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兴

汪晖抄袭我一点不觉得奇怪，这种人做这种事，合乎逻辑。

李大兴

唐弢先生家在我家楼下，1992年就过世了。唐弢先生思想一直比较主流，但文字并不晦涩。社科院唐弢先生这一拨，文革后都大招研究生，多时一年五、六名，实际指导其实有限。汪晖起先也就是众多研究生里的一名，后来出了名，就仿佛大弟子了。
顺便说一句，汪晖观点如何、文字如何，其实不重要。无论是谁，做文抄公只能称为是斯文扫地的下作。

李大兴

呵呵，为抄袭的鸟人辩护者，混人也。

李大兴

汪晖《反抗绝望》第58至第59页（三联版第121页）：
其次，五四反传统主义以“西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反“中学”（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在思维内容上直接承续了谭嗣同对封建纲常的沉痛攻击，严复关于中西文化尖锐对比的精辟分析，以及梁启超所大力提倡的“新民”学说，但形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理解的更为重要的原因，还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对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启示。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8页：
这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史上是划时代的。如此激烈否定传统、追求全盘西化，在近现代世界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运动就其实质说，至少在其发展初期，却又只是上一阶段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的历史工作的继续。谭嗣同对封建纲常的沉痛攻击，严复于中西文化的尖锐对比，梁启超所大力提倡的“新民”，就都是用“西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反“中学”（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启蒙运动。

汪晖《反抗绝望》第60页（三联版第122页）：
……那么，康、梁、谭、严等后期改良派开始产生了一整套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作为变法思想的巩固的理论基础，显示了对“传统”的更为彻底的批判和对西方社会文化的更为彻底的肯定。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74页：
……应该充分估计到，开始产生了一整套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作为变法思想的巩固的理论基础，是这一阶段改良派思想最重要的发展和最卓著的成就。

汪晖《反抗绝望》第59页（三联版第121-122页）：
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起，魏源在他的《海国图志》中就提出了“以夷制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两大主张，尽管其内容和对西方长技的认识还完全停留在武器和“养兵练兵之法”的狭隘范围内，但“窃其所长，夺其所恃”的“师长”主张却一直是以后许多先进人士为挽救中国、抵抗侵略而寻求真理的思想方向。从洋务派的 “船坚炮利”、“中体西用”，到冯桂芬等人要求 “博采西学”，努力学习资本主义工艺科学的“格致至理”和史地语文知识，从龚自珍、魏源、冯桂芬对内政外交军事文化的改革要求，到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托古改制”，“君主立宪”，总之，由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到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由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进到要求有一套政治法律制度来保证它的发展，这种思维的逻辑发展的必然过程正反映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的。”（王按：加引号的话为马克思语）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38—39页：
……魏源……在四十年代完成了《海国图志》……在这书中总结性地提出了反抗侵略的两大纲领：“以夷攻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前者表现了魏源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由竞争时代争夺国外市场中的矛盾而企图加以利用的粗浅幼稚的认识，后者则是在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抵抗侵略战争的有效方案。虽然它的主要内容还只是军事方面的战略战术和购置制造新式枪炮的建议，但这正是根据当时敌我双方各种具体的优劣条件和鸦片战争的实际经验而总结出来的现实办法。由于历史的限制，魏源“师夷长技”的内容和对西方“长技”的认识还完全停留在武器和“养兵练兵之法”的狭隘范围内。但重要的是，与当时及以后占统治地位的顽固思想不同，魏源在其时代的可能情况下，最早具有和提供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样一种新鲜思想，它具有着新的原则指导意义。尽管“长技”内容随时代和认识的深化而大有不同，但“窃其所长，夺其所恃”的“师长”（“师其所长，夺其所恃”）却一直是以后许多先进人士为挽救中国抵抗侵略而寻求真理的思想方向。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57页：
由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到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由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进到要求有一套政治法律制度来保证它的发展，这种思维的逻辑发展的必然过程正反映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的。”

汪晖《反抗绝望》第二章第二节，题为《重新诠释历史/价值的二分法》。所谓“历史”与“价值”，也是勒文森用来分析梁启超的一对重要范畴。这一节，汪晖这样开头（p68/p134）：
鲁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
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二章，题为《传统世界的崩溃》。这一章，勒文森这样开头（p46）：
梁启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

汪晖《反抗绝望》第69页（三联版第134页）：
……但是，对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历史与价值的这种内在统一性被无情地撕裂：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相联系。
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4页：
……梁启超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作为这样一个人登上文坛：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相联系。

勒文森说：“如果说追求中国与西方平等的观念深藏于梁启超的思想中，那么它也会深藏于每一个近代中国人的——从最保守的到最激进的——文化理论中。”（p10）
汪晖说：“追求民族的独立与平等的意识深藏于鲁迅日本时期的文化理论中。”（p70/p136）

下面，先抄一段《反抗绝望 》 中 的 话（pp61—62/pp124-125）：
《新青年》开始出版正是在袁世凯极力巩固其卖国统治，准备扮演帝制丑剧的时候。辛亥革命在人们心里点燃的短暂的虚妄的希望已经幻灭了，建立了四年的“中华民国”不仅没有真正走上富强之道，连“民国”的招牌都岌岌可危。于是，《新青年》的第一个结论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民主政治，还需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争取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性结论直接引导了“五四”知识者对思想文化的重视。袁世凯称帝前便已在提倡祭天祀孔，以便从思想体系上为帝制作张本；《新青年》在袁世凯称帝时发表的文章中也便开始具体地反对儒家的“三纲”和“忠、孝、节”等奴隶道德。1916年秋，保皇党康有为上书黎元洪、段祺瑞，主张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新青年》便陆续发表了许多文章，从反对康有为扩大到对整个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复古逆流确与帝制复辟的阴谋有关，而更重要的是当时进步的思想界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即认为要想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便必须有一个思想革命，或者如当时所说的“国民性”改造，从而断言“伦理之觉悟为最后之觉悟”——从“中体西用”到“托古改制”，从政治革命到文化批判，“传统”的各个层面至此被想象为一种具有必然联系的整体而遭到彻底的否定，其标志便是普遍皇权与社会文化传统的内在关联得到深刻的揭示，而“中庸”的思想模式，“折中”、“公允”的生活态度被激烈的、否定性的、整体观的思维模式所代替。

下面看看《中国意识的危机》中的一段（pp49—50）：
辛亥革命以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的确演变成了一个整体观的思想模式，从而使它变成了一个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工具，它将中国传统看作是一个其性质是受中国传统思想痼疾感染的有机式整体而加以抨击。这种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潜在的整体观，是在各种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下才形成的。这些因素是：五四反传统主义者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和道德所采取的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激愤；他们的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情操，对社会政治和文化进行根本改造的迫切要求；即对建立一个基于新的自由、民主和科学价值的新中国的渴望；由于袁世凯的无耻篡权和夭折的帝制运动和张勋的复辟（这两者增强了他们要求变革的迫切感）而使他们产生的对整个社会旧邪恶势力的深刻认识；以及他们对中国传统的中心价值体系的极度疏远。总之，普遍王权崩溃后所遗留的社会和文化力量，将五四反传统主义者认为溯源于传统的整体观思想模式发展成一种整体观的分析范畴，反传统主义者正是通过这种分析范畴才形成他们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pp49—50）

汪晖《反抗绝望》第64页（三联版第128页）：
这正如伽达默尔指出的，历史性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性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评价和适应这一历史性。我们总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世，有特殊的家庭和社会的视界，有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先于我们存在的语言，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无法摆脱的传统，我们必然要在传统中理解，理解的也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理解的历史性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决定作用。
我们再看张汝伦《意义的探究》第175—176页：
……伽达默尔强调指出，历史性正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性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评价和适应这一历史性。我们总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世，有特殊的家庭和社会的视界，有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先于我们存在的语言，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无法摆脱的传统，我们必然要在传统中去理解，理解的也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理解在历史性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制约作用。

汪晖《反抗绝望》第65页（三联版第129页）：
……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时，忘了理性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因而也无法看到自己也有成见，自己也要接受权威——理性的权威。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权威时，没有看到理性只有在传统中才能起作用。传统的确是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就先于我们，而且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是我们存在和理解的基本条件。因此，不仅我们始终处于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是传统把理解者和理解对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理解者不可能走出传统之外，以一个纯粹主体的身份理解对象。理解并不是主观意识的认识行为，它先于认识行为，它是此在的存在模式。

《意义的探究》第179—180页：
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时，忘了理性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因而也无法看到自己也有成见，自己也要接受权威——理性的权威。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权威时，没有看到，理性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理性也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归根结底，理性只有在传统中才能起作用……（此处跳过张著引用的伽达默尔一句原话）传统的确是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就先于我们，而且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它是我们存在和理解的基本条件。……（此处跳过16行）因此，不仅我们始终处在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是传统把理解者和理解对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理解者不可能走出传统之外，以一个纯粹主体的身分理解对象——文本。……（此处跳过两行半）所以，理解并不是主观意识的认识行为，它先于认识行为，它是此在的存在模式。

李大兴

把一件简单的事，看得过于复杂，往往折射出这个时代在起码的判断力方面的阙如。八十年代学术界不规范，主要是指缺少注释、对文献引用的不清不楚，但仍然不能成为72楼所引的那种文抄公的借口。

李大兴

南东兄，在我看来，好的方向应该是，凡是文抄公，不管是汪晖还是别人，不管是新左派还是自由派，都受到应有的惩处，而不是继续充当知识分子的角色、为人师表误人子弟。

李大兴

南东兄，在一个缺乏常识、谎言充斥的国度，本来并不复杂的概念也会混乱，因为人们听惯了谎言之后，也会不自觉地根据一己利害指鹿为马。

李大兴

南东兄，我们的判断，还是诉诸常识较好，不必盲从如今经常是假冒伪劣的“权威”。汪晖是否抄袭，还是看白纸黑字就是，不必等别人“裁决”。
我八十年代求学于海外，当年写的论文，正文大约四万字，注释有六万字左右。对于学史之人来说，这很正常。回国探亲时，和家父谈起国内学术界不够规范化，家父告我，他带的研究生，不管博士硕士，要求论文须使用第一手史料。盖近代史史料浩瀚，若连第一手史料都不肯用，只能给不及格了。
又及，窃以为对于各种公案，须自己推断。比如这里曾经有胡乔木自曝代笔毛著之说，我断为杜撰。盖部以上官员发表此类回忆文章，当时需审批，估计现在亦然。以胡氏之党性，可以推断绝无自曝之举。

李大兴

三苗老弟，抄袭就是抄袭，不管是从哪儿抄的。我看李葵“了解现代文学专业的基本训练要求还是有必要的”，否则他还以为现代文学专业的基本训练要求就是抄得不露痕迹呢。
现在看来，了解书名和外语，比汪还要强多了。

李大兴

挺汪晖的，看来净是三苗这种脑袋进水、一团浆糊的主。

李大兴

呵呵，三苗连韦伯的理想型都不知道是什么，也就会抄书名人名，近年中国教育培养出的弱智儿，大抵如此。

是不是抄袭，不必诉诸法官，只要黑纸白字和常识判断。当然三苗之流离常识远矣。

李大兴

呵呵，三苗，如果你令尊令堂教育你对别人称“某”的话，那我只好指出，你缺乏起码的教养。如果缺乏起码的教养，还谈什么学问，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吧。

李大兴

没有教养的人，最好夹起你的嘴！

李大兴

呵呵，看来三苗确实需要欠被爹妈抽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