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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篇非万千人先生所写，供读者参考用的。
    百度里，关于姜豪，至少有二点没有写：
    1、 抗战时期，姜豪以“中日和谈”为名，与日本占领当局周旋，借机进行地下工作，这段历史请读者看万千人怎样写。
    2、 百度写到“解放”，其后姜豪的经历，则没有写。俺也不清楚万千人会不会写到。

百度百科

姜豪

　　姜豪，（1908—2008），字季超，1908年出生于上海宝山县。其父乃清末的拔贡，曾在名流宋耀如先生家当过数年家庭教师，宋氏三姐妹及宋子文的国文底子不错，都与姜父的辛勤培育分不开。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姜豪考入南洋大学( 现交通大学 )附中，一直读到大学毕业。“五卅惨案”后，姜豪遂投身国民革命。1927年，国民党交大区分部改组，吸收了一批新党员，姜豪是其中之一。次年汪精卫反蒋成立改组派，陈公博在上海创办《革命评论》，姜豪与许多学生一起参加了改组派，并负责交大区分部工作，全力从事反蒋活动。
    1931年秋，姜豪因反蒋被捕。“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内部“共赴国难”，蒋汪合作，再加上姜父曾是宋美龄家庭教师这层关系，姜豪才恢复自由。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重新挑起了内战。姜豪从不满政府的逆水行舟，到逐步投入爱国民主运动。
    1948年 5月22日，上海学生一万五千人在交大集会，发起一个十万万人反美扶日签名运动，继而波及全国。6 月 4日，司徒雷登发表声明，恐吓人民抗议运动。6 月26日，交大学生会自治会举行反美扶日运动公断会，出席学生一千五百人，陈叔通、马寅初、史良、许广平等民主人士发言支持学生。大批特务、警察如临大敌，双方一触即发。姜豪叮嘱方秋苇( 《亚洲世纪》杂志社总编辑 )：“你在会上支持学生，我在外面听候消息，观察特务、警察动向，如有事故发生，我组织社会声援。”结果，敌人慑于声势，眼睁睁看着示威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开往美国领事馆。姜豪在投身爱国民主运动的基础上，进一步靠拢中共地下组织。1948年12月底的一个晚上，在姜豪家里，由方秋苇介绍他同中共中央华东局城工部地下党员高汉、其妻子交通员徐立取得了联系。
    国民党政府因挑起内战，不得人心，许多新闻报刊都以各种方式予以披露和批评。而南京的《新民报》，犹如插在反动派心脏上的尖刀。1948年 7月 8日，国民政府内政部命令该报永久停刊，称其“屡次刊载为匪宣传，诋毁政府，散布谣言，鼓惑民心，动摇士气”。这一消息传到各地，群情激愤，不少新闻单位、进步人士向《新民报》声援。姜豪与上海新闻、法律、文化界人士毛建吾、胡道静、曹聚仁等24人联合发出抗议书，题为《反对政府违宪摧毁新闻自由，并为南京新民报被停刊抗议》，发表于 7月13日上海《大公报》上。
    姜豪一次次与政府唱反调，逐渐引起警察局长毛森的注意，姜豪便住到了金神父路( 今瑞金二路 )的亲戚家里，从此东躲西藏，不再回家，直到上海解放。
    蒋介石逃离上海前，企图留给共产党一座废城。1949年 4月25日，毛人凤窜到上海，召集特务头目开会，布置抢运黄金、白银、物资，破坏工厂、公用事业设施……
    早在年初，高汉就向姜豪等传达了中共中央指示，解放上海不需要采取武装起义，而要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破坏，配合解放军维持社会秩序，迅速恢复生产，接管城市。5 月初，徐立赶往金神父路，传达了地下党的指示：“姜先生，请你组织安全委员会的同志，配合工人护厂队、纠察队，全面展开反破坏、反屠杀、反迁移的护厂、护校、护业活动。”
    于是，姜豪利用在大观俱乐部举行的工商界聚会，向资本家宣传共产党的城市政策，又日以继夜，奔走于各大公用事业单位，先后策反了电力公司总经理汪经榕、电讯局长郁秉坚、闸北水电公司总经理王兼士和副经理陈梦渔等人；组织了上海市客房总联合会，发动全市里弄修建铁门木栅，以防止国民党军队败退时，败兵流氓抢劫居民，为解决上海之役中维持上海城市的正常运转作出了贡献。  25日，解放军“济南第一团”攻克国际饭店、外滩公园、邮政大楼，将敌人逼至苏州河以北。在血战南京路的同时，姜豪、张中原先后与国际饭店内的警察总队部、老闸分局、江宁分局、新成分局通电话，劝他们插了白旗。这天凌晨，永安公司职工冒着国民党军队的枪弹，在公司楼顶的绮云阁上，升起了南京路上第一面红旗。姜豪他们通宵达旦，在永安公司十楼，向全市广播苏州河以南市区已经解放，宣告安全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并公布办公地址及电话号码，呼吁市民安心工作，热诚欢迎解放军，共同协助维持地方治安。至夜晚，老闸区内国民党残部已肃清，姜豪等立即配合地下党，发动南京路各大公司、商店开门营业，迅速恢复了秩序。
    姜豪忙了两天一夜，不觉一阵睡意袭来。突然，地处苏州河以北的民政局主任秘书、他多年的密友王微君( 主管户口工作 )给姜豪打来一个电话，急促地说：“季超兄，我从广播里知道安全委员会成立了，也听到了你的名字，非常高兴。可是民政局长陶一珊临逃时关照我，在紧急时把全市户口总册及重要档案烧毁，搭乘最后一批轮船去台湾。你看我该怎么办? ”姜豪心中一紧，这是陶一珊的杀手锏，如果上海的户口总册和重要档案被毁掉，那么共产党将面临永远失去旧上海人口布局、人数；上海城市建设的历史情况，诸如埋在地下的管道、电线；建筑设计图、施工方案等等，最严重的是给许多潜伏特务创造了条件，后果不堪设想。
    姜豪睡意顿消，马上对王微君说：“你无论如何要保存好全部户口册和档案，负责办好移交，这样，你一定会受到解放军的优待。听着，解放全上海就在眼前哪! ”“好……好，我照办! ”王微君犹豫了一会，总算答应下来。就这样，旧上海的户口总册和重要档案得到了保全。


曾为解放上海立功，姜豪因潘扬案坐21年冤狱（摘）

新民晚报

　　在上海黄浦江畔的一幢高楼里，住着一位高龄98岁的传奇人物。此人曾是国民党高级官员，1954年因受到潘汉年、扬帆案子牵连被关进监狱，直到1975年才作为最后一批国民党军政人员获特赦，现在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这位老人就是曾被国民党称为“三大叛徒”之一，为新中国保全了旧上海户口总册和重要档案的姜豪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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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豪路线（1）

    在这些活动当中，有些就是由中统或军统直接操办的，而且有的还很精彩，所以，在谈及“桐工作”之前，我们先举两个例子，说说“和平工作”中的谋略战。
    在这里，我们又要说到一个大历史中的小人物，他就是姜豪。
    姜豪也是国民党中的工运专家，不过，区别于朱学范和陆京士，姜豪是学生出身，而且是正经八百的大学生，会外语的那种。
    既是学生出身，必有独到之处，用姜豪自己的话说：“在旧中国政治舞台上，我确实扮演过不少脚色行当，从汪系‘改组派’工运会主任，到蒋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书记，从CC系中央组织部设计委员，到国民党中统凋查局专员，从清帮的通字辈角色，到洪门的‘坐堂大哥’，可谓无所不为。”
    姜豪，生于1908年，江苏宝山县罗店镇人。
    罗店是宝山最大的一个镇子，曾是县里的首富之区，人称“金罗店”。镇子既富，就设有慈善机构，当时叫“善堂”，姜豪的祖父因热心公益，就被推出来当主持。
  
    按：在此后的“八一三”淞沪抗战中，罗店争夺战异常惨烈，人称“血肉磨坊”，把一个富庶之地打了个稀巴烂。沈醉在此期间就担任罗店浏河随军调查组组长，他在1937年 9月18日的日记中说：“所居之处无不为敌炮之降落或弹着点，故夜间皆不得安眠，大有一夕数惊之叹，所幸每次均得以身免。”
   
    在主持“善堂”中，姜豪的祖父与当地士绅和读书人多有往来，其中有一位就是“名士”施琴南，于是他就让自己的儿子姜文蔚随施琴南读书。所以，姜家出读书人，是从姜豪的父亲这一辈才开始的。
    施琴南的弟子当然错不了，姜文蔚不仅考中了秀才，还被选上“拔贡”，如果朝考合格，就可以吃“皇粮”了。可惜正在此时，科举考试取消，姜文蔚回到乡下，以行医为生。此后，经人介绍，他来到上海，为一位宋牧师的子女当“西席”。
    这位宋牧师，就是宋耀如。
    大家知道，宋耀如的三女三子，霭龄、庆龄、美龄、子文、子良、子安，个个都是留洋的，但宋耀如比较传统，因此，在孩子们出国前，要专门请老师为他们灌输中国的传统文化。
    姜文蔚来到宋家时，几个大的孩子已经出国，因此他的“受业弟子”只有宋子良和宋子安。
    此时，姜豪来到上海，就读于他哥哥所创办的文蔚中学，同时也结识了宋家的两位小公子。他说：“给我父亲留下最深印象的宋氏成员，自然是那子良和子安两个受业弟子。当时宋家已很富裕，有私人汽车，生活阔绰，所以这两位的打扮举止在我父亲这种老夫子的眼里看来，就成了‘花花公子’。其实也就是洋派一点罢了，作风上绝无不检点处，对老师也很尊敬。”
    姜豪回忆说，很多年以后，他在上海遇到宋子良，宋还曾提及当年，称姜文蔚为“老先生”，并与姜豪以师兄弟相称。
    高小毕业以后，姜豪考入江苏省立商业专门学校，一年后转入南洋大学附中，并于毕业后直升大学。在此期间，姜豪参加了“五卅”大游行，从此开始参与政治活动。
    1927年 3月，北伐军攻克上海，北伐军交通处处长李范一接管了南洋大学。此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南洋大学被划归交通部，当时的交通部长是何应钦的大舅子王伯群。1928年 9月，王将南洋大学（已改称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北平铁路管理学校、北平邮电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四个学校合并为交通大学，以上海校区为总校，并自兼总校的校长。
    王伯群是个纯粹的官僚，并不懂教育，心思也没在这上头，学生们对他十分反感。当时姜豪是学生会成员，曾经因伙食等问题去找“呈递意见书”，结果“他没给好脸子看，所提建议一概不予接受”。
    王伯群不知道，眼前这个“毛孩子”可不是好惹的。
    早在1927年 9月，19岁的姜豪已经秘密加入了国民党，并成为交大区分部“常委”，此时正值国民党分裂，陈公博等人建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创办了《革命评论》，痛骂国民政府是“生殖器政府”，这些言论，颇能使年轻人产生共鸣，于是，年纪轻轻的姜豪就成了“改组派”的一员。
    姜豪回忆说：“于是我们把对于王伯群的不满与配合改组派反蒋的任务合而为一，煽动学潮，竭尽攻击，说他是靠妹婿的裙带关系当官掌校( 裙带关系正切合生殖器政府的隐义 )，更以反对官僚治校相号召。这一来从政治上讲，正中要害；以王伯群出任校长以来的实际表现观，亦无虚构夸张之辞，因此受到广大学生响应，很快酿成风潮。这样，王伯群的校长板凳只坐了了五个月，便被迫辞职了。

        按：下台以后，王伯群又兼任了上海大夏大学校长，借着为交通部新建办公楼和大夏中学建教学楼的机会，王在愚园路一一三六弄三十一号建立了一所豪宅，作为自己与大夏大学“校花”保志宁的“香巢”，被上海人痛骂。前文所说，1939年 5月，汪精卫来到上海，住进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就是王伯群的这所宅子。

    1928年 5月，“济南惨案”发生，全国各地反日情绪高涨，纷纷成立“反日会”，掀起抵抗日货的风潮，姜豪成为上海反日会的“调查科”科长，任务是深入到工人当中去，调查有哪些资本家和商人在销售日货。
        从此，姜豪的政治活动从校内走到了校外，从学运转为工运，并于1929年 4月担任“改组派”的“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就此离开学校，成为一个政治人物，此时的姜豪才21岁。
    1932年，宁粤合流，汪精卫当上了行政院长，“改组派”的大小角色也都在政府或国民党的党务系统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有的位置还相当不错，像顾孟余的铁道部长、陈公博的实业部长，都是肥缺。另外，谷正纲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也是很关键的位置。
    陈公博同时还兼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还在上海时，陈公博就认识了姜豪，在“扩大会议”期间，陈还曾派姜豪担任他与石友三之间的信使，对他印象很深，于是令姜在“民运会”工人科当了一个干事。
    当年秋天，陈公博把姜豪派回上海，担任“民运会”驻沪代表。姜豪说：“我回上海后面临的第一场国民党内部厮搏，就是 C.C系利用工潮逼迫陈铭枢垮台。”
    宁粤合流以后，陈铭枢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长，姜豪回忆说：“旧中国的交通部，统管邮电系统，于是 C.C系的陆京士便秉承陈果夫、陈立夫的示意，首先发动上海邮务工人罢工、然后扩大影响到全国邮务工人，意图搞垮陈铭枢。”
    陈铭枢并不是“改组派”的人物，但他也是广东人，与陈公博同属“粤系”，同时，陈公博主管的“民运会”和实业部两个机构，都与工人罢工息息相关，于是，二陈联袂来到上海处理此事。
    一到上海，陈公博便找到姜豪，令他设法平息罢工，于是，姜豪找到了他原来认识的一些“工人领袖”，到工人中去“串联”，要求他们不要支持邮务工人的罢工，并以工人名义发表通告，要求邮务工人复工，这样一来，陆京士的邮务工会就被孤立起来，成了少数派。同时，交通部与邮务工人谈判，给他们涨了点工资，一场罢工就此收场。

    按：另外有一种说法，说这场罢工是王亚樵帮着陈铭枢平的，说王找到陆京士，“啪”地一拍桌子，说：“你不知道陈铭枢是我的朋友吗，为什么要跟他捣蛋！说，你想死还是想活？”陆京士被吓住了，马上结束了罢工。不过这个说法，笔者觉得更像“演义”。

    经此挫折，陆京士深感在上海人微言轻，从此投入杜月笙门下。姜豪说：“通过这一次事情，C.C 系加紧抓起上海的黄色工会工作，陆京士一批人都投拜杜门，由是由 C.C系和杜月笙的联合势力，以陆京士等为中坚，搞起了上海黄色工会的统一组织。”
    姜豪说：“帮会势力在上海的广泛存在，使国民党各派系利用帮会势力在操纵工潮工运成为一种政治需要，陆京士等人早操纵邮务工潮由兴而衰后，益加认识到这一点，便正式拜杜月笙为‘先生’，成为当时的一件新闻。
    出于同样的原因，姜豪早就加入了帮会组织，不过他先加入的是洪门。姜豪说：“其实要论这种‘党’与‘帮’的结合，我的起步比陆京士更早。即以平复邮务工潮这件事来讲，我所以能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职工委系统之外，运用个人的影响迅速挫败 C.C系的阴谋，主要也是靠帮会方面的关系。”
    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姜豪就入了“湖南帮”的“楚荆山”。姜豪说：“这个组织中的一些老人，都参加过辛亥革命，其他一般成员也大都有正当职业，并无依靠帮会谋生的流氓。”
    当时，“楚荆山”的一位老军人李午云对姜豪说：“你搞工人运动，需要加入帮会，楚荆山的成员都是正派的，我介绍你加入组织。”这时，正好“楚荆山”山主李华堂到上海，也很赞成，姜豪就这样加入了洪门。
    在当时，加入帮会，有一整套很繁琐的程序，李华堂说：“大学生，就从简了吧。”于是就在李午云家摆了个“小香堂”，姜豪对着“关帝”鞠了三个躬，就算“入门”了，而且一下就是“内八堂”的“新服”。

        按：洪门的组织因效法刘关张，故彼此间一律以“哥弟”相称，哥弟间分成十排，最高一级叫第一排，这也是一个洪门组织的核心领导体系，即所谓“内八堂执事”，职衔有山主、副山主、乡长、盟正、坐堂、新服等等，他们都是要承担具体“管理”事务的。从第二排到第十排，则是“外八堂”。
       
    与清帮论辈分不同，洪门中人，彼此都以“兄弟”相称，第二排的见到第一排的，不论彼此谁大谁小，一律叫“大哥”，第三排的见到第二排的，也是如此，一律叫“二哥”，以此类推。
    初入“洪门”的姜豪，一下就入了第一排，第二排以后的“同门”，见了他都叫“大哥”。姜豪回忆说，他的太太印维纳见了这种情景，颇感不可思议，觉得他“堕入黑道”，学坏了。姜豪解释说，“连国父也当过大哥嘞。”
    此后，姜豪认识了另一个洪门组织“民兴社”的山主汪禹丞，汪很看重姜豪这个大学生，于是便请他加入，帮他整理“整顿洪门”，于是姜豪便转到了民兴社。
    1935年，汪禹丞将民兴社改为“五行山”，姜豪列在“坐堂”，仅次于山主汪禹丞，成为总管“山寨”事务的“左相大爷”。这时，27岁的姜豪，已俨然成为上海滩上的一位“人物”了。
    姜比汪小40多岁，觉得跟他称兄道弟实在太不像话，因汪禹丞同时也是清帮“大”字辈弟子，于是汪提出介绍姜豪加入清帮，这样，他就名正言顺地比姜豪高出一个辈分，彼此两便。就这样，姜豪又成了清帮“通”字辈弟子，与杜月笙的“老头子”陈世昌同辈。

    按，清帮的“前24代”按“清净道德，文成佛法，仁伦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理，大通悟（无）觉（学）”排行，到上世纪30年代，最高的辈分就是“大”字辈了。除了汪禹丞以外，比较出名的还有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人称“天王老子”的张树生、张啸林的“老头子”樊瑾成、老同盟会会员徐朗西、还有陈世昌的“老头子”张仁奎。

    汪禹丞与张仁奎是好友，曾带姜豪拜见过张，此后张去世，他的门徒“灵前孝祖”，为他代收了十个“门徒”，其中就有姜豪。
姜豪说：“陈世昌是张仁奎的徒弟，以后我‘过方’给张当徒弟，他就成了我师兄。这样，无论从辈分排列上讲，还是从师承关系上讲，杜都该尊我为前辈。但实际上他的气焰远比许多大字辈和通字辈还嚣张，我当然更不敢在他的面前摆谱。”
    事实上，姜豪也无须在杜面前“摆谱”了，因为他已经搭上了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的关系。
    汪禹丞与吴铁城是好朋友，还在1912年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的时候，汪就以吴的引荐，为孙担任警卫工作。因此，姜豪一回上海，汪即带他拜见了吴铁城，从此姜豪又成了吴的“小友”。姜豪说：
    “看见‘吴铁老’把我当做座上朋友，市党政机关的其他牛头马面也对我另眼相看了。有时中央民运会驻沪办事处与地方上打交道不顺手，便让我出面。稍久，我这个本来只是工人科驻沪代表的小角色，竟成了整个民运会的驻沪‘代表’。不但办实事，也撑虚劲——就是俨然以中央机关代表的身份出席各种公众集会，用现在的媒界行话来讲，就是频频‘出镜’。”
    1933年，国民党上海市执监委员换届选举，谷正纲派人给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委常委吴开先带话，请他确保汪派的林柏生当选执委。
    吴开先是 C.C系大将，号称上海的“党皇帝”，岂能容谷正纲这个小字辈在他面前指手划脚。选举结果一出来，林柏生连个“候补”都没有选上，反倒是姜豪被“选”为上海市党部监察委员。
    姜豪就此走上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
    对此，姜豪也感到很不安，马上赶到南京“解释”，谷正纲大骂吴开先“不讲信用”，同时，话里话外的意思，怀疑姜豪与吴开先暗地串通，“吃里爬外”。姜豪百口莫辩，只好表示自己不干这个监察委员，要出国读书。
    到上海市党部“就职”典礼前夕，谷正纲给姜豪打电报，令他“暂勿就职”，结果姜的太太印维纳在翻译电报的时候，恰好漏掉了最关键的一个“勿”字，姜豪看电报让他“暂就职”，自然照办。把谷正纲气得七窍生烟，从此“改组派”与姜豪的关系就疏远了。
    1937年 8月12日，时任上海市新生活促进会书记的姜豪在庐山参加了暑期训练团之后回到上海，次日，“八一三”抗战就打响了。姜豪加入“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并担任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参加了为期三个月的淞沪抗战。

    按：“新生活促进会”总会长是蒋介石，另在各省和特别市设分会，会长由省主席或特别市市长兼任，另设书记负责具体工作，一般由民政厅长或社会局长兼任，因此，“上海市新生活促进会书记”虽然是个冷板凳，却是个比照“简任”级的官员，在民国，已经属于比较高级的“文官”了。

    姜豪说：“任命通过后，潘公展和吴开先都对我暗示是他的推荐，我也搞不清真相，抑或也有吴铁城的作用，总之是神仙打架，拿我这个局外人做了妥协的砝码。”  
    姜豪回忆说：“抗日部队撤离上海后，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被巡捕房迫令解散，巡捕房四马路总行还要我去谈话，我请了徐勇义律师代表我去了，捕行里外国头子要徐律师转告我，以后在租界里不准再做抗日活动。”
    于是，姜豪以“牧羊会”名义发表了一份“告上海市民书”，内容是“劝告上海市民要效法苏武牧羊留须不屈的精神，今后在艰苦的环境内，保持民族气节，继续为抗日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姜豪本人，则奉命留在上海工作。
    在1933年选出来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原本有执行委员 9名，监察委员 5名，党部负责人，名义上先是吴醒亚、后是陶百川，但实际的重心，全在监察委员吴开先。上海沦陷后，执监委员大多离开上海，1938年初，国民党中央改组上海市党部，缩小机构，以蔡洪田、吴修、汪曼云、姜豪和张小通五人为执行委员，并指定蔡洪田为书记长．组成地下市党部。
    地下市党部的主要工作，可想而知，是以搜集敌伪情报为主，姜豪回忆说：
    “由于我在抗战前10年中．曾先后从事学运、工运、‘新运’，又活跃于青、红二门，所以搜集敌伪情报的关系比较多。l938年3 月间，日寇把南京、上海及华中等地的伪组织合组成‘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我通过同族姜梦麟的关系．联系了在伪维新政府任职的朱泰耀和杨鹏搏两人，他们供给我敌伪情报。”

    按：姜梦麟也是上海市党部工作人员，属于上海的另一个“党头”、吴开先的对立面吴绍澍一派。

    这时，朱泰耀和杨鹏搏为姜豪提供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姜豪说：“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在进行武力征服中国的同时．又对华施展了一系列的诱降活动，企图诱迫国民党政府改变抗日政策。一个名叫小野寺信的日本特务，就肩负着这种使命，悄然出现在上海。”
    小野寺信，是日军当中的又一位谋略专家，区别于土肥原贤二、今井武夫等“中国通”，小野寺是一个“苏联通”，因此他在中国不大出名。
    小野寺信，1897年生，1919年毕业于“陆士”第31期，1928年12月毕业于陆军大学第40期。
    1935年以后，小野寺信历任日派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公使馆武官，从事谍报工作。1938年 6月，小野寺信回国，任职于参谋本部日本课。
    1938年10月，小野寺信被派到中国，任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小野寺机关负责人。姜豪说：“俄国课派他到中国来的原因，是由于俄国课的人员认为中日战争拖得太长，日本兵力消耗太大，会直接受到苏联的威胁，连‘满洲国’也难保，所以主张同中国谈‘和’，早日结束中日战争。”
    大家应该还记得，1938年10月，正是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等人的“汪兆铭工作”进行到“掯节儿”上得时候，因此，影佐对小野寺信“横插一杠子”的这种做法很不满意，姜豪说：
    “影佐认为小野寺的活动会妨碍他正在扶植汪伪傀儡政权的勾当，所以竭力反对。但小野寺也有他特殊的背景，他父亲同当时日本首相近卫文麿都是元老派，所以他同近卫关系很密切。l938年l2月，日本大本营陆军省又授予小野寺委任状：‘特授权小野寺参谋与国民政府要员就再建东亚问题进行协商’，这表明了小野寺从事同重庆当局直接和谈工作的合法化。”
    就这样，小野寺的特务机关就建立起来了，其骨干，叫吉田东佑，姜豪说：“吉田原是经济学教授，同情共产党，后来叛投日本军部，被派到上海来做间谍工作。小野寺到上海后，即按照上级指示，同吉田取得联系并将其罗致到办事处内。吉田东佑的‘对华上层关系’的牵线人，就是他的翻译杨鹏搏。杨是日本留学生．原先思想左倾，因此与当时同情日共的吉田相识。八一三沪战爆发后，吉田随军来沪，杨便当上他的翻译。及南京伪维新政府成立时，杨又混上一个伪教育部督学。和他同为伪督学的朱泰耀，则与我同族姜梦麟熟悉。我通过姜梦麟居间介绍．先后将朱泰耀、杨鹏搏发展为刺探日伪情报的关系。他们为了表示效忠国家，也愿意提供情报。”
    小野寺来到上海，吉田东佑又将杨鹏搏推荐给他做翻译，从此，日方的消息就“源源不断”到了姜豪手中。他回忆说：
    “朱、杨有关小野寺到沪的最初情报，仅说日本军部有些人准备与重庆谈判。到当年l2月间汪精卫出逃河内，公开发表艳电后，情报又有了新内容，道是他们认为汪精卫已没有作用，而小野寺希望赶在影佐策划汪伪南京政权一事成功之前，尽快打通重庆路线。为此，朱泰耀建议由我作为重庆方面的代表，直接与小野寺接触一下，试探对方是否真有和谈诚意。”
    就在不久前的1938年10月23日，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在重庆开幕，刚刚通过了陈嘉庚提出的“敌人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提案，因此，“作为重庆方面的代表，直接与小野寺接触”这样大的事，姜豪当然不敢做主，于是即打电报给刚刚接替了陈立夫、几乎成为国民党“三把手”的朱家骅，请示行知。
    所谓 C.C系，陈果夫、陈立夫兄弟虽然都不承认有这样一个派系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从1926年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之后，国民党的党务工作就一直控制在陈氏兄弟手中。
    但是，抗战开始以后，这种格局突然发生了变化，从斜刺里杀出了朱家骅。
    朱家骅，1893年生，浙江吴兴人。
    我们知道，在民国的“学者从政”风潮中，朱家骅是领风气之先的人物。1927年10月，朱家骅接替马叙伦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代行省主席职务。浙江警官学校就是他在此期间创办的。
此后，朱家骅先后任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校长，1931年底，朱家骅接替蒋介石任教育部长，此后不久卸任，接替陈铭枢转任交通部长，当年11月又兼教育部长。1935年，朱家骅接替黄绍竑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抗战开始以后，1938年 4月 8日，即“临全大会”之后的一个星期，在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上，朱家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并兼任刚刚成立的“中统”局局长，此后朱又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一时权倾朝野，几乎成为蒋介石、汪精卫之后的国民党“三把手”。
    所以，如果说朱家骅是民国史上学历最高（德国柏林大学地学博士）、最有学问（24岁就当了北大教授）、职务也最高（部长是特任官）的特务，并不为过。
    与此同时，陈立夫从党的职务上卸任，转任教育部长，且一干就干到抗战胜利前夕的1944年，所以，陈立夫虽然是“中统”的创始人，却一天中统局长也没当过。
        不过，陈立夫对此并不为意，相反，他最得意的，就是这六年多的教育部长生涯。在晚年，陈立夫曾说：“我献身党国数十年，于党政工作，多所参与，成败得失，有待公平，唯有战时这一段教育行政工作，虽然未必能达到理想，总算对于国家，竭尽绵薄。我总觉得百年树人的教育文化工作，乃是最有意义积极的工作，而教育文化事业的兴办，乃是最有收获的长途的投资。”
    姜豪回忆说：“但是电报发出后，重庆方面没有给予答复，也就是说国民党中央对小野寺的和谈姿态不予响应。所以我也就没有同小野寺见面。”
    1939年 1月初，姜豪接到通知，令他与上海市地下党部执委蔡洪田及张小通三人到重庆受训。
    在重庆，姜豪等三人先是列席了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听取了蒋介石所作的题为“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主报告，并决议成立国防最高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从 3月 1日起，姜豪参加了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一期的训练，为期一个月，即返回上海。
    姜豪回忆说：“我们离开重庆前，吴开先约我们去他在牛角沱的寓所作上海地下工作的指示，童行白也在座，原来国民党中央已决定增派他去上海工作，担任市党部主任委员。这样，原先的五人地下市党部就变成了六人。”

    按，其时，吴开先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姜豪说：“我于l939年 1月间到重庆，4 月间离开重庆回上海，同行的三人中，蔡洪田一人直飞香港回沪，我同张小通二人为了观光西南公路和滇越铁路沿途景色，特地搭公路车子从重庆经贵阳至昆明，换乘滇越铁路至老街，过桥入安南国境改乘火车经河内至海防，再乘轮船至香港回沪，路上差不多费了一个月，回到上海时，已在五月初了。”
    姜豪刚回上海，日本在沪发行的《朝日新闻》上，就刊登了一条新闻，称“姜豪从重庆回上海来，负有重庆政府的重要使命，带了大量经费，大肆进行抗日活动”等等。
    就在汪精卫从河内辗转来到上海，并于1939年 5月 8日住进愚园路一一三六弄的当天，姜豪被绑架，这就是“五华人事件”。姜豪回忆说：
    “上海沦陷后，我本来在上海附近的几个县里发动过组织游击队，我家乡宝山也有陈嘉谟、洪光华、吴垂莹、苏亮如 4位同乡，发动搞游击队，因之我们约于 5月 9日中午在公共租界福来咖哩饭店聚餐会商。”
    姜豪说：“这一天中午另外有个约会，就是欢迎重庆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派来视察的该会专员王志圣的，他原是我的老朋友，所以我先去参加了欢迎会。参加者是国民党的上海市党部、铁路两路党部、江苏省党部等委员，还有江苏松江区专员和县长等20多人。上海市党部的新任主任委员童行白也来了，地点是在法租界寰龙路寰龙西菜馆，我参加了这个欢迎会后再到福来饭店去的，时间已经迟了，约在下午一点左右。”
    “福来咖哩饭店的房子是二层楼，我赶到时已经过了原来约定的中午12点，因之我一到就急急忙忙的奔上楼，可是奇怪得很，整个楼面空无一人。我体会到情况不妙，马上就下楼．可是刚跑到半扶梯，就有二个穿西装的人迎上来了，他们返身把我两边挟住，并且拿着手枪对着我的腰部，就挟着我走下扶梯，到了下面店堂里，我看到柜台里面聚集一大堆人，因之我一面叫喊，一面要挣脱他们的挟持。可是那堆人呆视无声，同时又上来二个人，同先前的二个人一起把我按倒在地，四枝手枪对着我的腰部和脑部，我一看对抗无用，就自动站起来说：‘好，跟你们走。’此时门口开来了三辆小汽车，他们把我挟上中间一辆，押车的后座二人，前座除司机外，还有一人拿着手枪返身对着我。”
    这一天，姜豪记得很清楚，因l915年 5月 9日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后这一天被定为“国耻日”。姜豪说：
    “因之在南京路的日升楼路口，刚有一群人在举行抗日示威，我看到了正想敲击车门呼救，三枝手枪加紧了贴着我的腰部，车子加速行驶，一下子从南京路转弯到四川路，过桥就到了原中国银行大楼，门口挂着‘金谷宪兵队’牌子，下车押上了二楼。在二楼的大厅里，靠墙有一排长凳，陈嘉谟等四个人已经先我而坐在那里了。”
    “五华人事件”在当时很出名，姜豪等聚会的“福来咖哩饭店”地处公共租界，因当时中日战起不久，日本人如此猖狂地公开绑架并直接送往宪兵队的情况，还真是头一遭。因此报界有许多报道。比如 5月11日的《申报》说：“福来饭店内，日人架走五华人，五人中有姜豪、苏亮如等，显系亲日分子出卖其友，警务处得讯派员往查时已经不及。”
    另外，英文的《大美晚报》报道得更详细，且与姜豪的回忆完全对榫，报道说：
    “据今日（十日）透露，昨日午后未几，有持械日人约十名，由两华人导之，分乘悬有上海防军照会之汽车三辆，至广西路一五九号福来犹太咖喱鸡饭店，架走华人五名，大约被架往虹口日军总司令部。闻诸可靠方面，此五华人中有（一）上海新生活运动指导员姜豪；（二）浦东游击队总参谋苏亮如；（三）宝山县长陈家谟，系江苏省府委任，暗图消灭仅在该小城内办事之日方宝山县长及在主要公路上巡逻之日军；（四）前江湾商团团长吴垂莹，其他两华人之名，未能确知。
    报道中还特地说明，被捕的陈家谟是国民政府任命的宝山县长，正致力于刺杀日本当面任命的伪宝山县长。
    报道还分析认为：“惟一般人均疑其中之一为亲日者流，以其四友人出卖与日当局。日方设计逮捕，并未通知公共租界警务处，迨日人将五华人分两次架走后，警务处始得实系持械绑架之消息。”
    报道说：“被绑架中之四人，于十二时前不久，赴该饭店，入隔日电话预定之四号房间，众信此四人中之一，即系亲日分子，诱其友人入榖，彼等方进咖喱鸡饭店时，即有日人约十名，分乘悬有蛋形上海防军照会之汽车三辆，驶抵该地，西崽欲导彼等入空餐室时，诸日人不发一语，径登楼上，隔门帘向各室窥视。西崽以为彼等探望友人，故不起疑窦，数分钟后，即有两华人与彼等交谈，并导入第四号房间，闻日人入室时，均执手枪，然后将室中诸人加以手铐而出，但西仔犹未知彼等乃被架走，盖手铐为长袖所遮，而日人亦已藏枪袋中也。被架华人，未加反抗，随戴黑眼镜之华人一名而行，拥入汽车，运行驶走。“
    “但有二日人，仍返四号房间，约二十分钟后，即午后一时三十分许，另一华人，入该饭店，不知二十分钟前发生之事，而投入罗网，遂亦被捕，两日人当饭店雇员之前，将该华人曳出。迨立即报告警务处，但警卫人员到达过迟，该第五华人大约亦被架往虹口矣。”
    最后一个“入榖”的，就是姜豪，他回忆说：“我走进大厅，被带到房间中间一张写字台前面，坐着的一个人问我姓名。”
    当时姜化名庄仁祥，身上还带的有名片，于是掏出名片给他看，并说：“我叫庄仁祥。”对方劈头说：“什么庄仁祥，你叫姜豪。”
    姜豪回忆说：“他就在簿子上写上了姜豪的名字，这样就算登记好了，叫我坐到墙边的长凳上，轻轻的和陈嘉谟谈话，他告诉我他们四个人一起到饭店里去的，一进房间刚坐定，就进来了十几个便衣宪兵，四个人押一个，分乘四辆轿车送到了宪兵队里。在大厅里坐了十多分钟，就被送到楼下的监房里。”

ys1937

姜豪路线（2）

    姜豪入狱以后，日本人还派了一个特务，自称“反战”人士、到中国来组织“中国青年党”，前来蒙骗姜豪。对此，还在上大学时就搞“地工”的姜豪当然不会上这个当，他想：“中国青年党怎么要由日本人来组织。我体会到这是日本宪兵队故意布置他进监房来观察情况的。”
    又过了一天，日本人开始审问姜豪了。他问：“中国为什么要抗日? ”姜说：“因为日本武装侵略中国．中国不能不抵抗。日本人说：“日本不是侵略中国，是要日华亲善。”
    姜说：“日本武装侵略了东北，又打进关内来了，这是亲善吗? ” 日本人说：“蒋介石不讲亲善，你为什么要跟他抗日? ”
    如此等等，最后日本人说：“日本是要和平的，你好好想想，以后再谈。”  
    在监牢的“犯人”中，姜豪还意外地遇到了日后十分出名的熊剑东，当时熊悄悄对姜说：“现在日本人的政策变了，对高级人员是客气的，你放心好了。”
    姜豪回忆说：“我从提审中，已经体会到了日本人用伪善的态度是想诱骗中国高级人员去当他们的走狗的。我知道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决不受骗上当。熊剑东是日本留学生，我在改组派里认识的，他被捕后却屈服了，以后当了汉奸组织的‘和平军’中的什么司令。”
    这时，一个更大的意外出现了。姜豪说：“提审后过了四、五天，我又被带到了二楼的会客室里。一进屋子，我便惊异地发现，给我提供情报的朱泰耀和杨鹏搏两人坐在屋里，旁边还有一个身材高大、面孔四方的日本人。”
    姜豪心想：“难道是他们出卖了我? ”
    这时杨鹏搏便把那个日本人介绍给姜，原来他就是“小野寺办事处”的吉田东佑。姜豪说：“他们带来了一些衣物，说是我家里托他们带来的，还告诉我，正在进行营救，叫我安心再过几天，等到把事情办妥了，就来接我出去。”
    姜豪回忆说，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可笑”的事情：“我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时，有个穿西装的翻译，他不是日本人，大概是朝鲜人，他一口上海话。吉田到宪兵队来过后，他们把我从监房移居楼上的优待室里．他带了糕点水果来看我，对我说：‘姜先生，以后要帮帮忙。’他大概以为我要当大汉奸了，所以特地来拉拢。”
    一周之后，吉田东佑果然兑现诺言，将姜豪带到了“福州路都城饭店( 现新城饭店 )”，在这里，姜豪见到了小野寺信。姜回忆说：
    “原来我被捕后，吉田即将此消息急电正在东京的小野寺。小野寺唯恐宪兵绑架我，掐断了他打通重庆国民政府的路线，就极力向日本人大本营请求释放我。但另一方面，日本当局自身也感受到了舆论压力。5 月 9日中午我们被绑架后，当天法文夜报就刊登了这条新闻。由于日本便衣宪兵封锁一家饭店两个多小时，被绑架的又有五人之多，这样严重的事件发生在租界里还是第一次，所以引起舆论界的重视。从第二天起，除了法文夜报外，其他中西各报也都连续几天报道这件事。起初外面还不知道被捕的是些什么人，到了12日，新闻消息中，报道了我们五个人的姓名。五华人被绑架事件发生后，社会上相当震动，上海各团体联合办事处特致函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要求租界当局向日方交涉，立即释放五人，并保证嗣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
    同时，国民政府通过外交途径，促使租界当局向日本方面施加压力，称：“过去日方对任何‘恐怖行动’，请求租界警务处协助调查．或谓任何人与‘恐怖行动’有关，请求协助审问，警务处从未拒绝。这次日方既未于事前通知警务处，实行拘捕，事后又未将被拘捕之人移交警务处，违背‘最近订立的协定’，应请领事团加以注意。”
    在这种情况下，日方借坡下驴，将姜等 5人全部“释放”。     
    姜豪回忆说：“我同小野寺在都城饭店一间颇为宽敞的普通客房里作初次见面。其人个子挺高，很瘦，文质彬彬，40多岁的模样。室内原无他人，见面时就是朱泰耀、杨鹏搏、吉田东佑以及我与小野寺五人，杨做翻译。小野寺首先装模作样地向我表示歉意，我说各为其国，这种遭遇本在意料之中，并没有什么。”
    接着，小野寺开始“卖好儿”，说：“是我通过东京的关系，使你恢复了自由，希望今后彼此为和平而努力。”并问姜豪对“日华和平”有什么意见。
    姜豪说：“战争的结局总是和平，所以和平我是赞成的，但中日战争是由日本的武装侵略中国而引起的，要谈中日和平，首先要看日本有无和平诚意，日本能否放弃侵略政策? ”   
    小野寺又问姜豪，对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有何见解?   
    姜豪听了，“正色”说：“汪精卫已经叛离中国政府，不能再代表中国．日本和汪精卫谈‘和平’，那不是真有和平诚意的表示，而却是把谈和的大门关上了。”
    小野寺要的就是姜豪这句话，马上说：“日本并不一定要同汪精卫谈‘和平’，而是由于蒋介石不肯谈和，所以不得已而同汪精卫谈的，假使蒋介石肯谈，我们就同他谈判。”
    姜豪说：“主战者主要的是军人，日本军人的态度如何? ”
    小野寺说：“日本军人本来主张彻底用武力解决中国问题，但目前海军急于要南进，陆军急于要北进，无论南进或北进，首先要解决中国问题，所以目前军人中也有不少人赞同和中国谈和的，这是当前谈和的好机会。”
    说到这里，小野寺直截了当地提出，请姜豪“介绍国民党政府方面在上海的负责人”同他们见面交换意见。这就是日后的所谓“姜豪路线”。
    一边听，姜豪一边判断日本人的想法，他认为：“他所谈日本内部情况，大体上是可信的，尤其重要的，日本军人急于要南进和北进，这对美苏二国都有极大关系，应该从速向重庆国民党中央汇报。但先决问题是怎样和我们自己人联系上，在公共租界内是不可能取得联系的，首先是回到法租界去。
    于是，姜对小野寺说：“我们的人都住在法租界，要找人首先要回到法租界去。”
    小野寺听了没有异议，即令朱泰耀、杨鹏搏二人把他送到“法租界霞飞路的伟达饭店”，然后就让他回家了。后来，姜豪才知道，“伟达饭店老板陈伟达，原和日本人有勾结。”
    姜豪回忆说：“我在家里过了几天，叫朱、杨二人转告小野寺信，说是在法租界也找不到人，找人要到香港去，小野寺同意了，就是要由吉田东佑同时也到香港去。6 月底，我乘意大利邮船赴港，朱、杨二人和吉田同船启程，但不在同一层舱位，朱、杨二人和我乘的是二等舱位，吉田是头等，所以在船上我同吉田没有见过面。”
    姜豪回忆说：“从轮船驶出长江口起，我就忐忑不安。自从被绑架后，时局变化很快，但自己却一直没有与市党部联系上，不知重庆方面对自己的行动抱何态度? ”
    令姜豪没有想到的是，在船上，他居然遇上了遍寻不着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两位主要负责人，主任委员童行白和书记长蔡洪田。
    见到姜豪，童、蔡二人很高兴，对他说，“五华人被绑案”后，一时租界里很紧张，他们都躲起来了，但还是觉得不安全，此后活动更困难了，所以暂时避到香港去。
    二人还说，当姜被绑之初，马上密电重庆，复电除向姜的家属慰问外，并转知有关方面设法营救，现在看到姜释放出来了，非常高兴。
    姜豪来不及过多寒暄，即将自己被捕之后的情况及小野寺的企图做了简单的汇报，二人听了，均“顾左右而言他”。
    姜豪非常失望，于是说：“日本人虽然释放了我，但船上有日本人监视，以后我们装作不认识的，不要再交谈。”

    按：此后，童行白被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海外部主任秘书，后死在南洋。蔡洪田则落水当了汉奸。

    姜豪说：“此次香港之行，吉田暗中相随，结果如何实难把握。想来想去，只好用‘船到桥洞自会直’来安慰自己。”
    姜豪回忆说：“到了香港，吉田住进日本人开的东京饭店，他要我也住那家饭店，我不同意，我说住到那里去了行动不方便．我仍是住到九龙的新新旅馆，朱杨二人也住在九龙的另一家旅馆。吉田一上岸交验护照后，就被香港当局暗中监视，不能再同我直接见面，只好通过杨鹏搏同我联系，一再催问我是否找到了‘人’，我总是推说没有找到。”
    其实，一到香港，姜豪就通过俞鸿钧找到了吴铁城，汇报了有关情况，并请示行止。但他俩都认为：“这事关系重大，我们不能决定，你最好向中央请示。”吴铁城还说：“香港政府已知道你到了香港，正在注意你的行动，你还是赶快离开香港为好。”
    姜豪又去找杜月笙，想跟他商量一下，姜豪说：“这时他挂有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的头衔，同时也替重庆作情报、策反工作。他对我所介绍关于同日本人和谈的事，表现出特别的谨慎，他的看法是与俞鸿钧、吴铁城一致的。”
    于是，姜豪在香港耗了几天之后，就通过杨鹏搏转告吉田说：“香港找不到人，我要到重庆去汇报。请你们回上海等我的消息。”
    吉田听了很高兴，认为“大有希望”，即带着朱、杨返回上海，等候消息。     
    姜豪说：“我从杜月笙那里得到点旅费资助，先坐船到海防．再换乘火车到昆明，改乘飞机到重庆，其时广东的广州湾( 现湛江市 )已沦陷，船过那里在海中抛描二小时左右，以便旅客上下，而有人上船叫‘姜豪’名字，我恐怕日本人又玩弄花样了，所以默不作声。那人叫了一回无人答允，也就下船了。究竟是否叫的是我的名字，我也不能肯定，可是受了虚惊。”
    几经辗转，姜豪回到重庆，马上去中央党部向秘书长朱家骅作了详细汇报，朱表示这事要等汇报蒋介石之后．才能决定。
    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好几个月没有下文，倒是等来了一份嘉奖令。    姜豪说：“过了些日子，我意外地获得一份书面奖状，表扬我‘被日寇逮捕，忠贞不屈’，而我所关心的，一是对我汇报的答复，二是对我工作的安排。”
    10月份，终于等来了“工作的安排”，朱家骅通知姜豪：“奉总裁谕”，让他于×月×日下午二时至海关巷一号谈话。
    原来，朱家骅把姜豪转给了戴笠，也就是说，姜豪从中统这条线上转到了军统——朱家骅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身份，兼任中统局局长，此刻，姜豪以及他所代表的“姜豪”路线，已经不属于上海党务工作的范畴，而被划入“谋略战”了。
    我们一直认为，中统和军统是死对头，双方见面就打，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最起码在朱家骅兼领中统期间，他与军统之间还是有合作的。况且，以朱家骅地位之崇高，戴笠也是要给面子的。

    按：此后的1941年，朱家骅启用一个台籍人翁俊明筹备成立台湾党部，戴笠对翁的身份产生怀疑，朱家骅给戴写信予以力保，信中居然称戴笠为“雨农吾兄”，自称“弟”。须知朱家骅虽然比戴笠大不了几岁，其身份相去却不可以道里计，1926年，朱家骅到广东筹备成立“国立中山大学”的时候，戴笠连黄埔军校还没考上呢，在民国的官场上，完全是两代人。朱家骅此举，已经给足了戴笠面子。当然戴笠也非常见机，自己虽然大权在握，起码的礼貌还是懂的，见信遂“欣然”放行。

    姜豪回忆说：“当时我并不知道海关巷一号是什么场所，也不知道何人同我谈话，但既然是‘奉总裁谕’，想必来头不小，而且必定与对日‘和谈’的汇报有关，于是到了那天，我比规定时间还提前一些到了那里。”
    姜豪说：“海关巷一号没有站岗，进去后才知道那是军统局的办事处，是戴笠找我谈话。突然听到要和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打交道，心情不免有点紧张。”
    姜豪来到一个“布置十分普通的会客室”里，坐了一会，走出来一个身着“中山装的中年人”，自我介绍说：“我是戴笠，委员长叫我与你一谈。”
    对戴笠，姜豪形容为：“他个子稍高，体形清瘦，长方马脸，谈话时表面客气，可能也是‘奉总裁谕’的原因，但目带凶光，令人生畏。”
    姜豪回忆说：“这次会谈很简单，戴告知情况已了解，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报告，蒋介石都转发给他了，以后的事情归他处理。他说，他正需要搜集日本方面的情报，可以让我到香港去再同日本人接触，不过当前国际形势还没有明朗，叫我再等些日子，并给了我一点钱作为生活费用。他还嘱我继续同朱泰耀保持秘密联系。”

    按：在此期间，国际国内都发生了很多事情：国内，8 月28日，汪精卫在南京召开了伪“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组织“伪府”已是箭在弦上；日本方面，同一天，平沼内阁垮台，阿部信行继任日本首相；欧洲，9 月 1日，法西斯德国“闪击”波兰，二次大战的硝烟已经升起。戴笠所说的“当前国际形势还没有明朗”，就是指这些，因此让姜豪再等一等。

    这一下又等到11月间，姜豪说：“戴笠来信约我到曾家岩去谈话，那里有所单独的房子，是他的住处兼作办公处的，人称戴公馆，那所房子不大，也没有其他人办公。”

    按：“曾家岩”即曾家岩51号，戴笠的公馆之一，也是他常住的所在。紧邻的50号即著名的“周公馆”。

    军统局迁到重庆之后，先是驻在通远门外中二路罗家湾29号、重庆市警察局警士教练所的原址，接着又占用了隔壁的罗家湾19号，这是一个花园房子，作为戴笠的办公室，同时也是他的“甲”室。这样，罗家湾就成了军统局的局本部，连同附近的其他建筑，统称“罗家湾大院”。
    接着，军统又占用了警士教练所对面、枣子岚垭的“漱庐”，当做一个高级招待所使用，戴笠接待一些重要的客人，一般都在此地。
    此后，军统将交通科和督察室迁到海关巷一号，就是戴笠第一次会见姜豪的那个地方；把设计委员会和训练处迁到赣江街82号万寿宫，祝宗粱他们的“抗团”迁到重庆以后的办公地点也在这里。特务总队则在望龙门湖南会馆。
    另外，在大巷子设招待所，即祝宗粱回忆中提到的“马鞍山招待所”，军统局电讯处也在马鞍山。
        到1940年，因重庆频繁遭到轰炸，罗家湾目标太大，遂在重庆郊外约20里的缫丝厂建立“乡下办事处”，此后，这块地方交给了中美合作所。
    戴笠对姜豪说：“可以到香港去了，以私人名义同日本人接触，听听他们谈些什么，但不能讲中国政府有什么意见，也不能到别的地方去，以香港为限。”
    姜豪说：“他叫我预先约定我到香港时住什么旅馆，用什么化名。他讲几天内就要动身，叫我等在寓所不要出去，随时会有人送飞机票来，马上上飞机，到了香港会有人来联系，以后活动情况的报告也交给他，我在香港的旅费也由他送来。谈话后他请我吃午饭，同座的有位原任驻日本大使馆的武官朱世明。朱是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他的任务是做日本情报工作的，当时他没有同我谈什么。”

    按：此时，朱世明刚刚接任了金斌的邮检处，此后不久，邮检处即为军统掌握。

    辞别戴笠，姜豪又找到朱家骅，他说：“我本来是党务系统的，这种大事当然不能不向朱家骅当面汇报。朱家骅交给我一本密码，要我去港后保持与他的单线联系。”
    与戴笠谈话后的第三天，姜豪到达香港，“就近住在弥登道的新新旅馆，用姜季超名字进行登记。”
    第二天一早，军统局香港站站长刘方雄如约来访，还给姜带来一笔活动经费。姜豪说：“以后他每天都来联系，我的一切活动情况．都由他向戴笠汇报，并把戴笠的指示转告给我。”
    话分两头，就在姜豪赴重庆的这三个多月当中，日本人内部自己打起来了。
    起因是影佐祯昭认为自己的“汪精卫工作”已经到了“九转丹成”的时候，马上就要结果儿了，这个时候小野寺信跑出来搞什么“姜豪路线”，不仅多余，且有“捣乱”之嫌，于是到高层告了他一状，小野寺无奈，只好关闭自己的“机关”，回到日本。今井武夫说：
    “被召回到重庆的姜豪与吴开先策划，同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等CC团首脑再三协议，说是得到蒋介石的许可，七月底再从重庆到香港露面，于九月间表示希望与日本方面会谈。这时正值汪兆铭从河内北上来到上海，坚定了他的建立国民政府的决心，日本政府也决定予以援助。因此，影佐少将为了在上海援助汪而设立了梅机关，工作也逐渐活跃起来。这与企图同重庆政府直接和平谈判的小野寺机关必然发生尖锐对立，由于小野寺被梅机关排斥，调出到其他地方，因此工作也不得已暂时停止。”
    但同时，今井武夫却又觉得“姜豪路线”不失为实现“和平”的一条路子，于是力促吉田东佑继续与姜豪保持联系。他回忆说：“到了十月，在南京建立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我也赴该地就任。因此我于十一月派遣以往在小野寺手下担当与姜联络、新近任命为总司令部特派员的吉田东祐到澳门与姜会谈，收到了重庆国民政府关于对日和平条件的报告。姜也为了报告与吉田会谈的内容，回到重庆，十二月再到香港。”
    对此，姜豪说：“小野寺信回日本后，吉田东佑仍留在上海，他得到日本军部一部份人的支持，继续小野寺的活动，因之他叫朱泰耀从上海和我通信，催问音讯。后来我才知道，吉田的主要支持者就是今井武夫。”
    根据戴笠的指令，姜豪往上海家中发出了电报，一周之后，朱泰耀，杨鹏搏二人来到了香港，但吉田东佑没有同来，姜豪说：“据说因为日本军部中有人反对他再同我见面，认为他已经受了我的骗，蒋介石是不肯谈和的。同时日本军部中也有人支持吉田的，如日本派遣军参谋处的今井武夫等，所以吉田有信心可以说服反对他的人，就是要稍费时日。他叫朱、杨二人先来香港，并介绍日本驻港武官铃木卓尔中佐同我先行会谈。”
    事实上，铃木卓尔的后台就是今井武夫，今井在回忆中曾说：“不得已，我首先考虑，作为上策，我亲自与姜直接面谈，试探他的路线是否有价值，要求姜北上来上海，但姜很不肯轻易答应下来。”
    于是今井派铃木卓尔作为自己的代表与姜豪会谈，今井回忆说：“为最后的办法，我委托在香港的铃木中佐与姜接触。铃木于十二月十日和第二年一月三日两次与姜会谈。在这期间，姜自称多次接受了重庆领导人的指示和意向，但铃木要求同携有与重庆政府中枢有关系的身分证明书的人会见。”
    关于与铃木的“会谈”，姜豪回忆说：“铃木为人粗鲁傲慢，第一次同我在香港饭店见面时，一开口就说日本已经准备好‘日华和平’条件，叫我马上介绍中国政府的负责代表同他们谈判。”
    对此，姜豪说：“日本有无和平诚意，中国并不了解，先要有个了解的过程。”铃木听了，说：“日本确有和平诚意。”姜豪仍推说：“时机尚未成熟，谈判是不可能的。”
    第一次谈话不欢而散。
    姜豪说：“过了二天，铃木又约我见面，这次他的态度谦和了，一见面就给我戴高帽子，说我是政治家，要向我请教，可是一谈到具体问题，还是要我介绍中国政府的负责代表同他见面，我还是说时机尚未成熟，中国政府不可能派出代表来谈判，所以依然无结果而散。其时吉田来电，说是就要到香港来了，因之同铃木没有再见面。”
    事实上，朱家骅和戴笠让姜豪与日本人接触，唯一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地延缓汪精卫的“伪府”成立，因此姜豪无法接受日方任何实质上的要求，双方当然谈不拢。
    这样，吉田东佑只好亲自出马。姜豪说：“又过了些日子，时间已在1940年的 l月间，吉田东佑到香港来了，但没有上岸，因为上了岸行动就不自由了，他在船上和杨鹏搏通了电话，说是他转船到澳门去，叫我到澳门去同他见面，这样我同朱杨二人就一同到澳门去。”

    按：姜豪的时间记忆有误，应为1939年11月。

    姜豪回忆说：“朱杨二人同我都住在中央酒店，这是一家大赌场，我们各人分居一室，吉田另住他处。事后据杨鹏搏讲，吉田怕人加害，化了大笔钱请澳门的警方予以保护。此人又好玩乐．招来大批舞女陪舞，生活非常奢侈。在澳门我们见面地点，就在中央酒店朱泰耀所住的房间里。”
    据姜豪说，吉田与他谈话的大意是：“他在上海大费唇舌，终于说服了反对他再同我见面的人，他们许可他再试一次，假使这一次谈得没有结果，以后就不准他再同我见面，所以他说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务必要有个结果。他首先提出来的，还是要我介绍中国政府的负责代表同他见面。”
    对此，姜豪依旧是“一推六二五”：“我说事情尚未成熟，中国政府不可能派出代表来谈。他说假使我能拿出证明文件，说明可以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的话，那么他可以拿出日本政府的‘和平条件’来同我谈判。我说我不是中国政府的代表，我也不想看日本政府的‘和平条件’，我到香港来是个人行动，假使他同意我们个人之间交换意见，那么可以谈谈。”
    这时，姜豪话里话外地透露，他在重庆期间，曾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吉田一听大感兴趣，马上问他有何凭证。于是，姜豪拿出朱家骅那封“奉总裁谕×月××日至海关巷一号谈话”的信给吉田看，当然日期和地点都已提前抹去。又取出一张蒋介石的照片，上款写“季超同志”（姜豪字季超），下款写着“蒋中正”三字，还盖有蒋的私章。

        按：姜豪是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一期的学员，这是受训后中央训练团发给每一个学员的。
       
    看到这些“信物”，吉田很高兴，于是同意与姜豪“个人间交换意见”。   
    姜豪回忆说：“吉田首先提出．日本认为蒋介石是日华和平的障碍。所以要实现日华和平，就得蒋介石先下野。”
    姜豪没想到，所谓日方的“和平条件”，居然是以蒋介石下台为前提，于是他说：“蒋介石是中国的统帅，和战问题取决于他。日本既要同他谈和，又要他下野，岂不矛盾?”
    于是吉田换了个话题，说：“中日和平后，二国要经济合作，开发中国资源，日资要占百分之五十一，华资占百分之四十九。”
    姜豪听了说：“我个人看法，中国为了保护主权，华资当然要占多数；日资占多数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姜豪又说：“中日战争是由日本武装侵略引起的，如要中日和平，日本当然要从中国撤兵。日本对此作何打算? ”
    吉田说：“日本可以撤兵，从华南撤到华中，再从华中撤到华北，从华北撤到东北。” 姜豪听了即追问：“撤到东北以后怎样? ” 吉田说：“满洲问题不谈。”
        姜豪反驳说：“中日战争的根源，在于日本侵占东北，要彻底解决中日问题，那么日军非撤出东北不可。”对此，吉田“默不作声”。   
    事实上，由于日方“和平条件”的前提就十分荒谬，这样，在此后姜豪与吉田之间的一切谈话都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彼此不服输、斗嘴而已。
    姜豪回忆说：“我从重庆出发时，戴笠关照我把我的活动情况随时告诉他的香港联系人，所以我同刘方雄随时联系，由刘转报戴笠。同时我离开重庆向朱家骅辞行时，他又交给我一本密电码，叫我有情况也要向他汇报，因之我同吉田东佑在澳门会谈后，把谈话情况作了一份书面报告，我自己翻好密码电文，托请吴铁城在港电台发出。”
    姜豪的这份电报是1939年11月14日发出的，其中谈到： “坂垣已派高山来晤，藉悉敌方现决全力扶植汪逆，但亦知伪中央成立后无所作为，故仍思取巧谋和，高山所谈和平办法，据谓撤兵无问题，程序与时间，视吾实行亲日反共之程度为比例，所要求事，除反共经济合作外，最重要在委座退隐，同时对汪逆须予面子，至于满洲问题则不谈。”
    职告以中国在求本身之独立生存，为此而战、为此而和，目前环境益佳，无须求和，但为谋二国之真诚，永久亲善合作，觉日本若能放弃侵略，当为言和，其原则在不损伤领土主权之完整，至于委座系全国信仰权威之所集，退隐根本不能谈，至于汪逆为全国人士无法宽容，故上述见解完全错误。“
    “彼继谓此情亦所深悉，但为面子觉不得不如此，惟尚可商量，若委座退隐改为短期休养，汪逆问题亦可设法。“
    “职告以停战撤兵之后，个人问题再行考虑，最重要事，在谈判期间不能成立伪中央，否则即无诚意，谈判无法进行，彼乃允设法阻止，最后约定，待双方请示后，再行约期续谈。”

    按：姜豪电报中提到的“高山”，应系吉田东佑的化名。

    很快，朱家骅的复电就到了，说：“奉总裁谕速返。”
    姜豪回忆说：“我以为有什么重要指示，马上托请刘方雄替我买飞回重庆的飞机票，刘很诧异，因为他没有接到过戴笠要我飞回重庆的命令。我只好把朱家骅的电报拿给他看，看见是‘奉总裁谕’，他只好照办，但脸上有不悦之色。”
    事实上，姜豪接到电报之后，并未马上离开香港，而是在港继续逗留，其间多次找理由搪塞朱家骅，一会儿说未得到戴笠的指令，一会儿又说为了朱、杨两位“中间人”的安全，不能马上离开，等等。
    事实上，姜豪也是一位心比天高的年轻人，他之所以置朱家骅的多次指令于不顾、执意逗留香港，是冀望于在他的手中实现中日间的“和平”，这个想法，与初期的高宗武类似，都是想通过一己之力，收“和平”的全功。
    然而，姜豪没有想到，在日方与他的所谓“会谈”中，第一个要件就是蒋介石“下野”，蒋看了，心中焉得不怒，怎能容他继续与日方探讨“和平”。
    而这一层，朱家骅又不好在电文里对姜豪明说，只是一封接一封电报地催他“速返渝”。
    姜豪说：“1940年 1月底，我从香港回到重庆，马上去国府路中央党部去见朱家骅，他只说‘香港不要再去了’，并不解释原因。”至此，“姜豪路线”结束。
    姜豪回忆说：“我再去曾家岩找戴笠，传达人员回说不在，这以后他再也没同我见过面。这时我才自省闯祸，得罪了军统局。”
    在这里，姜豪想多了，以为是因自己未得到军统的指令而“擅自”返回重庆，惹恼了戴笠，因而冷落他。姜豪说：
    “我害怕了，早就听说朱家骅与戴笠明争暗斗。按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分工，军统是管对日作战情报的，中统是抓党派情报的，所以蒋介石把我的报告批转给了戴笠。但实际上，军统也在伸手抓‘党派’，在对付共产党方面，凶狠狡猾的劲头丝毫不逊于中统。同样，中统也在插手对日情报的搜集，何况我本来就是党部系统的，朱家骅岂肯让这么一条情报关系白白让军统占了便宜。我之被匆匆召回，肯定是军统与中统又一场争斗的结果，详细的情况，我迄今也不明白，但当时却知道害怕。”
    冷落不要紧，姜豪本来也没想跟戴笠攀交情，他担心的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戴笠”会因此而“收拾”他。姜豪说：“戴笠的阴毒，在国民党内是出名的，假使他先向蒋介石告一状，捏造我在港澳与日本人有勾结，或随意栽点别的什么罪名，然后悄悄把我锄掉，实在太容易了。而且我亦晓得，当时全国人民正对汪精卫的出逃与所谓‘和平运动’怒火万丈，同声讨罪，蒋介石尤惧他与日本秘密和谈的内情泄露，哪怕军统局只要送上一条‘姜豪已经暴露’的假情报，即使是为了遮盖，蒋也不会不接受他们要对我‘制裁’的建议的。”
    想到这里，姜豪胆战心惊，他说：“以前就听说军统局的大门进去容易，出来困难，现在算是有体会了。朱家骅是个以学者从政的人物，可能有些政客手腕．但要论权术，不能与戴笠相比，显然不能靠他庇护我。本来我还有帮会关系可以运用，但就在这节骨眼上，我在帮会中最重要的靠山——汪禹丞先生病故了。”
    正在姜豪“惶惶然”的时候，一位“密友”指点他说：“戴老板听委员长的，委员长听夫人的。你要躲过这一场劫难，就看你有无本事和夫人拉上关系? ”
    前面说过，姜豪的父亲曾经给宋家的子女当过“西席”，因此，要托“夫人”的关系，这事还真靠谱。姜豪说：“我马上写了一封信给宋美龄，先交代清楚我父亲曾在她上海娘家为子安、子良兄弟补习国文的情形，然后备述本人现在处境困难，希望予以照拂。”
    姜豪是新生活运动上海分会书记，跟新生活运动总会总干事、“大内总管”、黄仁霖很熟，因此他托黄转交，黄很够意思，说：“放心吧．我马上给你送上去。”
    不久，朱家骅安排姜豪到中统当了一名“专员”，姜不愿意当特工，曾托吴开先找朱家骅，表示还是想干党务，接着，姜豪被派到军委会西南运输处工作。他回忆说：“此后我在重庆从事于西南公路上的军事运输业务，直到日本投降后才回上海，并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胜利勋章。”

ys1937

刘方雄与萱野长知、今井武夫谈“和”

    就在小野寺信在上海开始接触姜豪的几乎同时，另一个日本人来到了香港，他就是萱野长知。
    萱野长知生于1873年，相比于他的对手戴笠来说，可算是长辈了。
    萱野是孙中山的日本“朋友”之一，同盟会时期，对孙的活动多有助力。孙病危的时候，萱野还特地到北京来看他，并参加了治丧活动。
    在香港接待萱野长知，就是被戴笠遥控的刘方雄。
    上海区转入地下之后，刘方雄暴露，戴将其调到香港，任香港区书记，当时的区长是郭寿华。
    到港后不久，刘就罗致了两个“知识界人士”加入香港区，专搞高层情报。
    一个叫曾政忠。刘方雄说：“广东台山籍之曾政忠，曾君原为华裔美侨，髫龄返国肄业至岭南大学，旋复赴美深造于加州大学，归国后追随李济琛有年，对粤桂老军人，相知有素。且擅英语，可以其私人关系，与英美驻港情报人员，交换情报。”
    1939年初，经曾政忠引荐，又有一个叫杜石珊的人加入了香港区，刘方雄说：“杜君为早期留日士官生，娶一日妇为如夫人，日文、日语造诣均深，古文亦有根柢，颇富经纶。曾于民初一度出任统领，旋因沉缅于阿芙蓉及潮州茶，息隐港岛。但与其时在华之日军高级将领，多为士官同学，常有书翰往还，对日军在华序列，及其移动，颇有所知。尝作军事评论，披露于陈孝威所主持之‘天文台双日刊’。文笔健辩，一若陈孝威，而纵横捭阖，则尤过之。

    按：陈孝威是有名的“预言家”，“天文台双日刊”即陈私人办的报纸《天文台报》，当年颇有影响。曹汝霖的回忆录《五四运动始末》，最初即在该报连载，后来正式出版的时候，改名为《一生之回忆》。

    刘方雄回忆说，大约在1939年春天，杜石珊提供了一份情报，说：“日本对华战争，纯由陆军少壮派，强奸日本朝野所肇端。当初且曾夸言三个月内，即可征服中国。而今师老无功，泥淖深陷，兵越深入，补给越艰。故目前陆海军部及外务省，甚至在野党派，均坚决反对扩大对华战争，力主积极谋和；亦有倡议脱离中国战场，而改途南进者。不久或即有日本信使来港活动。”
    不久后，1939年 5月，汪精卫从河内来到上海，与日本人继续“谈判”，杜石珊又报告说：“日本最大帮派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在闲院宫皇叔之扶掖下，已派其高足萱野长知来港，拟与我方有所洽谈。”
    两份情报均经香港区报重庆，戴笠极为重视，马上到香港区“面授机宜”。
    据刘方雄回忆，当时戴笠说：“日本亟图脱离中国泥淖之用意，在于改图南进。俟其南进得手后，再行返兵以谋我。届时我将国亡无日，万刼不复。否则，我如抗战到底，日本因资源枯竭，亦非南进掠取资源，以维系中国之战局不可。是时日本即将与英美为敌，英美遂与我站在同一战线，则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故此时我与日本绝无和平可言。即使运行谋略，亦必须绝对保密，免致影响我与英、美、俄之关系。”
    在这里，戴笠说得非常清楚，与日方的接触，是“运行谋略”，而绝非真的与对方谈和。
    对此，刘方雄认为：“以日本目前仰赖美国供应战略物资形势下，日本对此，亦将讳莫如深，保密当无问题。”
    戴笠听了，即指示说：“你必须以热衷和平姿态为饵，以遂行吾人之谋略。”
    接着，戴笠开始为刘方雄进行长篇讲解：“首要之图，为阻滞汪伪组织，不便于短期内成立。盖汪伪如迅即登台，国内不稳份子，将如蚁之附腥，声势浩大，立即形成国家分裂局面，对抗战前途，将有无可言状之重大打击。阻滞越久，则汪逆身价越降，日本亦越加藐视；并予我以策反分化之时机。如能阻滞至一年以上，则其身份，将与梁鸿志、温宗尧诸汉奸，等量齐观，于抗战前途，即无任何影响。”
    戴笠说：“故你与萱野晤谈之初，必须斩钉截铁，坚决要求其对汪伪之阻滞，作一确切之保证。否则双方洽谈，将立告中断。一俟取得萱野之保证后，你可在九龙塘租一较好别墅，以为双方宴聚晤谈之所，甚至可作萱野之行馆，以示我方对于和谈之热诚。”
    戴笠对于下属的指示，凡他认为属于极重要的工作，一定是事无巨细，从头到尾，就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一一作出详尽的说明，好像一个足球教练，把场上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况，如打不开局面时怎么踢、领先时怎么踢、落后时怎么踢等等，全部在事先设想到，并教你怎么去处理。前述指导文强与“毒蛇”周旋如此，这次对刘方雄“面授机宜”又是如此，许多年以后，刘方雄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戴先生于打开话匣，纵谈窍要中，对如何互约绝对保密、如何套取情报及其和平底牌，甚至言谈表情，酬应接待，莫不有精详中肯、巨细靡遗之指示，自晨至午，饭罢方休。”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河内刺汪时，戴笠对陈恭澍却始终含含糊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难怪陈恭澍会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这么大的事情，岂是陈恭澍所能驾驭得了的？
    不过，换一个角度思考，也许这正是戴老板要的效果。
    由于此事的极端重要，翻译由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精通日语的香港区区长郭寿华亲自担任，对此，刘方雄受宠若惊，说“郭先生且曾自愿纡尊担任日语翻译”。
    不久，萱野长知如约来港，刘方雄说：“其后曾在半岛、告罗士打、香港（郭寿华先生即在此处充舌人）三大酒店，以辟室餐聚方式，与萱野开始序幕会谈，研讨如何阻滞汪逆，如何互保机密。萱野认为互守秘密，极关重要，可立即作成记录，双方签字，共相遵守。并表示汪伪政权之成立与否，为洽谈能否持续之关键所在。只因当彼首途来港时，各方尚未顾虑及此，彼将立即返日，与各方协调，预计绝无问题，并预约以十日为期，彼当再行来港。”
    遵照戴笠的指示，刘方雄在九龙塘为萱野长知准备了一座别墅，当萱野再次返回香港时，即供他使用，萱野看了，“状甚欢愉”，随即向刘报告此行的“成果”：“汪伪问题，各方一致同意，在洽谈未宣告绝望之前，保证决不令其组府。”
    对此，刘方雄要求萱野“依其所言，作成书面”，并让他签名，“以昭凭信”，对此，萱野“欣然照办”。
    刘方雄回忆说：“其后在谈入正题时，双方讨价还价，你来我往，折冲撙俎，周旋回环。其间萱野曾一再返日商承，自春徂秋。”
    终于，到1939年 8月时，萱野表示，日方可让步至“恢复九一八以前状态”。并说这是“最后条件，以后恐已无可再让”。
    刘方雄说：“奉层峰复示：仍请阁下在保持我国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之形式中，继续为力。”
    萱野听了说：“吾师头山满，曾对孙中山先生之革命运动，悉力赞助，在下亦深爱中国。此一条件，为吾等几经奔走，积极争取，始得勉力达成。历来中日冲突，均以中国稍事让步而结束。目前条件，中国反较战前争回不少权益。”
    萱野还反过来劝刘方雄“稍安毋躁，静待贵国政府从长考虑”，他愿意留在香港“等候佳音”。
        对此，刘方雄假意说：“愿再电重庆，尽力斡旋，务祈达成息兵言和之目的。”
    然而，就在此后不久，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了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单以“谋略”工作显然已经不足以阻止汪的“组府”，因此“萱野长知路线”亦告结束。刘方雄说：
    “直至廿九年二月，萱野已知，实难谈拢，始嗒然言旋。临行复允对汪伪之阻滞，仍当继续为力，并互约如有转机，当以密语，请其再行来港。萱野复将其上海联络地址，抄交曾政忠，有何需要，亦可至沪相晤，彼当悉力效劳。”
    刘方雄还说：“萱野为一忠厚长者，彼固了然余为一情报人员，但亦不甚避忌，尽知以告，深足钦佩。放在其行前，汪伪固久久未登台，而吾人所得有效情报，亦不为少。”
    对于“萱野长知路线”的操作，刘方雄并不认为遭到了失败，他说：“按汪逆系于廿八年四月一日离开河内，前往上海。汪逆之意，原拟即行召开伪‘国民党六全大会’，随即成立伪‘国民政府’，以与我中央政府分庭抗礼。殊不知邪不胜正，事与愿违，一延再延，卒至廿九年三月卅日始得粉墨登场，距其离开河内之日，恰为一整年。”
    刘方雄认为：“经此一整年之延滞，及一年来对敌人奴颜婢膝之丑态，已为举世所不齿。汪逆之地位，已由中国国民党堂堂副总裁，遽行降格为不折不扣之汉奸。伪方要员及其伪军，多已为我方所策反，而向我中央输诚，互通声气。汪伪组织且于成立前夕，要求日方互派大使，固不可得；退而苦求日方与伪组织发表共同声明，亦为日人所不睬。故其伪组织之份量，已与梁鸿志、温宗尧之流，同样无足重轻。对我抗战局势，不但未有重大影响，且利我在敌之腹心，部署若干抗日内线，实非敌人始料所及者也。”
    在与萱野长知“谈判”的同时，刘方雄又参与了另外一场“谋略”战，那就是极富盛名的所谓“桐工作”了。
    在“桐工作”的另一头，是日军的“谋略专家”今井武夫。
    在“桐工作”中居间牵线的，是一个叫张治平的人，这人也是曾政忠介绍给香港区的。刘方雄对其印象很不好，他说：“张君上海人，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曾先后执教于北大及香港大学。其人舌粲莲花，眸子闪烁，一见之下，即对其深具戒心。”
    据张治平报告：“日本中国派遣军总部课长今井武夫大佐及东京参谋本部臼井大佐（空军出身），承其参谋总长板垣大将之命，拟与我方洽谈谋和。”
    刘方雄问：“二人中以何人为主体？”
    张说：“由今井主持。”
    对此，刘方雄经报告戴笠后，“奉复仍循萱野原方略坚韧周旋”。
    刘回忆说：“（我）仍偕曾政忠与今井晤面，由其译员佐佐木居间翻译，嘱张治平不必参加。首先即以延滞汪伪组织为请。今井未加考虑，即断然答曰：在洽谈期间，决不容许汪伪政权之成立。臼井且从旁插言：此事可由彼等以书面郑重保证。”
    这是刘方雄与今井的第一次会晤，此后不久，戴笠再次来到香港给刘方雄“上课”，他首先旁征博引地说：
    “孙子兵法有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此次你与今井之接触，正为吾人伐谋之良机，盖日来情报显示，敌军近在赣北、鄂南、湘北一带，调集重兵，证明敌于短期内，即将围攻长沙。你立即再与今井晤谈，提出双方互相征信问题。告以凡两国使者会谈，例须相互提示双方之身份证件，以昭凭信，因此向称使者为信使。今中日两国，正在交战状态之中，文件钤印，固不足凭信；尤其近卫首相已于本年一月，发表声明，今后将不以我蒋委员长为谈判对象。阁下违反近卫声明，自称代表陆军与我媾和，未免令人疑虑；而我徒凭口舌，自称可以代表重庆中央，亦何足征信于阁下？目前唯一办法，只有以某种方式，凭具体事实，互证双方之身份，始能言入正题。”

    按：戴笠所说的“敌军近在赣北、鄂南、湘北一带，调集重兵，证明敌于短期内，即将围攻长沙”，即日后的“第一次长沙会战”。

    接着，戴笠说：“你可相机告以目前日军在进军图攻长沙。是否可请阁下指明某一部队，在某一地域，于战事发生后，延滞不进两礼拜；而我（指刘方雄）则身在香港，于适当时间，可将阁下所指部队，有无如约延滞？及其他日军之番号、战况，复知阁下。双方如能实践上述承诺，并参证确凿，双方均可深信不疑，然后即可进入正式谈判之坦途。”
    戴笠继续教导说：“你在作此要求而为对方所疑难时，你即以低姿态，分析双方战力悬殊，日军无论早攻或迟攻，长沙定将同样不保，以诱导对方之错误判断；一面复推崇日军，除台儿庄一役稍受挫折外，几于无攻不克，无坚不摧，又何患迟早十数日长沙之终于必得，以激发日军之骄气。必要时且说以日军几已占领中国幅员之半，且均为精华荟萃之区，迄犹未能征服中国，纵令多占一个长沙，又何补于日军之胜算？尤其中国尚有大半河山，多为崇山峻岭或沙漠蛮荒，日军又将何以征服？盱衡今日战局，莫如双方罢兵言和，实为当务之急。日方苟有谋和诚意，我国已居下风，自将竭诚赞同，则长沙一城一地之得失，又何足斤斤计较？甚或胁以和谈之能否持续与成败，关键即在于双方之能否互信？”
    最后，戴笠强调指出：“你于此事必需殚精竭虑，在‘兵不厌诈’之要旨下，运用种种说词，以促使今井之就范。”
    遵照戴笠的指示，在与今井的会谈中，刘方雄原封不动地把这套说辞甩给了对方。今井听了，显然有一种“闻所未闻”之感，于是，他“神情凝重，双眉紧锁”，说：“双方必须有所征信，自属理所当然。但以军事行动，用为征信指标，本人实难为计。”
    刘方雄听了，坚持说：“舍此别无选择。”接着，“复反复衍伸戴先生指示之说词，劝其立即返宁，坚毅图成，以为和平铺路。”
    在“反复衍伸”中，刘方雄一碗接一碗的迷汤灌将下去，直将今井武夫捧上了天：“倘幸而有成，双方从此息兵合作，阁下不但为日本第一功臣，我国军民亦将同深感戴。人生几何？名垂青史，流芳千秋之际遇，每于千载一时之机缘中得之。旋乾转坤，拨乱反治，今日均操于阁下之手，毋再犹豫！”
    刘方雄回忆说：“最后今井终于在愁苦困惑之神情下，允即返宁一行，相约于十天左右，来港答复。在其赴宁期间，一切联络事宜，可与日本驻港总领事馆之铃木武官接洽。”
    大约在1939年 9月10日左右，今井回到香港，“面有得色”，对刘说：“此次进攻长沙之主将，即为冈村宁次，彼此虽阶级悬殊，平素颇蒙青睐，情若兄弟。兹已征得峰层及冈村之同意：在长沙正面，岳阳等地之主力部队，在发动战争之十日内，决不踰越新墙河一步，请君加以查证反映。”
    刘方雄听了说：“（彼此）期约相距四天，今请折中为十二天如何？”
    对此今井说：“余即将返宁，处理日常要公，当与冈村直接联络，力谋达成十至十二天之滞留。并于征信之期届满时，将偕臼井再行来港，共谋言和大计。”
        刘方雄回忆说：“余一再叮咛今井，重视此一期约，为打开和平宝库之锁钥，务讲笃实践履，以免功败垂成。我方之征信反映，当交铃木武官转达。于是双方互祝顺利成功而别。”
    刘方雄回忆说：“经将今井上述承诺，以火急电报渝，并请于战争开始后一周，给予战况复电，以便取信于对方。九月十五日报载赣北昨日已有接触。不宁者多日，至九月廿日左右，始得戴先生亲电：详告赣北战况及日军番号，正面新墙河以北敌军，确尚未动。将原电抄交铃木后，心始宁贴。”
    换句话说，日方真的按照戴笠的要求，履行了暂缓军事行动的诺言，同时达到了中方延迟日军进攻长沙的真实目的，并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的“湘北大捷”。
    刘方雄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情说：“我在当时万分骇异，认为双方正在战争期间，何能向敌方提出此等骇人听闻之要求？讵知竟为敌方所接受，故记忆犹新，毕生难忘。”
    许多年之后，为印证此事，刘方雄查阅了许多资料，想看看日方究竟调整了哪些军事行动。他说：“寻绎《大东亚战争史》（日方战史）中，仅有廿九年第二次长沙会战之简略纪录，对廿八年第一次长沙战役，则只字未提。”
    最终，刘方雄在台湾“国防部史政局”出版的《抗日战史》中找到了证据，而且还不止一条，由于其原文过于繁复，在这里就不做引述了，刘方雄说：
    “凡此种种，均足证明今井之承诺，确已充份兑现，笃实履行。俾我有充裕时间，将长（沙）岳（阳）公路彻底破坏，甚至乡村小径，亦予挖窄（见战史记载），阻碍敌军重兵器之运行；并从容调整部署，以重兵设伏于长岳公路两侧（均见战史记载）布一袋形阵地。而以小部队诱敌深入后予以伏击、包围、侧击、夹击、追击战术，获致辉煌战果。史学家李守孔教授认为：由于此一大捷，导致直至卅年底之长沙三次大捷。稳定华中战局，巩固大后方之安全，此于抗战全局，具有重大关键。”

    按：所谓“湘北大捷”，其实充其量是与日军打了个“平手”。不过，在抗战初期那种且战且退、屡败屡战的情况下，以中日双方军力的巨大差距而言，能与日军拼成“两败俱伤”的局面，已经足以振奋人心了。

    刘方雄还分析说：“以身为主将之冈村，能坐拥已集结之重兵，一任其赣北部队，与我鏖战月旬，而顿兵不进，不予协同配合，挥兵出击，徒失战机者，诚为不可理解之怪事？冈村除非奉命行事，不任其咎，则于此次之顿兵不进，贻误戎机之罪责，依日本军律，论罪当斩。而犹能于不久之后，擢升大将，调任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复于卅三年冬，更上层楼，调升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者，尤为不可思议？综观此次敌军战况，无异为谋和征信，作一次表演而已。日本《大东亚战争史》中，对此次战役，只字不提者，即系故意讳避也。”
    由于日方的“诚实守信”，刘方雄必须与今井进行“谈判”了。他回忆说：“九月底左右，今井、臼井相偕来港，晤面互祝成功后，遂进入正式谈判阶段。经双方一再逊让，终于由今井提出日本之愿望：为日本全线撤军，仅保持满蒙地区之原态势，以为共同消灭中共之张本。为拖延时间，佯以立即转报层峰核示。迨至十月上旬，又佯以已奉峰层复示：嘱商请阁下在我国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之形式下，继续折冲。”
    刘方雄回忆说：“其时各报已以大标题登载日军败退消息。日方人员虽面面相觑，状甚尴尬，但对谋和之议，仍锲而不舍，鼓其如簧之舌，意图说服。且谓此次长沙之败，完全由于征信延滞所致。”
    对此，刘方雄帮日本人找“台阶”说：“胜败为兵家常事，且我方伤亡亦重，日军仅退而未败。”
    刘接着说：“本人仅能从中传达双方之意旨，绝无居间裁决之权。故请二位仍将我方意见，转报上级从长考虑。”
    刘回忆说：“不数日报纸复以更大篇幅，报导长沙大捷，毙伤日军四万余人。两井之表情，亦随而更为沉重沮丧。嗣后往返请示，其最后条件，为保持整个东北。我方则仍以‘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之形式为对案，佯为反复请示。”
    刘方雄说：“相持至十月底左右，两井表示，因有职务在身，不容久待，仍相互约定由铃木保持联系。饯行之夕，今井仍以继续压制汪伪政权之成立为言，并表示数月相处，承蒙诚挚款待，在公虽为敌人，在私则已为良友，留下上海联络机关，并邀指派曾政忠赴沪，当予全力照拂云。”
    以上，就是所谓“桐工作”的第一个回合。
    很有意思的是，在《今井武夫回忆录》中，作者对这一段只字未提，而只是大书特书1940年以后才开始的“宋子良工作”，以至于许多论者将“宋子良工作”简单地与“桐工作”混为一谈。原因也很简单，在“上半场”的比拼当中，今井武夫吃了暗亏，有苦说不出，只好略去。
    与今井的做法截然相反的是，对于“桐工作”的“下半场”、即“宋子良工作”，刘方雄却语焉不详，躲躲闪闪，给人以一种“既不能说真话、又不愿说假话”的感觉，这当中，自然也有刘方雄的苦衷。
    所谓“谋略”战，都是彼此的，在“桐工作”中，戴笠通过“谋略”，得到了他设计的结果，同时，日本人也有所收获。
    所谓“桐工作”，本身就是一种“谋略”，即在已经“搞定”汪精卫的同时，再去“抓”蒋介石，谈得成更好，谈不成也可以借此“恶心”你——事实上，“桐工作”开始以后，消息很快泄露，“日方正在与重庆方面谈判”传得纷纷扬扬。
    须知，抗战期间、尤其是出了个汪精卫之后，政界人士，最怕的就是有人说他通日，谁要是听见这话，肯定跟屁股坐在火盆上似的，马上跳将起来。作为“领袖”的蒋介石，自然就更不爱听，闻此震怒不已，严令军统不得再与日本人进行类似的接触。
    这次，戴笠极少见地与他的校长耍了个“枪花”，并没有服从蒋的命令，而是指使香港区继续与今井武夫保持接触，这才出现了后来的“宋子良工作”。换句话说，“宋子良工作”是戴笠在干“私活”，结果后来闹大了，搞出事来，张治平因此倒了大霉，这是后话。同时，这也是刘方雄不愿多谈此事的苦衷。
    日方搞“桐工作”的另一个目的，是借以打压正在紧忙乎的汪精卫，告诉他，不要忘乎所以，没有你，我们与蒋介石照样谈。所以，同是谋略，彼此目的不同，戴笠机灵，日本人也不傻，双方的“谋略”，很难说谁胜谁负。

ys1937

附：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集团（1）

    此时，汪精卫的“组府”，已如箭在弦上。
    1939年 8月22日，负责“指导”汪派“和平运动”的“影佐机关”在上海成立，负责人即新近晋升为少将军衔、春风得意的的影佐祯昭，因其机关设在虹口日租界的“梅华堂”，后世遂称之为“梅机关”。
    所谓“梅机关”，其实是个大杂烩，包括各路神仙，多是我们的“熟人”，比如陆军系统的影佐祯昭、晴气庆胤以及他的副手冢本诚；海军系统的须贺彦次郎；政府方面，有外务省的矢野征记、清水董三；还有所谓“民间”的代表，如众议院议员犬养健、“满铁”的西义显和伊藤芳男、《同盟通讯社》的日本特工松本重治、西园寺公一（日本元老西园寺公望的孙子）等等。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日本政局再一次发生重大变化。
    1939年 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件大事把日本政府给砸晕了，日本人感到自己被德国人出卖了，于 8月25日向德国提出“抗议”。随即，刚刚于年初上台的平沼麒一郎内阁于 8月30日垮台，阿部信行上台。
    本来，平沼上台对于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已经是一次重大打击，其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抹去了“撤军”的承诺，使“和平运动”成为“卖国运动”。比及阿部上台，更是将平沼内阁对汪的种种“承诺”一笔勾销——换句话说，汪精卫今后要做的一切，都要与日方从头谈起，这已经是第三次“重起炉灶”了。
    到了这个时候，所谓“和平谈判”，能谈出什么名堂，那真是天知道了！
    11月 1日，汪精卫等人开始就“组府”事宜与日方进行正式“谈判”。其中，日方的“首席代表”即“梅机关”负责人影佐祯昭，助手有犬养健、矢野征记、清水董三等；汪方参与谈判的是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周隆庠等人，“首席代表”是周佛海。汪精卫本人则采取“超脱”的态度，未参与谈判。
    高宗武回忆说：“十月三十日，日本人向未来的傀儡们提出组织新‘政府’的条件。这鼓励了我。汪指派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到虹口六三园去接收文件。文件的标题是《中日关系调整基本要纲及附件》。影佐中将是日方的代表。交给文件时，他说：‘这里包含日本所希望的全部条件。请坦诚讨论。’”

    按：高宗武也是汪方的“代表”之一，但因他已存抽身之念，因此他以各种借口不参与“谈判”，即使参加也尽可能不发言。

    陶希圣则说：“到了十一月，久经沉寂之后，日方促开谈判。谈判的序幕在江湾六三花园举行。由日方之影佐、谷萩、犬养等邀请佛海、思平、和周隆庠（翻译）。我亦参加。开会是在一座亭榭式的房子里，坐在榻榻米上。日方在会场，分送所谓《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打字油印本。会议连续开了一星期之久，都是由日方说明《要纲》每一件的每一件的意思，和日方的目的。”
    陶希圣回忆说：“这一《要纲》无异于一个大蓝图之内的小蓝图。大蓝图是德义苏日四国瓜分世界，以及苏日两国对分中国。小蓝图是日本把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和海南岛划分为五种‘地带’，也可以说是五层。最深的一层是伪‘满洲国’，第二层是伪‘蒙疆自治政府’，第三层是华北，第四层是华中，第五层是华南。而海南岛是和台湾一样的日本的军事基地。”
    事实上，这样的一份“条文”，连日本人都觉得过于苛刻，今井武夫说：“在日本方面说来，这一密约是以第三次近卫声明之基本政策的日华新关系调整方针为基础，在十月初就已经决定了日本方面的草案，但是由于权益思想在作怪，政府各省乘机另行追加上去的条款是不少的。我敢大胆地说，这个草案不过是赤裸裸地暴露了帝国主义设想的要求而已。”

    按：由于“梅机关”的人员受各方委派，说不清楚这个单位受谁领导、对谁负责。因此，在与汪方的“谈判”中，这些人出于各自的立场，竞相往“谈判条约”中塞自己的私货，最终把汪精卫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

    陶希圣回忆说：“六三花园会谈结束之后，我们把《要纲》带回，送给汪夫妇。我自迁入愚园之后，每日的早餐是在汪公馆会餐。这一天，早餐之后，陈璧君留我单独谈话。她要我把《要纲》一件一件和一条一条解释给她听。”
    陶希圣说：“我首先解释《要纲》划分五种地带和五个层次的日方用意，同时指出这五种地带并未包括外蒙、新疆、西北、西藏与西南在内。这就是那五个地带是苏俄和××划了去的。老实说，就是德苏瓜分波兰之后，日苏瓜分中国的大阴谋在这些文件上表现出来了。”
    据陶希圣回忆，次日，陈璧君对他说：“昨天我把你的解释转告汪先生。我说得不完全，也不详细。我一面说，汪先生一面流泪。他听完之后，对我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去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中国不了，要我签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面。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
    高宗武回忆说：“十一月五日，汪召开‘行政会议’。除了上述三人之外，汪和我都参加了。汪显然被条件的内容吓坏了。他一面摇头一面叹气说。这些条款意味着我们国家独立的终结。看来那些坚持抗日的人是对的，而我们错了。”

    按：高宗武所说的“其他三人”，指周佛海、陶希圣和梅思平。

    高宗武后来回忆说：“我认为汪的反应给我一个拯救他、他的‘朋友们’和日本人的机会。”于是高劝道：“正如你刚才所说，如果我们接受这份文件，那我们的国家独立主权就完了。我们不能讨论它。事实上，我们已经犯下了可怕的错误，我们应该公开承认我们错了。”
    汪听了，继续问大家：“该怎样处理这份文件。”
    高宗武说：“唯一的做法就是把文件退回，告诉日本人我们不可能考虑它。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告诉他们，我们现在已经完全了解他们的不诚实，所有近卫、平沼、头山满、板垣等人所说的，不论是私人的或官方的，全都是谎言，我们已经放弃了所谓的和平运动。”
    听了高宗武的话，汪精卫动摇了。陶希圣说：“汪夫妇秘密商量。璧君主张叫叶蓬把部队带到广州，在广州求生存。汪自己主张由愚园路搬到法租界住宅（福履理路）发表声明，停止一切活动。然后转往法国。”
    叶蓬，1896年生，湖北黄陂人。
    叶蓬参加过“武昌首义”，毕业于保定军校，后入鄂军夏斗寅部。1939年初，经周佛海援引，叶蓬投入汪集团，成为汪伪早期唯一的“军事人才”。罗君强回忆说：
    “我记得军委会在香港发展了两个委员。一个是叶蓬，曾任蒋介石手下的武汉警备司令，杀害中共人士不少。后以‘存心抗日’的罪名被日方攻击去职，又以私恨企图杀害张群而为蒋介石所遗弃，由周佛海介绍他加入了汪记汉奸集团。叶认为汪精卫手下只有几个文人，不足以成大事，自命为将才，野心勃发。他亲自到河内向汪献策，主张大搞军事工作，并表示拥护汪当孙中山那样的领袖，自己愿当一个蒋介石式的部下来供驱使，以建立‘大业’。这本来是想讨汪的欢心，不料却引起周佛海的猜忌。”
    陶希圣说：“璧君叫我去与叶蓬密商。我到金神父路去见叶蓬。他认为带部队到广州是做不到的事，一则所谓部队不成其为力量；二则移动还须日方协助；三则即令到了广州，仍然是寄人篱下，不能抬头，和上海没有分别。”
    高宗武的努力，又一次失败了，他知道，自己必须有所行动了。
        ——高宗武要取一件“投名状”。
    高宗武回忆说：“此后我们反复讨论这些条款。我们关起门开会。每次会议结束后，汪会收集所有文件带回自己的房间。我知道我被怀疑，所以每次都坐在汪的旁边。当其他人在文件上打转的时候，我试着默记它。我知道那不是容易的事，因为汉字文件有几十页。不过当时我认为偷这份文件是不可能的。”
    高宗武回忆说：“犬养告诉汪，文件的中译本文字比日文原本严厉，能不能找个人来更正一下? 汪在下一次会议时提出这个问题，指定我做这件工作。我故意一再推辞，说我不喜欢那些条文，大家把这责任推给我太危险了，日本人可能会说我故意把条文改得比原文更加严厉。如我所料，我越推辞，大家越坚持，最后我接受了。不过很不幸，我必须在汪的家里工作。我不能把文件拿出去，更别说找机会偷偷抄写一份了。”
    这时，一个好机会从天而降。高宗武说：
    “该来的还是来了。一天，一位突然从东京来上海的日本国会议员打电话到汪府找我。由于他是位重要人物，汪乃邀请他来汪府与正在修改中译稿的我见面。我们谈了两小时后，日本人说他要回旅馆。我自然要礼貌地送他。汪看见我们出门，却没看见我口袋里的文件。我从旅馆会客室拨电话给汪说，刚才匆忙间不小心把文件带了出来，可否马上派人来取回。要不然，我于一小时之内送回来。如我所希望的，汪说没关系。不急。”
    汪的为人，基本属于“君子可欺之以方”的那种，宽厚有余，欠缺点防人之心，所以他的一生，不停地被别人耍。
    高宗武说：“我到旅馆门口告诉送我们来的司机有事耽搁，要他等一会儿。然后从旅馆后门出去，叫了一部计程车直奔回家。我不懂拍照，可我太大懂，她把全部文件拍了下来。没有她的帮忙，事情绝对办不好。文件拍照完毕，我坐计程车赶到一位朋友家，把底片交给他。要他冲洗后为我绝密保存。然后，我回到旅馆后门，借故进入国会议员的房间随便问问，知道没人从汪府来电找我。于是从旅馆正门出去，上车吩咐司机开快点。”

    按：高宗武的太太叫沈惟瑜，他们在上海结婚时，汪精卫还是他们的证婚人。

    此时，被卖了的汪精卫还在帮别人数钱，高宗武回忆说：“我只离开了一个钟头。汪没有一点怀疑的迹象。他甚至说：‘不必急着拿文件回来嘛，放在你那儿一会没关系的。’”
    高宗武回忆说：“他的无辜让我产生罪恶感。这也表示从南京回来之后，他已不再怀疑我了。否则我不可能那么顺利的。”
    高还说：“这是十一月中的事。那时我并没有想到利用我得到的东西。我还在殷殷希望汪能回心转意。他还没有在草约上签字。不到那时我绝不放弃希望。”
    与此同时，汪精卫阵营中的另一员大将陶希圣也下定了最后的决心。
    触动陶希圣的，是不久前的南京之行。他回忆说：“欧战爆发之后，影佐机关积极活动，促使汪精卫‘组府’，第一步先到南京与梁鸿志及王克敏会商。梁鸿志是华中‘维新政府’的首脑，王克敏是华北‘联合政府’的首脑，影佐机关认为汪‘政府’须得梁王的协力，才能着手，因而举行南京会议。
    在“南京会议”上，汪首先说明了统一“组府”的意思，据陶希圣回忆，当时梁鸿志“略为客气”，说：“这件事要让我们商量之后，才能答复。”
    王克敏则很“坦白”地说：“我们三个人商量没有用。这件事要他们协商好了，也就可以做了。”
    陶希圣解释说：“王克敏所说的‘他们’，就是汪精卫背后的影佐机关，梁鸿志背后的原田机关，和他自己背后的喜多机关。上午汪王梁会商无结果，下午径由影佐、原田与喜多三方会商。这么一来，使我们更加看透了傀儡之所以为傀儡者的鲜明事实。我和佛海、思平在夜间寄宿于这幢房子后门对过的房子里。我们谈话之间，说到一个譬喻，就是四个人打麻将，每一人的背后有一参谋。打到两圈之后，四个参谋都伸出手来，直接的打了起来。那坐位上的四个角色反而束手。
    陶希圣说：“汪由南京回上海。再开会时，大家不愿提起此行。大家的心里都蒙上一层漆黑的影子，是侮辱，是羞耻，也是懊悔。”
    此后，在某次会议上，汪精卫谈到“他与影佐会谈的经过”，“他（汪精卫）说到影佐泪珠滴到日记本上之时，低声说到：‘看来影佐还是有诚意。’”
    听到这里，陶希圣“站起来发言”：“汪先生是不是相信影佐的眼泪？”
    陶希圣回忆说：“我还没有说出第二句，第二句是说‘那是鳄鱼的泪。’在座的诸位高声喝到：‘希圣你太刻薄了’。会议至此，一轰而散。”
    至此，陶希圣知道，自己在上海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后来回忆说：
    “我派鞠清远往香港。他一到香港，即转九龙太子道。他将我在上海的危险境遇，报告冰如。他们商量了两天，认为只有家眷全部搬到上海，另寻住处，才可以使我迁出愚园路。冰如随即带领一群儿女，搭船到上海。她在法租界环龙路租了一幢房子。我也就离开愚园路，一起住在新寓所。”

    按：鞠清远与何兹全、武仙卿、沈巨尘都是陶希圣的门生、“食货”学派的健将，号称陶希圣门下的“亲兵”，可惜除了何兹全以外，全部落水。

    “冰如”即陶希圣的太太万冰如，这里必须用点笔墨说说万冰如，这位女性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其大智大勇、远见卓识，犹胜须眉。
    万冰如，1898年生，湖北黄冈人，与陶希圣是同乡。
    黄冈万氏也是当地望族，鄂军宿将万耀煌，就是万冰如的同族堂兄。
    与陶希圣家不同，万家世代都是读书人，据万冰如自述，她家祖上，从康熙到光绪年间，出了进士九位、举人或贡士65位。所以，万家的子弟，不用出门读书，也不用请“西席”，自己在家跟着长辈学就行了，万冰如说：“男女同样地读书习字作文，但是男子专心读书，女子却是做家务为主，读书只是家务课余的工作。”
    因此，万冰如虽然没有上过学堂，却读过书，甚至到了晚年，能写出一篇好几万字的长篇回忆录，且叙事清晰、条理分明，足见万冰如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
    1917年，万冰如嫁给了比他小一岁的陶希圣，当时陶还在北大读预科，只有寒暑假才回家。
    陶家是官宦人家，大家庭中所有的是非，陶家都有。陶希圣的父亲人很厚道，但他常驻任所，家里是陶母揭氏说了算，偏生万冰如的这位婆婆出了名的强悍，厉害无比，谁都怕她。于是，万冰如和她的堂嫂（也姓万，与万冰如同族）这两个儿媳妇就成了万家的佣人，再加上万冰如连生了两个女儿，更加被婆婆看不上，整天干活、吃剩饭，也只有挨骂的份。
        陶希圣后来说：“她连生两女，家中的人把她看贱了，并且量估着她不再生男孩。”
    1922年，万冰如的两个女儿同时生病，由于承担家务太多、把孩子的病耽误了，结果三岁的大女儿骊珠夭折，万冰如痛彻心肺，她后来回忆说：“家中人说，死个女孩子算得什么，哭得大家不安，我不敢在家中哭。”

    按：万冰如一共生了九个孩子，前两个都是女孩，次女即琴熏，后嫁给了沈钧儒的弟弟沈苏儒。接着，不知道是不是送子娘娘驾临，万冰如居然连生七个男孩。

    1926年 1月，陶希圣辞去了安徽法政专门学校的教职，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了一名编辑，月薪80元，他决定把妻子和孩子从老家接出来。在当年，这几乎等于同家庭断绝关系，属于大逆不道，要被人骂的。因此，陶托人去向他的母亲试探此事（陶父已经去世），结果被陶母骂得“抱头鼠窜而去”。无奈，陶希圣只得自己前去“陈情”，最终得到“默许”。
    万冰如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临走之前，希圣与我带着俩小孩到婆婆床前，分开帐子，叫声婆婆，她翻了身，把面向里。我们知道她不理我们，只好把帐子放下，我们呜咽不能成声，跪拜之后，洒泪出房。”
    陶希圣说：“我们只带了两个小孩，随身衣服及床上被褥。所有我们存在家中、或楼上、或房里，一切物事，都不敢带走。我们在风寒料峭中，走出大门，挥泪而去。从此以后，我们这一房就未曾沾染老家的财产关系。从此以后，我们是失去家乡生活根据的都市人海里的漂泊之人，只有努力向前撞。”
    万冰如也说：“料想今后的生活漂泊流离，一时不会有好日子过，但我们是青年，不可依靠祖业家产，定要勤巴苦做，不怕险阻艰难，总要有出头之日。我们不要向后看，安心向前走，总要得到光明之日。
    说起来，万冰如的一辈子，都在“勤巴苦做”，跟着陶希圣，除了颠沛流离、担惊受怕、吃苦受罪，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过。她回忆在上海的生活时说：“上海人不看人，只看衣服，一个女人衣服穿得好，商店、菜市马上叫少奶奶、太太、老板娘；如果衣服穿得不好，马上叫娘姨。我是湖北来的乡下人，衣服都是陈旧不堪，被人叫娘姨叫惯了的。”
    许多年后，陶希圣的儿子陶恒生曾充满崇敬地评价他的母亲：
    “虽然早年命运如此坎坷，她无怨无悔，一辈子养儿育女、洗衣烧饭，不论父亲是穷途末路，或身居高位，她永远是布衣粗食、朴实无华，数十年如一日。因此，与父亲时相往来的朋友们，很多都不知道那坐在院角小板凳上、搓板前挥汗洗衣的妇人，就是当年镇静勇敢、临危不惧的陶夫人。其实，帮助父亲脱离上海的这件事，只不过是母亲一生中，太多次为父亲解脱困境的其中一件而已。”
    陶恒生的话说得一点都不过分，没有万冰如，陶希圣别说后来的学问和功名了，性命还在不在都是一回事，有这样的太太，真是陶希圣的福气。
    抗战开始，国民政府迁到重庆，万冰如历尽千辛万苦，带着孩子们追到成都安顿下来，她回忆说：“希圣从重庆来成都，只有两次。第一次是十月间，回家看我们母子生活的情形，并在四川省党部讲话，成都军政首长的应酬也有些忙，不到十天，仍返重庆。第二次是十二月，他来到成都，对外不公开，只见省党部主任委员陈公博。公博与他谈好之后，即往重庆。”
    此时，就是陈公博在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胁迫下，不得已决定与他们一同“出走”的时候。万冰如说：“再过两天，公博电报来，他接到电报，脸色大变，心神焦灼。这才告诉我，说他决定去昆明，在昆明与汪精卫陈公博诸人会同出国。他叫我随后往昆明，暂且住下，等候他的消息。我又疑惑，又忧虑，他也知道事情不妙，但是他从十七年在武汉，十九年在上海，二十六年再到武汉，一直是汪派。他们决定走，我阻止不了，也只好走。”
    “出走”之后，万冰如随陶希圣等先期来到香港（就是给林柏生送去“艳电”的那一次），1939年 5月，汪精卫逃到上海以后，电召陶希圣前往。万冰如说：“我母子们都反对他跟随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到日本军事占领区去。他还是到上海去了。”
    万冰如回忆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他参加汪方与日本的秘密谈判，亲眼看见日本灭亡中国的计划。他写信给我，信上不能明写秘密的事情，只是说事已至此，真是死路一条，或是触电死，或是投黄浦江。我拿信给连士升看，他两眶眼泪直流，他立刻打电报叫鞠清远来商量。鞠清远从上海来了，他说汪日谈判在进行中，听说年底要签字。他与士升主张年底以前，将老师解救出来。”
    连士升，1907年生，福建福安人。
    连士升1927年考入燕京大学，听过陶希圣在燕大的课，因此也算是陶的学生，同时，他也是《食货》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不过，与何兹全等几位“亲兵”相比，连士升要大上四、五岁。陶恒生说：
    “父亲与他在燕京和《食货》结缘，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早年学界有《食货》三‘升’之说，指的是全汉升（北大）、杨联升（清华）、连士升（燕京）三位长期为《食货》撰稿的青年经济史研究者，他们日后都成功为声誉卓著的一方学者。”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连士升辗转逃离北平，到香港岭南大学任教。陶恒生说：“父亲之决心离开汪组织，并顺利到达香港，除了杜月笙、黄溯初、徐寄庼、万墨林等有力人士多方协助营救之外，连士升向母亲提出的真诚意见，起了很大的作用。”
    陶恒生也是“高陶出走”的亲身经历者，或者说是一件“道具”，尽管当时他还很小。他回忆说：“鞠清远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到港，母亲和琴熏姐深知父亲欲脱身而不能的痛苦，乃请连士升前来共同商量。鞠清远带来的消息，是汪方可能年底在日汪密约上签字，连士升听后非常激动不安，认为事态危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在年底以前把老师解救出来，必要时他愿意亲赴上海设法营救。”
    这时，万冰如表现出了惊人的镇静和勇气，她“思考之后”说：“我带儿女去，才能解救他离开愚园路，先回到住家，再想办法。”
    连士升、鞠清远听了大惊，心想陶希圣一人逃出来都难，怎么反而还要把一家老小都送上门去！于是问：“师母和世兄都陷入虎口，又如何得了?”

    按：“世兄”即指陶希圣的儿女们。陶恒生回忆说：“父亲的几位学生，就是这样跟我们好像一家人似的亲切。他们来我们家，有的是来听父亲讲时局、有的是来研究合写论著、有的是干脆来玩儿的。琴熏姐和泰来哥都跟他们处得很好，我和晋生太小，跳跳蹦蹦，跟出跟进而已。”万冰如也回忆说，他们追随汪精卫到昆明之后，“孩子们跟随学生们，有鞠清远诸人去游湖登山”。

    万冰如向他们解释说：“我全家人在上海住下来，那汪周不会怀疑，七十六号也不会监视，他才有脱走的办法”。
    万冰如知道，陶希圣是标准的“书呆子”，没有任何生活技能，除了写文章、教书，别的什么都不会。陶恒生说：“父亲是个连换电灯泡都不敢，手电筒装干电池都会装反的人。”没有万冰如在身边，就是给他一双翅膀，他也飞不出愚园路！
        ——万冰如要与汪精卫进行一场豪赌，赌注是自己和五个儿女。
    陶恒生回忆说：“去上海之事就这样决定，母亲命令琴熏、泰来、恒生三人（四弟晋生、五弟范生年幼尚未入学）立即办理休学手续（分别是培道中学、岭南中学和九龙塘小学）。十二月十一日，母亲带了我们姐弟五人到尖沙嘴码头搭船，连士升赶来相送，登船之际，连士升殷殷叮嘱我们保重，早日归来，分手时他已泪流满面，一直站在码头上等到轮船启碇，才挥手怏怏而去。”
    万冰如说：“我们就这样决定。鞠清远返上海，在法界租了房子。我带孩子们到上海去，便在华龙路安家。琴薰与泰来在法租界找到学校，交学费每天上课，家中准备久住的布置。”
    陶恒生则说：“第三天，我们大小六人出人意表地抵达上海。到后，立即托学生在法租界环龙路租下一幢房子，父亲乃借故离开愚园路，搬来与家人同住，白天仍去愚园路开会。为掩日汪耳目，三个大孩子都去学校报名，缴费上学，装做准备在上海长住的模样。”
    万冰如的设计一点不错，只有他们到上海“自投罗网”，陶希圣才有离开愚园路“集体宿舍”的借口，而这是伺机“出走”的前提。陶恒生说：“当年若不是母亲决定命令我们一群子女中止学业，跟着她破釜沉舟地去了上海，如何能减低汪组织众人对父亲的怀疑与猜忌，让他搬离那众目睽睽、行动受制的愚园路？”
    这是万冰如“救夫”三部曲的第一计——“舍身饲虎”。
    高宗武那边，也在做走的准备，当然，此时他还没有与陶希圣通气。
    高宗武找到了他的一位同乡前辈黄群。
    黄群，通称黄溯初，1883年生，原籍浙江平阳，后迁居温州。
    黄溯初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议员议员，曾追随梁启超、蔡锷等反袁。后梁启超任段琪瑞政府财政总长，梁因不懂财务，遂请黄任次长，黄不愿做官，甘以幕僚而备顾问。此后，军阀迭起，黄对政治感到厌倦，遂在上海成立通易公司，弃政经商。
    1939年 2月，也就是高宗武奉汪精卫之命前去日本探风的那次，黄溯初恰好在长崎养病，因黄与高宗武的父亲是至交，因此高一下飞机就去拜望这位父执。黄溯初的侄子黄达聪说：“高宗武与伯父黄溯初素有交往，他父亲高玉环也是伯父的朋友，因此他任亚洲司司长后常到沪向伯父求教。伯父见他年轻有为，态度又谦虚，颇为赞许。”
    高宗武回忆说：“黄先生六十出头，是我的温州同乡。我非常尊敬他的智慧和正直。他和我所认识的其他人不同。在一九二零年代的北京旧国会时代，黄是财政部长的最高顾问。他后来弃政从商，在上海成立一间信托公司。结果生意失败，他退休来到长崎，住在郊外一座背靠云仙山麓、面向海洋的房子里。虽然他政治、商业两头失败，我非常重视他的意见。”
    黄达聪说：“1939年初春，高宗武奉汪精卫之命赴日本进行卖国勾当，特地绕道到长崎小浜地方看望正在那里养病的伯父，谈论国事时局以及他个人的去处。他诚恳地要求伯父像对待自己的子侄一样予以指教。”
    高宗武回忆说：“黄和我住入山上一间温泉旅馆，同住一间房。洗了澡、检查有无窃听设备后，我们开始谈话。我们谈到清晨四时。我们以与众不同的温州土话交谈。我怀疑除了中国人外，有人会有他乡遇故知的那种愉快的感觉。在大困难的时代，回到童年时用别人听不懂的方言交谈，那种契合，是别人无法想像的。”
    黄达聪回忆说：“伯父见他言词恳切，就开门见山义正辞严地指出：‘你要救国必先从自救开始( 意指不能当汉奸 )，你跟汪精卫走是绝对错误的。’高宗武听后连连称是，并请伯父赴沪为他安排一条弃暗投明的出路。”
    当时，有感于高宗武的来访，黄还写了一首诗，题为“高宗武来访同宿云仙观光旅馆赋赠”：“平生朋旧知多少，谁访孤踪到日边，为我远来留一宿，与君阔别忽三年。身经夷险情逾见，谈到兴亡思欲然，山馆高寒夜寥寂，偶闻石罅泻温泉。”
    此后，高宗武随汪精卫赴沪，并将黄溯初也接到上海。黄达聪说：“同年冬，他迎接伯父来上海，高当时在沪寓居蒋百里先生故居。蒋与伯父交情甚深，亦是旧友，伯父也即和高住在一起。”
    黄达聪还说：“在上海期间，伯父曾由高宗武介绍会见汪精卫。据伯父事后回忆，会见时间是在深夜．汪的情绪极坏，狂饮白兰地酒。伯父晓之以利害，导之以正邪，力劝汪悬崖勒马，他告诫汪说，无论如何不能去南京组织政府。汪口头允诺：一定不去。”
    这件事，高宗武在回忆中也曾提及，他说，当时黄劝汪立即离开上海，“不再任由日本人操纵”。汪听了回答说，我“宁死不屈”。
    就高宗武的出走，黄溯初帮他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预先转移高宗武在沦陷区的家小。黄达聪说：“在此期间，伯父为高的秘密出走作了周密的筹划。为了使高出走后，高家老少的安全有保障，预先差遣我堂兄联彬化装潜回家乡，用运木炭的小船护送高家老少转移到安全地方。”
    第二，关于高宗武本人的“出走”，黄溯初交给了他的好友徐寄庼。
    徐寄庼，1882年生，浙江永嘉人。
    徐寄庼也是上海的一位工商业“巨子”，与杜月笙相熟，抗战开始以后负责上海市商会工作。
    接到黄溯初的委托，徐寄庼知道，要让高宗武逃离上海，除了杜月笙，不做第二人想，于是，他第一时间找到了杜在上海的代理人徐采丞。
    在《杜月笙传》中，章君榖绘声绘色的描写了此事的整个经过：“徐采丞充份利用其天时地利与人和，成为杜月笙在上海的方面大将，为了许多机密任务，他经常往来于上海香港间。二十八年十月，徐采丞方自香港回了上海，不两天，杜月笙照例下午过海去告罗士打会客办公，他正和翁左青、胡叙五商议事情，猛一抬头，看见徐采丞神色匆匆的推门进来。”
   

邱晓云

杜月笙确实称得上英雄豪杰。

ys1937

杜月笙确实称得上英雄豪杰。
邱晓云 发表于 2011-11-23 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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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氓‘有’（读‘无’）产者里最懂“政治”的人。

ys1937

杜月笙出手

    徐说：“有一件紧急大事，不得不原船赶来香港。”
    杜问：“什么紧急大事？”
    徐采丞从怀中掏出一张字条，递给杜月笙。杜月笙接过来看时，见字条上写着：“高决反正，请速向渝洽。”
    杜问：“高──是否高宗武？”
    徐说：“是的。”
    “这张字条是谁写的？”
    “是黄溯初先生请徐寄庼写的。”
    “黄溯初是那一位？”
    徐采丞介绍说：“他是老进步党，梁启超财政经济方面的智囊，又是老日本留学生，跟东洋人关系很深，从前当过国会议员，抗战之前做过生意，因为经营失败，跑到日本去隐居。他是高宗武的老长辈，高宗武从读书到做官，得到黄溯初的帮助很多。”
    杜又问：“是黄溯初教高宗武反正的？”
    徐采丞说：“高宗武自己早有这个意思，据黄先生说：高宗武认为他所从事的是和平救国工作，决不是卖国求荣。黄先生鼓励他，点醒他，答应帮他的忙，代他设法向重庆方面接洽。徐寄庼和黄溯初是同乡友好，黄溯初便去找到了徐寄庼，一席密谈，末后提起如何安排高宗武反正，要使他平安逃出上海，又得保证国民政府不咎既往，许他将功折罪。徐寄庼一听之下，当即说道：‘你要找这么样的一个人，要末只有杜月笙。’”
    黄听了徐寄庼的话，说：“杜月笙我虽然并不认得，但是这个人行侠仗义，一言九鼎，却是有口皆碑，无人不知；他能答应承揽这一件事，我便放心。”
        听到这里，一直没有开腔的杜月笙，突然想到一个重要问题。
    杜月笙问道：“高宗武是负责办理日汪交涉的人，他若反正，那么，汪精卫跟日本人订的密约内容，是不是可以带得出来，公诸于世呢？”
    徐采丞“断然”说：“那当然没有问题。”
    杜月笙听了，“矍然而起，双手一拍，眉飞色舞的高声说道”：“采丞兄，这件事情关系抗战前途，国家大局，确实值得一试。你便在香港住两天，我乘最近一班飞机到重庆，我要去见蒋委员长，当面向他报告。”
    1939年11月 5日，杜月笙从香港直飞重庆，“晋谒”蒋介石，“请示高宗武反正事宜。”
    通过张群的安排，杜月笙第一时间得到了蒋的接见，蒋听了高度重视，令杜“从速返港，秘密进行”。
    章君榖说：“当下他十分振奋，搭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兴冲冲的离开重庆，回香港去。”
    谁知道，这一趟飞机，差点把杜月笙的命都给搞掉了！
    章君榖说：“他所搭乘的这一架飞机，飞到半路竟碰到日本军机扫射追逐，飞机师为了保全飞机和旅客的生命，拼命盘旋攀高，他要逃脱敌机的轰击。民航机逃，敌机则紧随不舍，当年的民航机既没有空气调节，又缺乏舒适安全的各种设备，杜月笙在飞机上，一时但感到天旋地转，金星四迸，身子猛烈的摇来晃去，时下时上，鹘起翻飞，转得他头晕眼花，几乎昏厥。”
    杜月笙是吸鸦片的人，心肺功能和神经系统都不比旁人，且他本就患有严重的气管炎，哪能经得起这个折腾：“最后，飞机爬升到八千公尺的高度，机上不备氧气，而高空空气稀薄，杜月笙呼吸艰难，几度窒息，撑到后来实在受不了，他便眼睛一闭，爽性等死。天幸见，敌机追逐到八千公尺以上的高度，眼看民航机驾驶员翻腾揉升，技术着实高明得很，再追下去，必然是徒劳无功，枉费心机，于是便在志不得逞之后，一个转弯，飞开去了。敌机放弃了目标，这一飞机人才算是拣回了性命，然而，杜月笙却特别的惨，他喘息不止，坐不下去，唯有躺在飞机上，一路到香港。”
    这时，在香港等着接他的人，早已乱了营：“香港杜公馆的家人亲友门生弟子，都在启德机场伫望杜月笙自渝返来，大家谈谈笑笑，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有人高声的一喊：‘弗对呀，辰光已经过了，怎么飞机还没有到呢？’一句话，提醒了大家，派人到航空公司去问，航空公司的职员唯有苦笑，事实上是他们已经得到客机遭日本军机攻击的消息，但为免得引起骚动与不安，他们奉命向接机者保守秘密。”
    章君榖说：“时间越过越久，翘首北望，依然不见飞机的影踪，杜门中人更着急了，有人议论纷纭，有人窃窃私语，终于，机场中人起耳语运动，纷纷口耳相传，客机受到敌机的袭击，却是苍天庇佑，赖驾驶员的技术优良，刻已摆脱敌机，毫发无伤，正向启德机场飞航。”
    “方在对（额？）手称庆，喊声：‘阿弥陀佛！’航空公司的职员，又是神情严肃，紧张仓皇，他们来寻接杜月笙的人，劈头便说：‘杜月笙先生在高空体力不支，据飞机师的通知，需要准备担架。’众人方在欢喜的一颗心，又齐齐的往下一沉，连忙找到机场医护室，寻了两个抬担架的工友，飞机一到，便抢先冲上飞机，把急喘咻咻，无法起立的杜月笙抬下飞机来。”
    邀天之幸，这趟重庆之行，杜月笙总算不死，但从此就得了严重的哮喘，最终于十二年后死在这个病上。
    章君榖说：“在担架上被抬回家中，庞京周给他吃药，紧急救治，亲友弟子忙得团团乱转，好不容易使杜月笙喘过气来了，他脸色苍白，挥挥手说：‘你们都出去，请采丞兄留下来。’”
    屏退旁人，杜月笙对徐说：“请黄溯初先生火速来香港，跟我当面接洽。”
    次日，徐采丞即返回上海。“不上十天，黄溯初首先飘然南来。杜月笙大病方愈，亲往迎迓，为了安全保密，就请黄溯初在杜公馆下榻。”
    黄达聪说：“伯父先期离沪秘密到达香港，由徐寄庼世伯介绍会见了当时寓居香港的杜月笙，并由杜介绍在九龙塘赁屋居住。”
    章君榖说：“高宗武的一笔账，都在黄溯初的肚皮里，于是黄溯初和杜月笙促膝密谈，他把高宗武三度赴日的种种经过，中日密约的要点，逐条逐项，向杜月笙一一细说。杜月笙咬文嚼字，坦然的说这实在太多了，一下子难以记得住。于是黄溯初哈哈大笑，亲笔给他写了一份报告要略，杜月笙欢欢喜喜的双手接过，他眉飞色舞的说：‘我明天再搭飞机到重庆去。’”
    杜月笙的几位夫人，只有姚玉兰随他来到香港，章君榖说：“姚氏夫人见杜月笙连日忙碌紧张，飞重庆又飞出了气喘毛病，她心中灼急，又不晓得他究竟忙的是什么事情？那日听说杜月笙才隔十天又要飞重庆，她实在担心得很，便向杜月笙苦劝：‘坐飞机未免太危险了，这一回，您就走河内、昆明，走陆路去，好吗？’”
    杜月笙说：“我此刻恨不能身插双翅，破空而去哩！走陆路，那又得十天半个月，怎么来得及啊！”
    为防止意外，杜月笙带了医生同行，章君榖说：“这一趟总算托天之奉，安安稳稳，到了重庆，委员长即刻传见，杜月笙报告既毕，委员长便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杜月笙，请他设法转交高宗武。杜月笙得了委员长的亲笔函件，心知大事已谐，当前最要紧的还是迅速采取行动，免得贻误时机，一着错，满盘输，他肩胛上的担子着实沉重。第二天便飞回香港，委员长亲笔信交给稳妥可靠的人，秘密携往上海。”
    下面就该做好准备、随时配合高宗武的“出走”了，这项任务，杜月笙交给了万墨林。
    万墨林，1898年生，上海浦东高桥人。
    与他的老板杜月笙一样，万墨林也相当于半个军统人，且抗战期间曾担任“上海统一委员会”总交通员，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地工”人员，他在回忆中，曾经以半调侃的语气说：
    “事实上，我没有读过多少书，也不曾接受过任何训练，我怎么会跟情报工作发生关系，而成为八年抗战时期，上海地下工作份子之一呢？要解答这一个问题，真是说来话长，大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谈起之慨。”
    接着，万墨林就从“盘古开天地”说起了：
    “早在民国九年，我才十九岁，却已经在华洋杂处的花花世界，黄浦滩大上海，混了十年之久。可是，由于自己的学识不够：无人提拔，整整十年的起早困晏，卖尽气力，穷十年之功，也不过从一名水果店的学徒，混到了十六铺的一个铜匠司务。钱赚得少，工作尤其辛苦。当时最使我高年老母担心的是，我在家乡早已订了亲事。就凭我那戔戔可数的收入，只够维持我一个人的生活，不知道要熬到哪一天，才能和我的未婚妻成亲，让她老人家早些抱孙子。”
    这天，万墨林的母亲从高桥乡下来到了十六铺，把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告诉了他：“你的表阿哥杜月笙，现在真正发迹啦! 他在法租界开大公司，住在同孚里的一幢洋房里，年年到高桥施痧药水、行军散，棉衣棉被。在高桥一连造了二十三座石桥。今年又捐了七千大洋，重修高桥沙港观音堂。我们跟杜家是两重亲眷，我晓得月笙的脾气，他向来是极听我的话，又肯帮人忙。此刻我就带你去看他、请他安插安插，你的出头日子就快了。”
    万墨林的母亲是杜月笙的姑母，因此，杜月笙与万墨林是姑表亲。杜小的时候，不务正业，能管教他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他的舅舅朱阳声，另一个是就是他的姑父、也就是万墨林的父亲万春发了，经常叫他“吃生活”。
    尽管如此，杜月笙和万家的感情却非常好，原因是，姑母救过他的一条命。
    那是杜月笙立下“毒誓”——“我将来回来，一定要一身光鲜，一家风光！”接着就来到上海“闯码头”之后不久，杜生了一场大病，病得很重，差一点就死了。章君榖在《杜月笙传》中说：
    “他这次生病，一上来便声势汹汹。客地病重，生死俄顷，朋友们表现得很够义气。王国生掏腰包帮他请医生抓药，袁珊宝把他背到隔壁，睏在自己的小房间里，以便就近照料。可是，杜月笙的病势来得太猛，发高烧，说胡话，一连几天昏迷不醒，医生说他有性命之忧，望着他连连摇头，推托的不肯再开药方，于是袁珊宝着急，王国生发慌，两个小伙子全都没了主意。”
    正巧这时杜月笙醒了，他们“忙不迭”地问：“月笙哥，你在高桥乡下，还有什么亲眷吗？”
    章君榖说：“杜月笙身体虽然虚弱，头脑倒还清醒，他一听这话，就晓得自己一定是不行了。两位好朋友无非是在问他，一命呜呼了以后，该去向谁报告凶耗？他满心酸梗，强忍热泪，聚精会神的想了想：父母双亡，继娘不知流落何方。唯一的胞妹送给别人家了，听说外婆已经过世，老娘舅一早就看他不顺眼，生母朱太夫人说是说还有一位嫁到黄家的妹子，自己和她从来没有连系。至于他的伯父和堂兄么，从小到大，面都不曾见过几回，自己的死活跟他们有何相干呢？想来想去，想不起一个关心自家的亲人，天地宽阔，杜月笙像是一只断线风筝。不尽悲戚，无穷伤感，杜月笙索落落拋下成串的热泪来。”
    袁珊宝见他不说话，接着追问：“月笙哥，你快说，你有什么亲眷要去知会一声？”
    这时，杜月笙突然想起一个人来，他说：“要末，侬去告诉我格姑母，伊是我爷格阿姐，我姑丈在高桥乡下种田，名喊万春发。伊啦有个伲（儿）子，叫万墨林，今年十岁，前一晌听说伊也到小东门来了，勒浪（在）一家铜匠铺里学生意。”
    章君榖说：“当时，杜月笙断断续续，竭力挣扎，把这一段话向他的两位好友交代清楚，住后杜、王、袁三人全都不约而同的说，这是杜月笙死里逃生，否极泰来的一大关键。如果那时候说漏了一句，或者王国生和袁珊宝听错了其中几个字，他们两位找不到万墨林，请不来万老太太，杜月笙一定逃不过那次关口。王国生和袁珊宝听清楚了，等杜月笙又度神志不清，晕睡过去，两个人从他的病榻之前一跃而起，奔到街口，相互约好一左一右，分途去找铜匠铺里学生意的万墨林。”
    “十六铺总共只有三五家铜匠铺，于是袁珊宝轻而易举，找到了那位十岁的学徒，万墨林年纪太小，不敢独自回高桥。他说出他家的地址，袁珊宝托一位经常往来上海浦东的朋友，带个口信到高桥去。三天后，杜月笙的姑母，万春发的太太，万墨林的母亲，迈动小脚，颤颤巍巍的走，走了大半天工夫，赶到十六铺来了。她一看到气息奄奄，仰脸躺在床上的杜月笙，扑上去便是一场号啕大哭。”
    “多亏这位骨肉情深，心地慈祥的万老太太，她为了救治侄儿杜月笙的险症，不惜喧宾夺主，请袁珊宝让出房间，打张地铺，日以继夜，整整服侍了杜月笙一百天。医生不肯开方子，万老太太便到处求神拜佛，搜求丹方。不知是谁向她建议，蛤蟆粪是治他这种病的灵药。上海人谓蛤蟆粪，其实是癞蛤蟆所产的蝌蚪，色黑，头圆，尾巴细长，蠕蠕回折。据说其性奇寒大凉，然而杜月笙服了这一味怪药，居然寒热尽去，霍然痊愈，把他从死神的魔掌中救了回来。万老太太不胜欣喜，她又迈动小脚遄返高桥。”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万墨林的母亲对于让儿子投奔杜月笙一事很有把握。此外，杜、万两家，尚有一重姻缘。万墨林说：“我又和杜月笙先生的堂兄杜金龙先生的女儿订了婚。这一门亲事，使杜月笙先生和我的辈份煞难安排。他是我的表兄，又是我的叔岳丈。”
    就这样，万墨林进了杜家，并自降一辈，称杜月笙为“爷叔”，对杜的夫人，则跟着自己的太太，叫“婶娘”。
    时间过得很快，到1927年，万墨林已经是杜月笙的总管了，杜常用的一、二百个电话号码，万墨林记得烂熟于心，仿佛一个活的通讯录，更像是一部“移动电话”，杜月笙想找谁，不论在哪儿，随时联系，如臂使指，得心应手。二人虽名为主仆，实已合而为一，须臾不可分开。
    也是在这一年，万墨林亲眼目睹了戴笠与杜月笙的初识，他说：“关于戴雨农（笠）和杜月笙（镛）两位先生的结识经过，几十年来，曾有各种不同的传说，渲染附会，神乎其神。这些诚然都是很好的小说或戏剧材料，但却与事实真象，相距太远。如今，当年杜戴会晤，在场的四个人中，杜月笙、杨虎、戴笠，俱已作古，只有我还健在人世。因此，也唯有我方始能说得出当时经过。”
    万墨林回忆说：“起先是为了工作的需要，戴先生专诚拜访杨司令（指杨虎）。杨司令眼见戴先生一表人才，谈吐不俗，态度尤其谦虚诚恳，又鉴于他所负责的工作相当重要。所以当时就很豪爽的对他说：‘你要在上海做情报工作，有一位朋友是非结交不可的。此刻我先跟他通个电话，假使他有空，我就陪你去见见他。’说罢，他拿起了桌上的电话。而在华格臬路的那一头，接电话的正好是我。”
    万墨林听了杨虎的话，即对杜月笙说：“爷叔，是杨司令的电话，他说他要带一位朋友来拜望你。”
    杜听了说：“好，你请他们过来吧。”
    万墨林回忆说：“我追随杜先生四十多年，深深佩服他识人的本领，确是天赋独厚，高人一等。那天杨司令陪同戴先生到访，戴先生穿一身整齐的西装，长发中分，梳得相当熨贴，两只眼睛大而有光，说起话来中肯而得体。他虽然刚刚离开军校不久，年纪又只有三十出头，但是他却能在杜先生和杨司令面前，侃侃而谈，并且要言不繁。三句两语寒暄过后，他便提起他对杜先生所作的要求。而杜先生也能毫不犹豫的一口答应：‘好的，以后你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打电话来。假使我不在，你可以交代万墨林。’”
    万墨林说：“当时，连我都感到有点出乎意料之外。诚然，杜先生是以‘有求必应’，‘言语一句’闻名于世的。但是，他对戴先生的要求答应得这么痛快干脆，毕竟是很少见的事情。往后，戴先生就每隔一阵时间，打一次电话过来。或是亲自前来和杜先生面谈。电话有时候由我接，有时候由杜先生亲自接听。他并没有什么事情要求杜先生办，多半是带连络性质的问候电话。杜先生和我接电话所不同之点是，杜先生每每会在电话里请戴先生过来谈天。
    万墨林还说：“如所周知，早期杜先生藉赌钱联络各方，交结朋友的手段。经常在杜公馆出入的朋友，很少有不赌钱的。戴先生则是绝无仅有的一位。他们每次会晤都作长谈，谈话的题目很严肃，而且时间相当的久。”
    忽忽十年，1937年底，沪战失利，杜月笙决定避居香港，万墨林与他的“爷叔”不能分开也得分开了。杜月笙叫来他手下的三员大将：陆京士、朱学范和自己的秘书、民生纺织公司总经理徐釆丞。因陆、朱二人已入官场，身不由己，杜月笙经过一番嘱咐之后，令徐釆丞担任自己在上海的“全权代表”，包括万墨林在内，悉由他指挥。
    11月25日，宋子文帮杜月笙买好了赴香港的机票，杜月笙出门之前，叫来了万墨林，问道：“墨林，这些天来，我陆陆续续关照你的事情，你都记牢了没有？”
    万说：“记牢了，爷叔。”
    杜说：“那么我就不必再说一遍了。还有许多我一时想不起来，不曾关照你的事件，我也不必多提，总而言之，我在上海的时候，一切事体应该怎么办，我不说，你也晓得，我离开了上海，不妨照旧办理便是。”
    万墨林再次说：“晓得啦，爷叔。”
    此刻，杜月笙就用得着万墨林了，他令徐采丞给万带话：“只要高宗武说声走，便不惜一切代价，务必把他和他的家眷，平安无事的先送到香港来。”
    万墨林回忆说：“杜先生晓得此事非同小可，便专程飞往重庆，晋谒蒋委员长，得到委员长的指示以后，旋又匆匆返港部署一切，他亲自订定周密的计划，一份份的密电，再拍回上海来。”
    万墨林说：“当时，我奉到杜先生的命令，护送两名重要人物，离沪赴港，我既不知道哪两位先生? 也不晓得内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
    事实上，此时决心要走的，还只有高宗武一人，接到蒋介石的信，看到蒋盛赞自己为“浙中健者”，高宗武心中踏实了，他决定跟汪精卫再谈一次，行就行，不行拉倒。他回忆说：“十二月中旬，我要求汪邀请陈公博、陶希圣和我去他家中谈话。我准备作最后一次的努力。晚饭后我们上楼密谈。”
    当时高宗武说：“这个和平运动不能再走下去了。照我看汪先生有三个选择。”
　　第一：“你设法马上离开这里。到达安全地方之后，公布日本人的条件。这样可以加强中国抵抗日本的决心，同时可以澄清你离开重庆的初衷。你记得一九三五年在南京时我曾经试图取得所有日本想要的东西的清单，而他们害怕我们会向海外公开而拒绝我。现在日本人给了我们他们的条件。我们也完全了解日本人的欺骗伎俩。如果我们公布这些要求，我们最低限度可以再面对我们的国家。这是最具打击性的上策．”
　　高宗武认为：“如果汪采取这个方向，汪会被重庆原谅，可以回到后方自由地区，受到相当的尊重。”
    然而，“汪没有反应”，高宗武只好接着说他的“第二”：
    “你马上搬到你在法租界的房子。从那里发信给日本人，告诉他们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们发现日本的态度不但与我们相差太远，而且自相矛盾。我们可以告诉他们，我们承认错误，准备立刻停止所有活动。同时，我们要求影佐和犬养离我们远点，别再来烦我们。这是中策。”
    第三，“你可在上海的‘歹土’住下去。你拒绝所有访客，拒绝与日本人沟通。这是无法根本解决问题的下策，最好不要采用。如果你坚持成立南京政权，你只能做个溥仪‘第二’这样值得吗?”
    最后，高宗武说：“这是我最后的忠告。只要你不背叛中国，我将追随你到底，即使是流亡天涯海角。如果你背叛中国，那么我们分手。”
    对于高宗武的忠告，汪依然没有明确的态度。高宗武回忆说：“不过，他自己去告诉影佐和犬养日本条文大苛刻。据汪说，两个日本人都流泪了，承认条文的确太过分，是‘由于日本政治家欠缺远见’，他们谴责自己，答应立刻向东京报告。他们离开汪时还在流泪。”
    对此，高宗武讽刺说：“东京日本参谋本部里有美国课、中国课、印度课，等等。我相信还有个流泪课。这个课的课员们的专长是用眼泪当武器，有时会达成效果。影佐将军曾经当过中国课的课长。我想他一定兼任过流泪课的课长。”
    此时，“谈判”已经接近尾声，陶希圣说：“十二月下旬，谈判将告完毕。汪夫妇派人往香港，力促陈公博来上海。公博到上海，已经是二十五六日，‘要纲’各件略有修正，大体就绪。汪召集会议，公博亦在座。汪首先说明‘要纲’谈判的经过，及大体的结果。”
    在讲话中，汪曾说：“同志们意见不合。甚至发生冲突，这样下去，将有杀人流血之事。”
    刚到上海的陈公博不明就里，会后他私下问陶希圣：“汪先生为什么说出杀人流血的话？你们冲突到这样么？”
    对此，陶希圣不便多解释，只好说：“杀人流血的话有什么根据，我全不知。我们意见不同是有的，或者不至这样严重吧！”
    陈公博听了，也感到不妙，于是说：“别的不说，我非赶快走开不可。”
    陶希圣回忆说：“十二月二十八日，双方谈判已毕，约定三十一日签字。我当晚回环龙路住宅，在卧室中，卸下了随身佩带的手枪。冰如把手枪拿去，搁在枕边。”
    当天的事，万冰如的回忆更加传神，她说：“十二月二十八的夜里，希圣从愚园路回来。他的脸色苍白，到卧房休息。”
    当时陶对太太说：“密约谈判完了，预定三十一日签字。”
    万冰如问：“陈公博的意见怎样? ”
    陶说：“陈公博明天回香港。”
    万随即问：“陈公博走得了，你为什么不走，还要签字。”
    陶说：“不签字就死在此地。七十六号的计划是杀了我开追悼会。我要是签了字比死还要坏。”
    听到这里，万冰如下了最后的决心：“我把我的生命换你逃走。如走不出去，我们一同死在这里。”
    此时，陶希圣的家已经被监视，他回忆说：“日本宪兵队与七十六号对我早已怀疑。我的行动早已在他们的严密监视之下，但是他们找不到任何形迹可以证明他们的猜疑。我在七十六号里有一些线索，随时将消息告知。环龙路住宅附近也有一些警戒，使其不至发主意外。”
    万冰如说：“当夜秘密商定出走的办法。他马上卧病在床，不到愚园路去。我每日上街，替他办相片、黄皮书与船票。相片是泰来去照相馆，我托他照老一点，有了相片，一切手续我都办好。”
    “签约”的日子终于到来了，高宗武回忆说：“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汪精卫在密约上签了字。眼他一起签字的中方代表有周佛海和梅思平。日方签字的是影佐祯昭中将代表陆军、须贺彦次郎海军少将代表海军、犬养健代表‘文官政府’，陈公博已经离开上海，没有签，陶希圣装病在家，没有签。”
    这就是所谓“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
    高宗武说：“为什么尽管日本人的条款那么苛刻，汪自己那么不满意，还要签字？他踌躇了好几个月，最后把名字写上条约。依我看，汪是害怕即使他不签，或放弃日本人，没有人会了解他。他害怕不管他怎么做，都会被唾弃，所以他说服自己走这条职衔高——虽然假、有钱——虽然脏，有权力——虽然空的路。”
    高宗武评价说：“有些人批评汪是个没有原则的人。这也许对。他的对或错的政治指标取决于成功或失败的衡量。因此他可以牺牲一切以取得某种成功。虽然他的追随者也跟我一样认为日本人不可信赖和前途黑暗，他们还是签了字。他们认为我太‘理想主义’。汪的决定是个政治人物无可避免的那种悲剧。”
    高宗武说：“条约的签字使我认识到我必须离开。幸好我事先已经做好一切安排，虽然连我太太都不知道这事。”
　　12月30日、即签约的当天晚上，高宗武去看陶希圣。

    按：高陶会晤的时间，陶希圣、万冰如两口子都说是1940年 1月 2日，且将最终“出走”的日期记成 1月 4日（实为 1月 3日）。鉴于陶、万二人的回忆均写于几十年之后，而《高宗武回忆录》则写于1944年，距事发时间要近得多，因此还是以高的说法为准吧。

    高宗武回忆说：“虽然我明知要做什么，我还是先问他：‘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陶试探地问：“我们离开？”
　　高说：“那我们还等什么？”
　　陶接着问：“二月一号、三号和七号有船离开。我们搭哪一条？”
    高宗武心想：“原来他跟我一样知道舱期。不过在政治圈子里谁也不敢承担太多。”
    于是高说：“这么大的事得慢慢来。你最好再考虑看看。明天告诉我你的最后决定。如果你决定走，我认为三号的‘柯立芝总统号’最好。日本人不大敢惹美国船，即使他们恨美国人。”
    高接着补充说：“等你决定好了，我去给你买船票。”

    按：其实，3 号的船票已经在高宗武的手上了，这是万墨林帮他办的。
　　
    高宗武回忆说：“陶一直是我的好朋友，但是，我说过，政治是危险的。第二天，十二月三十一日，陶派他的女儿送来一封信，决定走。”
    在陶希圣两口子的回忆中，“出走”是高宗武先提出来的。陶希圣回忆说：“宗武到环龙路来问病。他坐在我的卧榻旁边。我告诉他说：‘他们早已监视你，现在你有生命危险。’他说：‘走了吧！’我们就脱险赴港之事，大略谈了一下。他告辞而去。”
    1940年元旦，与往常一样，陶希圣去汪宅拜年。他回忆说：“我抱病往愚园路，沿家拜年。璧君主张要我在‘要纲’上补签。汪以为此刻不必勉强要我补签，要等我病愈再补。我到佛海住宅拜年，稍坐即告辞。
    出门时，周佛海说：“你要保重。”
    陶叹道：“我亦不知命在何时！”
    周听了说：“何必如此。”
    当天，高宗武也在做同样的事。他回忆说：“我六点起床，赶到汪府投名片，以恪守礼数。我很怕如果我们见了面，彼此都会不愉快。下过，上午十一时，汪来电话，说今天是元旦，我们一定要聊聊。我实在不好拒绝。
    高宗武回忆说：“我跟他一起时感觉非常难过。为了我和他长久的友谊，我应该告诉他我快要离开了。可是一旦他知道了，事情搞得复杂而危险，我会走不成的，我实在很痛苦。”
    这时，高宗武又想起了这么多年来，汪精卫对他的种种照拂：“我记得一九三七年我们从南京撤退时，汪很担心我弄不到江轮房舱，那时所有电话线都不通了。汪亲自去负责撤退的张群家里找他，愿意把自己的房舱让给我，事后他从未向我提起这件事，我是听别人说的。我也想起汪曾经为我和沈小姐证婚，和头一个请我们吃饭的往事。我知道我的离开会给予他多么沉重的打击。我从来没有这么伤心过。”
    离开汪宅，高宗武又去了周佛海处。当时高“试着引他谈话”说：“今天元旦，是个检讨过去一年来我们所作所为的好日子。你认为日本的态度怎样？”
    高宗武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周虽然签了那份可耻的条约，我想如果他和其他人这时改变主意的话，仍旧为时不晚。如果他们决定退出，我会愿意推迟我的行程。”
    周回答说：“你绝对不能相信日本人。”
    高于是问道：“那你为什么不从此不再理会他们？”
    对此，周只是简单地说：“那行不通。”
    看来，高宗武当天的表现着实不错，周佛海不但没有对他产生丝毫怀疑，反而在当天的日记中意气风发地写道：“宗武来淡，两人相约以国家为前程，个人成败，不应计及；中央政府必须成立，重庆必须设法打通，两人分工合作，异途同归，总以全国停战和平为目标，努力前进。两人发誓各自努力，各相谅解。”
    至此，高宗武放弃。
　　当天晚上，高请了几位老朋友在家里吃饭。他回忆说：“那本是个惜别聚会，却是个奇怪的聚会，因为我不能告诉客人我要走了。想到即将长久别离，我很悲哀。没人知道我们何时能够再见，如果还有可能的话!!那晚我一夜失眠。”
    次日，恰好陈璧君从香港回到上海，找高宗武，高推说“家里有些事要料理”，一两天之内会去见她。
    当天，高宗武取回他的“投名状”——早已准备好的“密约”照片底版。
    另外，高宗武给一个朋友留下一封信，请他在 1月 5日、即自己到达香港之后，再交给汪精卫。
    “出走”的当天，高宗武的记载非常简单，只是说：“一月三日上午十时，我离家直奔柯立芝总统号。轮船准时启航。”
    陶希圣则说：“一月四日，我由住宅乘车到大马路国泰饭店前门。我叫司机在门口稍候。我进了前门，直到后门，叫一辆货车，径往黄浦滩码头，走上胡佛号总统轮。轮船开出了吴淞口，我才打了一通电报给冰如，说‘我已平安出海’。”

    按：高、陶所乘的邮轮，陶希圣、万冰如和万墨林都说是“胡佛总统号”，只有高宗武说是“柯立芝总统号”，好在这不重要。

    后面的事情，就交给万冰如了，她回忆说：“三日的夜间，希圣把辞别信写好，留在我手上。四日上午，他乘车往大马路国泰饭店，由大门进去，由后门出来，坐上街车，直走黄浦滩码头，从旅客中登‘胡佛总统号’邮船：码头上有日本宪兵巡逻，其中也有认识希圣的，以为他去香港有秘密工作，也就不问，让他过去了。”
    万冰如说：“邮船出了吴淞口，希圣从船上打来电报给我。我立刻派人送信至愚园路，呈上汪公馆。这时候，汪精卫与周佛海已接到高宗武出走的情报，他们想不到陶希圣也走了。汪接到希圣告别的信，大为惊慌。他们知道我们全家留在环龙路，便加派特工人员，监视我家。我感觉事情严重，一日三餐的蔬菜和米粮都成了问题，一家人的生命更在七十六号的手中，我们母子们要遭毒手，是可以预料的。”
    这就是万冰如“救夫”三部曲的第二计——“割肉喂鹰”。
    陶恒生说：“若不是她在父亲最沮丧无助的签约前夕，假造父亲病象，不动声色地密商潜逃办法及外出办理证照，且决定不顾自身安危，留沪殿后，父亲如何能无后顾之忧，放心离开？”
    万墨林回忆说：“所以二十九年元月初轰动世界的高陶携带日汪密约脱险抵港的事件，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摆脱敌伪的严密监视，完全是高宗武、陶希圣两位先生，凭他们的机智与勇气，所独立完成的。等到他们两位一脚踏上胡佛号，我的任务即已终了。实际上我只代买了两张船票，在码头上作了一次严密的戒备而已。后来，方始由高陶两位先生告诉我，他们都是用的金蝉脱壳之计，举重若轻的完成了脱险的第一步。譬如陶希圣先生，他就是在那天早晨，算准了时间，由家里乘汽车到国泰饭店，叫司机在外面等一等，然后走进前门穿出后门，再雇出租汽车到黄浦滩码头，神不知鬼不觉地登上胡佛轮，平安出海。”
    上船以后，高陶二人彼此却找不到，原因是他们都编了假名字，却谁也想不起对方应该叫什么了。
    高也不敢出门，只好伪称晕船，叫人把饭送到舱里来。他回忆说：“仆役到九点钟才送食物来。我已经很饿，把东西吃个精光。可能换了环境使我胃口大开。在上海时我一直消化不良。仆役还是很好奇。‘怎么晕船的人胃口这么好？ ’”
    第二天，高陶会齐，高回忆说：“旅途中陶冒失地发了一通无线电报给上海家里报平安。这增加了我的不安。幸好日本人没有发觉。”
    一到香港，高宗武就去看陈公博。当时陈的第一句话就是：“宗武，我知道你会离开。”
　　高宗武回忆说：“在上海时，陈离开之前，我曾告诉他不管汪同不同意，我都要离开。现在陈告诉我他曾经把这句话复述给汪。”
    当时汪对陈公博说：“告诉宗武，如果他愿意参加新政府，他的职位将和周佛海、梅思平同等。如果他不愿意，他可以在法租界住下去。我不会勉强他。”
　　高宗武回忆说：“我们在香港谈话一个星期后，陈公博去了上海，当上了傀儡。”对此，金雄白说：
    “陈公博于汪抵港之后，虽于二十八年底曾一度秘密到沪，但其目的是在阻汪悬崖勒马，停止组‘府’，以免使国家陷于分裂。汪虽颇为所动，但已骑虎难下，公博留数日，又匆匆返港。自陶希圣之不告而别，周梅均非汪之嫡系，辅弼无人，颇感惶虑，陈璧君乃亲自去港，责陈以友朋之义。公博为性情中人，踌躇再四，卒恐汪之陷于孤立，毅然偕陈璧君赴沪，结果终以身殉。”
    在回忆中，金雄白还“谴责”说：“假如陶不走，陈亦决不参加。陶及今清夜扪心，对公博其亦有我不杀伯仁之感耶?”
    前面说过，陈公博之于汪精卫，真的是爱护有加，爱护到陪着他送了自己的名声不说，还替他接受了“显戮”。抛开旁的不说，对朋友，陈公博够“意思”。
    1 月 7日，高宗武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托杜月笙转给蒋介石，信中是这样说的：“顷晤玉笙、溯初两先生，得悉钧座爱护之情无以复加，私衷铭感，莫可言宣。宗武于五日抵此，回顾一年以来，各方奔走，只增惭愧而已，今后唯有闭门思过，静候尊命，先此奉达，并托玉笙先生代陈一切。另带上密件三十八纸，照片十六张，敬请查收。

    按：信中“玉笙”当指杜月笙。

    蒋看了高的信及汪日“密约”后，在日记中痛斥：“昨夜，由高宗武派杜月笙携汪逆与倭寇所订密约、与其交涉经过之内容及其照相底片来告密。阅之，殊不能想象汪逆卖国之实情竟至于此也！彼对国土与主权之丧失毫不关心，而惟以关税存款与四千万元预付金为组织伪政府之预付金是争，是猪狗不若矣。”
    随即，蒋命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与杜同机飞回香港，准备将“密约”在香港见报。

ys1937

侠女万冰如

    不过，此时还不行。
    ——陶希圣的家眷还陷在上海，要等一等。
    从1926年开始，陶希圣追随了汪精卫14年，他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渊源，比高宗武要深得多，不能做得高那样“决绝”。因此，“出走”之前，他给汪、周诸人写好了辞别信。陶说：“至五日清晨，冰如才把我写好留在家中的几封信，叫人送到愚园路。”
    陶希圣的女儿陶琴薰回忆说：“父亲走后，我们坐在屋中，说不出是悲是喜，是苦是乐，只是在他‘安抵香港’的电报尚未到达我们手中以前，我们确曾惧怕得坐卧不安啊！尤其是我们知道了周佛海已在起疑心，我们更不能安宁。五日的中午，我们将父亲留给他们几人的信分发出去了。立刻，那未曾想到过的恐怖便罩满在我们的四周，甚至于父亲的几个学生。”
    事实上，1 月 4日，汪精卫等人已经发现高陶“失踪”了，在当天的日记中，周佛海说：“旋赴思平处，闻宗武、希圣失踪，大约系赴香港；因忆一号与宗武所谈，恍然大悟。余虽觉中国不能不统一，因之重庆不能不联络，但万不料其离沪如此之速也；其事前早有接洽可知，感触万端。”
    在 5日的日记中，周佛海说：“晚，赴汪先生处便饭。汪先生因宗武及陶希圣不告而别，颇为愤慨，当劝慰之。”
    周佛海与陶希圣是“商务”时期的老同事了，当年还是他介绍陶希圣到武汉中央军校当教官，陶才走上政界、进而结识汪精卫的。由于彼此的交情更深，因而周对陶就更不能谅解。在日记中，周说：“希圣为人阴险，较高尤甚，亦未可恕也。”
    不过，此时，汪精卫等人还没有想得太多，更没有意识到，高陶的出走，后面接着会发生什么，只是加紧了对其家眷的看管。高宗武回忆说：“1 月 5日，汪精卫接到我告诉他此信到时，我已安全抵达香港的信。他通知了日本军方，日本宪兵部立刻派了二十几名宪兵到我父亲家中，想抓他为人质逼我回来。很幸运，我的父亲已经逃到安全地方。”

    按：高宗武的父亲早已由黄溯初派自己的儿子转移。

        高宗武说：“但是，受我拜托照看房子的两位远房女亲戚可没那么幸运。我父亲的房子正好在日本宪兵的管辖之下。不过，大门前的街道，却属于公共租界警察的管区。这里由美国和英国警察控制。日本宪兵一进房屋就把两位女人逮住。宪兵的响声惊动了一位公共租界警员的邻居，他立刻打电话报警，不一会儿，二十多名全副武装，带着机关枪的公共租界警员开到现场。他们向日本宪兵指出，虽然我父亲的房子归日本人管，可是他们通过公共租界的街道进屋，是绝对不许可的。因此，日本宪兵必须原路退回。如果还要进屋的话，必须从别的方向进入。而且，他们在通过适当路线进屋之前，必须释放两名女人。鉴于公共租界警察的优势武器，日本宪兵只好悻悻离去。于是，前来营救的公共租界警员带着我父亲的两位亲戚，送她们到安全处所。”
    同时被严加看管的，自然还有陶家。陶琴薰说：
    “他们一方面命令将高宗武先生的亲属多人抓去；一方面使人通告我们即速搬入愚园路集中营，想对我们这几个吃尽辛苦的孩子们施行扣留的手段。幸亏朋友某君在他面前力陈：‘如此应付，实为汪先生之耻’。我们才未被迁去。可是，住宅四周特务们的看守，却是够严密的啊！”
    在 1月 8日的日记中，周佛海说：“四时出席扩大干部会议，由汪先生报告高、陶离沪情形及善后问题。汪先生力为陶希圣解脱，余殊不愿，陶某阴险成性，实无可恕也。”
    在“扩大干部会议”上，决定向陶的家眷施加压力，令陶希圣“回归”。陶琴薰回忆说：
    “八日晚上，汪特派某先生来见母亲，强迫母亲拍电报促父亲归沪，被母亲理直气壮的拒绝了。当时虽明知我们的性命完全要由他们支配，可是父亲已走，即使我们真会被判死刑，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看到某先生扫兴而去后，我们也不过嘻嘻地笑一阵罢了。恐怖密盖着我们，我们却泰然地过着，这是不是可以称为一群大胆的孩子呢？哈，哈！”
    陶琴薰说：“母亲究竟是母亲，看到我们嘻嘻哈哈的无忧面孔，真是心痛极了。所以九日、十日、十一日三天内，她独自去把船票买好，准备秘密的带我们再冒一次险，跑回香港去。可是，十一日的晚上，朋友某君突然跑来，神色苍皇的告诉我们：‘愚园路的人都知道你们十三号要走了。不是好玩的啊！这个险冒不得的，被日本兵抓到虹口去，可就没有活路了。’商量了一夜，不得已才想到汪先生面前去讨命。”

    按：在陶琴薰的回忆中两次出现的“朋友某君”，都是指陶希圣的学生曾资生，与何兹全、鞠清远、武仙卿、沈巨尘、萨师炯等六人并称陶希圣的“亲兵”。

    万冰如带着大女儿陶琴薰一同来到愚园路，在客厅里见到了陈璧君。
    陈璧君的字也是“冰如”，且看两位地位迥异的“冰如”怎样斗法！
    陈：“你是陶太太？”
    万：“是。”
    “我没有见过你？”
    “我是做家务事，从来不出门。”
    “希圣走，你知道么？”
    “他的事，我不过问；他为什么要走，我不知道。”
    “他走的时候，对你说了什么？”
    “我只知道，他这回走不是他的本意。”
    万冰如回忆说：“说到这里，有位副官进来，看见我，他说：‘你不是陶先生亲戚么？怎么你又是他的太太？’因为这个人每次送信到我家，我都自称为亲戚，他见我多次，认为我是陶家亲戚。”
    这句话令陈璧君顿起疑心，以为万是陶希圣身边的特务：“你在家里是不是做什么政治工作？”
    万“从容的”答道：“我是个乡下女人，做的事是烧饭、洗衣服、养孩子，不懂政治。”
    “他到底为什么要走，走到那里去，老实告诉我。”
    “他是高宗武约他走的。他跟汪先生十五年，现在已经跟汪先生从重庆出来，就不能回重庆。他不愿签字才走，他走到香港为止，不会回重庆。”
    “可派一个学生去找他回来？”
    说到这里，万冰如知道机会来了，于是开始施展她“救夫”的第三计：“学生不行。他现在与宗武住在一起，还有一位黄先生在那里。他的学生见到他，不能分开他，也不能商量什么事。只有我去可以分开他们，拉他回来。”
    陈璧君听了说：“你去香港，要问汪先生，我不能做主。”
    恰在此时，汪精卫下楼来，正好听见万的话，于是问：“你自己去，能劝希圣回上海么？”
    万说：“他可以回来，但有几件事要说明白。”
    汪问：“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只要他回来。”
    万说：“他不签字，他与他们争执得太厉害，不愿住愚园路。”
    汪说：“我都答应，只要他回上海，就住在你公馆里，或者另外找一所住宅都可以。”
    万说：“听说七十六号要杀他，再开追悼会。”
    汪说：“你们如果不信，我派我自己的护卫保护他。”
    万说：“事不宜迟，我自己去劝他回上海。若是迟一两天，他在香港说一句话出来，就收不回，我去也无用。”
    在陶希圣的回忆中，还提到这样一个细节：“汪起先还是未曾松口。恰好这时，林柏生送一封信进来，汪看信之后，面色大变。他将信递给冰如看。冰如说不会读信。原来这信是我从香港寄给汪的。信的意思是请他们保障我的家属的安全，如果他们陷害我家属，我只有走极端。至此，汪陈才一口气答应派冰如到香港去。只要希圣回上海，什么条件都可以做到，并且要她在一星期之内先回一个确信。”
    汪说：”我派你去香港。”说着，汪“返身上楼”，拿了两千块钱给万冰如。
    此时陈璧君插话，提到一个关键问题：“你怎样去法？”
    万早已胸有成竹：“带两个小孩一同去。三个大孩子，还在这里上学。另外带一个学生去。”
    陈璧君一听放心了——有三个“人质”在手中就好办，于是说：“你的大孩子，我照应他们，你放心去，赶快同希圣一道回上海。”
    至此，万冰如成功哄过了陈冰如，她后来回忆说：“我起身告辞，汪夫妇送我到大门口，叫人招呼陶太太上车。”
    陶恒生回忆说：“母亲回到环龙路，先打电报通知父亲，她将即刻前往香港，面商一切。一月十三日，母亲带着晋生与范生两弟，由曾资生陪同，到十六铺搭船，琴薰姐、泰来哥牵着我到码头相送。姐姐站在码头上大哭，母亲也在船上扶着栏杆哭泣，母女遥望对哭，不能停止。生离乎？死别乎？无从逆料。”
    这就是万冰如“救夫”连环计中的第三计——“壮士断腕”。
    换句话说，万冰如豁着牺牲掉三个大孩子，换出陶希圣，保全了陶的名节，自己再带出两个小儿子，也算对得起陶家了。
    至于留在上海的三个孩子，能够救出来，当然最好，救不出来，那就只能看他们的造化了。
    当年，陶琴薰18岁、陶泰来16岁、陶恒生 9岁。
    陶恒生回忆说：“他们离去，留下我们姐弟三人安危未卜，悲伤莫名。回到家里，我一个人对着挂在墙上的父母亲合照相片，痛哭流涕。”
    许多年以后，陶恒生说：“一九四零年初，父亲及我们全家七人，分三批自上海脱险，除了杜月笙先生向重庆请示获准、万墨林先生亲自策划及带了兄弟们出动保护、曾资生师兄舍命自香港潜回上海担任联络及陪我们赴港、以及长辈亲戚们的配合外，母亲凭着她的机智与决断，在整个脱逃事件中，扮演了极为关键角色。如果没有母亲这全家的精神支柱，即使再周密的计划与万全的行动，恐怕也不一定能克服那危机四伏、稍露破绽即功亏一篑的环境。”
    陶恒生说：“若不是她的勇敢与机智，主动赴汪府求见，她如何能在汪氏夫妇面前坦然应对，尤其顺利骗过了那精明难缠的陈璧君，而获准尽速赴港？若不是她的坚强与冷静，她又如何舍得丢下此后生死难卜的三个大孩子，带着两个小的，忍痛从容登船而去？”
    见过什么叫“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么？没见过就让你见见！
    万冰如，够狠！服了。
    陶希圣回忆说：“冰如到港后，我们住在九龙尖沙嘴亚叙里道。她先打电报给陈璧君，说‘希圣即可偕返上海’。汪陈接到电报之后，随即离上海到青岛去了。

    按：汪精卫去青岛，是与日本人及王克敏、梁鸿志、内蒙德王等人会晤，谈未来的“组府”及及分赃等相关问题，在汪伪政权史上，是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事，汪精卫、周佛海等人从1939年底就在紧张地筹备这次会晤，因此对高陶二人的情绪变化和活动有所忽略，结果出了大事。

    万冰如一到香港，杜月笙就开始启动营救陶琴薰等人的“程序”。
    承担这项艰巨任务的，无疑，仍旧是万墨林。陶希圣说：“我与杜月笙先生筹划，如何救那三个孩子出险。我们商量的结果，派曾资生到上海，与万墨林取得联络，图谋偷运出口的方法。”
    万墨林回忆说：“三连环的锦囊妙计用到最后一计，香港那边此较轻易，上海这头可就要费点手脚了。杜先生给我来了一个电报，尽速设法营救陶先生的三位男女公子离沪赴港。陶先生派了一位曾资生先生到上海，和我联络，如何将三个孩子救出虎口。”
    陶恒生说：“我们住宅附近突然多了闲荡人物，家中佣仆言行诡异，种种迹象，显得我们姐弟三人处境相当不利。曾资生负责万墨林与我们之间的联络，要我们静待安排船票，准备随身物件，依照指示行动。他偷偷告诉泰来哥：家里的汽车司机是七十六号派来的，我们的行踪要保密。”
    万墨林说：“我先打听汪精卫方面的动静，获得确息，汪精卫、周佛海已经离开上海去青岛。事后方知汪精卫一行离沪之前，陈璧君收到陶夫人的一个电报：‘希圣即可偕返上海。’他算是吃下一剂定心丸，就此和周佛海北上。……汪精卫周佛海一走，上海的大小汉奸松了口气，乏人监管，自然松懈，正是展开行动的大好良机。我坐了汽车，亲自到环龙路陶公馆附近一带查勘，发现陶公馆门前正在修马路，压路车机声隆隆，日夜不休，蓦的想出了一条计来。
    于是，万墨林买好了 4张船票，请来曾资生，“两个人咬次耳朵，我告诉他如此这般行事。曾先生立刻就跟陶大小姐通电话，叮咛她如何按部就班，从容出走。”
    根据万墨林的计划，首先要将较小的两个男孩子与大姐琴熏分开，转移到别处，免得当天三个人一起走，目标太大。于是，在环龙路陶家，这样一幕出现了：
    “泰来和恒生两位公子声声的说外面压路机太吵，无法做功课也睡不着觉。陶小姐被他们吵得‘没法’，便跟监视人员讲明了，把她两个弟弟送到沪西姑母家住一天，明日由姑丈姑母派人送他们上学。监视人员听她说她把弟弟送去就回来，当夜由她看家，果然不疑有他。命司机开车子到沪西兜一转。陶小姐绝不耽搁，交代清楚立即原车回到陶公馆。”
    万墨林说：“一夕平安无事的渡过，次日一早，我调集一批弟兄暗藏枪械，化装为各色人等。再叫祥生汽车公司准备三部出租汽车，一部由我用，两部停在杜月笙先生的杜美路公馆围墙外，一爿煤球工厂的前后出口，司工机一律用我们自己带枪的兄弟。我把当日出动的兄弟分成三批。二十个人在十六铺码头，二十四个人在煤球工厂。我那部出租车上，有两名枪法最好的保镖。”
    当天，万墨林的计划周到至极，看来杜月笙的“手机”的确不是一般人。他的安排是这样的：
    第一步：“那天一大清早，我便带两名保镖，叫司机把车子开到霞飞路西段陶小姐学校的后门口，等陶小姐由汪精卫派的监视人员护送她上了学，她会按照曾先生昨天所传的话，不进课堂，学陶先生的样，走进大门穿出后门，坐到我等好了的车上，飞车疾驶。万一被汪精卫的人发觉，我们就一路且战且走，直驶杜美路，那边我埋伏好了二十名枪手在等他们，不难一举解决。然后，再去沪西接陶泰来和陶恒生。‘七十六号’纵使闻讯急起大队来追，他们决不会想到我们突然来个向后转，不去码头而去沪西。”
    第二步：“接到了陶小姐果然平安无事，我们便直趋沪西，接陶泰来与陶恒生，再度前往十六铺码头并不弯路的杜美路煤球厂。倘若有追兵，我们就藉煤球厂的烟雾腾腾，近在咫尺，不辨面目，用二十名枪手挡住兵不许越雷池一步。前门进后门出，后门进前门出，反正两头都备得有接应的车辆，尽可保着三个孩子换车上码头。如果根本无人察觉：我决定也在煤球厂换车，三个孩子一人一部。至于为什么要‘多此一举’? 摊开来说：无非防个万一，我不能让三个孩子一齐牺牲于乱枪之下。换言之，也就是逃得出一个是一个。”
    第三步：“托天之幸，杜美路换车也能过关的话，那就三部车各载一个孩子，直奔十六铺。码头附近，也有二十名枪手随时备战，挡住追兵。然后，三个孩子分乘三只舢板，各有三名保镖，护送上意大利邮船。”
    行动的日子定在 1月21日。
    陶恒生回忆说：“清早，泰来哥先命亲戚李天锡雇一辆出租汽车到五舅家等候。然后琴薰姐先去学校，泰来哥带着我坐家中汽车，骗司机说去二伯﹙父亲的二姐，即二姑妈，我们称‘二伯’，家乡的习惯﹚家去玩，要他下午来接。车走后，两人立刻离开二伯家，乘黄包车直奔五舅家，跟姐姐提了皮箱及包包，改乘那辆预先雇好的出租汽车，到大光明戏院门口，与曾资生的汽车会合，同去十六铺码头边的一座煤球厂。厂里面漆黑一片，工人们满脸煤灰，黑白不辨。此时只见一人掏出白色手帕，向江心挥舞，一艘小汽艇快速驶来，我们连忙上了汽艇。曾资生把船票分给我们，并且告诫说：‘此去登上大船，我们四人的舱位是分开的，上去之后，装作谁也不认识谁，千万不可交谈，以免被日本宪兵一网打尽。’”
        陶恒生说：“小汽艇飞驰至江心，远远看见许多日本兵在海船入口处检查旅客。小汽艇一溜烟从船尾绕过去，到了船身的另一边，四个人由汽艇水手协助，攀登海船水手拋下的绳梯上船。船上水手动作神速，我们四人登船后立即收回绳梯，关上舱门。我的床位在一间容纳七、八人的统舱上铺，大哥则睡在舱房另一角的下铺，我可以看得见他。姐姐分配到另一间舱房。船尚未开，忽然大哥在床铺上抱膝翻滚，状甚痛苦。我因为早被告诫任何人发生任何事情，都不得有反应，只好默默地看他用力捶腿，不敢声张。过了一会儿，他没事了。”
    万墨林终于交卸了自己肩上的重担，他说：“那一天行事顺利已极，我假想中的四处枪战全部都没有发生。陶氏三姊弟，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一个个都那么沉着镇静，匕鬯不惊，就这么一路无阻的冲出天罗地网，逃到了驶往香港阖家团圆的邮船上。最后的嘱咐，是上船后人各一处，相互装做不认识。不论发生任何情况，也不能将内心的感受，流露于神色之间。意大利邮船启碇了，我和我的兄弟们长长的吁了一口气，肩上的千斤重担，暂且卸下。”
    陶琴薰回忆说：“在船上，相依为命的姊弟三人，竟被安置在三个不同的房间里，而且用了三个不同的姓氏，这也是一件值得苦笑一声的事吧！船未开出吴淞口以前，我的心简直跳动得太厉害了。我幻想着我们会被日本宪兵查出来，捕到虹口去，或者丁默邨的喽罗们会把我们解往极斯非而路的七十六号里，‘砰！砰！’两响就毙死了我们。那个地方，嘿，听说害死了不少无辜的人。再不然的话，也许汪先生又会叫我们住在一一三六弄里，等父亲回沪才放出来。但父亲若回上海，我们自由了，父亲就死了。唉！想来想去，头都想昏了，只是没有一件比较和平安静的事。这世界真可怕！真可恨！”
    陶恒生说：“午后海轮起锚开行，沿着黄浦江徐徐航行一小时，出了吴淞口进入公海，我们姐弟三人在甲板上相会，不禁抱头痛哭。这时才知道刚才大哥紧张过度，引起腿肚抽筋，所以痛苦万状。曾资生先去服务台发了一封平安出海的电报，然后带我们去大餐间大吃一顿，这才松了一口气。此后两天，我们每餐都在意大利侍者的殷勤招呼下，享受从未尝过的美食和甜点。”
    陶恒生说：“一月廿三日上午十时抵达香港，遥望码头上，连士升先生雀跃而来，庆贺脱险，盖父亲廿一日将密约送交大公报，廿二日已经见报，我们真是虎口逃生了。众人先驱车到他家中休息片刻，然后欢天喜地地回到九龙塘家。姐姐一进大门，一面往里跑，一面大叫‘姆妈！姆妈！’母女相拥而泣。过了几天，我回到九龙塘小学复课，校长在朝会上特别介绍，级任老师黄女士及全体同学们，都起立鼓掌欢迎我历险归来，回班上课。”
    对于万墨林在危急关头的仗义出手，无论是高宗武、还是陶希圣，此后的多少年，始终感佩于心，都曾经写文章表示衷心的感谢。1971年，高宗武曾写过一篇《寿万墨林先生七十》，盛赞万为“公而忘私，奋不顾身之幕后英雄”，他说：
    “墨林先生对国家、社会、朋友之鞠躬尽瘁，贡献之大，举国皆知，尤其在抗战时期，被敌劫持，坚抗不屈，折暴敌、泣鬼神之大无畏精神，自将留芳百世，不容余之喋喋，而余之所以对墨林先生之名，历三十年，隔千万里而不忘怀者，实以其临难不苟免，具人类无上之牺牲精神，表现我中华民族之至高道义，非心有定力，性具根基者，焉能臻此。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墨林先生兼有此三德，岂非我中华民族之出类拔萃者乎？”
    陶希圣也因万墨林在抗战中两次被捕不屈而撰文予以表彰。对此，万墨林表现得很谦逊，他说：“至于奉命跑腿，出点微力，在高陶事件中卑不足道的区区在下我哩，承蒙陶希圣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里面提起过，使我得着莫大的光荣。”
    万墨林姿态很高地说：“陶先生的溢美之辞，我真是感激之至。不过，我在上海为地下工作人员跑腿，随时都有被捉杀头的可能，我的两度牢狱之灾，并不一定就是为了高、陶二位先生的事件所引起。而且彼此都为国家民族，引头一快，死而无憾。时在美国的高宗武先生、刻在台湾的陶希圣先生，和他的公子千金，对我来说，只有让我分享一点点光荣的大德，绝对没有欠我的情。”
    最后，万墨林风趣地说：“我的两度被捕跟高陶事件稍有关联的，充其量，不过敌伪双方早晓得我沾过‘高陶事件’一些些光，想起当年他们自己的狼狈情景，在修理我的时候，手脚来得重一点罢了。”
    万墨林说得不错，此时的汪精卫一伙，的确狼狈到家了。
    1 月21日，也就是陶希圣的三个孩子已经航行到公海、绝无生命之虞的时候，高宗武的胶卷送到了香港《大公报》。
    1 月22日，该报以通栏大标题发出了这条震惊中外的新闻稿：
    “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  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从现在卖到将来  从物资卖到思想”
    除公布“汪日密约”的全文以外，当天还同时刊载了高陶致《大公报》的一封信。信中，二人称：
    “武圣一介书生，行能无似。然自束发受书，略闻爱国大义，认为国民报国，当不辞牺牲一切以赴之，中日国交失调以还，奔走国事，一秉此旨；抗战既起，私念日方当不乏悔祸之识者，战争应终有结束之途径，苟能贯彻抗战目的，克保我主权与领土行政之完整，则曲径直达，不妨殊途同归，爰不顾外间毁誉，愿奉微躯，以期自效。”
    “十一月五日影佐祯昭在六三花园亲交周佛海、梅思平及圣等以《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之件，当由汪先生提交其最高干部会议，武亦与焉，益知其中条件之苛酷，不但甚于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条者不止倍荼，即与所谓近卫声明，亦复大不相同，直欲夷我国于附庸，制我国于死命，殊足令人痛心疾首，掩耳而却走。力争不得，遂密为摄影存储，以观其后。”
    “其间敌方武人，颐指气使，迫令承受，或花言巧语，涕泪纵横。汪迷途已深，竟亦迁就允诺，即于十二月三十日签字，武、圣认为国家安亡生死之所关，未可再与含糊，乃携各件乘间赴港。离沪时曾属人通知日方，告以此种和平方案，为中华民国国民任何人所不能接受。抵港后即函电汪先生及其它各位，请其悬崖勒马，勿再受日阀欺骗与利用，以冀公私两全。”
    最后，高陶说：“区区之意，并不欲借此以求政府及国民之谅解，不过发表我人主张和平之初衷耳。”
    同时，报纸还刊载了高陶致汪精卫等的一封公开信：
        “上海愚园路一一三六弄汪先生、汪夫人钧鉴，褚民谊、周佛海、梅思平、丁默邨、陈春圃、林柏生诸兄勋鉴：希圣宗武等主持并参加先生与日本之外交谈判，在道义上应有保持秘密之责任，惟希圣宗武等认为日本方面割裂及灭亡中国之企图，非独先生及干部旧友不可得而私为秘密，以为求取一时之成功，亦终必为日本有识之政治家所抛弃，先生及干部旧友若期待如此之成功，亦即为中华民国之失败，希圣宗武等为万万同胞及万代子孙之独立自由与生存计，认为上述之道义上责任不复存在矣，临电神驰，不尽万一，切望先生及诸旧友悬崖勒马，放弃此于己无益于国有害之运动，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即希圣宗武亦幸甚。陶希圣高宗武叩。二十二日。”
    消息公布的时候，汪精卫一伙正在从上海往青岛的轮船上，兴冲冲地正准备去与王克敏等会谈，结果这一盆冷水泼将下来，登时从头凉到了脚心。周佛海在日记中说：
    “十一时半起，午饭后接上海无线电，高、陶两败类在港将条件全部发表，愤慨之至。影佐来，谓与大局无关，劝余并转陈汪先生安心。其意在慰余，而其内心亦焦灼万状也。”
    又说：“晚饭后，汪先生约集同来干部开会，商量应付会议各项办法。晚与思平谈高、陶之事，愤极之余，彻夜未睡。拟回沪发表长篇声明，说明内容及吾辈态度，以正国人之视听。”
    在日记的最后，周佛海咬牙切齿地说：“高、陶两动物，今后誓当杀之也。”
    次日，周佛海在日记中又说：“下午，接香港拍来高、陶二败类致《大公报》缄，不禁发指，因赴海光亭，晤清水、犬养等，谈及此事，余愤极之余，不禁泣下。”
    事发时，今井武夫也在青岛，他在回忆录中说：“然而真是好事多磨，高宗武和陶希圣两人早在一月初就从上海出奔到香港，脱离了同志们，在一月二十二日香港《大公报》上，突然把作为日华两国条约的基础而进行谈判的密约草案揭露了出来，发生了攻击汪兆铭一派的和平运动为卖国行为的事件。”
    在回忆中，今井对高、陶二人做了不同的评价，他说：“高宗武和周佛海一起，一开始就是把汪兆铭派的和平运动向日本方面提出的发起人，但是由于他的言行过于脱离常规，我们对他的信念难以置信。……高和他同僚日益缺乏互相的理解，并在同志间失去了威信，尤其对新政权给他预定的新职务也流露出不满，他对和平运动失去了热情。因而他的逃跑是毫不值得惊奇的。”
    对于陶希圣，今井说：“但是陶希圣的脱离，从他的真诚的人品来看倒是出乎意外，正因为如此，这事给同志们在精神上的影响是不小的。特别是两者不仅止于单纯的脱离，甚至把迄今极端秘密进行的密约发表在报纸上，这种行动使同志们感到愤慨，完全把这看作叛变行为。 ”
    2 月26日，今井武夫接到了陶希圣给他的一封信，其中表示：“今后中日之和平，断不能得之于汪政权，必须另觅途径。弟追随汪氏十四年，以主张和平，又相随之至上海，深知汪氏无力量以解决中日问题，其他诸氏只求利禄权位，毫无和平诚意。弟由失望以至于出走，决非改变和平初衷。”
    对此，今井评价说：“单就这封信来看的话，可以看出，高、陶两人都认为和平政权将要成为日本军的傀儡，对汪兆铭之实现真正的日华和平，觉得未必能有足够的力量，同时对于所谓同志也难以看出他们有纯正的救国诚意，因而造成失望的结果。如果同以后汪政权的失败合起来考虑，宁可说在他们的心中倒是有不少值得同情之处。从某种意义来看，这是起因于日本方面超出了近卫声明的强硬的权益要求，可以说这是必然要发生的问题。”
    此事对于汪精卫等人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组府”还没有开始，已经处于“国人皆曰可杀”的境地，以后可怎么办！
    金雄白说：“高陶携港后，在各报发表的，即为此项日方最初所提出的草案，虽然仅是草案，但以日本条件之苛刻，颇使全国震动，而予汪方以最严重之打击。”
    今井说：“对于高、陶的暴露密约，汪兆铭、周佛海、梅思平立即分别加以反驳，声明说：他们两人在报纸上所发表的东西，不过是在谈判过程中的一个草案。”
    据陈春圃说，当时陈璧君令他以“汪主席随从秘书长”的名义发表一个谈话“辟谣”，陈春圃听了有些犹豫，因汪从未给他过这种“授权”，只有曾仲鸣生前曾扮演过这个角色。陈春圃回忆说：“但陈璧君却坚持己见，说非如此不可，否则不够分量，汪如责怪有她承当。”
    对此，汪伪的“喉舌”胡兰成回忆说：“转瞬新年，汪先生飞青岛与王克敏、梁鸿志会商解消临时、维新两政府，陶希圣、高宗武出走香港，揭露密约草案，上海当时唯汪夫人留守，她命陈春圃以汪先生的随从秘书长名义，对此发表声明。……那天汪夫人叫我到愚园路汪公馆看春圃拟就的声明稿，我把它改了几个字，还有英译稿，是汪夫人自己改正。”
    最终，陈春圃的谈话是这样说的：“就本人所知，最近数度之折冲，高、陶已未参与，因此最近之文件高、陶即使蓄意摄存，已为事实不许。总之，吾人与日方所商定之和平条件，断不损害我国生存与自由独立，且信必能因此而奠定东亚永久和平之基础，以谋两国之共存共荣。”
    在看稿子的时候，胡兰成顺便向陈璧君“进言”说：“希圣的三个学生，鞠清远、武仙卿、沈任远，怕七十六号也要逮捕，请夫人吩咐他们可以安心。”
    陈璧君听了大怒说：“人家要我们的命，你还顾到他的学生安心不安心？”
    话虽如此说，周佛海还确实找陶的学生沈巨尘、鞠清远谈过话，“极力慰之，使勿动摇”。
    在回忆中，胡兰成还说：“日方有意把基本和约与战时暂定的协议混为一谈，单方面提出了一个草案，但因这边坚拒，遂成拦浅。及被陶高发表了，日方果然也惊，不得不又把基本和约与战时暂定的协议分开，后来南京政府成立，颁布的基本和约，即大体依照汪先生与近卫所作的，仅是些原则，多少也是陶高事件所赐。”
    24日，汪精卫又通过记者说：“陶希圣、高宗武两人，均系自始即参加和平运动者，然自去年三月二十一日曾仲鸣同志在河内被暗杀之后，二人即怀极度戒惧心理，当余本人在河内之际，曾屡次电邀高宗武来河内，然彼无论如何，不应邀前来，因此之故，同志方面，亦即久不与相往还矣。陶希圣亦系一优柔寡断之人，毫无坚强决心，此与高氏如出一辙。然余因彼等两人，均系早已加入和平运动者，故对彼等二人，亦竭力以尽量之宽大态度待遇之。迨去年十一月左右，因对于彼等二人之态度，发现可疑形迹，故此后遇有重要交涉，即不复使彼二人参加，二人乃竟窃取去年十二月五日日本方面该地当局一部份人士之和案，居为奇货，向重庆方面告发，此种行为，实堪慨叹。……故高、陶两人所发表者，完全出于向壁虚造，事实必有可证明之耳。”
    然而，一切这些都是徒劳的，这一点，甚至连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今井武夫说：“但是他们内心受到的冲击是难以掩盖的，无可争辩，这对和平运动的前途投下了阴影。我和板垣总参谋长从一月二十二日起到二十七日逗留在青岛东洋旅馆中，知道了这个报道，立即同汪、周、梅等会见。最伤心的是周佛海，他认为高、陶的逃走毫不值得追究，但愤慨地说暴露密约完全是背叛行为，他泪下如雨，也不擦掉双颊的泪水，唯有长叹而已。”
    高陶事件之后，高宗武即“淡出”了大家的视野，于1940年 3月赴美，从此再也没有踏上大陆的土地一步，并于1994年以89岁的高龄辞世。
    1944年，即抗战还未结束时，高宗武用英文写了一本题为《深入虎穴》的回忆录，其中部分地谈到了当年从探索“和平”到最终“出走”的一些情况，但因故一直未发表。直到2005年，这部手稿才被发现，并由陶希圣之子陶恒生译成中文，以《高宗武回忆录》之名公开发表，其时，距高宗武去世已经十多年了。
    至于陶希圣，逃出上海以后，一直滞留香江，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在“香港大逃亡”一节当中，我们还要谈到他。
    在“高陶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的黄溯初，事后回到重庆，受到蒋介石的接见。黄达聪说：“据伯父事后回忆说，他因腰部不好，当时坐下后立不起来，蒋亲手扶他起来，临别时又为他披上大衣，送他出来。”
    1945年，黄溯初在重庆病逝，没有来得及看到抗战胜利。

邱晓云

侠女万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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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里相夫教子，只是个一般好女人，遇到大事竟如此出色，真真奇女子！相比之下，胡兰成喜欢的佘爱珍之辈虽然也杀伐果断，不过是白相人嫂嫂。

野渡无人舟自横

见解独到，分析透彻.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请问，您那有关于张毓中的同学-----马壬的消息吗？如有请您发我油箱，不甚感激，谢！

ys1937

请问，您那有关于张毓中的同学-----马壬的消息吗？如有请您发我油箱，不甚感激，谢！
lyglizhi 发表于 2011-12-11 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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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上，问得俺一头雾水。张、马是谁？
     如属于文中人物，俺是转帖的，不知道？不属于文中人物，俺更是一个都——不认得。







“七十六号”南京区



    自从汪精卫等回到上海，直至后来的“还都”，军统始终没有放弃对他的追杀。由于此时的军统上海区已经稀里哗啦，因此，这项工作最初交给了钱新民的京沪区。承担这项任务的，一个是邵明贤，另一个叫黄逸光。
    邵明贤，1903年生，浙江桐庐人。
    邵明贤是浙江警官学校“正科”第一期毕业生，不过他在校的时候，戴笠还没有控制“浙警”，邵毕业后，曾任嵊县公安局长，后任江苏省江宁县县长、贵州省紫云县县长。
    陈恭澍说：“邵明贤同志，杭州警官学校毕业，曾任江宁县警察局长等职。当时的江宁县长，也就是此刻汪伪政权中首要份子之一的梅思平（伪实业部长）。正因为邵、梅之间有这么一层关系，所以在梅思平一朝袍芴登场，就特地写信邀请正在贵阳从事警察训练的邵明贤同志前往襄助。邵立即报告主持警察训练的戴雨农先生，自请利用此一机会应邀前去，先取得伪职作掩护，再行相机制裁汪精卫。邵明贤同志于二十八年冬携眷抵沪，在梅思平的安排下，先是在为‘浙江省党部’任书记长，其后又调充伪‘首都警察厅’督察长等伪职。
    马啸天、汪曼云则说：“邵明贤，温州人，与梅思平为小同乡。抗战前，梅任江苏省江宁实验县县长时，邵曾在梅那里当过科长。1940年邵就凭着这种关系，到南京找到了梅思平，并通过梅的关系，得任首都警察厅督察长。”
    李雨生回忆说：“邵明贤同志亦为局本部直接派遣打入南京伪组织工作同志之一。邵明贤同志于汪某在南京设立伪‘中央党部’时，充任伪‘中央党部’总务处处长。因而‘南京区’之电台，即架设在邵同志之‘官舍’中（湖南路原中央党部对面党部宿舍）。”
    潘光祥说：“后来在南京城里又重新建立军统组织，由邵某以伪首都警察厅督察长的公开身份为掩护，负责城里的组织领导工作。电台就设在原明瓦廊86号督察长的家里，由范星照任台长，该台除与上海办事处潘俊滔电台联络外，还直接发电与重庆军统局总台联系，专门收发城里敌伪活动情况等情报。”
    与邵明贤不同，黄逸光并不是军统干部，而是“运用人员”。黄逸光自述说：“我原籍广东省赤溪县，自幼即侨居于墨西哥，因感祖国贫弱，常受外人欺侮，被外人称为东亚病夫，深以为耻，乃发奋图强，一面锻炼身体以图自卫，一面读书以服务社会，拯救祖国，先习教育毕业于墨西哥国立师范，俾作育英才，再习航空毕业民航学校，俟机报效祖国。抗日战起，原以为贡献所学于祖国，驾战机捍卫祖国领空，抵御日寇侵凌，谁料民航与军事航空不同处甚多，所学不能致用，真令人失望。”
    曾在南京区任助理书记的李雨生回忆说：“民国二十九年汪伪组织立于南京，上级电令南京区积极部署制裁汪精卫及各首要，且遴派直属人员至京，黄逸光同志即其中之一。黄同志籍隶广东，原系墨西哥华侨，为人耿介，孔武有力，在墨西哥曾有与虎格斗纪录，尤富于爱国热忱。闻汪组府南京，殊为愤慨，乃转道香港返重庆请缨杀敌。其后获我空军高级将领之推荐，曾入空校受训。未久，因查明黄同志与汪素有渊源，经商得同意后，乃派往南京打入汪伪组织。黄抵京后，即获汪某亲自接见，任为伪‘航空委员会’委员。立足已定，已有大好机会，可待机行事。”
    陈恭澍的回忆，也曾谈到黄逸光，他说：“黄逸光同志是空军健儿，因与汪精卫有渊源，经空军将领推介入军统局，施以短期训练后，派赴南京，肩负制裁汪某任务。资料中有云：‘黄逸光同志，广东赤溪人，墨西哥华侨。民国二十四年结合好友作徒步环游世界旅行，抵巴黎，在欢迎会上得与汪精卫相识。二十七年黄逸光同志旅次非洲，闻祖国首都以陷日寇之手，遂即终止环游，买棹返国径赴汉口，与汪精卫再度见面。汪留他在私寓住下，并写信介往昆明航校受训，临行，更赠以川资，黄入航校分班时，因不适于战斗飞行而编为地勤，黄深以为憾。’”
    陈说：“迨至汪在南京搞伪组织时，汪之妻弟陈耀祖有信致黄逸光同志，提到汪对之有恩情，煽动黄同志在空军中响应‘和平运动’。黄收到陈信后，即持以报告上级主管，这也就是他投效军统局的原由。黄逸光同志到了南京之后，初被任为伪‘教育部’专员以及‘中央宣传部’编审等职，但以职位不高，正培养与汪接近机会中。”
    李雨生还说：“上述之黄逸光、邵明贤两同志之活动，均由南京区区长钱新民直接联络；黄、邵二同志平时对敌伪一切静态、动态情报，亦交由南京区转报上级。其中可供参考运用者甚多，厥功至伟。”
    在这里要用点笔墨，谈谈钱新民在汪伪方面的“对口单位”——“七十六号”的南京区。
    前面说过，丁默邨、李士群二人得到日本人的“资助”，在“七十六号”成立起他们的小组织，其时间尚在汪精卫到达上海之前，但日本人明确规定，丁李的活动，必须在日后与汪精卫的“组府”合流。
    因此，当汪精卫的伪“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以后，为这次大会提供了“完备”的安全保卫工作的“七十六号”就正式与汪精卫一伙连成一气，汪设立了一个叫做“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的机构，以周佛海为主任委员，梅思平、丁默邨和李士群为副主任委员。
    不过，这个委员会是个空架子，其实质在他下面的“七十六号”，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简称“特工总部”，主任是丁默邨，副主任是李士群和唐惠民。
    “七十六号”的“本部”一直设在上海，因此，当伪“六全大会”结束之后，丁李便着手在南京设立他们的第一个“派出机构”，为汪精卫即将进行的“还都”做好准备，这就是“七十六号”南京区的由来。
    派到南京进行“筹备”工作的，就是军统第一个主动投敌的叛徒陈明楚。
    “下车伊始”，陈明楚就立下头功一件——抓获了军统局电讯专家余玠。
    余玠，本名李开峰，在戴笠手下众多的电讯人员中，余玠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比起魏大铭来，也不遑多让。毛森回忆说：“此人非特电讯专家，也是密码能手；他是军统局电讯督察，地位仅次于电讯处长。军统局所有报务员，多是他的部属或学生，一切通报惯用方式，他都知道或由其所规定，各报务员发报手法、腔调，他多听熟了，一听即知某人与某人通报（报务员发报手法、腔调，每人不同；犹如说话音色，各人不同，虽在隔壁说话，立可听出某人声音）。”
    余玠被捕之后，马上反水，这下军统可是赔到家了。毛森曾主持了日后对余玠的“制裁”，他在回忆中说：
“他（指余玠）对一般军政机关所用的密码，好像明码一样，能很快破译，即军统局特编密码，也能凭其经验技术，予以破译。在沦陷区各秘密电台，被其次第破获，即后方无线电报，也被其收去破译。电报被收破译，等于一切军国大事呈供敌人主宰。弄得不敢使用无线电报，陷区工作无法生存。”
    余玠的叛变，令戴笠切齿痛恨，发誓非得宰了他不行。在回忆中，陈恭澍曾引述过当年戴笠的一通电报，这通电报是1940年 7月24日发出的，收报人是毛人凤：
    “人凤兄：据日来伪特工部份之往来电报观察，伪方之特工，近在积极扩展，津浦已展至蚌埠，长江已展至宜昌，华南已展至中山港澳；因汪逆固为特工老手，而其目的则以扩展特工，伸张声势，以图抑制吾人之工作，取得敌方之信任也。吾人当前之对策，在乎铲除其各地之干部，与破坏其电讯系统。现李开峰、张云飞两逆，吾人应多方设法查明其亲友，诱致其归来，或予以制裁，藉以打击其电讯之扩展。此事请即约有关主管同志一谈。健进手上。”



按：“健进”是戴笠当时的化名。张云飞则是余玠在“七十六号”中的助手。


    张云飞与前面提到过的潘光祥，另外还有一个叫温酿的，都是原航空气象情报台的分台长，亦是军统干部。潘光祥回忆说：
    “在南京沦陷后，电台人员周光球、周英杰二人在其亲戚掩护下进入难民区，暂时潜伏下来。1938年 4月区部指示，尽快将城内留守电台装架就绪，以便与重庆军统局取得电讯联系。但是由于技术问题，两位女报务员未能安装架设。区长钱新民命令在江北的国民党航空气象情报第26分台台长张云飞潜返南京城，主持安装任务，这样才恢复了与重庆军统电台的联系。钱新民命令张云飞和周光球以夫妻名义在一起，遮人耳目，负责收发各项情报电讯。”
    潘光祥说：“同时把周英杰调出南京城，派到六合县瓜埠镇附近与刚从汉口航空气象总台调来的88分台台长潘俊滔（即潘光祥）在一起工作。该台除向航空气象情报总台报告气象情况及日军飞机动向情报外，还为南京区收发各项情报电讯，同时又与城里张云飞电台保持联络，收发区部与城里组织间的来往电讯。后来为了加强南京城内的组织电讯工作的力量，又将航空气象情报第85台台长温酿调到城里工作，加派报务员刘正凡随同前往，搜集日伪活动情报，即时向区部和重庆军统总部汇报。”
    就在此后不久，张云飞、温酿均被捕，旋即落水，又成为汪伪的电讯骨干。潘光祥说：“1939年 8月，军统南京区城内组织遭到汪伪特工破坏，两部电台及工作人员均为汪伪特工所获。其主要人员谭某、杨国栋、张云飞、温酿等人被一网打尽。由于汪伪政权正急需搜罗特工电讯人材充实力量，经过软硬兼施，高价收买，所有被捕人员，摇身一变，成了汪伪特工的上宾。如后来张云飞担任了特工三处侦察总台研究室主任，温酿担任科长、新华无线电学校校长。”



按：“谭某”即前面说过的谭文质。


    一下子得到了这么多的电讯人员，等于是陈明楚在帮“七十六号”南京区的建立扫平障碍的同时，又帮着“七十六号”充实了电讯部门，一下立了两功。潘光祥说：
    “1939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后，李士群、丁默邨主持的特工总部决定，把伪总部三处（电讯处）迁到南京北平路38号，同时宣布成立南京无线电通信总台。另在上海、广州、汉口、苏州、无锡、镇江设立支台，各县设立分台，相互通讯，及时电汇南京总台，形成一个较大的无线电报通讯网。该处（电讯）处长为晋辉，副处长余介，总台长阮行舟。”
    因此，“七十六号”的电讯部门始终设在南京，与“七十六号”本部是分开的。
    由“七十六号”的电讯处开始，汪伪又建立起两个独立的通讯系统，潘光祥说：“与此同时，在汪伪军事委员会下也设立了无线电总台，由张和卿（即张亦璞）担任少将总台长。在各地驻军部队中（军、师级）设立支台，或分台，由总台委派负责人与驻军筹办，形成军事系统电讯网。此外，周佛海控制的伪中央储备银行也单独设立银行总台和各省、市支台，另成体系，与军事、特工成鼎足之势，各自为政，互不相关。”
    日后，周佛海暗通军统，靠的就是他的“财政部”控制下的“中央储备银行”的通讯系统。
    为培养电讯人才，汪伪又仿效戴笠，建立起两个无线电学校，潘光祥说：“这时汪伪政府已有特工、军事、银行三个无钱电台的体系，技术力量需要充实。为了培养电讯工作的人员，南京办了两个无线电学校。一个是南洋无线电学校，地址在韩家巷，校长是伪军委总台长张和卿兼任。一个是新华无线电学校，在王府园，校长是余介（特工、总部三处副处长）。”
    这就是汪伪的电讯系统建立起来的经过，说起来，陈明楚“厥功至伟”。
    接着，陈又抓获了军统上海区苏州特别组组长王道生，王亦落水，旋即任“七十六号”的苏州站站长。
    至此，陈明楚为“七十六号”在南京建立组织扫清了一切障碍。
    1939年 9月，“七十六号”的南京区在颐和路21号正式“开张”，首任区长即唐惠民，副区长陈明楚。
    “七十六号”南京区某内部人员说：“当时，汪精卫政权尚未正式成立，要以一个尚未出笼的伪政权插足到另一个公开的伪政权‘维新政府’中去，不免要发生各种矛盾。因此，‘76号’特工总部在与日方洽商后，决定将南京区的对外名义暂时定名为‘日本南京宪兵队特务班’，每人发一枚证章，以资掩护；同时由日本宪兵班作为‘指导班’，与由汉奸组成的特务班相配合，并决定特务班的对外活动，例如逮捕人，指导班就要派宪兵协助进行。南京区有了日本宪兵的‘指导’，就可以避免与“维新政府’发生摩擦，倒也便利了不少，所以也很乐意。
    与丁默邨、李士群一样，唐惠民也是“中统”出身，而且抗战前夕，他们是《社会新闻》的同事，因此唐惠民在“七十六号”的资格很老，与丁默邨、李士群一起号称汪伪特务组织草创时期的“三巨头”之一。
    丁默邨知道李士群不是池中物，自己是被他拉进来的，如今反而成为他的顶头上司，深恐他捣蛋，于是刻意抬高唐惠民，“特工总部”成立以后，丁为主任，李、唐为副主任。
    唐惠民的亲戚王惠农（“七十六号”南京区总务科副科长）说：“特工总部的丁默邨、李士群和唐惠民，勾结在一起，表面气味相投，骨子里勾心斗角，各有打算。三个人的个性和作风也不相同。丁默邨性情急躁，心地狭窄，动不动使出官僚架子。李士群则比较狡猾，外表和善，但居心阴险，手段毒辣。”
李士群深知丁默邨的用意，于是着力在丁面前说唐的坏话，挑拨二人的关系。王惠农回忆说：“唐惠民的活动对象，大都是文教界人物。他曾拉拢明光中学校长汤增扬和徐则骧，汤等提出条件，为丁默邨拒绝，汤等表示不干。唐惠民即对汤、徐说：‘你们既然不愿参加，还是赶快离开上海的好，否则对你们不利。’汤等即离沪。等到丁默邨派人去逮捕时，已逃逸无踪。李士群便在丁默邨面前挑拨，说是唐惠民事先通的风。同时唐看到李士群有所要求，丁默邨总是照办，而对自己的请求则百般留难，因此丁唐之间暗地摩擦，已非一朝一夕，更兼李士群从中挑拨，裂痕日深。”
    恰在此时，南京区成立，李士群早想驱走唐惠民，断掉丁默邨的一条臂膀，于是口口声声说南京区多么多么重要，必须请“惠民兄”前去主持云云。唐本就不愿意在两大强人之间趟这个浑水，正中下怀，恰好躲开是非之地，于是“欣然”就任“七十六号”第一个外勤单位南京区的区长。
    马啸天、汪曼云回忆说：“那时的南京，虽还是维新政府的巢穴，但唐算是大汉奸汪精卫派来南京的先遣部队，谁也不敢去惹他。因此，他不但没有受到阻力，而且可以为所欲为，他成了汪记汉奸组织在南京的一个独立王国，于是就耍起了搞特务的两面手法，又勾上了中统特务关系，并在汪记汉奸这面旗帜掩护下，替中统训练干部，招兵买马，好像他在这一环境下，是一个左右逢源的天之骄子，并以为凭他在南京的区长威势，谁也不敢向上海揭发的。”
    谁承想，还不到两个月，唐惠民就垮台了。
    马啸天、汪曼云说：“他（指唐惠民）带去的喽啰中，有不少是李士群的蟹脚，因此他在南京的一举一动，都像皇帝的起居注那样，记载得明明白白，丝毫不漏。这些作法，可能是他们随唐到南京之前，由李士群一再指示的。因为唐惠民是丁默邨手下唯一的大将，丁默邨把他安排为与李士群同样地位的副主任，本来就是要他来对抗李士群的。”
    不久，对唐惠民的举报如雪片般飞到上海，先是说唐惠民“贪污”，然后又说唐在抓自己的武装，有“叛乱”嫌疑，马啸天、汪曼云说：“唐在南京的一切，都为李所掌握，而且都拿到了真凭实据。李便以此质问丁默邨，甚至说唐是在丁的知情包庇下才敢于这样做的。这下子，把丁逼得无地自容。再说唐惠民在南京这样搞，唐确也瞒着丁的。丁想，万一唐的阴谋计划得逞，当然连他也一起搞垮，所以丁默邨也委实恨唐。”
    王惠农回忆说：“唐惠民到南京不久，李士群又用丁默邨名义电召唐惠民回沪，说有要事商议。唐一到上海车站，即被日本宪兵和‘76号’人员押禁于北四川路新亚酒店，说唐在南京有擅自收编土匪等行为，同时改派苏成德为特工总部南京区区长，胡均鹤、萧一城为副区长。唐在新亚酒店被禁一个多月，经过疏通，才获自由。唐原住‘76号’，获释后移居愚园路宏业花园。”
    至此，李士群借力打力，将唐惠民收拾得动弹不得，卸掉了丁默邨的一条胳膊。丁垮台之后，李又找了个机会，给唐惠民安排了一个闲差，唐还感激不尽。王惠农说：“直到1940年李士群任伪警政部长时，才起用唐惠民为常务次长，从此唐惠民对李士群唯命是听，以部属自居，不敢再分庭抗礼。”
    接替唐惠民任南京区第二任区长的，是中统的另一个叛徒苏成德。
    苏成德，1900年生，山东济宁人。
    跟中统的很多人一样，苏成德也曾经有过两次当叛徒的经历。1922年，经王烬美、邓恩铭介绍，苏成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投身工人运动，1926年，经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派赴苏联，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l928年，苏列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回国以后，苏成德被派到上海，改为策动学运。1932年底，苏成德叛变，进入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旋即任“特工总部”南京区行动股股长。



按：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本身，其实没有多少人，其威力，全在于它的“外壳”，即成立于1932年的“特务工作总部”，简称“特工总部”。因此，也可以把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看作一个指挥系统，而“特工总部”则是它的执行机构。日后，丁李将他们的特务组织也命名为“特工总部”，其实是一种混淆视听的做法，以正统自居。



    1933年，苏成德任“特工总部”沪西区主任兼京沪杭党部调查室主任。在此期间，苏成德设计抓获了邝惠安等人，并彻底破坏了“中央特科”的“红队”，为徐恩增立下“奇功”，当即升任“特工总部”行动队总队长。
    抗战开始以后，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及“特工总部”改组为中统，并派高干徐兆麟到上海组建“东南督导区”，辖上海、南京等五个分区，并派中统行动大队大队长苏成德协助他，在上海开展“锄奸”活动。
    此时，丁、李已经来到上海，并在日本人的资助下成立了“七十六号”，想当年，李士群用“李代桃僵”之计杀掉了调查科上海区区长马绍武，被送到南京关押，审讯他的，就是南京区机要科长顾建中和情报科长徐兆麟，曾很让李吃了点苦头。听说徐兆麟又来到上海，正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李士群发誓要抓住徐兆麟，报当年的一箭之仇。
    徐兆麟是老“地工”了，抓他可不容易，几经筹划，李士群盯住了他的副手苏成德。中统特工姜颂平（后亦落水）回忆说：
    “李士群知道苏成德一向生活浪漫，而且也有野心，对中统局行动队长一职早就不满，认为是大材小用，常有怨言，于是决定先从拉拢苏成德人手。经过反复侦查，得悉苏成德经常在公共租界某舞厅跳舞。由于当时日军尚未进占租界，未便公开逮捕，乃采用绑架手段。1939年 9月下旬某晚，李士群派了便衣特务密布舞厅周围，又以部分精干打手佯装舞客混入舞厅。当时苏成德拥着舞伴跳得正酣，这群舞客一拥而上，用麻醉药物撒在苏的面部，苏立即中毒晕倒，即被架上汽车。捕房巡警闻讯赶来，汽车早已逃之夭夭。” 　
    苏成德本是“有奶就是娘”的那种人，一经“劝说”，立即落水，并交出了他的手下，其中最重要的，是中统东南督导区行动科科长姜志豪和他手下的全部行动人员。
    为了向新上司示好，苏成德即令姜志豪去抓徐兆麟。
    东南督导区的所有重要人员的住处，姜志豪“门儿清”，但他与徐兆麟有旧，决心“卖放”。
    姜带人来到法租界徐的住处，令人在楼下看守，说：“让我先上去搜查。”姜知道，徐早在窗户上装好跳板，随时可以逃跑，于是上楼敲开房门，即向徐暗示，徐当即跳窗而逃。姜假意说：“没有人，走，我们再到别处去搜。”
    徐兆麟就此跳出罗网，后经香港回到重庆。
    别的人，姜志豪就不客气了，先后将东南督导区秘书胡敦云、上海分区主任邓达谧、南京分区主任姜颂平等人抓获。



按：胡敦云即胡均鹤。


    至此，中统东南督导区被一鼓荡平，苏成德再一次以出卖同志的方式，为新东家献上一份厚礼。恰在此时，唐惠民出事，李士群投桃报李，当即令苏成德接替了南京区区长。
不过，苏成德的南京区区长也没有干上几天，其原因是牵涉进了周佛海、丁默邨和李士群的矛盾中间。罗君强说：“1940年春李士群逼迫丁默部放弃特工领导权，狼狈离开了‘76号’，唱大花脸的是苏成德。苏当特工南京区长，把丁默邨的亲信都挤走了，丁之恨苏不下于李士群。”
    此时的丁默邨，霉运当头。
    1940年 3月30日，汪精卫的伪政府在南京成立，“政府”当中，特务工作被划归“警政部”，丁默邨以为，凭自己的资历，这个“警政部长”是当定了。
    不料，“政府”的名单一公布，“警政部长”居然是由周佛海兼任。
    周佛海是老党棍了，目光如炬，早已看出丁、李这伙家伙人小鬼大，同时他也深知，特务工作非同小可，非得抓在自己手上不可。于是，早在伪“国民党六大”期间，周就玩了一个“花活”，在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特工总部”之间，加了一层盖子，叫做“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并自任“主任委员”，这样轻轻巧巧地就把特务工作抓到了自己手中。
    及至伪府成立，特务工作需要纳入“政府”的范畴，不能再放在“党口”工作当中，周佛海故技重施，由他以“财政部长”兼任“警政部长”，把财权和特工同时抓在自己手上，再放心不过了。
    至于丁默邨，考虑到他的资历，再加上他与李士群搞得几乎势不两立，如果把俩人搁一块，绝对尿不到一个壶里，于是周佛海让丁去当“社会部长”，把李士群留下当“警政部”次长。后在李的推荐下，又增加唐惠民任“警政部”次长。
    李士群这一手搞得漂亮之极，唐对李感激涕零，用马啸天的话说：“唐对李真有肉我枯骨使之再生之感，即过去有些恩恩怨怨，也都记恩不记仇了。”
    因周佛海的兼职很多，特别是在“财政”方面，工作很忙，对特工又是外行，而唐惠民已经被“拿下”，李士群在“警政部”遂大权独揽。
    丁默邨可惨了，此前，他已经因为“郑苹如事件”搞得灰头土脸，“特工总部”主任也丢给了李士群，等于是被李扫地出门。这回又没有当上“警政部长”，只弄了个没有任何实权的“社会部长”，好比一条冰凉的“玉石板凳”，丁气得牙根疼，看着李士群一天到晚招摇过市，恨不得要宰了他。
    霉运还在继续，丁默邨不但没能奈何李士群，他的弟弟、原“七十六号”交际科长丁时俊反而被别人宰了。
    1940年 5月24日，丁时俊在南京大世界舞厅跳舞，一个“白俄”突然扔出一个酒瓶，怎么那么“寸”，正好砸在丁时俊头上，还就把人砸死了。
    丁默邨知道，大世界舞厅的后台，就是“七十六号”南京区，更蹊跷的是，出事的时候，苏成德就在现场！怎么说，苏成德也脱不了干系。
    不过，据罗君强说，此事与苏成德，确实没有关系，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5 月某夕，苏成德在南京大世界内某厅取乐，丁默邨的弟弟丁时俊也在座。苏酒后胡调，指挥乐队奏这支曲奏那支曲，同在舞厅喝酒的两个为日军做间谍的白俄不耐烦了，顺手使劲掷去一只啤酒瓶，正中丁时俊脑袋。车送鼓楼医院，当夜即重伤死去。”
    罗君强说：“丁默邨藉题发挥，乘机报复，咬定说丁时俊之死是苏成德的阴谋，是苏授意那两个白俄动手的。在场的许多人都对我说，苏成德当时并未和两个白俄打任何交道，丁时俊是自己走向苏的台子上去的，那白俄怒击苏未中，而误伤了丁，说苏阴谋杀人是不对的。”
    自己的弟弟居然就这样窝窝囊囊地死了，丁默邨岂能善罢甘休，于是找到周佛海，一口咬定是李士群和苏成德俩人下套设局，害死了丁时俊。
    此事把周佛海搞得焦头烂额，在 5月25日的日记中，他说；“下午赴默邨及士群处，先后谈处留苏成德问题。晚复先后约二人来谈。此次默邨意气用事，似属不合情理，其弟因伤致死，情绪恶劣，亦属可原。唯局势如此危急，同志间不顾大局，徒知逞意气急权势，岂真中国应亡欤？”
    此事，罗君强也曾居间“调解”，出事的第二天晚上，他到周佛海家去，正遇上李士群夫妇来“讨救兵”。当时周佛海说：“士群和丁默邨的问题不妨趁此和解，现在丁默邨遭此变故，必然悲伤，士群可去丁默邨处，表示慰唁，默邨必感动，过去的痕迹就可望消除了。”
    李士群听了表示同意，这时叶吉卿建议说：“不如请罗先生陪士群同去，有一个中间人总要好些。”
    罗君强是周佛海“夹袋”中的人，他回忆说：“周佛海赞同，我只好偕李士群前往丁寓。夜半三人见了面。谈了半小时，丁默邨态度稍缓和，但对苏成德不能释然，至少要将苏撤职听候查办。我们回到周寓，再度商量。”
    罗向周佛海和李士群建议说：“如果苏成德本人同意，我和李兄可以同苏再到丁家，向默邨赔罪认不是，当然不是承认杀死了人，只说你的弟弟就是我的弟弟，我在场而没有能够好好照顾他，出此惨事十分难过，特来赔罪。同时苏成德可到日本去玩几个月，让默邨消消气。”
    最终，经双方妥协，周佛海免去了苏成德的南京区区长职务，改任“警政部”“特种警察署署长”。在 5月26日的日记中，周佛海说：“饭后，赴士群处，时默邨亦在，表示对苏成德让步，一场小风波或可告一段落。”
    这样一来，丁默邨那头暂时压下去了，苏成德又不干了，认为失掉了“南京区”的实权，结果与李士群又闹得别别扭扭。
    此前，周佛海已经辞去“警政部长”，让给了李士群，结果，李苏不和的事情闹到了汪精卫处。汪无奈，只好使个“障眼法”，将“政府”中的“警政部”予以裁撤，改在“军事委员会”下成立“调查统计部”，任命李士群为“部长”；苏成德则升任“内政部”“首都警察总监”，这样，李、苏二人分属不同的系统，暂时缓解了矛盾，不过这俩人之间，从此也就分道扬镳了。
    苏成德留下的“南京区”，交给了李士群的铁哥们马啸天。
    马啸天与李士群之间，属于“不打不成交”，当年，李士群因“马绍武事件”被送到南京关押，看守他的，正是时任调查科南京区侦查股长的马啸天。后来，李士群的太太叶吉卿买通了马，当然也包括更高层的顾建中、徐兆麟等人，李才给放出来，在马啸天的手下当“侦行员”。
    此后，马啸天与李士群一起到丁默邨手下办《社会新闻》杂志，与他们一起的还有唐惠民。
    抗战开始，马啸天奉命在上海潜伏，汪精卫的伪“国民党六大”之后，马投入“七十六号”，当年《社会新闻》的“四条汉子”，在汪伪阵营中又凑齐了。
    此一时也彼亦是也，此刻的李士群，已经成为“七十六号”的霸主，他昔日的上司马啸天也不得不低头，不仅与李拜了把子，还被李引为心腹。

邱晓云

一班反复小人。

老爺叔

我們看歷史，第一要屏棄所謂階級鬥爭觀念，第二要拋開政黨門戶觀念，第三要理解時代背景特徵。因此中國人深惡痛絕的什麼“叛徒特務”之類，不應成為死板的結論。
以歷史客觀立場來看國共兩黨、中日兩國，多少人物在國共兩黨中日兩國之間穿梭，周佛海、陳公博、李士群、丁默村都不是普通共產黨員。
尤其李士群、丁默村，到底是否真已叛變中黨，并無證據，現在內地很多影視以 76號為題材，都說 76號主要針對中共，這是歪曲歷史，李士群、丁默村的死對頭是軍統、中統。
最後李丁都死在國民黨手裡，1942年周佛海向老蔣要求將功折罪，戴笠下令周除掉李士群，周唆使日本特務頭子毒死了李，丁則在抗戰勝利後被處死刑。
內地影視一直是偽造歷史的主要工具。

非常時期的非常事務，廁身其間的人物，都沒有好下場，兩面特務、三面特務，最後都成為政治操控者手下的犧牲品，周恩來“特科”最重要的特務潘漢年就是著名的例子。
最近出了很多關於潘的書籍，把這冤案歸咎于歷史的誤會，背後的真相依然撲朔迷離。

香港中共負責人之一羅孚，是解放前周恩來親自派來香港做“特殊工作”的，潛伏幾十年，公開身份是新晚報總編，八十年代後期突然在北京被捕，傳說被控間諜罪，不明不白未審未判，在京軟禁十年，香港回歸前夕被釋，移居加拿大，過了十年又移居北京，他至今在香港報刊寫文章，但對那所謂間諜案，只字不提。這就是特務間諜的命運。

万千人

请问，您那有关于张毓中的同学-----马壬的消息吗？如有请您发我油箱，不甚感激，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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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本文作者，张、马是“浙警”和“杭训班”的双料同学，张在回忆中曾提及马。至于其他情况，我再查一查，请问您有马壬的相关资料么？

ys1937

**

    嘿，万先生御驾亲征来了。
    谢谢。

邱晓云

欢迎万先生常来玩！

老爺叔

萬先生好。

[url=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_PH5xnwgEpQJ:www.ename.uname.cn/bar/p.asp%3F/%3D68609+%E9%A9%AC%E5%A3%AC&;cd=9&hl=zh-TW&ct=clnk&gl=hk]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_PH5xnwgEpQJ:www.ename.uname.cn/bar/p.asp%3F/%3D68609+%E9%A9%AC%E5%A3%AC&;cd=9&hl=zh-TW&ct=clnk&gl=hk[/url]

逸 名 網

作者: 114.237.156.*    2010-07-28 22:20:53
谁了解马星野堂弟---马壬吗？  
我外祖父是马星野的堂弟，叫马壬，又名马一士、马千一，任职伺从室，杭州警校毕业，卒于台湾，有谁了解他吗？

万千人

万先生御驾亲征来了。
---------------

不敢当，您是长者，我佩服得紧

万千人

欢迎万先生常来玩！

-------------

向版主大人致敬

万千人

本帖最后由 老爺叔 于 2011-12-13 18:07 编辑


萬先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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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爷叔您好，章荣初先生的回忆录是你您发的吧，有些资料很珍贵啊

ys1937

军统京沪区全军覆没——烈士与叛徒

    马啸天本就是南京人，派到南京，可谓人地相宜。
    来到南京的第一件事，马啸天要面对的就是“黄逸光刺汪”。他回忆说：
    “黄逸光，广东人。一说系印尼华侨。力大逾牛，据说曾打死过老虎。平时从事童子军活动，抗战前曾组织过徒步旅行团，黄自任团长，到南京时曾去见过汪精卫。时汪正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因而与黄在那时的行政院门前拍过一张照片。1941年 9月，黄又到南京，并去请见汪精卫。汪没有见他，黄便将在抗战前与汪在行政院门前拍的那张照片递了进去，以便引起汪的回忆。汪果然叫人通知他，留下地址，定期约见。黄除将照片留下外，并将住在中山东路中央饭店的房间号码，也抄了下来，交给汪的副官，等待约见。”
    马啸天回忆说：“汪精卫还没有约定见黄的日期，却收到了76号的密电，说是军统已派了两个特务到南京来见汪，准备在接见时，将汪行刺，并说内中有一个人曾做过徒步旅行团团长，要汪注意。”
    出卖黄逸光的，居然是京沪区区长钱新民。
    陈恭澍说：“黄、邵二先烈的牺牲，均非本身有失，而是受到联系关系的牵累，这在‘反间活动’中，该是一个血的教训。”
    陈恭澍口中的所谓“联系关系”，即指钱新民。因陈后亦落水，因此，当他提及钱新民等与他有类似经历的的人时，常常用些“曲笔”，甚至百般回护、辩解，实在无法自圆其说时，索性略去。
    李雨生说：“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午后，钱新民区长在上海南京路大新公司理发厅理发，不意在公司附近，为伪‘特工总部’万里浪手下林焕芝等发现，一面盯牢，一面即通知‘七十六号’派来大批人员守候，迨钱新民区长理发已毕下楼时，即被林焕芝等挟持至沪西极司非而路七十六号伪‘特工总部’。当即在钱区长身上抄出一些地址及电话号码，随之，即展开搜捕行动，于是南京区书记室在沪人员大都均被伪‘特工总部’捕去。”
    钱新民的被捕，后果很严重。徐远举说：“钱新民在沪宁潜伏活动三年多以后，由于目标暴露，引起日汪特务机关的注意，1941年夏在上海被原系军统运用分子后投敌的李燮宇扭住，送日汪特务机关，经诱降叛变，钱所领导的组织归于瓦解。”

    按：徐的回忆中，对钱被捕的时间记忆有误。另外，李燮宇是丁锡山的手下，抗战开始以后，与丁一同附逆。按李的经历来说，应该不会认识一直搞秘密工作的钱新民。

    潘光祥就是被钱新民出卖的，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京沪区副区长尚振声。潘回忆说：
    “记得那天晚上，副区长尚振声匆匆回来，马上叫译电员杜雪帆把所有机密文件全部烧掉，又叫电台做好转移准备。谁料不一会，钱新民已带着不少汪伪特务上楼来了，把我们全部捉去。钱新民和我乘坐一辆汽车，尚振声、杜雪帆则另乘一辆汽车，钱新民和我所乘的汽车直接开进了汪伪特工总部，当天晚上我和钱新民就睡在万里浪家中。那天晚上，万里浪把他们拟好的电报交给我，要我用他们预备好的一部电台，将这份电报直接发给军统局总台收。”
    被捕的当晚，钱还悄悄对潘光祥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已派安少如到后方去了，将来我们可打入汪伪伺机做些反间工作。”
    钱新民“反间工作”的成果是，不仅军统局京沪区几乎被汪伪“一锅端”，同时还连累了邵明贤和黄逸光。李雨生说：“钱被捕之后第三天，被押解至南京，遂将黄逸光、邵明贤二同志亦分别拘捕。”
    这就是“七十六号”密报汪精卫，说有人要对他行刺的由来。
    马啸天说：“汪精卫看了电报，虽没有两个人来要见他，可确有徒步旅行团团长其人，除电告李士群外，遂着林柏生约特工总部南京区长马啸天来，告以经过。马当即着侦查科长姜志豪派人调查。这个房间里除黄逸光外，同住的还有一个傣族人叫黄征夫。于是由两个南京区特务，化装成中央饭店的茶房，趁黄逸光、黄征夫出去吃饭的时候，入室检查，在橱里的衣服袋内，发现四寸手枪一支。去的人未动袋内的枪，仍化装为茶房暗中监视他们的行动。马啸天将经过情况电告李士群，李又转电汪精卫请示，汪复电逮捕。”

    按：黄征夫原名黄和吟，祖籍广东饶平县，出生于泰国，是个混血儿。据称黄征夫曾肄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此后，不知以何因缘进入军统。其时，黄征夫为军统特派员，与黄逸光到南京来的使命并不相同，纯属巧合。但二人住在一起，则显然违反秘密工作的一般原则，致被一网打尽。

    1940年11月19日，黄逸光被捕。
    马啸天说：“马啸天曾知黄逸光打死过老虎，其力大可知，为了防止意外，除派了曾在上海大世界以武术卖过艺的大力士王霖外，又派了六个侦行员，随同侦行科长姜志豪一起前去。当时黄逸光果然凭着自己有些臂力，想起来反抗，他虽然打死过老虎，可是蛮力还不如王霖，给王霖制住了。黄征夫生得矮小，身体灵活，一见这些人进来，便知不妙，一个箭步想窜到衣橱前去，拿橱里那支手枪，可是已给冲进来的侦行员把橱门挡住了，终于双双就捕，被解到颐和路2l号南京区。又在黄逸光的身上，搜出了一包毒药。”
    与此同时，邵明贤也暴露了。他的问题是出在电台上，马啸天说：“马便会同特工总部南京无线电侦察总台台长晋辉，由晋派人在明瓦廊邵的住所隔壁租了幢房屋，专事窃取邵与重庆方面的电讯，查出军统局本部的指示，要邵在中央纪念周或大宴会时，刺杀汪精卫及其他重要傀儡。马即电李请示，李复电立即将邵逮捕。”
    邵、黄被捕以后，被押在南京宁海路二十五号、“七十六号”南京区的看守所。在这里，黄逸光、黄征夫见到了不少“同志”，而且是各个方面的同志。
    在抗战之前，国民党的各方势力，如特务处和调查科，可说泾渭分明，你干你的，我干我的，能做到彼此相安无事、不打架，已经很不错了，即便是名义上在一个系统当中的国民党的党务干部和调查科，彼此也是两回事。
    但抗战开始之后就不一样了，特别是在沦陷区，彼此面对的是共同的敌人，从事的是相同的地下工作，险恶的环境容不得继续内耗（也没这个精力），因此，1938年之后，大家会发现，国民党内的各个方面之间，陡然间“团结”了许多，彼此居然能够坐在一起研究问题了，如前面提到过的、天津的“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如以后要说到的“上海统一委员会”，都是大敌当前，不得不如是尔。
    因此，这一段的叙述，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乱，一会儿说军统、一会儿是中统、一会儿又说到国民党党务系统的一些干部，这没办法，因为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他们是在一个阵营当中，面对的是同一伙敌人，坐的是一个牢，受的是一样的罪，在叙述中，很难截然分开。

    按：在日后，经历最曲折的也是这批人，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在这个期间，这些“地工人员”不可避免地要与日、汪两个方面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因此他们往往会有一些很奇特的际遇。在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环境当中，如果仅仅简单地用“大义凛然”、“英勇就义”等等习惯上的标准，来判断他们到底是什么颜色，显然过于简单。

    同样出于这个原因，他们中间相当的一批人，在日后就成了“灰色人物”，不但别人搞不清楚，自己都说不清楚。还有些人，恐怕是想说都不能说。
        现在，我们就要说到国民党党务系统派在南京的一个“地工人员”——马元放。
    李雨生回忆说：“南京区在沪被捕人员，亦分批解抵南京，由马啸天、苏成德二奸亲自鞫讯，讯毕，一并拘禁于伪‘特工总部南京区’大牢。据悉，同时被捕者尚有我江苏省教育厅长马元放、两路（京沪、沪杭甬）特别党部主委李达三、军统局南京区特派员黄征夫诸同志，一时顿告人满。”
    马元放，生于 1903年，江苏武进人。
    马元放毕业于南京法政专科学校。抗战开始以后马曾与掌牧民等组建“上海抗建协会”，并组建了一支“游击队”，负责人即后来大名鼎鼎的熊剑东。
    1938年 4月，马元放任江苏省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当年 8月转任江苏省教育厅长。1940年，马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主任委员，留在沦陷区做地下工作。
    1940年 6月，在一次集会中，马元放与掌牧民（“上海抗建协会”会长）、石顺渊（江苏省党部委员）、崔步武（江苏省党部委员）、张北生（江苏省党部委员、南通县县长）等 5人被租界当局逮捕，押在“中央捕房”。马元放回忆说：
    “我是在一九四零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上海被敌伪劫持，至七月十五日，被送至南京，先被押于伪首都警察厅，嗣于八月十七日，改押于伪南京区看守所。
    马元放回忆自己被捕时的心情说：“我参加革命，早已许身党国，所以我的态度，在被捕的一刹那，就毅然决定了。生死已置之度外，所深深内疚的，是奉了中央命令返苏工作，工作没有做好，反而身被敌伪劫持，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自问总不能免去未能克尽厥职的罪名。同时，我觉着，在过去所担任的职务，无论是教育和党务，都是忝居指导地位，平时训导别人，勉励别人，我所期望于人的，人所期望于我的，和我自己期望于我的，也只是这点成仁取义的决心。现在，正是我现身说法的时候，我绝未存临难苟免的心理，却反增强了我不屈不挠的意志。”
    次日，一个朋友来看马元放，问他是否有话要带出去，马即说：“并无别话，只说我决不会使朋友失望。”另外又写了个纸条：“稍读圣贤之书，当知所以自处之道”，托来人带到重庆，“以安一般朋友的心”。
    同时，马元放又告诫与自己同时被捕的同伴，希望他们“赶快决定态度，免得精神上痛苦”。
    马元放的话，是有指向性的，因为，叛徒就在他们同时被捕的 5个人中间。马元放回忆说：
    “我们这次被逮，显然是被人出卖，究竟是谁在出卖我们呢? 虽然一般人都说是张某。但我仍不敢肯定说是他，在捕房的第一天，捕房工作人员就来对我们说：‘我们对你们很同情，但现在的工部局，已为日人所控制，实在是爱莫能助，同时你们要知道，这次完全是你们朋友出卖的。’并且把他们的登记簿给我们看，在张某的名字下面，他们已经注明了‘汉奸内线’四个字。我们看了，啼笑皆非。那时捕房里的华籍人员，确实对我们很表同情，称我们为‘四君子’，真使我们愧悚交并。”
    事实上，出卖马元放等人的，正是张北生。
    张北生，1902生，江苏南通人。
    张北生也是“老党务”了，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干事，嘉定县县长，抗战后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兼南通县县长。
    马啸天、汪曼云说：“（张北生）与76号的警卫大队长吴世宝是小同乡。抗战后，他在家乡丢了官，钻营了一个时期钻不出名堂来，于是在1939年底辗转来到上海。”从此，张就落水进入“七十六号”。
    事发当日，张北生事先告密说有这样一个集会，等捕房人员破门而入时，他首先承认自己就是某某，马元放等无奈，只好坦承自己的身份，遂全部被捕，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就此被“一锅端”。
    马元放回忆说：“同时被逮的几位，以为案子的口口口口张某，应该对他特别客气点。在移到伪特工部的时候，他们曾向我表示这个意思，但我根本就没有理会。有一天，张某到我被押的房里来，那时因为我案情较重，在伪特工总部里，我是独押在一室，其他几位，另是一室。”
    借此机会，马元放决定与张北生谈谈，于是说：“我们这次被逮，在你，决不会承认是你出卖，也许你还自以为是口口；想使大家来参加所谓‘和运’，可是，事情决不应该这样做的，将来我死之后，我的鬼魂虽不致来找你，但我的朋友，决不会饶恕你，我的子孙，更不会放过你。”
    听了马的话，张北生“面红耳赤，表示惶恐万分”，“发誓”说：“假如我张某做了这事，先死父亲，再死儿子! ”
    马元放回答说：“你也不必发誓赌咒，我的话也尽于此了。”
    马元放回忆说：“由于上面的经过，他既肯拿死父亲死儿子的话来发誓，似乎我还不必以小人之心揣度他，肯定了他是出卖我们的人，可是后来和别人谈起这事，就有人说：‘先死父亲，后死儿子，是当然的道理，这个誓等于没有发。’我听了只好付之一笑。”
    此后不久，马元放先是被带至日本宪兵队，旋即羁押于“七十六号”，李士群亲自来审讯他。当时李对马说：“别人并不重要，只有你，是主持江苏全省抗日反汪工作的人，注意你已一年多了，照理是应该死罪，但我很愿意和你做朋友，希望大家一起参加‘和运’工作。”
    马听了说：“你说我有死罪，就请你执行好了。我已被你们逮捕，别无话说。”
    马回忆说：“后来其他审问的人，更是说些卑鄙无耻不伦不类的话，什么你肯做官，给你的官，总比你现在的要大多啦，不然的话，一切刑罚受不了呀，一面还要你表现工作，供出所有工作人员。这些话，听了更增愤慨，惟有一概置之不理。”
    不久，日伪正式从租界当局将马元放等人“引渡”，并送至南京，关押在宁海路二十五号、“七十六号”南京区的看守所。马元放回忆说：“使我在精神上最感难受的，莫过于在伪看守所的一个时期，因为在伪看守所中，目睹一般被难同志遭受敌伪的凌辱残害，不由得你不悲愤填膺。”
    这些人当中，就包括军统局的一个小字辈——徐文祺。
    徐文祺也是学生出身，中学时代就读于天津著名的新学书院，因徐爱好足球，因此认识了高他三届的一个学长——新学书院足球队的右后卫、日后的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社长魏景蒙。

    按：新学书院本是大学的底子，徐文祺曾回忆说：“当时的新学书院在天津，是与南开中学在学术同体育上，唯一相颉颃的学校，每年两校的球队作英国式的足球比赛时，虽没有今日在美国足球赛的伟大场面，但在那约六十年前的时代，每赛时观者必近千人，也就可观了。”
    日后，不知怎地，新学书院降成了中学，与南开相比，直是判若云泥。

        此后，魏景蒙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徐文祺则入清华，1934年毕业，入上海市公安局第二科护照查验组，当上了一名“外事警官”，他的组长俞鸿润，即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的弟弟。
    参加工作不久，徐文祺被送到“内政部警官学校”办的“外事警官训练班”第一期受训，徐回忆说：
    “那时外事警官班的课程是密集式的，约略还记得的几项为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形势、外交礼节、中外条约……等。除了学科之外，每日还有术科的操练，……。我起初对此教育非常不惯，也吃不下这辛苦，很想离去，连上海市警察局的事都不想做了，但看看班上这么多人都不动声色，处之泰然，我就想为什么别人能耐下这苦，我就耐不下呢？就也一声不响的咬牙苦撑下去，约两周以后习惯自然，也就不觉得苦了。”
    在这里，徐文祺还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日后他在特务处的同事，北平站的王云荪，徐文祺后来回忆说：“他原是北平市警察局的警官，在台湾却在某一部中供职了，我们彼此都因事忙，未多作来往。”
    另一个人，我们以后再说。
    1936年 6月，徐文祺从“外事警官训练班”结业，并在懵然无知的情况下，糊里糊涂地加入了力行社的外围组织复兴社，从此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回到上海市公安局大约三周之后，负责人事的“黄副主任”找到徐文祺，徐回忆说：“他说组织上需要派一员警官，于公余后便衣到某个宅第协助工作几小时，打算就派我前往担任这个任务。我因为他既是选中了中，不前往也不行。”
    黄副主任特意叮嘱徐说：“去了时要一切听命，多服务少发问。”
    徐文祺回忆说：“我奉派公余后前往驻留的地方，是当时上海法租界福履理路合群坊十七号内，看来不很起眼，是连幢楼房中的一幢，有前后小院一上一下的房屋。我去到时只能在楼下的起居室、或楼梯间的小小空间休息，也无人为我作介绍谁是那住宅的主人，我也不敢问，在那房子内我首先见到的，是一位名赵立俊的男士。他时常出出进进那幢房子，我起初以为他是那房子的主人，后来晓得他不是，他是来照应那幢房子，他的家就住在附近。赵为人沉着，个性刚直，疾恶如仇，后来知道他原名赵理君，系军校六期生。”
    接着，徐文祺又认识了这里的“管家”：“其次我见到的为一女性，约廿七、八岁，名骆芷青，不仅聪明稳秀、仪态大方，而且气度端凝、风范高雅。我初以为她是屋主人之一，后来晓得她也不是。她只是一个管家，住在那房子内的亭子间，负责整个房子的次序和管理，兼做点交通的工作。”
    此后不久，赵理君、骆芷青的据点又搬到了福履理路四十一号，徐文祺回忆说：
    “有一天午后我到了福履路四十一号，骆芷青因事须外出，嘱我为她代看守门户，赵理君恐在家等吃夜饭尚未到来，我一个人在客堂中当门而坐，居高临下在摇椅中正自洋洋得意，忽从门外走进来一位有些面熟，却又不相识的，穿深色中山装的男士，浓眉大眼气派昂然，进了门来也不打招呼，竟欲越过我向楼上走去。当时我年少气盛，因他不将我放在眼中，我立刻起身挡住了他，告诉他家中没有人在，不让他上楼，并请教他尊姓大名。他答告我姓江名汉清，他知道家中人都已因事出去了不在，他是骆芷青吩咐他来，到楼上去取一件公文带往南京去的。”
    徐文祺说：“在那时的上海市还没有时下的‘闯空门’，冒运别人财物的不良风气，以这位江先生的气宇和谈吐，他决非撞骗之流，同时他又说他必须将那文件带走，因时间关系他须今夜立乘飞机去南京报命，不能躭搁。我因他情辞迫切，恐误了公事，只得让他上楼。因楼下无人，我必须坐守，又因为在合群坊时，我只上过两三次的楼，来到这新居后我还未上过一次楼，他既能说出骆芷青的名字，自是自己人，就由他独自上楼去了。片时他下楼来，微微向我点了点头，轻微的说了声‘再见’就离去了。”
    这位不速之客离去后，徐文祺越想越不对劲，他回忆说：“这时我一个人坐在客堂中忽然想起，时已入夜，今日已无夜航客机往南京（该时之夜航尚未盛行），江先生所云之今夜乘机赴南京，话不可靠。同时我又想这江先生不知是否真为自己人？他一人独自上楼，不知是否会多拿走了什么东西或文件？如发生有差错，我的责任很大。想到了这些我就惶恐不已，坐立难安。”
    徐文祺说：“大约一小时后，赵理君先来到了，我就向他诉说发生的一切。他问我江先生的像貌形状，我就描述给他听。他听了后哈哈大笑的说：‘他就是戴笠，戴先生呀！’不久骆芷青回来了，她听了发生的一切以后，也说江先生就为戴笠无疑，我才放下了心来。”
    此后不久，徐文祺正式加入“团体”，他回忆说：“自此以后我认识了戴笠先生的真面目，他那时于我这年轻人颇给以优容和信任。在他的感召同赵理君的诱发之下，我自此就投入了神圣的对日八年抗战，因之也曾经三度居狱，备受伪特工同日宪兵的酷刑。”
    淞沪抗战之后，戴笠将徐文祺派到天津，当“直属情报员”。徐回忆说：“时我正感苦闷，又以抗日卫国为我人天职，当欣然表示接受，如此就受了约十天的速成训练，其中最重要的为密写通讯训练，训练完毕后，由黄派人安排我就乘船往天津去也。此行去津我几乎命丧黄泉，幸得同学好友侯福尚的预先通风和资助，我才得逃离，能回到上海区部工作。”
    回到上海之后，徐文祺在赵理君的“行动总队”当了一名“书记”，1939年10月被捕，关押在“七十六号”。他回忆说：
    “记得在民国廿八年十月底当我初度被捕，遭施以老虎凳刑罚逼供后，双腿受伤已不能站立，每日匍匐在泥土地的牢房内转动为难，只有现已退休了的台北中央印制厂警卫队长徐一帆的夫人陈丽影女士，她那时早我匝月被捕入内，于上厕所经过我牢房门时，有时悄悄的掷一张报纸到我的房内，或在门口的小窗交谈三几句就迅速的离去。那时的青年男女，为了保国卫土，大都愍不畏死，前仆后继向抗日的大道上前进，真可说是气壮山河。”
    不久后，徐被转到南京宁海路二十五号，在这里，他见到了许多人，其中就包括马元放、黄逸光、黄征夫等人。徐在回忆马元放时说：“他居狱时穿一件青色长袍，颇为矜持，除不时同张瑞京、李连三喁喁细语外，与其他人很少说笑。
        徐还说：“黄征夫为粤之花县人，性格狷傲，好独行其是，平居暇时即自行写大字以消遣时光，其练字也并无碑帖，所写之字型颇似翁方纲体，但字写的并不好。他曾在泰国居留很久，所以曾出家当过一个时期的和尚。他为什么被伪府所捕迄未谈过，我也未问过。”
    同被关押的，当然少不了邵明贤。马元放说：“邵烈士系浙江余姚人，浙江警官学校毕业，担任调查统计局南京区电台主任。到了南京以后，特意就了伪首都警察厅督察处长，旋又担任伪中央组织部第四处处长，以作掩护。后来在一九四零年十一月九日被逮。”
    在谈到黄逸光时，马元放说：“黄烈士系广东赤溪人，墨西哥国内师范学校及墨西哥民用航空学校毕业，一九三零年三月曾和同志三人，以童军资格，作徒步旅行全世界的壮举，历时将及六载，经中南北美洲、西印度群岛、欧洲巴尔干、及非洲等地。到一九三八年三月，才由非洲赶回祖国，投效空军服务。同年九月，调至昆明空军军官学校受训，后又奉调担任成都轰炸总队队员。因为他曾在法国和汪逆精卫会过数次，就请求去南京担任秘密工作。到了南京以后，假意投入伪组织航空署服务，以便遇有机会接近汪逆时，即实行除奸工作。不幸在一九四零年十一月五日，与其夫人于者香女士，在中央饭店一同被逮。”
    审讯二黄的，就是马啸天，他回忆说：“经审讯后得知，两个人（指黄逸光、黄征夫）虽同属军统，而到南京来的任务却是不同的。黄逸光来的目的，是专为谋刺汪精卫，他想凭着过去曾见过汪精卫，且与汪是广东老乡，以这些关系去求见，汪必然会接见，在接见时他便下手。他觉得带了枪去反而会坏事，准备在下手时就凭自己这双手的臂力，把汪掐死；万一自己脱身不了，就把随身带的毒药吞服自杀。至于黄征夫是军统的专员，一向在南京、上海、苏州一带布置工作，专事搜集军事情报。他与黄逸光，并不同谋，只是住在一起而已。”
    “审讯”的情况，马啸天报告了李士群，李又转报汪精卫，汪批复“概予枪决”。
    1940年12月17日，邵明贤、黄逸光在南京就义。
    临刑之前，邵明贤写了一份遗嘱，其中说：“现在正在英年有为之际，理宜为大众服务，为国家宣劳，以不虚吾生，不虚父母之生我也。然而今一切已矣，乃是是非非，自古莫由定论，何况纷纭杂沓如今之世乎。临死之人，勿复言矣，即个人之是非，亦只有待于国人之评断，是者是也，非者非耳。”
    马元放说：“邵烈士的遗嘱一向由我代为保存，用尽种种方法才得面交其继娶夫人张凤山女士，我这次脱险来渝，路过浙西时，又另缮一份，寄到他分水家里，我的心愿才了。”
    据马元放回忆，在狱中，黄逸光曾为他“题辞”：“美丽的中华、我爱你，我为你而狂歌。我更愿为你而死。”
    马元放说：“黄逸光烈士，体格魁梧，臂力极大，曾经和猛虎搏斗过。据他夫人说：只要有机会和汪逆接近，就可徒手把他处死。可惜约会几次都未能如愿，赉志以死，可为浩叹! ”
    马还感叹说：“黄烈士已为中华而死，他求仁而得仁，可以无憾了，他的遗墨很多，有一部分已代为带出保存。他的夫人于者香女士，和他结婚仅及二月，在伪看守所中目睹其夫之死，悲痛可知。黄烈士就义后，于女士仍被收押，直到一九四一年三月五日，才被释放返平。”
    黄征夫则活了下来，马啸天说：“林之江与万里浪，以黄征夫在京沪一带可以交出许多军统线索，联名向李讨保，李又经汪照准。于是，黄逸光于同年10月被南京区用政治警察署名义，枪杀于雨花台。黄征夫则在南京区看守所关押一个多月后由李士群任他为清乡委员会上校专员，派在苏州江苏实验区工作。后来郑大章在苏州成立了‘剿共总指挥部’，因黄征夫是黄埔四期出身，遂任为该部参谋长。”
    在回忆中，马元放痛斥钱新民，他说：“我想到邵、黄二位烈士的遇害，不能不致恨于钱逆新民，虽然钱逆已经被杀，究还不能宽恕他的自私，他于一九四零年十一月七日在沪被捕以后，他所属的工作人员竟都由他供出，先后被捕的，共有二十多人。但据案内人谈，他的几位亲戚，却不在内。”
    马还说：“更属荒谬的，邵黄二烈士的被逮，都是他率同伪特工人员前去捉拿，当黄烈士在被审问的时候，他居然在隔室伪作受刑惨呼之声，骗黄烈士承认所任的工作，试想他的无耻到了何种程度? 凡是做一个负责人，都应该牺牲自己，成全大家，钱新民只为怕死，竟不惜牺牲大家，保全一己，可说是毫无人格! ”
    此时，钱新民等京沪区上下一干人员，都已经在“七十六号”中“安了家”。潘光祥说：“1941年以后被捕人员先后均获释，并担任了伪职。区长钱新民被任命为汪伪特工总部机要处副处长，其他人员委以专员、科长等职。潘俊滔回到南京担任汪伪特工三处南京总台报务领班。”
    同时担任伪职的，还有原京沪区副区长尚振声，他任汪伪独立第七旅参谋长，旅长即另一个说不清“颜色”的著名人物——张瑞京。
    钱新民的被捕，还牵连了已经成功潜伏在汪伪政权中的京沪区直属通讯组组长程克祥。
    沪战失利之后，根据文强的要求，程克祥与他的搭档彭盛木即来到南京，伺机打入伪组织。
    1939年 5月，汪精卫一伙回到上海，程克祥即接到了军统的指令：“即刻设法打入汪精卫的组织，越深入越好，限期一个月，一定要进入一一三六弄，并设法参加他们的活动，千万不得违误。”
    通过上海“闻人”徐朋西的介绍，程克祥结识了易次乾，跟着又通过易认识了周佛海的亲信罗君强。
    在罗的引荐下，周佛海“接见”了程克祥，其时，周正当用人之际，因程曾在伪“满洲国”做事，又是“亲日人士”，周见到程即引为同道，并请他推荐一位日语秘书。
    事情就有这么巧！程克祥的搭档彭盛木，是个台湾人，精通日语，当年的台湾，已经过日本几十年的殖民统治，在亲日分子看来，完全可以信任。黄曜隆在《京沪区长》中说：
    “不但程克祥本人，连同他的副组长彭盛木，也深入了周佛海、罗君强他们的圈子，一搭一配，左右逢源。周佛海认为彭盛木很可靠，日本人更认为彭盛木可靠。因为彭是台湾人，从小受日本教育，而且也是在日本机关做事。周佛海他们万万料想不到，这样最可靠的人，竟然是军统局的工作干部。”
    1940年 3月，汪精卫在南京“组府”，程克祥任“军委会”参议，彭盛木则在周佛海的“财政部”当参事。
    黄曜隆说：“因为周佛海、罗君强的关系，杨揆一又签准，派程克祥兼伪点编委员会总务处长，程带了一位军校六期的陆炳仁同志去当处员，伪警政部也是特务机关之一，程也安置了两名组员。军事、财政、警务、特务各重要部门。都安插了干部，部署可谓周到，因此伪方各项重要静动态，军统局方面随时都能得到详细的报告，所得的资料非常丰富，情况也十分明悉。戴将军时常覆电奖勉。”
    可惜，随着钱新民的被捕，京沪区及其一切关联，全部暴露。
    1941年 1月14日，程克祥被捕，同时被拘押的还有彭盛木、原南京区助理书记李雨生，程克祥的侄子、上海国民学校校长程士大，以及程克祥潜伏南京以来发展的全部下线。
    至此，在“七十六号”南京区与军统局京沪区的“PK”中，李士群几乎完胜，一举奠定了李在汪伪“警政系统”中一股独大的地位。
    同时，京沪区的全军覆没，也揭开了戴笠在京沪两地一连串失败的序幕。

万千人

老兄动作好快，我早上刚贴出来的

ys1937

**

    老了，手快脚慢了。
    早上还在和一位朋友相互叹气——体力日衰了。

万千人

看了您的自传，经历可谓坎坷

ys1937

华北崩溃，祸起平津（1）

    1939年 9月初，乔家才离开天津回到北平，这也是他“督导”华北工作的第二站。
    北平区区长，如今是马汉三。
    马汉三其人，由于后来曾没来由地与“戴笠撞机”联系在一起而闻名遐迩的，对于其早年的事迹，反而很少有人关注。
    马汉三，原名马士杰，也叫马寒山，1906年生，北京大兴县人。
    马汉三是军统中少见的北平当地人，他出生于大兴县一个富裕农民家庭，自幼过继给叔父马德明为子。因马德明是师范出身，马汉三近水楼台，从三岁起就在叔父的私塾里念书。
    1918年，马汉三插班入农林学校学习，1920年毕业。1923年，马被选送到“中央农事试验场”（即今北京动物园）附设的农业讲习所学习。
    如果这样继续下去，马汉三本有可能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农业方面的专门人才的。
    可惜，马汉三志不在此，遂弃文从武，投奔了正在北平南苑当“陆军检阅使”的冯玉祥。其时，冯赖以起家的第十六混成旅已经改编为第十一师，于是，马汉三到第十一师当了一名学兵。
    1925年春，冯玉祥退出北平，移驻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马汉三则在他手下的刘郁芬部当文书。
    查军统老人的各种回忆录，马汉三最早出现的时间，是1938年 2月，那是在陈恭澍的回忆中，当时任天津站站长的陈恭澍到北平“制裁”王克敏，其时，北平区区长王天木在河北宝坻乡下主持“忠义救国军北方支队”，由书记毛万里代理站务，其下有三个外勤单位，北平市内的两站，站长分别是乔家才和陈资一，察绥站站长即马汉三。
    也就是说，从1925年到1938年，长达13年的时间是空白，包括马汉三加入特务处的经过，因过于离奇，笔者认为不值采信，所以只好不讲了。
    在军统当中，马汉三与王天木、陈恭澍、刘艺舟、乔家才并称为北方“五大金刚”（以上五人都曾经当过北平站长），戴笠特加赏识，对此，许多人都感不解，因马汉三出身于冯玉祥的西北军，按现在的话说，叫“有掌儿”，又没发现他有什么特殊的能耐，能配得上戴笠对他的特别重用。
    另外，与周伟龙一样，马汉三也有个先天的生理缺陷——斜视，俗话叫“斜眼儿”，这种人在命相学上是有讲究的，心术不正。
    因此，军统的很多人都看不上马汉三，陈恭澍就曾经对文强提出过他的疑问，当时他俩都在上海工作，陈是上海区区长，文强则在由军统主导的“上海统一委员会”下设的“策反委员会”任主任委员。陈恭澍说：
    “戴老板一贯重视黄埔同学，对杂牌部队出身或其他政治党派分化出来的分子，那怕就是共产党的叛徒，也只是利用一时，到了无可利用时，便弃之如敝屣。比如王天木，是黄埔第四期同学，与戴老板又是联姻拜把的关系；刘艺舟、乔家才是黄埔第六期同学，又是复兴社的骨干，算得上是军统的元老，把他们作为干将重用是理所当然的。唯独对马汉三这样一个杂牌小卒，五官眸子不正，两眼斜视，其心也当不正，不知有何可取? 竟一入军统之门，便被老板视为奇货，不知为何?”

    按：“比如王天木，是黄埔第四期同学”这句话，不知是陈说错了，还是文记错了，王天木并非黄埔出身。

    因陈、文二人是军校四期的同学（陈延期到五期毕业），感情上比较近，所以陈恭澍谈得很直率。
    文强长期在南方工作，对马汉三并不熟悉，后来文经过与马共事，也感到此人藏头露尾，给人一种不可信任的感觉，因此对马戒心很重。
    此后，文强找了个机会，曾当面向戴笠“请教”“马汉三如何受宠” 的问题。
    当时已经是抗战胜利前夕，戴笠听了，对文强讲了很长的一段话，这篇宏论，倒是对于我们了解马汉三的早期情况、以及他究竟有哪些过人之处很有助力，值得全文引述。当时戴笠是这么说的：
    “马汉三嘛，我是把他当‘字典’来‘查’，同时也是为了培植北方干部。因本局百分之九十都是南方人，少数北方人中能独挡一面的又没有几个。北方自古即为外患边乱之源，今日则尤有过之。马出身于西北军冯王祥南苑练兵时代的学兵队，冯部下的中、高级将领中，十之七八都是由学兵队提拔起来的。冯本人是老粗出身，好容易学了一点应用的文化，也就懂得没有文化不行。所以他重用学兵队出身的，更胜过老一辈的五虎将。马对西北军的将领以及团级以上的文武职人员，都有全盘的调查，为本局提供的名单、履历，是很难得的。特别是对学兵队出身的将领中一些思想左倾，脚踏两只船的共产党，对潜伏打入本党及国军的人，都有较详的注释。”
    这是马汉三的长处之一，即熟悉反蒋势力的情况。
    戴笠接着说：“马为本局提供的华北汉奸巨魁名单以及汉奸媚日卖国的情况，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人在华北、东北、内蒙、外蒙的侵略阴谋活动情况，也是很详尽的。他的社会活动能力颇强，平日混入汉奸群中，也如同混进赤色队伍一样，谁也不会对他察觉。例如，他派员打入冯玉祥在张家口的抗日同盟军，未为冯所发觉。他派员打入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伪政权，亦未为日本宪兵和特务所发觉。这是得力于‘以夷制夷’、‘以毒攻毒’以北方人制北方汉奸。马不但对内外蒙的内情很了解，而且与蒙族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及其干将李守信、王英等等，建立起深厚的交情。他通过内蒙打进外蒙，搜集了许多蒙藏委员会所搜集不到的情报资料。”
    这是马汉三的长处之二，由于马长期在口外活动，因此对蒙疆伪政权的情况了如指掌。
    戴笠还给文强举了个例子，他说：“外蒙古在苏联唆使下宣布独立时，为了权宜之计，不得不举行谈判。我向校长建议，如要谈判，最好由本局派知情能员前往。最初我心目中的能员就是马汉三，后来考虑到有可能暴露其身份，不如站在幕后。结果经校长批准，派简朴前往。在谈判中，连苏联方面的间谍头头，一听简朴了如指掌地掌握了外蒙内情，也莫不感到诧异。”
  
    按：简朴，军统高干，当时的公开职务是国民党“航委会”政治部主任。

    文强回忆说：“戴笠一口气倒出了不为外人所知的老底后，我才感到‘当字典查’几个字里，竟包括了如此令人折服的内容。现在回想起来，马汉三得宠，并非偶然。”
    说了上面的话之后，戴笠对文强“杀气腾腾”地说：“马汉三眸子不正，其心不正，又沾染‘倒戈将军’的门风，谁不知晓! 他既在樊笼之中，难道还怕养虎遗患? 老兄与恭澍实在过虑了……”
    文强回忆说：“他（指戴笠）在鼻孔里不断地嗡了几声，将长脸摇了几下。我感到这不是他的鼻窦炎发作，而是他的特有信号，他在思考，是话到嘴边留半句，还是把话都说出来? ”
    戴笠思考再三，还是“按捺不住”，于是“提高嗓门”说：“刀柄握在我手，如见其所行有异，斩杀便可由我。黄埔同学尚须呈报校长批准，象马某之流，则可先斩后奏，不奏亦可。这是校长面谕，兄不可为外人道。”
        戴笠的这番话，虽然并不是说文强，但文听了，“也不免有些胆寒”。
    抗战爆发以后，平津的“精英”多被调离，如前所述，先是乔家才被王天木挤走；接着陈恭澍被调到河内监视汪精卫，王天木到上海接替暴露的周伟龙；不久，王天木又因与上海区代理区长赵理君互相倾轧而双双被调离上海，戴笠遂将毛万里派到上海紧急救火，同时以马汉三为北平区区长，以乔家才原来的搭档周世光为副区长。
    至于马汉三原来的察绥站，拆分成察哈尔站和绥远站两个单位，察哈尔站站长杨金声，绥远站站长则是马汉三的外甥陈烨如，统归北平区指挥，这样，在华北方面，除了曾澈的天津站和薄有錂的山西站，马汉三独领三个省级单位。
    在马汉三的引荐下，乔家才会见了天主教在华“三远”之一的任望远神父。乔家才回忆说：
    “天主教在华北有三位以‘远’字命名的神父，就是雷鸣远神父、雷震远神父和任望远神父。他们都是比利时人，都痛恨日本人的侵略行为，打破中国安静的生活。雷鸣远神父已经入了中国籍，人家看见他高鼻子蓝眼睛，叫他声外国人，他顶不高兴，也顶难过。他早已离开华北，从事实际的抗战工作，率领华北督导团，正在中条山战地担任宣传与救护工作。雷震远神父在冀中安国县一带从事教会工作，实际上在帮助吕正操发展游击队。”
    相较于雷鸣远和雷震远，任望远神父的名气稍小一些，实际上他也曾努力地为中国的抗战尽力，乔家才说：“任望远神父颇有远见，具有绅士的气质和风度。他不但同情抗战，憎恨侵略，更钦佩我们这批敌后工作的人，所以尽力帮助我们。当我们经济接济不上，无法周转的时候，他借钱给我们。我们的武器存放在天津租界，无法运回北平，他给我们运回来。”
    事实上，马汉三之所以安排这次会见，就是要请乔家才以“中央大员”的身份对任望远进行鼓励。乔家才说：“汉三兄觉得我们欠他的人情太多了，要我代表政府向他致谢，因为我来自重庆，这是十分必要的。虽然他是一个宗教家，施恩不望报，但是我们对他的正义感和侠义作风，实在不能不表示衷心感佩，致无上的敬意。”
    会见的地点，马汉三安排在什刹海，乔家才虽不是北平人，但他曾两度在北平工作，看得出来，他对北平很有感情，对“京味”的体会也很深，他回忆说：
    “环绕在后门什剎海四周的，是成荫的老树，枝叶繁茂。在夏天的午后，什剎海的西边成了市民们消夏的好地方。大树底下，摆着许多卖零食的摊子，什么血肠、爬糕、豆汁、嫩藕、萝卜赛梨，冷的热的各色各样食品。还有卖玩具的，卖日用品的，应有区有，游人穿梭其间，真有点像似乡间的集市风光。什剎海北面有一家叫做什么堂的饭馆，这种叫堂的老式饭馆，地方宽敞，一连好几串院子，里面有戏台，可以做堂会，同时可以开出两三百桌酒席，专供喜庆之用。可是时代的巨轮，使他们渐渐走向下坡路，大规模的喜庆，越来越少，冷清清的，门前可以罗雀。我们在这一家饭馆子楼上，开了一个朝向什剎海的房间，展眼望去，一片碧绿的水上，点缀着点点荷花，微风吹来，心神凉爽，就在如此富于诗意的情况里，汉三兄介绍我同一位天主教的神父见面。”
    乔家才说：“这次晚餐，只有汉三、世光、任神父同我四个人，大家很愉快，谈得很高兴。任神父对于重庆的一切情形，以及抗战的种种，询问颇为详细。餐后任神父一定邀我们到他弓弦胡同的小教堂喝咖啡，他为防范意外，特别规定揿门铃的暗号，非同他有特别关系的人，很不容易进去。”
    在北平，乔家才还会见了两个人，一个是临澧特训班的毕业生、爆破专家张桐岗。乔家才说：
    “桐岗兄对朋友诚恳、热心、关切，在朋友当中，确实是不易多得的。他在湖南临澧学会爆破和其他许多种技术，回到北方工作，先在天津指导抗团，现在来到北平，准备向北平伪组织进攻。四年前我逃出山西，路过石家庄时，桐岗为我洗尘、压惊，热烈招待，想不到四年后又在北平碰头。因为中秋节快到了，他正忙着工作，准备送给汉奸们的应节礼物。”
    乔家才所说的“四年前我逃出山西”，是指1935年的事，这里需要补叙一下乔家才早年的经历。
    乔是军校六期生，因此未参加北伐，1927年“清党”之后，国民党黄埔特别党部改组，乔家才被选为“执行委员”，也在这个时候，乔认识了戴笠。他回忆说：
    “校长命令，从第六期同学当中，选拔三百人成立骑兵营，自由报名，报了五百多人，集合在操场跑步，跔到前面的录取，落在后面的刷掉。我们十个人当中，只有吴月卿参加了骑兵营，别人都不喜欢骑马，不愿意当骑兵。戴雨农（笠）先生也参加了骑兵营，骑兵营营党部成立，他当选为营党部执行委员，为了接洽党务，他来过特别党部好几趟，我们才有机会认识。
    1927年11月，“张黄事变”爆发，乔家才逃离广东，辗转来到南京。此时，“下野”的蒋介石已经回到国内，正筹备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乔家才回忆说：
“我和刘诚之、谢灵石两兄决定代表黄埔特别党部向四中全会请愿，请愿书由我草拟。我们请求四中全会严惩汪精卫，要他担负张黄事变和共党广州暴动的责任。当然，中全会对我们的请愿未必重视，也不会因为我们请愿果真就将汪精卫绳之于法。不过。我们至少表达了黄埔军校两万党员的意向，因此，我们身为黄埔特别党部常务委员，也就心安理得，尽到我们应尽的责任了。代表中央出来接见我们的，是褚民谊。他代表四中全会接受了我们的请愿书，向我们表示，一定会把我们的意见转到。”
    从中央党部出来，乔家才意外地遇见了曾担任六期入伍生政治部主任的胡靖安。
    乔家才与胡靖安之间，有点过节——乔本是死硬的反共分子，当“清党”初起的时候，乔家才认为校方立场不够明朗，于是写了一篇文章登在“黄埔日报”上进行攻击，结果胡靖安因此去职，回到蒋介石身边做副官。
    想起此事，乔家才多少有点过意不去，于是表示歉意。实际上，胡离开广州，是因祸得福，乔家才回忆说：“他（指胡靖安）自己也在踌躇满志的说：假如他不是在广州存身不住，来到上海，他就不会担任现职。现在同学们要晋谒校长，必须先通过他这一关。看起来，比在广州更加得意，益发显得神气。”
    胡靖安见到乔，很高兴，即令乔第二天来见他，原来，此时的胡靖安，已经与另一名军校同学蔡劲军搞起了“密查组”，替蒋搜集情报，见到当年的学生，岂有不用之理？乔回忆说：
    “胡靖安先生要我帮他一些忙，反正我闲着无事可做，立刻应允。他在法租界租好一间亭子间，给蔡劲军和我两个人居住，我们的伙食也由他替我们包办。蔡劲军先生有两套西装，身上穿着一套，墙上挂着一套，经常熨得笔挺。他穿上西装在街上走动起来，挺像个绅士。但他除去这两套西装之外，却连一只皮箱都没有。当然，他此我这个上等兵要强多了。我除了身上穿的一套蹩脚布中山装，可谓身无长物。”
        就在此时，乔家才与戴笠重逢。
    乔回忆说：“第二天胡先生规定我的工作，每天联络三个人，向他们要情报。三人之中有两位是带兵的团长。”
    另一位，就是戴笠。乔家才说：“骑兵营成立不久，开往苏州，正赶上校长下野，粮饷没有着落，营长沈振亚太太把首饰拿出来变卖，以维持伙食，有些同学不忍心呆下去，临时去找工作，维持生活。戴雨农先生在清党以前就认识胡靖安，胡先生正主持一部分情报，戴先生就去给他帮忙，搜集情报。”
    这项工作，对于戴笠来说再合适不过了，乔家才说：“戴先生对于上海的情形非常熟悉，胡靖安又需要上海的情报。他们两位本来在清党前后就打过交道，关系非常之好。现在胡靖安先生非借重他不可了，他负责租界方面的一切动态情形，因为校长住在法租界，这方面的情报就更显得重要。每天他交给我的东西，厚厚一迭，要比两位团长交给我的加在一起。还要多得多。当时我很奇怪，他的神通这么广大，用什么方法，从那里找来这么许多的情报? 仿佛全上海的大小各事，都非得经过他不可。
    回忆起当年“密查组”的生活，乔家才说：“每天我由法租界跑到闸北，再由闸北跑到南市，最后才和戴先生碰头。我们碰头的地点没有一定，每次见面，约定下一次的会晤地点，地点全部由他规定，有时在公共租界，有时在法租界。我的交通工具，除了电车，就靠两条腿，整个一上午都消耗在跑路上面。我把收到的情报带回法租界寓所，交给蔡劲军先生。下午，他坐下来整理这些材料，写成报告，用胡靖安的名字，呈给校长。蔡劲军先生真有一手，他写报告，规规矩矩，一笔不苟，不涂改一个字。报告写好，有时由我送到拉都路二十号，有时他自己带去。报告送到，我们一天的工作就算了。”
    对于这份工作，乔家才并不感兴趣，他说：“当时我不知道，这种工作就叫情报工作，也不懂得情报工作有多么重要? 我心里想，干这种工作和新闻记者大概差不多吧? 因此实在提不起什么兴趣来，连蔡劲军写好的报告，都没有仔细的研究过。干了一个多月，觉得像这样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杭州已经成立了学生总队，专门收容从广东来的同学，我该归队了，免得将来升学发生问题。我把我的意见报告胡靖安先生，他略加考虑，表示赞成，于是十七年一月间，我去了杭州。”

    按：1927年11月，蒋介石宣布黄埔军校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主校址设在南京，并令未毕业的六、七期学员在杭州集结，乔家才、唐纵等人都是在此时“归队”的。乔回忆说：“校长未复职以前，先在杭州成立学生总队，收容由广东北上的黄埔军校第六、七两期同学。总队长贺君山（衷寒），政治部主任邓文仪。总队下分三个大队，由伍诚仁、宣铁吾、陈明仁分任大队长。”

    1929年 2月24日，军校六期生在南京、黄埔两地分别毕业。因此，同为六期生，乔家才、唐纵有军校的文凭、戴笠却没有。
    毕业之后，“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科”负责人、军校学长黄珍吾请乔家才回山西联络军校同学，恰在此时，乔的母校、山西太原平民中学让他去当训育员，月薪80元，乔觉得条件很优厚，于是即回到太原，顺便帮黄做工作。
    半年之后，阎锡山酝酿反蒋，乔感觉继续在山西工作多有不便，于是与同学李封岚来到北平入私立民国大学，学政治经济学。
    此后，戴笠的特务处成立，派山西籍的军校五期生靳易夫回到山西进行秘密工作，靳即找到原本就熟识的乔家才，这样，乔家才就成为了特务处的外围人员，并再度回到山西，从事“地下工作”。
    1935年春天，乔家才被阎锡山的宪兵逮捕，当时，乔的大姨子正怀孕，受此惊吓，没几天就死了。
    关了 9天之后，乔家才经人保释逃出山西，经正太路到石家庄，就是这次认识了张桐岗。
    此后，乔家才回到南京，戴笠令他到杭州，入杭训班受训，因此前乔只能算是“运用人员”，要加入“组织”，必须接受特训班的训练。
    对此，乔很不满意，他心想：“受训可以增加新的知识，并不吃亏。可是我在太原坐了九天牢，带了八天脚镣，死里逃生，逃到南京，得不到半点安慰，也没有人问问我被捕的情形，却要我去受训。”
    乔家才说：“我觉得，我之受训，多少带点惩罚的意味。好像说山西宪兵逮捕我，是我的错误、罪过。就是被山西宪兵枪毙了，也是应该。越想越觉的不是味道，越想越难过。”
    在杭训班，乔家才是“插班生”，他说：“我在杭州，只受了三个月的训练，时间虽然很短，获益很多，许多理论和技术，都是闻所未闻。我才深深领悟到，从事这种非常艰难，非常危险的工作，不受训练，不但是瞎子扪象，扪不出真象，而且是盲人骑瞎马，非常危险。我以后逃过许多危险，克服许多困难，都是得力于这三个月的训练。”
    训练结束，乔家才正式加入特务处，换句话说，乔虽然是戴笠的同学，而且早在1927年就曾与戴笠在“密查组”共事，却迟至1935年才正式进入特务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乔家才不在“十人团”之列。
    在北平，乔家才会见的另外一个人，是当时一位年轻的社会名流、教育家张季春。
    张季春，本名张铎，字季春，以字行，1903年生，河北省张北县人。
    张季春毕业于保定天津工商大学，后任察哈尔第一师范学校（后改名为察哈尔省立张家口师范学校）校长。其时，正值察哈尔建省，张季春说：
    “察哈尔省的建置，不论在地理风土和居民种族上，都有它十分明显的特点。就前者而言，长城以北，土地荒旷，是一片广大的草原，虽然也建有县治，但主要的是盟旗地方；长城以南，则是原属直隶省（后改称河北省）口北道属的十县，而为一多山地带。就后者而言，北部居民以蒙族为主，南部居民多是汉族，汉蒙之间，不论在地域、风习、语文、生活诸方面，都有显著的不同，以致在心理上、感情上，不免有相当的隔阂。这对于省政建设和文化发展，均成为相当不利的因素。对于我们的国家，特别是国家的边疆问题，都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那时深深地看到了此一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决心贡献自己的力量，来为察省、为国家，作一点长远图治的根本工作!”
    为此，张季春在察哈尔第一师范学校创造性地设立了蒙旗师范班，开蒙汉学生同校学习之先河。他后来回忆说：
    “首先在民国十九年，我冲破了不少阻碍和困难，在我所主持校政的师范学校内，设立了蒙旗师范班，由各盟旗保送优秀青年子弟入学，接受按国家教育制度所进行的中等教育。从历史上讲。这是蒙族的中国青年与汉族的中国青年第一次的大会合，是蒙汉青年第一次共同的、平等的接受国家的教育，是中国青年第一次不分种族的学习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这中间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张季春强调说：“而这些蒙旗青年，历年毕业后，都回蒙旗，分别在教育、军事、政治和党务方面任职，后来发生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张季春此举，在当时是创造性的，对于促进民族融和起到明显的积极作用，一时间，还不到三十岁的张季春名声大噪，当年，国民党中央指派他为察省党务指导委员。张季春回忆说：
    “派我指导全省的党务，加重了我的责任，也便利了我工作上更多的开展，使我的工作热情，云涌奋发，信心更加坚定，把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全省的进步人士和青年，都亲切的和我站在一起，而察哈尔省政府，也给予我有力的支持和信任。”
    这时的张季春，已经是察省的一位知名人士了，当然也引起了戴笠的关注。张季春说：“民国二十二年春，我的好友张志端（景方）给我介绍一位很特别的朋友，那就是性情豪爽而心又精细的王雨人同志，他是军事委员会特务处（这是戴雨农先生当时负责的特工单位）派在平绥线的‘交通’。张景方请我无条件的给予王雨人全力的帮助和便利，我基于革命的道义，爱国的热诚，立即慷慨的答应。雨人对我的豪爽、热忱和义气，十分钦服，此后一直表示他念念不忘的感佩。”
    这是张季春帮特务处办的第一件事。
    对此，张季春说：“这奠定了与戴先生所领导的组织与工作，建立了良好而深切的关系基础，但也影响了我自己的前途和大半的命运，这诚然是一项重要的际会。”
    1933年 5月，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张季春逃到北平，并在北平设立了“察哈尔省党务临时办事处”。
    在北平，经王雨人介绍，张季春认识了特务处干部、当时供职于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江雄风，又经江转介，结识了特务处在北平的最高负责人——郑介民，这才是张季春正式与特务处发生联系的开始。他回忆说：
    “郑先生极诚恳的请我帮助他们，开展平绥线、特别是以张家口为重点的察哈尔省的地下工作，当时我和在北平的一些热心而有血性的察省青年同志，确实尽力的给与他极大的帮助。”
    1933年秋天，冯玉祥事败，张季春重返察哈尔。这时特务处在张家口建立外勤组织，以高荣为负责人，并请张季春给他以“适当的掩护和照顾”。张说：“高同志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的，我即请他到第一师范学校担任军训教官，这对他来说，确是一项十分妥适的掩护职业。继而高子欣又衔戴先生之命，介绍许守素（揆一）同志前来，我又聘他到一师任公民教员。”
    这是张季春帮戴笠做的第二件事。
    此后，名不见经传的马汉三继高荣为张家口站站长，许守素任书记。
    马汉三的任务极为艰巨，首先是张家口站的工作区域很大，远不是一城一地那么简单。张季春说：“这时张家口工作站的工作领域，实际上除了张家口市和察哈尔全省外，更重要的他还兼负平绥铁路全线，从北平到包头这一条漫长地带的工作。我在这一带，不论党、政、军方面和地方上，都有相当良好的社会关系，因而在工作上，得到很大的帮助和便利。”
    第二，当时的华北局势正处于巨变中，德穆楚克栋鲁普（以下简称“德王”）已经在蠢蠢欲动。张季春回忆说：
    “民国二十二年，日寇又攻占山海关，侵入承德、占据热河，并进攻华北，及诱胁内蒙各王公在百灵庙举行自治会议，随即设立区自治政府，实行高度自治，意图脱离中央政府之统治。在此项丑恶行动中，察哈尔省锡林郭勒盟西苏尼特旗亲王德穆楚克敦鲁普，实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而能发生重要之作用。日本关东军和日本特务机关都了解这一点，而要积极的利用他。最显明的事证，就是民国二十三年，他受了日本关东军嘱托（即顾问之意）于兰斋（满人）、陶克陶（蒙人）、金顺卿（蒙人）等的蛊惑、怂恿，而到伪满洲国觐见了傀儡皇帝溥仪，随即在百灵庙成立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进一步显示脱离中央政府而‘独立’的态势，也就是向日寇再靠拢了一步。”
    张季春说：“民国二十四年，德王在日寇的炮制下，组织‘军政府’，自任主席，吴鹤龄任政务院长，李守信任蒙古军总司令。对于这一个傀儡组织。日本关东军承允在军事上全力支持，在政治上不加干涉。德王等深受其迷惑，沉醉于日本人帮助蒙古人完成‘自治’的美梦中，而不觉其丑恶。但是，他们在另一方面，也不愿和我中央政府完全决绝。还想‘留有余地，准备万一’。因而就造成了当时政治上的一种微妙关系和特殊气氛。正好给我们在工作上加以运用。”
    张季春的这番话，说白了，就是德王要脚踩两只船，特务处要策反，两边各有各的想法。与德王周旋的，一开始是高荣，后来则是马汉三，而他们二人与德王之间的“介质”，就是张季春。他回忆说：
    “德王与吴、李二人，过去都和我有很好的友谊关系，而他们的左右，也有许多人是我的朋友，其中不乏明理笃义之士，既不直他们之所为，也深为他们的行险侥幸而担忧，因此常和我讨论这些事，使我对这一项阴谋，自始至终都明了其底纫。而且我所主持的察省第一师范学校中，蒙旗师范班毕业的学生，已有许多人在德王和吴、李属下任职，其中有几位经我特加推荐，已在军政府中担任了处长。这使我十分便利的，能以掌握到不少重要而具体的资料，得以向马汉三同志不断提供情报，并对他作详尽深入的分析。”
    张季春说：“不过，我的这些朋友和学生，当时还没有阻止这一阴谋发展的实力，而我中央政府，也因当时的‘特殊’环境，对此一阴谋活动不能压制。在这种情势下，只好把我蒙旗籍学生加以组织，使他们尽量‘打入’德王和李守信等的圈子里，掌握实职，形成力量，以深入的部署，作策反的准备。”
    就这样，通过张季春的社会关系，马汉三在察绥两省及蒙疆伪政权中，布下了一张盘根错节的情报网，这也为他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
    这是张季春为特务处做的第三件事，也是最关键的一件事。
    然而，由于张季春帮助马汉三编的这张“网”实在过于复杂，圈套圈、人挤人，存在的隐患很多。换句话说，就是安排的人太多了——我们平常都有这样的体会，比如你托人办事，只能托一个人，千万不能为一件事同时托几个人，否则准出岔。情报工作也是如此，绝对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筐里——后来察绥两省的地下工作被日伪一点突破，导致全线崩溃，亦肇因于此。
    当然，张季春并非职业特工，没有经过专门训练，出现这样的问题，情有可原。为此，张季春还受到时人的误解，他回忆说：
        “我之所以如此作为，完全是出于一片爱国热忱和反日寇、反汉奸的大义，以及工作的责任惑所驱使。但是当时有一些朋友，不明究竟，对我的作为不太谅解，责怪我为什么要把优秀的蒙籍青年学生，推介到德王和李守信那里去工作? 这真是‘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我行我素，不足以为外人道了。”
    为抚慰遭到时人误解的张季春，戴笠特地请他到南京去谈话。张回忆说：
    “当时深知我的用心，并对我的作为加以鼓励和赞助的，只有马汉三同志和戴先生。而且为了增强我的勇气，坚定我的志行，戴先生特于这一年（二十四年）的十二月底，专电马汉三兄，邀我到南京去相晤，这就形成了我和戴先生的第一次晤见。”
    与许多人一样，一见到戴笠，张季春便被其感染，并佩服得一塌糊涂，张回忆说：
    “我直到如今，还记得很清楚，此情此景，宛如昨日。我到南京后下榻于中央饭店，当日下午即和戴先生在鸡鹅巷五十三号相见。他给我的印象是：威严而诚恳，刚毅而亲切，对人有感染力和吸引性，每一句话都能扣紧人的心弦，使人不期然而然的对他发生一种真诚、正确、忠义的感觉，从内心里觉得，既不愿、也不能给他以反对或轻慢，毫不勉强的相信他是一位大可信靠的领导者。”
    张季春说：“他对我的家庭、生活、工作、信仰，询问得很中肯；对于德王与李守信方面的事，提出许多重要而深刻的问题，来和我研讨；对于华北，特别是察绥蒙的局势，也征询了我许多意见；我们谈得十分坦诚、融洽而畅快，当然谈到当时危疑震撼的华北之局势，我们都有十分沉重的心情，然而在沉重中我们交流着内在的赤诚和血性，在彼此所产生的自信、互信和共信，没有半点痕迹的建立了我们之间深厚的情感和道义。而这一份情感和道义，不被时间所冲淡，却是历久而弥真，使我至今还对他有深深的怀念和敬重。”
    当晚，戴笠“欢宴”张季春，作陪的两人，一个是戴笠的“影子”徐亮，另一个是当时刚正红得发紫的刘培初。
    饭后，戴笠与张继续“恳谈”，“言极中肯而意气豪发，使我对他有热忱充沛而永不疲困之感。”
    张季春说：“（戴笠）翌日上午约我长谈，对我今后的工作，作了重要而明确的决定，和坚定而有力的鼓舞，同时还热情的留我在南京游览数日。我因本身所负的校务和党务工作，不能在京久留，当即婉谢了他的盛意，并即向他辞行，说明下午就要离京。他送我至门前时，又问我还有什么建议? 我感念他的热诚，遂即向他进言，希望中央军校每期都能到边疆地区招生，这是使中央的军事政策和力量深入到边区，而能生根发展的最有效的快捷方式。为此他又和我立谈了许久，表示接纳我的建议，即向当局转陈。”
    告辞后，张季春回到中央饭店不久，戴笠又令徐亮代他前来送行，并奉上 200元“程仪”。在回忆中，张特别说明：“那时从南京经津浦、北宁、平绥三线铁路到察省张家口的头等火车票约值三十余元。”
    张季春说：“从南京回来，我尽心竭力，逐步完成戴先生所交付的任务，并协助马汉三同志工作。这时的心情十分愉快。工作甚为顺利。”
    1937年夏，张季春应召赴庐山暑期训练团教育组受训，被编为第十四大队，大队长即胡宗南。张回忆说：“戴先生特别介绍我和胡先生认识，因而在受训期间和胡先生作了几次恳谈，使我们也有了深深的革命契合。”
    恰在此时，七七事变爆发，张季春说：“我匆匆的回到察省，想组织一些抗战的实力，协助政府，保卫国家。然而时间太匆促了，敌势既猛且速，八月二十三日张家口已经失守，我和马汉三同志都到了绥远。不久，绥远也告沦陷，我即在伪蒙古军总部的掩护下，进行工作。我们的工作虽可得到德王和李守信的同情与协助，然而在敌我形势对比，我方显然处于不利的情形下，想使他们正式易帜举义，反正来归，那诚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张季春分析说：“不过彼此有相当的默契，他们以自我利益为中心，而与日寇虚与委蛇的情况，我们也十分的了解。认为他们总不失为一部可资我们利用的力量，而且当敌我形势扭转时，他们必然会成为加重我方实力的一个分量不轻的筹码。就在这一种默契下，我和他们相处得很融洽，我对我的工作和抗战前途，也具有坚强的信心。”
    特别要强调的是，张季春并不是军统的“在册”干部，但他却实实在在地当过军统的组长，甚至站长，他回忆说：
    “这年（指1937年）严冬来临时，基于工作的需要，我到北平担负一个工作组的责任，平津区的区长，先是毛万里同志，后来由马汉三同志担任，周世光同志一直担任书记。从这时到二十八年冬，虽然是在敌后日甚一日的险恶环境中，但是我们的工作做得多采多姿，成绩斐然。大家在乐观奋斗中。过着惊险紧张的生活。”
    这时，张季春暴露了，他回忆说：“民国二十八年五月，有汉奸向日本特务机关告密，日特发现了我方工作的线索，当时我得到日本特务机关内线的密告，从北平西城丰盛胡同的住宅中迁出，化名住进中央医院，这时北平的工作处在紧急的危险信号之中，但是同志们还是勇敢而负责的不停的工作着。”
    这件事，乔家才在回忆中也曾提及，他说：“有一天，季春发现他的寓所附近，有人在注意他，侦察他，这是一个顶坏的征候，赶紧避开，就在他避开的第二天，汉奸们果然去搜查他的住宅，预备逮捕他。按照一般情理讲，遭遇到这样的事故，有充分的理由，很可以离开北平，到后方去。但是他并不泄气，除了提高警觉，照常工作。季春的工作非常繁重，别人不敢去的地方，他敢去，别人不敢联络的人，他去联络，而他每月的报酬只有八十元津贴，这区区八十元仅够他乘坐黄包车的车费。他为什么要冒上危险，贴上金钱，担惊受怕，来干这种工作? 无疑地乃是受了纯洁高尚的爱国热忱所驱使。他认为书生报国，既不会扛枪杆，只有参加这种工作，对付敌人最有效。普通读书人，要他们参加实地战斗，并非一件易事，只有像季春这样的人，认识深邃，意志坚强，具有非常人的精神与勇敢，才肯做平常人所不肯做、不敢做的傻事。”
    由于张季春为军统做出的特殊贡献，戴笠令乔家才，到了北平之后，务必前往拜候张季春，当面表示感谢。
    对此，张季春铭记在心，许多年以后，他在回忆中说：“戴先生对此一情势，非常关切。派乔家才同志前来视察和慰问，这是一项十分恰合时宜给同志们打气的措施，在十分紧迫的险局中，他对同志们发生了镇定的作用。”
    乔原本就认识张季春，对张亦是推崇备至：“季春兄是察哈尔省的第一流人物，张北县的世家，七七以前，他任察省最高学府师范学校的校长，桃李遍全省。他的潇洒风度，诚挚个性，和他处处表现书生本色，又处处显露侠义心肠，使他成为一个卓越的领导人物。敌人的铁骑冲破了他的安静的生活，使一个温文儒雅的教育家，一变而为冒险犯难的秘密工作者。”
    乔家才回忆说：“我们好久没有见面，有许多话要谈，有一天，我们两人在新街口洗过澡，散步街头，一边走，一边谈，谈谈走走，走走谈谈，越谈话越多，不知不觉，已经走到前门，这是一段很长的路子。七月天气，在北方正是顶热的季节，结果我们出了一身大汗，只好再到前门外洗个澡。”

ys1937

华北崩溃，祸起平津——出事了

    北平有个相面的术士，叫“钓金鳖”，非常出名，张季春脱险以后，友人陪他去找“钓金鳖”，测测吉凶，一见面，“钓金鳖”就说：“好危险呀！你刚刚脱离险境，还有点余波，不足为患。”
    大家听说这事以后，都觉得“钓金鳖”神乎其技，乔家才回忆说：“当我回到北平，北平的朋友们正在谈论这件事，桐岗颇感兴趣，他要请客，一定约我去看看相。钓金鳖的相金定的很高，每个人看一次要十元钱，几乎够一个普通人一月生活费。有天晚上，纪元、桐岗和我三个人去看钓金鳖，我们说是做生意的，他硬说不是。他说我最近要遇点小的惊险，一过秋分就没有事了。”

    按：1939年的秋分，是 9月24日。

    对此，乔家才说：“我不相信看相算命这一套，命运操在自已手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切的成就，都是由奋斗辛苦换来的，绝不能凭上相和命，坐在家里，就能够得到你的愿望。不过在无聊的时候，看看相，也是解除寂寞的一种方法。”
    乔还回忆说：“看完相，大家扯闲天。钓金鳖说北平汉奸们的气色都坏透了，有少数气色很好的，却又好的过火，像要爆炸似的。以他的看法，北平的局面维持不了多久。一个江湖相士，在北平那样环境，居然敢大胆地说这种话，真是不容易的。北平有好几个大汉奸，都非常迷信钓金鳖，每一个月至少接他到家里去一两趟，看看气色，因为这样，钓金鳖可以得到许多重要的消息，纪元兄又从他那里取得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此时，戴笠令马汉三赴香港会面，北平区暂由副区长周世光负责。
    对于自己原来的这位搭档，乔家才再熟悉不过了，他说：“世光对于工作非常积极，过去的许多计划都没有成功，但是他们不怕失败，再接再励，失败一次，再来一次，永远不知道气馁，这种精神是值得称赞的。我从天津回来的时候，他们正计划制裁汉奸头目王揖唐，虽然又是一次失败，可是我亲眼看到他们工作进行的种种情形，充分证明他们对工作的热忱和勇敢。”
    乔家才说：“王揖唐同另外几个汉奸在和平门外师范大学，举行一次教育方面的集会。起先打算在开会的地点装置一枚炸弹，因为戒备太严，无法下手，而且那样着手，伤人必多，也不是惩罚汉奸的目的。最后他们决定采取公开袭击的办法，也许会有几位同志牺牲，可是在大街之上，众目睽睽之下，去袭击一个大汉奸，的确是一种惊天动地的举动，可以使汉奸丧胆，可以振奋人心。那一天，我们有五个同志，各怀一支手枪，隐藏在和平门与师大之间，等待开会完毕，王揖唐的汽车经过时，四面袭击。没有料想到，王揖唐并不从和平门进城，他们的汽车开出师范大学以后，不向北开，却向南驶去，使这一次的计划又成泡影。”
    乔家才说：“在我们同志中，最可贵者就是能够开诚布公，倾谈各种问题，即使意见相左，也不伤情感。我觉得世界上最难得、最密切的，莫过于共患难的朋友。所谓同舟共济，生死相依，只有在实际的生活中，险恶的环境里，才会体验到这种友情是真实的，珍贵的，值得留恋的。”
    至此，乔家才在北平的公事已了，9 月中旬，乔家才离开北平，赴“视察”山西工作，路上，顺便看望了河北的保定和石门两站的“同志”。
    石门的工作，令乔家才极不满意：“石家庄的工作布置，重心应当放在市区，不应当放在太行山游击区，可是站长陆祝尧同志和电台都在太行山上。在市区得到的每一件重要情报，等到送往太行山，由于辗转耽误，他的价值会损失的一文不值，所以我主张赶紧把电台从山上移到市区以内。”
    留在市区的，是石门站副站长锁赓元。乔家才说：“市区的工作由副站长锁赓元同志负责，他是石门警察所的巡官，有很好的身分掩护工作。由市区上太行山，必须等待山上的交通回来，才能领路。我同市区内的同志都谈过话，不愿意在石家庄久等，所以决定，两个星期以后，从太原返回来，再上太行山，请锁副站长预先同交通约定好，在石家庄等我。”
    9 月17日，乔家才回到自己的家乡山西，准备在太原会见他的同乡兼好友，军统局山西站站长薄有錂。
    太原已经沦陷很久了，乔家才说：“太原的街道没有多少改变，不过市容却有些两样，在古老的店铺中间，夹杂着许多日本式的门面和招牌，不三不四，看起来顶不顺眼，情调格外不调和，这就是侵略者的杰作吧。当天晚上，按照重庆告诉我的地点去接头，头一处是日本人的住宅，连门都不敢叫，赶紧走开。要不是我在门上仔细观察一番，猛然就去叫门，定准会叫门叫出鬼来。”
    乔家才说：“第一个接头地点既然没有结果，只好再去找第二个接头地点，谁知开门的是一个老太婆，凶神似的，蛮不讲理，我刚开口问到接头人的姓名，也不知道他听清楚没有，恶狠狠地硬说没有这个人。我低声下气，再问一声，他老人家，睬都不睬，砰的一声，把门关上，碰了一鼻子灰。回到旅馆，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左思右想，觉得太不顺利，这一趟回太原，恐怕白跑了。旅馆不便久住，明天再去碰碰运气，如果再无结果，那就只好返回石家庄再说。”
    次日，乔又去敲门，结果被那个老太婆又是一顿臭骂，骂得乔“七窍冒火”，“只好拖着失望的腿，离开那个矮小丑陋的小门”。
    薄有錂见不到，更糟糕的是，乔家才身上没钱了，他回忆说：“这次回到太原，万没有想到接不上头，所以没有多带钱，除去旅馆的开销和返回石家庄的车票钱，仅剩下七角钱，这少数的钱必须维持两天的生活。这一天的午餐，买了三个烧饼，用开水送下肚皮，晚间只能吃一碗炸豆腐，两个芝蔬烧饼。炸豆腐是太原市的消夜食品，味美价廉，一个锅里煮着油炸豆腐，上面有肉丸子、烧肉条、海带、鸡蛋等，一角钱可以吃一碗炸豆腐，要想吃肉丸子和鸡蛋，需要另外加钱。这种炸豆腐，汤很不差，加上作料和香菜，泡上薄芝麻烧饼，味道好极了。”
    乔家才说：“我嗅着肉香，真想吃块烧肉，吃个肉丸子。当我走到大街上，老远望见桥头街上聚集着很多人，再走近些，才看出敌人在拦路检查行人。原来今天是九一八，敌人恐怕暴动，搜查行人身上，是否携带武器。我为避免麻烦，只好多走几步路，不走大街，专走僻静的巷子，避开检查。”
    9 月19日，乔家才离开太原，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回到石门。他回忆说：
    “到了石家庄，我才吃了一餐饱饭，仍旧住在锁同志家里，等候交通来领路，太行山看陆站长。这次到太原去，出乎意外的别扭，因而想到钓金鳖说我有点小麻烦，一过秋分就没有事了。我问锁同志和他家里的人：‘那一天是秋分? ’他家没有日历，没有一个人回答我。在石家庄住了两天，第三天吃过晚饭，大家正在聊天，我又问哪一天是秋分。他们都很奇怪，反而问我为什么老问秋分呢? ”
    乔家才实话实说：“在北平有位看相的朋友说我的运气不太好，过了秋分就好了。这次到太原，白跑一趟，着实呕气，看看是不是秋分已经过了。”
    乔话音刚落，石门警察所来了个人，叫锁赓元去一趟。
        当时，大家谁都没当回事，乔家才说：“大家以为有什么事情要他去做，都没有在意。”
    还不到半个小时，锁赓元的哥哥慌慌张张地跑来，说：“赓元被日本宪兵队扣留啦！恐怕要来家里搜，你赶紧避开吧。”
    乔家才回忆说：“我嘱咐他们，不要慌张，赶紧把所有的文件毁掉，然后离开他的家。我必须通知其他同志，使他们知道锁同志已经被捕，作万一的准备。”
    乔家才说：“我先去看一位比较重要的同志，他的公开职务是一家电影院的经理。那家戏院正在放演义务电影，门口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还有高丽人。我向一个中国人说，要进去找经理，他是一个东北人，给我一顿臭骂，把我赶走。”
    “离开影戏院，再找一位火车站当工头的同志，他可以给另外两三位同志送信。时间已经很晚，路上行走，已经不很方便，就挤在他的土炕上，瞪着两只眼睛，挨过一夜。天亮以后，吃了一些早点，再到电影院，看那位经理同志。”
    乔家才回忆说：“我上了影戏院楼上，找到经理的房间，门是锁着的，从门缝向里面一瞧，桌上放着一块吃了一半的大面包，看情形，也许是昨晚有事出去，没有回来。我又找到电影院的办公室，有三个人正在工作，我请一位出来，问他们的经理在不在。他告诉我，已经被日本宪兵队捉去三天了。”
    乔尽可能保持平静，说：“因为什么事情被人家捉走? ”
    对方说：“听说是嫌疑吧? ”
    乔说：“你们也应该想法子保一保，该花钱，也得花点钱。”
    对方说：“是的，我们正在想办法。”
    乔回忆说：“等他说完，我告辞下楼。走出影戏院，用极快的步子，转了好几个弯。好险啊，假如敌人派人守候在电影院，我不是自投罗网吗。锁赓元同志被捕，按照情形推断，可能还是受他的牵连呢。”

    按：回想起头天晚上，那个“东北人”，“一顿臭骂”，把乔家才赶走，包括乔在山西太原接头的时候遇到的那个老太婆，“恶狠狠地硬说没有这个人”，都是十分反常的举动。事后想起来，这些人不一定有恶意，反而有可能是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向乔家才示警，告诉他赶紧走，远离是非之地。

    乔家才回忆说：“时间还来得及搭北上的火车，赶紧跑到车站，好不容易挨次买到车票，脚还没有跨进站台，北上的平汉车已经在蠕动，三步并两步，跑进站台，火车已经开快了，眼巴巴地望着列车驰出车站，无法爬上去。下一班列车要等到下午三四点钟才开，只好找一个旅馆呆下来。这是一个很长的白天，我越希望时间过得快一些，偏偏它不愿意前进，好像一分一秒都要歇一歇，买了两份报纸，躺在旅馆的床上，看完一遍，再看一遍，连广告都看了两遍，太阳仍然高高地挂在天空，好像一点也不移动，看样子她真懒得往西边走了。我从来也没有过过这样长的日子，一直等到上了火车，一颗心才定下来。”
    好不容易回到北平，已经是 9月24日的凌晨了。乔家才回忆说：“回到家里，首先掀开日历看看，今天正是秋分。”   
    次日一早，乔家才给重庆拍了两份电报，“一份电报报告石家庄所发生的不幸情况。另一份电报告诉他们，太原的接头地点靠不住，我接不上头，空跑一趟。”
    9 月27日就是1939年的中秋节，整日里东奔西走的乔家才，很难得地在家里过了个节，他回忆说：“在北平度过民国二十八年的中秋，妻因我在家里共度佳节，非常愉快，兴趣特别浓厚。”
    然而，不幸的消息接踵而至。
    乔家才说：“中秋节过后第三天，传来一个极不幸的消息，天津的曾澈兄和资一兄被敌人宪兵队逮捕了，逮捕的详细情形不太清楚。”
    这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九二八”大逮捕，先是“忠义救国军北方支队”的王文被捕，接着 9月26日天津站站长曾澈被捕，随后天津站几乎被日伪一扫而空，组长陈资一、“军事专员”郑恩普均被捕。
    郑恩普，大家应该还记得，曾与另一位老军头傅丹墀一同协助陈恭澍搞吉鸿昌的情报，我们前面说过的。
    据陈恭澍回忆：“郑恩普先生，河南人，早年参加樊钟秀的‘建国豫军’，十九年曾任新编第三军军长。”
    因“吉鸿昌事件”，郑恩普和傅丹墀一起加入了天津站，郑后来娶了天津站的女情报员杨玉珊为妻。
    陈恭澍说：“杨玉珊小姐精明干练，勇敢沉着，由于本案的杰出表现，成为我们工作上的优秀干部。因为她是天津情报组的联络员，经常与郑恩普接近；在郑恩普负责的军事组建立之后，天津站仍派杨玉珊与军事组联络，因是之故，郑、杨之间日久情生，遂结为夫妇。其后，他们夫妻患难与共，恩爱逾垣，是一个美满的家庭。”
    抗战爆发之后，王若僖等人组织“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郑恩普受军统委派，常驻该会，处理日常工作。
    在乔家才不久前赴天津“视察”的时候，曾会见过郑恩普。他回忆说：
    “抗战初期，天津英租界有一个中央核准成立的抗战组织‘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曾澈兄陪我访办事处时，只会晤到王若僖和郑恩普，郑恩普经常在那里办公，成为办事处的台柱。那时他四十七岁，我三十四岁。我们虽是初次见面，但却一见如故。工作进行虽然困难，彼此仍是充满信心。”
    从乔家才的叙述看，郑恩普出生于1892年，属于老前辈了。
    郑恩普曾在北平“晋谒”过孙中山，乔家才回忆郑的经历时说：“郑恩普早年作过王天纵的学生队队长，后参加樊钟秀的‘建国豫军’，这个名称是国父给他们的。樊钟秀很了不起，他的队伍可以从河南一直打到广东，帮助国父讨伐陈炯明，再从广东打回河南，这么长的路程，经过数省，一点损失也没有。军队团结力之强，可以想见。郑恩普参加过这样的部队，他的军事经验素养，自然不同凡俗。十四年（一九二五）国父北上，他在北平晋谒国父。国父病已很沉重，因为他是建国豫军的重要将领，慰勉有加。”
    乔家才说：“郑恩普被捕后，押在北平炮局胡同监牢里。遭受日本宪兵队非刑拷打，逼取口供，多次毒打，他执节不屈。最使他难以忍受的，是往肚里灌水，灌到肚涨如鼓，一人站在肚上蹦跳，肚痛欲裂，痛苦万分，但也没有逼出一句口供。”
    在审讯中，日本人说：“日本人来中国，旨在中日两国共存共荣，你为什么要反日? ”
    郑听了说：“日本侵略中国，荣的是日本，亡的是中国，什么共存共荣? 假如中国侵略日本，中国军队践踏日本东京，日本必然也要抗战。你如果不抵抗，你就不是日本人，是不是? ”
    郑恩普接着说：“你们可以摧残我的身体，不能屈服我的意志。”
    据乔家才说：“郑恩普浩气凛然，日本宪兵队终于敬服，以后才不再用刑。”
        抗战胜利以后，郑恩普出狱。
    在“九二八”大逮捕中同时被难的，还有天津站北宁组组长石慧麟。
    石慧麟，祖籍山西大同，1912年生于河北保定。
    据石慧麟的女儿石咏琦回忆：“父亲（字辉园）19岁就在南京加入国民党，他是1932. 9-1935. 7 毕业于南京警官高等学校正科19期，当时的校长是陈又新。”
    石咏琦所说的“南京警官高等学校”，即戴笠与李士珍你争我夺，闹得不休的那个“中央警官学校”。
    说到“警官高等学校”，其实并不在南京，而在北平。
    这话一说又长了。
    在前清，中国还没有“警察”的概念，地方治安事务由军人统管，在北京，由步军统领衙门负责，全称为“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即俗称的“九门提督”。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因慈禧太后已出逃，北京处于无政府状态，乱得一塌糊涂。八国联军遂将北京按驻防地点分区划片，并临时招募了一些“巡捕”，维持治安。其中，日本军队方面的“顺天府日本警察衙门事务长官”叫川岛浪速，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机会，于是找到清政府留守的“全权大臣”庆亲王奕劻，与他签订了一个“合同”，试办“警务学堂” 5年，由川岛任“监督”，这样，川岛浪速就成为中国近代警察教育的拓荒者。
    同年，奕劻成立北京警察厅，任命为川岛浪速为总监，二品顶戴。中国的首都，警察大权居然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与英国人赫德担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45年，其滑稽程度差相仿佛。
    此后，肃亲王善耆负责警政事务，因他与川岛浪速原本就是好友，遂将自己的一个女儿送给川岛做养女，后改名为川岛芳子。
    1905年，川岛浪速与奕劻签的“合同”到期，大清国收回“警务学堂”，改为“高等巡警学堂”，至此中国警察教育始脱离外国人的操纵。
    1912年，民国成立，内务部又将“高等巡警学堂”改为“警察学校”，至1914年结束。此后，民国就没有统一的警政教育了，再加群雄割据。各省警政遂自行其是。
    1918年，北京政府内政部警政司长王扬滨，根据民国元年颁发的《专设警校统一教育》的规划，建议设立“警官高等学校”。当年 2月，以原“高等巡警学堂”、“警察学校”为班底的“警官高等学校”奉准成立，校址在北平东城北新桥。王扬滨辞去警政司长职务，专任“警官高等学校”教育长。  
    十年之后，1928年，北伐胜利，国民党在名义上统一中国，王扬滨遂建议将“警官高等学校”迁至南京，此说正合国民党之意，于是即开始筹备此事，连南京的新校址都选好了。
    恰在此时，东北易帜，北平成为东北军的地盘，在张学良的建议下，国民党任命东北军旅长鲍毓麟为北平市公安局长兼内政部警官高等学校校长，迁址一事遂成泡影。
    1933年初，热河沦陷，北平危如累卵，迁址一说再起，这时，内外交困的张学良再也无法阻止南迁一事，鲍毓麟遂辞去警官高等学校校长一职，由南京方面委派陈又新为校长。
    1934年 3月，警官高等学校终于迁到南京。1936年 4月，陈又新去职，李士珍继任警官高等学校校长。李曾赴日本留学，专习警政，后又赴欧美考察，很想在这个位置上大干一场，于是他向蒋介石建议：“仿照中央军官学校与中央政治学校之例，将警高改为中央警官学校”。
    1936年 9月 1日，“中央警官学校”成立，蒋介石自任校长，以李士珍为教育长。
    蒋同时决定，将戴笠任政治指导员、赵龙文任校长的浙江警官学校合并到新成立的“中央警官学校”，其在校学生列为“中央警官学校”正科第三期。
    问题在于，戴笠也在觊觎这个位置，现在居然落入李士珍之手，岂能善罢甘休，于是四处活动，最终，在校长蒋介石之下，成立了一个叫做“校务委员会”的机构，成员包括戴笠、王固盘、李士珍、赵龙文和酆裕坤先生，而以戴笠为主任委员，总算出了一口气。
    石慧麟是“中央警官学校”正科19期毕业，所以他入校的时候在北平，到毕业时时候却在南京。因此，乔家才说石慧麟系“北平警高毕业”，也不能完全算错。
    石毕业以后回到北平，任北宁铁路警察署教练厅教官，抗战开始以后，任北宁铁路局前门警察段段长。此时，石慧麟已经加入了特务处，并任北宁组组长。在“九二八”大逮捕中，石亦暴露被捕。石咏琦回忆他父亲时说：
    “他常常说起以前被日本鬼子抓起来关在监狱里的事情，那时候狱中受拷打酷刑的时候就是读文天祥的《正气歌》，据说是我爷爷卖掉两条街的商店才把他给救出来 ( 买出来 )的。”
    同时被捕的陈资一，则于不久被枪决，享年41岁。
    此后不久，军统局派倪中立前来恢复天建站，不久亦被捕就义。
    至此，我们所能叫出名来的天津站被难人员为 4人：王文、曾澈、陈资一、倪中立。
    在这里，我们还要说到天津站的一个交通，即我们俗称为“女特务”的那种人。
    这个人叫张秀君，安徽合肥人，临澧特训班毕业后被派到天津站当交通员。乔家才说：“她和马坤杰一同到达天津，马担任内勤，她负责交通，传递重要情报及电报。抗日杀奸团和天津区联系，由她负责。”
    倪中立就义之后，军统又派张家铨继任天津站站长，不久亦暴露，幸亏张秀君得到消息，张家铨仅以身免。
    乔家才回忆说：“这一天，她给抗团送一份电报，不知道接头处已经出了毛病，日本宪兵队派人守候在那里等着抓人，去一个捉一个。当她一只脚踏到门里，就感觉到情况不妙，正想退出来，已经来不及了，守候的人不准她再出去，要她坐在沙发上。张秀君最担心的，是身上携带的一张电报纸，如果被敌人搜出来，不就是杀头的证据吗? 幸好守候的人并没有搜她身上。她必须赶快加以处理，她坐的沙发已经破烂，乘着看守的人不注意，她沉着坚定非常机警的把电报揉成一团，塞在沙发的破洞里，这才放了心。坐到傍晚，她被押送到日本宪兵队。再搜查一身上时。已经找不到任何证据了。”
    在审讯中，日本人问：“你在抗日杀奸团担任什么职务? ”
    张秀君装傻说：“我是老百姓，不是甚么团。”
    “那么你去抗日杀奸团的机关去干什么? 明明是抗日分子，还想狡辩吗? ”
    “太君! 我是找朋友找错了门牌，我的确不抗日呀? 更不知道甚么机关。”
    日本人大怒，狠抽了张秀君两记耳光，打得张“天翻地覆”。
    乔家才说：“她曾面向墙壁站在那里，不准动一动。一站半天，站得两腿麻木，感觉到天昏地暗，真不是味道。她这个没有证据，没有其他牵连的女孩子，审讯不已，要想在她的身上压榨出些什么，居然剥去上衣抽打，最后压杠子，几乎把她的两腿压断，压得她死去活来，仍然没有什么口供，敌人也无计可施。”
    乔家才说：“一连刑讯两个星期，压榨不出什么，才停止用刑，张秀君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在天津日本宪兵队关了三个月，移送到北平敌军司令部，经过一次五人军法会审，以抗日罪嫌，判了她三年徒刑。这次会审，被审判的只有三个人，又都是临澧训练班的同学，一位是吕继望，一位已忘记姓名，她们三个人系三个案件，没有牵连到一起。宣判完毕，送到炮局胡同的监牢里执行。”   
        抗战胜利以后，张秀君出狱。
    短短的几天之内，天津站全军覆没，作为军统局的派赴华北视察的“大员”，乔家才必须要考虑下一步的工作了，他认为：“天津同北平的距离太近，息息相关，那里一出毛病，立刻可以影响到这里。北平必须避一避风头，有些无必要的行动工作，需要立刻停止进行。”
    乔家才回忆说；“我把我的意见告知世光，他表面上表示接纳了我的意见，暗地里却仍在进行他的计划。他打算，无论如何也要打死一两个汉奸。”
    周世光所依赖的行动人员，是不久前刚刚由重庆派来的李广和。
    据李广和的下级、军统干部李俊才说：“李广和是山西襄垣县人，其家早年就信奉天主教，祖上是大地主兼大商贾，其胞兄李德和曾在山西为阎锡山搞盐务多年，李曾留学比利时，能操不熟练的法国语，听说返国后曾任过阎锡山的私人秘书或顾问。1939年被戴笠派至北平搞地工，据李自称，当时戴笠给了他一个军事委员会军事特派员的名义。”
    乔家才证实了李俊才的说法，他回忆说：“李广和，山西襄垣县人，住过太原的外国文言学校，他哥哥李德和办过盐务，因此李家在地方上颇有势力。李广和豪强霸道，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土豪劣绅。抗日战争蔓延到山西，他不敢待在家里，跑到武汉。因为他是天主教徒，雷鸣远神父把他推荐给委员长，委员长批交戴雨农先生运用。李广和表面看来，笨头笨脑，说起话来，好象很老实，实际他能把没有的说成有的，还会使人深信不疑。他向戴先生说，他在华北能联络游击武力，于是以军事特派员名义，派到北平工作。”
    李广和虽是乔家才的同乡，但他并非黄埔出身，因此乔原本并不认识他。乔回忆说：“二十八年夏天，我回华北视察工作，经周世光兄介绍，我才认识了他。”
    周世光私下里向乔家才抱怨说：“李广和以军事特派员来北平联络游击武力，实际上连个鬼都联络不上。他向戴先生乱吹牛，结果一筹莫展，无法交代。不过他很胆大，所以要他做北平区的行动组组长。”
    对此，乔家才认为：“无论如何，一个人敢在敌区工作，总是值得赞佩的，我对李广和也不例外。九月间，天津失事，区长曾澈被捕，北平的环境也非常险恶，我一再阻止周世光兄进行行动工作，以策安全。我又告诉李广和不要轻举妄动，有甚么计划，希望他先告诉我，再考虑进行与否。”
    此时的乔家才，当然还想不到，许多年之后，他的一条老命，差一点就断送在李广和手中。
    对于周世光，乔家才非常担心，他认为：“照他（指周世光）那样干下去，会使北平的环境更为恶劣，势必招致一个极大的危机。此时为了北平工作的安全，必须立刻把世光调走，于是我于十月三日给重庆拍了一份紧急电报，报告天津工作被破坏以后，北平的危险情况，建议立刻把世光调回重庆。”
    同时，乔家才准备自己去天津，恢复天津站。“根据革命者应当向危险方向走去的原则，我愿意到天津去，设法恢复那里的工作，察绥的工作尚未视察，请世光在回重庆途中，顺便代替我看看，然后由绥西返回重庆。同时为了防止北平可能发生危险，希望给我适当的权力，处理人事上的紧急问题。”
    几天后，长期在河南工作的刘艺舟来到北平，准备接替马汉三的北平区区长职务。
    刘艺舟，1893年生，河南修武人，军校六期毕业。
    除了郑恩普，刘艺舟几乎是军统当中岁数最大的了（估计也是所有黄埔六期生中年龄最长的，1926年入学的时候已经34岁了，当时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才28岁）。
    刘艺舟是力行社的外围组织复兴社的骨干，1932年就以“黄埔毕业生调查处”的名义被派回开封工作，当时的负责人是河南省保安处副处长、军校一期生萧洒，此后，萧洒成立“河南复兴社委员会”，并自任“主任委员”，后由刘艺舟接替，该会“秘书长”即前面多次说过的尚振声。
    特务处成立以后，戴笠成立河南站，正、副站长即由刘艺舟、尚振声分别担任。
    西安事变之后，岳烛远接替了河南站站长。河南站副站长尚振声，在抗战开始后被调到京沪区任副区长。
    乔家才回忆说：“当时军统局河南工作的负责人为刘艺舟，艺舟和戴先生是黄埔六期骑兵营同学，过从素密，交情很厚。河南为四战之地，民间武力强大。战争爆发后，艺舟想运用民枪组织游击部队，拥保安处副处长一期同学萧洒为司令，他为副司令。但是事先没有报告戴先生，未经戴先生允许。后来戴先生据报。说他组织游击队。一再命令制止，他已骑虎难下，没有立刻停止活动，结果，以违抗命令，把他同萧洒一齐关起来。”
    不久抗战开始，戴笠将另一个河南籍的军统重要干部杨蔚调到河南，继任省保安处副处长，同时兼任河南省会警察局局长。乔家才说：
    “我于民国二十七年到河南督察工作时，在开封看到杨蔚兄，他正担任这一项工作。因为他取代了萧洒的保安处副处长职务，河南部分黄埔同学对他颇有误会，以为萧洒和刘艺舟被关起来，与他有关系。其实，这是很冤枉的，因为此事发生时，杨蔚并未参与河南站的工作，戴先生决定处分萧、刘两位，他也不知道。可是，从此刘艺舟和杨蔚之间，终于造成了一些隔阂，这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此时，戴笠将刘艺舟放出来，接任北平区区长。
    乔家才回忆说：“世光对于行动工作，越来越积极，我尽了最大的力量，劝阻无效。没有过几天，河南刘艺舟兄来到北平，他是来接任北平区区长的，此时北平的情况已经非常紧急，风声鹤唳，艺舟兄希望我督促世光，早点交代，好另行部署。”
    乔家才说：“因为汉三兄奉召赴香港，办理移交手续，自然是世光的责任，但是世光正在积极地进行他策划的行动工作，延迟了移交的时间，而我又没有奉到监交的命令，故只能劝说，不能作更进一步的干涉。我告诉世光，我已无逗留北平的必要，打算很快离开。”
    临行，周世光找到他，问道：“你既要离开北平，对我有什么批评? ”
    乔家才听了说：“局本部既然派艺舟兄来接任区长，你就应该代表汉三，赶紧移交清楚。你已经被敌人抓去过一次，我不主张你仍旧留在北平。为了工作，为了你个人的安全，都应当避避风头，赶紧到后方去。”
    周说：“我也知道在北平呆下去，非常危险，可是过去的行动工作，没有一次做成功，这几年来，成绩毫无，实在无脸面回重庆。我总想完成一件工作，然后光荣地回去。”
    乔继续劝说道：“你的想法，我不认为正确。你的成绩再好，回去也是周世光，再不好仍旧是周世光。你要知道，你在北平工作了四年，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所以你现在回去，并没有什么不光荣。”
    周说：“老实告诉你，我现在正进行一件工作，一旦成功，我就不会留恋北平了。”
        乔听了警告说：“现在北平的情况如此恶劣，危险万状，绝对不能再干任何一件行动工作，你不接受我的忠告，一定会闹出乱子来，会后悔的。”

ys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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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些日子和“老爷叔”几位朋友对戴笠的军衔一事有些不同看法，现在得万千人先生的回信，公布如下：

戴笠军衔的问题
2012年1月17日

    1945年3月8日，戴笠实授陆军少将军衔，同一批的，比较出名的有孙立人、后来当过天津市长的杜建时，冀东保安队的张庆余，军校一期的学长黄珍吾，二期的学长田载龙。
    这是任官军衔。用白话说，即不管你以后任何职，这个军衔可以“带走”的。
    但在实际上，自1938年军统局成立，戴笠即以副局长挂少将军衔，因为这个职务就是少将级的军官（此前戴笠曾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上校军衔）；同理，1943年之后，军统的挂名局长贺耀祖调任重庆市长，蒋介石未再派其他人挂名，以戴笠为军统局代局长，挂中将军衔。
    这是任职军衔，不作数的，从理论上讲，戴笠如不再担任这个职务，他就失掉了将官的“阶级”。
    同理，沈醉在军统当处长、他就是少将；侯桢祥在他手下当科长，那就是上校。如果换了“单位”，不保证有这个“阶级”。
    1946年6月11日，戴笠被“追赠”陆军中将，这倒是实打实的，可惜他已经享受不到这份待遇了。

邱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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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3月8日，戴笠实授陆军少将军衔，同一批的，比较出名的有孙立人、后来当过天津市长的杜建时，冀东保安队的张庆余，军校一期的学长黄珍吾，二期的学长田载龙。
    这是任官军衔。用白话说，即不管你以后任何职，这个军衔可以“带走”的。
    但在实际上，自1938年军统局成立，戴笠即以副局长挂少将军衔，因为这个职务就是少将级的军官（此前戴笠曾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上校军衔）；同理，1943年之后，军统的挂名局长贺耀祖调任重庆市长，蒋介石未再派其他人挂名，以戴笠为军统局代局长，挂中将军衔。
    这是任职军衔，不作数的，从理论上讲，戴笠如不再担任这个职务，他就失掉了将官的“阶级”。
    同理，沈醉在军统当处长、他就是少将；侯桢祥在他手下当科长，那就是上校。如果换了“单位”，不保证有这个“阶级”。
    1946年6月11日，戴笠被“追赠”陆军中将，这倒是实打实的，可惜他已经享受不到这份待遇了。ys1937 发表于 2012-1-18 11:53

是的，当时的军衔分两个系统，一个是职务军衔，一个是经过铨叙厅正式叙任的军衔。孙立人职务军衔早就是中将，但他与戴笠同一批晋升为正式军衔少将，戴笠的职务军衔也是中将。戴，特工之王，平生不肯轻易照相，但有穿戴中将服的照片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