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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楼
发表于 2012-3-1 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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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雨农重建沪区二套班子
此时,聚集在王天木周围的军统叛徒越来越多,除了陈明楚之外,还有林之江、何天风、谭文质等人。此后,王做天津站站长时招募的几个行动人员、如马河图、岳清江、丁宝龄等人也随之落水。一时间,在“七十六号”中隐隐然地出现了一个以王天木为首的“军统派”。
上海的形势恶化至此,戴笠知道,自己的一张王牌,是打出去的时候了。
这张王牌,就是已被冷落许久的陈恭澍。
陈恭澍已经回到重庆好几个月了。
——1939年 3月31日,陈恭澍率部在河内“制裁”汪精卫,结果“误中副车”,随即接到戴笠指示,令其速回重庆。
怀着沉重的心情,陈恭澍乘船来到香港,准备从这里坐飞机回重庆,他回忆说:
“今年年初,奉召从天津转上海到香港,和这一次奉召从河内经海防到香港,虽然一样都是单人孤旅,海上来去,却是逈然不同的两般心情;来的时候是满怀希望,无限信心,回去的时候则恍然若失,一片渺茫。失败之苦,是非常折磨人的。前文说过,我有勇气承担的责任,这可不是一句充门面的话,实际上,既然自知失误,有辱使命,当然责无旁贷,也就只有准备接受工作检讨,该责该罚,悉听上级处分了。”
陈恭澍说:“可是这一次的失败,从心坎里就自承有负于上级的重托,更不可原谅的是误了国家大事,甚或影响到抗战前途,罪咎是何等重大!此一观念的建立,相信已较五年前成熟多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明知道回去之后将会受到严厉的责罚,但却无怨无尤,处之泰然了。”
几经周折,陈恭澍经香港乘飞机到达重庆珊瑚坝机场。他回忆说:“我找了半天,不见有人来接,可能是联络不及,也可能是一种有意冷淡。不管怎样,正因为没有人来接,反而觉得松了一口气。”
陈恭澍解释说:“照我们内部的习惯,在通常情况下,凡是即将受处分的同志,一下飞机就会被人‘接走了’。目前,既然不派专人来接我,也许事态不会太严重吧?”
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陈恭澍还是第一次到重庆,连军统局的大门都找不到,也没有住处,这可怎么办。
事有凑巧,正在此时,陈恭澍一眼看到了王云孙,此时,王已调到航检系统,在珊瑚坝航检所当所长。陈恭澍说:
“他是我任北平站站长时的书记,不但熟,也有交情,现在既然碰上了,赶忙喊住他,开门见山的请他替我暂时安置一个落脚的地方。“
王一听,“冲口而出”说:“不如先到阿姐家去,她那里有的是空屋子。”
王云孙所称的“阿姐”,就是他的姐姐、在淞沪抗战中有突出表现的王持平。王持平是王兆槐的夫人,这两口子跟陈恭澍渊源极深,一方面,王兆槐与陈恭澍是好朋友,另一方面,王持平还是陈恭澍夫妇的媒人。
其时,王兆槐已经接替了刘乙光——当年的特务队,已经扩编为特务总队,这是军统局的直属部队,负责军统各机构及看守所的执勤警卫,此外还包括戴笠、宋子文公馆的警卫工作(在国民党高官中,宋子文与戴笠关系颇不一般,因此宋公馆得到了戴笠的特殊关照),由王兆槐任总队长。此后,特务总队又改编为特务第五团,由杨清植任团长。
陈恭澍回忆说:“经兆槐兄指点,我去‘小巷子’局本部报了到,并会见了‘小巷子’的实际负责人毛人凤先生。那时候他的名义,虽然只是‘书记’,或者是‘秘书’,可是什么事都管,也可以说是代表戴先生处理一切公务。毛人凤先生之上,原有一位‘书记长’周伟龙先生,此刻已经呕气不上班了。”
按:所谓“小巷子”即指海关巷一号,军统迁到重庆之初,有一部分内勤机构设在这里。
陈恭澍回忆说:“毛人凤先生什么都没有说,既不问河内事,也不谈工作问题,我自己心里在想:怎么会这样冷淡呵?”
这段时间,陈恭澍极为郁闷,他回忆说:“现在,我已经‘失业’了,大有‘住闲’之感。既听不到从河内传来的消息,也不知道天津那方面的情形怎么样了,连我家里的景况如何,也一无所闻。寞寞长日,无聊、空虚,俱不懂得如何打发才好。如果说,这就是我所应得的处罚,可要比坐牢还不好受。”
陈恭澍说:“据我所知,戴先生并没有离开重庆,可是他始终都不约我见面。这到底为了什么,也没有地方去打听明白。虽然如此,我不曾跑到戴公馆写个名字求见,也不愿意打一张书面报告表白一番。因为他万一不肯接见我,或是在报告上批上几个臊人的字,那又多么难为情。”
戴不肯见陈,陈又赌气不愿主动求见,就这样僵持了一个多月。
某天,在一个很别扭的场合,陈恭澍意外地见到了老板:“我到重庆已有一个多月,日子不好过可也过了。有一天,又拉警报,在防空洞里竟和戴先生不期而遇。”
陈回忆说:“我们站立的位置有一段距离,当中又间隔着三五成伙的人群,声音嘈杂,除非是大声喊叫,否则打招呼也听不清楚。我和戴先生只是四目交投,一瞬而过,彼此都没有作任何表示。我觉得他是有点故意不理我的样子,不过,却不是恶形相向;也许是我太执拗了,或者是实在没有勇气凑上前去找两句话说。”
陈恭澍说:“警报解除,戴先生在家人簇拥下扬长而去,原本期待着他可能传话给我,或是稍稍竚立等我上前见面,结果却失望了。”
就这样,好不容易出现的一个机会,又被陈恭澍放过了,他回忆说:“这种弃而不顾的滋味好难受!这叫什么?难道也算是一项罚责吗?我憋了一肚子的窝囊,很不好意思把这刚才的事情讲给别人听,因为我认为这是一种羞辱。还有呢,随着戴先生身后的一些熟朋友,也好象没有看见我这个人一样;真是怪事,莫非这就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另一个道理吗?”
意外地是,就在第二天,局本部派人送来一份任命:“奉戴先生核定,派陈恭澍同志为本局代理第三处处长,盼即日到局办公。”
军统局的第三处即行动处,下设行动科和司法科,其中行动科长即当年蔡孟坚手下的宋良。事实上,由于军统局的“行动工作”均由各外勤单位执行,行动科基本无事可做。
当天中午,陈恭澍即到“小巷子”找毛人凤“报到”,他回忆说:“‘小巷子’是个地名,名符其实,连一辆小型汽车都开不到门口。楼高两层,东一间,西一间,简陋的不成格局。仔细的回忆一下,好象大门口连个便衣警卫都没有,不像后来门禁森严、武装把守的那么有气派。一进门楼底下是怎么个样子,已经印象模糊,想不起来了。”
陈恭澍说:“上到二楼,有一间能容二十多人的大厅,厅内,摆了一张大条桌,铺上一块蓝布可以开会,拿掉那块蓝布,也可以开饭。大厅的周围,有好几个门,朝着楼梯口的一间,就是这幢房子里最大的一处办公室了。靠窗子的一张有七只抽屉的大写字台,是毛人凤先生坐的;进门右侧,是一张五个抽屉的写字台,由第二处长何芝园先生使用,与这两张写字台成犄角之势的,还有一张只有三个抽屉的办公桌,原是给局本部‘书记长’周伟龙预备的,据说他连坐都没有坐,看了一眼就拂袖而去了。现在,指定给我用,也就成为军统局第三处长的宝座了。”
就这样,自加入“组织”以来,一天办公室都没有“坐”过的陈恭澍,万分不情愿地当上了军统局“第三处处长”。
陈恭澍回忆说:“笔者参加工作八年以来,一向担任外勤,对于坐在办公桌上处理公文,简直是外行。所以就不得不请教于毛人凤先生了。”
毛人凤对陈恭澍很好,陈回忆说:“就拿服装来说吧,因为大家都穿中山装上办公,而我却没有,想做一套也做不起,他看不过去,就把他自己穿过的一套送给了我,虽然屁股上有一个不大显眼的小窟窿,可是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份不薄的人情了。”
毛人凤还教他怎么“当官”,陈说:“说到处理公文也是一样,他指教我该怎么签、怎么批、怎么办,同时把他伺候长官如何得体的那一套诀窍,和如何应付下属许多要求的对策,也多多少少传授了一些。可惜太玄妙了,很难学到好处。”
此时的陈恭澍,当然还想不到,若干年之后,他的一条命,差一点就断送在毛人凤的手中!
不久,毛人凤的弟弟、陈恭澍的好友毛万里从上海打来电报,说已经将陈的家小从北平迁到上海,让他放心。陈感慨地说:“别看只是这么一纸电文两句话,其中,万里兄却作了两项担当;第一,以公报发私电,违纪;第二,他怎么知道我在重庆?泄密。这都是不许可做的事呵!单就私谊来说,这就是珍贵的友情。”
陈恭澍说:“我在局本部上了一个多月的班,已渐渐觉察到这个第三处长,原来只是一个‘名誉职’而已。也可以解释为:如果不获上级重用,的确是有我不多,没我不少。而事实上,坐在那里一天到晚也看不到几件公文,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业务需要处理。有时,毛人凤先生看我闲得无聊,也好意的分个两三件文件给我看看,说得难听一点,解闷罢了。”
坐冷板凳的滋味不好受,一气之下,陈恭澍准备写“请调报告”,不干了。正在这时,又来了一纸命令,让陈到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三期受训,时间是一个月。
——就在受训完毕的当天晚上,陈恭澍意外地接到了戴笠的召唤,他回忆说:
“一个月的时间,说快转瞬即届。就在中训团党政训练班第三期结业的当天晚上,大概是在二十八年七月底吧,戴雨农先生派人知会我,指定下午七点钟到他的公馆吃晚饭。”
陈回忆说:“通知中没有说明事由,而我们军统局同时受训的五个人中,也只有我一人被邀请,这说明并不是例行的邀宴性质了。
陈恭澍说:“我和戴先生自河内一别后,虽然在防空洞中照过一次面并未交谈外,这是半年来首次聚晤,他面带笑容的和我握了手。在座的还有‘公馆秘书’潘其武先生等数位,都是熟人。出奇的还有一位身材高大的女客,不认识她是谁,更不清楚她的身份。因为有女人在座,气氛就显得不怎么严肃,又兼戴先生本人有说有笑,大家也就觉得不太拘束了。”
陈回忆说:“这顿饭连吃带喝,已经足足进行了两个小时,我心里虽然明知道必有所为,可是他却一点口风都不露,到后来大家都喝得差不多了,也就放肆起来,我在那位女客的怂恿之下,竟而乘兴高喊了四句不大入调的《长板坡》,总算藉此吐出了几个月来憋在肚子里的一块郁积,觉得好不痛快。”
吃晚饭,陈恭澍以为“就这样结束了,有什么事或许明天再说”,正准备告辞,戴笠示意陈“到他书房去坐”。
陈回忆说:“起初,我认为这回他必定会对河内工作提出检讨,甚至宣布给我的处分了。可是他依然故态,在未宣示他的意向之前,先矜持的作了一番沉默,然后再一语破的地说出了他的主旨。”
戴笠说:“我们在上海的组织,已经遭受敌伪破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掌握到全部情况,而且仍在恶化中。我决定请你去处理这个问题,要排除障碍,维护工作的继续执行,打击破坏组织的叛徒。希望你明天上午就出发,我们随时保持联络。”
陈恭澍回忆说:“他这么说,已充分表示出这是最后的决定,当然不容许再作什么考虑,可是当我接受一项任务之前,总该有个了解才行。于是不得不请他多透露一些实际情况。其实他也早就想说了,只是考量如何措词才恰当。”
于是,戴笠“好象有难言之隐似的”问陈:“天木的事你不知道吧?”
陈一听这话,马上想起一件怪事:“他一提到王天木,我就想起当我代理第三处长时,曾收到一通王天木兄从天津发出的电报,文内大发牢骚,竟有‘王八蛋’字样出现,意思是在责怪当地单位不肯替他做这样、做那样,另外还有些啰哩啰嗦的闲话,当时我和毛人凤先生商议下来,就把这份电报‘存卷’了。我猜,不会是因为这件事所引起的吧?”
戴笠接下来的话,依然是没头没脑:“天木这么做,大大出乎常情,尤其是估不透他的动机何在?你这次去,务必要彻底了解清楚,并且尽一切可能劝他回来,我可以保证,绝对维护他的安全。”
对此,陈恭澍分析说:“戴先生对于王天木的事,只说到此处为止。就不再说下去了。主要的,是因为到现在他还不完全了解事态的真象,他还不相信所传的这一事实。”
这时,戴笠继续“面色凝重”地说:“你要继续河内未了的工作,进行对汪的制裁,关于这一点,你到了上海之后,可与万里兄联络,希望你们能合作。”
综上所述,陈恭澍的上海之行,任务有两项:第一,处理王天木的问题;第二,继续追杀汪精卫。
最后,戴笠说:“上海局势(陈恭澍原注:指的是我们组织上的)在你未到达之前,可能有许多变化,我会随时与你联络。”
这时,陈恭澍想起,他与“党政训练班”的一位同学“孔先生”还约好了第二天要见面,于是即请求“在重庆多停留一天”,戴笠听了,“毫不考虑”地说:
“目前情势紧迫,我们要争取时效,那里有功夫参与社交活动。又何况一切手续都已办妥,连机位也订好了,并且已通知香港方面的同志为你安排去上海的船只,事实上已无法改期,我看不必了。”
戴还告诫说:“像这种应酬,顶好是越少越好。”
陈恭澍不敢再说,他回忆说:“戴先生和我的谈话因此而打断,也就到此结束。我原打算辞出以后先到兆槐持平兄嫂府上道别致意,同时也要整理一下行装,看看存在他们府上的那点衣物,有没有可以穿用的。谁知道戴先生送我出来的时候,他说已经为我在旅馆订了房间,也关照管总务的替我置备了几件衣物,希望我好好休息一晚,以后加倍努力。”
陈恭澍回忆说:“这一夜,又不好睡,有一股说不出的兴奋,因为不久之后就可以与家人团聚了;同时也有一种莫名的忧虑,上海组织范围那么庞大,事情那么复杂,凭我这副身手,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不仅要解决内部问题,还要完成未竟之功,想想看也会令人愁的睡不着。颠三倒四折腾了一夜,天一亮,习惯了早起,虽然没睡醒,也不想再躺在床上了。没有隔多久,王云孙兄已经带着另一位同志帮我收拾东西,接我上飞机来了。”
一路无事,陈恭澍顺利抵达香港,准备从这里乘船前往上海。他回忆说:“到香港后,他们已经买好法国邮船‘霞飞将军’号的船票,停留一宵,第二天中午启碇。”
“辣手书生”在“欺近”——上海,有没有感到一丝血腥?
在将陈恭澍派往上海的同时,戴笠在上海,还特地进行了一层“复式”布置,这就是姜绍谟的“沪二区”。
姜绍谟,字次烈,1897年生,浙江江山县人。
姜家祖居江山县廿八都镇,是当地的富商,到他父亲这辈迁居江山县峡口镇。因家境殷实,姜绍谟发蒙很早,打下了极好的古文底子。
1913年,姜绍谟考上了江山文溪高小,并在这里认识了几个年纪相仿的江山老乡,如保安乡保安村的戴徵兰、吴村乡水晶山底村的毛善余、吴村乡青塘尾村的周念行、江山县城的姜超等;此外,还有一个比他们小4、5岁的低年级同学,即江山县城名中医王钟骧的儿子王蒲臣。
不过,此时的他们,都还想不到,许多年之后,除了姜超以外,大家还会在同一个“团体”中聚首。
1913年,戴徵兰、毛善余考入浙江省立一中,毛善余入学后改名为毛人凤;姜绍谟和周念行则考入衢州省立第八中学。
次年,姜超考入浙江衢属五县联合师范,并改名姜超岳。在投考的时候,姜意外地遇上了高他一级的戴徵兰。原来,戴入学不久即被浙江省立一中开除,只好重新考学,戴见到姜,惊呼:“你来了,我只能考第二了。”待发榜,戴徵兰果然排第二,不过姜超岳只考了第十二名。
但戴徵兰并未入学,而是到浙军当兵去了。
至于王蒲臣,毕业就要晚得多,于1920年考取浙江省立第九师范。
再往后,戴徵兰于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并于此时改名为戴笠。
说起来,戴笠的发迹,在他的几个老同学当中,是最晚的了,即以姜绍谟而言,此时都大学毕业好几年了。
原来,姜绍谟虽然与戴笠同岁,却比他低两级,他觉得再等两年再上中学就太晚了,于是他在仅读了一年高小的情况下跳级报考衢州省立第八中学,一击而中,1918年毕业。此后,姜绍谟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4年毕业于北大法律系。
还在北大时期,姜绍谟就经国民党元老冯自由介绍加入了国民党,此后,国民党北平地下市党部成立,姜绍谟任执委兼组织部长,同时入北洋政府教育部当秘书,与鲁迅成为“同事”。
1926年 3月,姜绍谟被段祺瑞执政府通缉,不得不逃离北京,辗转南下,此时北伐已经开始,姜投入何应钦的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在总司令部当参议,北伐军攻克浙江后,姜绍谟就地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员。乔家才说:
“(一九二七年)四月间,国民党清党,姜绍谟为浙江省党部改组委员兼代组织部长(代张静江先生)及浙江省清党委员。清党委员会分秘书、情报、审查三处,他一人身兼情报审查两处主任,挑起浙江省清党工作的沉重担子。在同一时期,他又兼任省防军政治部主任和浙江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在新进的青年人物当中,不但江山人无出其右者,就浙江全省来说,也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了。”
也是在此时,蒋介石“下野”,戴笠在胡靖安手下为其搜集情报,经常往来于沪、苏、浙三地,不期然与姜绍谟重逢。乔家才说:
“骑兵营学生的阶级是陆军中士,而姜绍谟的官阶,武职少将,文职简任。这两位文溪同学的社会地位,如此悬殊,可是,并不影响他们的友谊。戴先生有个侄女,清党时被清党委员会关起来。为营救他的侄女,不得不到杭州找他的文溪老同学。戴先生每次到杭州,多半住在姜绍谟家里。戴先生抱负很大,有远大的计划,他在杭州,介绍姜绍谟和胡宗南见了面,把这两位很有前途的浙江文武青年拉拢在一起。”
此后,戴笠执掌特务处,姜绍谟搞教育,双方各走各的路。
抗战军兴,姜绍谟赴武汉,先在军委会军训部当上校秘书,后应胡宗南的邀请,准备到西安工作。
胡戴之间,向来是不分彼此的,戴笠得知此事,即找姜绍谟,说:“宗南告诉我,他同你谈过,我才知道你也在武汉。你为什么不留在我这里工作? 宗南已经有秘书长,你去干什么呢? 战争扩大,我们这边的工作日益繁重,我比宗南那边更需要人。虽然我们这里没有官做。可是有的是工作做。”
姜听了说:“帮你工作,当然很好。可是,我已答应胡先生去西安,如果留在你这边。不去他那边。也应该同胡先生说清楚。”
戴不容分说:“我处理吧,你不必再去同他讲啦! ”
就这样,1927年就成为国府“简任”官员的姜绍谟,于1938年加入军统。乔家才回忆说:“(姜绍谟)在武汉呆了不久,戴先生请他到云南,布置云南和滇越铁路以及安南河内海防等处的工作。因为他去云南,龙云不会怀疑他。二十八年春天,姜绍谟回到重庆,成立了渝特区,由他担任区长。”
就在戴笠将陈恭澍派往上海的几乎同时,戴笠决定成立“沪二区”,由军统局本部直接指挥,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并进行策反工作,不承担任何可能招致暴露的行动任务,也不与原上海区发生任何横向联系。
“沪二区”的区长,戴笠看中了自己的老同学姜绍谟。对此,姜没有二话,同意前往。
于是戴笠问姜说:“次烈兄!这一次你到上海,应该找个干练的人同去,你打算带那一个人? ”
姜绍谟胸有成竹:“带陈祖康去吧。”
在历史上,陈祖康因撰写“黄埔校歌”而有他一笔。
陈祖康,1903年生,福建漳平人。
1917年,陈祖康赴法国留学,乔家才说:“(陈祖康)在法国整整七年,毕业于法国西北工学院,得到土木工程师证书。他又经过乌灵大学三次考试:数学通论、高等微积分、力学通论,三种考试都及格,得到硕士学位。”
陈祖康的经历比较复杂,早在他刚到法国的时候,在巴黎圣日尔曼学习法语,陈就认识了熊雄,1923年,经熊介绍,陈加入了“少共”(即青年团)。1924年,也就是陈拿到硕士学位那一年,他转为中共党员。
1925年,已经成为西北工学院助教的陈祖康奉组织的命令回国,入黄埔军校当政治教官,少校军衔。乔家才说:
“西北工学院院长巴尔森非常赏识陈祖康,认为他是数学天才,留他在西北工学院担任力学通论助教。一个中国人能够被法国人士这样重视,非有真才实学,是做不到的。但是因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一再邀请他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参加革命;也因为去国七年,很想同家看看。因此,陈租康婉辞巴尔森院长的美意,乘船同国。”
按:在周恩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时候,熊雄是副主任,此后周离任,熊雄主持政治部。
陈到任时,适逢军校五期生入校,六期生正在招生。乔家才回忆说:“陈祖康到黄埔,没有给第六期上过课。只给第五期上过几周。一天。熊雄和陈祖康说:‘现在,五期已经开学。学校万事俱备,就是缺少校歌。这是政治部的责任,似乎说不过去。大家觉得,你对歌诗很有研究,最好由你撰写,就请你动笔吧! ’”
陈祖康出身于书香门第,又留过洋,新旧学都来得,乔家才评价说:“陈祖康才气纵横,笑傲王侯,是一位不折不扣,不自夸耀的诗人,但他并不以做诗为能事,以诗人自居。”
因此,写首歌,对陈祖康来讲并不是难事,没过几天,陈就“交卷”了,这是一首新体诗:
“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作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领导被压迫的民众——携着手,向前进,路不远,其要惊! 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 发扬吾校精神! ”
“交卷”之后不久,陈即随何应钦的北伐军东路军出发了,从此再也没有回过黄埔,东路军攻克福州以后,陈祖康任福建陆军干部学校政治教官。这时,陈才知道,他的那首诗已经被谱上曲子,作为“黄埔校歌”被大家传唱了。
1927年国共分裂,作为中共党员的陈祖康被“通缉”,于是陈转入地下,随即当选为中共闽南特委宣传委员兼军事委员。当年12月,陈当选为中共福建临委执行委员,次年 2月成为中共福建临委常委。
1928年 4月,中共福建临委书记罗明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由陈祖康代理临委书记,这时陈在中共党内担任的最高职务。
此后,像那个时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陈祖康的经历十分曲折。1928年 6月(即陈代理中共福建临委书记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候,陈祖康登报声明“脱党”,随即被开除党籍。
不久,陈祖康加入了谭平山的“第三党”,此后还曾参与“闽变”。乔家才说:
“二十二年冬,闽变发生,陈祖康那时在福州,和闽变分子有相当关连。闽变为时很短。如昙花一现,前后不过三个多月,就平定了。陈租康在福州存身不得,跑到长沙定居。他遭受的打击,相当沉重,万念俱灰,对政治前途,已经绝望,除了喝酒,就是打麻将。”
这时,当年军校的一个学生、正在湖南工作的军统分子范裕厚找到了陈祖康,乔家才说:
“军校五期范裕厚在黄埔听过他的政治学科,在长沙警备司令部工作。是戴笠先生派在长沙的工作同志。经常和他来往,觉得他心地良善,是一个热爱国家的人。范裕厚劝他不要再意志消沉,应当打起精神,参加救国工作,准备将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予以迎头痛击。”
此时的陈祖康正“背”得到了家,以一个留法的工科硕士、黄埔军校教官,居然连份工作都没有,一听之下,自然“很以为然”,于是欣然同意。
就这样,陈祖康与当时的特务处湖南站站长吴赓恕见了面,并经吴赓恕介绍,正式加入了特务处。
陈祖康虽然是学者出身,却很有特工潜质,乔家才说:
“陈祖康机警,脑筋灵活,对于情报工作,非常感到兴趣。二十五年两广事变,他到湘桂边境的零陵工作,注意广西方面的一切动态,成绩非常良好。两广事变,因为戴先生策反工作做得好,没有流血,陈济棠的海陆空军解体,众叛亲离,事变解决。”
因陈祖康本系福建人,因此戴将陈又派回福建,公开身份是福建警察教练所教官兼政治部主任。此时抗战已经开始,正逢“张超事件”发生,乔家才说:
“戴先生派到福州工作的负责人张超,兼保安处谍报股长,以为工作掩护,因为不接受陈仪收买利用,被陈仪借故杀害,戴先生为这件事情,非常悲痛。后来为了抗战需要,福建工作,分为闽北、闽南两站,戴先生对于站长人选,非常慎重。他知道陈祖康能力很强,在福建又不为人注意,虽然他们并没有见过面,还是派陈祖康担任闽北站站长,相信一定会干好。”
按:自张超之后的历任闽北站站长依次是严灵峰、林铮、张子白、王调勋等 4人,到抗战胜利前夕,闽南、闽北两站归并于福建省调统室,主任为易珍,其中并无陈祖康。因此,乔家才的这段回忆恐怕有误。
到戴笠筹划成立“沪二区”,姜绍谟向戴推荐陈祖康为自己的副手。
戴笠听了问:“你怎么知道陈祖康? 为什么要带他去呢? ”
姜绍谟说:“我在湖南认识了他,他是法国留学生,会说法国话。法国人比英国人好对付,这一次到上海,我打算住法租界,带一位会说法国话的人去,不是好些吗? 还有,陈祖康头脑清楚,不但会写作,还会打麻将,长处很多。”
打麻将居然也成了“长处”,不过想想也是,在大上海工作,应酬是少不了的,不会打麻将怎么行。另外,福建人打麻将是出名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梁鸿志。曾为周佛海当过秘书的孙曜东与梁很熟,据他说,梁打麻将,每打必赢,且每局终了时,梁能将每一个人打出的牌,重头到尾按顺序复述一遍。
戴笠听了说:“有道理。陈祖康是个人才,你选择的不错。”随即令陈返回重庆谈话。
见到陈祖康,戴与他做“工作午餐”,同席的是刚刚逃回重庆的山西站站长李希绍。戴笠边吃边对陈说:“我想请你到上海去工作,可不可以去? ”
陈祖康听了说:“只要是戴先生认为需要我去的地方,我都可以去。”
说到这里,陈话锋一转,接着说:“不过,我有一个请求,工作到抗战胜利为止。抗战胜利以后,戴先生给我自由。让我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
戴一口答应:“好,抗战胜利是我们的最高目的。我知道,你不要名,不要利,为国家生存,不计一切,参加了我们的工作,这几年也够辛苦了。不过,未来的变化多端,谁能预料到以后的事情呢? 请放心! 我对你的承诺,一定遵守照办。”
次日,戴笠专程赶到机场,为陈祖康送行,说:“大家努力! 胜利后在上海见面。”说着,戴笠又拿出一罐四川泡菜,说:“到了香港,交给王新衡同志。”
按:王新衡时任香港站站长,戴笠特地让陈给他带一点四川特产,东西值不了几个钱,但“瓜子虽小是人心”,搞这一手,是戴笠的长项。
据沈醉回忆,每当除夕,戴笠都要给手下的重要干部写一封亲笔信,再附上一点钱,作为次日大家来拜年的“红包”,每每写到深夜。沈看不过,表示可以替他写,戴说:“你懂什么,你写有什么用,你写的能代替我写的吗?”
这种例子多得很,因此,尽管戴笠驭下极严,动辄打骂,但他总能通过些小事,让人感到心里热乎乎的。所以戴笠死了多年以后,仍然有人感念他。
毛人凤就不行,一味地以威压人,总搞得人心里“瓦凉瓦凉”的,所以毛刚死就被人骂得狗血喷头。
双方握手而别,陈经香港赶往上海,会同姜绍谟一同建立“沪二区”。
“沪二区”建立以后,为避免混淆,在军统内部,将原上海区改称“沪一区”。
除沪一区、沪二区之外,戴笠还在法租界建立了一个单独的“法租界特别站”,站长是廖公劭。
廖公劭,1898年生,浙江青田人,军校四期毕业。
在军统中,廖公劭与廖划平、廖宗泽并称为“军统三廖”,“三廖”当中,廖划平虽然岁数并不太大(与廖公劭同岁),但他却当过黄埔军校教官,资格最老,廖宗泽与廖公劭则是军校四期的同学。
曾任沪一区书记的王一心回忆说:“上海直属站。站长廖公劭(浙江青田人,黄埔四期生),这个单位是1940年春天建立的,工作内容包括情报和行动。工作人员除少数由军统调派外,大多数是廖公劭在上海就地吸收的,内外勤共一百多人。这个单位的性质与上海第二区不同,戴笠希望廖公劭在上海大干一阵,尤其在行动工作方面寄以重望。所以站部一成立,即发给他武器弹药。可是这个单位,也没有表现成绩,不久,廖公劭就在上海被捕了。”
廖被捕之后,马上落水,并进入“七十六号”担任伪职。奇怪的是,不久之后,廖逃回重庆,反而得到戴笠的特别重用,让他当重庆卫戍总司今部稽查处副处长。
当时沈醉在稽查处当督察长,他回忆说:“陶一珊任处长时期的副处长、以后继陶而任处长的廖公劭,以及廖任处长时保荐的主任秘书叶燕荪,都是有名的汉奸。”
沈醉说:“我任督察长时,廖刚到重庆,便接何龙庆任副处长。他经常陪着一些操江浙口音的奇怪客人去见戴笠。最初陶一珊还疑心是在捣他的鬼,想抢处长当,以后廖当了处长,我当副处长,他还是经常与一些鬼鬼祟祟的客人去见戴笠和毛人凤,这才使我感到有点奇怪。以后我调进军统局当总务处长,有机会去招待这类怪客,才知道他们原来是从南京上海等地来的,都是任援道、周佛海等大汉奸派遣的代表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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