的例证。
（1）《反抗绝望》P.82：
五个注释（正文不再引）：
注1：Ibid, p. 267.【抄袭自《存在主义哲学》，pp.48-49】
注2：Ibid, p. 156.【抄袭自《存在主义哲学》，p.50】
注3：Ibid, p. 218.【抄袭自《存在主义哲学》，p.50】
注4：Ibid, p. 157.【抄袭自《存在主义哲学》，p.50】
注5：Ibid, p. 153.【抄袭自《存在主义哲学》，p.51】

点评：1991年版中这五条注释连标，标注的也是英文1951年版（p.88），但后面加了段“译文参见《存在主义哲学》（社科版）”。——由此可见，如果辩解说由于80年代缺少学术规范，汪晖才犯下这样那样的错误，那么到了2000和2008年出新版本的时候，汪晖的学术规范怎么反而更加缺乏了呢？1991年版尚且指出译文来自二手资料，之后修订的新版本，反而去掉来源说明，转换成英文赤裸上阵了。看新版本的读者一定又要膜拜大师了。

这五个注释，不仅引文和注释直接抄袭自徐崇温主编的《存在主义哲学》一书（同时把汉语注释转换为英文），而且在注释所属这一段的具体行文上，也直接抄袭了《存在主义哲学》一书。试做对比如下：
《反抗绝望》p.82：
……因此，个人的存在要由自己来选择，这种选择是绝对自由的，是由个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因此人的内在本质就是自由。作为一位宗教哲学家，他认为，人的这种内在本质是不能从外部客观存在的现实得来的，它只存在于个人的主观意识中。而“个人的主观意识就是关于上帝的知识”，“怀有这样的一些观点就意味着学习真理”，所以基尔凯廓尔断言，“主观性就是真理”，“因为我所信仰的真理是在我内部，只有通过我自身显现出来”。这样，他的哲学就“是一种本体论定义，它表示了一个存在着的认识主体和永恒真理之间的关系”。

抄袭来源：
《存在主义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p.50：
……在他看来，世界万物中，个人才是人类生存的中心。个人的存在要由自己来选择，这种选择是绝对自由的，是由个人的主观意志来决定的，因此人的内在本质就是自由。他认为，人的这种内在本质是不能从外部客观存在的现实得来的，它只存在于个人的主观意识之中。而“个人的主观意识就是关于上帝的知识”，“怀有这样的一些观点就意味着学习真理”，所以克尔凯郭尔断言：“主观性就是真理”。“因为我所信仰的真理是在我内部，只有通过我自身显现出来，甚至苏格拉底都不能将它给予我，正象一个赶牲口的人给马增加了负荷，尽管他可以用鞭打来帮助它前进一样。”

（2）《反抗绝望》pp.134-135
历史与价值的悖论关系深刻地体现为：他们对西方思想和价值的追求以深厚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为基础，而后者则主要起源于对西方入侵与掠夺的憎恨。这就形成了如本杰明•史华慈所指出的一个新的价值等差观念：“对于中华民族的维护和发展的献身远超过对于其它价值与信仰的倾心。其他价值与信仰是否被接受，端赖它们是否能够与民族的维护和发展有关，反之则非是（即：对于民族主义的献身却不依靠它能否维护与发展其它的价值与信仰）”。【注1】
注1：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19.

抄袭来源：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p.14：
中国接受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主要是以中国的民族主义为基础的，而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则主要是对西方入侵的回应。中国的民族主义带来了一个新的价值等差观念：“对于中华民族的维护和发展的献身远超过对于其它价值与信仰的倾心。其他价值与信仰是否被接受，端赖它们是否能够与民族的维护和发展有关，反之则非是（即：对于民族主义的献身却不依靠它能否维护与发展其它的价值与信仰）。”【注1】
注1（p.32）：见本杰明•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堪布里奇，麻萨诸塞，1964年），p.19。……

点评：
【注：1991年版注释为（p.85）：“本杰明•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堪布里奇，麻萨诸塞，1964年），第19页。转引自《中国意识的危机》第14页。”虽然1991版标出了转引出处，较2000版诚实，但也难逃抄袭之嫌，因为他并未说明他使用的观点也来自林毓生。】
汪晖这段文字，既在正文抄袭了林毓生（“参见”也没有）；同时抄袭了林毓生的引文和注释，而且把汉译本的中文注释转换成了英文，未对自己的引用出处做任何说明（这个指责只针对2000、2008两个新版本）。
从上面举的例证也可看出，汪晖在《反抗绝望》的后续版本中，本来可以删去或以合理的方式处理以前抄袭的内容，使它合乎学术规范，以洗刷“原罪”，但遗憾的是，他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离学术规范更远了。

四、总结（随感）

王彬彬在很多地方都被人群起围攻，那么他的“罪过”何在呢？第一，因为他批评了汪晖的学风道德问题，破坏了偶像的光辉形象——这是王彬彬最大的“罪过”。第二，因为他所揭露的汪晖的抄袭行为牵涉出很多学界论文写作的潜规则，很多学界中人对汪晖做的事情，已习以为常，并曾经身体力行，这时候如果有谁指出这也是赤裸裸的抄袭，难免产生自危感，以致群殴揭发者，好一点的则报之以沉默。要分析前一种人类的普遍现象实在太难，大概要懂得些宗教心理学之类的学问，我知难而退，不说话。下面重点分析后一种情形，虽然我觉得第一项才是王彬彬被围攻的最普遍原因，但后一情形和学界的具体问题更近一些，也便于分析。那么汪晖的抄袭行为中表现出来的论文写作潜规则，包括哪些方面呢？
据王彬彬一文，以及其他网友和我的调查，汪晖的抄袭证据确凿，只有理性能力极度欠缺的人才会完全否认。而且，他的抄袭比王彬彬文中指责的还要广泛和严重。但应该承认，从抄袭的内容的性质上来说，汪晖的抄袭多半不是文中的核心部分，多数核心观点应该确实是经过他的认真思考的（好吧，这个我不懂，还要请更专业和有公信力的学者来判定）。这种对文章的非核心部分大量抄袭的行为，在学界普遍存在，多数人都不以为意。这是因为多数学者都专注于自己那块狭小的研究领域，对临近领域的学术研究缺乏起码的涉入能力，于是导致往往直接取用他人的研究成果。因为普遍，所以也就随意和安全，剽袭起来没多少顾虑。当然这其中也有区别，有些人剽袭是研究自己专业的必要，有些人则是要炫示自己的博学，以获得更多的学术资本。在抄袭方式上，有些人技巧高，有些人技巧低。
说到抄袭方式，汪晖和其他人并无不同。抄袭这一行为，比较笨拙的表现为直接抄袭而不加任何注释（裸奔式抄袭），精明些的则表现为大段摘抄后注上一个“参见”（“参见”式抄袭），更精明的则是把摘抄的内容打碎后用自己的话重新组织一遍（不隐瞒地说，这几种方式我也几乎都用过，如果风险系数大、时间较充裕的话，会更加倾向于后面的方式）。我们如果把前两种抄袭方式叫做“偷形”的话，用王彬彬所谓的“偷意”来形容第三种方式倒也是恰如其分。对裸奔式抄袭可以说中国学界基本没有多少容忍度（但对汪晖这样的名人或某些有权势的人还有些例外），否则中国学界也太没希望了。而“参见”式抄袭和“偷意”抄袭，在中国还十分广泛地存在着，成为中国学术界整体水平落后的表征，如果有人试图破坏这一论文写作潜规则，学界中很多人难免感到自危，担心殃及池鱼，于是破坏者也就要被围攻，起码得不到必要的道义声援。
到目前为止，中国学术界在汪晖抄袭事件中的表现只能判为不及格。很多学者选择沉默，当然是出于学术上的审慎，或本性不喜公开发言；但学术界的几乎集体失声（在网络匿名发帖或私下谈论不算），和上面提到的原因怕也有密切的关系。

老木匠

文风、规范与八十年代学术思想氛围

靳大成

《中华读书报》（2010-04-07，5版）


看了王彬彬先生批汪晖的文章，也看了媒体和网络上跟进的贴子，特别是采访中王彬彬先生回敬钱理群先生的那句话，不禁令人感概：昨天的历史刚刚发生，还没过去，就已经被人视而不见，遗忘得差不多了；更何况缺少历史感并不知对历史应抱同情之理解态度的人，只凭几页文字就以为可以进入历史，把握史实，以今度之，妄议过去的历史是非。因搬家数次，我手边恰恰没有《反抗绝望》这本书，就对这部著作的整体评价而言，我同意钱理群先生和张梦阳先生的判断和结论，也还能想起当时汪晖提出这本书中的基本观点后引起的讨论。二十多年来，我个人也是与汪晖争论最多最激烈的人之一，这里对当时的学术思想史环境与理论研究变化的思想动机作点描述，似乎还有必要。

常常会有年轻学人问我，八十年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学术氛围，对此我感到真是一言难尽。可以简单地说，在经历了新时期前几年缓慢地过渡后，八十年代是一个新的思想观点迭出、人们精神高昂高歌猛进的时代。那时三代人同时登上（前两代是复出）学术舞台，人们有点象是一群长期困居在土地狭小人口密集地方的过剩劳动力，突然有机会闯入一个新的绿洲，于是拓荒者们奋力开拓出了一大片处女地。那被压抑多年的创造力突然迸发出来，大家往往不管自己知识准备够不够，能力行不行，都一古脑儿的要开辟新道路，提出新理论，创建新体系。特别是年轻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则鸣鼓而攻之，对西方现代文化思潮则伸出双臂而拥抱之。今天的人往往很高明地指出那时的人们是多么幼稚、浮燥，却忽略了时代对人的要求和历史对人提出的任务是多么急迫。老、中、青三代人同时迸发出的创造力，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理论命题。他们各自的学术训练，知识准备、思想资源都不同，很多想法也并不成熟，做法也经常不够规范，但是若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来看，会发现那个时代对于新知的渴求，急于摆脱旧知识体系的束缚，简直令人饥不择食，慌不择路。往前究竟该怎么走姑且勿论，但决不能再象过去那样下去了。“新知”不仅具有知识更新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它要满足人们摆脱旧意识形态的束缚、创造“新”文化的历史需要，要对当下的历史过程给出全新的解释，要给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选择道路，要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大业做理论准备。

我记得刘再复曾说过，现在不是导师带研究生，而是研究生带导师。这话怎么理解？要是从学识修养、文章做法、理论功底来讲，当然是导师带学生；但若是从满足当时的社会需要，破除原有的旧观念，大胆、积极地引进西方现代学术知识，不断提出新说来看，的确是那几批研究生比导师们更为积极地、激进地推动这个发展势头。当然他们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稚嫩也惹了不少祸，甚至出了不少洋相。当时七七、七八、七九届大学生和头几届研究生们，虽然连文章都不太会写，按照今天的中学语文教师的标准来看，不但常常文理不通，病句满纸飞，连如何规范地引用资料、做注释都不会。即便如此，他们仍然率先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引领着当时的学术界思想界往前走。今天的人，如果得意洋洋地简单地以“浮躁”、“游谈无根”来判断当时的历史正误，以事后诸葛亮的高明对过去人们所犯的“简单的”错误大唱胜利凯歌，就会忽略其中隐含的历史的复杂性，无法理解当时人们的深层社会心理与历史活动的动机。这里略举几例吧。我记得陈平当时讨论中国史与西方史的长文，意在解释中国为什么封建制度延续如此长的问题，在光明日报上整整一版连一个注都没加。再举一个例子说明当年年轻学人的冲劲儿。八三、八四年，由于当时学术界鼓吹“三论”的文章越来越多，已成热潮。我的上一届（八三级硕士生）学长陈晋兄也写了大量用系统论、控制论术语拼装出来的文章。他很聪明，很勤奋，文章写得漂亮，还没毕业已写了好几本书。但总能听到人们说他的文章现在看不懂了。而当年我曾经在一个石油化工企业工作过七年多，整天接触的就是仪表、电器和自动化控制等，所以他的文章拿来后，我不象别的搞文学的师、友们说的“看不懂”，而是觉得很平常，而且能看出他对于系统论、控制论术语运用得不准确的地方。我感到他说的不是“文学”，而可以是任何什么东西。相比而言，林兴宅老师运用系统论观点研究阿Ｑ性格的论文要更贴近文学自身，也成熟得多。象陈晋兄这样一种以简单化了的“三论”生生搬来解说文学，的确令人感到有简单粗暴地炮制文学理论的嫌疑；另一方面，也让人感到当时急于突破传统文学理论束缚、开辟新道路的焦虑心情。这些表现，大概都属于“成长的烦恼”之必经阶段罢，由此可见，当时的我们，可真够生猛的啊！大家都知道，后来陈晋兄对党史和毛泽东的研究下了功夫，别树一帜，如果我足够认真的话，我会把他的这些研究著作找来研究批判，而不会只对他年轻时的习作穷追猛打，抓着不放。

这里我只能蜻蜓点水地提一提八十年代影响巨大的一些论述：象金观涛、刘青峰两先生提出的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说，李泽厚先生的三部思想史论与《批判哲学的批判》，刘再复先生的性格二重组合论与文学主体性，刘小枫先生的《拯救与逍遥》对中国思想史的批判，响绝一时，不仅是当时人们共同讨论的话题，有些说法和命题已经被知识界所共享。而八六年那匹“文学黑马”在批判李泽厚与“新”儒家时，那篇著名的论文之不规范，思想混乱，理解错误，知识误用，在在皆是。客观地讲，他这篇文章还算不错的，他毕竟还有自己的思考和主张，试图清算李泽厚/新儒学的“负面影响”。那时在各种沙龙、小圈子里和研讨会上，你听吧，各种发言，讨论，甚至洋洋万言的文章，即有真知灼见，思想火花，严肃的探索，也到处能听到大胆妄言，无根无据地乱说，不由理路，任意生造，那才叫泛滥成灾的真正的文风不正，一句话，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其实，今日又如何呢？）。我们这些初登学术舞台的年轻人，也不能免俗。用钱中文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把耸人听闻误当成振聋发聩，要是真来重新检索那时的文论，并以今日严格的标准来衡量，恐怕有相当多的文章得枪毙吧。文论如此，当时我们的很多翻译更是如此。了解了这一点，就会理解，为什么八九年之后，学界中人立刻开始了“反思”学术思想史的讨论。至少，我和汪晖、陈燕谷、许明、陈晓明、蒋寅、林岗、孙歌、王筱云、肖阳、吴国盛、林大中等同事和朋友们，讨论最多最集中的，就是这个话题。而在当时，为了总结历史，不仅对八十年代的精神现象与学风和文风做了相当彻底的批判，而且也对我们自己在八十年代的表现与行为，包括内心的动机，都做了严格的毫不留情的自我批判。那时彻夜不眠的争论与交锋，批判与自我批判，决定了后来的思想与学术道路的选择，这场面至今难忘。这个讨论的初步结果，可以看《学人》第一辑上我们的一组笔谈，以及《学人》前几期众人发表的相关文章。此后，学术史讨论热了起来，重新提倡严格讲求学术规范也成了话题。这个讨论最后也引出了邓正来的更进一步的文章，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与规范问题。总之，在总结八十年代的经验教训时，有关学风文风问题只是讨论的一个方面；而我们身处的社会条件、其形成的历史渊源，以及如何从我们习焉不察的学术体制与知识谱系对我们造成的思想局限中走出，等等问题，在当时批判性的思考与争论中，被长时间反复讨论。而重新梳理学术思想史就是我们共同做出的严肃选择。

我对汪晖的许多文章有不同看法，包括他提出的“历史的同一性”，他有关章太炎的“个人”概念缺乏深度的观点，以及后来的许多观点，都有一些不同意见和批评。对他文章的“晦涩”，也经常和他争论。他的文章中也有引注不够严格和规范的现象，但这在当时也确是常态，与王彬彬先生所说的“抄袭”和“偷意”不是一回事。王彬彬先生的文章，貌似主持正义，但我有点想笑，它让我想起了曾经很熟悉的文革中大字报的手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无限上纲。看到他将汪晖的《反抗绝望》说成什么“第一桶金”，我更是立刻笑了出来——还有什么比这句话更能暴露出一个人是如何看待严肃的学术活动与名和利的关系？看来八十年代遗留的风气仍得继续清理。汪晖当然也得继续学习如何写作，如何引注，如何做学问。但我倒是觉得，王彬彬先生如果有兴趣，可以把汪晖成熟后的著作找来读读（这些书在书店里很好找），回应一下汪晖近十年来提出的那么多重要问题，而用不着对一个求学过程中的年轻人的习作大费周章地上辅导课。在今天这个时代，面对这么多紧迫而重要的问题，汪晖提出了不少很有见识并经过深入思考的理论观点，其态度更明确，思考更深刻，这些都值得认真的读者来严肃对待。媒体的新闻效果虽然能暂时吸引人们的眼球，满足时下读者们无聊的好奇心，也能让某些人自觉高明，洋洋得意。但是理论问题就是理论问题，历史解释就是历史解释，仍然没办法轻易绕过去，真想批驳汪晖的理论观点，首先我们得读书，得学习。

老木匠

猖獗的欺诈伤害了中国科研的雄心

美联社 4月11日

Gillian Wong

（clark翻译）

（中国柳州）当中国的教授们要写研究论文评用来职称的时候，很多都会求助于卢克谦这样的人。

在一间狭小简陋的卧室里，以前也是学校老师的卢克谦正在他的笔记本电脑上工作——给教授、学生、政府官员和任何愿意付费的人代写论文，一般300块左右一篇。

“我的观点是为其他人写论文并没有什么错，”他说，“人都有需要其他人帮助的时候，即使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和邓小平也需要代笔。”

代写、剽窃和结果造假在中国学术界是如此猖獗，以至于一些专家忧虑这会妨害中国为了成为科学领导所付出的努力。

共产党当局把科学视为中国现代化中的关键，而且近日要求今年用于科学技术的政府开支增长8%，达到1630亿元。

有报告表明中国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国营媒体最近都在为此欢呼雀跃，但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经得起检验。十一月，一份英国期刊一次性撤消了来自中国高校的七十篇论文，认定这些都出自两位主要作者的论文都属编造。

“在中国学术欺诈、学术不端行为和违反科学伦理很常见，”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如是说。“这是个大问题。”

批评者将此归罪于无力的惩罚和基于论文数量而非质量的奖励系统。

Dan Ben-Canaan对于剽窃非常熟悉。

这位以色列教授曾在位于中国东北哈尔滨市的黑龙江大学执教九年。2008年一位同事向他索要他的一篇关于一个犹太音乐家1933年在日据哈尔滨被绑架的论文。

“他竟敢在我组织的一个会议上将这篇论文作为自己的文章提交，”Ben-Canaan说。“无耻至极！”

在另一起事件中，他把自己写的一些材料交给了一位来自鼎鼎大名的中国社科院的研究人员。他说当他收到一本这位研究员的著作时完全被震惊了——这本书几乎就是他所提供的材料的复制和翻译，却连一个字的感谢都没有。

发表论文的压力已经掀起了代写的高潮。来自武汉大学沈阳教授的一项研究表明，去年在中国论文代写的费用将近十亿，五倍于2007年的数据。

在柳州这个南方工业城市当中，卢克谦的公司就是提供这种服务的公司中的一家。他的“卢克学术中心”有其引以为豪的团队——由20到30个研究生、教授组成，所涉专业从计算机技术一直到军事领域。

58岁的中共党员卢克谦在网上通过聊天软件接洽顾客，其中大多数是急于晋升的学院教授和四处寻求帮助写论文的学生。他说，有一次，有一个班级的十个学生集体请求为他们代写论文。

“自己独立地做任何事情，理论上有可能，但实际上非常难，所以一个人总需要一些帮助。”卢说。“我就是这么看的，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甚至在卖论文的生意中，还是存在欺骗。武汉大学的研究发现，2007年所买卖的论文当中超过70%都是剽窃来的。

去年早些时候，网民发现安徽农业大学副校长在多达20篇论文中存在剽窃行为。学校将其撤职却还允许其继续执教。

同年六月份，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被指博士论文40%剽窃而来。

而今年三月，中国青年报报道一篇1997年的医学论文在过去的十年当中被反复抄袭。该报道说，两个学生用抄袭侦测软件发现至少来自16家机构的25人从中抄袭，随着调查的继续，更多的医生将会被点名。

方是民（方舟子），一位独立的欺诈揭露者，说他和网民每年都要揭露并在
“新语丝网站”上公布一百起左右的学术欺诈案件。

“最常见的就是剽窃和夸大个人学术成就，”方说。

被英国杂志撤消的论文来自于华中地区的井冈山大学的研究人员。该杂志的编辑们还在检查来自同一学校的其他论文，并说将来还有更多的撤消。给这些论文的两位主要作者钟华和刘涛打电话、发电子邮件都没有得到回复。与该校的其他研究人员联系，也没有得到回应。

那本杂志，《晶体学报（E）》，发表晶体结构方面的新发现，大多数来自中规中矩的中国的研究。

“中国作者已经向《晶体学报（E）》提交了数以千计的高质量的结构，这代表了对科学的重要贡献，”Peter Strickland在电子邮件中写到。他是国际晶体学联合会下属杂志的执行编辑，《学报（E）》正是其中之一。他说这是第一次在联合会所有的杂志中都发现了造假的论文。

俄勒冈大学中国科学政策方面的专家Richard P. Suttmeier说这些问题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中国在科研体系现代化方面的努力，当时研究的问责和评估制度还很薄弱。

在试图找到现成的成就评价标准过程中，中国模仿了西方的实践，开始注重高质量的发表，但结果好坏参半。

Suttmeier说，这些问题可能会伤害中国成为全球研究领导的雄心。

“我怀疑非华裔科学家会很少有兴趣和处于一种学术不端行为流行的文化之中的中国同事合作。”他说。

上个月，教育部发布了组建包含35名成员的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见。而且在一份对相关问题的传真回复中，教育部表示它已经要求各高校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

北京大学的院长饶毅仍然表示怀疑。

政府各部门乐于资助研究，但都不愿意监督，他说。“当局都不愿意扮黑脸。”

美联社调查员Xi Yue对此文有贡献。

网站：
卢克学术中心：http://www.luke99.com
新语丝：http://www.xys.org


Rampant cheating hurts China's research ambitions

By GILLIAN WONG, Associated Press Writer – Sun Apr 11, 12:49 am ETLIUZHOU, China – When professors in China need to author research papers to get promoted, many turn to people like Lu Keqian.

Working on his laptop in a cramped spare bedroom, the former oolteacher ghostwrites for professors, students, government offices— anyone willing to pay his fee, typically about 300 yuan ($45).

"My opinion is that writing papers for someone else is not wrong," he said. "There will always be a time when one needs help from others.

Even our great leaders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 needed help writing."

Ghostwriting, plagiarizing or faking results is so rampant in Chinese academia that some experts worry it could hinder China's efforts to become a leader in science.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views science as critical to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the latest calls for government spending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grow by 8 percent to 163 billion yuan ($24 billion) this year.

State-run media recently exulted over reports that China publishes more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than any except the U.S. But not all the research stands up to scrutiny. In December, a British journal retracted 70 papers from a Chinese university, all by the same two lead scientists, saying the work had been fabricated.

"Academic fraud, misconduct and ethical violations are very common in China," said professor Rao Yi, dean of the life sciences school at Peking University in the capital. "It is a big problem."

Critics blame weak penalties and a system that bases faculty promotions and bonuses on number, rather than quality, of papers published.

Dan Ben-Canaan is familiar with plagiarism.

The Israeli professor has been teaching for nine years at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in the northeastern city of Harbin. A colleague approached him in 2008 for a paper he wrote about the kidnapping and murder of a Jewish musician in Harbin in 1933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He had the audacity to present it as his own paper at a conference that I organized," Ben-Canaan said. "Without any shame!"

In a separate case, he gave material he had written to a researcher at the prestigiou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e said he was shocked to receive a book by the academic that was mostly a copy and translation of the material Ben-Canaan had provided — without any attribution.

The pressure to publish has created a ghostwriting boom. Nearly 1 billion yuan (more than $145 million) was spent on academic papers in China last year, up fivefold from 2007, a study by Wuhan University professor Shen Yang showed.

One company providing such a service is Lu's, in Liuzhou, a southern industrial city. His Lu Ke Academic Center boasts a network of 20 to 30 graduate students and professors whose specialties range from computer technology to military affairs.

Lu, a 58-year-old Communist Party member, is approached by clients through Internet chat programs. Most are college professors seeking promotions and students seeking help on theses. Once, 10 students from the same college class put in a collective request for him to write their papers, he said.

"Doing everything on your own, independently, should be possible in theory, but in reality it is quite difficult and one will always need some help," Lu said. "This is how I see it. I don't know if it is right."

Even in the business of selling research papers, there are cheats.

Among the papers bought and sold in 2007, more than 70 percent were plagiarized, the Wuhan study found.

Early last year, Internet users found that the deputy principal of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d committed plagiarism in as many as 20 papers. The university removed him from his post but allowed him to continue teaching.

In June, the principal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Guangzhou was accused of plagiarizing at least 40 percent of his doctoral thesis from another paper.

And in March, the state-run China Youth Daily reported a 1997 medical paper had been plagiarized repeatedly over the past decade. At least 25 people from 16 organizations copied from the work, and more doctors are expected to be named as the investigation by two students using plagiarism-detecting software continues, the report said.

Fang Shimin, an independent investigator of fraud, said he and his volunteers expose about a hundred cases every year, publicizing them on a Web site titled "New Threads."

"The most common ones are plagiarism and exaggerating academic achievement," Fang said.
The papers retracted by the British journal came from researchers at Jinggangshan University in southeastern China. The editors are checking other papers from the same institution, and say more retractions are expected. Calls and e-mails sent to Zhong Hua and Liu Tao, the two researchers named as lead authors of the papers, were unanswered. Other researchers contacted at the university too did not respond.

The journal, Acta Crystallographica Section E, publishes discoveries of new crystal structures, much of it from legitimate Chinese research.

"Chinese authors have submitted thousands of high quality structures to Acta E, which represent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science," wrote Peter Strickland, managing editor of Journ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Crystallography, which owns Acta E, in an e-mail.

He said it was the first time fraudulent papers had been found in any of the journals.

Richard P. Suttmeier, an expert in Chinese science policy at the University of Oregon, said the problems can be traced to China's efforts to modernize its science system in the 1980s and early 1990s when research accountability and evaluation were still weak.

In trying to find ready measures of achievement, China emulatedWestern practices and began to focus on high-quality publications, but with mixed results, he said.

The problems could hurt the country's ambition of becoming a global leader in research, Suttmeier said.

"I suspect there will be less appetite for non-Chinese scientists to collaborate with Chinese colleagues who are operating in a culture of misconduct," he said.

Last month the Education Ministry released guidelines for forming a 35-member watchdog committee. Also, in a faxed reply to questions, it said it has asked universities to get tough.

Rao, the Peking University dean, remains skeptical.

Government ministries are happy to fund research but not to police it, he said. "The authorities don't want to be the bad g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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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ed Press researcher Xi Yue contributed to this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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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Net:
Lu Ke Academic Center: http://www.luke99.com
New Threads: http://www.xy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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