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s1937

37、监管杨虎城

    对于此次归国的前景，杨虎城并非没有一点防备，因此，在他启程之前，已经派自己的随从金闽生、樊雨农两人先期回国，打个“前哨”，“了解一下国内政情，并迅速征询友好的意见，随时电告，以便途中应变。“
    据亢维恪回忆，11月24日，“杨虎城接金闽生由国内来电，大意说，樊雨农于二十三日赴陕。他二十四日飞汉转京。蒋介石派陈质平参议来港迎接杨将军。”
    1937年11月26日，杨虎城一行结束了 5个月的出洋考察，于上午11时抵达香港九龙。
    亢维恪说：“一靠近码头，一个身着军便服的人，自称代表蒋介石来迎接杨将军。这人四十多岁，少言寡语，此后一直紧紧跟着我们。杨将军在九龙半岛旅馆住定后，一天，我随杨将军到香港山上拜访何东爵士时，他也未经通知竟坐在杨将军的小汽车前面。我当时寻思：莫非他是蒋介石的特务，来监视杨将军的行动？也许人家看我们在这里人地生疏，派员来作向导吧？总之，杨将军回到香港，南京竟未派任何‘要员’前来迎接，而只是这个‘小卒’左右跟踪，的确令人怀疑。”
    亢维恪的怀疑是对的，陈质平，我们前面已多次讲过，正是戴笠手下的特务，常驻香港。
    杨虎城在香港逗留了 5天，期间杨游览了香港市容，与香港的一些高层人士会面，并与宋子文进行了会晤。据杨说，宋是他专门请到香港来会面的。
    11月29日，杨虎城对王根僧说：“昨接蒋介石由南京来电嘱至南昌相见，并派戴笠迎接。同时并接戴笠电约至长沙会同赴赣。”
    王根僧，1898生，江西兴国县人。
    王根僧于1920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韶关分校。1925年任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队中队长。后经辗转到了杨虎城手下，1931年任西安绥靖公署参谋处处长。十七路军改编为38集团军以后，王任 177师副师长。
    王是杨虎城的爱将，故 177师师长李兴中特地派他到香港来迎接杨虎城。据王回忆，他是11月24日由西安飞抵香港的，另外，“十七路军同仁王菊人、申明甫、王炳南、王惟之等亦先后来到。”
    其中，王惟之是西安绥靖公署军需处处长，据王惟之回忆，11月28日晚，杨虎城对他说：“蒋有电来，叫我去南昌见面，并派戴笠迎接。戴亦有电来，约在长沙见面后同去南昌。因此，我打算就去，你如果不再去上海，在我走后，可把我的家眷送回西安去，飞机票由梁参议代办。”
    11月29日下午，杨虎城又将王惟之叫到自己下榻的半岛酒店，再一次叮嘱说：“明天，我就动身了，你送她们母子（指杨夫人谢葆真和其幼子杨拯中）回去，在上下飞机和旅途中，对拯中要多加关照，不要让其乱跑。我到南昌后，就有电报给你们。”
    此时，王建议杨虎城“在港多住几天，看看情形再说”，杨说：“我已给蒋和戴笠复电，说明天起飞，所以不能再缓了。”并说：“我是奉派出国考察的，既然回来了，就得先去南昌汇报，回西北大后方去，那只能放在第二步了。”
    王又与杨虎城谈及带谁前去南昌，因原秘书亢维恪的父亲病重，需要回老家照顾，陪不了杨虎城了。于是杨说：“同王根僧去最适宜，因为他是江西人，在南昌人地都熟，他去比较方便。”
    然而，王根僧的机票还没有落实。据王回忆，11月30日，杨虎城等一行来到机场，“宋子文给杨将军一张长沙飞机票。当时香港的飞机票，局外人不易购得，不得已由我向宋子文一再要求，勉强再给一张。”
    王惟之回忆：“起飞时间快到时，杨乃和王根僧先后登上飞机，站在舱口又频频向前来欢送的人们挥手告别。当时人群中高呼‘欢送杨将军北上抗日’的口号。他的幼子杨拯中也在人群中挥着小手，大声喊道：‘祝爸爸一路平安！’飞机起飞了，时正十一点四十分。”
    后面发生的事情，就只有王根僧知道了。
    据王说：“是日（1937年11月30）日午前十一时三十七分由九龙乘欧亚机十七号起飞，午后二时百十分抵长沙。当陪送杨将军至六国饭店休息后，我按地址去找戴笠，得悉戴相候一日已返武昌，但曾留便条嘱杨将军转赴武昌。午夜十二时二十分由长沙乘湘鄂段粤汉车赴武昌。”
    戴笠倒不是故意不等杨虎城，兹事体大，他怎么敢放松，但他是在是等不了。
    从1937年 8月13日淞沪抗战一开始，戴笠就没闲着，始终奔波于南京、上海两地。殆淞沪抗战失败，戴笠又忙着跑南昌、祁门，忙着指挥收容被打散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这当中，戴笠还跑了一趟香港，告诉当地的特务，今后香港的地位非比寻常，要他们做好工作，并将因西安事变的发生，而代人受过、已经关了近一年“禁闭”的王新衡放了出来，担任香港站站长。
    此时，特务处的三位首脑，一个是戴笠，忙得不可开交。第二个是副处长郑介民，全部精力都放在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少将处长的兼职上，对特务处的事能不管就不管。第三个是幕僚长——书记长梁干乔，这倒是个干才，但是早就给戴笠派出去了。
    早在淞沪抗战正紧的时候，戴笠以上海行将不保，于是未雨绸缪，对华北的潜伏预作部署，派梁干乔为华北办事处主任，前往平汉线郑州一带部署潜伏工作。
    据乔家才回忆，“十月十日梁干乔到达郑州，作为华北办事处的工作地点，十三日抵达洛阳，十四日抵顺德（邢台），然后沿铁路徒步往南走，十五日抵沙河，再到邯郸。十六日抵磁县，十七日到丰乐，十八日到安阳，十九日到新乡，二十日返回郑州。各地都建立了组织，必须潜伏当地工作，不得随军队撤退。”
    按乔家才的说法，梁干乔在十天之内，在 9个城市布置了 9部秘密电台，不能说不是惊人的效率。但是，这也是梁干乔在特务处的“绝唱”了，不久以后，梁就被调任军委会总政治部第二厅副厅长。
    几个头头都不在，南京特务处本部几乎没人管了，因此，直到11月24日，特务处本部的 150多名内勤特务，才在秘书刘启瑞的带领下撤离南京，于11月29日，辗转到达武汉。
    刘启瑞是特务处的“第一支笔”，特务处每年年底给蒋介石的报告，只有刘启瑞来写，戴笠才能放心。
    150 多个人一下子跑到武汉，吃没地儿吃，住没地儿住，试问戴笠怎么可能踏踏实实地在长沙等杨虎城。
    况且，戴笠还要对扣押杨虎城预先做出安排。
    这件事情，戴笠交给了特务处江西站站长王立生。
    王立生，1903年生，江西万安人。原共产党员。
    想当年，王立生曾是江西学生运动的先行者，早在1919年前后，他就在万安与曾天宇、张世熙等组织起“万安青年学会”。并办了一本杂志《万安青年》。同一时期，南昌女师的刘和珍则组织了“觉社”，并办起了《时代之花》周刊。到1921年，以这些组织为基础，李立三在安源煤矿建立起了江西的第一个团支部——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支部。
    刘和珍于1923年考入北京女高师，并于1926年 3月18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被枪杀，同时被难的还有她的同学、湖南湘阴人杨德群。
    与此同时，王立生则考上了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并担任共青团南昌地委书记。1929年12月，时任江西省委赣东巡视员的王立生被捕叛变。后王立生投入南昌行营调查科，并随调查科一起转入特务处。
        王是江西人，负责江西省站的工作，人地相宜。
    王立生的副手，则是湖南人谢厥成。
    谢厥成也是黄埔的，不过他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
    据武汉分校六期生范继文回忆，他与谢厥成都是“广州政治讲习班”的，毕业以后，范被派到北伐第二军做政治工作，后经军党代表李富春推荐考入武汉分校六期学习。
    谢厥成则被派到第十四独立师夏斗寅部任团党代表，后因夏斗寅叛变，“所有该部政工人员，逃到武汉分校，临时编入校本部直属连。”

    按：“广州政治讲习班”开办于1926年 2月，其主要目的是对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湘军进行政治训练。所以这个班的学员大半都是湖南人，毛泽东、宋庆龄、张太雷、邓中夏、萧楚女、恽代英、彭湃、蒋先云，还有汪精卫、陈公博、吴稚晖等等，都曾经为这个班授课。
    当年，黄克诚与刘乙光一同到广州，刘考入军校四期，黄克诚进的就是这个“广州政治讲习班”，毕业以后，所有学员都被分发到部队中做政治工作。

    陈恭澍也认识谢厥成。陈在入洪公祠特训班之前，被戴笠选中入“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学习，这个班特别小，一共才14个人，班主任是酆悌。同学当中，据陈恭澍说，有一期的韩浚、陈烈、黄雍、俞墉、吴乃宪等；有二期的张炎元；五期的则是韩继文、夏大康、谢厥成和陈恭澍本人。
    这里，陈说谢厥成是五期的，与范继文说的不同，这不奇怪，陈恭澍本是军校四期生，后降到五期的。这是由于从三期开始，黄埔设立了入伍生制度，即招收的新学员先不分专业，一律编入连队，施以六个月的军事训练，经考试合格以后才能转为军官生。所以，文强、林彪在入伍生队的时候，是一个班的，等到转为军官生的时候，分到了不同的专业，文强去了政治科，林彪则选择了步兵科。
    陈恭澍就是在入伍生转正的时候，考试不合格，只好延期入军校五期学习，所以，他对五期生的来历，并不十分清楚。
    另外，到1925年以后，即五期招生的时候，“黄埔”的牌子已经非常响亮，全国的优秀青年源源不断地来到广东，简直取之不尽，录之不竭。因此只好人为地定一个时间点，在此前入学的为五期，此后的则为六期。因此、五期与六期之间，原本就没有太严格的界限。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第一次考试不及格的戴笠才能有补录的机会进入军校，要都像一期那么严格，胡宗南正经八百师范毕业的小学教师，都因为身材矮小差点不要，中学都没上的戴笠，有十个也进不去黄埔。
    另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陈恭澍，陈生于1910年，1925年考入军校四期的时候才15岁，比黄埔规定的最低入学年龄，足足小了三岁，真是够有本事的，不知道是不是“托”了人。
    陈恭澍在读“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与谢厥成住一个宿舍，据陈说：“谢同学能歌善诵，文艺气质特别浓厚，指定的书他不读，一天到晚趴在桌子上写新诗，高兴起来，还要高声朗诵几句，当时被视为怪人一个。”
    陈恭澍从“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毕业以后，被送到洪公祠继续“深造”，谢厥成则与文强、胡国振、罗杏芳等军校同学一起被戴笠派到“浙江警官学校”做督察。后谢厥成又被派到南昌，当江西站副站长。
    起初，戴笠在分派任务的时候，并没有对王、谢二人明说是杨虎城要来，只是说：“不久将有某要人来南昌居住，请兄速觅租房屋一幢，以环境幽静之独立住宅为宜。房租多寡勿计，并盼妥予布置。”
    王立生遵嘱租下“二纬路一号”的一套两层楼的花园洋房，并雇了一个厨师、一个女佣。接着又根据戴笠的命令，准备轿车两辆，静候“要人”到来。
    再说武汉那边，据王根僧回忆，“（12月 1日）午后三时三十分车抵武昌车站，戴笠率行营及省府人员约百余人在车站迎接。当即安顿我们住在胭脂坪省政府招待所，表面招待很周到，但发觉有特务人员秘密监视，杨将军去访于右任时亦然，我当时将这种情况密告杨将军。”
    对此，杨虎城说：“我又不是回来作汉奸，中央不需要这样做吧? ”
    杨虎城拜访于右任的事情，王惟之也有回忆。
    根据杨虎城的安排，王惟之护送杨的家眷回西安，他的行程与杨虎城完全一样，只是晚了两天出发。12月 2日，王等一行乘飞机离港，先到长沙加油，然后到武汉。据王说：“下机后，凡是去西安的乘客，都受到武汉行营派来检查人员的盘查，尤其对我们几个人盘查更严。晚宿陕西省政府驻京办事处处长李志刚给我们预定的旅馆。”
    由于杨虎城等在长沙多待了半天，因此，王惟之一行到武汉的时间只比杨晚一天，换句话说，杨虎城两口子是分别于12月 1日和 2日两天、前后脚去拜访的于右任。
    据王惟之回忆：“到达旅馆后，杨夫人迫不及待地就要去访于右任，经李志刚坚请，乃略进饮食后，即匆忙偕李前往，至深夜归来，面带忧容，精神沮丧。”
    当时，谢葆真曾问王惟之：“关于杨先生的情形，你有所闻吗?”
    王说：“从办事处职员口中，略有所闻，但不知其详。”
    谢葆真说：“杨先生怀着一片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忠贞之心，请缨杀敌，被允回国，不料一到武汉就被戴笠派特务监视住了。杨先生去看于右任时，还有特务跟着，一直没离开左右。据于说：他们两人谈话时，跟去的特务竟敢旁坐不动，经他斥责后，才到外边去了。可是，还不时进来，催促杨先生早些回去休息，使他生气极了。接着于气愤地说：杨是回国抗日的，不是来当汉奸的，戴笠为什么要这样胡搞，我以后见到蒋先生，一定要把这些情形向他提及。并说杨先生和他见面后，第二天就和王根僧飞走了。”
    王惟之回忆说：“杨夫人说到这里，慨叹一声，接着说：‘就目前情形来看，杨先生的行动现已受到限制了。’”
    谢葆真说得不错，此时，杨虎城已经被软禁。
    12月 2日中午，也就是王惟之、谢葆真一行到达武汉之前仅几个小时，戴笠陪同杨虎城离开武汉赴南昌。
    王根僧回忆，当时，戴笠陪同杨虎城到汉口空军航空站，戴笠准备了一架特别小的飞机，除驾驶员外只能乘三个人，即戴笠本人、杨虎城及戴笠的副官。
    王根僧说：“当时经我再三要求，始临时将副官叫下来，准我上机。”
    武汉离南昌很近，只飞了不到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南昌方面来“迎接”的，除了王立生和谢厥成外，还有时任南昌空军教导大队长的毛邦初。
    当时王立生、谢厥成只看到戴笠陪着一位“身躯朔伟，衣藏青西服，口衔雪茄”的人下机，却不知其为何许人也。
    戴笠与王等三人握手，未及任何寒暄，即与杨虎城、王立生登车而去，谢厥成则陪着王根僧乘另一辆车子。
    少顷，两辆车开到了“二纬路一号”，这就是江西站为杨虎城准备的秘密地点。
    戴笠请杨上楼休息，随即问谢厥成：“你知道他是谁么？”
    谢说：“不知道”
    戴很失望，摇着头说：“傻瓜，傻瓜。”
    这时王立生认出来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杨虎城吧？”
    戴笠说：“对。赶快去把他的行李查一查。”
    王立生检查回来，搜出一只“4 吋左轮”拿到交给戴笠。
    戴笠仿佛十分感慨，他说：“历史真会重演的，去年西安事变，我到西安，一下飞机便被扣留。杨虎城收去我的一只左轮，今天虽不是原璧归赵，总算也是一只左轮。”
    此时，楼上的王根僧对杨虎城说，进门的时候，看到“有一队宪兵正在周围布置岗哨”，对此，杨依然说：“我又不是回来作汉奸，他们不需要这样做吧。”
    王说：“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心，往往是不正确的，我应该去试探一下。”于是王“当即挟着一套衬衣裤和毛巾、肥皂，佯装出去洗澡，果然被门口卫兵拦阻，并说外面风声不好，不能出去。”
        王根僧回去报告杨虎城，据王说，当时杨“长叹一声，默默无言者久之。”
    王根僧看到的布置岗哨的人，就是李家杰。
    李家杰，生于1911年，湖北安陆人，军校八期毕业。
    李家杰资历甚浅，此时才26岁，任南京警察厅特警科军事组租长，戴笠让他从特务队挑选了二十几个特务，担任内务警卫，另外还有一个宪兵八团的一个排，负责外围安全。
    李家杰还有个副手龚国彦，龚是浙江人，其资历更浅，龚是“浙警”毕业以后被选入“杭训班”学习的学生，与张毓中、韩庆徇等是一样的，到这时参加特务工作才三、四年。
    在软禁的初期，戴笠还亲自陪杨虎城住了几天，并陪着他外出游览，据王根僧回忆，曾去过青云谱、万寿宫等南昌的名胜。生活上照顾得也不错，据王根僧回忆：“戴笠表面上招待我们甚是周到，伙食特别好，并同我们有说有笑，但迄未谈及蒋介石何时来南昌，至此我们也已了然。”
    12月 5日，戴笠陪杨虎城吃晚饭，杨虎城问戴笠，说听说蒋介石要来南昌，有无此事。戴笠说没这么回事。王根僧说：“杨将军判断当时情况，也认为蒋介石不可能来南昌，并且说既把我们弄到这个地步，他来与不来，都不相干。”
    到12月 9日，日军开始对南昌进行轰炸。据王根僧回忆，12月10日，戴笠对他们说：“敌机常来轰炸，城内不安全，请杨先生迁到乡下去。”并要杨虎城立即上车。
    所谓“乡下”，是位于梅岭的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的一幢别墅，这里易于隐蔽，既可躲避空袭，又不易走漏风声。
    王根僧说：“当时戴不准我随去，我挥泪送别，杨将军叫我速返前方，晓谕十七路军官兵，要上下一心全力杀敌。我唯唯，惟请珍重而已! ”
    据王根僧说，他离开武汉，准备经汉口回部队，结果还被监禁了一段时间，怕他说出杨的事情，直到1938年 2月21日才被释放。
    王根僧一走，形单影只的杨虎城更加孤单，每天在苦闷中度过。为防止杨虎城闷出病来，于是戴笠准许杨夫人谢葆真带着孩子杨拯中来陪伴杨虎城。
    同时，戴笠还特地增派了他的同学王蒲臣来“照顾”杨虎城。
    王蒲臣与戴笠，不是一般关系，颇值得重点说说。
    王蒲臣，1902年生，浙江江山县人。
    王蒲臣并不是戴笠在军校时的同学，而是他在文溪高小的同学。
    王蒲臣出生于江山县城里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医生，还是江山县议员。王蒲臣上边有 8个姐姐,夭折了 7个，因此到他这儿，王家已是三世单传，极为珍爱。王蒲臣从 5岁就跟着父亲读书，学习《论语》、《孟子》等等。1911年，王蒲臣进江山县立模范小学，1912年，王被保送入江山县立文溪高级小学，当时他才11岁，是学校里最小的学生之一。
    王蒲臣说：“文溪高小是我们江山县城内最完备、历史最悠久的小学。所以各乡镇的学生，都纷纷争取从乡下进城，慕名而来。这批学生，大都读过私塾，念过古书，年龄比较大，由乡镇进城，都住在学校里，叫住宿生。我家住在城里，每天放学回家，不住校，叫走读生。”
    住宿生不能随便外出，因此经常托走读生帮他们买东西，这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特别是一些年龄大的学生，还要挑三拣四，嫌东西不好、嫌买得贵等等，经常骂王蒲臣他们不会办事。为了避免找麻烦，把东西卖得又好又“便宜”，王蒲臣只好把家里给的午饭钱贴进去，给这些大同学买东西，自己饿肚子，等放了学再回家猛吃东西。
    据王蒲臣回忆，某天，一个名叫姜润才的同学把王蒲臣按在地上当马骑，叫他在地上爬，王大哭。正好被戴笠看到，据王回忆，当时戴笠说：“同学们应该相亲相爱，互相帮助，你不帮助他已经不对了，怎么还可以骑在他身上取乐呢？以后不许这样。”
    在这里，王蒲臣隐去了一段，可能是觉得实话实说会影响戴笠的“形象”。实际上，据其他人回忆，戴笠当时并没有这样彬彬有礼，他不是这样的性格。
    事实上，是戴笠当时就把欺负王蒲臣的同学给狠揍了一顿，据王回忆：“从此以后，同学们以为我是戴笠的朋友，或与戴有亲戚关系，就不再有人欺侮我了。”
    这件事给王蒲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以此终身服膺戴笠。
    王蒲臣与戴笠，只同学了一年。1913年，戴笠毕业，考入浙江省立一中，并于不久后被开除，就此开始了十年打流的生活，
    1920年，王蒲臣考取浙江省立第九师范，1925年毕业，回到家乡江山教书，学生中，就包括戴笠的独子戴善武。
    当时的江苏省教育厅长，就是后来被称为蒋介石“文胆”的陈布雷，陈很器重王蒲臣，1930年，年仅28岁的王蒲臣，出任浙江省江山县教育局局长，此后还曾任武义县教育局局长。所以，很多年以后，当王蒲臣再回到大陆的时候，地方上是把他当教育界“老前辈”来接待的。
    1935年12月，王蒲臣从武义县教育局局长的位置上卸任，来到南京，住在自己的姨表兄李直家中（李直也是戴笠和王蒲臣的老师）。此时的江苏省教育厅长已经换成了周佛海，王被发表为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但他不想去，准备离开南京另谋出路。行前，他去找此时已经担任特务处处长的戴笠辞行。
    王蒲臣一生的命运在此转折！
    王来到鸡鹅巷53号，戴笠没在家，却遇到了他在江山县立模范小学时的同学张衮甫。
    张衮甫，本名张裕荣，号衮甫，生于1898年，浙江江山县人。
    张衮甫的太太叫王秋莲，王秋莲的母亲蓝月爱与戴笠母亲蓝月喜是亲姐妹，因此，张衮甫是戴笠的表妹夫。张从杭州商业专科学校毕业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其时，戴笠正在上海打流，就住在张家里。对这个不务正业的表兄，王秋莲极看不上眼，反倒是张衮甫经常帮助戴笠，给他钱用，戴笠非常感谢。
    张是学商业的，特务处成立以后，戴笠就将张衮甫请来帮他管财务。后来，张衮甫改名为张冠夫，军统局成立以后，张曾任经理处处长。
    张衮甫见到王，很高兴，说：“戴先生虽然不在家，老太太、太太都在，不妨进去坐坐。”
    王蒲臣回忆说：“我和戴家颇有渊源，戴氏本人和我是同学，与我姐夫也是同窗好友，他的太大和我姐姐是干姐妹，他的儿子是我的学生。因此他一家大小，我无一不认识。张兄一说，我就进去拜访老太太和戴太太了。”
    正聊着，戴笠的太太说：“回来了，要不要去见他？”
    王说：“当然要，我今天来，就是为要看他。”
    于是王蒲臣拿出自己的名片叫人送进去——此时的戴笠已经今非昔比，要见他的人很多，需要“求见”了。
    王蒲臣回忆：“他见到我的名片，马上请我进去。二人多年不见，相谈甚欢，并与我共进便餐。”
    谈话间，戴笠问王正在做什么工作。王说：“目前没有适当工作，我又想离开，另谋别途。特来向你辞行。”
    戴笠一听，马上邀请王加入他的“革命工作”，王回忆说，当时他“摇头拒绝”。戴问：“我这里就是专做革命工作的地方，你为什么耍摇头？大家求还求不到哩! ”
    王蒲臣说：“不是我不来，而是不敢来，你干的这种革命工作，我没有念过这种书，可说是一窍不通。”
    戴笠说：“只要有心革命，潜心研究，时时注意，处处留心，三年便可成为专家。我过去何尝念过，现在还不是搞得蛮好。”
    王蒲臣回忆说：“这样一来，我便没话说了。当时就答应他姑且试试看。”
    戴笠很高兴：“好! 下午就开始办公。”
    王蒲臣一听赶紧说：“不行，我的行李还在李老师那里。”
        戴笠说：“没有关系，我派人去拿就是。”
    1935年12月 5日，33岁的王蒲臣加入特务处，任机要室（甲室）秘书，月薪 100元。据王说，这个工资，比他当县教育局长，居然高出一倍！
    据王蒲臣后来回忆，对他的“不辞而别”，陈布雷和李直都很不高兴，认为不可能吃一顿饭就能把工作决定了，而且连个招呼都不打（据王蒲臣说，他参加特务处工作的前 8个月，没有出过大门一步），一定是早就和戴笠串通好了。王自己也说：“就一般情形来说，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我百口难辩。经过很长的时间，才慢慢得到他们谅解。”
    1937年 8月，淞沪抗战爆发，王蒲臣随戴笠赴上海，任“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军总指挥部秘书。
    1938年，戴笠派王蒲臣为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驻赣办事处上校主任，负责物资转运。
    王蒲臣的办事处就在南昌，正好派他来照顾杨虎城一家。
    最初，王蒲臣觉得他们几个人都是大老爷们，“照顾”女眷多有不便，于是经请示戴笠，调来一个女特务蔡霞光来照顾谢葆真，结果谢认为是来监视她的，很不高兴。
    于是，王蒲臣把自己的太太和孩子从乡下接到南昌陪伴谢葆真，并请谢到家里做客。当时，王的三儿子王清临还不到 5岁，谢葆真一见就特别喜欢，一定要收为义子，王也答应了。
    与王蒲臣同时被派来的，还有另一个特务谭良谱。
    谭良谱，1899年生，湖南酃县人，军校六期毕业。
    湖南酃县，今天称为炎陵县。不知为何，酃县入黄埔的特别多，据不完全统计，仅六期就有近20人，再往前推，因李公朴、闻一多案闻名的一期霍揆彰也是酃县人。
    由于特务处另一个元老、同为军校六期的唐纵就是酃县人，所以酃县有不少人进了特务处，除了唐纵、谭良谱，前面说过的罗杏芳也是。
    谭良谱进入特务处很早，据沈醉回忆，谭曾被派入上海肇和中学做事务主任，暗中做情报工作。
    王蒲臣说，当时他和谭良谱、谢厥成，没事的时候就陪杨虎城打打麻将，“因而大家相处得很好，相安无事。”
    然而，好景不长，1938年 6月，马当失守，接着九江沦陷。九江一失，南昌、武汉都失却了最后的屏障，为安全计，奉戴笠之命，李家杰将杨虎城转移到湖南长沙梓园，这里其实就是特务处临时本部，后又转移到湖南桃源吴家大屋，“文夕大火”之后，桃源也待不住了，只好又往贵州跑。
    特务处在贵州有个“大后方”，这就是息烽。
    息烽的“繁荣”，得益于“息训班”的建立。
    “息训班”即息烽训练班，“息训班”实际上是“临训班”和“黔训班”的延续。前面说过，抗战爆发以后，戴笠在湖南临澧办起了军统临澧特训班，这是戴笠大规模培养干部的开始，也是军统的“训练”工作走向成熟的标志。
    为了使“临训班”尽可能显得比较“正规”一点，吸引更多的优秀青年前来学习，最初，戴笠想把这个班纳入军事教育体系，曾多方活动，希望能将“临训班”作为“中央军校”的一个部分。但这事没办成，最后老蒋拍板，将“临训班”划入中央警官学校范畴，定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政治警察训练班”，简称特警班，但军统内部仍沿用“特训班”的名称。
    到1938年冬天，“临训班”第一期毕业，因时局影响迁至湖南黔阳续办第二期，并改称“黔训班”，此后，戴笠仍感黔阳不太安全，于是又迁到贵州息烽继续办第三期，这就是“息训班”。
    据“息训班”理化实验室“研究员”毕琪回忆，“因为这一期是迁息烽伊始，基建工程极多，可以说是大兴土木的一期。”
    据毕琪回忆，先后建起来的设施有：学生营房七座，都是两层楼房；医务所，有50多张病床，可以做一般性的手术；教官楼一座；体育室；专供文体演出的“中山室”；还有理化实验室、1000多人的大礼堂、操场、风雨操场；有 500米长的障碍赛跑的跑道，另外还有图书馆等等，这些，即便放到今天，应该说也是一个设备比较完备的教育培训场所了。
    所谓“大兴土木”，并不仅仅因为来了个特务训练班，更重要的原因，从1938年开始，这里建起了一座监狱，这就是“息烽集中营”。
    上世纪三十年代，息烽还是一个很偏僻的县，正因为这一点，被当局看中——据在息烽被关过四年“禁闭”的李任夫说：“反动派之所以要在息烽建立这个规模庞大的集中营，是因为抗战节节败退，过去在上海、南京、北平、武汉一带所逮捕的人太多，既不能全杀，也不敢全放，因此就有转移集中管理的必要。其所以选择在息烽，一方面因为贵州远在抗战后方，而息烽又位在万山丛中，比较安全，并容易保密；另方面则此地距贵阳不远，且在黔渝公路线上，交通方便，易于控制。还有一个原因是，以息烽两字，有平息烽火的意义，预示政权巩固，天下太平之兆。”
    息烽集中营并不在城里，监狱嘛，当然不能在城里。李任夫说：“它坐落在息烽县城外15华里的小市镇阳朗坝附近的山窝里。四面都是崇山峻岭，只有此处稍为四平。集中营本部，被包围在重峦叠嶂之中。黔渝公路虽然从它的面前穿过，但因为山形掩蔽得很好，身过此间的人，如果没有人指点，是不会知道在这儿有这样一个庞大秘密魔窟的。”
    除了息烽集中营和“息训班”，息烽还有一个大单位，即军统局的“息烽总台”。
    军统成立以后，其第四处即电讯处，处长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副处长董益三。电讯处设有四个总台，前三个都在重庆，后因日机不分昼夜的疯狂轰炸，戴笠担心总台一旦被毁，则军统的指挥系统立时瘫痪，于是在偏僻的息烽底寨建立起了第四总台。跟着又建立了配套的水电站和电机制造所；为了培养学生，又建立了电讯班。
    有了这么多的重要机构，保卫工作又成了问题，经老蒋批准，从贵州第十六编练处调特二团归戴笠节制，负责息烽、开阳和修文三地的保卫，团部驻息烽。
    随着上述三个大单位及附属机构的到来，接着西安事变的两位大人物张学良和杨虎城又先后被幽禁于此，息烽成了军统在后方的一座重镇，形形色色的特务机构得有十五、六个。全盛时期，军统方面常驻息烽的达到了 15000余人，而息烽县城才2000人，整个息烽县，不过5000人而已。
    李任夫说：“从人事上看，息烽自县长到乡镇长，都是清一色的军统人员，最少也是外围分子。至于息训班的教官与学生，以及息营的干部，那更不必谈了。息烽在名义上与行政上，虽属于贵州省府管辖，而事实上则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省府是一切不能过问，也不敢过问的。”
    特务处盘踞息烽之后，派到息烽的第一任县长，就是前面说过的广西人邓匡元，之后是徐羽仪，然后是陈国桢。
    陈国桢也是江山县人，毛森入衢州第八师范学校的时候，陈是该校教师，后曾在“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军当法官。另外，息烽集中营负责人周养浩，也曾是陈国桢的学生，由陈来担任息烽县长，再“合适”没有了。
    如果沿用现今的说法，把息烽称为“军统城”，一点都不过分。
        杨虎城就是在这个时候，被送到息烽来的。
    军统特务廖雄原是南京警察厅特务大队便衣队班长，1937年11月底，奉命前往南昌看守杨虎城。据他回忆，“次年（1937年）三月，将杨将军由梅岭移往湖南桃源。十一月，又秘密转移到息烽玄天洞。这时，我们这个队的名称叫玄天洞特务队，有队长李家杰、副队长龚国彦、指导员张兴宇、督察廖雄、分队长曹泽民、会计石学廉以及队员三十余人，由重庆军杭局本部直接管辖。”
    杨虎城到息烽的准确时间，是1938年10月 6日。最初，杨虎城被安置在“息烽集中营”，即阳朗坝看守所，后来戴笠觉得这里离公路太近，不安全。经勘查，发现离此大约30里以外的南望山上，有个玄天洞道观，挺合适的，于是赶走道人，将杨虎城迁居于此。
    息烽集中营，人称为“大学”，本来就戒备森严，张、杨来了以后就更甚。李任夫说：“息营直接指挥的武力，除了营中行动组（即第二组）配备的大批便衣特务之外，还有一个特务大队，专负保卫息营之责，都配有一色的最新美式自动武器和特种武器。这些武力，都由息营主任直接调遣。营内营外，岗哨重重；营外每一个山头，都建有碉堡，日夜校巡守望，任何人想要通过，非有特别证件关照，是很难走得通的。一般老百姓也心中有数，决不敢冒昧到这个禁区樵采。况集中营本部，除几重围墙之外，还架设着密密的铁丝网，安装了电流设备，真是寸步难行。至于围墙以内，则道路迂曲，纵横交错，高下不一，初来者倘无向导，即在白天，也可能迷失方向。一到晚间，即在内部行动，也有一般的与特别的口令，对答不来，有遭枪杀的危险。”
    除了三十几个人的“玄天洞特务队”，据廖雄回忆：“为了不让杨将军被关押在玄天洞一事被外界察觉，还须加强对玄天洞周围的控制。队长李家杰向军统局呈报批准后，就着手组织情报队，担负玄天洞特务队外围的情报搜集工作，并指派我具体负责。”
    于是，廖雄在玄天洞附近“挑选了三十余名青年，让他们免除杂役，进入情报队当队员。我担任队长，假称姓王，队员们就叫我‘王大队长’。队员内部称情报员，对外称玄天洞宪兵情报员，由我直接领导。队员之间，规定不发生横向联系，搜集到情报须向我一人反映，然后由我提供给李家杰。”
    搜集情报的范围，廖雄规定得很细，包括：“本地区共产党和地下人员活动情况；本地区民间团体活动情况；学校、厂矿中学生和教职员工的情况；有关社会言论和各种事故；有关经济方面的情报，如物价涨落等。”
    不愧是特务处出来的，大凡政情、社情、民情，廖雄都囊括在内。但笔者十分怀疑，以他找来的这些乡农，能否搞到这样的情报。
    前面提到的特二团，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做好对张、杨看管的外围警卫工作，其团附张文昌后来回忆：“我到息烽后，一见特二团的布防情况，第一营主要控制修文阳明洞，第二营主要控制开阳刘衙，那两处正是军统囚禁抗日将领张学良将军的地方，第二营和团部驻息烽，正是维护军统驻息烽各机构组织的警卫、以及控制囚禁抗日将领杨虎城将军的玄天洞。”
    沈醉亦曾回忆这一期间张、杨的情况，他说：“至于张学良将军，开始住在息烽邻县修文的阳明洞，后来为监管方便，才移到息烽来，陪他同住的有赵四小姐。军统对他监视是很严的，除武装警卫外，还特派一人同住，名为照拂，实则监视，非经他许可，不能接见任何人。他偶尔去过贵阳，是通过宋子文向蒋介石请示的。在他押禁息营期间，我只听到有两个人来看过他，一是东北要人莫德惠，一即宋子文。戴笠到息，照例要去探看一下，不过是看看情况，好向蒋报告而已。他的物质待遇尚好，但精神则苦痛异常。据息营负责人说，张经常发怒，往往不吃饭即将饭桌推翻，将家具打碎，可见其苦闷与愤怒之情。杨虎城原住在息营左近的白鹤观，后来又移到另一山上。他的夫人也同居一处，生活与监视情况，大致与张学良相同；但行动限制，还在张学良之上。其夫人曾在息生一小孩。她因受刺激过度，有精神失常状态。两个随从人员，都关在息营本部。
    从沈的回忆看，尽管都处于监禁中，但张学良的情况，很显然地，要好于杨虎城，最起码还有人去看他，还可以“经常发怒，往往不吃饭即将饭桌推翻，将家具打碎”，杨虎城就不行了。
    首先是住的条件，玄天洞是一个很大的洞，洞里能盖房，你说它多大吧，但是有一样——特别阴暗潮湿，不是宜居之地。
    沈醉回忆说：“这个庙建在山洞内，终年不见阳光，因此潮湿异常。杨全家在西北地势干燥的地方过惯了，住此很不适宜，加上心情不快，便常常生病。这时杨已看出蒋介石短期内决不会释放他，为了长久打算，便一再表示，愿意自己出钱在洞外修间房子居住。看守他的特务队长李家杰是云南盐津人，一向贪财如命，听到他愿意自己出钱修房子，便极力帮他向戴笠请求，得到批准。杨高兴地拿出四百元美金，交与李家杰代办。李除在兑换美金时揩了一笔油水外，修建时又偷工减料，搞得十分简陋。杨对此非常生气，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将就下去。”
    生活条件也差得很远。沈醉说：“当时，我在军统机关任总务处长，戴笠时常派我去看囚禁在贵州桐梓县的张学良和在息烽的杨虎城，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也顺便送给他们一点吃的东西。戴笠对张学良生活上的待遇安排较好，因为张同宋子文是儿女亲家。加上张夫人于凤至与赵一荻( 即赵四小姐 )两人在一九四四年前每年轮流陪张，她们都曾去美国休息，回来总带有不少东西，因而张的生活比较好点。而杨因蒋介石对他特别仇恨，从来没有外面接济，他自己有一点钱又舍不得用。加上当时法币天天贬值，经手特务揩油，所以生活相当困苦，他想换一套新棉衣都很不容易。我每次去看他，他总背着看守的特务向我诉苦。我当时哪里会同情他，还不是敷衍一下，叫他忍耐点。就是调整一下，也维持不了几天，又因法币贬值，仍旧是天天缺这少那，使他常为生活上的一些问题感到苦恼。”
    在此期间，杨虎城和谢葆真生过两个孩子，第一个男孩没几天就夭折了，第二个是女孩，起名杨拯桂。不久以后，谢葆真就精神失常了。
    沈醉说：“几年中由于种种不如意事，使得她渐渐有些精神失常。她非常痛恨那些特务，甚至戴笠去时，她也愤怒地加以斥责，这更引起特务们的不满和仇视，总想方设法去折磨她，在她产后也很少给予应有的照顾。有一次她在吃饭，正感到饭菜粗劣难以下咽，怡好遇到特务队长李家杰去看他们，她便提出质问。李用言语顶撞她，她气愤极了，便将手中饭碗向李打去。李一看不对，拔腿便跑，回去便说她有很严重的神经病，要把她同杨隔离，以免妨碍杨的生活。军统批准了李的建议，硬叫她同杨分居，仍旧回到玄天洞庙内一个人去居住。”
    后来，谢葆真真的得了精神病，身体一天一天地坏下去，终于在1947年去世。
    据沈醉回忆，在1942年冬天前后，有一次戴笠去看望杨虎城，杨提出撤换李家杰，因为“李使他太感痛苦了。戴只好答应下来，到重庆后便改派龚国彦去接替李任队长。”
    李家杰因看守杨虎城有功，被调回重庆，任中央训练团警卫组副组长，上校军衔，后又任交通部运输局稽查组长。
    除了戴笠、沈醉，经常去看杨虎城的，还有息烽集中营负责人周养浩，这是因为，“虽然看守杨的特务队是直接受军统司法处和特务总队所领导，但也要受周的监督，因为多一层关系，可以更好地防止日久发生意外问题。”
    沈醉说：“周经常去陪杨打小麻将消遣，每次总有龚国彦在场。杨因心情不畅，每打必输。”
    1946年，息烽所有机构奉命结束，杨被解送重庆歌乐山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杨家山。与此同时，张学良则经重庆、被直接送往台湾。
        再往后的事情，大家都很清楚了。
       
        注：
    问：蒋对杨虎城将军的恨，完全是因为双十二事变，还是兼因杨出洋期间的言行？
    答：呵呵，这问题有点复杂。个人体会，蒋对张、杨，似乎还不完全是恨的问题，如果仅仅是恨，那倒简单了。
    张杨都属地方实力军阀 当然张的实力与过去跟蒋的交情远胜于杨，关键是在西安商量放蒋时的态度，这个给杨自己的未来命运定了性。张的态度明确，全力维护蒋的威信，只要蒋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无条件放人；杨还老想要个什么保证，让当时的蒋担惊受怕。蒋已经很客气了，放杨出洋，他自己跑回来怨谁？蒋难道还能让他继续统率西北军割据一方，这怎么可能？纯属自己找死。

ys1937

38、密捕韩复渠

    韩复渠，1890年生，河北霸县人。
    韩复渠和他之前另一个盘踞山东的军阀张宗昌，都曾留下很多笑话，比如张宗昌的“大炮开兮轰他娘”、“大明湖里有荷花，荷花上面有蛤蟆。”比如韩复渠的“大家都靠右走，左边留给谁？”、“开会的人都来了吧，没来的请举手。”等等。
    这当中，有些可能是真的，有些则显然是拿人“开涮”。说到底，当年的这些军阀，不过从小扛枪，书读的少而已，毕竟不是白痴，怎么会说出这种蠢话。况且，韩复渠还不是粗人，而是西北军中少见的“细人”。
    据韩复渠的儿子回忆，韩的父亲韩世泽是前清秀才，以教书为生。韩复渠“自幼聪明好学，受到祖父偏爱，特送到本村小学读书。毕业后因贫穷再无能力去外地读中学，就随祖父在私塾中读书达七八年之久。其间熟读十三经，能诗、善属文，尤以书法见长。婚后，父亲到县衙任‘帖写’，相当于现在的文书。职务虽卑，但也需相当的文化程度，决非文盲老粗可以问津。”
    1910年，韩复渠投入冯玉祥手下，正是由于韩读过些古书，受到冯的赏识，让他做了“司书生”，掌理一些文案。此后连长、营长，一路上升。到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的时候，韩复渠已晋升为旅长。
    我们来看一下西北军部分军官当时所担任的职务：
    第一师师长鹿钟麟；第一旅旅长韩复渠；警备第一旅旅长刘汝明。
    第二师师长刘郁芬；第三旅旅长孙良诚；
    第十一师师长宋哲元；第二十一旅旅长佟麟阁；
    第六师师长李鸣锺；中央第四混成旅旅长石友三；卫队旅旅长冯治安；炮兵旅旅长孙连仲；
    很显然，在这份旅级以上干部名单中，我们还看不到张自忠、郑大章等等后来耳熟能详的名字。
    我们再看看1926年冯玉祥通电辞职、赴苏联考察的时候：张自忠任第五师第十五旅旅长、韩复渠为第八军军长；宋哲元则成为统领他们的“西路军”总司令。
    至此，用了15年的时间，韩复渠成为冯玉祥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后又与刘汝明、石友三、孙良诚、孙连仲等被并称为“新五虎将”。

    按：前面讲过，宋哲元与萧振灜谋划投蒋后的干部配置时，宋特别提醒萧，过一段时间再让刘汝明“入伙”，其原因就在于刘汝明的资历比冯治安、张自忠、赵登禹等人高出太多，他来了摆不平。

    很有意思的是，冯玉祥的西北军从全盛时期，到最后垮台，经历的几个重大事件，都有韩复渠的份儿。
    1929年，蒋桂战争之前，李宗仁、白崇禧曾与冯玉祥联系，希望联合反蒋。冯玉祥表示同意，并派韩复渠为总指挥。等蒋桂双方打起来了，冯却不明确地指示韩应该怎么做，准备“见机行事”，看谁不行了就打谁。韩的按兵不动，间接导致李、白延误了战机，最后大败亏输。此战过后，蒋介石和桂系都对冯玉祥不满意，冯落个两头不讨好。
    不仅如此，韩复渠在驻湖北“观望”期间，还忙里偷闲地去了趟武汉，与蒋介石夫妇一起吃了顿饭，据说蒋还给了韩一笔军费。
    1929年 5月15日，在刘郁芬、宋哲元、孙良诚、韩复渠等的“拥戴”下，冯玉祥通电就任“护党救国西北军”总司令，要求蒋介石去职，否则，就要“率五十万大军与之周旋”。
    仅过了一个星期，5 月22日，韩复渠、石友三、马鸿逵在洛阳通电“服从中央”，被蒋“覆电嘉奖”，韩复渠被蒋任命为第三路军总指挥。
    随即，冯玉祥被国民政府“褫去本兼各职，协缉拿办。”——蒋冯战争还没打，冯玉祥就败了。
    实际上韩、冯之间早有过节。1928年底，韩复渠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冯玉祥乘机把他兼任的20师师长给免了，夺了他的兵权。有人在韩面前说，“过去拿你当儿子，现在连师长都不让你当了。”韩十分生气。
    西北军素以封建色彩浓厚而著称，大小事一律决于冯玉祥一人，责罚部下跟骂自己儿子似地。据说有一次他给吉鸿昌打电话，不知什么事不高兴了，于是在电话里就说：“跪下！”吉鸿昌拿着电话就跪下了。跪了还不行，冯还问：“跪下了没有？”吉鸿昌说：“报告总司令，跪下了。”
    某次，冯召集军事会议，韩提出异议，冯斥责说：“小孩子，谁让你多嘴！”韩复渠据理力争，冯大怒：“是你指挥还是我指挥？到院子里给我跪下！”
    韩以“省府主席”之尊，居然要当众跪下，虽然在冯积威之下，不敢不跪。但从此衔恨于心，终于在冯最需要他的时候，从背后狠狠地捅了一刀子。

        按：当年杨永泰曾给蒋献策说，冯的部队都驻在苦寒之地，部下多有不满，只要善用收买之策，即可瓦解西北军，事后再看，杨的眼光果然不一般。

    1930年 9月 5日，国府任命韩复渠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在此前的 9月 1日，冯玉祥、阎锡山等刚刚在北平召开了“扩大会议”，选举推阎锡山、唐绍仪、汪兆铭、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谢持等七人为国民政府委员，推阎锡山为国民政府主席。
    此后，9 月18日，张学良入关，中原大战结束。山西人阎锡山去了东北大连“隐居”，安徽人冯玉祥则“释权归田”，去了山西汾阳。
    到1932年，在昔日部下韩复渠的邀请下，已成“光杆司令”的冯玉祥去了山东，到泰山读书去了——冯玉祥与山东有缘，最终他也葬在山东。
    与陈济棠类似，韩复渠也是一个整军高手，初入山东时，韩的所谓“第三路军”号称有 3个师 1个旅，其实不过两万多人，充其量一个乙种军的编制而已。
    进入山东，有了自己的地盘，韩复渠一下把部队扩充到 6万多人，编成 5个师 1个旅。中原大战之后，老蒋曾以缩编军队为由，规定第三路军的编制仍为原有的 3个师 1个旅，限额为 4万人，韩不听那一套，以种种巧妙手段，不但不减部队，反而扩充到10万之众，仍维持 5个师 1个旅的编制。
    特别是他多出来的那一个“手枪旅”，4000多人，号称韩复渠的卫队，武器精良，战斗力几乎相当于一个师，旅长，就是解放战争时期率先攻克南京“总统府”的吴化文。
        到后来要抓韩复渠时，大家最为忌惮的，就是他这个“手枪旅”。
    韩复渠是个精明的人，精明的韩复渠在西安事变中站错了队。
    当时在山东盐务税警团当下级军官的马节松有个“忘年交”，即第三路军少将高参甄绩成，甄曾对他讲过不少韩部的“内幕”。
    据甄讲：“张、杨发动兵谏扣蒋之初，韩复榘持观望态度，其间韩曾与他的亲信及智囊们秘议此事。在蒋被扣压l0天这一事件仍未出现解决的迹象时，韩坐不住了。12月21日，他命令他的秘书协拟一个支持张、杨扣压蒋介石这一行动的电报发往西安，即所谓‘马电’。但是由于韩的秘书和参谋处工作的拖沓，这个通电直到l2月25日才发到西安。而这时蒋介石已经在张学良的护送下回了南京。韩复榘这一通电成了马后炮。”
    应该说，这个电报不仅“成了马后炮”，还惹了大麻烦。
    当时，蒋介石派遣蒋伯诚以“冀鲁豫特使”的名义驻济南，实际上是蒋介石派在韩身边的“监军”。蒋伯诚跟甄绩成也是好朋友，蒋曾对甄谈到，说他得到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到南京的消息后，马上打电话告诉了韩复渠，结果韩不信，说“哪里会那么容易就放”。蒋还对甄说：“委座已回到南京了，韩主席还发通电响应张、杨，真是太胡闹了! ”
    事实上，韩复渠支持张、杨的电报刚刚发出，蒋伯诚就知道了，是韩复渠身边的另一位高参李天一跟蒋伯诚聊天的时候告诉他的。蒋一听大惊，马上给韩复渠打电话验证此事，韩断然否认。
    事后，韩复渠得知是李天一告诉蒋伯诚的，大怒。不久，李天一就被人暗杀了，当时人都说李的死肯定跟这件事有关。
    但杀了李天一没有用，电报已经发出去了，上边白纸黑字写着“韩复渠支持张、杨”。于是，韩复渠把这事推到了具体办事人的身上。
    据时任第三路军军医的乔新生回忆：当张、杨通电全国之后，山东省政府就发出了复电，电文大意是；“拥护张、杨的正义行动，支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等蒋介石回到南京以后，韩复渠“感到震惊”，于是把秘书长张少堂叫来，韩狠抽了张几个耳光：“谁让你往西安发报不通知我！”接着，韩复渠命令往南京发电，大意是：“慰问蒋回到南京，提到往西安发报之举，言说此事我（韩复渠）不知道，这是手下人办的，我已将该人体罚。”
    韩复渠的儿子韩子华也曾回忆过韩复渠所发出的两通电报，他说：“西安事变时，我还小。但我记得，父亲连夜从北京跑到济南。那天我们都睡下了，突然父亲回来了。他笑嘻嘻地进来说，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我们赶快起来，究竟是什么好消息呢。他说，‘张汉卿把蒋介石扣起来了。行啊，这小子胆子真大。’”
    “这个时候，突然电话铃响了，《山东日报》那边就问父亲，明天的稿子标题怎么标？父亲觉得这个时候应该表明态度，那个时候全国对张学良、杨虎城一片骂声，称张学良、杨虎城为张逆、杨逆。父亲就说，‘你们打算怎么标？什么张逆、杨逆呀？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不就完了吗？他们是不是将军啊，是将军不就完了吗？谁给他们起名叫张逆、杨逆的？’可见父亲是支持张学良的。”
    韩子华还回忆：“后来父亲发了两个电报，一个叫马电，另一个叫宥电。宥电是联名发的，而马电是个密电，只有我父亲一个人。宥电我看过原文，马电却没有看到过。”
    查电报代日韵目，“马”字正是21日，也就是韩复渠支持张、杨的那一通电报，结果耽搁在路上，正好在老蒋回到南京那天发出。“宥”字则是26日，是韩复渠采取的补救措施。韩子华的回忆非常准确。
    韩复渠想得太简单了，这么大的事，岂是能糊弄了事的。据蒋伯诚说，蒋介石见到韩的通电后，当时就说；“韩复榘这个人太靠不住了! ”
    不过话说回来，当时的情况下，韩复渠也确实没有别的办法，站错了队嘛，你能怎么办？
    在这个问题上，盛世才就比韩复渠多了个心眼。
    盛世才这个人，邓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狼种猪”，真是贴切，除此以外，真的找不出其他的词汇来形容这个人，其种种思维与行事，思之可怖。
    据民国时的边政学家周东郊回忆，1936年以前，盛世才治下的新疆，是坚决反蒋的，不仅反蒋，连“三民主义”一块反。周东郊说：“到一九三五年，学校中的党义课程一律取消，有关三民主义的书籍，一律禁止发售，各图书馆收藏的也都销毁或封锁起来。一九三五年，南京派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到迪化时，盛虚与应接，暗中监视。邓所参观的机关、学校，临时奉命准备孙中山像张挂，因为找不到，有的单位只得草绘一幅点缀。”
    1936年 7月19日，盛世才发出“盛督办皓电”，即“七项救国纲领”，该电公开表明联合各方力量抗日救国的主张，“亦即不言而喻地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
    在盛的这种思想影响下，西安事变发生以后，《新疆日报》马上发出了“号外”，据周东郊回忆，这是盛世才上台以后，《天山日报》、《新疆日报》第一次发出号外。“人们大都认为盛世才一定通电响应张、杨。一般反日反蒋思想比较激烈的人，更是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说这一次国内外局势将有巨大转变，抗日大旗可以高高举起。迪化以及其他各区的《新疆日报》除了立即报道外，都连夜赶写社论，对张、杨表示赞助，准备发排。”
    据周东郊回忆，“盛世才为了测验部属思想趋向，于西安事变翌日，在督署西大楼召集驻省少校级以上军官及各机关正副首长，当场出了三个题目：一、张副司令兵谏蒋介石这项措施是否正确？二、张副司令此举动是否响应本督办七项救国纲领？三、张副司令此种举动是否以下犯上？”
    盛世才给大家每人发了一张白纸，让他们记出一、二、三题号，下面按个人态度，注明“对”或“不对”，然后签上答者姓名交卷。
    周东郊说，收卷后，盛世才看了就令写“不对”的人举手，这些人大都是军人。盛世才当着大家的面说：“你们不要以为部下扣长官都是以下犯上，这是旧观念，不对。我以后如果反革命，你们也可以这样对待我。”
    这是白天的事，据周东郊回忆：“就在当天晚上，《新疆日报》社社长万献廷收到塔斯社的新闻稿，他又去驻迪化的苏联领事馆了解，知道苏联方面对西安事变持否定态度，指斥张学良行动不当。回来后立即嘱排字房把已排好的社论拆掉，对西安事变不作论述。各区的《新疆日报》，有的在当地收到塔斯社报道，有的得到通知，也都不发评论。”
    由于媒体的态度与盛世才的倾向性完全不同，大家都不理解，许多人问“新疆对西安事变为什么不表示支持态度？”
    周东郊说，“有些高级军官还对盛世才当面提出这个问题，盛未作正面答复，并说那天测验的事不要再提了。”
    据周东郊回忆，事后过了很长时间，盛世才还心有余悸地说：“他在西安事变时险些上了当，弄得八方不是人。并说政治领导者，尤其握有兵权的人，不能犯冲动，张学良就吃了好冲动的亏，在冲动下把蒋介石扣起来，在冲动下又陪蒋去南京，结果把偌大的东北军都输光了。”
    1937年 8月，韩复榘的第三路军被改编为第三集团军，隶属于第五战区，以韩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就是李宗仁。
    李是10月份到南京的，据李回忆，“卢沟桥事变后约四五日，蒋先生即自庐山拍电来桂林，声言中央已决心抗战，约白崇禧和我速赴庐山，共商大计。我们接电后，不暇深思，便复蒋先生一电说，中央既已决心抗战，我辈誓当拥护到底，崇禧当即遵命首途，听候驱遣，我本人则暂留桂林，筹划全省动员事宜，一俟稍有头绪，亦即兼程北上，共效驱驰。”
    白崇禧于 8月 4日飞抵南京，旋即被任命为副参谋总长。白在回忆录中说，8 月 5日，日本报纸报道了他入京的消息，并冠以大标题：“战神到了南京，中日战争终不可避免！”言下颇为自得。
    李宗仁说，当时四川的刘湘和云南的龙云先后来电劝阻，让他们不要去南京，“他们认为蒋先生的为人，最尚权诈，万一借抗日之名，将我李、白二人骗往中央，加以羁縻，则广西省政必为蒋系所控制。唇亡则齿寒，川、滇两省也将岌岌可危了。所以他们来电劝阻。”
    对此，李宗仁复电认为：“今日的局势只有两条路可循，不是抗战图存，便是投降亡国。中央和蒋先生纵有意拖延，日本侵略者也未必容许，此其一。如中央此次仍无心抗战，而欲采取投降一途，则不特全国军民不能同意，恐怕蒋先生的嫡系部队也将自动实行抗战，此其二。根据以上两点判断，我认为中央和蒋先生除抗战外，实无他路可走。”
    李宗仁还劝他们“拥护中央，参加抗战，切勿迟疑不决，致贻蒋先生以吾人不愿共赴国难的口实，而向侵略者低头。”
    李宗仁的“全省动员事宜”进行得很顺利，从1933年开始，广西就采取“寓兵于农”的政策，即新兵入伍训练一年即退伍，换一拨人接着训练，一年一换，所以，到1937年，广西民间已经有四拨接受过军事训练的“老百姓”，因此征兵非常容易。李说，由于“各县农民蜂拥前往县政府报到入伍，终因报到人数太多，政府还须以抽签方式决定取舍。”
    这样，李宗仁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一下编成40个团，后改编为三个集团军，投入抗日前线。
    李本人则于10月10日，“参加桂林各界庆祝双十国庆节后，乃专机北飞，参加抗战。”据李说，飞机起飞的时候，他看了一下表，正好是10点10分。
    淞沪抗战失利以后，李宗仁于11月12日到达徐州，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第五战区辖山东全省和江苏、安徽两省在长江以北的部分，其主要任务就是保卫津浦路。用李宗仁的话说：“我如能在津浦线上将敌人拖住数月，使武汉后方有充分时间重行部署，则我们抗战还可继续与敌人作长期的纠缠，以待国际局势的转变。如我军在津浦线上的抵抗迅速瓦解，则敌人一举可下武汉，囊括中原，使我方无喘息机会，则抗战前途便不堪设想。”
    既是这么重要的战略要地，我们来看看第五战区的部队：
    山东——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部，辖两个军：第12军、第55军。
    青岛——第51军于学忠部，辖两个师。
    江苏——第57军缪澂流部、第89军韩德勤部；各辖两个师。
    砀山——第三军团庞炳勋部，辖五个步兵团。
    苏北——第31军刘士毅部，辖三个师。
    以上一共是不到 7个军，除第31军是广西的子弟兵，指挥起来得心应手以外，其他的全是“杂牌部队”，要说也真是够难为李宗仁的。
    这其中，势力最强的，当然是韩复榘了，因此老蒋还特地给了他一个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头衔。而且韩也处在防区的最北端，一旦日军渡过黄河，则津浦路再无险可守，
    既然韩复榘的地位是如此举足轻重，李宗仁觉得有必要与他见个面，当面谈一谈。李说：“我初到徐州时，即顾虑到韩氏抗战意志不坚定，乃亲赴济南一行。在韩氏的总司令部中住宿一宵，和他作竟夕之谈。”
    李说：“这是我和韩复榘第一次见面。韩氏虽识字不多，言谈也很粗俗，但是却生得眉清目秀，皮肤白皙。骤看之下，俨然是一位白面书生。”
    据李宗仁回忆，当时他跟韩复榘谈了一夜，主旨是：“我们的抗战是不得已的。日本人逼得我们无路可走，只有‘抗战’与‘亡国’两条路。我们选择了‘抗战’！须知日本侵略中国，不是单纯的中日两国的事，它是有国际性意义的。日本入侵我东北，国联无力制裁，鼓励了日本，同时也鼓励了西方德、意两国的侵略集团。西方今日法西斯侵略势力的增长，吸引了英、美、法的注意力，也增加了日本侵华的勇气，才有今日的战事。所以东、西两方的侵略势力是相互为用、相互影响的。今日日本侵华得手，世界各国莫奈伊何。你看德、意两国一定要步其后尘，如法炮制。以今日形势来看，欧战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欧战爆发了，英、法、荷等国自顾不暇，他们在远东的殖民地便成了俎上之肉，听任别人宰割了。到那时，日本这头贪狼岂能坐视肥脔在侧而无动于衷？”
    李宗仁还鼓励韩复榘：“我们抗战的战略重点便是以空间换取时间，以待世界局势的转变。我们能拖得愈久愈好，千万不能泄气。我们如果泄气了，投降了，侵略者势力东西相呼应，则可能西方被侵略国家也不敢蹈我们的覆辙，作不量力的抵抗。如果欧战因之不能爆发，或爆发后，不旋踵即为德、意侵略势力所扑灭，则二次世界大战不能实现，我们就永远做日本的奴隶了。”
    李说：“韩复榘对时局的看法，便完全以我这番话为依归。他也认为抗战是长期的，是有前途的，汉奸是当不得的。”
    然而，最终韩复榘还是让国人失望了，对此，李宗仁分析说：“他的愚而好自用的简单头脑终于误了他。他认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那两军部队，断不可在长期抗战的局面下，而在短期之内被消耗了。他不能与日军死拼，保存实力是第一要务。”
    李说得很对，韩复榘唯一的信条，就是保住我自己的地盘和军队，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其实不光韩复榘，是军阀都如此。
    据吴锡祺、王式九等原29军人员回忆，29军改编为第一集团军之后，在河北战事不利，其一部准备撤往山东，此时，韩复榘居然提出了“保境安民”的口号。“韩复榘部驻德州的师长展书堂，见了冯治安，态度异常冷谈，一句表示欢迎的话也没说，使冯治安十分气愤。”
    吴锡祺说，为了行军便利，他向冯治安建议打电报给韩，请其予以关照。冯说：“你真是太实在啦！我们不是给他打过两个电报了吗？到现在连一个复电都没有，他的态度已很明显，还理他干什么。”
    吴锡祺还说，当冯的总部经过山东某地时，有一位小学校长对冯等说：“你们还往南走吗？听说韩主席有命令，先剿匪后抗日。匪就指的是你们从前线撤下来的部队。”
    12月22日，日军渡河南进，12月24日开始进攻济南。此时，韩复榘眼看地盘是保不住了，于是退而求其次——先保住自己的军队再说。
    当夜，韩复榘悄然退出济南。此时，蒋介石闻听济南被困，当即电韩复榘，严令不得放弃济南，但是，此时韩已退到泰安。12月27日，济南陷落。
    从此兵败如山倒，1937年的最后一天，韩复渠放弃泰安；同日，青岛弃守。津浦路北段尽失，南段的大门徐州已经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战局顷刻间就搞得不可收拾。
    据白崇禧回忆：“李长官见其执迷不悟，将其态度转报军委会。蒋委员长接此报告甚为重视，召集军委会高级幕僚开会，出席者计有参谋总长何敬之将军，政治部长陈辞修将军与我（时任副参谋总长），众皆以为若让韩部自由进出而不加制裁，军纪荡然，民心丧失，如此不独参加抗战的一百八十余师及四十余旅丧失信心，战事亦无法指挥，故一致主张严办，以振纪纲。委员长亦有此决心。”
        此时，韩复榘距他生命的尽头，还有24天。
    1938年 1月，第一、第五两个战区的师长以上军官接到通知，要求大家凡可以暂离阵地的，均须于 1月11日到开封参加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军事会议。
    李宗仁后来在以后在回忆录中说：“我心知这一会议系专为惩治韩复榘而召集的。”
    这个任务，自然又交给了戴笠。
    早先几天，戴笠就赶到了开封，预先安排一切。
    河南地处中原腹地，位置重要，因此特务处在河南的单位特别多。前面说了，淞沪抗战伊始，梁干乔在10天之内，沿着平汉线在 9个城市布置了 9部秘密电台，其中一多半在河南，接着，潜伏电台又增加到16部，每一个重要的城市都部署了潜伏组，不过这都是比较小的单位。
    大单位，一个是特务处河南站，站长，先是刘艺舟，后是岳烛远，就是原来在西安跟马志超搭档的那一位；
    第二个是特务处华北办事处，驻郑州，办事处主任，原来是梁干乔，后来奉调到军委会第二厅任副厅长。目前的主任是李叶。
    李叶，字叶超，所以很多人也叫他李叶超。1928年，李叶毕业于青岛大学，次年，在很偶然的情况下认识了军校四期的几个学生刘凤轩（就是曾与周伟龙假装戒烟的那个）、侯志明等人，然后他们就在南京办了一份“大京日报”。后来，李叶与刘凤轩一同被派到江西做党务工作，复兴社成立以后，在各地成立政训处，所有做党务工作的人都被合并进来，李叶就这样进了复兴社。
    再以后，李叶、刘凤轩等人都被吸收进了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科，并被派到武汉工作。调查科与特务处合并以后，刘凤轩仍留在武汉工作，李叶则在特务处本部第一科（情报科）科长唐纵手下任华东股股长，搞情报分析。
    李叶是大学生出身，新闻、党务、组织、政训都干过，是老资格的情报专家了。
    特务处河南站和华北办事处都是秘密单位，戴笠在河南还掌握着一些公开单位、如郑州市警察局长、河南省会开封警察局长、河南省保安处等等，先后担任这几个单位负责人的，就是军统的另一位重要干部杨蔚。
    杨蔚，生于1905年，河南商城人。军校四期。
    河南商城是名城，历史上曾出过一位大人物，那就是前清咸、同年间，曾协同恭亲王奕?和慈禧发动“辛酉政变”的大学士周祖培，并且，“同治”的年号也是他给起的。
    商城名门望族颇多，且有文名，杨蔚的名字起的就很有学问，杨蔚字庭芳，显然取“云蒸雾蔚满庭芳”之意，估计祖上也是读书人。
    从军校毕业以后，杨一直做军队工作。1934年，经同学赵世瑞介绍，杨蔚进入特务处。
    杨蔚是军统中少有的去过延安的特务，而且他是大大方方去的。
    1937年 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结束以后，国民党通过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向中共代表团周恩来提出，准备派一个视察团到陕甘苏区视察，并说准备派康泽带队。
    经周向中共中央汇报，当天毛泽东即电复周恩来，同意南京来人，但不同意用“视察”的名义，建议改为“考察”；另外坚决反对让康泽这样的叛徒来延安，“此等人员如冒充进来谢绝接待”，建议以张冲为团长；第三，“考察的目的应为增进团结，绝对不能有妨碍团结的表现”。
    经周恩来与在西安的顾祝同、张冲商议，顾等同意将“视察团”改名为“考察团”，并保证考察团进入苏区后，“态度谦和，绝不致有破坏事”。但考察团的团长没有派张冲，而是派了此前名不见经传的涂思宗。
    涂思宗是粤军出身，早在大革命时期就认识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用涂思宗自己的话说，“周、叶本在粤多年同事，叶剑英在粤军中历史亦久，第一次东征时，充粤军第二师张明达师部参谋长，我当时在粤军杨旅当营长，调归张明达师长直接指挥，任东征前锋，故与叶剑英日夕见面；东征部队到达潮汕东江，叶剑英兼任梅县县长，我亦兼任大埔县县长，周恩来当时任潮梅行政专员，亦常见面。”
    此时涂思宗正在顾祝同手下，他去延安，也是挺合适的人选。许多年以后，涂思宗写了一篇回忆录，谈到当年的种种，读来饶有兴味，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
    如谈到初入延安时受到热情接待：“当晚在招待所设宴，为我等洗尘，毛泽东、朱德以下，共党政军人员都来分数席作陪，互找对象劝酒，谈笑风生，席间由毛泽东致欢迎词，随即祝林森主席、蒋中正委员长的健康而干杯，各席间宾主自由交谈，互相敬酒，酒味极佳，皆地道高粱佳酿也，菜肴亦极可口。因连日路途劳顿，散席后各自回房休息。”
    最难得的，这篇回忆，基本上还算客观，较少刻意的歪曲和矮化。如涂思宗谈到他们快到延安时，“我们下车休息，适路旁坐一小脚姑娘，曲线玲珑，年约二十余岁，望之不似陕西妇女，团员中有问来自何方；小姐落落大方，答原籍江西，随军北来，作军中政工。同人闻之莫不惊叹，盖以三寸金莲小脚，何能一步一步，从数千里步行来此，诚不可思议。”
    又如谈我军的军事素养：“他们的部队从排级单位起，都有一个地上沙盘，塑造各种地形地物，为官兵讨论战术战斗之用。我们心中都觉，共军的训练方式，有其积极性的一面，有若干地方值得我们研究与参考，今后对共军的战斗力，更不可估计太低。”
    涂思宗还谈到对我一些领袖人物的印象，颇为传神。
    毛泽东：“毛穿灰布棉军服，与士兵穿的相同，惟领钮未扣，待人接物，礼貌颇周”。“毛陪坐台下，手执香烟一枝已完复摄一枝，神闲气定，静听至散会。”
    朱德：“朱德身材不高，面多斜纹，操烂熟之云南官话，且能说流利客语，自语为经商滇中之客人后裔。彼说话较为中和，眼神有光，内含充足，外射有力。”
    彭德怀：“彭德怀为人短小精干，望之如乡下农夫，打灰布绑腿，装束与士兵无异，这就是毛词所赞的‘彭大将军’”。
    涂思宗对贺龙极口称赞，说他“识字不多，但是相貌堂堂，比其它人长得方正，一口湖南腔国语，讲得很有趣味。”
    相反，涂对林彪的印象似乎不甚好：“林彪身躯不高，貌不甚扬，眼露蓝光，喜俯视”。“林彪谈话，与毛泽东同一口气，声音不大，常俯视地面，而目露蓝光，如头鹰眼，其貌颇异。”涂两次提及林彪，都没有好话，不过其中那一句“林彪谈话，与毛泽东同一口气”倒是说得很准确，反映涂思宗其人，眼光还是很独到的。
    考察团的成员，一共17人，涂思宗说：“余奉命为视察团团长，萧叔萱为副团长，以留学日本之李英华为顾问，李在滇军中历史，素有渊源，久与朱德为老同事；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有邵华，陕省府有张廷镛，中央军校有萧树金、杨蔚、王根生等。”
    杨蔚是戴笠给涂思宗派出的随员，特为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了解延安情况。事后，杨蔚给戴笠写了一个报告，谈到他在延安看到的一些情况，并重点写到了他陪同涂思宗与毛泽东谈话的情况。
        杨说：“（毛泽东）与涂团长是早年就认识的故人，颇有旧雨重逢之慨，他曾很郑重地质问涂团长：‘国共既然合作抗日，国民党又何以公然宣布根绝共匪的决议案？’涂团长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早有准备的，他说：‘共产党在与国民党执政的中央政府为敌时，依国法不得不称之为赤匪；今后共党如成了合法政党，红军成了正式国防军，赤匪不就已经根绝了吗？这是过去的事何必介意？’涂团长的答话，他（毛泽东）笑了笑，也没话说。此后谈南京、上海民心士气的问题，毛的结论是：’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内在的矛盾完成团结抗日任务：目前国民党的措施，对共党内部还存在着很多误会，我将在理论上和事实上努力加以说服。’他们谈话时，我以随从参谋身份，举起笔记本摘要记录，毛也毫不介意。”
    对杨蔚的这一趟延安之行，戴笠非常满意，此后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戴笠认为有两个地方特别重要，必须由特务处掌握其警察局。一个是江西九江，“九江为庐山的门户，领袖常往庐山，考虑军国大计，其重要性自不在话下。”另一个是河南郑州，“郑州为平汉铁路同陇海铁路的交叉点，当时抗战的主要战场在华北，而郑州扼黄河南岸，握北方的运输枢纽，其重要性也可想而知。”。
    经请示老蒋同意，九江市警察局派了老资格的黄埔学长、曾代表戴笠接收南昌行营调查科的柯建安；郑州警察局局长派的就是杨蔚。不久后，杨蔚又被改为河南省会开封警察局局长。
    杨蔚见到戴笠，没说几句，就谈到韩复榘，杨对韩的“不战而退”多有指责。不想戴笠听了立时“大怒”，严词指责杨蔚：“韩主席是委员长的重要干部，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他，以后这种话不准再提。”
    几句话把杨蔚骂得莫名其妙，心想即便我不应该说，韩复榘“不战而退”总归是事实吧？我也没说错啊；况且我这也是向你反映情况，没必要发这么大火吧。
    拘捕韩复榘，要分成三个部分：一是处置韩的卫队，这件事由戴笠本人亲自操办；二是解除韩复榘贴身警卫的武装；三是最关键、也最重要的，即对韩本人的羁押和看守。
    从济南逃出以后，韩复榘率部屯兵于鲁西南巨野、曹县一带。接到开会的通知，韩复榘还特地派专人来找李宗仁，“问他应否亲自出席这一军事会议”，李宗仁自然说“应该去”。于是，韩复榘乘陇海铁路局为他准备的专车，从手枪旅挑了一个连，欣欣然地到开封“开会”去了。
    1 月10日，车到开封，韩复榘改乘小车去河南省政府主席商震公馆下榻，这是戴笠为他安排的“驻地”。韩复榘的“手枪连”则被拦在了火车上，戴笠派出的特务伪装成接待人员，对他们说：没想到韩主席带这么多人来，临时安排招待所有困难，请他们在火车上“凑合”一宿。
    “收拾”韩复榘的贴身警卫这件事，戴笠交给老蒋的“侍从室”特务组租长黎铁汉去办。
    据张毓中回忆：老蒋是 1月10日从武汉动身的，当时他们乘平汉线专车到开封，并不下车，张毓中说，“领袖到开封，驻节在专车之上，我们当然随侍，并依照领袖的节目活动，展开安全措施。”
    出发之前，张毓中就感觉气氛有异：“这次侍卫人员与往日差不多，不同的是特别增派了武装卫士一区队，负责专车和会场卫兵的任务（这任务一向是由宪兵担任），这情形可以说是非常少见的。此外，这次黎组长亲自率领戚南谱（皖北人，军校六期）、范树鹏（徐州人，军校三期）、郭文年（河南人，军校六期）和我四人同时到开封来，显示出这次会议的重要性。我们四人之中，除了我是浙江籍，其它三人都是半北方人，在开封展开工作，可得人、地和语言的便利，工作起来就方便多了。”

    按：黎铁汉以及他带的四个人，都是特务处的人，只不过是安排在老蒋身边工作而已，其中的戚南谱还是“洪公祠”特训班出来的、陈恭澍的同学。

    果不其然，当天晚上，黎铁汉就来找张毓中，交给他一项“绝密任务”。张回忆说：“十日，时近午夜，我正准备就寝，黎组长忽然单独来访，我一看他表情严肃，神情紧张，就马上直觉到，必有重大事故发生。”
    张回忆说，当时黎铁汉“关门关窗，神秘兮兮的，压低了嗓子”对我说：“刚才钱主任（钱大钧）、王侍卫长（王世和）一起来找我，要在明日下午军事会议后，秘密拘押山东省主席、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转饬我特务组负责执行，因为这项任务非常重大，所以我奉命之后：心情沉重，马上就过来和你商量。”
    黎铁汉说：“我有正确情报，知道韩复榘已乘火车专车抵达开封，仅带一连手枪连卫队随车护卫，驻扎在专车上待命，今夜他下榻河南省主席商震官邸，明天只带副官和司机来开会。我和王侍卫长商量过了，决定将监视他副官和司机的任务由你执行，伺机逮捕他们。”
    黎铁汉特意提醒张毓中：“北方人多会武功，他的副官和司机说不定都是武林高手，所以明天我会去武装卫队中找几个精明干练、孔武有力的卫士作你的助手，至于如何联络，如何应变，等明天实地考察研究再定，现任务必封锁消息，不能走露半点风声。”
    张毓中是1910年生人，当时才28岁，接受这样一项任务，可想而知是既兴奋、又紧张。后来他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时说：“黎组长离去后，夜已深，人欲眠，但想到明天的任务，心情紧张不已，所有的假设情况都一一浮上心头，使我了无睡意。”
    11日一早，黎铁汉带着张毓中去会议现场“踩点儿”。
    军事会议的现场，在开封中国中学，张玉中说：“中国中学位于中山门外，靠近城河边，占地广大，礼堂操场等设备齐全，学校四周有围墙，墙内环植高大常青树，绿意盎然，环境整洁优美，是一所难得一见的中等中学。学校大门是一双扇形的栏栅式铁门，闲杂人等很难混入。传达室在大门左边，大门右边为一字形的三间房间，为会客室与办公室。大门外有大型停车场，和一条直通开封的大马路。”
    根据学校的环境和会议的议程，黎、张二人“反反复覆的研究了又研究，商量了又商量”，张说，“逮捕韩复榘的副官和司机，并非易事，只有凭机智、沉着行事。黎组长对我一向有信心，我也从来没有叫他失望过，不到上午七时，一切都已安排妥当，黎组长就欣然与我握别了。”
    8 点钟之前，张以会务人员的身份站在签到处，静候韩复榘的到来。一会儿，张毓中的目标出现了：“韩复榘果然乘一辆黑色轿车准时到来，一如情报，他仅带了副官和司机两人，在签到处前面下车，一看到他的到来，我马上就紧张了起来。”
    张毓中他们赶紧过去招呼韩的司机，把车子停在指定的位置。这时韩复榘手下的军长孙桐萱、曹福林等一大帮人也来了。张说，当时他们都凑过来，准备在签到簿签名。这时韩伸手一拦，说：“你们不必签了，快进会场去，统统由我代签就好了! ”于是韩在签到簿上写了“山东省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率军师长等十八人”几个字，“就昂首阔步的走进会场去了”，张毓中说：“他专横跋扈的表现，令人侧目。”
    蒋召集的这次军事会议，共到师长以上军官80余人，另外还有列席的苏联、意大利、德国的军事顾问十多人。会议分为两天，第一天纯属是为抓韩复榘而提供一个的“平台”，按李宗仁的话说，是“会而不议”，所以，当天，韩复榘并不是会场上的焦点。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共，因第十八集团军序列属第一战区，因此，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率他的副手彭德怀和三个师长林彪、刘伯承、贺龙也出席了会议。
        李宗仁说：第一天的会议，“首先由委员长训话，鼓励大家奋勇作战。随即面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和我分别报告战况。报告毕，委员长遂宣布散会。”
        这时已经是下午 4点多，张毓中带着他的人，已经等了一天了。
    这一天非常难熬，张毓中一直在严密监视韩复榘的副官和司机，他说：“除了小心翼翼，暗中监视之外，我又利用服务员身分，不时的带着工友前去分茶送烟，尤其午餐时间，我特别观察两人神色，似乎一无异常。他们大部分的时问，都在车上看书或打盹。”
    下午 3时许，黎铁汉派来的四名武装卫士来找张毓中报到，“他们个个体格健壮，精神饱满，服装整齐，彬彬有礼，各佩带德国制新式二十发连发木壳枪。”
    张对他们进行了简单的动员，他说：“委座昨晚下令，今天散会后，扣押山东省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我们五人负责逮捕韩复榘的副官和司机，成败与否，关系重大，上级要求，一定要行动秘密。”
    张说：“此事执行起来并不简单，所以我们要小心谨慎，现在我把你们分成两组，第一组二人枪上膛，于四时正，接大门口的卫兵岗：第二组两人于四时半枪上膛，携在手中，隐藏于门边的传达室中，注意我的举动。当你们看到我步出大门，就是我设法诱骗韩复榘副官和司机进学校的第一步。他们可能会起疑心，拒不入内，但经我一整天的观察，我看他们丝毫无怀疑之心，只要藉口合理，相信他们会深信不疑。但是，如果他们要反抗逃脱的话，我们也别无选择，只有断然处置，绝不允许他们脱逃而走漏半点风声。”
    一切布置妥当，张毓中静候散会，他后来回忆说：“一个人心中有事，时间就过得特别的慢，真是度时如年。好不容易，挨到了下午四时，一切早巳就绪，只有耐心的等待最后的演出了。”
    大概下午 4点半的时候，会场的大门口，终于开始有人出来了，张毓中“顿时紧张起来，全神贯注，注视着四周，看到开会的政要和工作人员相继离去，最后只剩下韩复榘的一辆汽车，和我们伪装的两辆汽车，静悄悄的停在停车场上。这时，就是我动手的时候了。”
    张毓中暗示 4个武装卫士做好准备，然后走向停车场，假装问：“请问那一辆是韩主席的车子? ”
    张毓中说，韩复渠的副官和司机，显然已在焦急的期盼，忙不迭地说：“我们是! 我们是! ”
    张说：“我是军委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上将的张参谋，钱主任命我来找你们，因为委员长在会议后召见韩主席，有要事商谈，还要一起晚餐，看样子会耽搁一些时间，所以钱主任要我来找你们，请你们把车子开到学校里面去，再进去喝茶吃晚饭。”
    俩人听说这是“钱上将的随从”，态度又非常客气，于是受宠若惊地说：“不敢当! 谢谢! ”看上去，显然毫无戒备之心。
    张说：“你们不必下车了，还是跟着我，把车子慢慢开进学校好了，免得总司令出来跑一段路。”
    此前，张毓中已令第一小组将铁栅门关好。只用右边的小门，同时命第二小组做好准备。
    张毓中说：“停车的位置到大门，其实很近，至此，已密锣紧鼓，好戏的最高潮就要到了，我们机警沉着的一一按照计划进行。”
    因铁栅门已被事先关闭，韩的副官和司机须下车步行，此时，张毓中用手抓了一下头，这是他们事先已规定好的暗号：“第一小组在会客室前看到我的抓头暗号，说时迟那时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度，出其不意的在他们背后，紧抱他们背腰，使他们动弹不得，同时第二组马上用木壳枪，对着他们的头部，同声高喊：‘不许动! ’使他们不能反抗，我也从白脸变成黑脸，拔出左轮枪助阵。”
    这时，谁也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韩复榘的两个人，在突然的变故面前，毫不犹豫、“极有默契”地双膝跪地求情：“我们没有错，请饶命。”
    张毓中说：“想不到他们非但没有反抗，竟连一点挣扎也没有．他们的驯服安静，大大出人意料之外。”
    经搜查，只有副官带了一支手枪，司机连枪都没带，“武林高手”云云，那是更谈不上了。
    张毓中请他们站起来，命卫士将他们押到会客室严加看管，并对他们说：“不用怕! 你们没有错，只要老老实实，不要乱动，不会为难你们的。”
    办完了这件“大事”，张毓中松了一口气，冷静的观察了四周，末见任何异象，就命卫士将韩的车子推到校内找个地方停下，随即去报告黎铁汉。
    黎铁汉正守在会场后边的休息室门外，休息室里，就是钱大钧和韩复榘了。据李宗仁回忆：“当与会众人纷纷离去之时，刘峙忽然起立大呼道：‘韩总司令请慢点走，委员长有话要同你讲！’韩复榘闻言留下。”
    到了此时，韩仍然不虞有他，很坦然地去了休息室，由钱大钧陪着，等候“委员长有话要同他讲”。
    反倒是“离会众人遂议论纷纷，齐说：‘韩复榘糟了，韩复榘糟了！’”
    此时，韩复榘是真“糟了”。
    据张毓中回忆，黎铁汉听说韩的副官和司机已被解决，“他对我嘉勉了一番后，命我在礼堂右后方的楼梯口等他。找到楼梯口不到一刻钟，就看见黎组长带着武装卫士，前后各两人，押著名扬全国、使中央头痛的韩复榘，到大礼堂后面右边的一问空教室中软禁，时间是下午五时半。”
    张毓中说：“韩复渠身材魁梧，威严中有书生气质，头戴上等皮货的‘四块帽兽’，披厚皮夹克，囚在空洞的教室中，不时低头来回徘徊，似沉思，又似懊恼，谅他心中有无限的辛酸，万般的无奈和愤慨吧! ”
    这时，戴笠来到了会场，他已经解决了韩复榘的“手枪连”。
    当这边散会的同时，开封的火车站突然响起了警报。韩的专列被告知需躲避空袭，随即火车风驰电掣一般开出了火车站，进入了预先安排好的包围圈。此前，戴笠已经与汤恩伯商量好，安排部队在此等候多时了。这样，不费一枪一弹，韩复榘的“手枪连”就被缴了械！
    戴笠听张毓中汇报了这边的情况，十分满意，“对我慰勉有加，称赞了一番”。这时，戴笠突然看见韩复榘的汽车还停在校园中，马上转喜为怒，大骂张毓中没有脑子：“韩复榘人不在，汽车在，不是很明显的告诉人家韩复榘出了问题吗? 你想到了没有，这会影响大事的！”
    张玉中说：“我被骂得口服心眼，惭愧不已，马上将汽车推到隐蔽的地方，加以伪装。”
    事后，黎铁汉对张毓中讲述了他们拘捕韩复榘时的情形。他说：“知道你成功的逮捕了韩复榘的副官和司机后。我马上率领武装卫士，到钱主任的休息室去，韩复榘正神色自若的和钱主任聊天，钱主任以委员长要召见他研商要事为由，邀他在休息室等候。韩复渠见我带卫士来，有一些惊讶，但他只看了钱主任一眼，并不疑有他。”
    这时，钱大钧说：“韩总司令，很对不起，我这里有委员长手令，你过目后就明白了，请不要难过，跟这位黎组长去吧! ”
    据黎铁汉说，老蒋的手令是这样写的：“查山东省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着即扣押查办。”
    当时韩复榘并没有什么惊恐的表情，只是叹了一口气，仿佛自言自语的说：“我的防线这么长，我的兵力又不多，叫我怎么能防守得住！”
        这时，特务派来前来看管韩复榘的人也到了，他就是不久前在淞沪抗战中冒死抢运武器的王兆槐。
    王兆槐，1906生，浙江遂安人。军校四期。
    王兆槐从杭州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黄埔军校，分在四期入伍生队步一团步七连，同一连中，还有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另外还有胡涟。
    王兆槐是标准的军人出身，还在接受入伍生训练时就参加了东征，毕业后又参加了北伐，任北伐军总司令部联络参谋，上尉军衔。
    当时的参谋处长是林蔚，其参谋处人才济济，有少将高参熊式辉、有汤恩伯，还有刚刚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回国不久的上校参谋盛世才。
    作为联络参谋，王兆槐主要的任务是传送重要作战命令。有一天，他奉命送一份文件给刚刚从孙传芳部下反正过来的第37军军长兼北路军总指挥陈调元。当时刚好杨杰和熊式辉赴前方，他们的车后面跟着一辆随从坐的卡车。王兆槐为争取时间，请求搭乘卡车，杨杰没说什么，熊式辉却拒绝了，他说：“你骑马去吧。”
    王兆槐只好骑马去送公文，马不停蹄地跑了整整一天，才找到陈调元的总部，马也跑死了。王兆槐非常生气，我是参谋处的参谋，送参谋处的公文，怎么就不能搭一下参谋处的车呢？
    当时戴笠也是上尉联络参谋，戴笠比王兆槐混得更惨，他的主要任务是在陇海路、津浦路上搜集情报，为老蒋服务。搞情报是要花钱的，戴笠并没有特别费，只靠上尉薪饷根本不够。只好靠母亲蓝月喜从家里给他寄钱。
    这段时间是戴笠最为艰苦的时期，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当时跟着他的就是勤务兵贾金南，每天背着一张行军床，晚上打开行军床让戴笠睡，贾就睡在地上。王兆槐看了十分同情，给戴笠介绍了一家印刷厂，才算解决了住的问题。
    正因为彼此是“患难之交”，特务处成立以后，戴笠自然把王兆槐拉了进来。
    王兆槐是杜月笙的徒弟，恒社成员，因此进入特务处以后，一直在上海工作。1935年，继吴乃宪、翁光辉之后，王兆槐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大队长。
    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是特务处最早掌握的公开机构，也是对戴笠助力最大的一个单位，因此，不仅历任大队长，戴笠都派了军校“学长”去担任，还想尽办法往里头“塞”特务处的人，沈醉、程慕颐，还有后来落水当了汉奸的林之江都是最早派进去的，据沈醉回忆，最多的时候，特务处派进去十几个人。同时，对侦察大队中合乎自己要求的，戴笠一个个全拉进特务处，时间不长，几乎把侦察大队搞成特务处的分支机构。
    之所以戴笠能如此肆无忌惮地在侦察大队安插自己的人，有一个重要原因，淞沪警备司令是杨虎。
    杨虎，1889年生，安徽宁国人。
    杨虎这个人们说起来耳熟能详，但许多经历，其实并不为人熟知。
    杨虎本姓胡，出身很苦，无奈家中将他送给同村杨姓人家，起名为杨德顺，以给人放牛为生。杨德顺发迹以后，为纪念本家和养父杨家，遂改名杨虎。
    经种种难得的际遇，杨虎去了南方，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因其作战勇敢，又写得一手好字，于1913年成为孙的秘书兼卫士，并于同年与孙的另一位爱将蒋介石拜了把兄弟。1921年，孙中山于广州就任大总统，杨虎任大总统参军兼总统府卫队长。1922年 6月，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当时在孙身边的就是杨虎，正是杨虎保护着孙中山逃上了“永丰舰”。
    换句话说，没有杨虎，后边的历史不知道怎么写了。
    1926年，北伐军兴，杨虎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
    1927年 3月，白崇禧率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攻克上海，成立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就是杨虎。不久，杨虎即与陈群以及上海帮会人员制造了“四一二”政变。事后，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上海滩“三大亨”都被蒋介石授予少将军衔。
    此后，上海警备司令部改为淞沪警备司令部，杨仍为司令，同时，杨还兼任上海市政府保安处处长，加上他与杜月笙等帮会势力的关系。毫不夸张地说，从1927年到1937年，杨虎就是上海的土皇上。
    据杜月笙的总管万墨林回忆，早在1927年，戴笠就已经与杨虎和杜月笙拜了把子，当年的杜月笙与杨虎都是上海威风凛凛的人物，而戴笠还籍籍无名，可见戴笠与人交往确实有一套，而杜、杨二人“识人于未遇之时”，眼光也自了得。
    没有杨虎的默许，戴笠不可能放手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安排特务，跟在自己家里似地。
    另外，杨虎的姨太太陈华也是一位奇女子，对戴笠的工作有莫大的帮助。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戴笠第一时间赶到上海，会同杜月笙、杨虎等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以杜月笙为主任委员，戴笠为书记长，负实际责任。书记长下设机要、总务、侦谍、军事、技术、调查、交通通信、宣传等八个组，王兆槐就是其中的总务组长，负责武器、粮秣的供应。
    8 月16日，戴笠给王兆槐写了一封信：“此次中日战争，固为我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交，但亦为我领袖领导下革命团体生死成败之所系也。吾人在此时期，应如何不避艰险，努力工作，以报领袖与党国，亦即所以自求生存之道也。万望兄以身作则，立即激励所属同志，不畏难，不怕死，不分昼夜，努力工作。情报务期确实而迅速。
    苏浙行动委员会成立以后，接着就开始组织武装部队——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不成问题，广大市民的抗日热情非常高涨。但武器可是实打实的，谁也变不出来。
    最后，杜月笙个人出资，购买了5000支“快慢机”，戴笠又从87师搞来了一批“二手枪”，即便这样，也没有做到人手一枪。
    就在 8月16日，戴笠给王兆槐写信的当天下午，戴又找到王，交给他一项艰难的任务——日本三菱和三井洋行仓库内存放着一批武器弹药，令王不惜一切抢运到南市。
    南市和仓库之间隔着黄浦江，入夜，江里的日本军舰上的探照灯不停地来回照射，一旦被发现，全都得葬身鱼腹。
    王兆槐没有二话，当夜，他从招商局借了三艘驳船，从侦察大队挑选了陈步云、陈邦国、刘耀、钟铸人等40个年青力壮的小伙子，在探照灯的空隙之间，于当晚九点多钟抵达仓库码头。
        仓库用铁锁锁着，锁环比大拇指还粗。王兆槐事先早有准备，他们用湿毛巾裹住锁环，用钢锯锯断锁环，等探照灯照来，大家马上匍匐在地上不动，这样用了半个多小时才把大门打开。仓库里，“崭新的马牌曲尺左轮手枪、轻机枪、三八式步枪、各种子弹、航空器材”堆积如山。从九点多钟，王兆槐他们一直搬到到第二天清晨四点钟，装满三条驳船，安全运回南市。
    率领八百孤军死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与王兆槐是同期同学，而且还是拜把子兄弟，上海市民感于谢的英勇，募集了很多劳军的物资，苦于送不过去，不知是谁听说谢与王兆槐是铁哥们，于是大家把东西全送到王的家里。
    王兆槐的夫人王持平并不是特务处的人，但她非常能干，于是代替王兆槐，想办法把物资全部送往四行仓库。到淞沪抗战的最后时刻，四行仓库与外界的联系几乎全部中断，只剩下与王兆槐家的一条电话线，于是王持平又成了接线员，把四行仓库的情况传达给戴笠，戴笠转告有关方面后，再通过王持平转告谢晋元。直到淞沪抗战失败，王持平才奉命撤离。
    此时，王兆槐还在淞沪警备司令部，戴笠给他5000快钱，要他把上海的事情处理完毕之后，率所有重要干部离开上海，通过香港转往武汉报到。
    要走了，问题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里还关着四十几个准备处决的死刑犯，如何处理可犯了难。王兆槐觉得，都是中国人，如果在日本鬼子到达之前将他们处死，于心不忍。于是打开牢门，对他们说：“你们都是死刑，敌人马上就到，我自作主张，把你们放了，希望你们从今以后，重新做人，不要再犯法，赶快去吧！”
    犯人们感激涕零，跪了一地，给王兆槐磕头，感谢他救命之恩。
    王兆槐从上海出来以后，被任命为特务处本部特务大队大队长——王兆槐相当于接替了刘乙光的工作，特务大队就是从原刘乙光的特务队升格而来的，后来特务处改为军统局，特务大队又升格为特务团。王兆槐为团长。
    此次，王兆槐专门挑了12名特务，随戴笠到开封执行羁押、看守韩复榘的任务。
    据张毓中回忆：“（1 月11日）戴副局长走后不久，军统局王兆槐，奉戴副局长之命，率王鲁翘等干员来学校，拜会钱主任、王侍卫长和黎组长，洽谈押送韩复榘的事。等他们一接手，我们就卸下了这历史性的重任! ”
    从中国中学出来，王兆槐一行带着韩复榘直奔开封火车站，一列升火待发的专车早已等候多时，由汤恩伯派一个连押车。等韩复榘上车即刻出发，直奔武汉，在王兆槐早已安排好的一幢二层小楼上将韩复榘安顿下来。
    就在韩复榘被送走的同时，蒋介石派陈调元与韩手下的两个军长孙桐萱、曹福林谈话，“晓以大义”，并令他们尽快赶回部队，不得使军心动摇。当夜，孙桐萱、曹福林即返回驻地。1 月14日，孙、曹发出通电，誓死抗战到底。
    韩复榘伏法之后，孙桐萱被任命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沈鸿烈则接任了山东省政府主席的职务。
    1 月12日，军事会议继续召开。中午，老蒋与所有出席人员会餐，出任意料的是，当天安排的是西餐。据张毓中回忆，在午餐接近尾声时，老蒋站起来，“面带笑容”对大家说：“今天我们所吃的西餐。是国际生活的一种方式，但完全了解西餐礼仪的人还不多，现在国际西餐宴会已很普遍，今天就有德义俄各国顾问在座。现在我请餐厅服务人员，跟大家讲解西餐常识，并作示范表演，希望大家留心的听，仔细的看。”
    教大家吃完了西餐，蒋介石说：“现在我向大家报告一个重要消息，那就是山东省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违抗命令，擅自撤退，已于昨晚被扣押，解送武昌查办了。”
    张毓中回忆，“这时领袖神情严肃，语气郑重，和刚才谈吃西餐常识时的轻松自如，完全不同。”  
    说着，蒋介石激动起来，他接着说：“韩复榘罪应该杀，第一，他违抗命令，擅自撤退，可杀! 第二，他强缴民间枪枝，可杀！第三，贩卖鸦片，可杀！第四，擅侵邻省（河南），可杀! 第五，私运财物二十多辆南下，可杀! ”
    张毓中回忆说，当时老蒋一口气连说十个“可杀”其中有些因年代久远记不清了，“句句锋利，怒气腾腾，是领袖演讲中从未听过的。”
    张还说：“当领袖提到韩复榘被押时，全场一片惊讶，振奋与戚叹之声四起，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及领袖厉声连说韩复榘十大罪状，和十个可杀时，大家凝神静听，全场一片肃静。突然在会场右后方有一群人（约二十人），一致起立，高举右手，齐声欢呼‘委员长万岁！’一面劈里啪啦的鼓起掌来，立刻全场跟着起立，热烈的高呼‘委员长万岁！’声音之响，震动瓦宇。”
    会议的最后，老蒋以军委会名义，发布了《作战奖励办法》十条及《作战惩罚办法》十条，至此会议结束。
    据李宗仁回忆，大会结束以后，老蒋又召集了一个小会，参加的人除了李宗仁、程潜以外，还有白崇禧。李回忆说，大家刚坐下，蒋就声色俱厉地说：“韩复榘这次不听命令，擅自行动，我要严办他！”当时程潜说：“韩复榘应该严办！这种将领不办，我们的仗还能打下去吗？”李宗仁和白崇禧则“在一旁默坐，未发一言”。
    再说韩复榘，被押到武汉以后，好吃好喝好招待，就是不能出门，在此期间，陪伴他的一直是王兆槐。
    1 月19日，军法执行总监部组成军事法庭，以何应钦为审判长，由秦德纯、徐源泉等陪审。前后共开庭三次，均由王兆槐陪同出庭。期间，韩曾要求与何应钦单独谈话一次，何接见时，嘱韩复榘安心等侯法庭判决。
    1 月24日早晨，像往常一样，王兆槐请韩复榘下楼吃饭，当韩走到楼梯上时，执刑官从背后连发两枪，韩当场毙命，终年48岁。
    1 月25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对韩复榘的判决书：“被告韩复榘，不尽其守土之责及抵抗能事，对于本会委员长先后电饬出师应援德州及进击沧州，牵制敌军之命令，均不遵奉；复因敌军渡河，擅先放弃济南，撤退泰安，委员长继令该被告坚守鲁南防地，又不奉命令，节节后退，迄鲁西济宁，后敌军跟踪侵入，陷军事上重大损失。……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韩复榘以上将衔、集团军总司令被枪决，成为整个抗战期间被法办的最高级将领，与以同样衔级在抗战前线捐躯的张自忠对照，同为西北军出身的这两位高级军官，恰成两个极端。
    白崇禧后来说：“韩既正法，纲纪树立，各战区官兵为之振奋，全国舆论一致支持，韩之原部第三集团军在孙桐萱指挥下亦奋勇与敌作战。在此以前，黄河以北作战部队轻于进退，军委会之命令各部队阳奉阴违，经此整肃，无不遵守。惩办韩复榘是抗战期间整顿纪纲之一大事，幸赖委员长乾纲独断，杀一儆百，藉此树纲纪，因而士气振作，良心奋发，且树抗战胜利之先声，维护军中之命脉。”
    韩复榘死后，初葬于鸡公山。解放以后，由其子女移葬北京万安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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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军统时代（1）

    1938年 3月29日，也就是陈恭澍等在北平刺杀王克敏的次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举行。自国共合作改造国民党，并于1924年 1月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迄国民党退出大陆，只召开过这一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因此许多文献将这次大会简称为“临全大会”。
    当时已是战时，为了保密，做了许多工作。首先是于 3月29日白天，在重庆象征性地搞了个开幕式，由丁惟汾代蒋介石宣读了开幕词，然后在第二天的报纸上登出消息，说代表没有到齐，正式开会还要等一等，云云。实际上，头天晚上，临全大会已经在武昌召开了。

    按：在重庆举行临全大会的开幕式，除了保密的需要以外，尚有另一重含义。因国民党党章有规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地点，必须与国民政府所在地，是同一个地方，否则为非法。

    此前，1937年11月，由于淞沪抗战失利，上海沦陷，南京危殆，国防会议于11月16日决议迁都重庆，由于当时特殊的形势，“迁都”的效率很高，当天晚上，国府主席林森即登上了前往重庆的“永绥”舰，次日凌晨离开南京并于11月26日抵达重庆。
    行前，林森极为伤感，他对送行的人说：“今晚老夫就要离京，我这就向各位告辞了。”接着又说：“我老了，今生再回南京，不作此想了……但你们一定会抗战到底，坚持到最后胜利的。”说着，泫然涕下。
    这时，谁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张群说：“林主席不要难过，又不是上别的地方，是上重庆啊．重庆就是重复庆祝嘛，预示着我们的胜利。”
    林森一语成谶，1943年 8月 1日，林森因突发脑溢血在重庆逝世，没有留下一句遗言，享年76岁。
    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移驻重庆”宣言，称“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自此，重庆名副其实地成为“战时首都”。
    实际上，当时多数党政军机关没有直接迁到重庆，而是因战事的需要，暂时移驻武汉。因此，此后的十个月，军政重心一直在武汉，直到1938年10月25日，武汉弃守。
    由于国府与“中枢”主要机构事实上的分离，为了确保临全大会大会在法理上站住脚步，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决定采取一个变通的办法，在重庆举行开幕式，而将大会本身放在武汉，具体的地点就是珞珈山武汉大学图书馆。
    保密的第二个措施，是大会全部在晚间举行，一般都是下午五、六点钟入场，到夜间一、两点钟结束。这样，从29日到 4月 1日大会结束，4 天的会议，尚称顺利。
    临全大会在国民党史上、在抗战史上，都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决定了很多重要的事情，其中有些对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确立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领导地位。
    孙中山时代，国民党实行党魁制，一切事情均决于孙中山。孙逝世以后，国民党改为常委制，仅党章中保留了“总理”一节，作为对孙中山的永久纪念。
    所谓常委制，即以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国民党中央的最高权力机关，而由中常会实际行使这一权力。但在事实上，由于中常会只管党务而以中政会主管政治，久而久之，中常会反而成为摆设，党内的威权逐步集中到蒋介石个人身上。但不管怎么说，此前，最起码在表面上，蒋主要以军事和政府工作为主，而没有确立在党内的地位。
    在临全大会《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说：“乃自总理逝世以后，集团的重心始终未能有法定的建立，在事实上全国虽早有一致公认之领袖，而领导抗战建国之本党，至今蹈故袭常，未有名实相符之规定，以致所谓干部亦感散漫。中央既洞鉴乎此，授权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对于党政统一指挥，以利抗战之进行。则本党尤应针对缺点，明确规定领袖制度，俾此革命集团有稳固之重心，更从而建立中央干部，商讨一切党政大计，以为领袖之辅弼。”
    根据上述决议的精神，临全大会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同时选举汪精卫为副总裁。在临全大会《宣言》中说：“自抗战开始以来，中央执行委员会已以一致之决议，授权蒋中正同志，统一党政军之指挥，负抗战建国之大任，举国一致，受其领导，以向于必胜必成之光明大道而迈步前进。”
    至此，国民党基本恢复了孙中山时期的党魁制，从此，蒋介石不论从法理上、还是在事实上，均集党、政、军权于一身。
    其二，取消国民党的“预备党员制”，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集中全国优秀青年于同一组织，以求国民革命新力量的集中。” 7月 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蒋自任总团长。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临全大会发表了《抗战建国纲领》，最关键的表述如下：“全国抗战力量，应在国民党及总裁蒋介石领导下，集中全力，奋力迈进。外交上，本独立自主的精神，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的永久和平；否认及取消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以武力造成的一切伪政治组织及其对内对外行动。军事上，加紧军队的政治训练，使官兵一致为国效命；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武力，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政治上，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意志以利国策决定与推行。”
    其中，“全国抗战力量，应在国民党及总裁蒋介石领导下，集中全力，奋力迈进”，以及“政治上，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意志以利国策决定与推行。”等等，对中国共产党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此后不久，第一届国民参政会成立，以汪精卫为议长，毛泽东、陈绍禹等 7人代表中共成为参政员。
    在临全大会上，还做出了一项决定，与前几件事相比，这个决定所涉及的事情很小，但它很重要，尤其对戴笠而言，尤其重要。尽管涉及到特务处的，仅仅是这个决定的一半，但已经足够了。
    1935年 5月，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下成立调查统计局，局长陈立夫。下设三个处，一处为党务处，由原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升格组成，处长徐恩曾；二处军警处，即戴笠的复兴社特务处；三处则是丁默邨的邮检处。
    在临全大会上，老蒋决定，以戴笠的特务处承继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牌子，简称“军统”；原党务处则升格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
    老蒋同时规定，军统局的局长，例由军委会委员长侍一处主任担任，此时是贺耀祖，戴笠为副局长，负实际的责任。
    军统局是一个中将级的架子，贺耀祖授中将，那么戴笠就只能屈就少将了。至此，当了多年“黑官”的戴笠，终于有了一个正式的名义，同时也弄上了少将军衔，总算可以在领章上镶一颗金星了。
    而他的副手郑介民，早在1935年任国民党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处长的时候，就已经是少将了。

    按：上面讲的都是实际任职的时间，如果说按国民政府公报所发表的时间算，那他们的授衔还都要晚的得多，如郑介民的陆军少将，是在1943年 2月10日公布的，同一批的还有张炎元、还有参与发起复兴社的滕杰。
    戴笠就更晚了，他的少将是在1945年 3月 8日、即抗战胜利前夕才公布的。同一批的，还有被他策反的冀东保安队的张庆余。而实际上，戴笠早在1943年就以军统局代局长的身份，挂中将军衔了。

    如果以国民政府公报为标准，那么军统当中最早授将官军衔的，是曾经策反广东陆军的张君嵩，1942年 1月31日授陆军少将，同一批的是冯玉祥的连襟“佩剑将军”张克侠。
    对此，原军统局湖北站站长唐新评价说：“戴氏宁愿作一副贰，可以说是谦逊，亦可说是他高明处。他要蒋公知道他比别人恬澹，不计较名位。他不致太过突出，使入侧目。实际上，军统局自内至外，人人心目中，只知有一戴先生，局长为谁，是无关紧要的。他多年以来，一直是凭他个人威信，领导工作，不须藉官位以自重。在他升任代理局长以后，他的部属，亦从无人称呼他为局长。
    军统时代就此开始了。
    戴笠做副局长，其实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有利于摆布郑介民。
    原本，在特务处时期，郑介民以副处长的身份，那是铁定的二把手。现在军统局成立了，戴笠都只当了个副局长，郑介民自然不可能再像原来那样，接着做副职。于是戴笠“顺理成章”地给郑安排了一个主任秘书的位置——等于是特务处升格了，郑介民反而从“副首长”降为“幕僚长”。
    不仅如此，郑介民以外，还多了个唐纵。
    唐纵，字乃健，1905年生，湖南酃县人，军校六期毕业。
    1922年，唐纵入湖南群治法政学校，1928年入黄埔。毕业以后，唐当了几天排长，就到南京，与六期的几个同学郑锡麟、陈奠南、左曙萍等创办了一份《文化日报》。结果没过多长时间，不知道登载了什么消息，老蒋批了个“文化日报记载不确，造谣惑众，即行停刊”，没办法，只好改名为《建业日报》，还请陈立夫写了报头，又坚持了一段时间。复兴社成立以后，将该报“收编”，并改名为《中国日报》，作为复兴社的机关报。
    1931年底，唐纵被戴笠拉进“密查组”，就此参加了戴笠的“团体”。唐在1931年12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晚上到戴笠家里，谈及对时局转变的问题，大家都是疾首蹙额。戴仍然在做秘密工作，而且要扩大的努力，他要我也参加。在蒋总司令下野的时候，已得了总司令的允许，成立一组，十个人，分布各地。联络与考核各同学的行动与态度。他本要我担任书记，适其时，我在汉口，现在要我到江西去。我是立刻答应了。答应的原因，一是解决生活，二是有机会同校长接近。他要我辞了报社的事，我也愿意辞了这事。”
    以上唐纵的日记，成为迄今为止所谓“十人团”的形成最直接的资料。因此，唐纵也是特务处的元老，同时，由于特务处的湖南人很多，唐纵后来逐渐成为所谓“湖南派”的领袖人物。
    1932年 3月底，唐纵奉戴笠之命回到南京，任特务处书记，后来又负责情报工作。
    唐纵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人，做工作也很认真，但偏偏是这样一个人，给特务处捅了个“大娄子”。
    1933年下半年，时任南京首都警察厅调查课长的赵世瑞得到情报，说有几个反蒋分子在某地秘密集会，当时戴笠、郑介民都不在，由唐纵代理特务处的工作。于是赵去请示唐。据沈醉回忆：“唐便按照过去戴笠的做法，让用秘密逮捕办法来处理。当时在当赵世瑞派特务把这几个人密捕起来后，才发觉都是汪精卫领导的改组派的人。汪精卫知道了，便找蒋介石要人。据说汪以辞去行政院长来要挟，蒋马上叫把被捕的这几人释放，而将主持这案的唐、赵两人扣押起来。”
    因此，在一年的“工作实录”中，唐纵说：“在此一年中，全部工作与心力，都在尽忠职务上下功夫，故能取得主官之信任，但其结果不佳，亦一憾事也。”
    1936年，唐纵任国民政府驻德国大使馆副武官，1938年底回国。
    与郑介民一样，唐纵也不太安于特务处的工作，因此他回国之初，本来想借机离开戴笠手下的，结果戴笠又让他主持特务处的内勤工作，前面所说的临全大会，就由唐纵为警务处特务科科长，负责大会保卫。
    对此唐很不满意，但又没有办法，只好暗自埋怨：“戴把我看成对外不行、对内必须，他把我看成是生成的秘书人材，永远替他做内勤的。”
    正在此时，一个意外的机会来到唐纵面前，老蒋的侍从室第二组改组，主管军事情报，戴笠向老蒋推荐了唐纵，唐纵非常高兴，他说：“侍从室工作，是一件多荣誉的事，我当努力尽忠职守，报答委员长。”同时，唐纵也知道戴笠推荐他到老蒋身边的目的：“雨农近来感到侍从室对他的影响太大了。”
    唐纵确是“生成的秘书人材”，在侍从室干的顺风顺水。不到半年，1939年 5月，侍从室成立第六组，综合编审所有情报，唐纵被任命为第六组组长，晋升少将军衔。
    唐以为从此终于可以摆脱戴笠了，再也不干令人厌烦的特务工作了。不料，人算不如天算，1943年，老蒋一纸命令，让唐纵兼任军统局帮办。
    总办、会办、帮办、坐办，都是前清的称呼，一般都是在临时设置的机构中出现，多少有点类似现在的“××领导小组”、“××办公室”，集中很多个相关而又不相统属的部门，“齐抓共管”某一项重要工作。请一位品级极高的官员挂名，但不一定需要视事，仅取其影响力而已，那么，这个人物，就叫总办；代替总办负责此事的，就叫会办；再次之的为帮办；具体做日常工作的，就是坐办了。
    具体到军统，显然不是一个临时机构，而且戴笠的脾气唐纵很清楚，这个人从来都是独断专行，一竿子插到底，顶烦的就是别人插手军统的事情，几任挂名的军统局长，都不管戴笠的事，唐纵的这个“办”如何“帮”法，真的是很难。
    思来想去，唐纵只好采取“办”而不“帮”的方式来处理此事，即还像从前一样，把自己看成戴笠的下属。凡戴开口的事，只要不是太离谱，我能办的尽量帮忙。比如唐纵负责情报工作，只要是军统的报告，唐尽可能优先处理，这样，不论什么重要的事情，老蒋最先看到的报告，总是军统报上来的，等于是不动声色地帮了戴笠的忙，几年下来，戴笠十分满意。
    据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回忆：“戴特别叮嘱过我，说唐的生活‘清苦’，侍从室的待遇并不高，今后对军统的工作关系非常重大，叫我每月至少去看一两次，不要等唐开口，应主动地去照顾他的生活。唐当时住在上清寺蒋介石办公地方的附近，有几间小平房，院内有一个小门可以通向侍从室办公处。我每月都去他家，除了送日用品外，经常问他老婆家中缺少什么，随时派人送给她。唐自己从来不开口要东西。戴笠每逢过年过节，照例送唐一笔现款，也是交给他老婆。”
    同时，唐纵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因此尽可能地做到“一碗水端平”，凡外界对军统的攻击，以及不利于戴笠的评价，唐纵同样原封不动地给老蒋送去看。戴笠做得太出格的事情，他也同样会拒绝，以免遭“物议”，对此，戴笠倒是也能理解。
    据沈醉回忆，某次，军统和其他单位起了冲突，彼此都想“恶人先告状”，生怕自己的报告送晚了，老蒋怪罪。由于沈醉经常给唐送礼，戴认为他在唐纵那儿有“面儿”，于是叫沈去找唐，让唐把军统的报告先送给蒋看。
    唐听了之后说：“我怎么能这样明显的袒护一方? 第六组又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包办得了的。”
    沈醉一听他这样的口气，心里很不高兴，没说什么，起身就走。这时唐纵可能也觉得有点后悔，活说得太硬了，于是又说：“你回去告诉戴先生，只说我一定会尽力照他的意思去想办法。别的话你不要多说。”
    沈醉说：“我回去还是原原本本把他先后所讲的话告诉了戴笠。戴听了之后，没有什么表情，只说：‘唐先生有他的困难，不能勉强他。’”
    与郑介民的地位下降相伴的，是原本很不起眼的毛人凤在悄然崛起。
    毛人凤，原名毛善余，1898年生，浙江江山县吴村乡水晶山底村人。黄埔军校潮州分校一期肄业。
    1910年，毛善余考入江山县立文溪高小，同学当中，除了戴笠，还有王蒲臣、姜绍谟、姜超岳、周念行等人。1913年，毛善余与戴笠一道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发榜时改名为毛人凤，取“人中龙凤”之意。
    入学不久，戴笠因作弄“舍监”被开除，毛则顺利毕业，回到家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员。黄埔军兴，毛人凤于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潮州分校，不久即因病离校回乡。
    1926年春天，毛人凤偶遇已经十几年没有见过面的同学戴笠，此时的戴笠正潦倒不堪，毛人凤当即告以“革命的希望在黄埔”，劝他到广州从军、干革命。此番偶遇，成就了戴笠以及毛人凤本人一生的事功。
    也是在这一年，毛人凤当年在文溪高小的同学周念行从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系毕业回国，并参加了北伐。当北伐军攻克湖北省黄陂县以后，由周出任县长。毛人凤跟着周念行到黄陂县当了县政府的一个股长。
    1929年，毛人凤当年在文溪高小的另一个同学、时任浙江省政府秘书的姜绍谟牵头成立了一个汽车公司，集资修路，聘毛人凤为文书，常驻江山县城处理日常事务。
    1934年，毛人凤的弟弟毛善高报考戴笠主持的“浙警”，结果为戴直接录取进特务处，参加了“革命工作”，并改名为毛万里。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毛万里与戴笠提起自己的五哥毛人凤正在浙江崇德县政府当科长，戴笠马上给毛人凤打电话，邀请他参加“团体”。
    1934年，36岁的毛人凤加入特务处，并被戴笠派到浙江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办公室，当了一名书记，授上尉军衔。
    毛人凤是一个极富心计的人，虽然他是戴笠的同学，又是戴“走上革命道路”的指路人，但他从不以此自矜，甚至从不与人提起此事，就当与戴笠没有关系，只管做好自己的工作，用现在的话说，行事极为“低调”，与同事们的相处也十分相得。
    不久，毛人凤晋升为少校军衔，并被派到武汉行营办公厅第三科，任第一股股长。同年年底，西北“剿总”成立，特务处成立西北区，张毅夫为区长，公开身份是西北“剿总”办公厅第三科科长，毛人凤也在此时被派到西安，在张毅夫手下工作。
    前面说过，为了做杨虎城部的情报工作，戴笠通过他的朋友、湖北省会警察局长蔡孟坚结识了其时在杨虎城部工作的胡逸民的姨太太向友新，并令毛人凤与向保持单线联系，孰料，通过接触，二人居然暗生情愫。后向友新被派到北平，协助毛人凤的弟弟毛万里暗杀殷汝耕未遂被捕，向以极端的智慧和不可思议的手段逃出北平。后向友新改名为向影新，并嫁给了毛人凤（去台以后，向影新又改名为向新）。
    1936年春天，刘培初奉戴笠之命，到各省站进行过一次视察，当时毛人凤还在西安工作。刘对他的印象是“深藏不露，忠实努力，旧学根底甚好”，回来以后，刘培初在向戴笠的汇报中特别提到毛人凤，说毛如能在戴的身边做个秘书，“甚为理想可靠”。
    在许多年以后的回忆中，刘培初感慨万千地说：“没想到这一吹嘘，使他（指毛人凤）在十年之后做了局长。”
    1936年，毛人凤被戴笠调回南京，任特务处书记，并晋升为中校军衔。
    毛森曾经评价说：“我第一次见到毛人凤，见他温文尔雅，谈吐有条有理，思虑周详，见解独到，实一最优秀之幕僚长，只欠外勤实际经验。”
    加上毛为人谦恭，乐于助人，大家有事没事都愿意到他那儿坐坐，聊聊天，人缘也很好。渐渐地，在众多秘书当中，隐隐然有脱颍而出的趋势。

    按：戴笠的特务处，有两个秘书室，一个是“乙”室，处理一般文件；另一个则是“甲”室，即机要室，经手的都是顶级的机密文件，王蒲臣初入特务处时，就被派到“甲”室，由此可见戴笠对他的信任。
    由于有两个秘书室，所以，特务处乃至后来的军统，相应地就需要很多很多的秘书，为戴笠处理各种不同的事物。而且，很多人初入特务处时，戴笠都让他们先到秘书室干一段时间，搞情报分析，以熟悉情况，掌握全局，再派到其他岗位去工作。
    因此，大凡后来搞出名堂的特务们，几乎都有过当秘书的经历，比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乔家才、刘培初，还有情报专家李叶、专门写大报告的刘启瑞、戴笠的机要秘书毛万里、特务处撤离后留守南京的钱新民、戴笠的国学“顾问”周念行、后来当了“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的郭履洲，无不如此。
    当然，也有一些人是例外的，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陈恭澍，从“洪公祠”一出来，就干外勤，几乎没有任何“机关工作”的经验。由于陈所受的职业训练是不完全的，因此，陈恭澍在“职业素养”上，存在着许多先天缺陷，比如纪律性不强，胆大妄为；比如唯我独尊，不能与人合作，等等，都是做一个特工人员的大忌。后来，陈恭澍领导的上海区，之所以几乎被汪伪连锅端掉。以及他自己的落水，与陈的工作经历，是有一定关联的。
    当然，戴笠对陈恭澍的过于信任、以及由于这种信任而带来的无原则的迁就和纵容，同样要负很大的责任。

    接着说毛人凤。
    毛是1934年才到特务处的，甚至比他弟弟毛万里都晚，而且起点也很低，从“浙警”的秘书干起，到抗战开始，也仅仅弄了个中校。此时，最早加入特务处的那批人，比如“十人团”，早已牢牢地占据了各个要津，稍晚一点的，如乔家才等人，也已经独当一面了。即便戴笠再信任毛人凤、毛人凤就再是戴笠的小学同学，提升的空间也已经非常有限，因为没有位置了。
    恰在此时，郑介民的自行“淡出”，给毛人凤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前面说过，从特务处一成立，郑介民就不太喜欢这个“工作”，一是感觉屈就在戴笠手下有点“冤”，二是郑确实不太喜欢当特务，总想着去做“正经八百”的军事工作，几次找老蒋申请调离，都没有得到批准。
    不过，蒋介石也考虑到郑在军事情报方面，确实有其专长，于是让他兼任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处长，主管对日情报工作。后又任军事委员会第一部第二组组长，到1937年，郑介民任军事委员会第六部第三组组长，主管军事情报。这样，郑介民就有了很多借口，不到特务处去“坐班”，特务处的事，郑介民是能不管就不管，让戴笠自己去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彼此正好“两便”。
    到1938年 8月 1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在汉口广顺里正式成立，后又迁到武昌平阅路30号（这也是王兆槐临时羁押韩复榘的所在），戴笠就任副局长，郑介民被任命为主任秘书。此时的郑介民，全部精力都放在军事委员会第六部的工作上面，你戴笠爱让我当什么就当什么，反正我也不去。
    郑介民不想干没关系，想干的人有的是，此后不久，戴笠顺理成章地给了毛人凤一个“代理主任秘书”的名义，替自己主持内勤工作。
    从此，毛人凤就没有离开军统局本部一步，死死地把这个重要位置抓在手里。
    与唐纵一样，毛人凤也是一个“生成的秘书人才”，所有的材料，都是先送到毛这里，由他拟一个初步的处理意见，签上“以炎”的化名，然后该给戴笠的给戴笠，该交其他部门的转其他部门处理。这样几年下来，除了外勤工作没有做过，不太熟悉以外，毛人凤把军统局本部这点事搞得纯熟无比。
    由于戴笠经常外出，他不在的时候，军统局的一般性事务，均由毛人凤做主，俨然成为戴笠的化身。1939年，因刺汪“失机”的陈恭澍回到重庆接受处分，第一次见到毛人凤，陈的感觉是，“那时候他（指毛人凤）的名义，虽然只是‘书记’，或者是‘秘书’，可是什么事都管，也可以说是代表戴先生处理一切公务。”
    借着“代理主任秘书”的这个阶梯，毛人凤后来而居上，逐渐超越其他资格老得多的同僚，成为军统实际上的“内当家”，直到戴笠死后接过其衣钵。
    以后的事情还很遥远，眼前，毛人凤的首要任务，就是协助戴笠处理“张超事件”。
    张超是戴笠的一员爱将，也是特务处的元老，很早就被派到福建工作。
    福建，是特务处乃至军统局的重镇，形形色色的特务机构特别多。
    特务处在福建的派出机构，是从浦城开始的。
    翻开地图可以看到，浦城虽然在福建，却紧邻着戴笠的老家浙江江山，因此，福建可以说是特务处的“后院”。特务处成立不久，就在浦城建立了特务处浦城直属组，派军校四期生、出生于浦城九牧乡的郑寰雄为组长。
    1933年，福建事变发生，戴笠又建立了厦门直属组，组长就是前面多次提到的福建泉州人连谋。

    按：据陈恭澍回忆，1931年底，“一·二八事变”刚刚发生时，戴笠曾让他帮着往老蒋设在徐州的总司令部送过一封信，此时，正是陈刚刚从“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结业，还没有进“洪公祠”的时候。送信回来，戴笠问陈恭澍：“有没有相知的福建省同学？”
    陈恭澍回忆说，当时他“思索了一下，想到四期同学也是好朋友的连谋又名连良顺。我回说有这么一个人，无论是才具、仪表，都可以列入第一流，但不知找福建人做什么？戴雨农不作正面答复，只希望火速介绍一见。我介绍他们见了面。戴雨农派连谋到福州建立工作站去了，这事当时我并不知情，良顺兄行前也没有向我告别。”
    因此，连谋的加入特务处，其实比他的“荐主”陈恭澍还要早。另外，戴笠早在1931年底就已经开始在福建预埋“棋子”，这一份预见性，也颇为不凡。

    按：福建事变的平息，戴笠的特务处出力颇多，其表现之“精彩”，殊不亚于两广事变。可惜没有当事人留下更多翔实的资料。

    福建事变平息以后，戴笠令浦城直属组移到省会福州，并升格为闽北站，郑寰雄仍为站长。同时将厦门直属组升格为闽南站，以连谋为站长。
    为配合秘密机构的工作，此后不久，特务处又掌握了福建的几个公开机构。其中两个在福州，一个是福建省会警察局特务组，派军校四期生、福建人卓飞为组长。

    按：福建省会警察局长是李进德，李是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的亲信，陈主闽之后，派李为警察局长，李是复兴社分子，但并不听命于特务处。与其类似的，还有驻福州的宪兵四团团长吉章简，此时也还不是特务处的人。

    福州的另一个公开机构，是福建省保安处谍报股，戴笠派来做股长的，是军校六期生、陈恭澍在洪公祠特训班的同学、福建人邱尧勋。
    闽南站那边，戴笠亲自到福建找陈仪活动，推荐了原南京警察厅厅长王固磐担任厦门市警察局长，并由连谋担任了厦门市警察局长侦缉队长。以后，又由沈觐康接替了王固磐。

    按：沈觐康是福州人，其曾祖是咸、同年间的名臣沈葆桢。沈家与林则徐的林家，还有另一位晚清名臣陈宝琛的陈家，并称为福州的三大家族。这三家与福州的另一个望族萨家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姻亲关系，比如沈葆桢就是林则徐的女婿，沈觐康又娶了陈家的小姐陈露西为妻。沈觐康本人是留德回来的，专攻警政，曾在“浙警”当教官。

    福建省会警察局特务组和福建省保安处谍报股，是特务处在福建最初掌握的两个公开机关，闽北站的所有活动，都是在这个两个机构的掩护下开展的。
    1934年，戴笠将郑寰雄、邱尧勋同时他调，派卓飞以福建省会警察局特务组组长兼任闽北站站长和福建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
    卓飞一身兼任三职，大权在握，狂得不得了，因卓与保安处一科员卓高煊有隙，遂指使特务组的行动员将卓高煊痛打一顿，卓高煊是复兴社骨干，此事造成了特务处与复兴社的矛盾。同时，因卓飞与驻福州的宪兵四团团长吉章简也闹得很僵，于是1935年，戴笠令“军统三毛”之一的毛森，接替了卓飞福建省会警察局特务组组长的职务。
    至于闽北站站长和福建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两个职务，则由原本就在福建工作的张超接替。
    张超是福建长泰县人，肄业于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六期，与特务处的岳烛远、龚仙舫、董益三等等都是同学。张1933年加入特务处，旋即被派回家乡福建潜伏。
    戴笠派张超接替卓飞，原本是想缓和特务处与当地的矛盾，没想到张超的种种行事，比卓飞更加过分，而且其矛头，直指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
    陈仪，1883年生，浙江绍兴人。
    陈仪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五期步科，1911年归国参加了辛亥革命，1926年投入北伐军。1933年11月，“福建事变”结束之后，蒋介石任命陈仪为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
    陈仪是政学系的中坚人物，同时也是“老革命”了，自视甚高，对特务处颇为不齿，从不假以辞色。加上张超不知收敛，看他做的几件事，给人的感觉，简直是故意地在与陈仪较劲。
    令张、陈交恶的第一件事，是“二刘事件”。
    “二刘”指的是创办福州电气公司的刘家兄弟中的刘崇伦和其侄子刘爱其。
    福州电气公司是上世纪初期福建著名的民族工业企业，主业为电灯和电话业务，其全盛时期，刘家兄弟曾有“电光刘”的美称。
    1937年10月19日，即抗战开始不久，张超即绑架了刘崇伦和其侄子刘爱其，并将二人杀死。其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张超家偷电，被福州电气公司发现，准备处以停电的处罚，张觉得刘家是利用陈仪的权势欺负人，于是杀掉二人以泄私愤。另一种说法是张超发现刘氏叔侄二人有汉奸嫌疑，故将其二人“制裁”。
    不管是什么原因，张超以其福建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的公开身份，并没有司法权，更无权杀人，纯属草菅人命，明摆着不把省政府当回事，自然令陈仪恼火。
    这两起暗杀一出，张超在福州人的心目中成了杀人魔王的代名词。据张超的外甥、军统“临训班”林菁说，当时在福州，大家一看到张超的专用车“11号车”，“人人胆寒”。
    据曾任闽北站内勤的沈逑回忆：“当时的省主席在案发后大发雷霆，但抓不到谍报股杀人的证据。……因之省政府和保安处对谍报股的活动极为不满，矛盾日深。”
    “二刘事件”之后，又发生了“邝汉事件”。
    邝汉，1906年生，广东台山人。曾任福建龙溪县政府秘书，1936年 9月被任命为金门县县长。
    金门县设于1914年，辖大嶝、小嶝及金门岛，县治设在金门岛。
    金门，一头是日军占领的台湾，一头是福建，如果日军要在厦门登陆，必先攻取金门，其地理位置有多重要，不问可知。
    然而，这么重要的战略据点，岛上居然没有一支正规的作战部队驻守，只有一些没有经过训练保安队。因此，“七七事变”之后，邝汉曾向福建省政府发电报告：“如敌来，必要时撤退大嶝。”
    10月24日，日军开始进攻金门。福建省政府电邝汉：“守土有责，应与城共存亡。……如情势加紧，当固守待援，不得仓皇退却，致于重究……”
    对于这个严厉的警告，邝汉没有当回事。10月26日凌晨，日军炮击金门，邝汉带上县保安队60余人及家属逃往大嶝，跟着又逃到漳州。
    邝汉的弃职，引起舆论大哗，陈仪当即将邝羁押起来准备论罪。此时，据说有人曾提醒陈仪，说邝汉曾任保安处谍报股科员，有军统背景，建议陈不要自行处置，交军统处理即可。哪知不说还好，这一说好似火上浇油，早就看着军统这些人有气的陈仪勃然大怒，严令立即枪决。邝汉遂于1937年12月17日以“弃职潜逃”罪被枪毙。
    邝汉的被杀，固属咎由自取，但在当时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原因是在此后不久的厦门战役中，守将75师师长宋天才弃城而走，导致厦门失守，却没有受到任何的处置。两相比较，显失公平，大家不免会对邝汉表现出一定的同情。
    当时，厦门诗人钟文献曾写过一部纪事诗《厦门沦日百咏》，其中一首《伏诛》是这样说的：“退缩宰官理应诛，无殃丧地将雄师。赏刑失措徇偏袒，效死难求孰拯危。”钟还加了一个注解，说：“金门县长邝汉，仅仅有24名法警，退大磴办公，地失伏诛；宋天才师长将万兵，把厦门放弃不问。”
    看到“民心可用“，张超又跳出来了。
    福建有个《南方日报》，是由在福建工作的黄埔军校同学所创办的，于是，张超撺掇该报总编辑闵佛九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为原金门县长邝汉鸣冤》，其大意是“去年金门沦陷，县长邝汉因守土失责被枪毙，而厦门守土不力的官员却未作处理”，并指陈仪以“浙人治闽”，是在杀人立威，等等。
    陈仪看了怒不可遏，当即将闵佛九免职。
    这笔账，又记载了张超头上。
    其实，在张超刚刚接任闽北站站长的时候，与陈仪的相处还是不错的，甚至，陈仪还对他的“才干“有所欣赏”，据曾任福建省水警总队长的余钟民回忆说，“由于他（指张超）敢作敢为，也办了几件大案，从而得到了陈仪的赏识和器重。当时张在陈仪面前，可谓红极一时。经他保荐的县长和省政府参、咨议不下二十余人。”
    余钟民说，“张超为人心粗胆大，任性逞强。当他显露头角时，更加跋扈骄横，独断独行，有时连对陈仪都不买帐，这样也使陈仪不能不有所戒备和注意，对张的信任渐不如前，有所请求，也不一定如愿而偿。而张拉拢‘民军’土匪的唯一诱饵便是封宫许愿，当一旦保荐人员而未获允准时，不免心怀怨望，常因此与陈仪面争，背后则到处詈骂，日久渐由对张不满的一些人传入陈仪耳中，更引起陈对张的猜忌厌恶，这便是陈、张反目的起因。”
    等到张超暗杀了黄丙丁和“二刘”之后，张、陈的关系已经势同水火，只不过陈仪找不到张超杀人的证据而已，于是，陈仪想了一个办法，以抑制张超的权势。他在福建绥靖主任公署下成立了一个叫“情报处”的新单位，准备就此把军统、中统、宪兵特务等特务组织“统一”管理起来。
    对陈仪此举，张超并没有意识到是冲着他来的，还满心高兴地等着当这个“情报处处长”呢！结果任命一发下来，令张大失所望——情报处处长，派了福建省警宫训练所所长胡国振。
    胡国振，生于1901年，浙江东阳人。
    胡国振是老资格的军统特务了，与“十人团”之一的马策是同乡。1932年底，戴笠被任命为“浙警”政治特派员，随即又掌握了浙警省会警察局，为加强对“浙警”和警察局的控制，戴笠于次年派出了一批军校同学担任“浙警”的教官，同时作为派驻警察局各分局的督察，这其中，胡国振就是浙警省会警察局总督察。
    此后，胡被戴笠派到福建，担任省警宫训练所所长，同时任闽北站督察。
    胡国振与张超，虽然都是军统的人，但这俩人之间，却不对付。
    据余钟民说：“他（指胡国振）当时的公开职务是省警宫训练所所长，秘密职务则兼任军统闽北站的督察，负有监督闽北站内外勤工作之责。在省警官训练所内却没有设立军统工作组，因而不受闽北站指挥。戴笠对福建军统特务人事上作这样的部署，实际上是故意让他们互相监视、互相攻讦，以便于戴笠直接控制的一贯手法。可是张超竟然以站长领导地位自居，常用军统所谓‘秘密指挥公开’的组织原则，对胡发号施令，而胡也毫不买账，两人经常闹到公开互骂的地步。”
    余钟民是1937年从日本回国的，旋即经戴笠找陈仪活动，派任省水警总队总队副。据余钟民回忆：“我去南京谒见戴笠吋，他给我以直属通讯员名义，发给密电本和军事委员会印电纸，要我回来秘密监视张超，并嘱暂不要与军统闽北站发生联系。我回福州后，对张超行为报过数次，并复查军统交下张超贪污案两起：一为张敲诈南台某大木商两千元：一为张在查办禁烟督察处副处长程某私卖烟土案中贪污舞弊。”
    眼看着张超在福建搞得越来越不像话，戴笠感觉有必要采取组织措施了。
    1937年底，戴笠令张超卸下职务，到武汉去“述职”。
    同时，为加强保密工作，戴笠令闽北站和福建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分开，不再由一人担任，谍报股股长一职交给了金颂康。
    金颂康也是浙江东阳人。金是大学生出身，毕业于金陵大学，加入特务处以后被派到福建工作，此前任闽北站书记。

    按：要在福建工作，有一个特殊条件，语言必须得过关，因为福建方言非常难懂，外乡人去了，不仅没法交流，且非常容易引起他人怀疑。其中，闽北方言有点特殊，比如浦城方言，就与浙江吴语比较类似，所以派到福建的特务，除了本地人以外，浙江人也比较多，就是这个原因。

    接任闽北站站长的，戴笠选中了严灵峰。
    说起严灵峰，此人是个奇才。
    戴笠的特务处，颇多杰出人物。风高月黑、杀人越货、走低纵高、鸡鸣狗盗之徒固然有的是，能写大文章，会写个诗了、“干”了的也不少。像前面说过的梁干乔就喜欢研究《庄子》，收集了好多版本，还自己搞注释，可惜天不永年，否则成就不知如何。至于说老了以后写个回忆录什么的，那更是小菜一碟，整个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字，那都不在话下！
    但是要说军统当中的学问家、要说大师，那么非严灵峰莫属。
    严灵峰，原名严明杰，生于1903年，福建连江人。
    严明杰也曾信仰过共产主义，而且他是福建最早的共青团员之一，1925年 9月，共青团连江特别支部建立，严明杰就是特支书记。此后严明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曾经短时间出任共青团福州地委书记。
    1925年，严明杰离开福建到苏联学习，推荐他的是恽代英，严后来回忆说：“我乃往黄埔军校，找到恽代英，并晤见萧楚女和张太雷。由恽代英向中共中央推荐，派我往苏联留学。通过当时中共青年团委书记李求实的通知，命我前往上海报到。”
    同年，严明杰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按：莫斯科东方大学，全名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亦简称“东方大学”，始建于1921年。这个学校与另外一所名称类似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并不是一回事，不要搞混了。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建立要晚一些，是在1925年。到1928年，莫斯科东方大学的“中国班”并入中山大学，于是中山大学遂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直到1930年停办。
    由于这两个学校有一定程度上的传承关系，名字又类似，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学校，其实莫斯科中山大学要出名得多。像我们所熟知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当然、邓小平、蒋经国等等就更加出名。还有我们多次提到的邓文仪、郑介民等等，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当然，莫斯科东方大学也出了许多后来赫赫有名的人物，如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等等，还有翻译家曹靖华，都是这个学校出来的，刘少奇还是在这儿从共青团员转为党员的。另外，瞿秋白曾在这个学校当翻译。

    在苏联学习的最大“收获”，是严明杰成为了一名托派，在这里，他还认识了日后在军统局的“同事”梁干乔，以及曾在上海站当书记的张师等等。
    如前所述，1927年11月 7日，梁干乔等人居然在莫斯科红场的阅兵式上高呼“反对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等口号。这一天，基本上可以看做中国托派的起源。
    对此，斯大林的回答是，将这批托派学生全部控制起来，经甄别后，有的遣送回国，有的送到西伯利亚做苦力，这其中，严明杰是前者、梁干乔则是后者。
        只是，此时的他们，还想不到，日后，还将在不同的阵营中，两次聚首。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大批托派分子从苏联回国，逐渐与国内的托派会合一处，并慢慢地形成了几个小圈子。
    首先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以从苏联回国的托派学生为主组成，其标志是1928年12月在上海召开的成立大会，将其组织定名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并选出了“中央”机关“全国总干事会”。梁干乔就是这一派的，由于他在赴苏联学习前，就曾经是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回国以后，中共中央又派他到广东海陆丰一带，协助澎湃进行农民运动，因此梁干乔在广东根基深厚，于是，“全国总干事会”派梁干乔为华南区主干事。张师则曾担任宣传部长。
    次年，“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创办地下刊物《我们的话》，该派因此也被称为“我们的话派”。“我们的话派”是中国最早的托派组织，同时，《我们的话》对于托洛茨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到的作用也是最大的。
    再就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1929年春天成立，因主办有《无产者》刊物而得名“无产者派”或“无产者社”。陈独秀曾是中共中央的第一任总书记，有这样的“金字招牌”，当然，这一派最为人多势众。
    第三个成立的是“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同盟”，以从“我们的话”派中分离出来的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为首，因其机关报为《十月》，史称这一派别为“十月社派”。
    最后一个、也是最小的一个组织叫“战斗社派”，因主办机关报《战斗》而得名。“战斗社”成立于1930年 7月，次年 5月，“托派”的统一代表大会即在上海举行，因此“战斗社派”仅持续了不到一年。
    但是，这一派当中有两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一个就是严明杰，不过此时的他已经改名为严灵峰。严从苏联回国后，一直在上海艺术大学当教授，这个学校集中了大批从苏联回国的托派分子，以至于他们还自发地组织了一个托派的“支部”。
    另一个就是以前我们多次讲到的王平一。
    王平一，1905年生，山东益都县人。
    王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1928年回国，化名王鉴堂。托洛茨基派的重要文件《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就是王平一带回国内的。
    1931年 5月，“托派”的统一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由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势力最强，因而，统一的托派组织沿用了这个名字，以表明自己仍然是共产党中的一派。会议选举出了以陈独秀为书记的“全国执行委员会”。
    在大会上，“战斗社派”取得了对于“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宣传部的主导地位，严灵峰、赵济等成为宣传部干事。
    以这次大会为标志，表明中国的托派组织形成了气候，但这个“气候”极为脆弱。这固然与当时的时局有关，但与许多托派分子的思想基础也有关系。
    托洛茨基有句名言：“人类的生命是如此之美丽。让我们将所有的罪恶、压迫与暴力都彻底地从它之上洗去，而使人类可以将生命活到最大价值。”
    托洛茨基用诗的语言描述了“使人类可以将生命活到最大价值”的终极理想，可惜的是，他的中国信徒们只承继了他性格特征中对理想追求的狂热、或许还有点愤世嫉俗，而对于托洛茨基所说的“将所有的罪恶，压迫与暴力都从彻底地它之上洗去”，却没有理解到点儿上。过分地专注于与中共和斯大林的理论论争，而不是在考虑在什么样的主导思想下、应该去做什么样的事。只破不立，动口而不动手，尚空谈而不去做具体的事情，本末倒置。时间长了，或遇到某种挫折，马上就是意志消退。于是，所有的理想，在严酷的现实面前，都显得那么不堪一击，幻灭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蜕变，而且蜕变到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的程度。
    国民党的特务系统当中，仅军统就有五个人是托派出身，而且还都干得像模像样，这不是偶然的。
    首先是梁干乔和张师。
    在表面上，四个托派组织统一到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名义之下，实际上，其内部依然矛盾重重。
    其中，“我们的话派”是中国最早的托派组织，梁干乔又是托洛茨基亲自接见过的两个中国托派分子之一，自认是“老大”。当时，“我们的话派”曾打算吸收陈独秀，以扩大影响，并委托刘仁静与陈“谈判”。结果条件谈得差不多了，回来一商量，梁干乔坚决反对，此事只得作罢。陈独秀气得痛骂梁干乔，刘仁静也待不下去了，只好离开“我们的话派”，“自立门户”。
    事后，梁干乔和张师又联合起来，指责“我们的话派”“全国总干事会”被“陈独秀金钱收买”，声称“自动脱离总干工作”，并带走了所有相关人员的联络方式，使“我们的话派”内部联系中断。
    1930年 4月，“全国总干事会”召开会议，对梁、张进行谴责，令他们写检查。对此，梁、张二人坚决拒绝，5 月 1日，经“全国总干事会”决议，梁干乔、张师被“我们的话派”开除。
    此后，梁干乔到上海办报，跟着复兴社成立，梁成为“十三太保”之一，后来进了特务处，并担任书记长，成为戴笠的得力助手之一。
    张师被开除以后，一度投奔了另一个托派组织“战斗社派”。后进入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科当了特务，并随调查科整体转入特务处。
    中国托派中出的第三个军统特务，是谢少珊。
    谢少珊，原名谢德磐，也写作谢德盘，1909年生，广东梅县人。
    1931年 5月23日，刚刚成立20天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就遭到了一次灭顶之灾，因叛徒告密，其“中央”被破坏，九个“执委”一下被抓了五个，只得予以改组。此后到1932年 5月的一年时间中，“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接连三次改组，在最后的一次改组中，陈独秀将执委会的“书记处制”改为“常委会制”，并派年仅23岁的谢少珊为“常委秘书”。
    1932年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常务委员会在谢少珊家开会，因叛徒告密，徐恩增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将当天参会的“常务委员会”整个堵在谢少珊家里，唯一幸免的是没有参会的陈独秀。
    当晚，未经用刑，谢少珊即主动招供，因他是“常委秘书”，用现在的话说，相当于“托派中央”的秘书长，因此他知道所有人的情况，结果特务来了个连锅端，不仅陈独秀、彭述之，包括王平一等托派重要干部，几乎全部被捕。
    经“审判”，陈独秀、彭述之等均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王平一无罪释放，谢少珊则并不在被“审判”的范围之内。
    事后，谢少珊改名为谢立功，似乎是纪念自己“为国民党立了一功”的意思。
    很奇怪，“托派中央”这个案子，是徐恩增所破的，但谢立功却没有加入徐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而是进了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科。转入特务处之后，谢立功再一次改名为谢力公，并与余乐醒、汪祖华等人一起，成为军统著名的“训练专家”之一。
    特别需要指出的一点，谢力公有个亲兄弟，就是协助赵理君暗杀唐绍仪的谢志磐，但是，早在谢力公“参加革命”的时候，二人就已经断绝关系了。幸亏谢志磐回到重庆不久就死了，否则，不知道这“恩断义绝”的两兄弟，在新的“阵营”里如何相处。
    至于王平一，被释放以后，接着又被逮捕，随即宣布脱党。此后，王平一与张师、谢力公一样，先进入南昌行营调查科，并随调查科转入特务处。

ys1937

40、军统时代（2）

    再说张超，卸去了福建的职务，赴武汉向戴笠“述职”。
    张超此行，并不是一个人去的。据余钟民回忆：“抗战发生后，戴笠开始注意发展特务武装，先后在江，浙等地建立‘忠义救国军’，对福建的地方武力也有所注意。张超知道了戴笠的意图后很高兴。他这吋正丢了闽北站站长职，此较闲空，自信搞地方武装很有经验，于是在一九三八年初拉了一批民军首领和失意军官如钱玉光，王懋、吴艺五，金振中、陈维远等到汉口见戴笠，颇得戴的嘉许。
    福建的民军曾经很出名，以至于“福建民军”成为一个专有名词。
    1913年12月，以李厚基担任福建镇守使为标志，意味着北洋军阀的势力进入福建，从此开始直到1934年 2月陈仪主闽之间的20年里，福建一直把持在各种大大小小的军阀手中，有“小四川”之称。
    既处乱世，必有揭竿而起之辈，这些人，良莠不齐，当然，“良”固然“良”不到哪儿去，“莠”则是肯定的，因此称之为农民起义军也好，叫做土匪也罢，都不太准确，只好称之为“民军”。由于这些民军在各自势力范围内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因此，任何地方军阀都不可能无视其存在，而且还要加以利用。于是，福建政局的每一次动荡，都成为这些“民军”发展的良机。久而久之，“福建民军”成为了一种现象，任何人要在福建混，都不能忽视其存在。
    到陈仪主闽时期，几股大的民军，已经次第平定，如陈国辉在福建事变时被十九路军枪毙，张贞部被收编。但还有许多小股民军，十分活跃。对这些民军，无外乎两个办法，要么是剿，要么收为己用，张超采取的是后者。
    据余钟民回忆：“张超在特务活动中，最感兴趣的是拉拢‘民军’土匪，一方面以此在戴笠面前显示他在福建有办法，同时也借以扩大自己的势力。他曾把福清、平潭著名海匪林荫、高诚学等人拉过来，收编成两个水警中队，林荫任水警中队长，高诚学任福清养淡工程处主任。”
    余钟民提到的林荫、高诚学，都是福建民军中的风云人物。林、高是同乡，都是福建省平潭县人，其中，高诚学是大哥，生于1897年，林荫则生于1908年，是高的小兄弟，其一生的事功，都因高诚学而起。
    高诚学是读书人出身，曾在福州协和神学校读书，毕业以后，在福州传教。据福建早期工运领袖陈碧笙回忆，此时，一个美国牧师对高十分欣赏，于是推荐他到北平燕京大学念农学院。
    1928年，高诚学曾返回平潭，在大富村组织抗捐，并将税官蒋启修押到县城游街示众。
    此次回乡，高诚学还做了一件跟他的专业有关的事情，他在北平选购了一头良种猪，送回家乡与当地土猪杂交繁殖，效果很好，当时大家把这种猪称为“诚学猪”。这件事写入了《平潭县志》，据说直到现在，福建的一些地方还有这种猪在饲养。
    毕业以后，高诚学去了上海，与上海大厦大学教授张公怀、张文理和张圣才等人一起搞“人民生产党”，但没搞出什么名堂。

    按：张圣才，1903年生，福建厦门人。日后也成为军统的重要干部。

    1933年，高诚学参加了福建事变，被陈铭枢任命为“福建省人民政府”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兼福清筑堤养淡督工处主任（所谓“筑堤养淡”即现在的围海造田）。
    福建事变失败后，高诚学回到家乡平潭，与林荫一道组织武装，从此开始民军生涯。不久，高诚学就干出一件震惊全国的事情来。
    1935年 4月底，高诚学打听到涵江码头的“鹭江轮”上装有某日商的货物，即将起运至厦门，于是高、林等伙同平潭海匪张逸舟劫了这条船，将上的物资和乘客的贵重行李及现金洗劫一空，逃往厦门鼓浪屿，此时在当时曾轰动一时。陈仪闻听此事大为震怒，严令水警总队长李国典缉捕归案。
    高见事情闹大，即与林荫潜逃台湾，随后设法将劫来的财物也运到台湾，准备兑换成银元后购买武器，重回平潭，东山再起。
    当时的台湾还是日据时期，当局许诺免费为高提供武器，但有一个前提条件，不得用于抗日，高诚学坚决拒绝，结果台湾当局将财物扣押，不予兑换。
    高在台湾待不下去了，只好跑到香港，投奔李济琛、蔡廷锴等人组织的“中华反帝民族解放大同盟”。
    张超上任以后，感到高诚学可以利用，于是通过张圣才，联系上了高诚学，并亲自到香港说服高诚学。当时高正处于进退维谷之际，于是接受了福建省政府参议的名义。张超还带着高诚学面见了陈仪，高向陈大谈其在福建事变期间“围垦海堤”的情况，陈十分赞赏，当即令高任养淡工程处主任，重操旧业。
    据余钟民回忆，“以后张超又跑到香港对参加过‘闽变’的人，进行分化拉拢，把葛越溪，江秀清、陈炳麟、叶大猷等一批人拉了回来。”这批人，也是通过高诚学策反的，其中，江秀清后来成为军统的重要干部。
    高诚学的表现，令张超非常高兴，后来经过张的保举，高诚学又被陈仪任命为福建省福安县县长。
    张超的手中，掌握着一大批类似高诚学这样“民军”出身的人，比如前面提到的海匪张逸舟，此次也同张超一起来到武汉，受到了戴笠的接见。
    张超的设想，包括两个步骤，即先举办一个“东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培养基本干部，然后以这批人为骨干，把福建的民军组织起来，拉起一支武装部队。
    张超不愧是戴笠的心腹，他的想法，与戴笠在上海搞“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的路子几乎如出一辙，而且，此时，正是平、津的王天木、陈恭澍拉起“忠义救国军北方支队”的时候，因此戴笠听了非常高兴，令张超马上回到福建，经办此事。
    据余钟民回忆：“张不久回到福州，曾对我说，戴要他负责组织民众武装，决定先办东南游击干部训练班，为建立武装部队作准备。并说戴许他一个‘司令’名义，等干部训练完成吋才正式发表，言下大有失之东隅、收之桑褕的意味。张超打算把训练班设在古田水口镇，因为民军首领钱玉光在水口有‘水口王’之称，对古田、闽清一带地下土匪武装势力有一定号召力，而且钱在水口有一所大公馆可供训练班之用，但后来又说要设在建瓯。”
    余钟民还说：“张超此次回来，洋洋得意，比以前更加神气十足。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部崭新的小汽车，到处请人观赏。他还以办训练班为号召，进一步拉拢地方武装力量，整日与民军、土匪头目在一块花天酒地，颇引起各方面人士注目。”
    张超的动作很快，通过军统局在福建的南、北两站，一下子招了 100多个学生，据余钟民回忆，有庄尚德、程小春、庄毓英、张声亚、姚继重、王仁贵、陈寿团、林成基、邱成康等。另外又把郭则杰、叶大猷、金振中等人聘为政治教官。
    余钟民说：“东南游击干部训练班的筹办工作将届完成，张就去找陈仪商请解决训练班的装备问题，不料遭到陈拒绝。”
        张超忽略了一件事，举办“东南游击干部训练班”这件事，他又没有征得陈仪的同意。
    余钟民说：“陈根本不同意在福建开办这种训练班，认为无此必要。张再三力争，均无结果，只好打电报向戴笠求援，说明学生已录取就绪，请戴支持把训练班搞起来。”
    戴笠听了，也感觉比较难办，福建是陈仪说了算，他不同意，这个班还就是办不起来。正好，这时戴笠在湖南临澧的特训班已经开始，为保护张超的积极性，戴笠采取了一个补救措施，令张超把他从福建招收来的学生全部送到湖南临澧训练班受训，并决定派张超到上海区搞潜伏工作。
    据余钟民回忆：“据事后了解，陈仪不同意张办训练班，已先有电报给戴笠说明情况，所以戴决定停办。”
    张超的几次“好事”都被陈仪搅了局，心里把陈仪恨到了姥姥家，觉得陈显然是在故意地跟自己过不去。一怒之下，张超打算在自己离开福建之前，狠狠地搞陈仪一家伙，要他的好看！
    余钟民说：“张超办训练班计划由于陈仪的阻挠而流产，因而对陈极为仇恨。张第二次从汉口回来，便秘密策划倒陈的活动。”
    于是，张超找到自己的“亲信”葛越溪、郑德民、金振中、林荫、王瓒河等人商量，准备以军事行动来“倒陈”。他们分析了福建当时的环境，认为“省内省外已形成倒陈的高潮，省内各民军首领，国民党CC派等都对陈不满，……省党部主任委员陈肇英对陈仪的省主席一职久想取而代之，正在对陈仪大肆攻击。”
    陈肇英，1888年生，浙江浦江人。
    陈肇英也是老蒋的把兄弟，1926年任虎门要塞司令时曾策划了“中山舰事件”，并逮捕了李之龙。福建事变平息以后，蒋介石派出陈肇英、陈仪和蒋鼎文的“三人小组”处理福建的“善后事宜”，分别负责福建的党、政、军事宜。因此陈肇英时任福建省党务特派员，同时，陈还是监察院派出的“闽浙监察使”，负责对浙江、福建两省的公务人员违法或失职行为的纠察和处理。因此陈肇英也是一位在福建省呼风唤雨的人物。
    陈肇英与陈仪虽然是同姓又是同乡，但是二陈之间并不对付，陈肇英曾公开指责陈仪“亲日媚敌”，省党部的机关报《福建民报》也公开指摘陈仪抗日不力、“态度不明”等等。
    余钟民回忆说，在当时这种情况下，张超等人“认为如果在省内发动一个军事行动，以民众抗日自卫相号召，提出打倒汉奸陈仪，要求中央撤换陈仪等口号，必可得到省内外各方人士的响应和支持，那时陈仪必倒无疑。”
    经策划，张超做出了具体的部署：一是由金振中负责发动海军旧部，准备夺取海军存放在白沙的一部分武器弹药，并与水口的海匪钱玉光密切联络，要求届时予以策应；二是以林荫所掌握的的驻莆田涵江、福声海口的两个水警中队为基础，进一步发动和扩大平潭、福清、莆田边区一带的土匪力量；三是由郑德民、林沧圃、王瓒河等负责以所掌握的福清县自卫中队为基础，进一步扩大长乐、福清等地方武装和土匪力量。上述三方面发动的武装力量可达四五千人以上。
    张超还决定，在他去上海以后，由葛越溪负责联系，“俟各方面活动成熟时，同时举事。”此外，张超分别派人到各县直接联系民军首领，一致“倒陈”。
    张超虽然是南方人，却生就一副北方人的秉性，是那种大而化之的脾气，遇事不怎么往深了想，易于轻信他人，曾与张超同事的毛森评价，说张“志大才疏，结交甚广，常为人利用而不自觉”。像张超这种人，做个带兵官正合适，一定会得到战士的爱戴。当特工，就差点意思，其思虑不甚周详，看人看不准，跟谁都“掏心窝子”。比如张超对高诚学、林荫，可说一片赤心，一力将二人从海匪保举成国家官员，可算对得起这俩人。在张的思想，总觉得我怎么样对待你，你也会怎么样对我，否则你成什么人了。
    然而，事情往往并非如此。
    在张超所拟的这份计划书中，我们看到，林荫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因为他的两个水警中队既是高诚学、林荫的老部下，又是经收编而改造成的正规武装警察部队，张超将其看做自己的“子弟兵”，要“倒陈”，这支水警部队是主力。
    林荫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兹事体大，他觉得应该与老大哥高诚学商议商议。
    由于张超的保举，再加上高诚学本人在“养淡工程处”干得也不错，得到了陈仪的赏识，因此，高已于1938年 3月任福建省福安县县长。
    余钟民回忆说：听了林荫的话，“高警告林千万不可举动，要林先回去对郑德民等虚与委蛇，敷衍应付一下，再听他的消息行事。”
    林荫走后，高诚学连夜赶往福州，他要去见一个人。
    这个人叫谢荫坡，也是张超的“亲信”，先是经张保荐任福建省政府参议，后被陈仪任命为政和县县长。
    谢荫坡其人，毛森对其印象极坏，他在回忆中说：“有谢荫坡者，乃一极卑鄙无耻之小人，张超乃一直肠直肚讲义气的人，受谢花言巧语的簸弄而不知。”
    张超非常信任谢荫坡，同时也很欣赏其才干，拿他当“军师”，什么事都找他商量。毛森说：“张广结交，却分不清好人坏人，谢荫坡险诈奸黠，张超把他当做智囊，并荐其为省府参议，谢知陈仪深恶民军，为求腾升县长，竭尽播弄，害了不少地方有力人士。抗战开始，张超筹组游击队，其计划还是谢所草拟。”
    高诚学找到谢荫坡，谈起张超正在发起“倒陈”，二人均认为“此事非同小可，将来陈仪追究起责任来，他们也脱不了干系。”
    余钟民在回忆中分析了高、谢二人的心态：“张超虽是他们最初的荐引人，但高、谢目前已获陈仪重用，当了县长，从个人利益出发，自然倾向陈仪一边。两人遂决定同去向陈仪告密，借此邀功，并表示忠诚。”
    “陈得到报告后，大为震惊，要高立即派人去召林荫前来了解。林荫来后，陈仪亲自讯问，林不得不和盘托出，并作出口供笔录，由林签字画押，作为凭据。”
    毛森说：“陈仪即嘱谢荫坡搜集张超犯罪证据；其实，很多证据，系谢代张所做成。谢同时向陈仪告密，说张超筹组地方武力，图谋不轨。”
    任何一个人，不管你是叫张超还是叫李超，如果你身边的亲信、朋友，都是这样的一类人，那么可以想象，绝对不会有什么太好的结果。
    同样，张超看人的眼光如此，死得不冤、迟早得死、而且可想而知，张超至死，都不知道死在谁的手上。
        当特工当成这样，不知道是可叹还是可悲。
    忍无可忍的陈仪，终于要动手了。
    陈仪之所以下决心搞张超，其实有好几个原因。
    一是张超确实太不“长眼”。戴笠的手下，无法无天之徒多了，但基本上都是“玩坏”，下绊子、使阴招，让你吃了亏、死了人都说不清道不明。像张超这样，明火执仗地跟高级官僚过不去的，看来看去，从特务处到军统，张超还真是独一份。
    况且，当时的陈仪，老蒋倚为“干城”，正准备利用陈仪的亲日色彩，让陈帮他稳定日本在南方的军事举动。
    据余钟民回忆，“抗战开始后，全国各地抗日情绪异常高涨，但在陈仪主政的福建政治局面，却呈现着非常暧昧的状态。”
    余钟民说，抗战开始不久，陈仪曾经召集福建省各机关负责人开过一次会，“在这个会上，陈肇英公开责难陈仪没有动员抗日。陈仪接着讲话，他气冲冲地说：‘芦沟桥事变后，我上鼓岭住了几天，为了想冷静地考虑一下当前的局势，以决定福建应采取什么态度。我打了电报向蒋先生请示，现已得到答复。’陈随即拿出蒋介石的电报当场宣读，大意谓：‘东南方面对日本应采取缓冲态度。’接着说：‘我不是不抗日，是蒋先生有所指示。’同吋，他进一步分析说，当前还不是全面抗战的时候，要大家安守本分工作，不要搞抗日运动，以免事态扩大等语。”

    按，福建省政府主席一职，老蒋原本是任命戴戟当的。
    戴戟，生于1895年，安徽旌德人。
    戴戟是粤军出身，后进入十九路军，参加了第一次淞沪抗战，后辞去军职，任福建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戴戟也参加了“福建事变”，但他不久即抽身而去，脱离了运动。
    当福建事变初起时，老蒋从分化瓦解的角度出发，本已发表戴戟为福建省政府主席，包括省府委员和各厅长也都是蔡廷锴时期的老人，但谁也没有想到福建事变很快土崩瓦解，蒋随即又改以陈仪主闽。

    余钟民说：“陈仪是当时著名的亲日派，早年在日本陆军大学毕业，讨了一个日本女子为妾。他与侵略中国的日酋如土肥原等不少入是同期同学，具有一定的友好关系。蒋介石在解决闽变之后，把陈仪安置在福建，主要是要他同日本军政人物搞‘亲善活动’。”
    正因为陈仪主闽有这样的背景，再加上他既是辛亥时期的“老革命“，又是老蒋的浙江同乡，远非一般的高级官僚可比。张超要找他的麻烦，不是一般的自不量力，基本属于“没事找抽型”的。
    第二，张超是个肯干工作的人，因此陈仪一度很欣赏张，否则，张保荐的人，也不可能一保一个准儿。另外，在特务处时期，戴笠与陈仪的相处，也还算过得去。余钟民说：“本来陈仪对福建警察机关抓得很紧，几个重大警察单位都委派了他的亲信任主管。但当戴笠提出要求安置军统特务以建立基础吋，陈仪尽可能满足了他的要求。如厦门市警察局局长沈觐康、福州省会警察局特务组组长卓飞、福建省警官训练所所长胡国振等，都是戴笠先后介绍来的，军统因而得以运用这些公开单位来扩展它的势力。”
    但后来就不行了，张超不知收敛，个人膨胀得实在过分，令陈仪十分失望。陈仪对对张超的所谓欣赏，仅仅出于对他工作的表现的肯定，彼此并不是一路人。一旦失掉了双方合作的基础，马上就是反目成仇。
    第三，陈仪身边的人，多数人都很讨厌张超。毛森说，张超“只表效忠蒋委员长及戴笠先生，目无地方长官，陈仪心腹省会警察局长李进德等尤深恶张，怂恿陈仪除张”。
    李进德，1898年生，浙江临海县人。
    李进德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八期步科。后到广州，任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堂（就是史铭曾就读的那个“湖南醴陵子弟学校”）教官。1925年秋，所有驻粤军校均并入黄埔军校，李进德任四期教官。
    李进德是陈仪的亲信，陈主闽后仅几天，即于1934年 2月15日委任李为福建省会公安局长，后又改称福建省会警察局，李仍为局长。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张超的“亲信”高诚学、谢荫坡的倒戈，成为压倒张超的“最后一根稻草”。
    早已忍无可忍的陈仪，终于拿到了“确凿”的证据，当即决定逮捕张超。
    这个任务，陈仪交给了福建省政府保安处处长叶成。
    叶成，浙江青田人，生于1905年。军校三期步科毕业。
    叶成是浙江人，又是“天子门生”，因此一毕业就在老蒋身边工作，曾任军事委员会特务团副团长，陈仪主闽之后，被派到福建省政府保安处副处长。
    省保安处，负责编练、指挥各省的地方保安团，基本上可以看成出于“剿共”的需要而出现的新生事物。最先建立的是浙江，接着就是福建。陈仪对保安处十分重视，1935年，陈仪提出“谋求团警统一，协调剿匪”，将原隶属于省民政厅管辖的水陆警察系统全部划归省保安处管辖。保安处处长，最初是赵南，由副处长叶成负实际的责任。后赵南任福建绥靖公署参谋长，叶成升任处长。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保安处长，挂中将军衔呢！
    叶成是复兴社分子，而且是复兴社福建分社书记，属于复兴社的中高层干部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叶成与戴笠的特务处，其实是一个阵营里头的人。因此，接到逮捕张超的命令，叶成非常为难。余钟民说：“叶成与戴笠之间本来也有个人关系，对逮捕张超感到为难。陈仪说：‘我下手令给你。’叶不敢推辞，只好把此事交给省会警察局局长李进德去办。”
    李进德最烦张超，接到任务说要抓张超，自然十分卖力，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侦缉队队长董兰观。
    当时张超已经买好船票，打算第二天就离开福州去上海了。据余钟民回忆，张超是在福州温泉路福龙泉澡堂洗澡时被捕的。当时董兰观进去向张超敬了一个礼，并出示陈仪的手令后说：“我不得已执行命令，烦你走一趟，才好交差。”
    当时张超并不以为意，“神色自若，随即上车，被拘在警察局内”。
    张超死在临头还在浑浑噩噩，反倒是闽北站站长严灵峰着了急，严曾是中共党员，政治敏感性比张超强得多，以他对陈仪的观察，心知大事不好，张超要“归位”。于是当即给戴笠发出密电，请他赶快想办法，同时找到在陈仪面前还比较吃得开的胡国振，请他设法营救。
    余钟民回忆说：“戴笠接到张超被捕报告后，马上拟了电报，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名义发出，令陈仪把张超押解汉口讯办。但陈仪考虑到如将张超押解武汉，一定会予宽释；若张超不死，就不足以镇慑其它人，于是把蒋介石的电报压下来，立即召见叶成，下手令要他将张超枪决，以造成既成事实。”
    张超杀黄丙丁、杀“二刘”是违法，同样，陈仪杀张超，也是违法，因为都没有经过司法审判，都是“擅杀”。在前清，督抚一级的官员，如果确有特殊情况，需要先斩后奏，还要请“王命旗牌”，意思是我杀这个人经过了皇帝的批准，何况是号称以“三权分立，五权宪法”立国的民国呢？
    在叶成来说，他是一百个不愿意干这事，大家都是复兴社干部，以后别人说起来，“张超是被叶成杀的”，这话好说，可是不好听。更重要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以戴笠之铁血手段，岂能善罢甘休！
    但这件事，推是推不掉的，陈仪拍胸脯说：“非杀不可，有事我负责。”
    张超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
    据余钟民回忆。1938年 6月18日，“福州发出假的空袭警报，交通管制，就在这时，张超被押往西门外刑场执行枪决。”
        嗣后，福建省保安司令部贴出布告：““照得张超阴谋叛乱，反抗政府，公然煽惑军心，破坏抗战大计，业经获案讯明属实，殊属罪无可逭，除判处死刑立予枪决，以昭炯戒外，合行布告，俾众周知。”
    事后，福建省军管区国民军训处处长杨华（亦曾担任复兴社福建分社书记）曾对余钟民说，张超被杀的当日上午九时左右，他受胡国振之托，以复兴社成员身份去找叶成，“向他说明利害，要他对处决张超问题慎重考虑。”
    当时，“叶低头不语良久”，而后长叹一声说：“现在已经迟了，刚才的警报就是为杀张超而发的。”
    杨华说，尽管如此，“叶成却情不自禁地挂了一个电话给李进德”，但所得到的答复是“已经执行枪决了”。
    张超被处决之后，陈仪依然余恨未消，在一次集会上，陈愤愤不已地说：“张超曾是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过去虽不无相当成绩，但他的心术太坏，道德堕落，贪婪自私，无恶不作，野心又大，一切事情不择手段，碰到机会就想妄动。有许多意志薄弱的人，往往容易受他蛊惑，或为他所动摇。早有人对我说，张超这个人，将来一定是福建的祸患，不如早些除掉，以免后患。我因为看他还有些能力，以为只要善加劝导，也许能洗心革面，替国家做点事情。无如这人恶性难改，不肯向善，最近更变本加厉，竟然破坏政令，图谋叛乱。为了消除隐患，故不得已采取了断然的手段，将其逮捕，组织军法会审。因为罪证确凿，所以把他正法了。”
    陈仪杀张超这件事，干得委实是雷厉风行，连专杀人的戴笠也被蒙在鼓里。可想而知，戴笠得知张超被杀，是个什么心情！
    气急败坏的戴笠，当即去找蒋介石。老蒋听了，对陈仪的擅专，也十分生气。于是蒋给陈仪发报，指责他“杀张超之所为，完全目无中央”，并令陈立即赴武汉，对此事作出解释。余钟民说，陈仪接蒋介石电后，对“目无中央”几个字，“心头感到沉重”。
    陈随即到武汉谒蒋。据毛森说，蒋、陈谈话时，“戴在邻室等候，认为陈必受申斥，甚或撤职。”
    孰料，陈仪在老将办公室谈了很久，“辞出时蒋送至门口握别，状甚愉快”。戴笠跟着进了蒋的办公室，问蒋对张超一案如何处理。蒋说：“张超私组武力，图谋不轨，陈将其处死，乃我批准。”
    毛森说：“戴气愤填胸，退出时用力关门，砰然大声，蒋令回去，斥戴粗暴无礼。戴即跪蒋面前哭诉：‘要为死者申冤，为生者永保障。’蒋指戴说：‘我从不受人威胁，小时即不受母要挟。’”
    这件事，戴笠自己后来也曾回忆起来。他说：“民国27年 8月18日，因为我们福建站的副站长张超同志，无辜被陈仪杀害，上午12点钟的时候，我在武汉见蒋校长，我跪在领袖面前痛哭，要领袖给我们的同志作主，领袖当时不便答应，我就跪着不起来，领袖骂我下贱，没有人格。我说：报告校长，这个我不承认，如果今天我是为个人升官发财而跪在这里，或者是因为工作失败，为敌人所屈服，那就是下贱没有人格。今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同志，无辜被人家杀害了，我不为他诉冤，谁来为他诉冤？而今天你不替我作主，反说我下贱，没有人格，这个我不承认。后来我写了报告辞职。”
    气得昏了头的戴笠，回去就写了一份38页的长信，请求辞职。
    戴笠生气，老蒋还生气呢，他何尝不知道张超罪不至死，况且要杀也轮不到陈仪来杀。然而，为一个小小的张超而与陈仪“翻车”，他做不到，也不可能做。这些苦衷，作为他最得力的学生和亲信的戴笠，本应该比谁都明白，而今居然以辞职来要挟，老蒋怎么能不气。
    事后，老蒋平静下来，设身处地想想，也觉得戴笠的种种疯狂举动事出有因，于是找来戴笠，平心静气地与他谈话。
    毛森回忆说：“过了几天，（蒋介石）气稍消平，可能认戴对其重要性，不能失戴，乃邀戴回去，不提处分陈仪事，只数嘱厚葬张超，优恤其家属，算作了事。”
    戴笠则说：“领袖把我找去，对我说：你不能这样要挟革命领袖，一个担当革命工作的人，是不准随便辞职的，而且我叫你做这个事情，根本就没有打算叫谁来接替你！我当天很感动，题写了‘秉承领袖旨意，体谅领袖苦心’十二个大字。我们的一切，都以这十二个字为出发点，前者是革命的精神，后者是革命的技术。须知，人的原动力是精神，才只是技术而已。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精神是主体，技术只是附庸。”
    为对戴笠表示慰勉，蒋介石随即命陈仪免去叶成的职务，送汉口军法执行总监部“法办”。
    余钟民说：“陈仪找叶成去，出示蒋介石电令，要叶成去汉口一趟，并说：‘你去可以放心，一切由我负责。’”当时，叶成沉默半晌，然后说：“我服从命令。”
    好在叶成是复兴社高干，跑了一趟武汉，没出什么大事，只是丢了官。后来叶投奔了一期学长、同乡胡宗南，并被任命为第13补充训练处处长。
    陈仪动不得，叶成是天子门生，也动不得，戴笠一口气出不来，恨得牙根疼。此时，军统局代理主任秘书毛人凤献计：人是李进德杀的，何不整治整治他。
    戴笠深以为然，当即以军委会名义，令陈仪将李进德押赴武汉，并事先做了周密安排，准备在机场拘押李进德。
    陈仪是久历宦海的老政客了，早知道戴笠要干什么。他事先给何应钦、张群打电话安排好一切，等李进德一下飞机，何派专车将李送到张群公馆保护起来。李进德武汉之行毫发无损，当然，福州省会警察局长肯定是干不成了，由军统特务马凭祖继任。
        连续三次失算于陈仪，戴笠怒不可遏，严令闽北站站长严灵峰，对出卖张超的高诚学、谢荫坡二人予以“严厉制裁”。
    张超死后，戴笠令闽北站筹建了一所小学，以张超别名“佑民”命名为“佑民小学”。同时，戴笠令张超保送的那 100多名学员提前从临澧特训班毕业，并派回福建工作。
    余钟民说：“当时正在湖南澧训练班受训的福建学员( 张超送去的 )，听到张超被陈仪枪杀而大哄起来，纷纷要求回来为张复仇。”戴笠觉得这种“氛围”很好，于是“趁热打铁”，向军统各单位发出一封“告同志书”，大意是说张超为“革命”、为“团体”牺牲了生命，要大家学习张超的“革命精神”；要为张超复仇；要吸取张超事件的教训，提高警惕，严格遵守特工秘密原则。等等。
    严灵峰接受了制裁高诚学、谢荫坡二人的任务，便开始着手准备。由于高诚学早已担任福安县县长，谢荫坡亦因密告张超有功，于不久前被陈仪任命为政和县县长，二人身边都有武装力量，急切间下手不得，只好对二人进行监视。
    这一等就是一年多，直到1939年 9月，闽北站发现谢荫坡回到福州，严灵峰当即请示军统局本部，戴笠回电，令马凭祖配合闽北站，立即对谢进行“秘密制裁”。
    严灵峰得令，命特务对谢荫坡进行全天候秘密监视。某晚，特务发现谢在南街河上某酒楼吃晚饭，严灵峰便派特务王仁贵前去执行暗杀任务（王即是张超选派到临澧去受训的学生之一）。
    当晚大雨滂沱，谢荫坡吃完饭后，叫了一辆人力车回家。王仁贵带着一个特务骑自行车尾随于后。据余钟民回忆：“行至杨桥路将近三友印刷所门前，王仁贵即靠近人力车旁，一手按住车座旁边的托板，一手持卜壳枪对谢开了一枪。因王在自行车上，且谢有人力车篷阻隔，不易瞄准，谢仅口唇边被枪弹擦伤。由于卜壳枪发射吋震动，致使王仁贵从自行车上摔下来。”

    按：有人可能会说，看王仁贵那废物样，开一枪能把自己震一跟头，还当特务哪！
    驳壳枪是一代名枪，尤其对于中国人来讲，太熟悉了。有人戏称，如果没有中国在上世纪前半叶的大量采购，德国毛瑟兵工厂就倒闭了。
    但驳壳枪有个缺点，即作为手枪而言，后座力太大，每开一枪，枪身都要剧烈地往上跳一下，这样，如果打连发的话，后面的几枪都会打向空中。所以我们看过去的老电影，李向阳他们，都是把枪平过来用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后座力，变上跳为横扫，打不着目标，也可以打到他身边的人。

    王仁贵摔在地上，当时拉车的那个车夫还真不错，没给吓傻了，借着这个机会拉着车拼命地跑。跑到律师陈则敬家门口，陈是谢的朋友，谢荫坡命停车躲入陈家，后进入福州协和医院治疗，躲过一劫。此后谢荫坡再不出大门一步，还请了三个保镖，不是熟人，一律不让进门。
    一次暗杀不成，严灵峰等本想在谢住院期间进行狙击，因协和医院有教会背景，怕引起国际纠纷而作罢。
    等谢出了院，又请了保镖，下手就更不容易了。经过了解，严灵峰发现闽北站的一个运用人员林某与谢荫坡有私交，俩人过去同属于福州一个叫“寿昌派”的黑帮，于是，严决定利用林某骗开谢家的大门。
    事前，严灵峰做了周密的部署，由马凭祖率便衣特务在衣锦坊谢宅周围布下岗哨，防止逃跑；由王仁贵看守谢家后门；暗杀现场，则指派闽北站行动组组长杨又凡负责指挥，并挑选了大批行动特务张拭之、郑琦、邱信坤、孙依增等。严灵峰特别指示，暗杀由郑琦和孙依增执行，因孙依增曾是张超的勤务兵，严的意思是让他亲手来为张超报仇。
    当晚，严灵峰亲自出面，请林某在大根路自己家里吃晚饭，在座的，除了枪手孙依增，还有另一个特务丁进和。席间，严向林某介绍，说丁进和刚刚来到福州，有事要找谢荫坡，要林某陪同前往，林不虞有他，一口答应。
    此时，丁称故离席，通知马凭祖，当晚“动手”，让他在衣锦坊谢宅附近布置好特务，然后又回到严灵峰家，与林某闲谈。
    当晚八吋许，林某与丁进和、孙依增两人来到谢宅，由林某叫门，保镖询问清楚后，知道是熟人，于是开门请进。
    林一进门，丁进和，孙依增以及事先埋伏多时的杨又凡、郑琦、张轼之、邱信坤等七八人蜂拥而入，将三个保镖制服后看押在门房，随即冲入正房。谢荫坡两口子正在卧室聊天，毫无防备。郑琦、孙依增二人冲入房中，冲着谢荫坡兜头就是几枪，谢妻惊恐大叫，也被打了两枪，两口子当场毙命。
    再说高诚学，此君在福安县长任上干得着实不错。办教育、建农场、兴体育，颇得民众赞许，加上陈仪的信任，严灵峰想要杀他，还真不容易。
    陈仪主闽达 7年之久，直到1941年才离开。
    陈仪离开福建，原因很多。前面说过，福建事变平息以后，陈肇英、陈仪、蒋鼎文等三人被派到福建，分别主持党、政、军工作，其中蒋鼎文任驻闽绥署主任，掌军事。1936年底，西安事变爆发，蒋鼎文被调到西北，协助顾祝同与张、杨作战，跟着就留在西北工作，驻闽绥署主任即由陈仪兼代，陈因此加上将衔。
    抗战爆发，军委会在福建成立第 4集团军，总司令即蒋鼎文，但因顾祝同被调到上海接替冯玉祥，蒋只能在留在西北代理西安行营主任，无法到福建上任，因此第 4集团军总司令又由陈仪兼代，于是，从抗战之初，陈仪就成为福建军事工作的实际负责人。
    但事实证明，陈仪虽然是军人出身，他并不是一个军事长才，把他放在福建前线，殊不相宜。同时，陈仪主闽 7年，做了许多建设性的工作，但因性格使然，闹得毁谤丛生，张超事件就是一例，“公沽”风波又是一例，其后，又因厦门大学改名事件与侨领陈嘉庚闹得不可开交。
    早年，福建的国立高等教育不甚发达，到抗战开始，仅有一所公立的省立医学专科学校，校长也是被张超暗杀的黄丙丁。于是陈仪准备建立一所综合性的福建大学。抗战开始以后，陈先是将省立医专升格为医学院，继而又申请成立福建大学，除医学院外，增设法学、农学两个学院，并上报教育部。
    当时教育部长是陈立夫，因福建已有陈嘉庚创立的厦门大学，同时，由于正处抗战，对于人文学科类院校的创办、增设一律不予批准，于是陈立夫以“福建已有厦门大学，在战争期间不宜增加大学”的理由驳回了陈仪的申请。
    陈仪见状，干脆申请将厦门大学取消，并入他的“省立福建大学”。厦门大学虽是陈嘉庚一手创利，但此时已经由陈捐献给国家，改为公立，因此，当陈立夫当面征询陈嘉庚的看法时，陈虽然极不满意，但未便予以峻拒。
    孰料，消息传出，厦门大学师生群情激奋，纷纷向教育部请愿表示反对。陈立夫本就不赞成陈仪另建“省立福建大学”，于是令陈仪将已经私下成立起来的福建大学取消，其法学院并入厦门大学；原有医学院不变。另同意单设省立福建农学院，院长为严家显。

    按：严家显是著名的昆虫学家，但他的哥哥比他更出名，那就是时任福建省建设厅长、35年之后，继任“中华民国”“总统”的严家淦。

    一番折腾，陈仪“偷鸡不成折把米”，不但厦门大学没并过来，反而把自己的法学院送给了人家，还得罪了华侨领袖陈嘉庚，从此陈嘉庚开始为“倒陈”鼓与呼。
    曾任福建省政府秘书长的程星龄说：“陈嘉庚是爱国华侨领袖，发动华侨支援祖国抗战不遗余力，而陈仪对以陈嘉庚为代表的爱国华侨的爱国义举态度冷淡，早已引起华侨的不满。”
    陈嘉庚不是张超，在福建、在南洋的华侨中，其影响力非同小可，通过四告“御状”，终于搞垮陈仪。
        1941年 9月，陈仪被调离福建。
    继任福建省政府主席的，是湖南人刘建绪。
    刘建绪，1892年生，湖南醴陵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炮兵科毕业。
    刘建绪是“湘军”的二号人物，何健配合蒋介石“剿共”的时候，刘是何健的左右手。1936年冬，刘建绪被调任闽浙赣皖边区绥靖公署主任，驻浙江衢县。1937年，何健被内调为内政部长，随即又给放到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冷板凳上。从此，湖南与何健、刘建绪没有关系了。
    在淞沪抗战中，刘建绪部作战英勇，赢得了“善战”的美名。此后，刘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5集团军总司令。
    刘建绪接替陈仪，也是机缘巧合。
    因福建各界“倒陈”的风潮越来越盛，老蒋不得不考虑“换马”，在一次会议上，蒋提出此意。当时与会的军令部次长刘斐，是刘建绪的同乡，趁机建议说，刘建绪现在浙江，邻近福建，何不让他去接替陈仪。蒋认为可以考虑。
    据程星龄回忆，对此，蒋曾征询过陈仪的意见，陈仪认为，“自己主闽七年，各方面初具规模，良不欲让CC分子或复兴社分子继任。刘建绪正好是个无依无靠、而且比较接近自己的人，可望其‘萧规曹随’，因而欣然表示同意。”
    后来，刘斐曾对程星龄说，“恢先这个光杆司令，迟早会丢掉，不如趁此机会落得个比较体面的下场。
    刘斐说得一点不错，对于老蒋来说，让刘去福建，正好夺了他的兵权。另外，因当时各部部长、各省政府主席没有一个湖南人，还可以借此市恩于湘籍军人。
    1937年 9月，刘建绪走马上任，就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仍保留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虚职。
    陈仪终于走了，可以搞高诚学了。
    好几年过去了，军统在福建的组织，又是新人换旧人了，此时军统在福建的负责人是易珍。
    易珍，1905年生，湖南醴陵人，武汉中央军校五期毕业。
    武汉中央军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张超就是这里出来的。在第五期中，最出名的学生是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臧克家；另外还有一位女生孟庆树，单听她的名字，可能大家不太熟悉，但是她的丈夫，我们曾经多次提到，那就是王明。
    刘建绪来到福建以后，吸取陈仪的教训，主动修复同军统的关系，并请戴笠增派得力人员来福建工作。
    此前，由于福建独特的“一省两站”的设置，造成南、北两站矛盾深刻，打得不可开交。据余钟民回忆，“1943年 5月，我去建阳见戴笠，他特别问到南、北两站的矛盾情况，我以中间态度如实地做了回答。我建议把省府调统室改组，派一个外省人来负责，以调统室掩护南北两站的活动，并可起调和作用。”
    戴笠听了觉得有道理，即让军统局人事处处长龚仙舫挑一个外省人，到福建省接替现任的调统室主任吴贞。
    龚仙舫，1905年生，湖南石门县人。武汉中央军校六期毕业。
    在军统当中，龚仙舫是个很出名的人物。其实龚自从进入特务处，一天外勤都没干过，先是当秘书，然后替戴笠当了一辈子的人事处长，是个纯“业务”干部。龚仙舫之所以出名，不在于他干过什么“大案要案”，而在于1946年 3月17日，他与戴笠同机遇难。从此，只要提到戴笠之死，必说龚仙舫。
    与龚仙舫类似的还有刘启瑞，这位北京大学毕业的高才生，从进入特务处，一直给戴笠写大报告，直到抗战胜利以后，才被“外放”到南京，当南京办事处主任，负责军统迁回南京的事务性工作。然而，正是此君发现了戴笠的坠机现场，就此在现代史上有他一笔。
    听了戴笠的意思，龚仙舫觉得，刘建绪是湖南人，最好派一个他的同乡前去，比较相宜，于是他推荐了自己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学长易珍，得到戴笠的批准。
    龚仙舫的想法，确实很对刘建绪的路子。余钟民回忆说：“易接调统室后，颇得刘建绪的器重，凡易所提出的要求，大都得到通过。”
    从张超被枪决，特务们已经隐忍了 5年，机会终于来了。
    事有凑巧，高诚学任县长的福安县有个甘棠镇，镇上有个大家刘氏家族，其先祖是汉高祖第四代孙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就是其墓中出土了轰动一时的“金缕玉衣”、“长信宫灯”的那位、刘备自称“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也是指的这个刘胜。
    刘建绪知道福建人乡土观念很重，于是就说自己也是福建人，先祖就是从福安县甘棠镇迁移到湖南的。
    这下就好办了，特务们先是鼓动甘棠镇的刘姓“乡绅”请求刘建绪到老家祭祖，接着又派人制造流言，称高诚学在福安有种种“不法”行径。于是，刘建绪便以“祭祖”的名义，到福安进行“暗访”。
    1943年11月21日，刘建绪到达福安，立即有人拦车“控告”高诚学，刘当即下令将高扣押。
    据余钟民回忆，起初，刘建绪是打算将高解省“法办”的，“而军统特务调查室主任易珍和王调勋找刘建绪带去的军法官何绍兰再三商量后，终以‘私藏枪弹，图谋不轨’的罪名，判高死刑，并由易珍捏造情报谓，‘有土匪( 指高的旧部 )要在赛岐截劫人犯’等语，决定就地枪决。“
    11月22日，刘建绪回福州，“卫兵在后押高同行，当走至叉路时，刘往西行，而高被押向北。高自知性命难保，乃脱下金戒指一枚送给卫兵，意在请求方便减少痛苦。果然高被押至刑场，即被枪决。”
    至此，张超被杀的两个仇人谢荫坡、高诚学均被“制裁”。
    很奇怪的是，直接导致“张超事件”的始作俑者林荫，却不在戴笠的“制裁”之列。非但如此，林荫还参加了此后一系列“为张超报仇”的活动。
    据余钟民回忆，在谢荫坡被杀的同时，“曾与张超密谋倒陈的一批人，也不罢休，仍图伺机称兵作乱。当张超被杀后，郑德民、葛越溪等人曾逃往福清乡下。不久，郑德民、林沧圃约林荫和王瓒河到福清海口，计议再发动军事叛乱来打倒陈仪，并为张超报仇。郑等四人同到海口一个高山庙里，烧香摔碗宣誓，公推林荫为大哥，筹划组织武装，进行倒陈活动。”
    也就是说，张超被杀之后，林荫不但没事，反而被张超的旧部引为“同道”，个中缘由，不得而知。
    此后，林荫任家乡平潭县的军事科长，1941年12月升任平潭县长。1947年，林荫当选为“国大代表”。平潭解放后，林荫退驻马祖，曾任台湾国防部情报局马祖第二工作站站长，少将军衔。1963年退役，1979年病殁于台湾，享年71岁。
    至于陈仪，离开福建，先是被任命为后勤总司令，陈力辞不就，后任行政院秘书长，接着又改任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用曾任福建省政府主任秘书的钱履周的话说：“这个委员会是重庆最闲散的机构”，明显是准备让陈仪就此终老的。
    世事难料，谁也想不到，抗战胜利，台湾回归，陈仪还会迎来自己的“第二春”，并引发了至今还在争议的“二二八事件”。
    不过，不管到什么时候，陈仪的身边，似乎总有一个人，在窥视着他。
    这个人，就是戴笠。
    对此，陈仪又何尝不知。杀张超，为自己树了一个一生的死敌，这个扣，如果不能解开，那就是一个“死扣”。
    陈仪很想解开这个“死扣”。据余钟民回忆，“陈仪曾想通过徐学禹（曾任福建省政府委员、建设厅厅长，陈仪的智囊）拉拢严灵峰，希望严能主动去见陈仪，但为严所拒绝。”
    后来，陈仪又打算通过余钟民和马凭祖给戴笠传话，希望与戴“谈一谈”。对此，戴笠的回答是“不要来”。
    多少年之后，毛森在回忆录中说“戴本人胸襟宽宏，至死从未再提敌视陈仪”，其实不是。
    余钟民说：“军统特务自张超事件发生之后，一直对陈仪采取不合作态度。而且军统也掌握了陈仪与日本勾结往来的材料。虽然碍于蒋介石，不敢公开揭发和打击陈仪，但也常常给陈仪增添不少麻烦。”
    添麻烦归添麻烦，直到戴笠死于飞机失事，他也没有找到报复陈仪的机会，不是戴笠不想，而是他办不到。
    戴笠办不到的事情，毛人凤替他办到了。
    只是，那还要在很多年之后。

ys1937

41、曾澈与“抗日杀奸团”（1）

    “抗日杀奸团”（以下简称“抗团”）这个章节，我一直在犹豫是写还是不写。几次都已经开始写了，想想终又搁笔。
    其一，抗团的老战士祝宗梁老先生曾以《抗日杀奸团回忆录》为题，写过一篇很详细的文章，记载了当年的奋斗与牺牲。笔者再写，不仅多余，而且作为后人，怎么也写不过当事人啊。
    其二，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抗团的许多老人，对于军统这个组织极端厌恶，尤其反感别人将他们与军统联系起来，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经因此付出过代价。作为笔者，雅不愿在他们的晚年，再拿这件事去刺痛他们。
    尽管如此，还是觉得，中华民族的这些英雄儿女（当年的抗团成员，基本是中学生，甚至还有小学生，名副其实的“小儿女”），出于民族义愤，奋不顾身地、自发地投身到抗日救亡的运动当中，做出了连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工人员都难以完成的惊天动地的事情，许多人付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有的人落下终身残疾，其献身精神，真可说感天动地。
    尤其值得一提的，抗团中的许多人都是富家子弟，其中有的，家里的亲属就有大汉奸。这样的出身、这样的背景，能够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日，其献身精神，令人难于想象。另外，抗团做的许多事情，是载入史册的，像刺杀程锡庚一案，牵动了英日两国的交涉，日寇因此而封锁了天津英租界，在抗战史上是轰动的一件事情。为此，特地搜集了许多资料，上海的一位“关爱抗战老兵网”的志愿者，还为笔者提供了祝宗梁老先生的回忆录和其他信息，看了之后，深感抗团的事迹不容埋没，每个人都有责任宣传他们。
    思来想去，还是要写，只恐笔者的一支秃笔力有不逮。
    说起来，“抗日杀奸团”的性质，最初的时候，跟刺杀杨永泰、刺杀唐有壬的“中华青年锄奸特务队”，以及其他爱国组织，并没什么区别。只是，抗团从成立的一开始，就处于特务处的深度干预、“运用”之下，这也是后来抗团的性质引发一定争议的原因所在。
    说起抗团，就不能不说曾澈。
    曾澈，1913年生，浙江瑞安人。
    曾澈参加特务处的工作甚早，据喻耀离回忆，1932年 8月，他从特务处毕业，分配回家乡江西做情报工作。1933年夏天，喻耀离被任命为江西站副站长兼临川办事处主任，办事处书记就是曾澈。
    但喻、曾二人搭档的时间不长，曾即被调到老蒋身边。喻耀离则升任江西站站长，兼任江西绥靖公署新闻邮电检查所所长，当时担任江西绥靖公署党政科科长的，就是周念行。喻耀离说。他与周念行的工作，“互为表里”。
    周念行，1897年生，浙江江山县吴村乡人。
    周念行也是江山文溪高小毕业生，与戴笠、毛人凤、王蒲臣等既是同乡、又是同学。
    周念行的父亲是一个本分的农民，因此周的胆子也很小。辛亥革命兴起，青年人兴起一股剪辫子的风潮，谁不剪，就是“保皇党”，戴笠等等早早地剪了，周念行也想剪，可是又怕回去了父亲责骂。
    这时戴笠来了，二话没说，“咔嚓”一剪子就把周念行的辫子给剪了。前面说过，戴笠帮王蒲臣打过一场架，王以此一辈子认戴笠做大哥。这回戴笠又是一剪子，其敢作敢为、唯我独尊的那股劲头，同样给周念行以很深刻的印象。
    不过，别看周念行此时不起眼，日后，周却是同学们当中最早发迹的。从文溪高小毕业后，周考入衢州第八中学。毕业后去了日本，入明治大学政治系学习。
    1926年，周念行归国，适逢北伐，周随军攻克湖北黄陂之后，就地当了县长，并提携当年的同学毛人凤在他手下当一个科员。而另一个同学戴笠，此时才刚刚跑到广州，正准备参加军校六期的补录呢。
    此后，周念行又先后任浙江遂安县县长、安徽贵池县县长等职。1934年，周到庐山求见蒋介石，打算收编湘西土匪陈渠珍的残部（陈渠珍也是个奇人，沈从文曾经给他当过秘书），在九江旅馆与戴笠不期而遇。此时的戴笠，在特务处干得风风火火，正是“求贤若渴”的时候，听说老同学居然是留日回来的，怎肯放过，当即请周加入“团体”。
    就这样，1926年就当上了县太爷的周念行，跑到戴笠手下，当了一个秘书。
    周念行是明史专家，在军统，周基本上扮演戴笠的“国文教师”的角色。日后，周念行还曾为有志于研究明史的张学良“伴读”。
    接着说曾澈。
    1933年 6月，征得老蒋同意，戴笠在蒋的侍从室下边，成立了一个侦察班、一个警卫班，每个班都是15个人，30人均由特务处抽调，专事“护卫领袖安全”的工作。
    侦察班的班长，前面说过，就是军校二期生、广东人黎铁汉，副班长则是四川人陈善周，戴笠在军校六期的同学。警卫班的班长，则派了戴笠的另一个六期同学罗毅。
    另外，侦察班还有一个书记，就是原临川办事处书记曾澈。
    戴笠搞的这两个班，用现在的话说，属于“双重领导”，在业务上，服从于侍卫长指挥，此时是老资格的军校一期学长宣鉄吾。但在编制上，人员仍隶属于特务处，工资也从特务处领，只是从侍从室领点津贴、补助、服装费什么的，基本上相当于戴笠给侍从室义务打工。
    在戴笠，当然不会干赔本的买卖，之所以这样做，第一，保卫老蒋的安全，本就是特务处的职责；第二，侍从室位置重要，在老蒋身边安上自己的人，随时报告消息，心里踏实。因此，戴笠不但白干活，而且精英尽出，派去的基本都是军校同学和“浙警”正科毕业、又经杭训班训练出来的特务，像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李翰廷、张毓中，都是这会儿派进去的。
    与此同时，戴笠征得宣鉄吾的同意，还推荐了 3个军校同学作为正式的“侍卫官”，这 3个人是张业、莫钧和娄建如。这样。他们与侦察班、警卫班一起，“成了领袖内外围都有警卫的生力军，这样戴先生不但达成了护卫领袖的夙愿，又有忠贞又为的干部，日夜随侍保护领袖之安全。”
    这样一来，戴笠是合适了，但从黎铁汉等人的角度看，就十分委屈。侍从室是一个很大的机构，负责的工作很多，其中专事安全的这一部分人，就叫做“侍卫官”。由于侦察班和警卫班是在侍从室的“体制外”运行的，因此在侍从室的花名册当中没有这些人，也就没有“侍卫官”的名义，更谈不上军衔、职务等等。薪酬也不一样，据张毓中回忆，正式的侍卫官，工资比他们多两倍呢。
    张毓中是在福建事变之后被派到侦察班的，他说：“侦察班的‘班’和军队当中的班、排、连的‘班’，是截然不同的，这‘班’原是日本宪兵队特务工作的名称，因侍从室从来没有侦察班的编制，既然担负领袖警卫之任务无以名之，就姑且以‘班’为名了。”
        人事管理是有其规律的，无论什么时代，任何一个单位，如果其内部的人员身份和待遇不同，时间长了，都会出问题。何况是“护卫领袖”这么大的事，大家承担的责任是一样的，身份却不同，待遇也不同，工资收入还差了一大块，搁谁也得有想法。
    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黎铁汉等人给宣鉄吾留下的印象不错，于是宣打算把这批干部据为己有。同时，应该说这也是解决“体制”不顺的一种措施。
    经宣鉄吾与侍从室的德国顾问司脱乃斯商议，拿出了一份“收编”计划：第一，在体制上，把侦查、警卫两个班全部纳入侍从室的正式编制，等于是黎铁汉等30个人从此跟特务处没有关系了；第二，在待遇上，两个班的人员一律授以军衔，其中，侦查班的全体人员，不论军校还是警校毕业，也不论期别、年功，一律授以上尉军衔，称“侍卫官”；警卫班人员，由于承担的任务相对比较单一，则授予少尉军衔，称为“特务员”。
    事先，宣鉄吾给戴笠发电告知此事，只要他同意，即可“呈报蒋委员长核办”。
    对于黎铁汉他们来说，这份“收编”计划一旦实现，他们就可以“摇身一变”，以“国民革命军”军官的面目出现，当然好了。张毓中说：“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大事，自是十分高兴。”
    正在这个当口上，侦察班书记曾澈做出了一件谁也不可理解的事情。他密报戴笠，称：“侦、警两班是钧座苦心训练的精华，如被他人吸收，将对团体影响甚大，请考虑婉拒之。”
    戴笠听了觉得有道理，于是“电覆宣侍卫长予以婉拒”。
    宣鉄吾本是好意，想让这些特务上上档次，结果给曾澈这样一来，这点“意思”全变成了“不好意思”。心想戴笠的手下，一个个的怎么都这样不识抬举，给脸不要脸，心中的恼怒可想而知。
    偏巧此时，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不愉快的事，戴笠保荐的两名侍卫官张业、莫钧“因看不惯侍卫室同仁的所作所为”，给老蒋写了一封信，结果这封信落到了宣鉄吾的手中。
    两件事合在一块，宣鉄吾大怒，当即把戴笠找来大发脾气。当时的戴笠，还不像后来那样权势熏天，再加上宣鉄吾是老蒋的同乡，“天子门生”，又是军校学长，因此说话毫不客气：“我提拔你的人，你不肯；你推荐进来的人又专打小报告，原来你的人不是来护卫领袖，而是来打我们小报告的。”
    戴笠百口莫辩，只好把张业、莫钧调走。
    这样一折腾，把黎铁汉他们搞得极为被动，挺好一件事没办成不说，还得罪了宣鉄吾，从此宣再不给他们任何好脸子看，侍卫室的人员也开始对他们“冷嘲热讽，排斥为难”。
    可想而知，黎铁汉们的一腔怨气，都冲着曾澈去了。张毓中后来回忆说：“曾澈兄是一位忠贞热情的优秀革命干部，相信他密报的动机纯粹出于对团体的爱护，但他这次的作为使我们极不谅解，认为他太无远见。”
    张毓中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看他的回忆录，从未对任何同僚口出恶言，这次说的“我们极不谅解”已经是很重的话了，足见当时大家对曾澈意见极大。
    其实，站在特务处的立场，曾澈的做法不能说不对，宣铁吾的所作所为，明显有拉拢的意思，人的立场是会变的，如果正了八经地成了宣铁吾的部下，戴笠的话，还能有多大的分量，很难说。
    据沈醉回忆，他当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少校行动组长的时候，杜月笙对他十分赏识，曾托人带话，要沈加入其“恒社”。以杜老板当年的声光，对沈而言，这是极大的面子了，换个人想进还进不去呢，不料被沈拒绝。戴笠听说之后非常高兴，连说：“很好，很好。我的人如果都成了杜先生的学生，那我还依靠谁呢。”
    不管怎样，曾澈在侍从室是干不下去了，戴笠只好将其调走。
    曾澈走了，黎铁汉们的处境并没有因此而改善，张毓中后来回忆说：“侦察班成员三分之二出身军校六期以上，全都受过特种训练，无论学识、资历、经验都不会低于原侍从室的警卫人员。我们当时年轻气盛，自命不凡，遭此不合理待遇深感不平，更怕此种情况，对于护卫领袖的重大职责，会造成疏忽和差错。于是向戴先生反映，希望有所改善，或干脆允许我们离开，甚至想以军校学生的身份给领袖写陈情书，向领袖面呈委屈。”
    这次，一向铁腕治军的戴笠表现了少有的温和，他专门召集侦察班开会，说：“你们的委屈和处境我都非常清楚，也许你们曾经听说过，我在七、八年前所遭受的误会和屈辱，比你们现在要严重多了，但我始终抱定一切为领袖的决心，一再容忍，终蒙领袖垂爱。希望你们为了领袖、为了团体，要百般容忍，坚守岗位。……”
    张毓中后来回忆说：“戴先生说话一向声音洪亮，顾盼自如。而这次谈话竟闷坐椅上，脸色阴沉，以低沉的声调，自说自话似的，说了以上这些语重心长的话，使我们深深了解到戴先生的心酸与无奈。戴先生说完话，默默离去。我们之中也无人开口，我们接受了戴先生的勉励和嘱咐，决心忍辱负重，坚忍下去。”
    戴笠没有说错，到宣鉄吾离任，何沄接替侍卫长，于1935年 5月，再次提出将侦、警两班纳入侍从室编制，并将侦察班改为特务组，警卫班改为警卫组。这次戴笠吸取教训，不但没有反对，反而“慰勉有加”。张毓中说：“从此，我们有正式的上尉官阶，有公开的特务组组员职称，我们的工作以担任外围警卫和搜集情报为主，和内围的侍卫官等密切配合，从事护卫领袖安全的使命，也是侦察班被肯定，峰回路转，转入佳境的黄金时期。”
    可惜好景不长，1936年，侍从室改组，何沄离任，由钱大钧任侍从室第一处处长，兼侍卫长，第一处下边，增设一个“第三组”，由刚刚被日寇从北平赶出来的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任组长，原本直接对侍卫长负责的特务组、警卫组均降一格，改为特务股和警卫股，归蒋孝先指挥。
    张毓中说，“蒋组长所流露出的冷漠与轻视，比以前的宣侍卫长更加令人难堪。他视我们如一般宪警，甚至要我们担任岗哨工作，他对我们特务股的轻视，几乎到了无法想象的程度。”
        从此，黎铁汉的特务股基本处于投闲置散的位置，老蒋出门也不带他们去了，黎铁汉这个股长，经常是连老蒋的去向都不清楚。到1936年底，老蒋赴西安而不带侦、警两股“随侍”，实已于此时种下“恶因”。
    曾澈离开侍从室，适逢陈恭澍出事，戴笠派张炎元接掌了北平站，另派吴庚恕接替陈恭澍任天津站站长，并任曾澈为天津站书记。不久，吴庚恕被调回老家湖南工作，天津站由曾澈代理。
    这一段是2010年 9月11日写的，巧了，1940年，吴庚恕因刺杀汪精卫失机被捕，正是在70年前的这一天捐躯的。
    1936年，陈恭澍“禁闭”结束，被派回天津当站长，曾澈成了他的搭档。
    曾澈特别钦佩陈恭澍，总是很亲热地叫他“二哥”，因此陈对曾非常信任。前面说过，从陈恭澍回任天津，因工作关系，多次到北平“襄理”行动案件，遂将天津站的主要站务都交给书记曾澈代理。
    到1939年初，陈恭澍被派到河内“制裁”汪精卫，失机后被直接调回重庆，天津站就完全交给了曾澈。换句话说，从1936年下半年起，一直到1939年 8月底曾澈被捕为止，天津站站长实际上是由曾澈在做。
    曾澈非常年轻，到天津站工作时才22岁。但曾澈非常有头脑。当时中日战争的气氛已经很浓了，他注意到很多青年学生空有报国之志却苦于报国无门，于是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散发传单、宣传抗日，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陈恭澍在回忆录中曾说：“抗战期间，在沦陷地区、交战地区以及大后方等处，产生了很多的青年爱国组合，虽然背景不同，名称各异，但惟有抗日报国的热忱则完全一样。这里所记的抗日杀奸团，就是其中之一。”
    这里就要说到抗团组织起来的时间了。
    据祝宗梁回忆：“抗战前有个‘青年救国联合会’，后来解散了。在天津沦陷后不久，其中有几个人：李宝琦、李宝仁、郭兆和、沈栋、沈桢（女）、张澜生、阮荣照（女）等，他们意识到敌人的铁蹄已经到自家的门前，应该有所行动。于是又约些好友有曾澈、步丰基、陈晶然、王桂秋等人大家共同研究对策。他们认识到虽然不能拿起武器走向战场，但这里有个特殊的地位——就是敌后。可以发挥在战场上不能完成的任务。就应拿出力量在这里给敌人以打击。于是共同倡议组建‘抗日杀奸团’。这个响亮的名字表明对外仇恨倭寇，对内憎恨卖国贼。这是时代赋予的重任。”
    对此，陈恭澍的回忆也是这个意思，他说：“‘七七’芦沟桥变起，天津的中等以上在校学生，即酝酿组织抗日团体，故有‘天津青年救亡联合会’之成立。当时天津站书记曾澈同志所接触到的就是这般人。”
    通过上述材料，有几点是非常明确的：
    第一，抗团的骨干，都是抗日战争之前就存在的“天津青年救国（救亡）联合会”的成员。
    第二，七七事变之后，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决心“发挥在战场上不能完成的任务。就应拿出力量在这里给敌人以打击”于是，经过大家商量，给自己的组织起了“抗日杀奸团”这样一个名字。
    第三，抗团最初的骨干成员是李宝琦、李宝仁、郭兆和、沈栋、沈桢、张澜生、阮荣照等人，而曾澈是后参加进来的。
    沈栋是抗团的核心，抗战爆发时，沈栋在天津耀华中学高中三年级读书。祝宗梁说：“他的工作热情，又对朋友关怀，在群众中突显出与众不同。”
    下一个问题，曾澈是怎么加入抗团的，以及他在抗团中所起的作用，这个问题很重要，涉及到抗团的性质。
    据陈恭澍的回忆：“为了进一步参与抗战实际活动，‘天津青年救亡联合会’中的积极份子，在曾澈同志的鼓励下，乃组成了永垂不朽的‘抗日杀奸团’。此一青年爱国组织的名称──‘抗日杀奸团’是否系由当时的天津站所拟议，再通过曾澈的提出而获得大家认可的？已经记亿模糊了。”
    按陈的说法，曾澈对于抗团的成立，重要性不言自明。但这里边存在一个问题，陈恭澍并不是抗团的人，对抗团也不甚热衷。对此，陈恭澍说，“因为当时我有两大外鹜，一来是在军事活动中与人争权；二来是在私人生活行为上脱轨。所以有许多事务都托付曾澈同志代劳了。”
    陈还举例说明：“就在二十六年的冬天，有一次曾澈向我口头报告，说是要去参加一个‘青年活动’，我也就点头答应了，至于是个怎么样的‘青年活动’？我就不甚了了。”
    由此来看，陈恭澍对曾澈与抗团的关系问题的判断，有可能是实情，也可能不是，因为他不具备判断的依据。
    我们再来看祝宗梁的回忆：“曾澈是李宝奇介绍参加抗团的。他另外还有个身份，就是军统派在天津站的秘书。他工作有经验，又有很多社会关系，后来他与沈栋逐渐行成为抗团的主导力量。”
    这段回忆，说得非常清楚：
    第一，曾澈并非最初的发起人，而是经人介绍参加进来的（当然，也有可能是曾澈与李宝奇、沈栋等人早有来往，甚至有过成立抗团的拟议，而不以曾为召集人，仍由沈栋等人首先站出来倡议。毕竟这是学生的组织，由沈栋等提议，更为妥当。另外，从保密的角度讲，曾澈也不宜于从一开始就跳出来）。
    第二，曾澈并未隐瞒自己的特工身份，祝宗梁等人从一开始就知道曾澈是“天津站的秘书”。当然，在这里，曾的职务，祝宗梁没有说准，这个很正常，显然是曾澈并没有对他们太详细地说，这当然是出于保密的需要。况且，祝等当时都是中学生，也不会对这个感兴趣，说了也记不住。
    第三，曾澈进来之后，很快就与沈栋一道，成为抗团的领导核心。这不奇怪，曾澈比他们至少要大四、五岁，社会阅历要丰富得多，自然会扮演起“大哥”的角色。另外，曾澈是受过专门训练的职业特工，抗团的行动工作，无疑要经过他的培训。这样，曾澈以“大哥”和教师的双重身份，想不当这个领头人都难。
    还有一点，可以证明曾澈在抗团中的地位。据祝宗梁回忆，1938年 1月，他加入抗团时，是经过了宣誓仪式的。他说：“我参加了宣誓活动。地点在天津松寿里的一个机关里。同时参加的还有马桂官、袁克昌等七、八个人。……我们举手宣誓后，又在宣誓书上签了自已的名字。主持人曾澈对我们讲了些简短的话。然后当着我们面把宣誓书烧毁了。说这是为了保守秘密。会上还规定，以后大家见面都不用真名，改用化名。我的化名叫祝友樵。”

    按，祝宗梁宣誓的誓词为：“余誓以至诚参加抗日杀奸团，今后愿在组织领导下积极工作，服从指挥并绝对保守秘密。如有违犯，愿接受最严厉的制裁。”
    对比陈恭澍进洪公祠的誓词：“余誓以至诚，奉行三民主义，服从领袖命令，遵守团体纪律，尽忠职守，严守秘密。如违誓言，甘愿受最严厉之处分，谨誓。”
    再看毕琪回忆息烽训练班的誓词：“我誓以至诚参加团体，服从领袖，严守团体秘密，服从命令，遵守团体纪律，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的处分。”
        几份誓词基本一样，显然是曾澈从特务处原封不动搬过来的。

    关于抗团的成立，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据抗团成员、圣功女子中学学生张杰回忆：
    “一九三七年冬，军统局天津站地下组织的一位青年成员曾澈，感到军统站领导的对敌斗争缺乏明确计划，又鉴于有些学生，如李如鹏、陈肇基、窦一统、夏一瑜、华道本，赵尔仁等，曾离开优越的家庭到农村去参加抗日救国军，但所接触的救国军头目们，无非是‘挂羊头卖狗肉’，借抗日牟取私利，结果失望而归。曾澈与这些青年交谈以后，决定在青年学生中组织抗日杀奸团。”
    这个说法，与前面几份回忆所表达的意思，截然不同。
    张杰还进一步说：“曾澈在成立抗团前，先和一些人结拜了金兰之好。结盟的共有十人，其中有的是军统分子，有的是‘一二九’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大哥王天木，二哥曾澈，三哥王文，五哥李如鹏，六哥沈某( 沈栋之兄 )，八哥张斯铭，九哥赵尔仁，十哥陈肇基，其他人的名字我记不清了。抗团以天津租界为基地，在各校学生中发展组织。建团初期组织极为严密，人数也不多，参加者多是各校品学较优的学生，有炽烈的爱国热情，对敌斗争态度坚决，有的后来被敌人逮捕，受到各样酷刑，也没出卖自己的同伙而从容就义了。”
    关于王天木、曾澈等与抗团成员“义结金兰”这件事，传说很多，有的还给每人编了绰号，弄得跟水泊梁山的众好汉似地。对此，笔者一直持怀疑态度，以为是小说家言。道理很简单：大凡做特务的，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一天到晚躲还躲不及，一下跟十来个人拜把子，其中多数还是外人，怎么会这样张杨！
    张杰的文章发表以后，另一位早期抗团成员张澜生就张提到的一些情况，写了一份“订正”。
    张澜生， 1917年生，祖籍浙江绍兴。
    张澜生出身于天津的一个银行世家，其祖父张作涛是“北四行”之一的盐业银行经理。到其父张召兰这一代更上层楼，不仅曾参与参与筹备“四行”准备库与储蓄会，并任天津分库经理，且自创中和银号，并任经理。其后，张召兰长子张丙生继任该行经理。张召兰的次子即张澜生。
    抗战爆发时，张澜生是耀华中学学生，也是抗团的最早期成员之一。在张澜生的“订正”中，首先是肯定了“结拜”确有其事，同时指出，结拜的时间是1938年春天，“远在抗团成立之后”，因此，参加结拜的人员，“除沈栋、孙达诚、陈肇基以外，均为后期发展的团员。”
    另外，张澜生对抗团的由来，又提供了新的说法：
    “抗团成立时间并非是1937年冬季，而是同年 8月11日前后。当时军统局尚未成立，其前身系复兴社所属青年救国研究会，由复兴社天津特派员王任远领导，天津沦陷之初，王任远滞留北平，青年救国研究会员彷徨无路，此时名义上隶属于复兴社特务处的陈恭澍和曾澈为了保存这部分力量，开展抗日活动，由曾出面持陈恭澍亲笔信，约请青年救国研究会干事会部分干事，把散居租界的会员组织起来，成立了抗团。王任远回津后，对此大为不满，曾电南京表示抗议。”
    张澜生回忆中更提到的王任远，确实是复兴社的人。陈恭澍在回忆录中，曾经提到此人，他说：“二十二年（1933年）三月十一日，北平的顶尖人物张学良通电下野。十二日，何应钦将军出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华北局势受日本逼迫，更趋紧张。郑介民先生也在这个时候，奉派抵达北平。郑先生此来，负有重大使命，也具有多重身份。……据了解，在秘密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方面，郑先生也是驻在华北的最高负责人。用的是什么名义，我可说不上来，不过我和‘力行社北平分社’书记贾毅同学有私人来往，郑先生的地位必然驾乎分社书记之上，就此推断，也可能是‘特派员’或‘华北分社’书记。在郑介民先生主持之下，有两位助理书记，一位是王任远，一位是齐庆斌。”
    我们前面说过，所谓“三民主义力行社”即复兴社的内核，因此，如果依张澜生的这份回忆，那么，不仅抗团是在特务处的指导下成立起来的，且连其前身“青年救国研究会”也是复兴社领导下的团体。这样一个说法，显然与我们此前所看到的资料有相当大的出入，且除张澜生以外，笔者还没有发现其他任何一个人持这种说法。
    不过，考究起来，张澜生的回忆中，有相当多的合理成分。比如他谈到“当时军统局尚未成立”、“复兴社特务处的陈恭澍和曾澈”，等等——即便在今天，“对于“特务处”和“军统”的区别与联系，也不是随随便便那一个人都能够搞清楚的；张显然了解一些深层次的东西。
    又如，张澜生说“王任远回津后，对此大为不满，曾电南京表示抗议”，也非常符合情理。前面说过，复兴社的活动与特务处是两条线，虽然彼此似乎处于同一个系统中，却是分开运行的，当然，在外界看来，这种界限有时不那么清晰。既然如此，原本归复兴社指挥的“团体”，等于是被特务处明火执仗地抢了去，王任远怎么会不生气！
    另外，“同年 8月11日前后”，“由曾出面持陈恭澍亲笔信”等等细节，也不像是信口开合，应该是知道一些内情的。
    张澜生后来娶了沈栋的姐姐、同为抗团成员的沈桢，所以，张澜生不但是沈栋的同学，也是他的姐夫。不过，张、沈二人虽是至亲，但在对于抗团的活动方式上，二人却有不同的见解。
    祝宗梁曾回忆说：“工作一段时间后，（抗团）在工作方法方面产生了分歧。有人主张以宣传为主，另有些人主张行动。”在这两种意见中，张澜生就是前者。
    就张澜生的回忆，笔者特地征询了祝宗梁老先生的看法。祝老说：“据沈栋告我说，他（指张澜生）与沈栋的意见不同。他反对沈栋用烧、杀的办法，只要搞宣传就可以了。沈栋的意见是宣传也要，行动也要。”
    此后，张澜生考上了北京大学，又与沈桢结婚，加上与沈栋意见不合，就脱离了抗团。到1938年祝宗梁加入组织时，张澜生已经不在抗团了。祝宗梁在回忆录中说：“后来，有些人到南方读书去了，有些人结婚了，还有人意见分歧，这些人大部分散了。”这当中，就包括张澜生。
    从祝老的回忆看，他与张澜生并没有真正地在抗团的组织内共过事，因此，张了解的情况，祝不大清楚，也是有可能的。
    另外，作为一个秘密组织，许多东西是需要保密的，每个人都不可能了解全盘的情况，知一斑而难窥全豹，正因为如此，可能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说的肯定是对的。事实上，就某一个具体问题而言，可能确实如此，但是从总体的角度看，就不一定对了。陈恭澍、乔家才等等，都是军统的高级干部了，其回忆中，尚有许多错讹之处，除了因种种原因故意隐讳之外，其他的，只能说是因为很多事情他们并不了解。
        关于曾澈与抗团的成立，笔者目前拥有的材料，就只有这么多了，如果感觉还是没说清楚，或者有疑问，也只能以后有机会再补充了。
    说完抗团的成立，我们来看看抗团的骨干。
    关于抗团的成员，张杰在回忆中曾提供了一份名单：
    “当时天津各学校中抗团分子有：
　  耀华中学：孙惠书( 女 )、陈阎如( 女 )、冯健美( 女 )、夏致德( 女 )、张同贞( 女 )、黎大展、沈行安、潘某等。
　  中日中学：李振英、王宝璋、王维彬、赵恩波、孙大成等。
　　汇文中学：王宗钤、丁毓臣、李国材、宋显勇、宋显德等。
　　新学中学：赵尔仁、陈肇基、赵广禄、范旭、宋宝昆、孙福先等。
　  志达中学：章葆娟( 女 )、翁某( 女 )、丁益寿、水宗骥、宋显梅( 女 )等。
　  广东中学：王学源、刘永康( 刘洁 )、李桂芬( 女 )、刘蕴华( 女 )、刘钦兰( 女 )、李吉芳( 女 )等。
　  中西女中：刘莉、陈氏姐妹( 名忘记，史学家陈垣的侄女 )、罗某等。
　  达仁学院：孙湘德等人。
　  工商附中：王文成、蔡秉尧、叶刚骞、倪某、王振鸿、王振鸪、刘友琛、刘友赣、宋文林、张彬儒等。
　  圣功女子中学：张杰( 女 )、王菊青( 女 )、王硕芬( 女 )、于学慧( 女 )、吴莲顺( 女 )、魏某(女 )、龚某( 女 )等。
　  原南开中学：李如鹏、杜建基、祝宗梁、沈栋等。
　  此外尚有不知属于何校的：袁汉俊，袁汉勤、章文颖、华道永( 女 )、华道本、张树林、方瑞萱( 女 )、方茂萱( 女 )、徐德贞( 女 )等。”
    其中，张澜生指出，“方瑞萱”系“方庆萱”之误。
    笔者将这份名单与祝宗梁的回忆录对比了一下，基本上，抗团的重要成员，都囊括其中了，只落下一位，即天津耀华中学的马桂官。当然，这里说的只是“天津抗团”，不包括后来的“北京抗团”。

    按：马桂官，生于1920年，祖籍浙江绍兴。1937年抗战爆发时就读于耀华中学。
    马桂官亦生于名门，父亲即著名教育家、创办达仁女校的马千里先生，母亲则是创办南开中学的张伯苓先生的妹妹。

    不算曾澈，在上述名单中，除了沈栋是抗团的核心以外，还有几位中坚人物。
    李如鹏，1916年生，河北汉沽人，1937年抗战爆发时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
    据祝宗梁说，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李如鹏就参加了抗日宣传活动，“那时各校学生要求抗日，举行大游行，还要到南京请愿。李如鹏就站在范荪楼前向同学讲演，号召同学参加游行。”
    1935年，北平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大游行，为表示声援，天津学生群起响应，李如鹏也是积极的参加者。
    “七七事变”之后，由于校舍被轰炸，南开中学迁移到重庆办学，称重庆南开中学，留下一部分师生“护校”，李如鹏就是留下来的学生之一。
    祝宗梁评价说：“从某些方面来说，李如鹏到来使抗团走向正轨。”
    袁汉俊，1919年生，原籍浙江诸暨，1937年抗战爆发时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
    据祝宗梁回忆：“袁汉俊参加抗团很早，对那些不辞而别的都看在眼里。后来他对我时而流露出一些批评之词。汉俊本人就一直团结在同志们身旁，奠定了抗团的发展。”
    祝宗梁对袁汉俊的评价是：“他办事谨慎、思考问题很有条理，这是他的特长。”因此袁在抗团中担负总务工作，所有成员的名单，都由他保管，这是抗团的核心机密了。祝宗梁说：“袁汉俊从开始就担负抗团的总务工作。他把人员名册，用他自己的密码，全部翻译成数字，并保存在银行保险箱里。”
    祝宗梁还说：“抗团开始时是没有经费来源的。……在这方面汉俊是从不要别人开口，他就把一切安排好了。后来抗团得到一些奖金，也都由他保管。”
    祝宗梁，1920年生，抗战爆发时，17岁的祝宗梁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后南开停办，祝考入天津工商学院附中读高二。
    据祝宗梁回忆，当时还是他的弟弟祝宗权先加入了抗团，然后介绍他参加的。
    事情的起因，是抗团成员刘福庚、李宝仁在研制土造燃烧弹中，发生意外，刘福庚当场遇难，李宝仁则被烧成重伤。
    据祝宗梁回忆：“有一天我弟弟宗权忽然问我：说有位朋友死了，可否愿意为他拍张遗照。我答应了他。次日他又说，不需要了，人已经抬走了。他向我说了实话：这位朋友是烧死的，是在制造燃烧弹时发生意外，燃烧弹在他身旁起火，他被烧死了。还有一个人烧成重伤，已送马大夫医院治疗。
    祝宗梁动手能力很强，喜欢照相，还可以“自已做矿石机，后又改成真空管的收音机”。其实不光祝宗梁，抗团的这些年轻人，都是一等一的聪明人，学什么会什么，干什么像什么，他们用的武器，许多都是自己制造的。
    接着，祝宗权又说：“我们有个组织，叫抗日杀奸团。顾名思义就知是抗日的。”并问祝宗梁是否愿意参加。
    当回忆到这里的时候，祝宗梁很坦诚地说到自己当时的心态：“我当时一下楞住了。这事是有些吓人的，而且眼前又是一死一伤。我问自已，我行吗？我有什么本事？但又想：抗战是义不容辞的事。我还是答应了。”
    祝宗权随即介绍他与沈栋认识，当参加了如前所述的宣誓仪式之后，祝宗梁就正式地加入了抗团，最初，分配给他的任务是做交通员，每天到松寿里（即抗团的“机关”所在地）去取油印的报纸，分发到订户家里去。这报纸名叫《正字报》，是由一部分抗团成员每天晚上收听“中央”广播之后，将新闻记录下来而油印的的一份报纸。后来又增加了一份《拔涉》月刊，主要刊登抗日的文艺作品。祝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工作。使我感到无比神圣，我非常认真地进行这项工作。”
    孙若愚，原名孙旭先，天津中日中学学生。
    孙若愚是抗团中的“行动”专家，我们后面会多次提到他，而且，孙若愚也是唯一一个最终加入军统组织的抗团成员。
        不算曾澈，沈栋、李如鹏、袁汉俊、祝宗梁、孙若愚就成为抗团的“五虎将”，此后，抗团几乎所有的重要行动都是在他们的组织和参与下进行的。其中李如鹏、袁汉俊和祝宗梁又都是天津南开中学的，可称为南开“三剑客”。
    抗团在初期的活动，首先是宣传发动工作。如前面所说的，编纂自己的小报和刊物，传播正义，号召抗日。
    据张杰回忆：“每当‘九一八’、‘七七’等纪念日时，抗团便散发传单，宣传抗日，启发人民行动起来与敌人进行斗争。当我军在台儿庄战场取得重大胜利时，抗团全体出动在闹市区散发捷报。也有的利用清晨或夜间，把宣传品投往住户的邮箱内。一九三八年夏出版《跋涉》刊物，揭露日本侵略军暴行，报导抗战的消息，进行抗日宣传。”
    陈恭澍则评价为：“笔者所见到的是：那些比较文静一点的，自掏腰包，买纸张，借油印，贴抗日标语，散反日传单，一时之间，把一个包括日本租界在内的天津市区，搞得热闹非凡，连巡捕都抓不胜抓，充份的表现出民族反侵略的热情。”

    按：前面说过，抗团成立之初，是没有任何经费来源的。抗团成员都是学生，又没有收入，那就只能从家拿。但点心钱、书本费终归有限，因此，在抗团成立的初期，经费可以说都来自社会的“捐助”。
    抗战爆发以后，许多有志于为抗战出一份力的人士，包括一些抗团成员的家属、长辈，虽因种种原因，不能自己站出来，却愿意以种种其他方式，为抗战尽一份力。祝宗梁回忆说：“那时有位资本家与李如鹏搭上关系。李如鹏一直保密他的姓名。他愿出钱为有困难想去内地的青年提供帮助。李如鹏借此关系曾送走一二十人。他们大多不是抗团人员。”
    张杰也说：“进行杀奸活动所需用的经费，多来自知名人士的协助，也包括团员家庭的支持。如天津永安堂的陈经理，他是胡文虎的外甥，他的家( 今河北路顺和里 )成为各队负责人的联络地点，而且还提供过他的私人汽车为抗团使用。再如静海中学教师李明( 李桂芬 )，她的家( 今滨江道恒和西里 )也是抗团活动联络点，团员宣誓就在她家。此外，有些团员的家庭，为抗团长期存放枪支、宣传品等物。敌伪对抗团发动几次大搜捕时，这些掩护抗团的人都守口如瓶，不曾暴露。抗团的交通员多是女性，先后有张同贞、夏致德、冯健美、陈阁如、张耀清、张杰等人。”

    如前所述，工作一段时间后，大家在工作方法方面产生了分歧。有人主张以宣传为主，另有些人主张行动。其中沈栋是“行动派”，他说：“我主张行动，但不是不要宣传。行动工作不但给敌人一定的打击，事发后，必定在报纸上刊登。他们就为我们进行了宣传工作。老百姓看到就相信我们还有力量，更振奋人心，比我们印多少传单更起作用。”
    应该说，当时的这些青年学生，如果要从事大量的行动破坏工作，确有难度，因为毕竟抗团成员都是些十七、八岁的大孩子，刚刚走出校门，甚至还有小学生，又没有经过训练，大家的顾虑是有道理的。
    这个分歧，在曾澈加入抗团以后得到了解决。祝宗梁说：“他（指曾澈）工作有经验，又有很多社会关系，后来他与沈栋逐渐成为抗团的主导力量。”
    不过，对敌斗争毕竟是残酷的，在抗团组织起来的初期，这些刚刚走出校门（有的还没有真正走出校门）的年轻人，接连受到了三次挫折。
    首先是前面提到的，1937年12月，抗团在研制燃烧弹当中发生意外，造成一死一伤。
    自行研制燃烧弹是沈栋倡议的，有一次他化装成工人到一个工厂里转了一圈，随即想到要破坏工厂就必须有炸弹，燃烧弹。于是沈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李宝仁，李宝仁又找到刘福庚，俩人成立了一个攻关小组。据祝宗梁说，“他们制造的燃烧弹有两种。一种是用硫酸经过沙滤延时起燃的燃烧弹。还有一种是用时间控制起燃的燃烧弹。燃烧弹也有大小，大的燃烧弹燃烧时可达千度以上。”
    结果就在制造“大的燃烧弹”的时候出了事。
    祝宗梁是技术专家，他分析了出事的原因：“提到前面的两个人，死了的是叫刘福庚，伤者是李宝仁。他们研制了炸弹和燃烧弹，和用时间控制的起爆器。起爆器是用个怀表，并在表面打个洞，洞上装个螺丝当电的一极，表本身又是一极，用表针走动来控制时间，当通电后，使电池烧红一段电阻丝来起爆。炸弹的药用雄黄和氯酸钾的混和粉。这就是小孩玩的炸炮，在这种粉里加上玻璃粉，摔在地上经玻璃磨擦发热就爆炸。这是一种很不安全的炸药。燃烧弹的原理是用在野外焊接铁轨的方法一样。燃烧时的高温可把铁熔化。刘福庚被烧死，一定是在燃烧弹上安装时间控制时，不当心造成电线短路起火而烧死的。”
    刘福庚是抗团中为国捐躯的第一人。
    第二次是抗团“机关”暴露。抗团成立以后，以英租界松寿里为机关，印制报刊，加入抗团时的宣誓仪式，也在这里进行，负责日常工作的是胡希文。
    祝宗梁后来回忆说：“（当时）大家对保密工作认识不清。大家都是学生，学生的交通工具都是脚踏车。每次宣誓时在这小院里脚踏车放不下，就放在门外。一般家庭哪里有这种情况，经常门前那么多脚踏车，又那么多青年人聚在一起。不多久就出事了。”
    1938年春，松寿里机关被英租界工部局查抄，胡希文被逮捕。可巧，当天曾澈要到松寿里办事，刚进胡同就感觉气氛有异，扭脸撒腿就跑，结果踩到一个坑里摔了个跟头，当场被捕。

    按：日后陈恭澍也是在逃跑的时候摔了个跟头被捕的，看来天津站出来的人都不善奔跑，恐怕是日常训练不够。

    沈栋得知此事，由于当年通讯不够发达，短时间内难于联系上所有的人，于是就派人远远地守在胡同口上，见到自己的“同志”赶快暗示其离开。
    祝宗梁说：“担任警戒的事不是难事，但责任重大，因为这影响其他同志的安全。”当时，沈栋安排祝宗梁担任岗哨是下午五时至七时，安排曹福生是从七时至九时。结果曹福生到点没来，祝宗梁只好接着站岗。
    晚上九点来钟，沈栋来查哨，发现依然是祝宗梁在那儿。祝说：“他（指沈栋）以为曹福生出事了，就去曹家了解情况。曹家人说他可能去看戏去了。沈回来撤掉警戒，并约祝一起去戏院看个究竟。果然在晚十一时散戏时见到曹福生。沈栋很生气。他认为富裕家庭使子女养尊处优，再耽于玩乐享受，就造成他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曹福生对工作这样不负责任，以后很难在一起工作。沈栋果断与他断绝来往。还有与曹福生一起玩乐的王崇茂也断了关系。”
    此后，通过找关系，交了罚款，曾澈和胡希文都被放了出来，也没有受苦，更没有暴露身份。但松寿里这个机关是用不成了，抗团的两份地下报刊也只能停刊。
    为了适应地下工作的需要，宣誓仪式也根据形势决定，如果不具备条件，就取消这一环节。
        后来，抗团在尚义别墅九号设立了一个据点，由李如鹏以家庭方式租了一个独立的小院。“可避免与外界多余的关系”。
    第三次挫折，也是损失最大的一次，是沈栋被捕。
    据祝宗梁回忆：“1938年 6月份，沈栋突遭英工部局逮捕。出事原因估计是他活动频繁造成别人对他怀疑以致被告密。抗团的建立与发展都凝聚了他的心血。本来没有任何罪证，英工部局不能任意拘押一个人。可是沈栋坦然承认他是从事抗日活动。这种情况造成他是既不能定罪又不能释放的人。那时英国与日本尚未开战，可是英租界当局又受到日本压力使其在政治态度上含混不清。沈栋的家庭经过多少次活动保释均不见效。在英工部局里也有中国人工作，虽然同情也无济于事。”

    按：经查，沈栋被捕的确切时间是1938年 8月30日。

    沈栋很有办法，他在监狱中发展一位巡捕马从云参加了抗团。这样，就可以通过马从云与外界保持一定联系。
    祝宗梁说：“沈栋工作时的热情深深感染了每个同志。在友谊的交往中他又是非常真挚。大家对他离开工作都无比惋惜。……沈栋可以说是在抗团负责组织的，所有的事都要他来处理。曾澈虽然说是总负责人，但他另有任务，他只是与抗团的几个人有联系，具体事务他都不管。现在沈栋被捕，抗团简直是群龙无首了。”
    此时，李如鹏站了出来，接替了沈栋的职责。
    前面曾经引述过张杰的回忆：“有些学生，如李如鹏、陈肇基、窦一统、夏一瑜、华道本，赵尔仁等，曾离开优越的家庭到农村去参加抗日救国军，但所接触的救国军头目们，无非是“挂羊头卖狗肉”，借抗日牟取私利，结果失望而归。”
    张杰这段回忆非常准确，李如鹏等人，确实曾经参加过抗日的武装斗争。
    据陈恭澍回忆：“（在抗团的）发展中，因工作路线问题，抗团的内部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有的主张口诛笔伐、着重于文化宣传；有的则非要真刀真枪、拼个你死我活不可，于是各展所长，尔后也各有其不可磨灭的成就。”
    陈恭澍说，在主张“真刀真枪、拼个你死我活”的一派中，又分为两个“实现途径”，其中有一部分，“争先恐后的想要亲手宰几个日本人”，于是，“以陈肇基带头的一批，由曾澈为介，参加了‘滦榆总部’主办的干部训练班，一个月后，就出发到冀东宝坻县打游击战去了。当他们二十多人在一所学校的楼上举行开训集合中，我曾经给他们讲过话，在场的还有王天木、王文、曾澈诸人。”
    据张澜生回忆：“同年（1937年）十月底，王天木奉戴笠指示来津组织滨海游击队时，确曾派过少数团员前往参加，不久在冀东即被日军打败。”

    按：张杰所说的“曾离开优越的家庭到农村去参加抗日救国军”、陈恭澍所说的“就出发到冀东宝坻县打游击战去了”、张澜生所说的“王天木奉戴笠指示来津组织滨海游击队时，确曾派过少数团员前往参加”，其实都是一回事，正式的番号即“忠义救国军北方支队”。

    另一部分，就是沈栋他们了，可称为抗团的主流，即在城市中通过破坏、暗杀等行动打击日寇。李如鹏他们从前线回来不久，沈栋被捕，经过武装斗争锻炼的李如鹏，接替沈栋的核心位置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经采访祝老，他说当时是曾澈让李接替沈栋的：“1938年夏，军统的山东游击队被打垮。李如鹏就从山东退下来。这时沈栋被英工部局逮捕，曽澈就要李如鹏代替沈栋的工作。”
    李如鹏上任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大力加强抗团的组织建设。
    其一，将原有的松散结构组织起来。祝宗梁说：“他（指李如鹏）到抗团后，就把抗团分成五个小队。每个小队内设四、五个小组。每个小组有四、五个成员。每小组设小组长一人。各小队设小队长一人。这五个小队长依序是孙若愚、刘友深、李振英、我、周庆涑。第三小队的李振英因试验燃烧剂被烧伤，以后就改成赵恩波。第五小队长周庆涑因居住意租界，交通不便，后改为夏廼麟。”
    祝宗梁说：“后来组织逐渐扩大，人数可能上两三百。就另组建一个学联。由刘永康和张世一（女）负责。在警界有警联，在工商界有工商联。”
    其二，建立起了了抗团的核心领导层。据祝宗梁说：“（李如鹏）在小队长之上又成立一个干事会。由六个人组成。负总责的是曾澈，李如鹏负组织干事，袁汉俊任总务干事，孙若愚任行动干事，我担任技术干事。还有一人是沈栋，他虽出事但名额仍保留在干事会内。”
    第二件工作，是狠抓业务建设。
    除五个小队外，李如鹏还设立了一个技术组和一个行动组。
    祝宗梁领导着技术组，成员有向传纬、水宗骥、雷邦玺等人。总务干事袁汉俊也经常来技术组帮忙。
    祝宗梁很谦虚地说：“要我担任这技术干事，不是我有什么本事。因我曾参加制造过定时燃烧弹，也就是我具有了这方面的知识。但这远不够的，于是我就考虑买些书来学习。袁汉俊又主动为我找来不少书，有的是从刘福庚那里拿来的，又买了一些。应该说担任这工作的应是汉俊和我两个人。”
    祝宗梁他们做了很多工作，首先是“考虑到将来要烧什么，就用什么样的燃烧弹。”祝宗梁举例说：“例如棉花，用小型的就可以了。我们设计制造了一种如香烟盒大小的燃烧弹，用力丢可以有二、三十米远。这就可以从外面丢进去，我们不必进入现场。”
    “我们还做了个更小的燃烧弹。把麵粉和氯酸钾混合，加水调和做成小球。等它干燥后，再蘸一下黄磷与二硫化碳的溶液，用弹皮弓弹出去，可以有四、五十米。”
    为吸取刘福庚牺牲的教训，技术组还进行了多项技术改进：“我们在书里看到苦味酸有爆炸的性能。就考虑用苦味酸来代替雄磺与氯酸钾的这种炸药。因为这种炸药很不安全，稍有磨擦或碰撞就会爆炸。我们利用氯酸钾有释放氧的功能，在一定的比例下与苦味酸混合。在用力的打击下，就可以爆炸，而且威力不小。”
    祝宗梁说：“在学校化学课程里学过，黄磷在常温的情况下是可以自燃的。于是我们用黄磷与二硫化碳的溶液当引燃剂，这二硫化碳蒸发需要几秒钟时间，这就可用来保护我们自己平安地离开现场。”
    制造爆炸物的原材料是严格控制的，不易买到。于是抗团“打通了一位在德国洋行化学仓库的工作人员，他支持正义事业，许多材料都可以买到。”
        另一个重要“部门”行动组，自然由抗团的“行动专家”孙若愚负责。孙找了几位身强力壮的抗团成员担当此任，主要有孙湘德、虞承芳、宋显勇、刘富川等人。
    李如鹏带领大家所做的第三件工作，是加强思想建设和教育训练。
    其一，建立例会制度。“规定每星期日上午开干事会一次。参加的是各位干事和小队长。内容是由曾澈做形势报告。李如鹏做组织报告。然后就是临时动议。会议内容由小队长传达到各小组，也是每星期一次。”每次会后，所有成员都要默颂团训：“抗日杀奸，复仇雪耻，同心一德，克敌致果。
”
    其二，制定保密措施。祝宗梁说：“过去因为横的联系太多，秘密无法保持。因为这是在敌后，万一有事造成损失不堪想象。所以特别规定，各小队间和各小组间不准往来。也不准泄露秘密。”
    其三，强化行动技能训练。这项工作主要由孙若愚负责，据祝宗梁回忆，“为了训练一些学生工作能力，就叫他们去画地图。有一次叫一个小组去画法国公园的地图。这个地型是圆形的，几条马路呈放射形，不易弄清东西南北。这个小组是耀华初中三年级的几个女孩子，她们都是十四到十五岁。她们是张同珍、孙惠书、冯健美、夏志德四人。她们总画不好。后来等到天黑，她们钻过铁栏杆，把佈告栏的玻璃打破，摘下上面的地图拿回来交差。结果反而受到批评。后来对此事大家一直作为笑谈。”
    “还有一次，孙若愚又组织大家去偷汽车捐牌。也是二十多个小组，每个小组两个人。后来偷回来的捐牌堆了一大堆都无法处理。有位警察抗团同志拿来一张单子，上面有四五十个汽车号码。说是上面交下来的任务，发现这些号码的汽车就予以扣留。”
    张杰也回忆过抗团的培训工作，她说：“女子大队长是方茂萱，下设小队长是李桂芬、刘蕴华、张杰、张同贞。男子大队长李如鹏，小队长有袁汉俊、王宗钤、祝宗梁，夏廼麟。对团员进行训练，主要通过小队长、小组长，以抗团编的小册子进行讨论，包括抗战的形势以及如何避免敌人的钉梢、对付敌人的逮捕等等。集会经常在团员家中，有时利用某家大楼的平台屋顶。为了便于采取行动，还布置团员熟记汽车牌号，调查汉奸活动情况。”
　  1939年春天，因抗团人数越来越多，还搞了一个骨干培训班，据张杰回忆：“地址在现保定道崇仁里崇仁小学内。名义是补习学校，表面上由宋宝昆教英语，夏廼麟教语文，实际上由李如鹏主讲抗战形势、团员应注意事项、行动原则、保密制度等；水宗骥讲定时炸弹的制作；赵尔仁讲述枪支的构造及使用。”
　　原本，抗团还要求大家加强体能锻炼，“规定早晨在民园体育场锻炼身体。每期训练两周，后因人多目标大，恐引起日伪特务注意而停办。”
    第四件工作，排除可疑人员。
    据祝宗梁回忆，某日，“第五小队副小队长刘富川（天津耀华中学学生）召开小组长会议，在会上有另一个陌生人参加，叫陈慕贤。他们二人极力贬底曾澈和李如鹏二人，还骂出难听的话，还号召大家脱离抗团另立组织。”
    抗团成员朱国钧将此事报告给了李如鹏，李对此进行了调查，但没有查清陈慕贤的背景。此事引起了曾澈的警觉。他认为：“没有小队长夏廼麟的参加，私自召开会议是违反原则的。这种行为就是破坏组织。如放纵不管就可能产生想象不到的后果。陈慕贤的背景不知，又不能找他谈话。若他知道我们对他怀疑，他可能先下手为强，立即对我们采取破坏活动。刘富川是抗团成员，对此事应负主要责任。”
    孙若愚则反映说：“刘富川是行动组组员，在几次活动时，他总表现退缩不前。”基于上述情况，李如鹏、孙若愚都主张对刘富川采取“坚决措施”。
    对于另一个“陌生人”陈慕贤的处理，因搞不清他是什么“路数”，则比较为难，主要原因是曾澈怀疑陈是共产党。据祝宗梁回忆，曾澈在干事会上，至少两次谈到“国共合作问题”，要求大家本着“共同抗日。互不防碍”的原则从事。因此，曾澈认为：“万一陈慕贤是共产党，对他采取任何措施都不妥，不如对他进行隔离，与他断绝联系。”
    最终，曾澈采纳了李如鹏和孙若愚的建议：“对刘富川只进行教育是不够的。谁能保证他听话并不做任何反应。这是敌后，对自己的保护是第一位的。最后决定对刘富川进行制裁，对陈慕贤进行隔离。”并责成李、孙二人执行。
    于是，李如鹏让夏廼麟召集了一个“会议”，会上，李对刘富川说：“有件任务要你去执行。到志达中学去找孙若愚一起去。为了安全起见，身上不要带任何证件。”
    祝宗梁说：“当刘富川见到孙若愚，孙就向他开了一枪。刘富川只是受伤，回头就跑。李国才、宋长富跟了上去。李国才又补了几枪，他才倒地不起。”
    据祝宗梁回忆，杀死刘富川这件事，当时“在抗团内部也有人议论，认为心恨手辣”。
    平心而论，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曾澈确实出手狠了点，因为没有任何明确的证据表明刘富川有“异动”，或者是有“异动”的可能，仅仅因为“带来一个陌生人”、“擅自召开会议”，就要人一条命，有点过分。即使在军统内部，未经戴笠批准，也不可以随便“制裁”那一个人的。

    按：陈恭澍在回忆录中，曾经明确地说过：“就一个地区的工作负责人来说，凡是制裁工作，不是奉令执行，便是项目请示奉准的，绝对没有想杀谁就杀谁的权力。”
    为了增强说服力，陈恭澍还举了一个反例：“抗战期间，我们有一位资深同志——他是我所接任的前上海区长，不知为了何故，他在陕西杀了人，虽然也是因公，但事先并未奉准有案，结果以违法被判死刑确定。这是非常显明的事例之一。纪律严峻，谁敢滥杀！”
    这里，大家当然知道，陈恭澍指的是赵理君，因纵容手下暗杀河南省第十二行政督察专区专员韦孝孺而伏法，只是把发案地点误为陕西。

    当然，“慈不掌兵”，非常时期，如果因妇人之仁导致组织暴露，就因小失大了，从这个角度看，曾澈的“心恨手辣”，也不是绝对不能理解。
    事实上，在当年错综复杂的客观环境下，要这群年轻人（小的十几岁，最大的不过二十五、六）对所有的事情，都做出准确的判断和万全的选择，亦是强人所难。
    有的时候静下心来想想，战争年代，冤死的人不知凡几。多少年以后，有的人可能会有澄清的机会，有的人，死了也就死了。
    至于陈慕贤，祝宗梁说：“陈慕贤后来去了内地。军统将他逮捕，经过审讯弄清他不是共产党，而是与军统下面什么组织有关。”
    通过李如鹏的上述措施，抗团逐渐从最初自发组织起来的松散型组合变得比较像一个组织了。祝宗梁说：“这时抗团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过去就和球队一样，来往随便，不像是个秘密组织。”

ys1937

42、曾澈与“抗日杀奸团”（2）

    前面说了，抗团活动的初期，其活动以宣传抗日为主。
    除了出版地下报刊以外，抗团还曾经走上街头，进行半公开的宣传活动，这一点，在1938年7月7日这一天，达到了顶峰。
    祝宗梁说：“七七事变一周年的前一天夜晚，抗团组织了二十几个组，每组两个人，进行贴标语行动。一个人刷桨糊，一个人贴。我和吕廼纲一组。等第二天早晨，我们再出来看都没有了。原来当局组织人都撕掉了。七七周年这天，我们还组织好多人撒传单。各个人方法不同，有从高楼屋顶撒下来。有人放在汽车顶上，等汽车开动就分散开来。我也参加了。我在电影院散电影时，骑着自行车就在人群中撒。
    这时，一个法租界的警察看见了祝宗梁的行为，令人意外的是，他并没有去干涉祝宗梁，而是“赶快扭转过头，假装没看见。”祝说：“那时代人人同情我们。”
    头天，祝宗梁他们还以“抗日杀奸团”的名义，向各个电影院和戏院发出了一封信，要他们在次日停止演出。
    第二天，绝大多数影院真的按他们的指令停演了，当然，为了避免麻烦，大家都找了比较冠冕堂皇的理由，有的门前写的牌子是“机器修理，停演一天”，有的写“内部修理，停演一天”。
    祝宗梁说：“只有平安电影院例外。他们依仗着外国老板不遵守执行。我们就想教训他。我做了个不伤人的炸弹要放在这电影院里，后来被曾澈劝止。”
    同日，抗团成员、天津师范毕业生、东窑洼第八十一小学校长陈原组织吴纪元、杨大森、赵晓庭等人炸毁了天津旧俄国花园的日本军事仓库，全部物资付之一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参加这次行动的杨大森、赵晓庭，当时还是小学生。
    除宣传以外，破坏是抗团最常见的活动方式，主要目标是工厂、日伪的仓库及各类亲日的机关场所，仅在祝宗梁的回忆录中，详细记载的的破坏活动就有十余起。在这里，笔者不准备照本宣科地全文引用，只举几个例子，否则的话大家不如直接去看祝老先生的回忆录，比我写得好。
    祝宗梁参加的第一次行动工作，是火烧光陆和国泰两家电影院。当时沈栋还没有被捕，他和孙若愚听说这两家电影院被日本人收买了，于是决定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叫他们知道知道做汉奸的滋味。
    于是沈栋以耀华和工商中学的抗团成员为主，分成了两个组。沈栋带着“工商组”去烧光陆电影院，成员有袁克昌、罗烈勤和祝宗梁，沈栋考虑到，一旦执行了破坏，大家就要立即撤离，因此，沈特地安排了一位抗团女成员吕乃璞“观看事后效果”。由孙若愚带“耀华组”去解决国泰电影院，成员有沈元寿、刘友淦、马桂官，由钱致伦看效果。
    事前，沈栋做了周密的安排。他告诉大家，由袁克昌、罗烈勤和祝宗梁等人带着宣传抗日的传单，预先在电影院楼上待命，由他本人负责将把燃烧弹放在银幕底下，一切就绪后，他用红布罩着手电筒在台子附近照一下，在楼上的几个人看见这信号就把传单撒下去。然后立即撤退。沈栋还告诉大家，万一发生意外，一定会引起骚乱，这时，在楼上负责管炸弹的人就把炸弹引爆，制造更大的骚乱，以便大家撤退。如若顺利，炸弹就丢掉不要了。
    破坏光陆电影院的行动十分顺利，据“观看事后效果”吕乃璞说：“当传单撒下来后，影院刚好休息（从前电影院中间都有休息十分钟）。观众就纷纷拾起传单看。传单印的都是宣传抗日的内容。特别每张都印着“抗日杀奸团“的字样。影院又开映后，突然一股白光（因为燃烧弹里有镁粉），跟着银幕烧得卷了起来，又引起了后台大火。影院秩序大乱，观众纷纷拥向出口。后来大火又烧到放映部，突然又听到轰然一声巨响。楼房也垮了下来。最后大楼成了一片废墟。”
    孙若愚那边行动也很顺利，但效果不如光陆。
    事后，第一次参加行动的祝宗梁说他当时“情绪很紧张”，并说：“我看到沈栋那样稳重，沉着，从容不迫地工作，出自内心地佩服。”
    行动成功，经曾澈向重庆报告，说“上面”发给抗团三千元奖金。祝宗梁说：“那时我们都不知道‘上面’是谁，后来才知道是军统局。”这笔钱，就由总务干事袁汉俊保管，作为抗团的活动经费。
    祝宗梁参加的第二次行动是“火烧中原公司”。
    此时，沈栋已经被捕，李如鹏接替了沈栋的位置，抗团的技术组和行动组已经组织起来，于是，李如鹏和孙若愚开始策划又一次比较大的破坏活动，他们注意到“中原公司是日商经营的、也是天津最大的百货公司。销售的当然大多都是日货，也有少数欧美的高档产品”，于是决定火烧中原公司。
    据祝宗梁回忆，参加这次行动的，除李如鹏、孙若愚外，还有袁汉俊、虞承芳、宋显勇、孙湘德、张同望（女）、张婉云（女）等人。“编了七个小组，每组两个人。在规定的时间和在指定的地点，各组将燃烧弹安置妥当，然后撤退到指定地点向李如鹏报到。等全体人员到齐后，就通知几个在大公司屋顶上的人员，向楼下撒传单。这传单上除了宣传文字外，还印上这次放火烧中原公司是抗日杀奸团干的。”
    行动要用的燃烧弹，自然是由祝宗梁的技术组负责提供，祝说：“那时我刚接技术组，制做方法还是和过去的一样。我们将燃烧弹放在软胶鞋盒里作掩护。”
    这次行动不太成功，“后来全部返回并散发传单后，燃烧弹还没有起火。后来烧起来了由于那是钢筋水泥建筑，又消防设备较好，所造成的损失没达到理想的效果。”后来又发现有一、两处的燃烧弹没有烧起来，经干事会事后的的工作检讨，“认定是技术组在制造上存在问题，应由祝宗梁负责。这个失误应罚祝宗梁面墙站立一小时，并由孙若愚监督执行。”
    祝宗梁说：“那时这种处罚是严格的。平时在开会的时间迟到，迟到几分钟就罚站几分钟。曾澈也不例外，而且他迟到的次数最多。”
    转眼已经是1938年的夏天，当抗团组织了纪念“七七事变”一周年的“系列”宣传活动之后，就放暑假了。祝宗梁说：“以前活动都要利用业余时间，现在好了，整天都好派用场。”
        经过几次行动的锻炼，祝宗梁逐渐成长起来，他发现了许多日寇的仓库，存放的都是军用物资，于是，在祝的策划下，抗团连续三天“大放其火”，烧得不亦乐乎。
    据祝宗梁回忆：“在天津河北大经路海河边上，有个旧天津市政府。在战争中被日军炸得只剩了一半。日本军队就把这当成日军的仓库，门口有日军把守。在后面一部分，四周房子中间是个院子，院子里堆了两层楼房高的稻草。这是非常容易烧的东西。我把这情况告诉孙若愚，于是我们决定烧了它。”
    祝宗梁说：“孙若愚和我分别在各自工作的范围内多想些，到正式工作时就不分家了。有事大家干。人手不够就找人来帮忙，没有说不愿干的。在组织内没有上下级，工作时也没命令，谁愿意谁就上。”
    于是，一天黄昏，孙若愚、吕廼钢、祝宗梁三人，“各带四个小燃烧弹，这就是我们的新武器，从墙外丢了进去。等我们离开约 100米远时就看见火光冲天。”
    第二天，祝宗梁他们发现“在法国桥的海河边上，也就是现在的天津火车站一带”，又有一个仓库，堆放的都是棉花，“经过压扎成立方体，这棉花站大约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于是，孙若愚、祝宗梁、叶纲骞三人故技重施，各带四个燃烧弹，悄悄扔了进去。“我们扔完了回到桥上火就烧起来了。我们在桥这边看火，大约有十几个消防水龙头在浇水。一个多小时后我才离去，火势小下来但仍没灭。第二天再去看时，烧个精光，原来暗火复燃，夜里又烧了起来。”

    按：棉花、纸张等都有“阴燃”一说，即明火被“扑灭”以后，里边还有火，温度很高，从外边浇水，水还没进去已经被蒸发了，一会儿还会烧起来。所以一旦棉花着火，被“扑灭”以后，消防队不会马上撤离，防的就是阴燃。

    第三天，祝宗梁发现工商学院后边有个“更大的棉花站”，“比前面那个大好几倍”，这次行动，交给了第二小队的刘友深等人，祝宗梁说：“根据经验，要效果更好就要破坏消防设备。”于是，祝叫上了袁汉俊。祝说：“有两次放火，我都没找袁汉俊。他办事谨慎、思考问题很有条理，这是他的特长。那时我觉得他就缺少运动员那股灵活劲，很斯文，不像当个行动员。”
    祝宗梁说：“我准备了一瓶王水，想把它浇在消防水龙的帆布带上。那天傍晚，我们到了消防站。大概是吃饭的时间，只有一个人在看守。汉俊假装问路，弄不懂还请他指点。我就趁他们站在门外的时候，把王水都浇到水龙的帆布带上。这是直径有一米多可转动的大轮子，并排绕着十几盘水龙带。至少有六、七条被浇上王水。王水一碰到帆布，颜色立刻变黑了。为了不让他发现，我转动轮子把黑色部分转到后面去。”
    与此同时，刘友深等人将20颗燃烧弹全扔进了露天仓库，祝说：就在那天刚黑下来，我隔了几条马路，就看见火光冲天。这次丢了20个燃烧弹。后来听他们说，一个燃烧弹正好丢到电线杆上，当时就发火，就看到火球掉了下去。”
    由于仓库的面积实在太大，而且堆与堆的距离也大，这么大的火，都没有把棉花烧光，祝宗梁他们不解气，过了几天，又去扔了30个燃烧弹，还是没有烧光。
    两个月的假期转瞬即过，1938年的新学期开始了，经过对平、津地区一年的占领，日寇已经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教育也不例外，祝宗梁说：“中日中学是敌人企图培养汉奸的地方，校方声称将对学习优良的学生保送去日本留学。”
    恰恰中日中学当中，有多名抗团成员，孙若愚、赵恩波、李振英、王宝璋等等，都是这个学校的，于是，孙若愚决定破坏日本人主持的新生入学考试。
    祝宗梁说：“孙若愚建议由另个新面孔去做破坏行动，免得敌人对在校抗团人员怀疑。李如鹏建议由我去。当他们向我提出这事，我二话不说立即同意。”李如鹏还安排中日中学的赵恩波去“观看效果”。
    祝宗梁做了一个不伤人的定时炸弹，没有弹壳，避免伤及无辜，他事先我对环境进行了调查。考试当天，祝早早潜入学校，将炸弹放在考场的讲台底下，“对准时间是开始考试进行后十分钟爆炸。”
    祝宗梁说：“当考试进行了十几分钟时炸弹爆炸，考场大乱，这次考试不得不终止。”扰乱考试的目的达到了，祝宗梁也安全撤离，但这次事件惊动了日寇，他们出动宪兵，将学校包围起来严加盘查，在现场“观看效果”的赵恩波不幸被打在网里。
    赵被抓进日本宪兵队关了三个月，严刑拷打，几次被打得昏过去，但赵“坚不吐实”，不论你怎么打，一口咬定是回学校来玩的，敌人无奈，只好将赵释放。
    赵恩波出狱以后，对大家说，“敌人最缺德的刑法就是把他衣服脱光并把他悬空吊起来，用木棍子敲打他大腿内侧，这使他的精液都流了下来。”
    “中日中学招生事件”之后，祝宗梁又组织实施了“教科书事件”。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时，适逢暑期，日寇占领平、津之后，忙于扶植伪政权及所谓“治安强化”，尚来不及管教育的事，因此，在1937—1938年的这个学年，大家依然使用的是原课本。但是，到1938年开学以后，就不一样了。
    据林堉在《柳世平“赠书”真相》一文中回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各省先后沦陷。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于北京，伪河北省公署设于保定。随之各县大小汉奸纷纷出笼，沐猴而冠，粉墨登场。敌人对军事、政治、经济进行侵略之余，在文化领域中亦绞尽脑汁不遗余力。除完全控制了各级大、中、小学校的行政、人事、财经大权外，对麻醉学生意志，奴化学生思想的‘精神食粮’——教学课本，亦不放松。当时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下属的教育总署，曾网罗一批无耻文人成立了一个‘教材编审委员会’，专门从事编纂以宣传‘东亚共荣，日、满、华亲善’为内容的大量反动教学课本，灌输亲日的奴化思想，以瓦解中华民族的爱国抗战斗志，可见其用心之险毒。”
    祝宗梁说：“又开学了。大家发现教科书换了新的版本。这就是对学生进行毒化教育。在教科书上都印着‘鸿图书局印行’。这就是这书局一个罪证。”
    据林堉回忆：“到1939年，一套亲日媚日，奴颜婢膝味十足，而又完全符合敌人怀柔政策的教科用书便付梓问世（北京新民印书馆承印），应用于沦陷区大、中、小学校。天津市鸿图书局承包了天津市和附近几个县各级学校教学课本的供销任务。”
    《四世同堂》中曾有这样的描写：“在学校里，日本教官的势力扩大，他们不单管着学生，也管着校长与教员。学生的课本一律改换。学生的体育一律改为柔软操。”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经过调查，祝宗梁发现在东马路有一个鸿图书局的门市部。就决定烧了它。他回忆说：“一天，我带了个燃烧弹，是时间控制的，并约了华道本、赵尔仁一块去执行。这书店没顾客，还有三个店员。我进去没法下手。我们商量一下，然后分头进去。华道本退了一步，一下踩在赵尔仁的脚上。于是两人先是小吵，后又大吵。几乎要动手打起来。几个店员都被吸引过去。我趁乱将燃烧弹放到书架上的书后面去。等我出来后，他们也出来了。事后了解，火烧起来后，救火车也来了。那里的书没烧完也被水浇完了。”
    烧了教科书，祝宗梁他们依然不解恨，于是，他们的目光定在了日伪奴化教育的代言人——伪河北省教育厅长陶尚铭身上。
    说起陶尚铭，又得往回翻一大段历史。
    大家应该还记得，在所谓“华北特殊化”时期，陶尚铭曾任河北省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与他同时被任命的就是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后来做了汉奸的殷汝耕。
    陶尚铭，1889年生，浙江绍兴陶堰镇人。
    陶堰镇故称陶家堰，是浙江一个很有名的地方，陶成章、陶行知和邵力子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陶家亦是当地望族，陶尚铭的父亲陶大均即是其中的佼佼者。
    陶大均生于1858年，1882年，24岁的陶大均被“公派”送到日本学习日语，1892年学成，入中国驻日公使馆做翻译，因此，陶大均是中国最早的那批日语翻译之一。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到日本谈判战后事宜，并最终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陶大均就是翻译之一。此后，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奉命赴台湾办理割让台湾的手续，陶大均亦是其随员之一。
    此后，陶大均进入李鸿章幕府，1901年，作为李的随员，陶大均又参加了《辛丑条约》的谈判。
    1907年，俄罗斯将占领的满洲“还给”清政府，于是清政府设置了东三省，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作为当时少见的日本通，陶大均被徐世昌任命为东三省交涉使，成为主管东三省外交的最高官员，不久，清政府又以陶大均为外交部左丞，仍兼东三省交涉使。
    此后，清政府中了日本的反间计，对陶产生怀疑，迁为江西按察使，陶尚铭就是在这个时候回国的。
    陶尚铭出生的时候，陶大均还在日本东文学堂学日语，因此，陶尚铭是在日本出生的，又在日本上学，可想而知，陶尚铭的日语有多好。
    1910年，陶尚铭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到南昌投奔父亲，恰好这一年，陶大均病殁于江西按察使任上，陶尚铭只好回到奉天，投奔了父亲生前的好友，时任奉天度支使的张锡銮，张将其安排在南满铁路任职。

    按：张锡銮，1843年生，祖籍浙江杭州，生于四川，在太平天国起事时投入湘军悍将鲍超部，1875年随热河都统崇实进入奉天，从此成就一生的事功。
    1908年，任奉天营务处总办的张锡銮，奉命收编土匪，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就是人称“快马张”的张作霖，张锡銮并认张作霖为义子。

    1912年，张锡銮被任命为奉天省督军，遂延老友之子陶尚铭入幕府。斗转星移，1917年，张作霖成为奉天省督军，就此，陶尚铭辅佐张作霖、张学良父子达十几年之久。

    按：陶尚铭家与同是绍兴人的周恩来家沾点亲戚关系（陶尚铭的祖母与周恩来的祖母是堂姐妹），因此，生于1889年的陶尚铭是周恩来的表兄，陶尚铭的弟弟、生于1903年的陶尚钊则是周的表弟。
    1917年，陶尚钊考入南开中学，成为周恩来的“学弟”，陶比周低五届。
    1920年，因参加学运，周恩来、马骏、郭隆真、陶尚钊等均被拘禁，陶尚铭很着急，多方托人，最终保释了当时还未成年的陶尚钊。陶出狱之后，又联络同学，最终迫使当局释放了表兄周恩来和其他同学。
    经此一闹，陶尚铭担心这个弟弟还不知会惹出什么祸来，于是决定送他去法国读书，陶尚钊听说以后表示同意，但同时说周恩来也想去，但没有钱，要求哥哥把周恩来的旅费一并承担起来，陶尚铭欣然同意。
    1920年12月，周恩来、陶尚钊一行抵达法国巴黎。次年，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从此一步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领袖人物。
    至于陶尚钊，可惜天不永年，1922年，陶在宿舍中用酒精炉做饭，不慎倾倒引发火灾遇难，年仅19岁。对此，周恩来极为痛惜，当即电告陶尚铭，陶指示，遗体就地火化并入葬，所遗钱物均赠与周恩来等留法同学。周办理后事之后，还曾将墓葬照片寄给陶尚铭。

    1928年 6月 4日，退出北京的张作霖在皇姑屯遇刺，延至 6月21日发丧，当时负责接待外宾的就有陶尚铭。此后，张学良接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陶又成为张学良的日文秘书。
    1928年年底，东北易帜，为表示决心，此前，张学良曾短时间地拘禁了负责办理对日交涉的陶尚铭。
    1933年初，日军开始向关内进攻，到当年 5月，冀东各县均已沦陷，日军进至顺义牛栏山一线，眼看再打就进了北平了。无奈，5 月31日，由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总务厅长熊斌以军委会北平分会总参议的名义，与日方签署合约，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镇、宁河、芦台以西以南地区，不得有挑战扰乱之举动。”这就是《塘沽协定》。
    至此，已经沦陷的冀东各县就成为了“非武装区”，由“中国警察机关维持治安”，但不能驻有武装部队。根据双方商定，6 月29日，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成立了“华北战区接收委员会”，以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为委员长，魏鉴、薛之珩、雷寿荣、李择一、殷同、陶尚铭、刘石荪、钱宗泽为委员，负责“接受”被日军占领的冀东各县。
    1933年 9月30日，根据《河北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细则》，临榆、抚宁、卢龙、昌黎等 8个县划归滦榆区。10月14日，陶尚铭被任命为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则为殷汝耕。
    说起来，这两个专员的任命，可谓给足了日本人的面子，殷汝耕是民国四大“日本通”之一，本人又娶的是日本太太，连自己的姓都改了跟太太姓“井上”。陶尚铭更不必说了，父子两代跟日本人打交道，本人是日本生、日本长、在日本上大学，由这样两个有着深厚日本背景的人来跟日本人打交道，可说再合适不过了。

    按：民国的时候，这类“日本通”好像特别地多，宋哲元的手下，就有这么两位，一个是我们以前说过的陈觉生，一个是后来曾出任伪天津特别市市长的潘毓桂。陈觉生的母亲是日本人，潘毓桂则娶了一个日本太太，据说俩人经常争论谁更像日本人，比到最后是潘毓桂赢了，因为他还多了个日本的干闺女山口淑子，中文名字李香兰的便是。
    陈觉生后来当了北宁铁路局局长，北宁铁路局的足球队很厉害，就在抗战爆发前不久的1937年 4月，北宁足球队访日，横扫东瀛，令日本人大失颜面。1937年12月10日，陈觉生暴病而亡，据说是被日寇药死的。
        至于潘毓桂，则被他多活了不少年，于1961年死于上海提篮桥监狱。

    1935年 8月 4日，在滦榆区治下的滦县，发生了刘佐周被杀事件。
    因《塘沽协定》的签署，冀东22县不得有中国驻军，但仅靠警察维持治安，显然不行。于是，当时还在河北当省政府主席的于学忠想出一条妙计，他从自己的51军当中挑选了一部分中下级军官作为骨干，然后又招收了一批新兵，起名为河北省保安第一、第二总队，两个总队长，就是张庆余和张砚田，这是前面说过的。
    然而，部队是成立起来了，却进不去“防区”。
    原因之一，是日本人嫌保安队的人数太多，按他们的意见，上限不能超过5000人，而一、二两个总队各有5000人，几乎相当于两个乙种师的编制了。
    原因之二，在日寇占领冀东时期，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山头”，大批的汉奸，以各种名义都拉起了自己的部队，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电影明星李香兰的另一个中国爸爸李际春。
    无奈，当时主持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的黄郛只好通过种种手段，对这些部队予以“收编”，“收编”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给钱。通过给钱，将这些乌七八糟的“部队”改编为三个总队，分驻于唐山、滦县等地。
    等到1935年 5月 6日，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中、日双方终于就“战区新保安队换防事”达成协议，代表双方签字的代表，中方就是陶尚铭，日方则是武官高桥坦及山海关特务机关长仪我诚也。
    次日，日本内阁决定将驻华公使升格为大使。
    1935年 5月11日，早在1933年就成立起来的河北省保安队张庆余、张砚田部终于开入冀东战区，同时，日军开始撤离。
    此后，就着张庆余、张砚田的第一、第二两个保安总队的名义，由原有汉奸武装改编而成的三个“总队”，也跟着将“番号”改为河北省保安总队第三、第四、第五总队。其中，第三总队总队长就是刘佐周。
    刘佐周，生于1907年，辽宁省凤城县人。
    刘佐周毕业于东北讲武堂，1933年初，日军进攻山海关之后，刘纠集了2000多人进入冀东，成为汉奸。1933年 5月，刘的部队被收编为战区保安队，后番号改为第三总队，驻滦县，刘还弄了个“少将”军衔。
    刘佐周“上任”以后，就开始扩充自己的“部队”。自日寇进据冀东之后，匪盗蜂起，乱得一塌糊涂，因此冀东各县自发地建立了许多“民团”，往大了说，是抗击日寇，往小了说，是保一方平安。刘佐周觉得这些“民团”都是肥肉，可以据为己有。因此，他仗着自己的武力，要么强行“收编”，要么以“掺沙子”的方式，向各“民团”派进自己的人。
    不料，这回被他遇上一个“硬茬子”，这个人，就是高志远。
    高志远，原名高翔云，1907年生，河北省滦县马城管理区人。
    高志远其人，颇有点像旧小说当中经常出现的“侠客”，身怀绝技又藏而不露。高出身于滦县的一个富户家庭，自幼进私塾读书，长成之后，在当地也算是一个青年“乡绅”了。但谁也不知道，高志远其实是一个神枪手，百发百中的那种。
    到日军进占冀东，高志远牵头，在自己的家乡马城拉起了一支 300人的“民团“，并先后击败滦县的两股土匪刘兰亭、胡宝山，自此声名鹊起。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刘佐周看上了高志远的民团，以河北省保安队的名义，往马城民团里派出了队长和所谓“教官”，明摆着下一步就要收编了。
    高志远怎能受这样的窝囊气，于是联合附近各庄民团，于1935年 2月21日发起暴动，把刘佐周派来的人给抓了起来，是为“马城起义”。刘佐周闻讯派兵前来镇压，高志远的民团毕竟没有经过正规训练，武器装备也不行，最终寡不敌众，被刘佐周打散，高志远跑到冀东抚宁藏了起来。
    刘佐周抓不到高志远，于是将高家洗劫一空。
    高志远国破家亡，发誓要宰了刘佐周。
    1935年 8月，高志远了解到日寇梅津美治郎要到滦县，刘佐周必到车站迎接，于是事先化装潜入滦县火车站。4 日，刘佐周果然来到车站，被高志远一枪击毙。
    事后，高志远跑到天津隐居起来。抗战开始以后，冀东抗日联军成立，高志远被推为总司令，并参加了著名的冀东大暴动。
    刘佐周被杀事件发生在滦县，给陶尚铭找了大麻烦。
    实际上，早在陶尚铭上任之初，日本人就看他不顺眼。1935年6 月25日，商震刚刚接任河北省主席，酒井隆就找他，要求撤换长芦盐运使、津海关监督韩麟生及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陶尚铭。《何梅协定》签字以后，酒井隆又让商震给国民党中央“带话”：“战区专员陶尚铭太不负责，……不如以殷汝耕与陶对调。”
    迫于日本人的压力，1935年 7月27日，陶尚铭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的职务被免掉，由殷汝耕转任，陶则任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参议”的虚职。
    此后，由于新任的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苏玉琦说什么也不来，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于是以殷汝耕兼任，这样，冀东两个行政督察区、22个县全部落到了殷汝耕的手中，为日后的冀东“自治”埋下祸根。
    在这一阶段，平津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刘家鸾曾与陶尚铭共事。那是“白坚武事件”发生过后不久，日军向平津卫戍司令部递交“觉书”，称：“有一队日本兵经过东长安街时，有人从电车上向日军开枪射击，要求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向日军道歉，否则日军即自由行动。”
    当时，因日方正追着何应钦要他签订《何梅协定》，何无奈之下避往南京，由军分会办公厅主任鲍文樾代理，日方遂要求鲍文樾道歉。鲍当然不想去，于是“以日寇所提系地方性事件”，让平津卫戍司令部处理，于是日方又要求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道歉，王当然也不去，结果派刘家鸾去向日军道歉。
    何应钦、鲍文樾、王树常都可以推，到刘家鸾这儿可推不掉了，他说：“我明知日寇所称电车上有人开枪射击日军一节，是他们企图挑衅所捏造的借口，实无其事，今反要向日寇低头道歉，心实不甘，但我又无法推卸，只好硬着头皮前往。”
    先去日本领事馆接洽，陪同刘家鸾前往的，就是陶尚铭。据刘回忆：“交谈数语后，陶尚铭告诉我：日本领事认为我态度不够严肃，礼貌亦不够周全，在使馆不要紧，到兵营这样不行，让我注意。我听后心里极不舒服，但又无可如何，只得由日领陪同到驻平日本兵营正式道歉。”
        “日本兵营中空气紧张，我到后，日本驻军部队长、日本陆海军武官全体起立，代表日皇接受我的道歉。我当时觉得非常尴尬，只讲了一些事出误会请原谅等话语，由陶尚铭翻译。日寇部队长也讲了一些话，态度异常倨傲骄横。事后，我向军分会鲍文樾复命，说起日寇的倨傲骄横态度时，鲍叹了一口气说：‘忍辱负重吧！’”
    刘佐周被杀以后，不知何故，日方认为此事出于已经离任的陶尚铭的策划，于是于 8月 5日将已经离开任所的陶尚铭诱到北平日本领事馆，并予以扣押。同时，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驻榆特务机关长仪我诚也就“刘佐周案”向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代理委员长王克敏及河北省政府提出“抗议”，声称“日军根据治安权将拘捕一切嫌疑犯，即使是中方官员也不例外。”王克敏则向酒井“深表歉意”，并要求“引渡”陶尚铭。
    6 日，河北省府决定“派员调查”，并电令滦榆区专员殷汝耕悬赏“缉凶”。
    7 日，河北省府主席商展自保定至天津访梅津美治郎，对刘佐周案表示“道歉”，并声明省政府决“严令缉凶，清除乱源”。同日，河北省政府公布“刘佐周案善后处置办法”两项。
    8 日、9 日，孔祥熙、唐有壬连续向日驻南京总领事须磨提出释放陶尚铭的要求。12日，外交部向日驻华大使有吉明提出正式严重抗议。
    17日，陶尚铭被“释放”。
    8 月12日，河北省府严令滦榆区专员公署限期破案。当然，高志远是抓不到的，到 8月21日，殷汝耕不知从哪里抓了一个叫李振华的人，把刘佐周被杀案扣在了他的脑袋上，还取了口供，说是因被刘佐周撤职，故“怀恨行刺”。
    刘佐周案就这样结束了，只苦了陶尚铭，无端被关了十几天。
    此后不久，1935年11月25日，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又改名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公开叛国投敌。
    “七七事变”之后，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被并入王克敏的伪政权，后陶尚铭做了伪河北省公署教育厅长。
    很可惜，与日本人打了一辈子交道、吃尽日本人苦头的陶尚铭，最终与殷汝耕“殊途同归”，还是落水了。
    至此，陶尚铭走入了抗团的视线，祝宗梁说，在“火烧教科书”之后，“事情并未就此完结，大家觉得当时身为伪教育局长的陶尚铭应对修改教科书负主要责任，决定将其杀掉。
    当时，是抗团成员沈元寿了解到到陶尚铭住在马场道西湖饭店，“并经常在下午两点多钟离开饭店乘汽车外出”，孙若愚听了，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进行狙击，并决定由他自己和孙湘德担任射手，行动组的另一位成员宋长富和祝宗梁掩护，必要时也参加战斗。
    据祝宗梁回忆，“10月的一天下午，他们潜伏在饭店附近，发现陶尚铭上了汽车，就马上赶过去隔着汽车向里开了八九枪，然后骑上自行车离开现场。我们离开约50米担任掩护，看他们一切都顺利，遂也离去。”
    祝宗梁说：“事后才知道陶逆只中了一枪，打瞎了一只眼睛。总结这次经验，认为是汽车铁皮和玻璃造成了子弹偏差。”                           
    经查，陶尚铭被刺的准确时间，是1938年11月 6日。
    抗团行动工作的下一个目标，是天津的经济汉奸王竹林。
    王竹林，生于1855年，本名王贤宾，字竹林，以字行。
    王竹林是长芦盐商出身，也是工商界的“老前辈”了。
    盐业关系民生，又是国家的重要税收来源之一，因此自古以来就是国家垄断行业。既是垄断行业，就必有人从中发大财，所以凡是管盐的官，以及做盐业买卖的人，都是巨富。富得今人难以想象，说是“富甲天下”一点不夸张。
    在前清、康熙、乾隆都曾数下江南进行“巡视”，花钱如流水，到今天还被诟病。其实，客观地说，康、乾二帝“南巡”花的钱，包括皇帝的“万寿”庆典，还有所谓“河工”，许多费用都是盐商“捐输”的。而且，遇有重大的战争，如乾隆的所谓“十全武功”，其军费开支，也有盐商的“贡献”在其中，否则单靠国家，哪里拿得出那么多军费。到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占据了东南富庶之地，清政府的税赋收入马上就成了问题，这当中，失去了两淮“盐课”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历史上，盐业的重心有两个，南方就是两淮，两淮盐运使司驻江苏扬州，因此这里也是盐商云集的地方，扬州的园林十分出名，其实当年都是盐商们的私家财产。
    北方就是长芦，即河北沧州，论规模，长芦盐场略逊于两淮，前清设长芦盐运使，也是个肥缺。由于长芦盐运使经常与富商打交道，见的世面多，无形当中得凤气之先，因此，1793年，英使马夏尔尼来给乾隆过生日，顺便谈谈通商的事，与外事工作八竿子打不着的长芦盐运使徵瑞，居然被选派陪同接待马夏尔尼一行，就是觉得徵瑞在当时的官僚中，大概比较“洋派”一些，省得在外国人面前出洋相。
    当时乾隆详细指示了接待工作的“原则”，“……应付外夷事宜，必须丰俭适中，以符体制，外省习气，非失之太过，即失之不及。此次英吉利贡使到后，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华。但该贡使航海往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
    在徵瑞陪同马夏尔尼一行前往京城的路上，乾隆还给徵瑞下旨，谆谆教诲，说你是不是已经答应了马夏尔尼他们，要在圆明园远瀛观请他们吃饭，如果说了也没关系，我该请就请，如果没说，到时候就看情况安排。（“英吉利使臣在远瀛观正殿赏饭一事，该政曾否向正副使及通事提过，如已向其说过，不必撒谎，据实说出，自当仍旧赏饭以示诚信。若未经向其说及，则赏饭一事可行可止。”）
    乾隆是所谓“英主”，世事洞明，尽管此时已经83岁了，头脑依然清晰无比，他显然是听说徵瑞可能应了英国人什么事，怕他不敢说，到时候耽误大事情。从这件事上看，乾隆还是一个很通情达理的人。
    但是，在最关键的问题上，乾隆毫不放松，他特地叮嘱徵瑞：“……当于无意闲谈时，婉词告知，以各处藩封到天朝进贡观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即国王亲自来朝者亦同此礼。”
    此事对马夏尔尼、对英国政府都形成了绝大的刺激，1860年，天津设立英租界，英国人特地将其中的一条小马路改名为“马夏尔尼路”，可见其衔恨之深。
        与扬州一样，经营盐业的长芦，也出了许多巨富，民国许多亦官亦商的人士，都出自长芦，如曾为袁世凯办理“善后大借款”的周学熙；如袁世凯的表弟、后来创办盐业银行的张镇芳，都做过长芦盐运使。展子虔的《游春图》、陆机的《平复帖》，都是解放以后，由张镇芳的儿子张伯驹捐赠给故宫博物院的，可见其家财力之雄厚。
    王竹林也是一位富有的盐商，后由商入仕，1903年，天津效仿上海，成立天津商务总会，王竹林被任为商务总会总理，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总理”，二品顶戴呢，论品级，几乎跻身“卿贰”行列。
    当年，段芝贵为了拍庆亲王奕劻的儿子载振的马屁，曾向他“进献”了一个叫杨翠喜的戏子，曾轰动一时。据传，当时王竹林的天津商务总会就曾经“襄助”了十万大洋。
    北京矿务局（改制后称为京煤集团）的房山运煤高线，一到直到2008年奥运前夕才被拆除，这条运输线，就是在上世纪初，经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批准，由王竹林牵头组织，集资兴建的，用了好几十年。
    此后，王竹林任天津长芦盐务局局长。
    “七七事变”爆发时，王竹林已经82岁，面对民族危亡，年过八旬的王竹林忽然变得十分无耻。
    据曾任华北驻屯军“嘱托”（日语“委托人”之意，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顾问”的意思）的王仕任回忆，早在 7月25日，华北驻屯军“茂川公馆”负责人茂川秀和少佐就召集了一个老汉奸的“聚会”。

    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人在沦陷区开办了许多以“公馆”、“洋行”为名称的机构，其实都是些特务机关。
    比如，原隶属于关东军司令部的天津“青木公馆”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机构主要做下野军阀、失意政客的工作，“冀东独立”就是“青木公馆”的“杰作”之一。但在“吴佩孚工作”失败之后，原负责人大迫通贞被调回国内，原班人马移交华北驻屯军，归茂川秀和指挥，其对外的名称遂改为“茂川公馆”。
    茂川秀和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曾跟随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共同策划了诱使溥仪前去东北的阴谋。1935年，茂川秀和进入“青木公馆”，并在不久后接管了“茂川公馆”的工作，公开军职是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部第二课( 情报科 )课长。
    眼下，茂川秀和的首要工作就是笼络一批汉奸，为日寇进入天津做好准备工作。

    据王仕任回忆，当天的“会议”是在方若家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高凌蔚、钮传善、刘玉书、方若、孙润宇、沈同午等人，这是一次“策划成立伪组织的预备会议”，会上，茂川暗示：“日本即将占领天津，希望大家对中日战争的问题多做努力。”
    7 月27日，茂川又派王仕任将高凌蔚接到“茂川公馆”，具体研究组织“治安维持会”的事情，此时，北平的29军与日寇已在激战中。
    对茂川的“信任”，高凌蔚受宠若惊，他说：“天津是个大商埠，如果成立组织，除了前天的几个人，还应多邀请天津的各方面人士参加才好。”茂川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就责成高凌蔚“考虑具体人选”。
    第二天，高凌蔚就拉出了一份名单，即日后的伪“治安维持会”的头头们，这十个人是：高凌蔚、钮传善、刘玉书、孙润宇、沈同午、王竹林、赵聘卿、王晓岩、邸玉堂、方若。另外还有刘绍琨等参与此事、但不任“委员”的人。
    “德高望重”的商界前辈王竹林就此落水，这大把年纪了还跑出来当汉奸，想想都替他可惜，早点死了多好，省得遗羞子孙。
    更令人不齿的是方若，据王仕任回忆，因日本人比较重资历，因此高选的人都是北洋时期的旧官僚和政客，但方若恰恰没有在北洋任过职，因此他并不在高凌蔚属意的委员当中。方得知后大不乐意，认为“丢了面子”，于是到处找日本人“通融”，坚决要求当汉奸，日本人看他极为“诚恳”，最后将方若的名字加了进去。
    7 月31日，即天津弃守的次日，茂川将高凌蔚等接到“茂川公馆”开会，先是假意对“中日已经开始敌对行动表示惋惜”，据说还流了几滴眼泪，然后就开始就“正式成立治安维持会的问题”进行讨论。据王仕任回忆，在讨论中，群奸就几个“重要职位”的归属“发生了争执”。“高凌蔚和钮传善争夺委员长的职位，刘绍琨和孙润宇争夺秘书长的职位。最后，经日本特务机关裁决，由高凌蔚任委员长，刘绍琨任秘书长，才平息了这一场争夺伪职的丑剧。”
    8 月 1日，伪天津治安维持会正式“成立”，8 月 2日，茂川令全体“委员”去“晋谒”华北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王仕任说：“这群汉奸一清早就齐集香月官邸院内，屏息肃立，等候接见，连客厅也没有让进，等了好久，香月才出现在二楼的阳台上。这群汉奸赶紧鞠躬如仪，由刘绍琨以日语说明‘晋谒请训’的来意，这个占领军的司令官，傲慢地挥了挥手，连一句话也没有说，转身就进屋去了。汉奸们乘兴而来，败兴而返，表现很丧气。”
    伪天津治安维持会除了“委员”以外，尚有几个“职能部门”，其中，王老汉奸竹林依然干他的“老本行”，当上了伪盐务管理局局长，同时仍兼任已经蜕变为伪组织的天津商会会长。
    祝宗梁说：“王竹林是个老而不死的卖国贼。开大会时他那媚敌的话真是无耻之极。那时他是伪商会会长，带领商界卖国求荣。”
    祝宗梁说的“开大会”是指日寇举办的“七七事变一周年大会”，王竹林在会上发表了一场演说，“大力吹捧皇军的丰功伟绩等汉奸言论，而且在报纸上全文登载。这使我们对他产生了注意。”
    据祝宗梁回忆：“正巧，有一天我父亲回家带了一本书，是王竹林送他的。书是讲锻炼气功的方法，而且还有一张很清楚的像片。我父亲还告诉我，他的住址就在英租界44号路宁静里二号。这条路也是我每天上学必经之路。我们多次观查他的生活规律，他的汽车捐牌是 423号，出入没定时，偶而在傍晚乘车外出。”

        按：王竹林练过武术，会气功，所以八十多岁了还有充沛的精力跳出来当汉奸，看来身体确实不错。另外。王在早年曾系统地整理过有关气功的资料并出版，也曾经积极推广中医中药的发展，对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是起过一定作用的。

    刺杀行动依然是由孙若愚组织的，祝宗梁说：“38年12月28号，孙若愚在晚六时左右突然来找我说：在他家门口的丰泽园饭店附近发现了 423号汽车。一定是在那里请客，王竹林也参加。我们立即准备，还约了孙湘德来参加行动。我们都带了枪来到饭店。孙若愚讲解了附近的道路情况，说好完事后如何撤退。我们的脚踏车就停在离饭店约20米远的一个胡同里。分配任务是由我和孙湘德担任主攻，孙若愚负责掩护。”
    前面说过，祝宗梁虽然不是行动组的，但他却多次参加行动工作，不过，以前的“行动”，多偏重于宣传、破坏，刺杀行动，祝宗梁却没有参加过。他后来回忆说：“狙击王竹林是第一次，我是第一次开枪，也没机会练习打枪。但我们有个手枪型的汽枪，多少也有点帮助。”
    祝宗梁、孙湘德等早早来到丰泽园饭店附近，埋伏起来。“来到等了一个多小时才发现动静，最先开动的是王竹林的汽车，从最远的地方开过来。这表明王来的最晚，而他先走，他就是被请的主客。我们两人急促走向门口。这时王竹林已经走到汽车门前。正回头与众送客道别。我们离王逆约五米远。两人向他开了七枪。然后我们按计划撤退。孙若愚助威，也向天开了两枪。当我开第一枪时，王逆转身看见我，叫了一声‘呀’。然后跟着几枪倒地。”
    据祝宗梁回忆，事后的报道，是这样说的：“王竹林头部中了一枪，胸部中了两枪，在送往医院途中送命。后来才听说，他有两个保镖。当听到枪声时，就向饭店里跑去。这也不知真假。报纸还说事情从发生到结束只是几秒钟，凶手就神秘失踪。”
    第一次开枪的祝宗梁，居然如此冷静，其少年豪杰的风范，着实令人神往。
    祝宗梁在多少年以后的回忆中，豪情满怀地说：“其实三个‘火枪手’都是在校读书的高中学生，年龄都是18岁。而且都没受过训练，开枪还都是在他们执行任务时的第一次尝试。在饭店旁有个小胡同，胡同另一个出口是在另一条大街上。他们就从这里撤退的。”
    王竹林被刺杀，给日伪和亲日分子以沉重打击，从此再没人敢站出来当这个汉奸商会会长，到1942年好不容易选出来一个，很快即离家出走，躲了起来，连家人到不知道他上哪里去了。
    对此，日伪方面的震惊可想而知，祝宗梁说：“（1939年）1 月 5日报上登载：市署悬赏五千元缉凶。19日又把赏格提高到一万元。伪市长潘毓桂对死者又是吊唁，对他家属又是慰问。还撤换了伪警察局长周思靖以及侦缉队队长等多人。这只能表现他们的惊恐心态。”

    按：潘毓桂，生于1884年，河北省盐山县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法科毕业。
    1935年 6月，潘毓桂曾伙同石友三、白坚武等人发动“北平自治”。1935年12月，宋哲元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为缓和同日本人的矛盾，任命潘毓桂为政务处处长，还取消了石友三、白坚武等人身上背着的通缉令，并将他们都委任为冀察绥靖公署参议。
    宋哲元的驻南京办事处主任戈定远曾回忆：“宋哲元在冀察政委会和冀察绥靖公署里，设置顾问、参议、谘议等一二百人，每人每月送车马费一、二百元不等，还有送得更多的，凡是居住平津两地的政客和下台军阀以依附日军的汉奸之类，差不多都网罗在内。宋哲元的意思，以为这样每月花点钱养着这批人，让他们有饭吃，有官做，不至于再去勾结日本人来反对他。这完全是采取收买的方法。但是事实上，宋这样做法只有助长这些人的气焰，让他们可以拿着官的头衔，来更方便地投靠日本人。”
    “七七事变”前后，潘毓桂任北平市公安局局长，当 7月29日，张庆余、张砚田等人起义，押着殷汝耕走到北平附近时，被日寇打了伏击，殷趁机逃走，由日本武官今井武夫通知潘毓桂将殷接到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保护起来。
    1938年12月14日，王克敏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北平、天津等地的“治安维持会”均同时取消，高凌蔚当上了伪天津特别市市长，但仅当了 1个多月，即于1938年 1月17日，被比陈觉生“更像日本人”的潘毓桂取代。
    王案发生后，潘大发雷霆，指责伪天津市警察局特高科科长、台湾人蓝振德“失职”。但据王仕任回忆：“他（指蓝振德）自恃有日本军、特、宪的强硬靠山，为所欲为，更不把潘毓桂放在眼里。”

    另外，伪警察局长周思靖也不是因王案被撤职的。据王仕任说：“周原系日本翻译，是由日军安插进来的，年仅二十五、六岁。周初上任时，对潘状甚恭谨，后来潘才发觉周的心目中只有日本主子，并不听从潘的指挥，潘对此很不满意。后来因警察局的一堵墙壁倒塌，险些酿成在押犯人越狱逃走，潘便借题发挥，下令扣押警察局庶务主任，并在报告中批示：‘如此重大之事，该局长形同聋聩，何以自处，不待本市长之喋喋也。’逼周思靖辞职。”

    按：周思靖，生于1906年，浙江诸暨人。
    周思靖是日本士官学校第二十二期骑科毕业生，与盛世才的弟弟盛世骐是同学。原冀察绥靖公署参谋，“七七”打响之后，曾会同王冷斋、林耕宇等人，一同与日军进行交涉，后成为汉奸。

    潘毓桂虽然“更像日本人”，却并不比别人受到日寇更多的信任，刺王案发生之后不久，潘毓桂就下台了，被他斥为“失职”的蓝振德反而升任伪天津市社会局长。至于周思靖，则更进一步，居然调升为伪徐州市市长。
    潘毓桂心中的懊恼可想而知。
    狙击王竹林一事，通过曾澈报给了军统局，祝宗梁说：“一个月后，曾澈带来上级命令，说以后要杀汉奸事先要得到批准，而且以后行动不要在租界内执行。另外还带来一个名单，说这些都是可杀的。这黑名单上的都是大汉奸。”

    按：租界拥有治外法权，即使是日本人，在抗战初期，也是不能随便进入租界捕人的。因此，特务处乃至军统在上海、天津、武汉等城市的秘密机构，多设置在租界当中，为的就是多一重保护。如果总在租界中“惹事生非”，给外国人“找麻烦”，久而久之，对秘密工作的掩护会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军统指令抗团“以后行动不要在租界内执行”。
    祝宗梁回忆说：“此外曾澈还说这次上级发了奖金三千元。这三千元还带来一个故事。曾澈说上级发的是法币，而领来的是伪币。他于是把钱退了回去，并且说抗团不要伪币。后来还是领来的法币。原来是他们单位的财务贪污。法币与伪币的比值相差十分之一。这笔钱仍留作抗团经费。”

ys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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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续！

ys1937

43、附：汪精卫行剌摄政王案

    河内刺汪，是个老掉牙的话题了，然而，这确是一个直到今天，也还说不清的事情。
    原来说不清，是因为大家都三缄其口，谁也不肯说话。
    1982年，“刺汪”行动的主角，陈恭澍的系列回忆录《英雄无名》的第二部《河内刺汪始末》出版，大家都以为，这下，真相总该大白于天下了。
    在此书的前言中，陈老杀手信誓旦旦地说：
    “笔者私下有个愿望——祈求写好这本书，一在能为史学家提供信实的资料；二则也让好奇者欣赏故事；另方面，我个人还是一本初衷，用忏悔的心情，纪念我们为抗战而牺牲奉献、为锄奸而杀生成仁的无名英雄们！”
    孰料，看过这本书以后，给人的感觉，不但没能“为史学家提供信实的资料”，反而让我们这些“好奇者”，更加觉得“河内刺汪”这件事，实在是太令人莫测高深了。
    这不奇怪，政治斗争中的种种波诡云谲，本就不是我们这些平头百姓、芸芸众生、所能够理解的、所应该理解的。
    所以，我们才会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心情，坐在这里写帖子、看帖子，怡然自得、饶有兴味地发出一些令政治家们看了、不禁哑然失笑的思古之幽情。
    1938年12月18日，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汪精卫从重庆出走了！
    汪精卫，我们以前写过一次了，在这里，还是要多罗嗦几笔。
    汪精卫，1883年生，原名汪兆铭，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广东番禹。
    汪兆铭的父亲汪椒，是客居于番禹的一个浙江商人，但他是一个读过书的商人，读书没搞出名堂来，不得已才去经商。
    因此，老来得子的汪椒（汪精卫出生时，汪椒已经62岁，汪兆铭是他的第10个孩子，在男孩中排老四）十分重视这个小儿子的学业，汪兆铭很小的时候，汪椒就开始教他认字、读书。汪精卫说：“我只记得父亲是一个勤学的人，七十一岁以后，眼生蒙翳，不能看见细字，耳又重听。当我傍晚由书塾放学回家的时候，父亲必令我大声诵读王阳明传习录等书两三页，倾耳而听，又令我在一块白漆木板上写三四寸大的字，或陶诗，或陆放翁诗，两三首，背手徐看，直至背诵得出方才罢休。”
    不幸，在汪兆铭14岁那年，父亲去世，长兄如父，从此，汪兆铭就靠比他大22岁的大哥汪兆镛教养。及至年龄少长，自己还是个大孩子的汪兆铭，就开始出去教书了。他后来回忆说：“至十七岁，便出去做‘子曰先生’每月得十元修金，兼去各书院应试，往往取得优等，每月平均得膏火银二十元左右。十八岁，三兄病殁，十九岁，二兄病殁，和两寡嫂一孤侄，恃此度日。一言蔽之，我幼时的生活，是贫薄的，悲苦的。”
    汪兆铭是个念书的种子，1901年县试，年仅18岁的汪兆铭与其二哥和侄子三人居然同时考中秀才，当时的广州知府龚心湛喜欢汪兆铭的文章，特将其拔为第一。
    但汪没有继续走科举这条路，而是出国留学去了。1904年10月，21岁的汪兆铭考上了日本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而且是公派的，不用自家花钱。

    按：晚清，慈禧老太后准备“仿行立宪”，这样，就需要大量的法政人才。大概是由于屡败于日本吧，觉得日本之迅速强大，有值得学习、借鉴之处，因此“仿行”的对象选中了日本，“而日本立国之基实遵守夫中国先圣之道，因见列强逼处，非变法无以自存，于是锐意立宪以尊君权而固民志。考其立宪政体虽取法于英德等国，然于中国先圣之道仍遵守而弗坠，是以国本不摇有利无弊，盖日本所变者治法而非常经，与圣训正相符合，即中国舆论，亦以日本之变法参酌得宜最可仿效。”
    为适应大批学生赴日学习法政的需要，日本当局在法政大学开办了“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并于1904年 5月招收了第一期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既然是“速成”，当然不可能学四年，第一期原定为一年，从第二期开始，则延长为一年半，汪兆铭考中的，就是第二期，同学中，还有同为广东番禹人的朱执信和胡汉民。
    胡汉民后来回忆说：“同学多俊秀，亦非曩日之比。余尤与汪精卫、朱执信、张伯翘、李君佩、古湘芹、陈协之契合，与共晨夕，为学问道义之切磋。汪、朱固有民族革命思想，余尚气敢言，而汪、朱器量之宏远，心思之精密，皆足以匡余之不逮，则交益深。”

    汪兆铭的日本之行，奠定他一生事业的基础，正是在日本，汪兆铭结识了他的导师、革命党人孙中山。汪后来回忆说：“乙巳年，我二十二岁，孙先生到东京，我和朱执信等几个人前去见面，加入中国同盟会，是为我献身革命之始。”
    1905年 7月，汪兆铭加入了“兴中会”，1905年 8月20日，“中国革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
    在成立大会上，孙中山被选为总理，后因日本政府的干涉，“中国革命同盟会”改称“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
    同盟会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黄兴为执行部庶务长，汪精卫为评议部评议长并兼任执行部书记长，至此，汪一跃而成为与革命先驱黄兴比肩的人物。
    同盟会的机关报即《民报》，汪兆铭、胡汉民、吴稚晖等都是主要撰稿人。在这一阶段，汪兆铭给自己起了个笔名“精卫”，取为了革命不屈不挠、奋斗到底之意，名噪一时。以至于从此而后，大家都称其为汪精卫，至于其本名“兆铭”和字“季新”，后世反而不大有人提起。
    没想到，多少年以后，“精卫”居然落水投敌，没的玷污了填海的精卫。
    1906年 6月，汪精卫从日本政法大学速成科毕业，并与朱执信一道被评为优秀学生。
    跟现在一样，当年的公费留学生，同样有“回国服务”的义务，汪精卫当然不打算为“鞑虏”服务，于是他滞留日本，找了一份翻译的工作，一方面维持生计，同时继续自费读法政的专科，主要精力，仍然放在为革命鼓与呼上。
    对这一段生活，汪后来回忆说：“自费的钱，是从译书来的，只是那时的译书，只为得钱，如法规大全等等，纯是雇佣式的。官费的时候，每月只得三十元，自费的时候，每月所入，竟有五六十元，除了自己使用之外，还可以帮朋友的忙。”
    迫于请政府的压力，1908年初，日本政府将孙中山“礼送”出境，流亡于南洋各地，汪精卫自然是忠实的追随者。
    在南洋，汪精卫结识了一位富商的女儿，那就是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的陈璧君。
    陈璧君，1891年生，字冰如，原籍广东新会，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其父为南洋巨富陈耕基。
    1906年，孙中山建立同盟会槟城分会，15岁的陈璧君成为最年轻的女会员，不久，又介绍自己的母亲卫月朗入会，母女会员，成就了当年的一段佳话。
    1908年 3月，汪精卫来到南洋为革命筹集经费，结识了陈耕基。汪是著名的美男子，又是年轻的革命家，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一见之下，居然芳心暗许，发誓非此人不嫁。
    早在出国之前，汪精卫的大哥汪兆镛就为他许了一门亲事，后来，汪精卫跑到日本留学，走上革命道路，此时，汪兆镛正为两广总督岑春煊幕府。据汪回忆：“有一日岑春煊喝醉了酒，硬要我长兄将我交出来，不然就要对不住。我长兄急得没法。我得此信息，便写了一封最后的家信，署名‘家庭之罪人’。”
    为避免给自己的老哥哥找麻烦，汪精卫效谭嗣同的故智，给汪兆镛写了一封信，声明断绝与家庭的关系，同时把已定的婚约也给退掉了，他说：“事已发觉，谨自觉于家庭，以免相累。……望纵之，俾为国流血，以竟其志，死且不朽。惟寡嫂孤侄望善抚之，不然，死不瞑目。亦此非罪人之所宜言也，与刘氏女曾有婚约，但罪人既与家庭断绝，请自今日始，解除婚约。”
    从此，汪精卫发誓，革命不成功，誓不结婚。
    陈璧君的性格，尤胜于男，那可不是你一句不结婚就能挡得住的。从此，陈就算黏上汪精卫了，1908年 3月，陈璧君学也不上了，跟着汪精卫去了东京，经孙中山特批加入了同盟会，并分派在《民报》工作。
    这下可好，汪精卫连躲都躲不了，但他坚持只是那几个字，革命不成，绝不结婚。陈璧君也很有韧性，你愿意说什么说什么，能在一起就行，反正你不跟我结婚，不也不会跟别人结婚么？走着瞧！
        这时，汪精卫做出了一件大事，也促成了彼此的姻缘。
    1909年，汪精卫决定回国刺杀满族高层人物。
    事情的起因，是当时的孙中山遇到了两个大难题。
    在外界，与梁启超的论战升级。众所周知，在反清的大目标上，孙中山与梁启超是一致的，但实现的方式不一样。孙中山是“革命”派，崇尚武装斗争，疾风暴雨，摧枯拉朽；梁启超则是“改良”派，和风细雨、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两派的《民报》和《新民丛报》就成了论战的阵地，打得不亦乐乎。
    老实讲，就实现社会变革的方式而言，“改良”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如果能够“改”而趋“良”，当然是好事，因为对社会资源的破坏性小嘛，何乐而不为。奈何在中国这样一片土壤上，长不出“改良”的果实，庶民与士大夫之间、士大夫与帝王之间，都有着明显的界限，彼此过不上话，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这个“良”，却如何“改”法？
    既然“改良”的路走不通，那么，谁挡道，就只好“革”他的命。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除了传说中的尧、舜、禹让了几次，还有几个父亲给亲生儿子让了几次以外，只要是改朝换代，都是革命“革”出来的，从没有听说能商量的。

    按：所谓“禅让”，其实都是瞎掰，尤其是唐朝那几位，高祖李渊禅位给太宗李世民、睿宗李旦禅位给玄宗李隆基、玄宗李隆基禅位给肃宗李亨，都是在特殊情况下，想不“禅”都不行。包括尧、舜、禹的所谓“禅让”，俩人来回来去推，一个非要让、一个说死了也不干，摆明了就是演戏，别人看了，既可笑，又虚伪。
    唯一让人有点敬佩的，就应该说是南宋的偏安皇帝、高宗赵构禅位给孝宗赵昚了，不仅让了，还顺带手把皇帝的位子还给了赵匡胤这一支，就冲这一点，历史上也应该有他一笔。

    孙中山走的也是这条以暴制暴、以血洗血的路，从同盟会成立，孙中山组织了多次武装暴动，虽然均以失败而告终，但依然为革命而“屡败屡战”。
    以此，梁启超将孙等革命派人物讥为“远距离革命家”，说他们自己在国外住高楼大厦，却让别人去卖命。（“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
    内部，同盟会的重要干将，主编《民报》的章太炎于1908年底与孙中山分手，其原因有二，一是认为孙“独裁”，二是说孙将《民报》的经费挪作他用。

    按：孙中山的外表虽然十分温文尔雅，但性格却极为强势，说一不二。这一点，在当时讲求“民主”的新派人士中，颇有人指摘，说他“办事近于专横，常令人难堪”，甚至有人说：“革命之前必须先革革命党之命”，就是指孙。

    章一度与同盟会闹得很僵，他退出《民报》之后，该报不得不停刊了一段时间，到1909年，汪精卫将《民报》复刊，章还曾写了一篇《为民报检举状》加以声讨。此事把黄兴气得够呛，黄曾对孙说：“弟与精卫等商量，亦不必与之（指章太炎）计较，将来只在《民报》上登一彼为神经病之人，疯人呓语，自可不信。”
    出于这两方面的压力，这一段时间，孙中山及同盟会都处于内外交困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决定以牺牲“小我”的方式，证明同盟会为了革命不惜一腔热血，而决不是“远距离革命家”。他决定赴北京、刺杀清政府的高层人物，以挽救同盟会。
    他给孙中山写了一封《致南洋同志书》，说：“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
    在《革命之决心》一文中，汪精卫说：“现在四亿人民正如饥泣的赤子，正在盼等吃革命之饭。但烧熟米饭所需要的一是薪，二是釜。薪燃烧自己化为灰烬，把自己的热移给了米，才使生米变成熟饭；釜则默默地忍受水煎火烤。所以革命党人的角色有二，一作为薪，为薪的人需要奉献的毅力，甘心把自己当作柴薪，化自己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二作为釜，为釜的人需要坚韧的耐力，愿意把自己当作锅釜，煎熬自己来煮成革命之饭。”
    实际上，“甘心把自己当作柴薪，化自己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这样一种思想，在汪精卫，是一以贯之的，包括后来“忍辱负重”地去担负对日外交，甚至于包括后来与日本人谈和、组织伪府，在汪的内心深处，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去当汉奸。相反，他同样是抱着“燃烧自己化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的态度去的，他觉得自己是为了挽救更多的人，而不惜牺牲名誉甚至其他更多的东西而做的，基本上相当于古语中所说的“舍生取义”，至不济也是“割肉喂鹰”、“舍身饲虎”，是“大慈悲”对此，汪认为很“高尚”。
    对于汪的狂热之举，孙中山并不赞成，他主要是觉得汪精卫是个人才，这样死了太过可惜。对此，汪精卫说：“无如革命党之行事，不能以运动为已足，纵有千百之革命党运动于海外，而于内地全无声响，不见有直接激烈之行动，则人几忘中国之有革命党矣。故运动与直接激烈之行动，相循而行，废一不可。”
    孙中山说：“由黄冈至河口等役，……先后六次失败，经过六次失败，精卫颇为失望，遂约合同志数人入北京，与虏酋拼命。”
    临行，汪精卫给好友胡汉民留下一封血书，其中称“我今为薪，兄当为釜”，意思是我今天当柴禾烧了，后面看你的了，你这口锅要把满清这顿饭给做熟。与“我为其易，君为其艰”的意思，基本差不多，但更为悲壮。
    在《致南洋同志书》的最后，汪精卫反用伍子胥的临终高论：“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其雄姿英发，豪迈警策，令人神往，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了。
    行刺的助手，汪精卫挑选了黄复生和喻培伦。黄、喻二人都是四川内江人，黄复生与汪同岁，喻培伦则小汪三岁，二人都是同盟会中的爆破专家。
    不出意料地，陈璧君坚决要求参与行刺，汪拗不过，只好答应她。
    最初，汪精卫选定的刺杀目标，是两广总督端方，因当时听说端方有可能转任直督，汪等打算趁机下手，因此，他与黄复生赶往汉口，找到了同盟会会员孙武，并运来一批炸药。
    结果，不知端方是不是听到了什么风声，潜行离开，汪精卫等失去了机会，只好将炸药留在汉口，自己暂回香港。
    不久，汪精卫决定进京，刺杀清廷亲贵，这样影响更大。于是他请黄复生、但懋辛二人先期前往北京，建立秘密据点。
    1909年底，汪精卫与黎仲实、陈璧君三人到达天津，与他们接头的是清朝户部官员的女儿、同盟会会员郑毓秀。不久，炸药也运到了天津，在郑的协助下，汪精卫等将炸药运进北京。
    据说郑毓秀也爱慕汪精卫，这完全有可能，彼此都是革命志士，双方又郎才女貌（陈璧君虽在妙龄，其容貌却不甚美丽，面相显得比较老气。郑毓秀与陈璧君年龄相若，论姿容则胜于陈），可说天生一对，但汪精卫已经做好必死的准备，如何肯牵累他人。
    后郑毓秀赴法国学法律，回国以后，嫁给了小她 8岁的同学魏道明。
    1910年 1月，汪等来到北京，黄复生已经在琉璃厂东门建立了一个据点，对外以“守贞照相馆”的名义做掩护，接着就开始准备行刺。
    最初，汪精卫选择的刺杀对象是两位年轻的满洲亲贵、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载涛和载洵，但没有成功。据黄复生回忆：“精卫偕余携皮包，内置铁茶壶，满贮炸药，赴东车站相候，拟于下车时炸之。讵因为时过晚，见满站皆戴红顶者，恐误中他人，遂怏怏返。”
    后来，汪精卫又想炸当朝的庆亲王奕劻，又找不到机会。
    一不做二不休，汪精卫决定直接行刺“今上”（即小皇帝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
        黄复生说：“时庆亲王最专横．余等复欲炸之，因不得间，嗣乃决议擒贼擒王，始以摄政王载沣为目的物。”
    经过长时间的准备，1910年 3月31日夜，喻培伦、黄复生觅得机会，将炸弹埋设在后海某处，并决定由汪精卫伺机引爆。
    关于埋藏炸药的具体地点，有“甘水桥说”和“银锭桥说”。
    黄复生是这样说的：“余复多方调查。最后测定什刹海旁之一小桥，名甘水桥，距摄政王府最近，为出入必由之地。桥之北行阴沟一道。可将铁坛罐埋于桥下，人则藏于阴沟内，用电气发火。伺其过桥时，则接机关，电流—通，电气雷管遂起作用，而使炸药爆发。””

    按：载沣住什刹海，但那并非摄政王府，而是醇亲王府。
    载沣的父亲即醇亲王奕譞，其兄则是光绪帝，后载沣承继了醇亲王的爵位。光绪死后，慈禧挑选载沣的儿子溥仪当皇帝，这样，原来的醇王府就成了“潜龙邸”，照规定，载沣就不能再住了。于是，清政府在府右街为载沣另建摄政王府，因当时清朝内外交困，财力支绌，新府很长时间建立不起来，载沣只好暂时仍住老醇王府。

    老醇王府在后海北岸，府邸后为卫生部机关所在地，花园则为宋庆龄故居。
    汪精卫本人则持“银锭桥说”。他后来被判处“永远监禁”，押在法部监狱，看守张德兴对他甚好。据张德兴回忆，关于行刺一事，他曾与汪谈起。当时汪是这样说的：“是夜余与友二人至银锭桥下，埋置炸弹毕。”
    其实，他俩说得都不对。
    据亲手拘捕汪精卫的金样瑞后来回忆：“在载沣府之迤东，鸦儿胡同迤西，有一小型石桥（无名，往北通甘水桥），这是载沣每天必由之路。”
    金样瑞是个“黄带子”，其时充任醇亲王府的马队卫士，载沣出门，除了警察之外，金样瑞他们也要随扈。
    金样瑞是“老北京”，又常住什刹海，对附近的一草一木，想是比广东人汪精卫、黄复生要熟悉得多。况且，自乾隆开始，“银锭观山”就是燕京八景之一，如果真是银锭桥，金样瑞怎会称之为“无名小桥”？
    在埋设炸药的当夜，出了点小意外。汪精卫说：“因导火线过短，不能应用，故修理将至天明，无结果而罢，故将铁罐炸药弃置桥下，用草及土掩蔽，以待翌日继续修置。不料翌日竞行事发，风声甚紧，正欲待机而动，已为警探侦之。”
    在这里，汪的说法并不准确。实际上，他把几天晚上的事混在一块了——据黄复生回忆：“庚戌年二月二十一日，余与喻君往桥下工作，不知何来多犬狂吠。幸次夜往埋、异常清静。埋毕，敷设电线，不图线太短，所差甚多。”
    也就是说，3 月29日，黄、喻就来了一次，结果受到意外干扰，没有成功。3 月30日又来，这晚倒是很清静，结果当黄复生安装炸弹的时候才发现，带来的电线太短了，不足以拉到引爆人的藏身之处。
    第三天即 3月31日，白天，他们去买了足够的电线，“至晚间十二钟后，余与喻君复往工作”，正干得起劲时，意外发生了：“喻君于桥下举首上望，讵见一人蹲于桥上。喻君以日话私谓余曰，桥上有人，吾等之秘密恐已被其窥破矣。”
    据黄复生回忆，等他们被关入监狱以后，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始知其人系一赶大车者。因其妻三日未归，彼见桥下有两人，方以为系其妻与奸夫也。”
    黄复生听喻用日语跟他说已经暴露，“闻之骇然，乃嘱其速往告精卫避归，余将看一水落石出。”
    由于守贞照相馆在南城琉璃厂，离北城的“作案现场”太远，交通不便。于是汪精卫等在什刹海旁边找了个破庙，此时汪精卫就藏在那里，准备黄、喻二人装好炸弹之后，他适时躲入“阴沟”，等天明之后，载沣上朝，汪引爆炸药，与载沣拼个鱼死网破！
    这就是他们的计划，要说想得很周全，但阴差阳错，连续三天都出现状况，也许是上天觉得汪精卫和载沣都俩寿数未到吧，不让他们死。
    再说黄复生：“喻君去后，余择一巨树因而窥之，初见一人持小灯笼下桥。且照且寻，移时姑夫。余伺其去后，乃疾驰至桥下，将电线收回，拟将螺旋盖取转，以坛罐太重，一人不能携也。讵正退螺旋之际。突闻桥上步屐声其急，因螺旋太深，仓卒不能退去，无已，始将电线结为一束，随以沙土覆之，乃潜匿树后，窥其究竟。时见有三人一为警察，一为宪兵，一即普通人也。持灯笼二。下桥寻觅，良久乃出。”
    至此，黄复生知道事情已无可挽回，于是“乃仓皇还东北园，即夜开紧急会议”，东北园即守贞照相馆旁边，汪等的宿舍，当时参加“会议”的有汪精卫、喻培伦、黄复生、黎仲实和陈璧君。
    商量的结果，黄复生说：“云纪（喻培伦）赴东京重购炸药，仲实、壁君赴南洋筹款，余与精卫则留守，待炸药至乃继续进行，以所余之药无几。”
    都到这会儿了，还想着“继续进行”，汪精卫们太小看清廷的“刑警”了。
    “刑警”就是金样瑞。
    金样瑞回忆的情况，与黄复生说的略有出入。他说：“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夜，小桥附近一个居民起来在门外大便，看见小桥下边有二个人影，分不清是男是女，这个居民认为非奸即盗，回到院里一喧嚷，街坊们都起来出外查看，二人已走。”

    按：“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是阴历，公历即1910年 4月 2日，这个时间应该是金记错了。

    金样瑞说：“到天亮在桥下发现一个二尺多高大铁罐，有套丝盖，傍边有一罗丝，拧着一根电线往北通，一直到甘水桥下，并衔接着一个类似西门子电话匣子的铁盒子，还连着一个手电门，于是大家就报告了果子市东头提督衙门的官厅（是本管地面）。层层上达，一直到内务部尚书善耆（肃王），九门提督衙门正堂毓朗（朗贝勒）及警察内城总厅厅丞章宗祥，诸人均亲来勘查，一致认为是革命党人谋炸摄政王无疑。”
    金样瑞说：“对这爆炸物，当时无人敢往外起，后由善耆电传内务部一个技术职员，名何次青者，才从桥下起出，打开看时，见罐内装黄色及黑色药面，纸桶包装，据说这是英国产物，还有像皮糖的胶质药品。后在德胜门外校场进行试验，配合了约百分之一的一点药品，爆炸后将地炸成一间屋大的深坑。以此推测，倘原埋在桥下铁罐整个爆炸，即掌握电纽人亦难活命。”
    这个罐子是黄复生亲自定做的，他后来回忆说：“以其（指载沣）出入扈从太多，恐铁茶壶之力量太小，乃由余向骡马市大街鸿泰永铁匠铺交涉。定制大铁坛罐。圆径约一尺一二寸，高可尺许，能贮炸药四五十磅。”
        按金样瑞的推算，无论是汪精卫，还是黄复生，不管届时是谁来引爆炸弹，都将与载沣同归于尽！
    侦破此案的任务，就由金样瑞和另一个马队卫士仓春弯承担。这么大的“谋逆”案件，居然只安排这样两个小角色来负责，如果放在今天，不可想象。
    侦查的方式，也很简单，金说：“于是二人白天或往茶馆、澡堂，听闲话，找线索，或到街头巷尾，找可疑人。晚间即在鼓楼附近，逡巡侦查。”
    金样瑞的判断非常准确：“果于一日傍黑，在鸦儿胡同遇见一辆洋车，拉一青年，装束特别，像外省人，往西拉去。”
    事情就有这么巧，被金祥瑞盯住的这个“青年”，正是黄复生！
    黄是被陈璧君“撺掇”来的，据黄回忆：“次晨璧君妙想天开，坚谓所埋之坛罐必未经发现。果尔，则今夜重行施放也。余与云纪到当地探视。”
    此举铸成大错！
    黄复生说：“云纪由西而东，余则自东而西。余方行至什刹海附近，远望甘水桥上鹄立持枪警察三，余遂未前进。少焉见一人乘人力车，似熟睡者，偏偏倒倒通过，而三警察皆极注意其人，盖即云纪也。余恐有侦者，尾其行，遂未与语，而还东北园，云纪早已归矣！”
    黄复生还担心喻培伦被警察盯住，殊不知，喻倒是没暴露，自己反倒被人跟上了。
    金祥瑞说，当他发现黄复生后，“我即在后面紧追，见坐车青年下车住小石桥附近走去，我即隐身在一家影壁后面，注目侦视。那青年转到桥下，循着沟往北走，随走险往沟里看，直到甘水桥。当他已发现埋的东西没有啦，又折回往东走，经鸦儿胡同出烟袋斜衔往南，在路东一家干果店买东西。”
    “我在外边从玻璃往里看，他掏钱时脸朝外，我发现他衣兜内有枪把。他出铺子一面吃买的东西，一面往南走，到地安门，他雇车，说到东华门。我也雇一辆车，在后面跟踪我向拉车的说，前边车上是我的同事，喝醉啦，我不放心，跟着他，你离远一点，不要叫他知道了发脾气。他到东华门，过了桥出东安门（此门正拆除），顺皇城根往南走，又雇车去琉璃厂东门。我又雇车在后面跟踪。我恐其注意后边车，把原穿青马褂里朝外变变颜色。”
    金样瑞说：“既到厂东门，他下车走入火神庙西夹道，刚进胡同就听一声铃响。我随着走进胡同，人已不见，只见路西一个门内灯光很亮门口像个买卖，料他是进入这个院内。出口见有一小饭铺，我就进去，一面喝着酒，一面和掌柜闲谈。”
    金问：“这口里路西是一家什么买卖？”
    掌柜说：“是家照像馆。”
    金说：“怎么照像馆开到一个小胡同里？”
    掌柜说：“处处特别，大年三十开张，并且净是些年轻的南方人，时常还穿着洋服，也不知什么人干的，闹不清楚。”
    金祥瑞听了以后，没再问什么，“我吃完饭，到延寿寺街买个纸灯笼，又到西夹道里那个门口，看了看，没有动静，就赶紧回队。”
    无须再问了。金样瑞断定，他已经发现了有关谋刺摄政王一案的重要线索。
    此时，黄复生还懵然无知，还在为“云纪早已归矣”而高兴。于是，黄“白壁君，始释然。又明日，三人遂首途矣”。
    这句话不太好理解，需要翻译一下，黄复生的意思是说：他把炸弹已经暴露的事情告诉了陈璧君，于是大家都放弃了继续行动的念头。第二天，喻培伦、黎仲实和陈璧君三人就离开了北京。
    汪精卫、黄复生都没有想到，喻培伦此去，竟然是与他们的永诀！
    4 月 3日，守贞照相馆来了一个客人，这个人叫吴操。
    吴操是化名，其真名叫做白逾桓，大家看这个名字觉得眼熟吧。
    白逾桓，1876生，湖北天门人。
    白逾桓也是留日的，学法律，老资格的同盟会员了。白曾与他人办过一份《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积极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后来这份刊物改名为《民报》，并成为同盟会的机关报。
    可惜，白逾桓晚节不保，后来堕落为汉奸，并于1935年 5月 3日被不明身份者刺杀身亡。此事与前一天发生的胡恩溥被刺事件一起，成为“河北事件”的导火索，并最终导致了《何梅协定》的签署。
    不过，此时的白逾桓依然是同盟会的“同志”，黄复生说，白“时在帝国日报主笔政。盖余抵北京，彼初未尝至此”。
    黄福生说：“白逾桓相见即询余曰：日来报纸登载什刹海旁之炸弹案，君知之乎！”
    黄复生当然不会跟他说实话，说：“因相馆事忙。连报都无暇阅。”
    接着，黄就问白，报纸上怎么说的。白说：“前夜当地警察发现地雷后。即报当局，无敢动者。后乃请日使馆某技正前往启视。据云。幸未爆发，否则北京城当陷大半矣。有谓系溥伦贝子谋篡位者，有谓庆王因与肃王有隙，故为此以害之者。又谓系载洵、载涛两贝勒自英带回者，以包药之纸有伦敦宇样也，议论纷坛，莫衷一是。而各机关凡有侦探者，悉出全队以侦之，举凡茶馆、酒肆、妓寮、戏园莫不密布侦探，我劝同志可暂避腥风，勿当此大难。”
    黄复生听了，继续“装傻”，说：“我开此照相馆，炸弹案胡与我事？”
    白逾桓心中暗笑，说：你一个留学生，回国不去当官，跑到北京来开照相馆，你当别人都是傻子哪！（“归来留学生孰不来考小京官。岂肯营照相馆业者。幸勿欺人以自欺也。”）
    黄复生咬死了就是不说（余复力辩之），白本是一番好意，见他死不承认，也就不“较真”了。于是换了个话题：“有程永生同志拟与君晤谈，可否见允？”
    程永生即程家柽，也是一位老资格的同盟会会员，他的故事，我们以后再说。
    黄问：“在何处？”
    白说：“姚蓉初家。”
    黄又问：“姚何人？”
    白说：“名妓也。”
    黄复生一时拿不准能不能见程，于是说：“请迟至九点钟，或当奉命，过时请勿待。”
    白走后，黄即找汪精卫，对他讲了白逾桓说的事情，并问他，可不可以去见程家柽。汪精卫说：“程家柽固老同志。第其人粗豪，恐窑子里一言不慎，反生波折，不如不去之为愈。”
    汪、黄都没有想到，日后为救援他们出了大力的，正是此时他们不肯相见的程家柽。
    黄复生说，大约过了一个星期，白逾桓又来了，说：“炸弹案闻昨日在芦沟桥捕获一人，已枪决矣，君知之否？”
    黄说：“不知道啊。”
    后来黄复生回忆说：“前此私心窃谓报纸所载纯系清廷自相残杀，今复悯无辜之人为余等替死，然对吴君前，仍未敢形诸辞色也。”
        黄复生还在为子虚乌有的“无辜之人为余等替死”而伤心，殊不知，一张大网早已悄悄张开。
    这一个多星期，金祥瑞并没有闲着。
    就在跟踪黄复生的当夜，金向上级汇报了此事，当时值班的“官长”戴保安已经睡下了，说“有什么事明天再说”。金认为事关重要，“就奔往刘海胡同内右五区，报告刘警官，他也睡觉，门卫先不肯惊动。我说有要紧事，一定要见刘警官，他披衣起来见我。当向他报告了前后经过，他说这事可别放松，又掏出十块钱给我，垫备车钱，叫我明天继续侦查，并要向年警官报告一下，才合手续。我即答应遵办。”

    按：“刘警官”即内右五区（地址德胜门内刘海胡同）署长刘思联，“年警官”则是中一区（地址在地安门内银闸胡同）署长年德俊，载沣每日上朝，必由这两个署的管界经过，换句话说，“案发现场”在他们的辖区，因此“上峰”责成他二人领导此案的侦破。

    次日，金祥瑞又来到这家“照相馆”，金回忆说，当时他看到“字号是守贞”。于是金便让他们给照了一张相，并问几天能取等等，与他们攀谈起来。
    据金样瑞回忆，这时，“我想起那修版的，是青云阁商厂里，一家照像馆的伙计，在他那里照过像，就想找机会和他接近，能得到一些情况，就在附近守候。果见他出来吃饭，我就和他攀谈叙旧，并说在附近住，二人随走随谈，到百景楼（煤市衔路西）同桌吃饭喝酒，这才知他叫王星甫，本京人。守贞的人到他们那里照像，托经理替他们找个修版的，那时王和柜上相处不太好，就被荐到守贞。”
    王星甫对金样瑞说：“南方来的柜上一共七个人，都没辫子，在帽子上缝个假辫子，有时穿洋服，时常叫整桌菜吃，简直不像个做买卖的。……他们的信件来往，都由东交民巷一个什么地方转，花钱很冲。还有宿舍在东北园路西，院里就一排北房，晚上他们都住在那里。”

    按：汪精卫等人勇气可嘉，但毕竟不是职业特工，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其实早已露出许多破绽而不自知。

    吃完饭，金祥瑞以“看版”为由，又与王星甫一同回到“守贞”。“这次在一张桌子底下发现一盘电线，有手指粗，粉红颜色，和桥下起出的电线一点不差。”
    王星甫还给金祥瑞看一张照片，是七个人合照的，并把他们的姓名告诉了金祥瑞，“一个姓喻、一个黄复生、一个汪兆铭，一个罗世勋，在吏部学制馆当差。”
    另外三个人，金祥瑞在回忆的时候已经不记得了，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被他记住的 4个人。
    金祥瑞说：“从像片看，我跟踪的还不是汪精卫，而是黄复生。王说他们为首的是姓喻的。”
    此后，王星甫又向金祥瑞反映，听到他们几个人议论说：“这次是失败了，下次要在后门桥下边做。”王还说，“过了两天，姓喻的就回南方了”。
    至此，真相已经大白。
    “嫌犯”已经落实，还需要在证据方面下点功夫，金祥瑞想起了那只装炸药的铁罐。他后来回忆说：
    “那时北京工业亟不发达，能做套丝铁桶的，只有东单牌楼临记洋行的铁工厂。于是就找内左一区（东总布胡同）署长路廷秋，以本管区署秘密把临记洋行负责人找来，进行追究。做铁罐事果然有的。遂把经手人找来，详问经过。据说共做四个，二个二只多高，二个一只多高，不叫送去，自己雇车来拉走的。叫经手人看那像片，当指出其中的汪精卫和黄复生二人。事已证实，无可犹豫，决定入手逮捕。”
    据金回忆，逮捕的时间是“三月初八日早晨”，即1910年 4月17日，这一点又与通行的说法1910年 4月16日有所不同。
    逮捕由年德俊和刘思联指挥，由金祥瑞执行。考虑到“内线”王星甫的安全问题，金向他们建议：“先把王星甫诱出来再动手，以免拒捕时开枪伤了人家。”
    于是，“我（金祥瑞）就写了一个便条，叫一人伪称是附近饭馆伙计，约他到饭馆来说句话。等他出来，我叫人把他带到一个胡间，不叫他动，然后向他说明情况。”
    金祥瑞说：“恰好在这时，黄复生向西夹道走来，我就用右臂把他一夹，放在年德俊的轿车上解走。我又奔东北园，一进口碰上汪精卫，我一脚把他踢倒逮捕了。从他身上搜出现洋五十块，金表一支，帽子落地发现辫子是假的。”
    黄复生是被金祥瑞用计骗出来的，他后来回忆说：“不图三月初七日午前十一钟顷，余正在东北园宅中与精卫谈话，而余等所雇之小厮名达子者，突来谓汪曰：四老爷！四老爷！照相馆内有人请黄老爷去。余问何事？彼曰：为甚么执照上的事咧。余谓汪曰：想该无甚事罢。汪亦曰，该无甚事罢！余于是遂去。”
    黄说：“讵甫行至琉璃厂大街。突一人挝着余胸，谓余曰：汝使得好假钞票呀！是盖所谓当头闷棒之术。余曰：我的事我明白，汝等不得无礼。旋来多人扔余至厂店。二人执余左右手褫余衣核查之。即随招一骡车前来，拥余登车。车去，至大栅栏，始见军警林立，如临大敌，其初盖皆匿于肆中也。”
    金祥瑞说：“当时发现缺少罗世勋，想起他在吏部学制馆作事，我即由守贞找到一张黄复生的名片，带着几个人，雇一辆轿车，到前门里户部街吏部学制馆去找。号房指给我他的办公屋子，我持黄复生名片，说我是东北园街坊，受黄先生托来找你回去一趟。他问有什么事？我说不知道，说完就往外走。他稍一迟疑，就随我出来。到门外就把他逮捕，六人（原七人，喻姓回南）一同解往内左一区，转解内城总厅。在搜查时发现每人都在内衣（即现在背心）里边装着一本孙文主义。”
    汪精卫回忆自己被捕的情形时说，当时警察在他贴身的内衣中搜出了他写的《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及《告别同志书》等三篇文章，就问他：“为什么将这些文章，藏在身上？”汪回答说：“没有别的，不过觉得拿墨来写，是不够的，想拿血来写，所以放在身上，预备死的时候，有些血沾在上面。”
        从金祥瑞侦破“谋刺摄政王”一案的整个过程看，此人思考问题心细如发，做事张弛有度，兼且身手不凡，当是满洲宗室当中的一流人物。
    次日，汪精卫等被捕的消息传遍全球，当时孙中山正在纽约，闻讯后说：“昨日精卫先生在北京谋炸载沣失手，不幸被捕，已被监禁，将来必无幸免，此即无异断吾臂也。”
    当时在巴黎的张静江则说：“使我费十万金，购一汪精卫来，亦所甘心。”
    “谋刺摄政王”是“滔天大罪”，因此，当时没有人能够预料到，汪精卫、黄复生能够逃出生天。汪精卫本人，则从来北京的那天起，就没打算活着回去。据金祥瑞回忆：汪等被捕以后，“据说六人中五人夜里辗转反侧，只有汪精卫醉饱鼾睡，形若无事。”
    在回忆录中，黄复生详细记录了被拘捕之后的情形：“车既风驰电掣．俄顷间，即抵内城之总布胡同左一区署。两人各执左右手，令余面墙立，略问姓名籍贯后，少息于—斗室。两人仍各执左右手而坐。少焉，—人来叱此二人去，且以亲善之词谓余日：黄先生今日受惊矣！我等为职务所迫，万祈原谅。余曰唯唯。”
    “未几，—人坐公案。二人挟左右臂而立。其人初以惊堂本一拍曰，汝是黄复生。余曰是。又曰：汝干得好事，可速画供来。”
    黄复生还抱着侥幸心理，他觉得“其时实无所谓证人证物也”，于是还嘴硬：“究犯何罪？所画何供？余犯罪之证据何在？”
    对方听了，也不与他“抬杠”，说：“请休息一下罢。”
    “约午后二钟许，即见大车将余等东北园宅中所有一切器具咸运来矣。更见一骡车，所载者即精卫也。”
    黄复生说：“时余知事全败，自分万无生理，心反坦然，精神转觉疲怠。余谓守警曰：余倦思睡，彼辈以门板令余就寝。”
    睡得正香，有人叫黄复生起来，这时已经半夜了。黄复生说：“忽见灯烛辉煌，余意以为必至刑场也。”
    黄随即被带到中午“过堂”之处，“巍然高坐者”还是中午审讯他的那个人，后来才知道此人就是左一区署长路廷秋。
    令黄复生很奇怪的是，“第其时（路廷秋）忽变为最亲善之态度，以极亲切之口吻呼余曰”：“复生！汝之精卫先生，我已请至此，且已录供词矣。”
    于是黄复生说：“我想见见汪精卫。”（精卫何在，余将晤之。）
    对方说：“不可。”
    黄又说：“那你给我看看他的供词。”（然则供词又何在耶？遏以示余。）
    对方说：“那哪儿行啊！”（是乌乎可。）
    接着，路廷秋令从人将“所余之炸药及电线手枪等悉陈于案”，问黄复生：“中午你不是问我有没有证据么，这是什么？”（昼问汝谓无证据，此诸物者，宁非汝之证据耶！）
    过了一会儿，证人也来了。黄福生回忆说：“俄而鸿泰永之主人亦至，指余而言曰：畴昔来我家交涉造铁坛罐者，非子也耶？”
    眼看人证、物证俱在，黄复生不再做无谓的口舌之辩，于是说：“汝今已至，夫复何言．可将纸笔来，余书供词。”
    拿过笔来，黄复生开始写“自供状”：当写到“此次之事，纯余一人之所为，精卫不过客于余处”的时候，路廷秋打断了他，说：“你给我重写”（彼务令余易之。）
    黄复生说：“事实如斯，余胡能诬我良友。”
    此时，路廷秋“动容曰”，说：“异哉，精卫亦如是供也。必不可易，亦已矣！”
    此前，汪精卫确已如路廷秋所说，写下了“亲笔供词”。他是这样说的：
    “汪季恂别号精卫，前在东京留学时，曾为民报主笔。生平宗旨，皆发之于民报，可不多言。丁未年孙逸仙在钦州镇南关起事时，曾与其谋。兵败后携炸药军器等出，潜以此等物件纳入书麓内，寄存友人处。后复在南洋各埠演说，联络同志。继思于京师根本之地，为震奋天下人心之举。故来。又自以平日在东京交游素广，京师如宪政编查馆等处，熟人颇多，不易避面，故闻黄君有映相馆之设，即以三百元入股，至京居其处。黄君等皆不知精卫之目的所在，故相处月余。后见精卫行止可异，颇有疑心，故映相馆中有人辞去。至于今日，思闻价言相馆中有事，故即往阅。知事发，不忍连累无辜，故复回寓，拟留书黄君自白。未至寓，遂被收捕。”
    在这里，汪精卫所说的“闻黄君有映相馆之设”、“黄君等皆不知精卫之目的所在”、“拟留书黄君自白”等等，显然都是在为黄复生开脱，打算自己单独把这样一款“滔天大罪”给领下来。
    正是因为路廷秋看到了这伙“革命党人”居然有如此英雄气概，所以不由得不出以“最亲善之态度”，他是由衷地感到一种敬意。
    被感动的，还不止路廷秋。
    汪等被捕后，经过左一区的初审，后被押往内城巡警厅，厅丞就是后来在五四运动中“大出风头”的章宗祥。
    章宗祥，字仲和，1879生，浙江吴兴人。
    章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1903年回国，先在北京京师大学堂任教，后被清政府清廷“赐进士出身”，从此走上官场，1909年任北京内城巡警厅丞。
    “谋刺摄政王”是天字第一号的大案，由章宗祥“亲鞠”。黄复生说：“一星期后，移拘内城总厅。次日，由厅丞章宗样召集全所职员作第二次之审讯。即所谓清供也。俭事顾鳌也在座。”
        此事，章宗祥的好友、另一位因五四运动“名扬四海”的曹汝霖也有回忆，他说：“仲和为内城厅丞时，适逢汪兆铭行刺摄政王未遂之案。汪在地安门什刹海银锭桥下埋设炸弹，是处为摄政王每朝必经之路，正在工作之时，被巡警发见逃走。后侦知汪未婚妻陈璧君与黄复生，在外城琉璃厂开设一照相馆，汪亦同住，遂被捕。捕后由章仲和亲自鞠讯，汪不答言，但索纸笔，席地写供辞，洋洋数千言，力言革命之起，由于朝政腐败。”
    汪精卫在“清供”中是这样说的：
    “自被逮以来，诘者或曰：今中国已立宪矣，何犹思革命而不已？呜呼！为此言者，以为中国已有长治久安之本，而不知其危在旦夕也。自吾党人观之，则数十年以来，其益吾民之悲痛，而不可一日安者，固未稍减于囊昔，且日以加甚者也。”
    “其专制政体，行之已数千年，自二百六十余年以来，且日益加厉，而所谓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在于君位，而政府及各省行政官，特为奴仆，供奔走而已！”
    “国人于庚子以来，颇知敌国外患之足惧。至于今日，反熟视若无所骇，此真可为痛哭者也。夫中国自甲午战败以来，所以未致于瓜分者，非中国有可以自全之道，特各国平均势力之结果而已。”
    “分割之惨，夫人而知之矣，抑亦知所谓保全者，其实祸无异于分割，国不能自立，而赖保全于人，已失其所以为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此所谓一亡而不可复存，一弱而不可复强者也。”
    “以强国而与弱国同盟，是必强者以同盟为饵，而钓此弱者也。前此之清俄同盟，是其例矣。夫国不自强，万无可以与他强国同盟之理，而非于国家权力发动根本上，有大变革，又无可以自强之理，爱国者可由此以知其故矣。今之谈国事者，不以此为忧，而顾以迩来中国与外国交际，其体面较优于前，遂怡然用以自慰。夫曩者中国所以不见礼于外国者，以其有贱外排外之思想，然虽如是，而俄人固尝以深情厚貌相结，而因以攫大利矣。
    “今日国人之思想，已由贱外排外一转而为媚外，而各国之智，孰不如俄？知中国之所重者，不在主权，不在土地人民，而惟在体面，遂亦竞以深情厚貌相结，以期外交上之圆滑，而中国之人，遂以沾沾自喜。间有一二小小权利，得侥幸争回，则尤大喜欲狂，而于外国之协以谋我，瞠乎若无所见，此真燕雀巢于屋梁，而不知大厦之将倾也。此无它，由人人心目中以为已预备立宪，凡内治外交诸问题，益可藉以解决，醉其名而不务其实，如相饮以狂药。猥曰期以八年，迢迢八年之后，中国之情状，真有不忍言者矣。“
    最后，汪精卫断言：“由此言之，则中国之情势，非于根本上为解决，必无振起之望，及今图之，其犹未晚，斯则后死者之责也。”
    这一篇洋洋洒洒近4000字的长篇“供词”，不啻为一堂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治课，令在座所有的人气为之夺。
    汪精卫是天才的演说家，这一点，汪的好友胡汉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余前此未尝闻精卫演说，在星洲始知其有演说天才，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余二十年未见有工演说过于精卫者。”
    章宗祥同样为之动容，据曹汝霖回忆：“其时各省革命党，屡屡起事，前仆后继，都遭镇压。仲和以革命党非杀戮所能戢止，又以汪之文才，杀之可惜，拟设法拯救。若交刑部，必处大辟，乃商之衮父，请肃邸设法拯救。”

    按：曹汝霖回忆中提到的“衮父”指汪荣宝，时任民政部右参议。“肃邸”则是肃亲王善耆。

    警政归属于民政部管辖。因此，处理汪、黄行刺案的，是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章宗祥就是善耆的直接下级。
    善耆是清太宗长子、肃亲王豪格的后裔，肃亲王是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传到善耆这儿，是第九代、第十个王爷。除了豪格，这一支多籍籍无名的人物，只有第七代的华丰，历史上有他一笔。同治初，慈禧太后“诛三凶”，其中肃顺被绑赴菜市口，监斩的就是时任宗人府宗令的华丰。
    善耆出生于1866年，此时四十出头，在“满洲亲贵”中，相对属于比较新派的人物。同时，善耆也是中国现代警政的奠基人，曹汝霖说：“肃王开始设警察，聘日本川岛浪速为顾问，设内外城厅丞，专司市政，内城厅丞为章仲和（宗祥），外城厅丞为朱桂莘（启钤），于是内外城均添修马路，编查户口，每家编门牌，盗贼案顿减少。”
        因此，处理“谋刺摄政王”一案，善耆是至关重要的人物。
    由于“若交刑部，必处大辟”，因此章宗祥的意思是不走司法程序，就在民政部、善耆的权限内解决此案。曹汝霖回忆说：“（章宗祥）并以供词呈阅（善耆），由肃邸提讯过一次。衮父又向肃邸力言，革命党只能以改革政治使之感服，决非以刑杀所能戢止，汪兆铭供词，政府可作参考。”
    据黄复生回忆，就在章宗祥“亲鞠”的第二天：“有萧君者，前来安慰余曰：为黄先生报—喜信。略谓昨因汪先生曾为一文，洋洋数千言，堂官（指肃王）阅之甚为感动，对于两公力图营救，此案大致可无生命之危矣。”
    黄复生则说：“感君盛意。不过吾等此次之所为，即早已置生死于度外，为国家人民谋幸福不成，死亦分也。”
    第二天，又有客人来访，黄复生说：“次日，余正翻阅残书，忽闻室外有人耳语声。少焉，即见—人启帘入。询余日：贵姓是黄？余曰是。向余一揖，余亦报以一揖而退。”
    黄复生说：“时余之外室有持枪警察四人，昼夜监守。余叩以斯人为谁？曰伦贝子也。”
    “伦贝子”即贝子溥伦，也就是白逾桓口中的“有谓系溥伦贝子谋篡位者”。
    溥伦是道光帝的直系曾孙，属于“天潢贵胄”，不过他的爷爷、道光帝长子奕纬只封了个郡王，而且也不是“世袭罔替”，因此只能逐代降袭，到他这儿降成了贝子。
    1904年，中国参加了美国圣路易斯世博会，第一次在全世界面前展示自己，“代表团”团长就是溥伦。
    1907年，溥伦与光绪的师傅共同筹备成立资政院，并担任总裁。
    溥伦有个弟弟，比他更出名，那就是“民国四公子”的之一的名票友、“红豆馆主”溥侗。可惜溥侗在抗战期间出任了伪职，有损清誉。
        黄复生说：“余忖其必以震惊革命党三字而来，在彼之意，必以为系三头六臂，不图乃一白面书生也。”
    又过了一天，肃亲王善耆居然亲自来狱中看望黄复生。
    黄说：“又明日午前，警察来告，谓肃王将来谈。”
    一会儿善耆来了，见黄复生正在看书，于是就攀谈起来。说：“现在正是读书的时候，不知道你家祖先是哪一位，是黄汉升呢？还是有一个叫黄什么的，曾经在监狱里要求跟夏侯胜学习《易经》，当时夏侯胜说，‘马上就死了还学什么《易经》？’黄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是他们中的哪一位呢？”（“此时正好读书也，犹忆从前令先祖，不知是黄汉升，还是那一位，曾在狱中与夏侯胜学易。夏侯曰：此时还学什么易经？黄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黄汉升”即三国时蜀国五虎将之一、老将军黄忠。随“夏侯胜学易”的是黄霸，那是西汉的事，两者不“搭杠”。在这里，善耆是想考一考黄复生的学问。
    这个当然难不倒黄复生，于是黄说，学《易经》的是黄霸，字次公，不是黄汉升。
    善耆听了很满意，说：“你的书读得很熟，很好很好，我再去跟精卫谈谈。”就走了。
    写到这里，笔者倒觉得，在前清即将走到其生命的尽头的时候，这个王朝确曾在向着开明的方向走去，也的确出现了一批出类拔萃的菁英人物。像溥伦、善耆，作为皇室贵族，能够向平民百姓行礼；能够与犯了“十恶”之罪的在押犯、要“革”他们的“命”的对头，心平气和地、平等地讨论问题；甚至能够认识到“革命党只能以改革政治使之感服，决非以刑杀所能戢止”，着实是了不起的气度。与历史上所有的其他王朝，那种越是接近崩溃，越是倒行逆施的疯狂举动，迥然不同。
    恐怕这就是因为时代毕竟在前进吧。
    据金祥瑞回忆：“清朝末季五大臣中，肃王头脑比较清新，他是内务部尚书，内务部是内城总厅的高级衙门。鉴于各地人民反满情绪日高，所以对本案当然有所暗示，在鞠讯汪精卫等时，不准用刑，也不叫下跪。在肃王亲讯时，因语言不通，给以汪精卫纸笔，令其笔录，乃下笔千言一挥而就，肃王更有爱才之意。六人未被处死者，肃王关系至重。”
    时任内城总厅主事的王劲闻，当时主管汪精卫的这个案子，许多年以后，他曾对金祥瑞说，当年，善耆曾把他叫去，对他说：“案中都是青年人，不要过于为难。”
    王劲闻还说：“叫汪精卫在他的供辞上捺手印时，汪看上面写的不是谋炸摄政王，而是因列强对中国耽耽虎视，危如累卵，国人都在沉睡不觉，藉此震醒国人等语。汪看不是原供，不肯捺压。几经劝导，并说肃王向摄政王就这么说的，他才捺了。”
    曹汝霖说：“肃邸听了衮父之言，又爱汪之文才，乃转陈摄政王，力请从宽办理，以示朝廷宽大，使革命党感激自新，若杀一汪兆铭，反可激起无数之汪兆铭也。”
        4 月29日，决定性的时刻终于到来。
    黄复生说：“至三月二十日午前八点钟．巡官来谓肃王请汝等询话，导余至一客厅，精卫亦至。”当时在场的还有厅丞章宗样及捡事顾鳌。
    据黄复生回忆，当时善耆“以滑稽态度”对他和汪精卫说：“汝二人亦久违矣，今特来为汝等介绍，有什么话，尽管随便谈谈。“
    善耆继续说：“此次之事，王爷（指摄政王载沣）甚震怒，我与之力争。我说冤仇宜解不宜结，革命党岂止汪黄两人乎？即使来一个捕一个，但是冤冤相报，何时是已。如今已争到徒刑，但是在有期无期间，我还是为汝等争也。”
    说到这里，善耆给汪、黄二人透露了一个信息：“不过此次有一人很费得力呀，其人为谁，即程永生也。”
    前面说了，程永生就是程家柽。
    程家柽，1874生，安徽休宁人。
    程家柽其人，不太为人所熟知，其实，对于对于同盟会的成立，程家柽可说居功至伟。黄兴的华兴会、蔡元培、章太炎的光复会都是在程的联络下，统一到同盟会当中的。
    1899年，程家柽被两湖书院送往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农科。在日本，程家柽结识了孙中山，接受了三民主义的主张。1905年，程家柽与宋教仁、陈天华、白逾桓等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1905年 7月19日，孙中山抵达日本横滨，程家柽联络宋教仁、陈天华等到《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与孙中山会见，商讨组织“革命团体问题”，为不久后同盟会的成立铺平了道路。孙中山在这次会见中指出：“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
    1905年 8月20日，同盟会成立大会在东京举行，会上，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有预想到的事情。据宋教仁在《程家柽革命大事略》中记载，“有心怀首鼠而昧于孙文之为人者，崛然起立，诘问于孙文曰”：“他日革命告成，先生其为帝王乎，抑为民主乎，请明以教我！”

    按：在当时的革命党人中，除了推翻满清这一共同目标以外，其政治态度其实并不完全一致。比如光复会的章太炎、陶成章等就拥护帝制，认为“帝王一人秉政，优于立宪，没有什么不好。”后来光复会部分会员退出同盟会，与这种根本分歧，有很大关系。之所以有人这样问孙中山，也是出于同样的担心。

    宋教仁说：“其在会场近三百人，正演说畅酣，闻诘问之言，忽如裂帛中止。孙文、黄兴不知所谓，默然莫对，会之成否间不容发。”
    眼看会议就要被搅黄了，这时，挺身而出的，正是程家柽。
    宋教仁说：“君（指程家柽）知事急，乃越席而言曰：‘革命者，国人之公事也。孙先生何能为君主！民主惟在吾人之心中，苟无慕乎从龙之荣，则君主无自而生。今日之会，惟研求清廷之当否革除，不当问孙先生以帝王民主也。’”
    程家柽一言九鼎，至此再无持异议者，“议乃决，争具盟书名之曰中国同盟会。”
        会后，程家柽等主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改名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
    1906年 2月，程家柽回国，被京师大学堂聘为农科教授。
    由于程家柽的父亲程承翰是清管学大臣孙家鼐的弟子，利用这种渊源，程有机会结交清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就这样认识了善耆，程家柽的妻子还当了善耆的家庭教师，为他的家眷补习文化。
    当时，对于“谋刺摄政王”一案的处理，颇有人主张“严惩”，如大学士那桐、学部侍郎宝熙，都主张凌迟处死，还有领班军机大臣、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再加上摄政王载沣本人是“苦主”，自然都是这个态度。
    于是，程家柽找到善耆，向他指出：“今则民族之义深中人心，兆铭岂畏死者，徒激天下之怒。”
    善耆认为有道理，于是去找载沣。在清朝末年的大臣中，载沣也属于比较明白的，听了善耆的话，“亦以为然，欲为保全，苦无其例。”
    是啊，谋逆大罪，不仅凌迟，要“满门抄斩”的。善耆又问计于程家柽，程给他举了榎本武扬的例子：“日本维新之初，德川家臣榎本武扬者，以叛其政府擒于战阵，因其曾习海军，不忍刑戳，惟拘囚之以俟悔过。而日本之海军卒为武扬所兴，人才难得，奚必逆我者而弗能用也。”
    凭着这套说辞，程不仅说动了善耆，善耆还做通了载沣和奕劻等人的工作，认为汪等人的谋刺行为系“误解朝廷政策”所致，因而此案“罪状非关私事”，而是今后如何处理此类事件的问题。

    按：另据溥仪后来回忆，当时，曾经有日本人向善耆施加过压力，请他从轻发落。

    当然，善耆也是“心怀大志”的人，后来曾两次谋划所谓“满蒙独立”。其内心，恐怕也有他的想法，其用意自然是想着今后为我所用。因此，从汪精卫们一“进来”，就得到了善耆的“曲意回护”，并最终助汪等逃出生天。
    谈完程家柽，善耆又开始与汪、黄二人探讨“革命的道理”，他说：”我生平最爱读《民报》，出一期我读一期。我当时曾说过“天讨”（《民报》增刊）所插的画（为苏曼殊所画翼王夜啸图及射狐等），我说‘《民党》内有如此人才，可以言革命矣。’但是不过《民党》所标的三民主义，我犹嫌狭隘得一点。我想将来不但五族大同，即世界亦将有大同的时候，不悉我这种主张，你们二位以为如何。”
    这一番话，当然有“投其所好”、“套近乎”的意思，但也可以看得出来，善耆颇能接受新思想，对于“革命党”的主张，显然是下过一番功夫的。
    对此，汪精卫不软不硬地说：“兆铭和复生的主张，已在《民报》上披露。今天王爷所说，我等向来无此种观念，不能作答。”
    听了此话，善耆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竖一拇指”，说：“到此生死关头，尚能坚持自己的宗旨，真是令人佩服。”
    据黄复生回忆，当天，“直谈至午后三钟，刑部方面屡催起解，彼犹依依不舍，谓为相见恨晚。”
    旋即宣布判决：汪精卫、黄复生二人“永远监禁”，罗世勋则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临行，善耆说：“我这面惜无房舍安顿二位，刑部监系未改良的，恐待遇有不周之处，都向我这面看看。如须阅何书报，尽可写信来，我当然办。”
    黄复生说，善耆走后，“旋即用骡车派军队护送至刑部，狱官问姓名毕，即入狱。所幸者，顾巨六为余等交涉作官犯办，得享小屉，用自己袱被衣服等优待。其他如全部刑具以及饮食等，皆与常犯无异。”
    1934年，汪精卫已贵为“国府”行政院长，曾有记者采访过当年法部监狱的看守张德兴，谈到汪精卫在监禁中的生活，是很珍贵的历史资料。
    在谈到汪精卫等被移送法部监狱的情形时，张德兴说：“先是，余等奉官长命令，谓将解来革命党要犯，应加意看守，不得稍有疏失，彼时因在前清帝王时代，故多呼革命党人为反叛，当汪先生解至法部监狱中，市民多赴法部门外观次谋炸清廷摄政王之要犯，市民多呼汪先生为反叛，彼时余等脑筋简单，不知革命犯即系高尚之政治犯，只为反叛二字所麻醉，故彼时之心理，对汪先生是为重大要犯，不敢稍有疏失。”
    “是日汪先生经法部收发所收押后，即送交余所管辖北所，余依向例，接收犯人需用项锁将犯人套入狱中，故彼时亦用项锁将汪先生引入房中，当时审查汪先生系一文弱书生，并非以前余所理想反叛必系强暴之人，因此心中不安之念，已一扫而空。”
    “旋有班长胡俊，前来检查犯人，狱中有一检查犯人手续，即犯人入狱之时，须将全身衣服，脱得赤裸裸的，详为检查，恐犯人暗藏自杀或违禁之物，或有意外之变，此种手续狱中人呼之为‘洗差事’。洗差事之事，率多令狱中其他犯人代为办理，司检查者不过在旁监视而矣，此种陋规，亦不外敷衍从事。是日汪先生入狱。亦照例举行席的手续，惟汪先生不名狱中规矩，对于令其脱去全身衣服，甚不满意，似有士可杀不可辱之势，余当向前解释，并说明必须检查理由，汪先生始谅解，而受检查，此第一日入狱大略情形，余则并无特殊情事可追忆。”
    据黄复生回忆，当时他们几个人都是单独囚禁，“余居第三监，精卫居第四监，罗伟章（即罗世勋）居第二监。
    从此，汪、黄等人就算正式开始“蹲监狱”了。
    宣判那天，善耆曾经说：“如须阅何书报，尽可写信来，我当然办。”曹汝霖也说：“肃王又特嘱刑部监狱，加以优待，故汪氏在刑部狱中，尚能阅报作书。”
        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简单，汪精卫的牢狱生涯，没有那么“舒坦”。
    看守张德兴与汪精卫相处近一年半，对汪多有照顾。后来，他回忆了狱中的许多情况，读来饶有兴味。
    如谈到吃的方面，张介绍说：“彼时囚粮系由米仓领出之极劣老米，狱中呼此米为老米干，盖系仓中久存之米，色黄褐。……在前清时代，京都商民，多食老米。则狱中犯人囚粮，亦为老米，惟系次等之老米耳。汪先生南方人，在广东久食白米，故入狱之后因习惯之不同，饮食极感不便，厥状甚苦，但汪先生甘心忍受，从未言及老米饭之不能食。余观汪先生每日食极次之老米干饭，大腌萝卜一块，菜汤一碗，为状甚苦。”
    黄复生吃了几天，实在忍无可忍。据张德兴回忆：“与汪先生同案之黄复生先生，因不能食老米饭，每日两餐不能下咽，致饥饿不堪忍受。黄先生被迫无法，乃要求改食白米饭，但狱吏不为呈报，黄先生焦灼万分。是一日法部堂官查监，黄先生乘机请求改食白米，并申述南人因习惯不同，不能食用老米，请求恩典。当时堂官即为允准，准黄先生改食白米饭，每日发白米一斤，以为囚粮。嗣后禁役告之罗世勋，罗先生援例请求，亦蒙准许。”
    张德兴说：“时余亦劝汪先生请求改食白米，以便果腹，汪先生当答，余既为狱中犯人，应守狱规。余炸摄政王，虽为国为民，但在清廷法律之下，即应得死罪。今能不死，以属幸逃法网，尚何能争食白米与老米，故余不愿有所请求，情愿食此老米等语。因此汪先生始终在狱中食用老米。
    张德兴还分析说：“盖汪先生所云，非以不死为侥幸，而不请求食白米，是系不欲以请求食白米之小事，而自损其牺牲精神，汪先生虽不明言，余亦审知其意，故余对汪先生不再劝解。”
    张德兴还说：“一夜适天气暑热异常，人在室中挥汗如雨，余曾欲将汪先生刑具脱除，以期凉爽，汪先生认为不可，乃笑谢云，君盛意虽可感，余殊不愿领受，盖刑具除却之后，设为汝长官查知，则君将获罪，君以爱余之故，而使君获罪，余不忍也，请勿再谈此事，余闻此言亦感佩汪先生人格伟大，与识见高超，从此再不敢以庸人之仁，施诸汪先生。”
    从张德兴讲述的这些事情上看，他能够理解汪精卫“自讨苦吃”的做法，这还真是一个很“明白”的看守，脑子很清楚。
    既然汪不愿求狱方“法外开恩”，张德兴就拿自己的食物给汪精卫吃：
    “余每日在狱中食饭，系自购白面制作，彼时余乃劝汪先生与余同食面物，汪先生初则坚持不肯，经余劝之至再，始肯食用。为日既久，汪先生亦能食面类，如北平之炸酱面，汪先生甚喜食之，每夜余作更看守，必食点心，长久夜坐，腹中饥饿，故每夜购烧饼充饥。有时汪先生与余深夜长谈，腹中饥饿，余必请汪先生食烧饼，汪先生亦颇能食此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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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张德兴回忆，某次，他与汪精卫闲谈中，曾向汪请教：“为什么要革命，革命有什么好处”
    汪说：“因为满清专政，一人独裁，不顾人民利益，故人民团结起来，革除此不良政府，另组民主政治，复兴中国，使中国人民得享幸福，将来革命成功，人民教育增高，工商业发达，各尽所能，各事其力，国家社会无游民，均有职业。”
    张又问：“到那时候，人民生活程度如何？”
    汪的回答也很有意思：“那时候人民生活程度亦增高，土地昂，房价贵，一切生活物品，亦均腾高价格。”
    在这里，汪讲的是其实是经济学的道理，张德兴怎么可能听得懂。他后来回忆说：“余当时甚不明此理由，复问为何如此，汪先生告云，人民程度增高，生活已随之而上，当时余仍不甚明了，迄今思之方行明白。”
    关于“阅报作书”，则却有其事，但并非出自善耆的安排。张德兴说：
    “法部监狱中，向不准犯人阅书写字，狱中犯人唯有终日枯坐，以消磨岁月，汪先生入狱之初，每日枯坐房中，抑郁不堪，为状甚苦，故余暗将报纸，携入狱中，送交汪先生读阅，聊以解闷，如彼时之《北京日报》，《大同报》，《顺天时报》，汪先生在狱中，均曾读阅，有时更写字消遣。”
    “斯际狱中同事，均知汪先生有学问，纷向汪先生请求代书对联扇面，汪先生正藉此以消遣，故同事中有求无不应，因此汪先生每日在狱中写字极为忙碌，从此汪先生在狱中写字，几成公开之秘密，仅长官不知。”
    张德兴还说：“汪先生为余所书扇面对联甚多，惟以年来奔走衣食，未曾妥为保存，二十余年之久，多行毁损，现所存者仅一扇面耳，余已视若珍宝，善为收藏。”
    说到这里，张德兴拿出当年汪精卫所画的扇面给记者看，并说：“惜保存之不善，业为虫蚀毁三分之一，所幸上下款尚存，字迹挺秀，展览此扇，有如身在当年相处之境，故余视为珍宝，不肯轻易示人。”
    当时，记者看到“扇上所书下款贞惠”，就问，“贞惠”是不是汪先生的别号？
    张德兴说：“前已言之矣，狱中不能写字，汪先生在狱中作书，仍是瞒上不瞒下，故汪先生与人所书对联扇面，仍不能公然书其汪兆铭或汪精卫字样。盖恐此对联扇面，落下真款，为外人所悉，传入长官之耳，则将发生问题，而获罪咎。因此汪先生特将真名隐讳，改书假名为贞惠，贞惠者，即将真名隐讳之意。”
    张德兴还说，汪精卫出狱的时候，有一个叫王玉山的青年人与他同日被释放。在狱中，王曾服侍汪精卫，因此，“当其出狱之时，曾恳求汪先生为书对联等物，皆落真款。迨后王玉山在北新桥地方开设一铭贤公寓，柜房中悬汪先生所书对联，一般青年学生因崇拜汪先生乃系革命伟人，知该铺长王玉山与汪先生友善，对王玉山亦甚敬重，相约住居该公寓，因此该公寓一时实实兴隆，大有人满之患。
    记者又问：“观君之扇面上款书剑峰，系君之别号乎？”
        张德兴说：“然，剑锋二字亦系汪先生在狱中所代拟者。汪先生博学，人皆敬重，故狱中同人多向汪先生请教，余因汪先生时呼余为张先生，故心甚不安，乃请汪先生为余起一别号。汪先生喜甚，乃代拟一剑锋之号（按此有在监中相逢之意），盖希望将来前途之高大也。从此汪先生即呼余为剑锋，嗣后并代犯人王玉山起号为岚峰（按此有患难相逢之意），亦高大之意。余等皆系不学之人，对于字意不甚了解，惟知汪先生希望吾等将来前途高大耳。”
    借着张德兴提供的方便，监禁中的汪精卫写了很多诗词，其中最出名的，自然是那首《被逮口占》，其中“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句，不知为多少人传诵。
    要说“偶像”，在当年，汪精卫是当之无愧的“偶像”，“粉丝”无数。
    写到这里，笔者再一次慨叹造化弄人，假如汪精卫真的在1910年牺牲了，这一生却有多光彩！
    在狱中，汪精卫还填过一首《金缕曲》，并特地注明了是“民国纪元前二年北京狱中所作”。
    “民国纪元前二年”系1910年，即汪系狱后不久。在标题之下，汪精卫还写了一个小序，这个序，是在1940年，汪精卫的《双照楼诗词稿》出版的时候加的，讲述的是当年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值得全文引用：
    “余居北京狱中，严冬风雪，夜未成寐。忽狱卒推余，示以片纸，摺皱不辨行墨，就灯审视，赫然冰如手书也。狱卒附耳告余，此纸乃传递展转而来，促作报章。余欲作书，惧漏泄，仓猝未知所可。忽忆平日喜诵顾梁汾寄吴季子词，为冰如所习闻。欲书以付之，然‘马角乌头’句，易为人所駴，且非余意所欲出，乃匆匆涂改以成此词，以冰如书中有‘忍死须臾’云云，虑其留京贾祸，故词中峻促其离去。冰如手书，留之不可，弃之不忍，乃咽而下之。冰如出京后，以此词示同志，遂渐有传写者，在未知始末者见之，必以余为勦袭顾词矣！此词无可存之理，所以存之者，亦当日咽书之微意云尔。”
    感于陈璧君的一片真心，实际上，从此时，汪精卫已经接受了陈璧君的爱情，然而，面对着“永远监禁”的刑期，谁知道此生还有没有再相聚的机会呢，因此，这首《金缕曲》写得极为情真意切，儿女情长，迥不似“精卫”汪洋恣肆的文风：
    “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腔血，为君剖。
    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衾、循环细读，残灯如豆。留此馀生成底事？空令故人僝僽。愧戴却、头颅如旧。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肠已断，歌难又。”
    其中，“一腔血，为君剖”、“肠已断，歌难又”，堪比陆游的“红酥手、黄滕酒”了。
    谁也想不到，重逢的日子这样快就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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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天益的ys1937老先生吧，问好。
不知道和王书瑶老先生是否认识？曾经向他介绍过燕谈，他也打算多来看看，可惜他说不知何故打不开论坛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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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附：汪蒋之争

    1911年10月 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宝善里14号楼上后的亭子间制作炸弹，准备起义，不慎炸药着火，孙当机立断决定当晚起事，10月10日夜，起义军攻占督署，是为“武昌首义”。

    按：孙武等人制造炸弹的火药，就是1909年汪精卫等人刺杀端方未遂，留在武汉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辛亥革命的火种，还是汪精卫留下的。

由于多种偶然因素和复杂背景的集合，经多次武装斗争失败的革命党人，在这一次事前准备最为仓促的起义当中，居然一举成功！

    概括地说，“武昌首义”的成功，其原因有三：
    第一，实际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慈禧老太后、也包括与他同时代的、籍着“平长毛”起家的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是一时俊彦，这拨人的过于强势，最大限度地压缩了在他们之后的中生代和新生代政治家的成长空间；偏巧这些人又多长寿，退出历史舞台过晚，晚清四、五十年的时间，聚光灯始终照在这几个老头、老太太身上，龙套们连句台词都捞不着说，怎么可能成长。
    当爹的太强，当儿子的难免就“怂”，由于新老交替工作没有做好。一旦没有了老佛爷压阵，以载沣为代表的新一代满洲亲贵，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忠厚则有之（宽大处理汪精卫一案足可证明），政治斗争的经验却不足，“扛”不住事。包括为人处事的道理，恐怕也没大弄明白，遇上袁世凯这号的，根本搞不清他说的话是真是假；至于处理复杂和突发事件的能力云云，那就更甭提了。而新一代“佛爷”隆裕太后，事实证明，不论是长相、还是头脑、或是才具，与她的姑姑相比，差的不止一个档次——不是随便弄个老太太、穿上花盆底、梳个两把头，就可以当佛爷的。
    第二，早在1900年，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策划所谓“东南互保”的时候，清王朝已经开始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督抚居然把圣旨称为“矫诏”，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等到《辛丑条约》签订，当年支持慈禧太后和义和团的大臣们纷纷被砍了脑袋，更加证实当年的种种举动确属“乱命”，至此“朝廷”威望扫地、颜面尽失。迄所谓“民主宪政”的实行，进一步使清廷失去了集中的统一意志。而帝制的力量，全在于高度的集中统一，即所谓专制，失去专制的帝制，不具备任何抗击打能力，任何风吹草动都足以要他的命。
    第三，上述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再加上袁世凯上下里外地这么一播弄，“大清国”顷刻之间就垮了台，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中国几千年的改朝换代，流血最少的就属这一次了。

    按：袁世凯其人，本来是有希望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的，可惜一步走错，不仅坏了自己的名声，还间接造成了此后的三十多年，流了很多很多的血，总算起来，一点血都没少流。

    不过，清廷也亏得有这么一个袁世凯，否则，不论“革命”以任何方式实现，满清皇室都不可能有那样好的一个结局。
    “武昌首义”之后，清廷很快下了“罪己诏“，大赦革命党人，但其中却不包括汪、黄等人。
    据黄复生回忆：“自九月初六，宣统下罪已诏大赦党人后，资政院议员刘鸿岷、易宗夔等具书质问刑部曰，朝廷既大赦党人，何以汪黄两人犹禁在狱？”
    “刑部推诿此案系民政部送来的，不关我部事。又问民政部，讵该部亦推此案已经交过刑部，不关我事。后乃两部一齐质问，两部无法，乃奏请释放。当下上渝，略谓政治嫌疑犯某某等，着发往广东交张鸣歧差委。”
    据张德兴回忆：“在汪先生行将开释之前，平市《顺天时报》曾载汪先生将开释新闻。余阅知此消息后，喜极急持报赴狱中，交汪先生读阅。汪先生虽未喜形于色，但亦甚愉快，彼时曾略询外间情形。盖彼时革命军声势浩大，清廷岌岌可危，京师人心惊慌，谣诼四起，故有谓清廷开释汪先生，以图缓和革命军，而进行议和者。”
    1911年11月 6日，汪精卫、黄复生等被释放，一共被囚禁了一年半。黄复生说：“时九月十六日也。余等在狱计十七阅月。中间有御史请开党禁者，惟赵尧生先生一人耳。”
    黄复生还说，御史当中，也有请求皇帝对汪、黄严加治罪的，这个御史叫胡思敬。当时他曾说过有“汪黄二逆，东西法律在所必诛”。当时黄在狱中愤极至极，“拟出狱后前往请教胡御史之‘东西法律’”。
    据张德兴回忆：“汪先生出狱系在十一月间，天气异常严寒，是日奉堂谕提汪，黄，罗三氏上堂，由堂官告以开释原委，将三氏发交两广总督张鸣岐效力，并令立甘结，当堂去锁。余乃代汪先生雇得轿车一辆，陪送汪先生至骡马市大街泰安栈，暂住栈内后院南房，时已黄昏时候，汪先生书告亲友，令余分送各处，翌晨汪先生搭早车赴津沽，转往上海，余送至车站，依依不忍遽别，临行时汪，罗，黄三氏赠余像片一贞，余乃书为革命巨子某某，悬诸室中，以为纪念。”
    当年被捕的汪、黄，今日荣归。可叹的是，当年得脱的喻培伦，却已经于1911年 4月27日的广州起义中牺牲，后与其他牺牲志士合葬于黄花岗，后人统称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1912年 1月，29岁的汪精卫与21岁的陈璧君在上海完婚。
    对汪、陈的结合，陈公博后来曾评价说：“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也不至于败事。”
    1912年，汪精卫又填了一首《念奴娇》，词前词后，特地注明：“偕冰如泛舟长江中流赋此。”及“此词经冰如推敲再三，然后定稿。附记于此。”
    词曰：
    “飘飖一叶，看山容如枕，波痕如簟。谁道长江千里直，尽入襟头舒卷。暮霭初收，月华新浴，风定波微翦。翛然携手，云帆与意俱远。
    记否烟树凄迷，年年飘泊，泪洒关河遍。恨缕愁丝千万结，才向东风微展。野蔬同甘，山泉分汲，蓑袂平生愿。呢喃何语，掠舷曾笑双燕。“
    “翛然携手，云帆与意俱远”，“呢喃何语，掠舷曾笑双燕”，无论事业，还是爱情，这都是汪精卫最快慰的一段时光。
     此后，汪精卫就要从一个革命党人转变为一个政客，尽管他并不十分地适合搞政治。
    1917年，孙中山南下“护法”，并于当年 9月在广州就任军政府大元帅，以汪精卫为代理秘书长。
    此时的汪精卫，并没有注意到，在粤军司令部里。有一个与他同样眉清目秀的年轻人。这个人小他 4岁的浙江人，叫做蒋介石，时任粤军司令部作战科主任。为时不久，蒋介石就跑到上海炒股票去了。
    1921年 6月14日，蒋介石的母亲王采玉病逝。下葬的时候，由汪精卫书写了墓志铭。

    按：1947年 4月 2日，蒋介石于抗战之后首次回乡扫墓，发现由大汉奸书写的墓志铭居然还立在原处，颇感有碍观瞻，又不便毁弃，于是令埋入墓道之下。解放以后，政府将此碑取出，保护起来。

    1922年 6月16日，陈炯明“炮轰观音山”，孙中山携汪精卫等避入“永丰舰”并令当时正在上海做投机生意的蒋介石速来护驾。6 月29日，蒋介石登上“永丰舰”，这是蒋、汪二人首次共事。
    8 月 9日，孙中山赴香港旋转往上海，据马超俊回忆：“未几，局势恶化，海军携贰，必须另辟途径，完成革命大业。乃由蒋公、汪精卫、陈群、黄惠龙、马湘、陈煊、赵植芝与余八人，及数名卫士陪同总理离永丰舰，径赴上海。”
    1924年 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汪精卫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另外，大会还选出了17名候补“执委”，这17人中，连刚刚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毛泽东都有，可就是没有蒋介石。
    根据大会决议，孙中山委派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1924年 6月16日，即“炮轰观音山”之后整整两年，黄埔军校成立，蒋介石为校长。
    此时，包括蒋介石自己在内，恐怕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个军校的成立，对于蒋介石来说，意味着什么。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并请孙中山“即日北上指导”。
    11月 4日，孙中山决定北上，并令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谭延闿则全权办理大本营事务。
    11月 9日，军校一期学生毕业，蒋介石对他们进行“诰诫”，并以他们为基础着手组建“新军”。
    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宣言，说明“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消灭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之现象，使其与国民结合，成为国民之武力，对于时局，主召集国民会议，以谋统一与建设，在国民会议召集之先，召集一预备会，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
    11月11日，孙中山令“新军”改为党军，任命蒋介石为军事秘书。
    11月13日，孙中山偕汪精卫、李烈钧、邵元冲、陈友仁、黄昌谷等自广州赴香港。11月17日抵达上海。
    孙中山的“北上”，本出自冯玉祥的邀请，其目的，孙自己说了：“一为召开国民会议，一为废除不平等条约。”结果刚走到半道，冯玉祥垮台了，结结实实地把孙中山给“闪”了一道！

    按：冯玉祥控制北京的时间不长，但在此期间，冯做了一件功垂万代的事情，把退位皇帝溥仪和他的小朝廷赶出了紫禁城。一年之后的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

    不仅国民大会开不成了，12月 4日，美、比、英、法、意、日、荷等国会商承认以段祺瑞为“执政”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条件”，最后提出“承认临时政府，惟要求尊重条约，不得变更，并谓华盛顿会议有关中国之决议案愿尽早履行。”这个“照会”明摆着就是冲着孙中山“取消不平等条约”的主张来的。
    这样一来，孙中山的“北上”变得毫无意义。
    问题是孙中山恰好于此日到达天津，也不可能再回去了。
    一到天津，孙中山先会见张作霖，张派他的儿子张学良来迎接孙中山，就这样，张学良结识了孙身边的李烈钧。当时李烈钧可能做梦也不会想到，6 年之后，这个毛头小伙居然会成为国民革命军的“副座”。更想不到，整整12年之后，双方会重逢于南京的“高等军法会审”。
    见过张作霖，孙中山就病倒了。此时，段祺瑞派人来“敦请”孙中山进京参加“善后会议”。孙大怒，说：“我在外面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求接受不平等条约，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敬他们，又何必来欢迎我呢！”
    孙一气之下，病情更加重了，延至12月31日，孙中山抱病到达北京，下榻于北京饭店 506房间。
    2 月 1日，“善后会议”在北京开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仰体总理意旨，对于善后会议不能赞同，决不参加。”
    同一天，在广东，“第一次东征”开始，粤军参谋长兼黄埔军官学校校长蒋介石率黄埔军校学生及刚刚组成的两个教导团（团长分别为何应钦和王柏龄）加入右翼粤军，挡洪兆麟部。这就是锋芒初露的黄埔“学生军”。
    1 月21日，孙中山住进协和医院治疗，1 月26日，诊断为肝癌晚期。经当时最先进的化疗挽救无效，2 月17日，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致书孔祥熙、孙中山家属及中国国民党，宣告“绝望”。2 月18日，孙中山回到北京饭店，改为中医治疗，由于在饭店里煎药不方便，后又移居铁狮子胡同行馆。
    早在孙中山住院之前，孙曾下一手谕，由李大钊、吴稚晖、李煜瀛、于右任、陈友仁五人组成了一个“政治委员会“，并要求凡重要事情，均由该会“议而后决行”，并以黄昌谷为秘书、以鲍罗廷为顾问。
    黄昌谷，1889年生，湖北新店人。
    黄昌谷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12年入同盟会，1920年回国后一直任孙中山的私人秘书。
    黄昌谷会速记，从1923年 1月到1924年 9月，孙中山每周日在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 现广东大学前身 )演讲“三民主义”，黄全程跟随，并整理成文，即孙中山的著作《三民主义》。
    当协和医院报告孙的病情之后，“政治委员会”认为有必要起草一份文稿，作为孙中山的遗嘱，否则一旦变生俄顷，临时准备未必来得及。
    受大家的委托，吴稚晖草拟了一份初稿，大家看了以后，认为其表述不甚得体，经会议讨论进行了修改，并由汪精卫执笔整理成文，作为孙的“政治遗嘱”，另外，还准备了一份“家事遗嘱”以及一份《致苏联政府遗书》。
    可以想见，“遗嘱”这种东西，不到最后时刻，是很不方便拿出来的，否则，不仅很不“吉利”，且颇为失礼。特别是对于孙中山这样的革命领袖，这份“遗嘱”永远都用不上才好。所以，孙出院以后，大家一直都没有与他谈起这件事情，都在盼着孙的身体状况能够有意外的转机。
        但良好的愿望终归代替不了残酷的现实，到 2月24日，孙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据医护人员判断，孙的病情已经十分危险。于是，经“政治委员会”公推，由孔祥熙、宋子文、孙科，还有汪精卫等 4个人，一同拿着遗嘱去与孙中山“见面”。
    4 人当中，孙科不必说了，孙中山的独子；宋子文是孙的小舅子、孔祥熙则是孙的连襟，都是至亲，除了宋庆龄，与孙中山最近的就数他们了。
    及至孙的面前，代表大家说话的却是汪精卫。
    仅此一点，就可以判断出汪在孙中山面前的地位，以及汪精卫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了。另外，这次谈话其实很艰难，道理很简单，大家可以设身处地想想，孙中山还健在，要跟他谈“遗嘱”，这话却如何开口？汪精卫素以“会说话”而著称，又是孙的得意门生，你不去说，谁去说！
    2 月24日下午 4点25分，汪精卫等来到孙的病榻前，请宋庆龄暂避。
    孙中山问：“你们有什么话说？”
    汪精卫小心翼翼地说：“我们一直到现在，还是抱着最大希望，要帮助先生战胜疾病。只是中西医生屡次通知我们说，最好是在先生平安无事的时候，和先生说几句话，我们以为先生吩咐我们的话，不知何时才用得着，或是十年、八年后，或是二三十年后用得着都未定。所以，我们一面抱着希望帮助先生战胜病魔，一面仍然想得先生吩咐我们几句话。”
    孙中山听了，说：“我以为没有话可说，因为病好，还有话说，死了还有什么话说呢。”
    汪精卫继续劝说：“同志要本着先生所定的宗旨来做事的，如果先生吩咐同志几句话，可以增加同志无数的勇气。现时先生抱病好了之后，至少要静养一年半年，在这时间，先生吩咐同志几句话，也是必要的。”
    于是孙中山问：“你们想我说什么话呢。”
    事实上，汪精卫等人是希望孙中山能够具体地“吩咐同志几句话”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孙显然已经不大可能拿出比较有条理的想法，甚至留下文字的东西了。于是汪精卫说：“我们把先生常说的话，写出来了。”接着就给孙读了一遍：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所谓“遗嘱”，文辞不一定太讲究，关键是要精练，避免引起歧义。孙中山的思想博大精深，汪精卫把孙对后人的期望，用一百多个字概括出来，着实不简单。另外，因孙中山此次“北上”主要目的就是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因此，汪精卫在“遗嘱”的起草中，特地将这两个极为具体的目标突出出来，让大家去执行，应该说深得中山先生思想的精髓。
    果然，孙中山听了“点头说”：“赞成。”
    接着孙中山又告诫道：“你们如此显明是很危险的，因为政治的敌人，现已预备着等我死后，便来软化你们，你们如此强硬坚定，必然有危险的。”
    汪精卫说：“我们不怕危险，我们一定要照宗旨做去。”
    孙中山说：“我赞成。”
    汪精卫又说：“夫人侍奉先生病，如此尽心，我们同志很敬重她，又很感激她。万一先生有什么意外，我们同志定然要尽心调护她的安全，只是先生也要安慰她几句。还有先生的儿女，我们也已拟了一篇说话，”于是又将拟就的“家事遗嘱”给孙念了一遍。
    孙中山“闭目点头说”：“赞成。”
    既然都“赞成”，于是汪狠下心来，接着追问：“先生可否签字？”
    此时，宋庆龄在邻室恸哭起来，孙考虑宋的心情，于是说：“现在还用不着，等几日以后，你拿来我签字。”
    当晚。汪精卫向“政治委员会”汇报了谈话的经过，兹事体大，汪特地将谈话情况整理了记录，并由当日在场的人以及在门外“旁听”的邹鲁签字，以为见证。
    延至 3月10日夜，孙中山的病情已经非常危急，经宋子文、何香凝事先征求宋庆龄的意见，何对汪精卫说：“现在不可不请先生签字了。”
    于是，汪精卫领头，大家来到孙的病室，此时，孙中山已难于握管，由宋庆龄执着孙的手，在两份遗嘱以及《致苏联政府遗书》上签了字。汪精卫作为记录者，也签上了名字。
    同时在场的其他 9个人作为证明人，也签了字，他们是：宋子文、孙科、孔祥熙、邵元冲、戴恩赛、吴稚晖、何香凝、戴季陶和邹鲁。
    其中，除戴恩赛是孙的女婿以外，其他人均为国民党元老。
    此后，孙仰卧病榻，口中不时低唤“和平”、“奋斗”、“救中国”。至 3月12日凌晨，孙中山进入弥留状态，在京的国民党员齐集行馆，准备为“总理“送别。
    据孙中山的侍卫李荣回忆：“12日晨一时，（孙中山）即噤口不能言。4 时30分，仅呼‘达龄’的一声，6 时30分又呼‘精卫’一声。”
    可见，孙临终前，除了妻子宋庆龄，唯一想到的人就是汪精卫了。汪闻声，忙抢到榻旁，孙张口却说不出话来，汪只得说：“请总理安睡。”
    延至 3月12日 9时30分，孙中山溘然长逝。
    此时，汪精卫守在孙的身边。蒋介石则亲率黄埔“学生军”，正在东征的前线“剧战”。在战斗的最危急关头，蒋曾说：“必须想办法挽回局势，我们不能后退一步，假如今天在此地失败了，我们就一切都完了，再无希望返回广州了，革命事业也得遭到严重的挫折。”
    3 月13日，就在孙中山逝世的次日，蒋介石麾下教导一团何应钦部以少胜多，大破林虎于棉湖，这就是“棉湖战役”。籍着这一战，黄埔“学生军”名扬四海，并以此为起点，一步步地“统一中国”。
    只是，这一切，孙中山已经看不到了。

        按：也是凭着“棉湖战役”，何应钦得到了“能战”的美名，并终生以此为荣。从此每到 3月13日，何都要请旧袍泽到家里会餐，以示纪念。所以，何应钦在国民党军史中所获得的崇高地位，是有其道理的，决非侥幸。

    3 月22日，在广东的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谭延闿、蒋介石等联名通电：“谨承总理遗志，继续努力革命。”
    此时，连国民党“中委”都还不是的蒋介石，已经有资格在“代帅”胡汉民领衔的通电上，“敬佩末座”了。
    4 月29日，这天对蒋介石有特殊的意义，就在这一天，他被任命为“党军”司令官，从此，蒋介石不就不光是黄埔军校校长了，而是中国第一支、也是唯一一支“革命军队”的统帅了，尽管这支军队此时还甚为“袖珍”，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借着这个开端，蒋介石将在整整两年之后开府南京。
    但是，在眼前，还要看汪精卫的。
    5 月 8日，汪精卫做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他从北京到潮州，去会晤了蒋介石。
    汪精卫找蒋介石干什么？
    他是来谈“个人行止”，即不久后，广东军政府改建为国民政府的事情。
    接着许崇智也来了，到 5月13日，廖仲恺、朱培德和苏联顾问加伦也来了。
    他们来，都是为了这相同的一件事，要听听“党军”统帅的意见。
    5 月24日，中国国民党发表宣言：“接受总理遗嘱，努力为民族平等国家独立而奋斗，以竟总理未竟之志。”同时，宣言声明“除孙中山外国民党不能更有总理”，从此，国民党就把“党魁制”改为了“委员制”，直到1938年 3月的“临全大会”决定增设国民党“总裁”。
    6 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定：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令机关。“党军”改称国民革命军。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
    1925年 7月 1日，国民政府成立，产生“国府”委员16人，他们是：汪精卫、胡汉民、张静江、谭延闿、许崇智、于右任、张继、徐谦、林森、廖仲恺、戴季陶、伍朝枢、古应芬、朱培德、孙科、程潜。
    接着选举国府主席，当天的会议，因戴季陶、张静江、于右任、徐谦和林森等 5人没有出席，因此，国府主席就要由余下的11人选举产生。
    虽说是“选举”，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在这16人当中，够格当这个“主席”的，不过寥寥数人而已。
    一是胡汉民。胡原本就代理着“大元帅”，这次又是把“军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则胡汉民由“大元帅”转为国府主席，似乎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在国民党“一大”上选举出来的24名中央“执委”中，得票最多的也是胡汉民（汪精卫排在第二）。
    二是谭延闿，孙中山“北上”时，令其“全权办理大本营事务，主持北伐军事”。
    三是汪精卫，汪是行刺摄政王的英雄，又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之一，还是“总理”遗嘱的代言人，他不够格，谁够格！
    这当中，自然是胡汉民与汪精卫的呼声更高一些。
    据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的陈公博回忆说：“那时还有一个严重问题．即是谁当第一任的国民政府主席。在我起草国民政府组织条例的当时，广州社会的推测，国府主席不是推汪先生，就是推胡先生。依常例判断，似乎国府主席应属胡先生居多，在国民党汪胡都有一样深长的历史，但胡先生目前还是代理大元帅，由代理大元帅一跃而为国府主席，那也很顺理成章。”
    选举由会议秘书伍朝枢主持，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
    等选举结果一出来，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汪精卫居然以11票满票当选！
    意外之一，胡汉民居然一票都没有！
    胡汉民，论资历、论能力，都没的说，但性格上吃了亏。汪精卫曾对胡说：“弟知人之明，素不如兄，故同志间谓兄精明，而弟长厚。”胡则认为：“精卫察言观人，或不如我，而处事条理周密，我不如也。我露锋芒，而精卫蕴藉，故时人有精明、长厚之评。”
    应该说，胡汉民对自己、对汪精卫的评价，都很准确。胡汉民的处事，咄咄逼人，锋芒毕露，人缘上不如汪精卫。陈公博说：“胡先生更素来好骂人，他的词锋尖酸刻薄，经他批评，身受者都有些像挖心之痛。”
    最关键的，胡汉民得罪了当时粤军中举足轻重的许崇智，对他极为不利。陈公博说：“那是陈炯明反叛之后，许先生由江西回师救粤，不幸在北江失败，许先生便带领着残部，和黄大伟、李福林等军队去打福建。胡先生以文人在军无用，由江西间道回至上海见孙先生，胡先生是当时大本营的秘书长，沦起失败责任，自然也不能完全诿卸。然而胡先生是素来自负聪明的，聪明人焉可以打败仗？所以虽然没有一定的要成则居功败则诿过，但至少对许先生下了许多苛刻的批评。许先生在福建时已经听见胡先生的评语，怒不可当，迨后来由福建回师广东，中途又打了几次败仗，孙先生对之更感不满。许先生以为孙先生对他不满，其故都由于胡先生的中伤，以一个素来骄蹇的人，自然更不会和他认为对头的自负聪明的人合作。”
    陈公博说：“这次改组国府他（指许崇智）倒成为一个重要角色。他于是结合了一般将领的力量，得了最高干部的同意，内外合力，共同拥汪，遂使胡先生失却了把握中的国府主席。”
    意外之二，汪精卫投了自己一票。
    据邹鲁回忆：“那时政治会议的秘书是伍朝枢先生，因为事情重大，他特别郑重，对发出的选举票，收回的选举票，每次都高声报告。在选举票朗读完毕后，他立起来说：‘发出选举票十一张，收回选举票十一张，选举汪兆铭的十一票。’他迟疑了一下，显然觉得有些奇怪，便故意又高声报告了一次。……这样便揭穿了汪兆铭自己举自己的伎俩，而汪也面红耳赤。”
    本来嘛，圣人都说过，“当仁不让于师”，为了救民于水火，投自己的票，并非坏事，反而是勇于承担责任的表现。问题是，在国民政府成立之前，汪不知道是心里没底、还是谦虚客套、抑或是扭捏作态，多次表示自己坚决不当这个国府主席。陈公博说：“当日空气中充满汪先生再三辞谢的消息，尤其他的夫人陈璧君不赞成他负那种大任。”
    结果一投票闹个大笑话，其虚伪暴露无疑。
    当然，不管怎么说，这个选举结果表明，在大家的心目中，已经将汪精卫当成了孙中山的继承人，这是毋庸置疑的。
    7 月 2日，在广州十万军民参加的国民政府成立庆祝仪式上，汪精卫庄严宣布：“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
    7 月 3日，国民党中央改组了于1924年12月24日成立的军事委员会，以汪精卫、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闿、许崇智、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以汪精卫为主席。
        政权、军权都抓在了汪精卫手中，现在，只差党权了。
    挡在汪精卫前面的，正是他的同学、好友，也是在国民党“一大”上，选举中央“执委”的时候，唯一比汪精卫票数多的那个人——胡汉民。
    谁也想不到，“国府”主席的选举刚刚结束还不到三个月，胡汉民就垮台了。
    据陈公博回忆：“记得当日中政会的情形，大家差不多不欢而散。因为国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都推定了汪先生，只把政治委员会主席让之胡先生，那种冷暖之情，已使胡先生极感不满。后来更因国府草创，仅先成立两部，财政部定了廖先生，而把外交部定了胡先生。胡先生便借题大发脾气，说他本人不懂外国语而任为外交部长，迹近玩笑，不待议终，当即发怒离席。鲍罗庭花了许多唇舌，扮作调人，说李鸿章也不懂外国语而为有名的外交家，在国府筚路蓝缕之时，非有一人才干如胡先生者不能胜任，这不是玩笑，而是大任。这样唇焦舌破才把僵局挽回。”
    回忆起这段往事，陈公博感慨地说：“后来廖先生的被刺，西山会议的召集，种种恶因，都种于国民政府改组的当日了。”
    没有选上主席的胡汉民，只当了个外交部长，本就窝了一肚子的火。但他没有想到，不久以后，还有件更窝火的事情在等着他。
    1925年 8月20日，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遇刺身亡。
    廖仲恺是革命元勋，国民政府刚刚成立，居然出了这样的事情，今后还得了！陈公博说：“无疑的这次事变是予国民党以重大的损失，因为十三年改组国民党，廖先生主持最力，改组之后他赞襄孙先生也最多。这次损失固然难以计算，而今后国民党的前途，在一般人们的心中已横了一重阴暗的云雾。”
    “于是中央政治委员会指定三个人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主持缉凶事件，这个委员会的委员是汪先生、许汝为（许崇智字汝为）和蒋介石三个人。委员会的权力是受之中政会，不止可以调动军警缉凶，而且可以扩张范围乃至于镇压反动。”
    侦查的结果，令人大跌眼镜，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居然牵连其中。
    胡毅生也是留日的，当年还是由他引荐胡汉民给孙中山的，后来于1905年加入同盟会。
    陈公博说：“特别委员会对于廖案，认为若不彻底办去，反动即生，于是由蒋先生派兵搜查胡先生兄弟的住宅，捕去胡先生的哥哥胡清瑞，和极有关系的林直勉。同时得许汝为的同意，革去第一军长梁鸿楷而代以李济琛，扣留两个粤军统领粱士锋和杨锦龙，更解散几枝杂牌军队，因为这些军队都与右派有渊源，而于这次暗杀案恐有相当的关系。不过认为主要人物胡先生的堂弟胡毅生是逃走了，当时哄动一时所谓右派十入团的组织因此受了打击。”
    不仅胡毅生，胡汉民的哥哥胡清瑞也给帮了不少“倒忙”。
    胡清瑞是广东省财政厅的一个科长，“品级”不高，却仗着有一个“代帅”弟弟，平日里极为张扬。胡清瑞喜欢赌博，因此凡是想见胡汉民的，都必须得陪他赌博，否则就见不成。对这样一个人，连他的顶头上司，广东省财政厅长廖仲恺，都拿他无可奈何。
    当胡清瑞被捕的时候，胡汉民怕在乱军中糊里糊涂送了命，于是“仓皇避到他亲戚的家中”。后来还是汪精卫担心胡的安全，特地让陈璧君陪他到黄埔军官学校暂住。
    据陈公博说：“汪先生后来告诉我，许汝为还想藉这机会杀胡先生，汪先生对于这个提议不赞成，说胡先生只负政治上的责任，不负法律上的责任，因此通不过。”
    对此，陈公博认为：“平情而论．这次有组织的暗杀是不是和胡先生有关呢? 汪先生说得好：胡展堂只负政治上的责任，不负法律上的责任。这个解释也很明了，自然不是胡先生当面指使凶手，但团体里酝酿暗杀廖先生，而胡先生不加阻止，这是事实。”
    陈公博说：“因此胡先生的威望大损，难于安居广州，及后算是由中政会派他到莫斯科考查政治，暂离中国，而胡先生则认为这是一种放逐，引为终身之恨。”
    1925年 9月22日，胡汉民被迫赴苏联“考察”。
    从此，胡汉民、汪精卫这对好友，就算“掰”了，即便以后再有什么合作，那也是仅仅出于利益上的思虑，友情云云，那是想都不要想了。
    9 月14日，汪精卫接替了廖仲恺国民革命军和黄埔军校党代表的职务。
    搞倒了胡汉民。蒋介石、汪精卫接着对付许崇智。
    许崇智，生于1887年，广东番禺人。
    许崇智本是世家子弟，其叔祖即前清闽浙总督许应骙，但其父早逝，许成了孤儿，在许应骙的帮助下，许于1901年入福建马尾船政学堂学习，次年被保送进日本士官学校，与阎锡山是同期同学。正是在日本，许结识了孙中山，并接受了他民主革命的思想。
    1904年，许崇智学成归国，入新军，驻福州，1906年加入同盟会。许崇智是职业军人出身，“武昌首义”、“二次革命”，许都积极响应，后成为孙在军事上的主要助手。
    在国民党“一大”上，许崇智当选为监察委员，后孙将广东的各种部队整编为粤军，以许为总司令，他的参谋长，就是蒋介石。同时，同时，蒋还兼任广州卫戍司令。
    许、蒋二人也是拜把子兄弟，但蒋要出头，非得将这位把兄“请”走不可。
    据许崇智的粤军总司令部宪兵营长林祥回忆：“蒋介石对许早存不臣之心，伺机而动。许亦知道蒋的行动色水不同，成为一种隐忧。手下人物最亲信的就是个同族兄弟许济，当第四师师长，是一个软弱无能之辈。因此后来他的参谋长蒋伯诚、旅长谭曙卿，皆受蒋介石收买而倒戈。”
    1925年 9月19日晚 8时许，蒋介石以广州卫戍司令的名义，派出一个连包围了粤军总司令部。并令粤军第四师参谋长蒋伯诚带着他的一封亲笔信交给许崇智。

    按：蒋伯诚，1888年生，浙江诸暨人。
    蒋伯诚毕业于苏州武备学堂，曾任保定军校教官。后在中原大战中，蒋伯诚曾参与策反韩复榘。韩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以后，蒋伯诚作为“委员长代表”被派往山东工作。

    当晚，林祥正在司令部带班，据他回忆，蒋伯诚去会见许崇智之后，“约半个钟头左右，桌上电话铃响，是许崇智对冯次琪（粤军副官处长、军法处长，系许的亲信）的讲话。冯把耳筒放下后，即对我说，刚才蒋伯诚持参谋长的亲笔函见总司令，函内大致说广东军队把持财政，总司令太过忠厚，无法处理。请总司令暂行离开，赴申三个月，俟处理就绪，请总司令回来等语。”
    不一会儿，许崇智又打来一个电话，说：“我将今晚之事用电话告知汪先生（指汪精卫），汪先生答我说：赴申是对的。你应该明日去上海暂住，等大家整好财政、军事后，请你回来就好了。汪先生都这样说，我没办法了。”
    这个许崇智也真是，明摆着，汪精卫跟蒋介石串通起来要摆布他，到这会儿了还看不出来，还给汪打电话求援，不糊涂么？
    林祥说：“20日拂晓，黄埔学生军进入总司令部，把全部公物冻结，不许乱动，全部接收了。第一师第一旅旅长陈铭枢早晨带蒋之亲笔函面呈许崇智，要陪同许崇智即日启程赴申，船票早已定好了。许崇智已成被动，任人摆布，于是颓然随陈铭枢赴申。”
    1926年 1月，在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汪精卫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至此，在汪精卫走上“革命”道路20年之后，他终于登上了自己人生的顶峰。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原本连候补“中委”都不是的蒋介石，一跃而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
        此时的汪精卫，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人，将成为他一生的对手。
    1926年 3月20日，又发生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刚刚代理海军局长没有几天的中共党员李之龙，被蒋介石抓起来了。这就是“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事件”，大家在中学课本中都学过，其前因后果，因过于复杂，且其中有些事情说不清楚，不再赘述。
    “中山舰事件”令汪精卫极为气愤，他认为这是蒋介石在公然挑战其权威，他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 ”“我在党有我的地位和历史，并不是蒋介石能反对掉的。”
    陈公博说：“汪先生从来不肯说这种自负的话，大约当日真是气极。”
    一气之下，汪精卫居然辞职了，出国了。
    在中央政治会议上，汪精卫说：“我是革命政府和党的代表，这件事的发生我也有责任，我只责己不责人，一切均由我不能尽职所造成，我将引咎辞职。此事一切善后工作，均由蒋同志去办。”随即于 5月11日前往法国。
    自从汪精卫出狱，并与陈璧君一同到法国旅行结婚以后，法国就成了汪精卫的“心灵鸡汤”，有点不顺心的事情，就往法国跑。
    之所以说汪精卫不太适合搞政治，因为汪的性格类型有点缺陷，不甚坚强，又好意气用事，稍有点挫折就灰心丧气，辞职、下野、出洋，以为能“拿”人一把。殊不知，你走了正好给别人腾地儿。
    1926年 4月16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召开“联席”会议，选举谭延闿为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为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并由蒋介石等“筹备”北伐。
    5 月17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整理党务案”。在“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第四条的规定中指出：“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
    这条规定，自然是冲着共产党来的。因此，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谭平山，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农民部长林伯渠不得不辞去职务。

    按：1924年 1月，经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选举出来的宣传部长，是理论家戴季陶，秘书则是后来被指控暗杀杨永泰的刘芦隐。后汪精卫接替了戴的职务，以毛泽东为秘书。
    1925年10月 5日，国民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以事务繁忙为由，提议由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10月 7日，毛泽东到宣传部就职。1926年 1月，毛泽东出席国民党“二大”，代表国民党中央在会上作“宣传报告”并继续当选为国民党候补“执委”。在此后的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仍推举汪精卫任宣传部长，汪则照方抓药，继续提议由毛泽东代理，秘书则是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沈雁冰。

    赶走了在国民党中央身居要职的共产党人，蒋介石继续拳打脚踢，首先是自任至关重要的组织部长，以陈果夫为秘书。
    考虑到汪精卫的影响，宣传部长、农民部长都给了汪系的人物，以顾孟余为代理宣传部长（这个职务，汪并没有辞去，所以顾只能“代理”），甘乃光任农民部长。
    此时，胡元老汉民已经回国，蒋介石给他安了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工人部长。另外又安排叶楚伧接替了原本由吴玉章担任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职务。
    对蒋介石来说，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是他在党内发展个人势力的初始，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也在此时崭露头角。同时，对我党来说，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则是一次重大挫折，从此，中共在国民党内就没有话语权了。
    1926年 6月 4日，国民政府特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专命北伐”。
    1926年 7月 4日，基本上是在被蒋气走的汪精卫以全票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的整整一年之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临时全体会议”，决定“将前后方之军政各机关划一组织，如交通宣传民众团体”一并划归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指挥，任命蒋介石为为军事部长，“有任免革命军及军事机关党代表权”。仅隔了一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再次召开“临时全体会议”，推选蒋介石为常务委员会主席，由张静江代理。
    至此，只用了一年时间，蒋介石凭着手里掌握的军权，驱走胡汉民、拿下许崇智、气跑汪精卫，只差名义上的国府主席了，而这，也不过指顾间事。

    按：张静江，1876年生，浙江湖州南浔人，本名张人杰，字静江。张与蔡元培、李煜瀛和吴稚晖并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由于张在党内的崇高地位，终生以字行。
    张静江家是南浔富户，早年结识孙中山之后，即成为孙的“后勤部长”，在经济上对孙助力甚多，孙称其为“圣人”。
    张静江是蒋介石的三个“贵人”之一。第一个自然是孙中山；第二个是陈其美，没有陈，蒋介石根本不可能有与孙中山交道的机会。
    第三个就是张静江。想当年，蒋介石加入中国革命党，就由张静江为他“监誓”，后又推荐蒋到粤军司令部当作战科主任。为资助革命，1920年，张静江带着蒋介石在上海搞股票。1922年，蒋介石辞别张静江，到“永丰”舰随侍孙中山，事后，蒋写了一本《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由张静江资助出版。此后，蒋之出任黄埔军校校长、北伐军总司令，都有张静江的推荐之力。
    为投桃报李，1926年 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推举张静江为国民党“中常会”主席，张静江力辞此职，最后由蒋担任，并由张静江代理。
    此后，在1927年，张又与吴稚晖等人，力助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
    可以说，没有张的提携，就没有蒋介石，因此，蒋尊称张静江为“革命导师”。

    1926年 7月 9日，意气风发的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旋即“督师北伐”，一路势如破竹，至10月10日，即“武昌首义”之后整整15年的那一天，北伐军攻克武昌。到11月拿下江西全境。
    1927年 1月 1日，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以国民政府名义，划武昌、汉口、汉阳为京兆区，准备迁移。

    按：也是在这个月的月初，具体地说是 1月 4日，被国民党免掉了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回到湖南，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对他老家湘潭及附近的长沙、醴陵、湘乡、衡山等 5个县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并于 2月18日写出了一份调查报告，其名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提出：
    “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不得不佩服毛泽东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洞察力，的是高人一筹。22年之后，“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的毛泽东，站上了天安门城楼。

    接着，国民革命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拿下福建、安徽、江苏。1927年 3月21日，东路军第二纵队第一军第一师薛岳部进驻上海龙华。3 月23日，攻克孙传芳的老巢南京。
    同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进驻上海龙华，旋即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警备司令：
        正在这个时候，汪精卫回来了。
    其实，汪精卫在国外，早就待不住了。
    早在1926年 9月29日，汪就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声明“前事无嫌”。蒋投桃报李，当时就给回了一封信，并于10月 3日电汪，请他“销假回国，共荷艰钜”，并请张静江、李石曾亲自去国外“劝驾”。
    10月17日，蒋介石又电国民党联席会议，仍然是敦请汪精卫“复出”，态度十分“诚恳”。
    次日，国民党联席会议请汪精卫“销假”，并推举何香凝、褚民谊等为“迎汪代表”，并发出“迎汪电”。
    此时，汪却十分闲适，始终按兵不动。
    早在10月初，蒋介石攻克武汉以后，国民政府就在筹备着迁到武汉。到11月，经国民政府联席会议决定了此事。蒋介石却把他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设在了刚刚攻克的江西南昌，并坚持认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也应该留在南昌。这下大家坐不住了，都在猜测蒋介石的用意，怀疑他要做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
    其实大家都太小看蒋介石了，他何必要“挟”天子，自己做天子岂不更省事！
    延至1927年 2月 8日，已在武汉安家的国民政府再次“电促汪兆铭回国”。
    这次，汪精卫大概是觉得火候差不多了，于是施施然地从欧洲启程，经莫斯科回国。
    3 月10日，以武汉方面“执委”为主导的国民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拿掉了蒋介石的组织部长，换上了陈公博。另外，由蒋介石担任部长的军人部，索性给裁撤了。同时改组了国民政府，实行委员制，选举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宋子文、徐谦等五人为常务委员。
    说实话，这次会议的召开，从政治策略上讲，并不聪明。首先，这次会议是在蒋介石和代理国民党“中常会”主席的张静江等人缺席的情况下召开的，也就是说，有意地排斥了一部分倾向于蒋方的执委，从法理上讲，先就吃亏。日后，蒋介石在南京召开“谈话会”，实际即效仿武汉方面的“故智”。
    另外，通过这次会议，表面上看，蒋介石的权势被抑制了，但实际上无所谓，有一支强大的“国民革命军”掌握在手中，蒋介石怕什么呢？
    何况，蒋介石手中还有一张王牌，那就是胡汉民。
    胡汉民是1926年 4月底回到国内的，正好赶上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给了他一个工人部长的名义，胡汉民觉得没啥意思，于是去了上海，“韬光养晦”。
    胡汉民刚刚回国的时候，蒋正在“兴头”上，“火”得不行，对胡并不感冒。然而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到了借重胡汉民的时候了。
    与汪精卫一样，孙中山去世以后，胡汉民也是旗帜性的人物。所谓旗帜，就是可以用来做虎皮的那种，披上这面虎皮，不是老虎也成了老虎。有了胡旗帜，对于蒋介石来说，汪旗帜合作不合作，都无所谓了。

    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对蒋介石而言，胡汉民、汪精卫两位元老，如果能“团结”其中一个，进而打压另外一个，往往能收到奇效。所以，蒋头脑清醒的时候，一定是拉汪倒胡，要么就是借胡反汪。反过来说，如果俩人一起得罪，一定要“触霉头”。这既是经验，也是教训。

    在胡汉民，早已恨透了汪精卫。说起这件事，又要提起许崇智被驱逐出广东之事。陈公博说：
    “因为汪胡后来之极端交恶，与此也有极大的关系。我前文不是说许先生（指许崇智）藉着廖案想要杀胡吗？许先生这次走沪，自然恨极汪先生，因为他的意思，以为汪先生之任国府主席，他有殊勋，此次蒋之敢于驱许，势必先得汪之同意。因此到沪之后，后来会见胡先生，反说廖案之时汪实在要藉故杀胡，所以没有实行，完全靠他反对的力量。胡先生平常已很难容物，现在先入许先生之言，真以为实有其事．后来汪胡始终不能合作．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胡汉民、许崇智先后失势，俩人并不恨蒋介石，却不约而同地把账都记在了汪精卫的头上。
    说起来，汪、蒋、胡、许四人角力，实在只便宜了蒋介石一人而已！
    这一回，蒋介石再次出手，他又要用胡汉民，跟汪精卫扳扳手腕。
    4 月 1日，汪精卫好整以暇地回到上海。4 月 3日，汪、蒋在孔祥熙宅举行了正式会谈，因大家担心俩人打起来，特地请宋霭龄做东道主，“居间斡旋”。
    其实，大家都多虑了，汪、蒋都是有头有脸的“政治家”了，桌下踢脚是有可能的，面对面地撕破脸皮，怎么会做这么有失风度的事情。
    会谈中，彼此的“风格”都很高，蒋介石主动表示要发出通电：“所有党务政治均由汪负责，统一于中央，本人专心军旅，对汪完全服从。”汪则答允“制止武汉派之反蒋运动”。关于党务问题，双方商定，于 4月15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予以解决。
    4 月 6日，汪精卫离开上海，到武汉“就职”去了。
    4 月15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如期在南京举行，只不过，这次会议是在汪精卫没有参加的情况下召开的。
    汪精卫不在没有关系，有胡汉民足矣。头一天，即 4月14日，在南京的国民党执委胡汉民、蒋介石、张静江、柏文蔚、萧佛成；监察委员吴稚晖、蔡元培、李煜瀛、邓泽如、陈果夫等人，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的预备会，由胡汉民任主席。
    由于国民党执委大半都在武汉，凑不够法定人数，原定的二届四中全会实在是开不了，于是决定将 4月15日的会议改为“谈话会”。
    由于早期国民党的特殊性，这种“正式会”改为“谈话会”、“谈话会”改为“正式会”的情况，多次发生。
    但是，就在 4月15日的这次“谈话会”上，决定了许多重要的事情：如取消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如取消武汉国民政府；如成立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如建都南京，成立国民政府。等等。
    蒋介石的这一手，把武汉的汪精卫都快给气疯了。汪是那种“君子可欺之以方”的人，文人气质过浓，办事讲究游戏规则，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大家约好了的事情，我还没去呢，你怎么就把会给开了，哪有这么办事的！
    所以，汪精卫这样一个人，如果把他扔在文人堆里，永远出类拔萃。李宗仁曾评价他：“汪兆铭的为人，堂堂一表，满腹诗书。言谈举止，风度翩翩，使人相对，如坐春风之中。初与接触，多为折服，故颇能号召一部分青年。然汪氏黔驴之技，亦止此而已。”
    等汪精卫碰上蒋介石，好比周瑜撞上孔明，在在都处于下风，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往东不行，往西也不是，明明无比有理的事，到最后每次都搞得灰头土脸。实在没辙了就只好“撂耙子”。但“撂耙子”跟“撂耙子”还不一样，蒋介石也撂过耙子，每次都是过不几天就让人给请回来。汪就不行了，愿意撂你就撂，什么时候高兴了，请你回来。不高兴，你就在国外待着吧。想想也确实气人。
    不过生气没有用，蒋介石手里有军队，有江浙财团，有枪有钱，他当然不怕。汪精卫呢，除了一张漂亮的脸孔，和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巴以外，什么都没有。所以，蒋介石从来都做实权派，汪精卫，那就只好委屈你当当旗帜算了。
    南京的蒋介石不会去管武汉的汪精卫生不生气，4 月16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委员会与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推选谭延闿为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
    4 月16日，南京中央政治委员会议议决：自 4月17日起，国民政府在南京办公。推胡汉民为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会议主席。
    同一天，武汉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开除蒋介石国民党党籍，免去本兼各职，并“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第一集团军全部由武汉军事委员会指挥。
    对此，南京方面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只当武汉的汪精卫是透明人。4 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蔡元培代表中央党部授印，胡汉民代表国民政府受印。发表建都南京宣言，并举行“庆祝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与恢复国民党党权大会”。会上，发表了《国民政府宣言》，其中称：
    “在此国民革命急速进展与民众热烈盼望国民革命完成之时期中，政府谨遵总理遗志，接受多数同志之主张，依据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于四月十八日在南京开始办公。南京地位在党务上、政治上、军事上、地理上均较武汉重要，定都以后，本政府所负领导国民革命与建设民国之责任愈益重大。”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最先响应的，是随蒋北伐的何应钦和桂系，4 月24日，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等通电拥护南京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否认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之决议及所产出机关之一切命令，一致完成北伐。”
    4 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出通电：“所有汉口联席会议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产生之机关所发命令，一律否认。”
    至此，蒋介石正式将汪精卫甩在了一边。下面的事，就是怎么样把两个政府、三个中央（上海还有一个南京、武汉都不承认的“西山会议派“中央”）捏到一块了。这个事，蒋介石不管了。
    8 月12日，蒋介石宣布辞职，称：“中正稚鲁无文，自熏沐总理之教训，即以二义自矢：（一）认党高于一切。在党的利益之下，党员个人，绝无逞主观用感情计利害之余地。（二）认捍卫党基为党员最大之天职。”“设立中央政府于南京乃总理指定。”“所蕲求者，唯在吾党统一，吾军团结，完成北伐与建国之二大使命”。“中正以总理死后之信徒，负党国重大之付托”。等等。
    最后，蒋介石说：“余自受命党国，出师北伐，已兹一年。环顾四周情况，党国呈分裂之兆。人民穷困，国民之大业，荏黄不见发展。然武汉等同志不查真因，诽谤集余一人，余之存在既非党国利益，故余毫不踌躇，即刻下野。”
  8 月13日，蒋介石正式电南京国民政府辞职，第二天就回奉化老家去了。南京的事，交给别人去“吵包子”。
    9 月22日，蒋介石由张群陪同去了日本，找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去谈自己与宋的婚事，此前，他已征得宋美龄本人的同意，就等老太太一句话了。
    蒋介石走了，国民党内更拎不清了，再加上李宗仁、唐生智、冯玉祥、阎锡山等人在里头这么一搅合，打成了一锅粥。不得已，只好“敦请”蒋介石“出山”。
    恰好蒋在日本的事情也办完了，正合适回来结婚。11月10日，蒋介石回国。
    12月 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完婚，同一日，冯玉祥、阎锡山电请蒋介石“复任总司令职”。
    12月 8日，蒋介石反客为主，倒劝上别人了，他发表了一份《告同志书》，要求大家“捐弃前嫌，一致合作”，促成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听那话头，仿佛他反而成了局外人了。
    12月10日，二届四中全会的预备会召开，汪精卫忍着气提出“催请蒋介石同志继续执行总司令职权案”：
    “而蒋同志之能胜此大任，已有不朽之事功为之证明。中间虽经宁汉分裂，稍行扦隔，然自宁汉合作以后，则此等痕迹，已经消逝。国民革命军诸部队夙归蒋同志节制，决无稍持异同之理。况冯、阎两同志早经倡议，更可徵国民革命军人心理之同呼。蒋同志辞职，本未得中央允许，今兹以预备会议之决议，催促继续执行职权，实为义不容辞。”
    看提案的意思，竟然是在求着蒋介石赶快回来“复职”，汪精卫的心情可想而知。
    经会议决议：“即日促蒋介石同志继续行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以完成北伐，并筹备全体会议之进行。”
    这个决议说的是两件事，第一，蒋介石回归已经成为定局。第二，由蒋介石负责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准备工作，换句话说，蒋介石将主导二届四中全会。
    预备会议结束，心灰意冷的汪精卫当即表示“引退”。
    要说这人倒霉吧，喝凉水都塞牙，就在“预备会议”的第二天，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发动起义，李济琛等人把此事扣在汪精卫的头上，说“广州共产党苏维埃政府推汪精卫为主席”，搞得汪极为被动。
    12月14日，吴稚晖发表《想当时的一席话》，痛斥汪精卫。在上海的广东人也哄起来，要求通缉汪精卫，上海租界马上把汪以及与他走得比较近的人给看起来了。
    至此，汪在国内是彻底待不下去了。12月17日，汪精卫离开上海，喝他的法国鸡汤去了。
    汪是 4月份回国的，前后 8个月，这 8个月时间，在汪精卫的政治生涯中极其失败。汪此次回国，由于在政治形势上缺乏精准的判断，在政治手腕上也不够老辣，本想利用别人，反被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不自知。其结果就是怎么做都不对，每做一件事就开罪一两个派别，几面不讨好、里外不是人。最终不仅威望大跌，且名誉大损，给别人搞得如同跳梁小丑一般，眼看离“革命领袖”的位置是渐行渐远了。
    从此以后，除了他的几个亲信以外，再没有人寄希望于汪精卫了。
    1928年 2月 7日，经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议：以蒋介石、谭延闿、戴季陶、丁惟汾、于右任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以谭延闿、蔡元培、张静江、李烈钧、于右任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改组军事委员会，以蒋介石为主席；
    同时，会议决定：“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案，交国民政府责成军事委员会，北伐全军总司令，统筹全局，从速遵办。”
    二届四中全会在国民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显而易见的结果是，此前一直被广东人控制的国民党，转而以浙江人为主导。
    原有的广东籍元老，除廖仲恺、邓铿、朱执信先后遇害以外，汪精卫、胡汉民、许崇智、古应芬、伍朝枢、邓泽如等等全部边缘化，只留下了一个孙科；而浙江籍方面，蒋介石自不待言，张静江、邵元冲、戴季陶、叶楚伧等地位也显著上升。为避免地域色彩过于浓厚，还特地将国府主席的位置给了湖南人谭延闿。
    也是从二届四中全会开始，蒋介石在国民党、军队和政府中，开始占据主导位置，汪精卫用了十几年奋斗得来的地位，蒋介石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

psyzjs

这连载怎么还没完呢？

向于老前辈问好。刚从苏州回来，耳目一新。这么近，以后总会走动的。

ys1937

这连载怎么还没完呢？
psyzjs 发表于 2010-11-18 23:34

**

    据万千人先生的想法，可能还得写很长。
    本来，该文可以有二种写法，一种是只写军统的，例如，只写汪精卫河内被剌案，不写汪之前的历史，这样就可以很快结束了。另一种是像现在那样写，先交代汪剌清摄政王案、汪蒋之争、汪为什么投日，最后最写汪被剌，这样，实际上是在写“民国史”了。看来，作者走的是后一种路子。
    其实，在汪精卫的这段历史中，作者还是“省略”了二大段，即中山舰事件和七一五武汉分共，据作者的说法，是“不好写”。
    原作者是每天发一段，已发了二百多天了，俺是把它组织成大段（未经作者同意的）的转发（不动文中一句话的转）。
    说实话，但愿在俺的“有生之年”能看完、转发完这篇东东。嘻嘻。

ys1937

45、附：高宗武的活动

    前面说过，1931年，因为选“总统”的事，蒋介石扣押了胡汉民，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国民党再次分裂，胡汉民、汪精卫各拉着一拨人奔了广东。
    同时得罪了胡元老和汪元老，这下蒋介石可有大麻烦了。1931年11月18日、11月23日和12月 3日，国民党在南京、广州和上海分别召开了三次“四全大会”，把一个执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搞得如同儿戏一般。
    不得已，蒋介石又一次使出了自己的老招数，于12月15日辞去国府主席和行政院长的职务，第二次“下野”。
    蒋介石走了，总算可以踏踏实实坐下来开会了。
    1931年12月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召开，为避免矛盾，决定对经南京、广州和上海召开的三次“四全大会”选举出来的“中央执、监委员”采取“全部承认”的态度，并由他们组成“中央政治会议”。同时决定，中央政治会议不设主席，而采取常委制，经选举产生的三个常委也并不出人意料，即党内威望“最高”的汪精卫、胡汉民和蒋介石。
    四届一中全会的这套做法，本意自然是为避免蒋的独裁，但其做法并不高明。汪、蒋势同水火，大家都知道；汪、胡原是好友，但早在1926年就已经反目成仇；蒋、胡之间，更不必说了，本来，蒋“开府”南京，得胡之力甚多，但蒋一上台马上就翻脸不认人，不久前又把胡抓起来，酿成一场祸事，胡早把蒋恨到姥姥家去了。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我党至此，非蒋、汪、胡三人赤诚合作，不足以谈复兴，但是他们三人相处有年，他们自己均深知他们三人绝无合作的可能，因此从未打算真正长期合作。偶尔合作，彼此都知是相互利用，得机则必然又来一个你死我活。”
    这样三个人，如何能在一起共事！
    接下来要选国府主席和行政院长了，这是蒋辞职后空出来的两个职务。国府主席是国家元首，这是一个荣誉性的职务，谁当都问题不大，只要符合两个条件就行：第一，资格老，“德高望重”；第二，派系色彩不能太浓，手中最好没有军队。湖南人谭延闿经常被被推出来扮演这个角色，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反之，蒋介石坐在国府主席的位置上，总让人感觉不大像那么回事，除了其“新军阀”的面目以外，资历不够，也是原因之一。
    问题是谭延闿早在1930年就去世了，于是大家推举了林森。林森是老资格的同盟会会员了，早在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林森就是参议院院长，到袁世凯在北京成立政府，林又“蝉联”参议院院长，论资格无人能及。且林森生性恬淡温和，崇尚“与幽人语自生悟，得静者相能永年”，从不与人相争，把他放在这样一个位置上是再合适不过了。
    从此一直到1943年 8月去世，林森当了整整十二年国府主席。林在这个位置上确实很合适，据说，当年有的官员进京前去拜访他，林说：“文官去见汪，武官去见蒋，不用见我。”
    国府主席好选，行政院长就不好选了，这是个负实际责任的位置，如选汪精卫，胡汉民肯定不干；选胡汉民，蒋介石又绝不会同意。
    没办法只好三个人都不干，行政院长给了孙科。
    1932年元旦，孙科上任。由于财政部长宋子文与蒋同时辞职，孙手里没钱，这个行政院长可怎么当？
    从1924年宋子文回国，就一直管钱，先当商务部长，后转财政部长，又兼中央银行总裁，没他，别人还真是“兜不转”，借钱都没处借去。偏巧军政部长何应钦不知道是成心还是受蒋指使，三天两头来申请军费，搞得孙科一点办法都没有。
    到 1月 9日，孙科不受这个罪了，他也实在是干不下去了，只好请蒋、汪、胡三人“出山”，到 1月25日，孙科内阁辞职。
    恰在此时，“一二八事变”爆发，蒋介石顺理成章地出来“拯救危亡”，就在“一·二八事变”当晚，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以汪精卫为行政院长，孙科改为立法院长，以罗文干为外交部长。
    汪精卫如愿当上了行政院长，对蒋也得有点表示，于是，在 3月 1日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汪提议由蒋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3 月 6日，经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以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
    蒋介石的这个委员长，当得比林森的国府主席时间更长，一直当到1946年 5月底，军事委员会裁撤，其职能归国防部为止，干了十五年。
    同时会议还决定，由蒋的亲信陈立夫任组织部长、汪的亲信陈公博任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
    从1926年广东国民政府成立，折腾了五、六年，汪、蒋此起彼伏，打得不亦乐乎。到今天，终于确定了蒋介石主军、汪精卫主政、蒋、汪共同主党的格局。国民党内，终于可以稍微消停一下了，同时，这也是蒋、汪合作最为“水乳交融”的一段时间。
    到1933年12月，罗文干辞职，汪精卫又兼任了外交部长职务。
    1935年11月 1日，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的开幕式上，汪精卫替蒋介石挨了三枪，不得不出国养病，让出了来之不易的行政院长职务。
    在此后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重新对党、政主要负责人做出了安排：由胡汉民、蒋介石分别担任中常会正、副主席；由汪精卫、蒋介石分别担任中政会正、副主席；由蒋介石、孔祥熙分别为行政院正、副院长。
    粗看起来，还是汪、胡、蒋的“老一套”，问题是汪精卫在德国养伤，胡汉民在广东，一心一意地经营他的“西南两机关”，根本不管“中央”的事。蒋介石遂以国民党中常会副主席、中政会副主席、行政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总揽党、政、军的全局。
    至此，蒋介石一举奠定“革命领袖”的地位，其他人，再也无法与之争锋了。
    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同时选举孙科、叶楚伧为立法院正、副院长；居正、覃振为司法院正、副院长；戴季陶、钮永建为考试院正、副院长；于右任、许崇智为监察院正、副院长。
        这个格局，一直持续到抗战爆发以后。像戴季陶的考试院长、于右任的监察院院长，都当了许多年。
    1938年 3月，国民党临全大会召开，会议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同时选举汪精卫为国民党副总裁。
    这是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最后一个职务。
    这也是最令汪精卫生气的一个职务。
    实际上，连这个副总裁，都是老蒋千方百计、想了很多办法才“施舍”给汪精卫的。
    将国民党改回“党魁制”，表面上的原因，自然是出于抗战的要求，同时，也是蒋介石集权的需要。
    自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把“总理”的头衔永远留给了中山先生，领导体制改为委员制，全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闭会期间为中央执行委员会，而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行使这一权利，简称“中常会”。
    另外，孙中山在世的时候，为分担孙的工作，国民党成立了一个“中央政治委员会”，后来又曾改名为“中央政治会议”，简称“中政会”。
    最初，“中政会”仅是一个咨询性质的临时机构，对孙个人负责。孙中山逝世后，胡汉民、汪精卫曾先后担任“中政会”主席，并将“中政会”的体制固定下来，定位为：“关于政治方针，由政治委员会决定，以政府名义执行之。”换句话说，“中政会”成为国民党指挥政府工作的指导性机构，即连接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桥梁。
    国民党取得政权以后，工作重心向政府偏移是很正常的事情，久而久之，参与政务的“中政会”地位越来越重要；反之，作为国民党最高权利的化身的“中常会”，由于只管党务，反而显得无足轻重。
    蒋介石是军人出身，党内的地位原本很低，通过几年来的拳打脚踢，成为了实际上的“革命领袖“，大家会看到，在1935年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不论是管党务的“中常会”、还是管政务的“中政会”，蒋介石都是负实际责任的副主席，党内的威权已经逐步集中到蒋介石个人身上。
    但不管怎么说，此前，最起码在表面上，蒋主要以军事和政府工作为主，而没有确立在党内的地位，上面还各有一位国民党的元老压在头上。尽管胡汉民已经去世、汪精卫已经基本上被打趴下，但这层盖子必须揭去，蒋介石必须明证言顺地成为党的“一把手”。
    另外，抗战刚刚开始，急需事权的统一，“在制度上明确规定全党之领袖，俾此革命集团有一稳固之重心。”这倒也是一个可以摆得到桌面上的理由。
    国民党设总裁，这个位置，自然是给蒋介石的，这个大家都明白。
    难于处理的是汪精卫怎么摆。
    以汪精卫的历史地位和对“革命”的贡献，又加抗战时期，“团结”为重，从哪个角度考虑，蒋介石都不可能无视汪的存在，必须给他一个合适的位置。
    经过考虑，蒋介石决定在“总裁”之下，增设一个“副总裁”，让汪精卫当。
    问题在于，无论总裁、还是副总裁，都不是任命的，这是党的代表大会，都是要经过代表选举才算数的。
    自己选总裁，蒋介石知道问题不大。汪精卫就难说了，万一选举当中出点岔儿，大家不同意增设这个位置，或是选上一个不相干的人，这番做作可就都白费了。
    为了确保汪精卫“选”上副总裁，蒋介石花了很多心思。
    其一，在表决方式上做手脚。通过大会“议事规则”规定，举手、起立、投票三种形式，都可以用来表决，这样就回避了大难题，凡是可能引发意外的表决项，一律以“起立“的方式表决，这样，多一人起立少一人起立，都问题不大，便于打马虎眼。
    难办的是，“议事规则”也是需要经大会通过的。于是，在大会的预备会议上，事前安排，由国民党元老居正向大会建议，因“议事规则”很长，如果逐条念下来，然后再讨论，很浪费时间，建议省略这一项，直接通过算了。
    居正的建议合情合理，前面说过，为保证安全，“临全大会”是用了四个晚上的时间召开的，每次都搞到深夜，时间确实很宝贵。另外，与会者也没有想到蒋介石要通过这样一个“规则”，在“保”汪精卫的问题上搞小动作，于是，“议事规则”就在没有讨论的情况下通过了。
    其二，创造性地规定，总裁、副总裁两个职位一起选举。要么都同意、要么都不同意。这样，要选蒋介石当总裁的，只好同时“捎带手”把汪精卫的副总裁一起选上。
    “选举“的当天，据龚德柏回忆：“这天是由于右任主席。此老那时已六十岁，虽不算甚老，但其说话声音最低，虽在四五排亦听不清楚，后座更不待言，故会场始终混乱不宁。后来秘书长叶楚伧代为说话，始能进行议事。这时代表中对于设总裁一案固少反对，对于设副总裁则持异议者不少。”
    龚德柏本人就反对设副总裁，他说：“因之设副总裁案，若以正当程序付表决，恐难通过。于是付表决时，秘书长叶楚伧乃宣称：‘赞成党内设总裁、副总裁者请起立。’”
    龚德柏说：“这种表决方式是违法的，因为设总裁是一件事，设副总裁又是一件事。有人对于设总裁赞成，而却反对设副总裁。这样表决，将使人不能抉择。”
    龚德柏说错了，他肯定没有仔细阅读经大会预备会议通过的“议事规则”，“这种表决方式”一点不违法，蒋介石早就料定了大家会有这样的异议，从程序上先站住了脚步。
    龚德柏很生气地说：“故我几乎要起立反对这种表决方式。但忽然又想：我已决定作死牛死马不发一言，又何必在此重要关头，作此要讨人们厌恶之事？遂不起立，而默认其表决方式。该案遂通过。”
    党内设总裁、副总裁的议案“顺利”通过。接着出场的，是另一位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由他提出分别选举蒋为总裁、汪为副总裁的提案。吴还特地做了一个说明，指出：
    “总理发明了世界上唯一的三民主义，经积年不断奋斗，才树立了党的中心力量。当时本党的基础在广州，担任军事方面责任的，就是蒋同志；担任政治方面责任的就是汪同志。他们好像亲灸学生，把总理所要给我们同志的遗训，都接受下来，传达出来。以后本党发展，总理自己并没有看到。而总理中心主义未来的发展，还要靠两位同志与各位同志不断的努力。”
    通过“说明”，吴稚晖强烈地暗示大家，只能选“蒋同志”和“汪同志”，不要胡来。吴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由他来说这个话，是比较合适的。
    吴稚晖说完了，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时刻——该“选举”了。
    龚德柏说：“叶楚伧偷关漏税，秘密输入副总裁之诡计既获胜，第二诡计又来了。他又以‘赞成推蒋中正同志为总裁，汪兆铭同志为副总裁的请起立’的方式，再秘密输入汪兆铭为副总裁了！”
    至此，汪精卫“顺风顺水”的选上了国民党副总裁。
    至此，汪精卫彻彻底底地被蒋介石打翻在地。
    对蒋介石而言，他肯定以为，自己很对得起汪精卫这个老对手了。而从汪精卫的角度，以这样一种屈辱的方式“上位”，而且是“屈居”在党内的后辈蒋介石之下，其心情可想而知。
    据与会的陈布雷后来回忆说：“推蒋公为总裁，而汪副之。盖蒋公意存谦让，以汪为革命旧人，望其兼负领导革命之责。然汪于接受推举之即席演说中，即有不自然之情态见于词色，余等皆察觉之，颇引以为忧。”
    龚德柏则说：“汪兆铭终于被推为副总裁后，起立说话时，脸上青一块白一块，态度很不自然。所以我断定：他之投敌是由此时决定。”
    龚德柏进一步分析说：“若分别表决，则设副总裁案可能被否决。副总裁既不设，则汪兆铭当副总裁之事就没有了。汪不当副总裁，则他虽不能当总裁，亦会不致如当副总裁之受屈辱。因为他平时自命为党中之老资格，今乃使之屈位第二位，实大大的侵犯他的尊严，而使他永久认为耻辱。”
    龚德柏说得很对，蒋施舍给汪这个副总裁，不管蒋的本意是什么，对汪来说，此举都意味着绝大的侮辱。胜者有胜者的骄傲，败者有败者的尊严，汪精卫的“被”副总裁，其内心深处的感受，与当众被别人抽两个耳光，估计没什么区别。
        龚德柏断言：“他（指汪精卫）的决心投敌，甘作傀儡，大约由此时起已作最后决定。试观三月三十日被选为副总裁，五月间即派高宗武赴东京与敌勾结，而甘心作傀儡以自慰。”
    龚德柏提到的高宗武，其实是蒋介石的亲信。
    说起高宗武，又是一个大历史中的小人物，但是，这个“小人物”，曾经两次改变中国抗战的格局。
    高宗武，1906年生，浙江乐清人。
    高宗武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学法律的，1931年回国。他后来回忆说：
    “和许多中国人一样，我曾经留学日本，蒋委员长和军政部长何应钦也是日本留学生。我在日本学习八年，日语说得跟日本人一样。我的时运不错，l931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回国加入南京《中央日报》，在报上发表了好几篇关于日本现状的文章，引起蒋委员长和外交部长汪精卫的注意。虽然之前从未晋见过他们，但我依然于l932年夏受聘加入以委员长为主席的军事委员会。”
    1932年，高宗武被时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看中，进入外交部任日本问题研究员。
    高宗武回忆说：“1932年春天，我第一次见到汪。他写了张字条召见我。他要见我是为了我在南京《外交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有关日本国内状况的文章。我们单独谈了两个半小时。跟其他人一样，我对他的魅力和美貌( 像戏台上的英雄或童话中的王子 )、活泼的脸部表情、沉静的仪态以及从而显示出的思想深度、生动感人的语气，为之印象深刻。五十岁的他，看来顶多三十出头，尽管那时他已为糖尿病所苦。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极容易被他的讲话技巧所折服。”
    高宗武还评价了陈璧君，他说：“汪夫人一直讨厌汪的年轻相貌，因为她一辈子都被当作汪的母亲看待。”
    1934年 5月，高宗武任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仅一个月后即升任亚洲司副司长。
    高宗武回忆说：“从这时起，我的麻烦开始了。”
    刚刚上任，高宗武就面临着“藏本事件”。他说：“1934年 6月 8日晚上，一名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的职员，藏本英明，突然失踪了。事情发生在中国首都，在中国的日本官员们立即认识到这是向中国提出严重交涉的好机会。”
    “藏本事件”，我们前边是说过的，当时首当其冲的，就是年轻的亚洲司副司长高宗武，与他打交道的就是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
    对须磨，高宗武及其厌恶，他说：“须磨是个咄咄逼人、横眉竖眼、体重 200磅、绝对令人讨厌的家伙。日本报纸在官方指引之下大幅报道失踪事件；须磨为了加大讨价筹码，在向记者谈话时刻意提高藏本的身分，说他是副领事或代理副领事，须磨坚持藏本为中国宪兵谋杀。”
    高还说：“在所有日本人当中，我最讨厌须磨，所有中国人也一样。他办事虚伪，处理‘事件’的手法绝对卑鄙。中国人一听到须磨的名字就变脸。”
    最终，“藏本事件”得到了“圆满”的解决，高宗武说：“日本人和须磨当然大为狼狈。虽然有些日本人敢于批评须磨，要政府召他回国，可是须磨在南京继续待了三年，然后升任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参事。”
    接下来，高宗武面临的，是一项更加棘手的工作——协助谈判中华民国与伪“满洲国”通邮问题。
    高宗武说：“日本于1931年占领满洲之后，中国政府即下令中断两边邮政及通讯。1933年的《塘沽协定》中有一条，即中日代表应通过谈判恢复通邮。日本给予华北中国官员极大压力，逼迫他们早日解决日本提出的各种对日本有利的难题。压力背后永远是日本强大的军事力量。”
    本来，主持谈判的是“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高宗武说：“他处理日本问题的方式受到中国人的批评，说他软弱。黄郛于是要求政府从南京派一名代表来北平处理通邮问题。”
    这个任务，落在了高宗武身上。他说：“我对接受这份差事很犹豫。我知道我很可能被不满意的日本人杀掉，或因仅仅退让一寸，而被那些认为我软弱的中国人杀掉。但是为了延迟日军进一步的军事活动，以便我方做好军事准备，我可能被迫退让得比一寸更多。”
    1934年 9月，高宗武赶往北平，他说：“我的首要训令是必须在不涉及中国承认傀儡‘满洲国’的前提下谈判。这当然是很不正常的，我们一面要说‘我们不承认你’，一面又要说‘我要跟你讨论重要事情’。不过，想到长久以来不能与在长城以南的兄弟姐妹、朋友亲戚们通信的东北四省同胞，我并不十分在乎这些。”
    与预料的一样，谈判进行得十分艰难，高宗武说：“许多问题中，最难的问题是傀儡‘满洲国’在中国的不承认政策之下，到底要用什么样的邮票。中国不能接受印有‘满洲国’字样的邮票；中国也要求在长城设立输送邮件的邮务代办所，以避免与‘满洲国’邮局直接接触。”
    在这种自相矛盾，近乎自欺欺人的指导思想下进行“谈判”，令高宗武的态度极其“难拿”。最后，高将自己谈判底线定为：“根据中国不承认日‘满洲国’的政策，我们只能讨论邮政技术问题，不触及政治。如果我们达致协议，我们将完成这个协议，但不签名用印，只能以备忘录的形式作为以后的参考。”
    对此，日本人当然暴跳如雷，谈判旷日持久，无法达成一致，中国方面也不满意，高宗武说：“黄郛责备我，说我年轻调皮。殷同警告我，‘这些谈判出不了英雄’。我以负全部责任来安抚黄郛，然后向胖胖的、圆眼睛瞪着我的殷同说：‘我离开南京之前就知道不会成为英雄。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利用日本人的影响力来当个铁路局长。’”

    按：殷同，1889年生，浙江江阴人。毕业于日本经理学校高等科，与前面说过的汪时暻是同期同学。
    殷同也是亲日分子，曾与何应钦、熊斌共同参与《塘沽协定》的谈判，后任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顾问，1933年10月任北宁铁路局局长。因此，高宗武讽刺他，说“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利用日本人的影响力来当个铁路局长”。
    1937年，殷同改任铁道部顾问。接替他的，就是没有潘毓桂那么“像日本人”的陈觉生，后陈被日本人药死。

    高宗武说：“谈判破裂后第三天，我收拾行囊准备回南京，这也许并不完全是中国人的手段。不过，不出所料，日本人派了个人来提议再开一次会，我当然同意。他们发现我并非虚张声势，因而做了一些让步。……三个星期后，没有签名的备忘录终于为双方接受。”
    “双方妥协的结果，中国自由区与日本占领区之间的邮递，至今通行无阻。换句话说，占领区的邮政制度，仍然在中国政府的管辖之下。”

        按：高宗武所说的“至今通行无阻”，是指他写作回忆录的时间，即1944年。

    “通邮谈判”使高宗武名声大噪，1935年，年仅29岁的高宗武晋升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他后来回忆说：
    “通邮问题解决后不久，我从亚洲司副司长晋升为司长。由于许多适合这个职位的官员年龄都比我大，资格也比我老，这个升迁毫无疑问是委员长的意思。”
    高宗武说：“升级带给我更多的困难，因为那意味着与日本更频繁的接触。没有一个中国人有我那么多与日本人谈话的次数。”
    高宗武说：“我经常被叫去设法化解日本人要求答复他们提出的各种方案的压力。除了日本外交官之外，陆军和海军武官，和他们的代表人，也时常来找我。包括冒充南满铁路局官员的西义一将军的弟弟。对付不断的恐吓，我说：‘我常住暴风海上，所以不怕晕船。’”

    按：“西义一将军的弟弟”即西义显。此时的高宗武还不知道，日后，他与西义显打交道的时候还多着呢。

    话虽然这样说，无休止的谈判，还是令高宗武身心俱疲。高宗武说：“我自己也疲倦透了。我向外交部请假，事实上我想辞职，可是张将军告诉我他即将离职。所有中国人都避免和日本人接触。张将军坦诚地告诉我，所有他的朋友都劝他把接触日本人的事留给我。曾经跟日本人打过交道的中国官员，不管他们多么爱国，风险都非常大，下场都很不好。”

    按：“张将军”即张群，原湖北省政府主席，1935年11月，汪精卫遇刺之后接任外交部长，遗缺湖北省政府主席则由杨永泰接替，结果杨接任不久，即因“亲日”被刺身亡。

    高宗武在东京帝国大学的一个同学、时任日本驻华大使馆秘书松村喜寿，曾经很坦率地对高说：“对日交涉的中国官员，不管他多么能于，多么苦干，都不会有好结果的。”
    松村还说：“一些中国政客认为一旦中日发生战争，西方列强会帮助中国。实际上，这是一厢情愿，对中国没有好处。我怀疑一旦中国被侵略，没有哪个国家会出来帮助中国。”
    松村说得很准，如果不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西方列强”真的不会有一个站出来帮助我们。
    张群当外交部长，对日交涉全部委诸高宗武，据高的友人周谷后来回忆说，有一次蒋介石打来电话，张群接的，蒋一听是张，也不寒暄，直接说：“我找高宗武。”可见蒋对高的倚重。
    所以，高不但不能辞职，还要承担更重要的任务。
    前面说过，抗战爆发之初，蒋介石、汪精卫正在庐山召开“庐山谈话会”，蒋在发表了“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著名讲话之后，因平津战局急转直下，遂结束了第一期谈话会，匆匆下山主持军务去了。
    第二期谈话会由汪精卫单独主持，在谈话会上，汪精卫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
    “我们当日若不忍耐而孟浪牺牲，则牺牲为无意义，今日若不牺牲而犹言准备，则准备为尤无意义。‘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不使敌人有一些得到手里，这意义诚然是严酷的，然不如此，则尚有更严酷的随在后头。质而言之，我们如不牺牲，那就只有做傀儡了。”
    “我们不但因为不愿做傀儡而牺牲了自己，我们并且因为不愿自己牺牲之后，看见自己的同胞去做傀儡，所以我们必定要强制我们的同胞，一齐的牺牲，不留一个傀儡的种子。无论是通都大镇，无论是荒村僻壤，必使人与地俱成灰烬。我们虽不能挡住敌人之杀进来，然而我们必能使敌人杀进来之后，一无所得。”
    在阐述了“傀儡”与“牺牲”的问题之后，汪精卫说：
    “所谓抵抗，便是能使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为抵抗侵略而牺牲。天下既无弱者，天下即无强者，那么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我们高呼一句‘最后关头’！我们更高呼一句‘牺牲’！”
    汪精卫的这篇讲话，就是这样结束的。琢磨起来，让人听着有点不是味——
    “我们虽不能挡住敌人之杀进来，然而我们必能使敌人杀进来之后，一无所得。”
    “那么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
    听汪精卫的话茬，好像“抵抗”即“牺牲”、“牺牲”完了，“抵抗”也就完了，换句话说，“抵抗”的结果，除了“牺牲”，没有别的。总体来讲，调门比较低沉。
    调门低的，还不止汪精卫。
    就在蒋介石“下山”的同时，由于平津已经沦陷，从北京来的几个代表，如胡适、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人有家难回，于是就去了南京。
    7 月30日，应高宗武之邀，胡、蒋、梅等人到高家做客。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说：
    “到高宗武家吃午饭，在座的有萧同兹、程沧波、裴复恒。此皆南京之青年智囊团也！”
    席间，胡曾就中日战争征询高宗武的看法，说：“先生有何高见？”
    高说：“我的姓虽然‘高’，但我的意见却很‘低’。”
    这就是“低调俱乐部”的由来。
    经过讨论，胡适说：“我们深谈国事，决定了两件事：一、外交路线不能断，应由宗武积极负责去打通此路线。二、时机甚迫切，须有肯负责任的政治家负此大任。”
    次日，胡适等人又赴蒋介石的午宴，胡在当天的日记中说：“蒋先生约午饭。在座者有梅〔贻琦〕、伯苓、希圣、布雷、蒋夫人，极难谈话。蒋先生宣言决定作战，可支持六个月，伯苓附和之。”
    “伯苓”即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就在前一天，天津沦陷，南开被日军炸成废墟，张伯苓怎么可能不“附和之”。
    对此，胡适有不同的想法，但可以想见，在当时的氛围下，任何“泄气”的话都说不出口，于是，胡适在“临告辞时说了一句话”：“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
”
    对此，蒋介石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
    胡适在同一天的日记中说：“下午汪精卫先生到了南京，找宗武去长谈。谈后宗武来看我，始知蒋先生已找他谈过了。”
    也就是说，在抗战爆发后不久，蒋、汪同时在第一时间想到了高宗武，觉得他能够在未来的中日关系中发挥作用。
    还是在 7月31日的日记中，胡适说：“宗武谈甚详。我们此时要做的事等于造一件 Miracle〔奇迹〕，其难无比，虽未必能成，略尽心力而已。”
    对于这一时期的活动情况，高宗武语焉不详，只是说：“没有训令，我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们的军事准备尚不完备，应该尽量避免正面冲突。不过在 8月初，上海的情势濒临爆炸。8 月7 日我奉委员长命令去上海，警告日本大使，如果战争在上海爆发，中国将抗战到底。那将不会再有什么‘塘沽协定’或‘上海协议’。川越仅仅说他会把委员长的‘口信’转报政府。”
    在回忆录中间，高宗武特地强调：“那是我最后一次与日本人的正式会晤。”
        换言之——此后，高宗武与日本人的一切会晤，都是“非正式”的，都不代表政府。
    1938年 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称：“在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仍然为了给中国国民政府以最后反省之机会，一直等到现在。然而，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之真意，贸然策动抗战，内则不察人民涂炭之苦，外则不顾整个东亚和平。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之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之新中国。”
    这就是所谓“近卫第一次声明”，此举，意味着陶德曼等人的“调停”彻底告终。
    这个声明发得毫无道理。且不说“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之真意，贸然策动抗战”叫不叫人话，单说其核心意思：“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就已经说明，日本政府已彻底为“统帅部”所挟持而失去理性。
    实际上，在这个“声明”发表之前，日本国内依然存在着不再继续扩大战争的意见，但在此之后，日本政府自己关闭了与中国合法政府谈判的大门。对此，今井武夫评价为：“日本政府就这样放弃了自己同国民党政府进行会谈的地位，丧失了解决事变的对策，造成了长期苦思焦虑的结果。”
    日本众议院议员犬养健也将这个“声明”斥为“毫无道理”，他说：“对于军事上已成为交战‘对手’的外国政府，在政治上却不以它为谈判对手，这究竟是要干什么？”

    按：犬养健是前日本首相犬养毅的儿子，时任日本众议院议员。在日后的“和平运动”中，犬养健也将扮演重要角色。

    犬养健说：“‘不作为对手’并不是法律上的词语，让人明显感觉到的只是对于‘对手’的侮辱。”
    从此以后，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所有关于所谓“和平”的努力，就都转入“地下”了。
    高宗武就在进行地下的“和平运动”。他后来回忆说：
    “在一次与委员长的谈话中，我向他报告我在外交部的工作不再有需要，我提议，鉴于目前政府对于日本人在幕后到底在想什么、做什么一点都不知道，我应该到香港和上海去。在那里，我可以从战前的日本朋友和旧识那里取得有价值的情报。委员长同意了。于是我离开汉口。几个星期后，我带回来一手情报。委员长于是批准我的第二个建议：我辞去外交部的职务，赴香港定居。此后，我只会在有情报的时候才去汉口。为了不露痕迹，我和几个朋友在香港组织了一个日本问题研究所。”
    高宗武的回忆录，从此一下跳到1939年，即汪精卫出走之后，也就是说，1938年的几乎一整年、也是所谓“和平运动”最关键的一段时间，他干了什么，高没有说，这也是他这本“回忆录”最令人失望的地方。
    简而言之，在这段时间里，高宗武做了两件事：
    第一，高宗武去了一趟日本，先后会见了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及陆军省中国科科长今井武夫等人。
    对此。今井武夫回忆说：“高留在日本期间，同陆军大臣板垣、参谋次长多田等都会谈过。我参加了会谈，我得到的印象是高对于以蒋介石为中心收拾日华两国间事变的方案似乎已经断念了。”
    影佐祯昭回忆要详细一些，他说：“昭和十三年（1938年）春，原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和原任亚洲科长董道宁来到东京。我以参谋本部支那课长的资格，同两人见了面。”
    影佐祯昭说，高宗武此行的目的是：“日本政府既然否认了国民政府，那么寻求和平就只有求诸蒋氏以外的人了；这个人就舍汪精卫莫属。汪氏因痛感中日问题有早日解决的必要，曾经主张和平，但国民政府内部不予接纳。因而只有从政府外部唤起人民展开和平运动来以求转变。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理解此点。”
    对此，影佐祯昭说：“我为他们专程而来的热诚所感动，相约和他们为此而协力，并且得到了参谋次长多田中将的同意。”
    从上述两个日本人的回忆看，应该说比较明确地透露出一个意思，即高宗武首先提出了“既然蒋介石不谈，就找汪精卫谈”。
    不过，按笔者推测，高宗武与蒋、汪二人都不是一般关系，因此高应该不会主动地提出把蒋撇在一边，把汪捧出来；另外，私下与敌方“媾和”不是什么光彩事，让汪去“跳火坑”，应该也不是高的本意。况且，以高宗武一个外交部的卸任司长，芝麻绿豆大的官，还不够谈这个事的级别。
    究竟是谁提出来的，高宗武刻意地没写，那么我们只好再找一个人作为旁证。
    这个人就是犬养健。
    1938年 7月初（据犬养健回忆是 7月 2日或 3日），经松本重治介绍，犬养健在一个内部“派对”中认识了高宗武，并于次日与高宗武进行了一番长谈。
    据犬养健回忆，当时高宗武是这样说的：
    “我首先想说明我的立场。为了实现和平，我准备不惜做出任何牺牲。……但汉奸( 卖国贼 )我可不当。我所奋力争取的仅仅是实现和平，这条界限是明确的。当不当汉奸必须明确。如果是不当汉奸的和平工作，那么有什么困难我都忍耐。但倘若这样做会成为汉奸，那么我马上就此作罢。即使说我中途脱逃也好，或说我是叛徒也罢，我都要退出。我认为您是可以信任的，因此一开始就说明这一点。
    犬养健说，高宗武与他谈到了“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近卫声明”，并曾探讨能否由日方主动收回这一说法。
    对此，犬养健认为：“你的意思是说，如能改变近卫声明就好办了，是吧？这总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来变更的嘛。况且，又是必须这样做的。然而，作为事实问题，就在一月间刚刚发表的声明，怎么能简单地更改呢？”
    就这样，话题引到了汪精卫身上，请注意高宗武下面这段话：
    “这两三天，多次地与参谋本部的人讨论这件事。中国班班长今井是这么说的：日本政府也有公开的立场，总理大臣的声明不能那样简单地取消。本来尽管参谋本部那样反对，仍然发表这一声明，也是事出有因的。那么现在怎么办呢? 作为一种暂时的解决办法，请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出马怎么样? 也有人提出以汪精卫为谈判对手来开展和平工作，中国课课长影佐也讲了同样看法。他们主张，如果和平工作走上正轨，立刻通过汪精卫先生的推荐，改换成以蒋先生为正式的谈判对手。”
    很显然，请汪精卫“出马”出自日本人的建议，而且正是今井武夫和影佐祯昭提出了明确的意见。
    对此，犬养健经向高了解蒋、汪二人的情况后，同样表示赞成，他说：
    “尽管辛苦，最初的‘爆破’任务还是请汪精卫来完成吧。借汪先生的‘爆破’作用，就好比在困窘的隧道工程上打开一个缺口。”
    对此，高宗武说：“是啊，虽然它充其量不过是次善之策，但也可能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次善之策了。”
    犬养健的父亲当过日本首相，因此政治上十分敏感，在当晚的谈话中，他曾三次提醒高宗武，不要把自己给“搁”进去：
    “蒋委员长不动，而由汪副总裁出马。这样一来，这个和平运动方向一偏，不是会有出现反蒋运动的危险吗? ”
    “煞费苦心的和平运动倘若变成反蒋运动的话，就会适得其反，结果是鸡飞蛋打……”
    “高先生，汪和蒋两位先辈都很信任你，你是个幸福的人。在目前情况下，这种幸福也是你迷惘的原因。我倒有这样一种感觉。”
    对犬养健的警告，高宗武表示认可，他的回答是：“大概是吧。但我决不在蒋、汪之闯脚踏两只船。可能的话，为了中国，希望实现以蒋为对手的和平。我有这样的想法，灰心断念还为时过早。”
    根据犬养健的回忆，可以看出，高宗武初到日本时，对于所谓“和平运动”如何开展、以及推定谁来做领袖，并没有明确的腹稿，或者说倾向性。是日本人帮他做了一个抉择、帮他做出了一个判断，即“日本政府认为和平运动以汪精卫为中心是适宜的”。
    经过日本人的轮番劝说，高宗武认可了对方的判断，并愿意以此为目标，推动所谓“和平运动”。但他的“和平运动”有一个前提、或者说是底线，即“实现以蒋为对手的和平”
    事后，犬养健又找到了影佐祯昭，与他交换了看法。在与犬养健的谈话中，影佐祯昭对高宗武做出了一个判断：“高先生有男子汉的功名思想，一心想最早把和平工作搞成功。”
    影佐把高宗武看得很透，高之所以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私下与日本人谈和，其“功名思想”是关键，即凭着一己之力结束中日之间的战争状态，也就是实现胡适所说的“奇迹”。
        包括高宗武后来“令人费解”的中途退出，同样出于这一点。
    7 月22日，与高宗武一同前去日本“谈和”的周隆庠带着高给蒋介石的报告，回到了汉口，同时带来的，还有高给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
    “委员长钧鉴：职于 6月23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京会谈记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能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赎职擅赴之罪于万一。”

    按：周隆庠，1905年生，江苏无锡人。

    周隆庠也是日本通，跟高宗武一样，属于日语说得比汉语还好的那种人，原任外交部情报司日苏科科长，后随高宗武一起到香港搞“日本问题研究所”，成为高的得力助手。
    接到高宗武这份报告的，是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周佛海。
    周佛海，是高宗武之后、促使汪精卫落水的另一个关键人物，也是促成所谓“和平运动”的“三个火枪手”之二。
    提起周佛海，大家并不陌生。周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了，1921年就以留日共产党员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中共“一大”，但同时，他也是最早退出共产党的那拨人之一。
    周佛海，1897年生，湖南沅陵人。
    1917年，周福海赴日本留学，1924年，受刚刚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宣传部长的戴季陶邀请，中断学业回国任宣传部秘书，同时在广东大学当教授。据周自己说，当时，国民党刚好在香港创办了一份报纸，戴令他去当主笔，结果，因周不熟悉新闻工作，出了几次差错，无奈只好辞职，回到日本继续读书。
    同年 9月，周佛海退出中共。
    在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以后，周来到上海，加入了当年曾风云一时的《孤军》杂志。据罗君强回忆：“他又参加以福建人何公敢为首的孤军社。孤军社先出《孤军》杂志，后改名独立青年社，又出版《独立青年》杂志，社址在上海宝山路宝光里12号。他们自以为是国民党、共产党以外的一个政团。我当时在上海读书，由我堂叔罗增益介绍加入独立青年社，同周佛海就是在堂叔的房间里开始认识的。”

    按：罗君强，1902年生，湖南湘乡县人。原中共党员，1925年脱党。

    北伐开始以后，依然由戴季陶推荐，周佛海当上了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政治部主任。其间，多有波折。罗君强说：“1926年秋北伐军到达武汉后，周佛海持着戴季陶的介绍信，前往投靠蒋介石。这时蒋在南昌，由邓演达代见，派以中校秘书名义。周嫖妓，染上梅毒，躲入汉口日人医院治疗。蒋介石回武汉传见周佛海，找不到人。周在医院碰见何思源，得讯急往见蒋，密献‘反共’之策。蒋、周两人倾谈两小时以上。第二天蒋即派周为新筹办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军衔是少将（该校教育长是张治中）。我由罗增益介绍任该校政治部科员，主编《革命生活》日报。”
    从此，罗君强一直是周佛海的亲信，并随他叛国投敌。
    “七一五”以后，周佛海逃离武汉去了上海，结果给抓了起来。罗君强说：“1927年初，武汉开始反对蒋介石，我请示了周佛海，报纸应持何种态度，周说随潮流走好了，其实他自己是打算逃跑的。５月，周佛海携带妻子，在轮船上写好一本‘反共反汪’的小册子，逃往上海，志在投奔蒋介石。讵知到上海即被杨虎、陈群捕押于龙华警备司令部，性命危急，杨淑慧通过张治中、吴稚晖、陈铭枢等向蒋介石求情。蒋对周佛海是谅解的，遂派员迎提到南京释放，并派为南京中央军校政治总教官，略予降级。”

    按：杨淑慧即周佛海的第二任太太。曾参与中共“一大”的会场布置，前面说过，解放以后，“一大”会址就是杨淑慧找到的。

    杨淑慧的性格，有点类似于陈璧君，用好了，是老公的好帮手，用不好，则适足以济其恶。像找佛海这次被捕，落在杀人如麻的杨虎、陈群手中，要不是杨淑慧，闹不好脑袋就给砍了。
    这件事，周佛海在东京帝国大学的同学、也是他在《孤军》杂志时的同事萨孟武也曾留下回忆。他说：
    “当我在总政治部工作之时，周佛海也逃出武汉而至上海，登陆之时竟为上海政治部主任陈群抓去，欲处以死刑，是日为星期六，星期日停止办公，周太太杨淑慧女士急到南京，要求我们设法挽救，我们与陈铭枢商量之后，即用总政治部的名义，令其引渡到南京，陈群不肯接受。后来似由蒋公下令引渡，佛海来到南京之后，即关在总政治部一个房间之内，我们因为同学关系，时时往问，并予安慰，佛海是很聪明的，在船上就写了一篇“逃出赤都”的文章，意欲借此以表明自己不是共产党。后来此篇文章曾在各报上发表，而蒋公且任命他为军校政治部主任。”

    按：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黄埔军校迁到南京，改称中央军校，以周佛海为政治部主任。

    1935年11月，汪精卫遇刺以后出国养病，其亲信陈公博同时辞去民众训练指导委员会主任职务，后该委员会改为民众训练部，以周佛海为部长。
    上面这些，都是军职和党内的职务。在政府方面，周佛海只做过江苏省教育厅长，但他的名声似乎不甚好。前面说过，原本在浙江好几个县当过教育局长的王蒲臣，一听说周佛海接了朱家骅的职务，马上辞职不干，改当特务了。
    周佛海在官场上的转机，起于1937年抗战之初。
    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在回忆录中曾有记载：“八月初旬，承命撰发军事宣传品约六七种，顾脑力极不济，某日撰《告空军将士书》，费十六小时乃写成，仅二千余言耳，而濡滞若此，自知战争既起，决难胜此重任。乃上呈乞辞。”
    在这里，陈布雷是说，自从抗战开始一来，每天奉蒋之命写的东西实在太多，文思滞膣，本以“快手”著称的他，写一篇2000字的文章，居然用了16个小时。陈本来就有严重的失眠，至此实在是难于支持，只好向蒋介石提出辞职。
    值此紧要关头，蒋介石怎么可能放走他的“文胆”，陈布雷说：
    “蒋公留置不报。书再上，请辞名义，仍留供笔札之役。蒋公乃嘱熊天翼等慰劝，许添一副主任，以周佛海君任之。九月改组侍从室第五组，将原任秘书八人及五组书记司书各二人均予解职，盖为战时行动便利，不能不缩小编制也。李唯果秘书以九月入侍从室任事。佛海兼任第五组长。”
    在1937年 8月 8日的日记中，周佛海说：“五时半布雷来，出示蒋先生委余为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手谕，闻听之余，毛骨悚然。此事极不易做，惟国难如此，绝不能辞，奈何？”
    这样，周佛海意外地成了蒋介石的近臣，参与密勿。
        1938年 4月，在“临全大会”之后，国民党紧接着又召开五届四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任顾孟余为宣传部长，周佛海、董显光为副部长。因顾一直在香港，由周“代理部务”。
    周佛海与汪精卫，原本并不是一路，而且一度还很对立。那是在大革命时期、周刚刚退党的时候，汪不值其为人，曾对周佛海的一个朋友说周“拆烂污”。后此话传到周的耳中，对汪切齿痛恨。
    1927年 7月，周佛海写了一篇文章《逃出了赤都武汉》，旧事重提，大骂汪精卫：“汪精卫有次对我一个朋友说，周佛海真拆烂泥〔污〕，他以前是共产党员，现在却攻击起共产党了，他退出共产党就算了，还要来反噬，真不是东西，你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一起做事。我现在却要学他说，汪精卫真拆烂污，他本是国民党的党员，现在却要做共产党的工具，攻击起国民党来了。他跑到外国去就算了，还要来倒戈，真不是东西，我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共事。”

    按：1943年 2月，即汪、周共同当了汉奸以后，周佛海曾经给一本叫《汪精卫先生行实录》的书写过一篇序，其中提到他初次见到汪精卫时的情景，酸得“紧”：
    “我乃是中国国民党的后辈，虽然在庚戌之前，还是在乡村一个塾童的时候，就闻到了先生的大名，但是直到民国十三年春天，于无意之中，才在上海第一次瞻仰先生的风采。那个时候，国共已开始正式合作，共产许多分子，有许多已加入了国民党，毛泽东也加入国民党，做宣传部的秘书。我那时因为还在日本京都留学，所以还是共产党员，没有加入国民党。我由日本回到上海的时候，赴国民党党部去看他，当时党部是在环龙路四十四号。”
    此处，周佛海的记载有误。“民国十三年春天”即1924年春天，其时，国民党刚刚结束“一大”，其中央党部设在广州。设在上海的是国民党的一个派出机构即“上海执行部”，以胡汉民、叶楚伧、汪精卫负责日常工作。汪精卫同时兼任宣传部长，秘书恽代英；胡汉民则兼任组织部长，秘书毛泽东。
    另外，军校相当多的一些学生后来曾回忆说，是毛泽东在上海工作的时候，把他们推荐过去的，就是这个时期的事。
    周佛海继续说：
    “当我和毛正谈得起劲的时候，忽然一位身材高大的伟丈夫，破门而入。我当时不知道是谁，毛替我介绍道：‘这是汪先生。’一位神仰十余年的革命先辈，忽然从天而降似地站在我的面前，一个渺小的学生，真是手足无措，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毛报告我的名字之后，汪先生似乎知道我的名字，和我握手，并寒暄了几句，然后和毛谈了一刻的事务。这便是我第一次拜见汪先生的经过。”
    对这次会面，周佛海评价说：
    “晤谈虽然只有片刻，我立即感觉到和这样热诚的人物接近，真正如坐春风之中，使人温暖、使人愉快，使人心醉。我立即又感觉到这位人物，对于群众的魔力、对于群众的吸引力，一定不小。我因此又感觉到这位人物，将来一定是有着广大群众拥护的政治家，一定是能够领导广大群众去奋斗的革命导师。这便是我第一次拜见汪先生的印象。我的印象的正确，以后的事实替我证明了。”
        看了这段回忆，再想起前面所说的汪、周二人互相訾骂的情景，不禁令人喷饭。
       
    据罗君强回忆，1932年，蒋、汪合作的基础形成之后，蒋介石曾对周佛海说：“你过去骂过汪先生（周在文章中曾骂汪“殷殷勤勤，诚诚恳恳，敷敷衍衍，糊糊涂涂”），现在我们和他长期共事，你要和他多谈谈，求释前嫌，并为我好好联系。”
    谁也想不到，周佛海与汪精卫这一“联系”，居然越走越近，罗君强说：“周佛海得此密旨，所以力求和汪精卫接近，不怕蒋介石猜疑，以致当上了汪精卫叛国降日汉奸集团的‘总参谋长’。”
    罗君强说得不错，没有高宗武，汪精卫“和平运动”的路子就走不通，这话固然不错，然而，如果没有周佛海一力撺掇，汪精卫决不至于落水当汉奸。
    某种意义上讲，汪精卫是被周佛海一手拉下水的。换句话说，汪精卫的叛国集团，那么多人最后都吃了枪子儿，这条黄泉路，就是周佛海带出来的。
    周佛海也是“低调俱乐部”中的一员。
    据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回忆，周佛海曾对他说：“当时在西流湾八号（周在南京的家），你们已到长沙来了，北京的胡适、陶希圣及梅思平，就住在我们家里，大家一起发表了一些不太支持抗战的言论。”
    周佛海还对周幼海说：“日本人，对中国是有侵略野心的。但是这件事不能用简单的方法来解决。”
    解决的办法，周幼海说，在这一阶段，周佛海曾对他说：“自从脱离共产党后，我很不得意。我当上了国民党政训处处长，当过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当了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与国民党中统关系也深，但始终没有什么作为。因此，我决定和汪先生一道出来，从另一条道路来解决中国问题。”
    前面所说的，1937年 7月31日，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等人赴蒋介石的午宴，周佛海在当天的日记中也提到此事：
    “七时起，接见吴绍澍，旋访希圣，公达亦至，咸以为须立即开展外交活动。”
    这是周佛海第一次在日记中谈到中日之间的战争问题。
    在当天的日记中，周佛海继续说：“午，蒋先生宴胡适、张伯苓及希圣等，托希圣等乘机进言，盖渠等以宾客地位，易于说话，不如吾辈部属之受拘束也。与公达候希圣，二时半希圣来，言张、胡均进言，不可操之过急，仍需忍耐一次。闻之甚为欣慰，此时不宜在蒋先生前做刺激之言也。”
    南京伪政权成立以后，周佛海曾写过一篇《和平运动的回顾与前瞻》，其中，周回忆说：“在战必大败、和不致陷于大乱这样坚定的认识之下，我和几个友人一方面直接间接向蒋介石进言，一方面向国民宣传我们的主张。汪兆铭的主张同我们完全一致，在南京陷落前，汪已将此事几次写信给蒋，直接会面谈话也有几次。我们不约而同地酝酿以汪为中心的和平运动。”
    抗战胜利以后，周佛海在他的《自白书》中说：“民国二十七年我任宣传部副部长，当时汪精卫是国民党的副总裁，所以和他接近的机会多。当时抗战的情形恶劣，所以每次和他谈话，他就主张能和就和。我当时见国际上对中国除了道义上的援助和精神上的同情以外，没有实际的援助，同时中国的国力，当时也赶不及日本，所以我自己对抗战也没有信心，因此听了汪的主张，似乎有理，所以常常来往。”
        对此，金雄白说：“汪氏对于抗战，自始就抱着悲观的看法，政府迁渝以后，军事的节节失败，缅滇公路的突被封锁，英美态度的暧昧，共党势力的膨胀，当前的种种事实，无时不在加深他主和的主张。但是很早便附和汪氏和运的，不是关系极深的陈公博，反而是向乏渊源的周佛海。”
    事实上，高宗武到香港搞所谓“日本问题研究所”，就出于周佛海的策划。
    周佛海在《自白书》中说：“南京失陷后，我就到了汉口，当时觉得对于日本方面的情报很不充分，所以主张高宗武到香港去收集情报，报告委员长，每月发给经费七千元。”
    对此，今井武夫说：“中国政府迁到汉口以后，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以失败告终，不久日本政府就发表了上述一月十六日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和平的形势至此完全中断了。这时周佛海跟高宗武商量：陶德曼调停和平虽告失败，但总要设法打通了解日本内心的想法。现在日华间的关系完全割断，这是不行的。无论如何必须走出汉口考虑同日本取得联络的方法。”他们筹谋了各种计划。好在周佛海身为副秘书长又是党的宣传部长，最初就以必须搜集日本情报为理由，在汉口设立了一个机关，让高宗武担任主任。然后高按照周的事先布置，以取得对日情报为借口，往返于香港和汉口之间，挺身为日华和平效劳。”
    最重要的一点，高宗武之赴日本私下“谈和”，就是周佛海指使的。
    在犬养健与高宗武的谈话中，犬养曾问：“你是暗地里得到上司的谅解而来日本的喽。那位上司是谁? 是蒋介石先生吗?”
    “不，不是蒋介石先生。” 高宗武说：“直接的是周佛海。就是那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周先生。周先生确实热心地劝说。”
    犬养健听了，觉得有点奇怪，于是继续追问：“那么说，蒋先生通过侍从室，当然会知道你来日本的事喽。”
    “蒋先生不知道。”据犬养健回忆，当时，“高若有所思地含糊其辞”，说：“蒋先生知道我在香港研究日本的情势，因为我接受过他的命令。但他不知道我这次来东京的事。他听了一定会吃惊的。”
    高宗武还说：“陈布雷是侍从室主任，立场比较微妙，因此不管什么事他都不明确地讲出来。而周佛海非常积极，勿宁说他是站在前头。他的调子是：以汪精卫为核心也可以，大胆地干，蒋先生这方面的事，由我来承担。”
    犬养健又问：“承担是什么意思?”
    “所以这样说，是由于周先生对蒋先生抱有这样一种看法，即：如果把过去艰难困苦的外交谈判贯穿起来进行研究的话，就会知道蒋介石的态度是主张：军事上，我负全责；而政治上，不是有堂堂的行政院长、外交部长么！因此，每逢遇到这方面的问题，总是请汪精卫先生和张群先生来负责，拿周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以自己的胆识，把蒋先生的作法，反过来加以灵活运用，等决心和平后，再向蒋先生报告。他是这样考虑的，可我觉得有点冒险。”
    现在，就到了周佛海“承担”的时候了。
    在1938年 6月25日的日记中，周佛海说：“思平谒汪先生回，谈对宗武赴日之推测。”

    按：此前几天，高宗武已经秘密前往日本。

    从此，周佛海一直在焦灼不安地等待高的回音，在1938年 7月19日的日记中，周佛海说：“闻宗武返港数日，迄无消息，布兄亦无所闻，为之焦虑。”
    7 月25日，消息终于来了，周佛海说：“宗武派周隆庠送其报告呈委座，召其来谈，并约希圣来谈。派人送报告交布雷。”
    高宗武没敢自己回来，今井武夫在回忆中分析说：“但在高违反蒋介石的意向私自赴日的情况下，如果就这样回到汉口，必然会遭到逮捕或监禁，恐怕就不可能再次离开汉口了。”
    周在日记中接着说：“对方坚持委座下野，令人失望，五时谒汪先生，谈半小时。”
    实际上，日本人给周佛海出了个难题，按周佛海原来的算计，既然日本人“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那么就先把汪精卫推出来，到一定程度再把蒋介石引出来，这个“和平”不就实现了么。
    所以，周佛海敢于跟高宗武“拍胸脯”：“蒋先生这方面的事，由我来承担。”
    孰料，日本人根本没理会周的一片苦心，直接提出让老蒋下台。犬养健曾警告高宗武，谨防把“和平运动”变成“反蒋运动”，被他不幸而言中。
    所以，周对高传回来的消息感到“令人失望”，因为高宗武已经做了他能做的一切，现在要看他周佛海的了，但是由于日本人的狮子大开口，他已经没法“承担”这个后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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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附：低调俱乐部——陶希圣、周佛海

    无奈之下，当天，周佛海做了两件事，第一，“约希圣来谈”；第二，“谒汪先生”，商量对策。
    “希圣”即陶希圣，也是当年一个倒海翻江的人物，前面已经多次提起了，在这里补叙一下。
    陶希圣，1899年生，原名陶汇曾，字希圣，湖北黄冈人。
    陶汇曾的父亲曾在河南当候补知县，因此陶虽生在湖北，却是在河南长大的，他后来回忆说：“一个候补知县的家庭生活是清苦的。每日三餐都是稀饭。我偶然看见同院的人家吃干饭，回家来大喊大哭要干饭吃，姐姐们把我的口堵住，不许喊，也不许哭。”
    陶说：“我父一度进河南巡抚的幕府。有一日，他带我到巡抚衙门的东花园一座玻璃槅子的大厅。那里有好几位‘年伯’和‘世伯’。我坐在一个红漆方桌的旁边，吃了一碗肉丝汤面。直到今日回想起来，平生再也吃不到那样鲜美的汤面。”
    陶汇曾 9岁入开封旅汴中学，是当时班上最小的学生，但考试成绩却总是第一。一次课堂上答题，坐第一个的答第一题，依次类推，坐第九个的就是陶汇曾，他看第九题很难，刚好第三个座位没有人，他就跑去答了第三题，
    陶汇曾回忆说，当他答题之后，老师不让他坐下，并“痛加申斥”，说 “陶汇曾自以为年纪小，自恃聪明，要是不痛改，将来误了一生”。
    此话令陶汇曾受益终生，他说：“我一时汗流浃背，不敢抬头。自此以后，我的功课有大进步，尤其英文的进步更大。”
    1915年，陶汇曾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8年入北大法科，1922年毕业，到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当了一名“专任教员”，月薪 130大洋。陶汇曾说：“这个数目超过我的希望很远。我尚未毕业之前，只希望初出母校即能就四十元至六十元的职位。”
    在校一年，陶汇曾教“四年级的亲属法”，他后来说：“这一课决定我一生的经历。”
    1924年 7月，陶汇曾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了一名编辑。当时，“商务”的编辑不下三百人，其待遇是保密的。陶汇曾说：“每人的薪资是由编译所直接条告，互不相知。但有一显明的象征可以说明每一人的待遇。我是国内大学毕业而有教书经历的，月薪八十元，坐的是三尺长尺半宽的小桌子，加一硬板凳。桌上的墨水是工友用开水壶式的大壶向一个小磁盂注入的。”
    陶还举例说：“若是日本明治大学一类学校毕业回国的人，月薪是一百二十元，桌子长到三尺半，宽到二尺，也是硬板凳。如果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者，月薪可到一百五十元，桌子长到四尺，宽到二尺半。藤椅子。桌上有水晶红蓝墨水瓶，另加一个木架子，内分五桶，可以分类存稿。”
    “若是欧美一般大学毕业回国的留学生，月薪可至二百元，桌椅同于日本帝国大学的留学生。如果是英国牛津、剑桥，美国耶鲁、哈佛，而回国后有大学教授经历，那就是各部主任，月薪二百五十元，在待遇上是顶了天。桌子上有拉上拉下的盖，除自己坐藤椅之外，还有一个便凳子，预备来接洽工作的人坐。”
    后来，陶汇曾做了总经理的秘书，待遇一下就不一样了，他说：“其时王云五先生任总经理，我做了总经理的中文秘书。哥伦比亚回国的潘光旦先生是英文秘书。我坐的椅子是四面转的。桌子可大了，长到六尺，宽到四尺，满桌的大玻璃板，右手边还有两架电话机。我是‘当局待遇’，即与经理协理一样，上下班不打卡片。”
    陶汇曾没有留洋的经历，这一点，当年的学者名流当中，绝对属于“另类”，基本上可以说是“个案”。对此，陶深有感触地说：“一个人从学校到社会，是他一生事业的起点。国内学生好像从山脚爬起，要爬到二千尺，是很困难的。留学生回国也许是从一千尺爬起，爬到二千尺便比较容易了。”
    陶汇曾成名以后，告诫后来人说：“但是留学生也要警悟，国内学生的数量比留学生大，他们的淘汰率也是比留学生的淘汰率大的。从千百人里超拔的有数的国内学生，论学问，论见识，不比留学生差。同时那些没有受过淘汰的留学生，往往没有什么长处和特点。中国是个农业国，一个知识分子‘不知稼穑之艰难，民间疾苦’，便很难建功立业。若是做学问的人，不知学问的艰难和人生的甘苦，也很难在学问上有什么成就，这是我特别告诉大家的几句话。”
        陶汇曾的成长过程有点特别，他虽然是官宦人家出身，从小却过的是苦日子，也没有钱留洋，纯粹靠个人奋斗成长起来的，因此他能够悟出来“中国是个农业国，一个知识分子‘不知稼穑之艰难，民间疾苦’，便很难建功立业”，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能看到这一点，在当时的人们当中，应该说难能可贵了。
    1925年“五卅运动”，陶汇曾以北大法律系毕业生的身份，写了一篇文章，称英国巡捕“违法”，租界捕房大怒，曾到上海会审公堂起诉陶汇曾。最后的结果是：“大约延了五六次期，最后一堂，两方律师各说了几句话，堂谕商务印书馆罚洋四千元，以后不得再犯。这一案才算了事。”此事令陶声名鹊起。
    陶汇曾也是《孤军》杂志成员，据萨孟武回忆：“我主编《孤军》杂志约有一年，民国十四年，在杭州西湖开会，参加的人据我记忆，似有何公敢、林石虎、阮湘、周佛海、郭心崧、刘光华等十数人。此时陶希圣已由北方南下，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他亦常常写文章，在《孤军》杂志发表。”
    就这样，陶汇曾认识了周佛海并成为好友，也种下了日后的恶因。罗君强说：“何公敢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编辑，由他介绍编译所的同事陶希圣（原名陶汇曾）、梅思平（原名梅祖芬）加入孤军社，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之成为好友，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北伐军兴，经周佛海援引，1927年 1月，陶汇曾被聘为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中校军衔。同时被聘任的，还有陶汇曾北大的校友兼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同事梅思平。
    由于当时军校给陶汇曾发来的聘书上，写的名字是陶希圣，从此他就以这个名字行世了。
    “书生从军”，令陶希圣极为兴奋，当时，他曾经把筷子插在腰上，对太太万冰如说：“我要挎指挥刀了。”
    不过，陶没有想到，武汉之行，不但没有挎上指挥刀，他自己脖子上的脑袋，却险些被别人的“指挥刀”砍了去。
    “七一五”前后，周、陶先后离开武汉，周佛海经过一番周折之后，担任南京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陶希圣则转任政治总教官。
    不久，陶希圣辞去军职，操起了他的老本行，先后在上海、南京等地教书。1929年，陶希圣的早期代表作《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发表，在当时的学者中掀起了一场社会史的论战，同时，也使得年仅30岁的陶希圣跻身于一流学者的行列。当时他曾不无自得地说：“我的稿子是支票，五块一千字，随手可以兑现。”
    也是在这一时期，陶希圣参加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的活动，成为“改组派”，不可避免地，与汪精卫等人的思想倾向逐步靠近。但至少在此时，陶希圣还是比较纯正的学者。
    1931年，陶希圣的母校北大闹了一场“学潮”，史学系的学生们联合起来，要求罢免系主任朱希祖、并聘请他们的学长陶希圣任教。应该说当时的学校还是挺开明的，不久之后，北大果真聘陶为法学院政治系教授，讲中国社会史。
    1935年12月，陶希圣创办《食货》杂志，正是这本刊物，使陶希圣成为一代大师。

    按：陶希圣这个人，即使后来没有短时间的落水和震惊世界的“中途退出”、即使后来没有协助蒋介石撰写《中国之命运》、即使没有在解放前夕公布的43名国民党战犯名单中名列第41位，他也照样会在现代史上留下一笔，因为在学术成就上，陶希圣是无可争议的大师级人物。

    陶希圣也参加了“庐山谈话会”，行前，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为他们饯行，陶希圣说：“七月七日，北平市长秦德纯先生约我们吃饭。被邀者是中央政治会议发出请柬，约到牯岭茶话的几个人。有蒋梦麟与胡适之，我亦在被邀之列。不料这几位客人之外，还有一个宋某( 华北大学教授 )和罗努生( 隆基 )。席设中南海一座玻璃大厅。那原是乾隆帝的书斋的旧址。饭后，主人与客人走出大厅，在广阔的高台坐下。
    当时，胡适等问秦：“丰台事件发生，宋先生回乐清故里。北平市靠市长维持。请问我们到牯岭去，你有什么口讯要我们带去?”
    秦说：“没有别的话，只希望中央相信宋先生和二十九军。”
    这时，罗隆基说：“华北特殊化，形成一个缓冲地区，也是好的。国民党既是退出，何不让各党各派来干一下。”
    对此，胡适说：“努生! 你这是什么话。你知道我不是国民党。但依训政时期约法，国民党行使政权，等于日本的天皇。倘如我们政府要求天皇退出日本，日本人将怎样答复。”
    陶希圣接着说：“国民党党部退出华北，并不是党员都退出华北。我们都在这里继续奋斗，决不让你所说的各党各派做华北特殊化的工作。”
    陶希圣回忆说：“谈话至十一点散会。我在淡薄的月色之下，乘车回到大乘巷寓所。我和冰如坐在炕上，说到下学年休假的事。我们认为日本军阀的侵略战在九月间必将发作。我预定游历西南各省，家眷最好搬回武昌。”
    “说话之间，忽听得远处有隆隆炮声。我们知道那一场战争是提早发作了。”
    陶希圣回忆说：“八日清晨，我上街去，到前门外的东车站与西车站看一看。街上沉寂，两座车站冷清。我再到中国旅行社询问铁路交通情形。他们的答复是平汉与平津两路火车都不通。……数日之后中国旅行社忽然通知，要我立刻出西直门。那里有环城火车，可转丰台，再换车到天津。所有北平被邀往牯岭的诸位先生都是这个走法。我当然照办。”
    几经辗转，陶希圣等如期赶到庐山，并聆听了蒋介石的著名讲话，他回忆说：“蒋委员长莅会致词。全场静听。这一篇讲话就是抗日战争的揭幕。这一篇讲话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整个世界。全国和全世界都听见了‘战端一开，只有打到底’的全民动员全面抗战的号召。”
    很自然地，“平津的来宾是茶话会的重心”。陶希圣说：“会议除了大会之外，还有分组会议。平津来宾大抵参加第一分组。这一分组首次集会，谈到北平的情势。我们力说二十九军是抗日的。会后，中央一位重要同志问我道：‘你能保二十九军一定抗日吗？’我说：‘牯岭今日是全国视线集中的军事政治中心。我们在这里说二十九军可靠，二十九军就可靠。’”
    陶希圣还特地回忆了他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会面的经过，他说：“中国共产党有三个代表在牯岭，却未曾出席茶话会。那三个人就是周恩来、林祖涵（即林伯渠）与秦邦宪。”
　　“我亦曾偕同周佛海去看望周、林、秦三个共党代表。他们与我谈到北平的五四事件。他们的语调是和凯丰在北平所说一样：‘我们多年来反对蒋委员长，今日一转而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这一个弯是很不容易转过来的。我们在延安费了很大的气力说服大家。也难怪北平的教授们不易说服。’”
    “下山”以后，陶希圣去了南京，“寄居西流湾周佛海公馆”，从此进入了“低调俱乐部”。
    据罗君强回忆：“汪精卫和陈布雷、周佛海( 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的正副主任 )以及陶希圣等，也经常密谈如何收拾战局、导致媾和的问题。周佛海一九三四年在南京西流湾八号建造住宅时，即已特造一问地下室于花坛下。战事一起，许多有关系的人都往他家里跑，认为比较“安全”，所以来客较多。胡适、张伯苓、陈立夫、高宗武等常来，刚被释放出狱的陈独秀也来过几次，而我和顾祝同、朱绍良、熊式辉、李明扬、陶希圣、梅思平、陈方则住在那里。胡适曾替周佛海的住宅起了一个‘低调俱乐部’的名称。‘低调俱乐部’的臭名一经传出，引起大家的注意，于是熊式辉就警告周佛海说，这样传出去，将有大不利。周佛海即专和高宗武、陶希圣两人密谈( 甚至躲到中山门外灵谷寺后面那个高塔顶层去谈 )，然后出去和汪精卫、陈布雷接头。”
    前面说过，1937年 7月31日，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等人到蒋介石的午宴，这顿饭，陶希圣也去了，他后来回忆说：“八月初，蒋委员长约了张伯苓、蒋梦麟、胡适之、梅贻琦和我到黄埔路官邸午餐。蒋夫人亦在座。委员长与夫人都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夫人并以空军的情形相告。张伯苓先生一开口，老泪纵横，说道：‘南开是被日军烧掉了。我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办一个南开！’”
    陶希圣还说，在谈话中，胡适特地谈到当时备受争议的张自忠：“胡适之先生建议，请委员长指示南京上海的报纸，不可攻击张自忠。在国际法上，一个大都市被敌军侵入的时候，市长为了保全市民的生命财产，与敌军订立临时条款，是合法的。他相信张自忠是忠于国家的。二十九军是抗日的。委员长说：‘我立刻告知他们，不可攻击张自忠。张自忠是爱国的。二十九军是抗日的。’”
        蒋介石还说：“我要以战略打击敌人的战略。敌人的战略是要不战而取，我要他战而不取。敌人要速战速决，我要他战而不决。我们是一定胜利的。”
    在 7月31日的“午餐会”上，蒋曾要求陶，回到北平以后，要多为国民党做些“宣传工作”。事实上，北平的战事不断扩大，陶已不可能再回北平。于是，此后不久，陶希圣进入“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从此，陶希圣再度进入政界。
    这样，汪精卫身边，除了周佛海以外，又多了一员“大将”。
    周佛海在《自白书》中说：“上海刚刚打仗，梅思平同陶希圣住在我家，就是南京西流湾八号，高宗武也常常来。那个时候，高宗武是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陶希圣同汪先生很亲密，所以高、陶常常到汪先生那边去，回到我家来就谈起汪先生不主张一直打下去。我们当时也觉得中国准备尚未完成，现在能够了的还是了的好，这是和平最初的动机。”
    罗君强则说：“1937年夏，陶希圣参加庐山谈话会后，留在南京，日夕与周佛海、高宗武密谋对日停战言和的诡计，当了汪精卫的政治参谋，促成了汪记汉奸政权的诞生。平心而论，汪精卫叛国降日，罪在万世，但是，若非蒋介石为他创造条件，周佛海、陶希圣二人为他当军师，恐怕汪精卫还不容易实现他的小傀儡朝廷的迷梦哩！”
    1937年底，周佛海、陶希圣共同主持成立了“艺文研究会”。陶希圣说：“我与周佛海创设了一个团体，名为艺文研究会。这个会得到各方的支持，筹集资金。它联络了武汉的报纸，创办了几种期刊，成立了出版机构，资助了向后方移动的学术文化界人士，并且派出一些同志到后方大城市设立分会。”
    据罗君强回忆：“当时蒋介石、汪精卫心目中，非常害怕国共重新合作后，中共在文化宣传方面要占上风，并乘机扩充地盘及军队，故由周佛海、陶希圣等献策，赶快搞一个暗中和中共对抗的灰色文化团体，来执行反共任务。蒋汪同意，就成立了一个艺文研究会，任命周佛海、陶希圣为平行的总干事。”
    令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艺文研究会”最终成为了“低调俱乐部”联络日本人的大本营。罗君强说：“汪精卫介绍他的亲信、立法委员林柏生到香港为艺文研究会设变相的分机构，叫做‘国际问题研究所’，还是做收买、拉拢文化人的工作；并办一家‘蔚蓝书店’，发行樊仲云的‘国际周报’。同时，也叫高宗武在香港搞一个‘日本问题研究会’。以后，汪精卫当汉奸，‘国际问题研究所”、‘日本问题研究会’、‘蔚蓝书店’也随之首先成为汉奸机构。”
    陶希圣也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据他回忆：“国防参议会在汉口商业银行二楼大厅继续开会。我与沈钧儒等常起争议。有一次会议散后，沈拉住我，说道：‘庚子八国联军的时候，尊大人由北京到西安。我和他是莫逆之交。’我恭敬的回答：‘沈先生后来到开封赴北闱，寄居舍下，我叫您沈大叔，您教我八段锦，我只有三四岁，如今还记得。’”
　　听了陶的话，沈钧儒说：“以后希望你我客气点。”陶希圣则说：“世交是世交，辩论还是辩论，才是民主。” 沈钧儒说：“那又何必！”说到这里，二人“相对而笑”。
    此时的陶希圣，可能怎么也不会想到，过了若干年，他的女儿陶琴薰居然与沈钧儒的弟弟沈苏儒相爱。对此，陶希圣欣然同意，并于抗战胜利以后，在上海为二人办了婚礼，主婚人就是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钱大钧。
    此时，南京已经陷落，陶希圣随“中枢”转驻武汉，陶说：“由南京到武汉，我是经常与汪精卫晤谈之一人。他在南京住陵园新村，汉口住中央银行分行二楼。每天或至多隔两天，我总要去见他。艺文研究会设立之后，遇事都去请示。他是这个会（指艺文研究会）的工作的热心指导者。”
    这一时期的汪精卫，处于苦闷和犹豫中，比如，在同一篇讲话中，他一方面说：
    “我们守着弱国的态度，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除非强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然，汤誓所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便是全国同胞的一致呼声了。”
    同时又说：“兄弟的愚见：以为大家若要负责任，则必先之以大家说老实话，所谓说老实话，是心口如一，心里这样想，口里这样说，这是很要紧的。中国宋末、明末曾两次亡国，其亡国之原因，最大最著的，在于不说老实话，心里所想与口里所说，并不一样，其最好方法，是自己不负责任，而看别人去怎样负法。”
    据陶希圣回忆，当时汪精卫曾对他说过：“我这次与蒋先生合作，要合作到底。无论一时的战况如何，定要合作到最后的结局。”
    高宗武的报告，就是在这个时期，由周佛海送交汪精卫的。对此，今井武夫说：“周根据高的报告，知道日本政府为了和平没有放弃要汪兆铭出马的希望，所以在他向蒋介石报告之前，首先同汪本人商量。汪要他如实向蒋报告，周就向蒋提出了报告。”
    陶希圣的回忆，与今井武夫说的大相径庭：“高秘密往东京一行，探悉近卫内阁与参谋本部的意向，回到香港，即派周隆库携带报告到汉口，将报告交给周佛海。周将报告送给汪。汪看了这个报告，特别是其中说到日本参谋本部希望汪出面言和的一段，大为吃惊。他立即将原件转达蒋委员长。汪对我说：‘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
    果不其然，蒋介石看了高宗武的报告，冲冲大怒。今井武夫说：“蒋介石把高的报告读了一遍，然后交给张群，接着又叫人拿给汪看。两、三天以后，蒋叫来了秘书长陈布雷，大怒之下责问说：‘高宗武是个混蛋。谁叫他到日本去的?  ’”
    蒋暴怒之下，当即下令停掉了高在香港的经费，高宗武深受刺激，以致咳血。周佛海只好从宣传部拨出资金，供高仍在香港“暂观形势”。
    今井武夫说：“后来高宗武病情恶化，咳了血，病倒了。从此以后，和平运动的同志间的联络专门由梅思平代替高宗武负责。”
    与高宗武同样“深受刺激”的，还有汪精卫，据周佛海后来回忆：
    “事变第二年八月间双方在东京开始接洽，中国方面由我在汉口指导，日本方面由犬养健先生负责进行。因中日双方各有困难，和平运动未能表面化，结果并无大进展。在廿八年八月廿六日日军进入汉口之前一夜，我由汉口乘飞机到重庆，于是对汪先生进言：‘战争如此扩大而继续下去，中国固不得了，日本也不得了。因为中国方面尚有一二百万大军，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消灭，后方尚有如此广大土地，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被征服，为中国为日本请速定相救之道。’”

    按：周佛海在这里的回忆有误，日军攻占汉口，是在1938年10月25日，农历九月初三。查《周佛海日记》，10月25日，周确曾记载：“三时谒汪先生，对于情势有所报告及陈述。”

    据周佛海回忆，当时汪精卫是这样回答他的：“我早就反对战争，赞成和平，惟不知道日本对中国究竟要求什么条件。如系亡国的条件，苛刻的条件，有碍中国生存独立之条件，我们只有抗战下去了。”
    从1938年 7月25日的“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到10月25日的“我早就反对战争，赞成和平，惟不知道日本对中国究竟要求什么条件”，仅仅三个月，汪之落水，已见端倪！距他在“临全大会”上当选国民党副总裁，也不过半年时间而已！
    也是从此时起，高宗武暂时“息影”，“和平运动”的“接力棒”，从高宗武而周佛海，现在交到了第三员“大将”梅思平的手中。
    周佛海的小舅子杨惺华，原本是铁道部“新路建设委员会”派赴四川成渝铁路工程局的工务员，因时值抗战，工程取消，杨惺华失业了，于是他去重庆找周佛海谋职。
    据杨回忆，当时是1938年秋天，武汉也已沦陷，“中枢”已全部迁到重庆，周家住在中南银行重庆分行。某日，他到周家吃饭，正聊天，银行的“传达”进来说：“香港梅先生来看部长。”
    杨说，当时“周佛海马上紧张地向我示意说”：“你先回去，我们下次再谈吧。”
    接着周又说：“我这里的任何事情，你不要对外人说呀! ”
    杨惺华说：“当时我觉得非常奇怪，我们头次在重庆见面，这样胆颤心惊的干什么? 在我退出时，看到周佛海向一个头上长了一个肉瘤的‘梅先生’热心招呼，问‘什么时候到的，饭吃过了吗? ’”
        这位“头上长了一个肉瘤”的梅先生，就是梅思平，也是“和平运动”的“三个火枪手”当中，最后出马的一位。
    说起梅思平，也是当年的一位风云人物，1919年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这把火就是他放起来的。
    梅思平，1896年生，浙江永嘉人。本名梅祖芬，字思平，以字行。
    梅思平的经历，像极了陶希圣，二人都是北大毕业生，不过梅是学政治的。毕业以后，也是先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然后加入《孤军》杂志、同时认识了周佛海，然后与陶同时被聘为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然后去教书。
    而且，梅思平也曾参与过“中国社会史”的论争，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他与陶希圣是对立面，俩人观点不一致。
    1934年，时任中央政治学校政治系主任的梅思平，奉命组建“江宁自治实验县”，并任县长，曾名噪一时，后梅思平兼任江苏省第十行政督察区专员。抗战爆发时，梅思平任军事委员会第二部主任秘书。
    杨惺华说：“南京撤退时，（梅思平）才丢了这个‘父母官’，现在一心为‘和平运动’奔走于重庆、香港之间。”
    在“和平运动”当中，梅思平也是一个重要角色，高宗武就是在他的引荐之下，才结识周佛海的。
    据杨惺华回忆：“一九三八年间，蒋介石政府搬到武汉之后，周佛海的宣传部也到武汉。梅思平得知他的温州同乡、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新自香港回来，马上得到蒋介石的召见，赏了四千元，听说还要到香港去。梅即将这个消息报告了周佛海，说：‘高宗武奉命去香港与东京方面的负责人接上了关系，老头子( 蒋介石 )很高兴，赏了四千元，叫他相机行事，但没有具体指示。’周即请梅邀高宗武来谈谈，探个究竟。”
    杨惺华说，高、周二人见面以后约定：“高去香港‘相机行事’，由周做中间人，将高在香港的活动情况，向蒋介石汇报请示。”
    前面说了，高在周佛海的鼓励下，私下去了一趟日本，带回了日本人要汪精卫出马的消息，被蒋斥为“混蛋”，从此再不敢回武汉，与日本人的联络就此断掉。
    此时，“挺身而出”的，正是梅思平。杨惺华说：“梅思平还是热心地说：‘现已有端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丢掉可惜。’在周佛海的策动下，梅思平也赶去香港与高宗武合谋了。高宗武不敢回武汉，就由梅思平做牵线人，暗中往返港、汉之间( 以后国民党政府由武汉迁至重庆，则往返于港、渝之间 )不下五、六次。我在重庆中南银行周佛海的临时住处见到梅思平的时候，正是他由上海经香港返重庆报告活动情况。这是比较关键的一次。”
    查《周佛海日记》，1938年10月24日记载：“二时半返寓小睡。三时半起，思平、希圣来，谈各项重要问题。旋沧波来，相与晚饭，饭后，孝炎、百闵、君左及惺华夫妇均来。”
    很显然，杨惺华撞上梅思平的那一天，正是1938年10月24日。周是10月22日离开汉口到达成都的，住了两天，10月24日中午到达重庆。也就是说，就在周刚刚到重庆几个小时之后，梅思平就来了。
    此前，梅思平与日本人的“会谈”，还都处于互相试探的阶段。杨惺华说：“高宗武、梅思平两人在香港大部分时间是做试探性的接触，谈到具体问题时，双方都要求各自背景人是什么身份，然后才愿进一步谈下去。这次到上海去，他们是以宣传部长周佛海作背景的。但是日方认为部长级的号召力不够大，希望能找出与蒋介石一级的负责当局来谈判，方可作重大‘让步’，从而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和平幸福生活’，作出有益贡献云云。周佛海和梅思平认为汪精卫是最有希望的对象。汪在重庆虽居国民党副总裁之尊，但无实际权力，早怀不满，只是没有机会发作罢了。于是周、梅找上了汪精卫，从请示机宜和分析形势谈起，进而提出日方有意邀汪出马收拾残局。梅思平又将他们在香港、上海间与日方交涉经过，详细向汪作了汇报。”
    杨惺华回忆说：“（当时）汪精卫的表示是感慨万分，认为这样节节败退地打下去，总不是办法，但不敢毅然出场，主要是怕事不成，下不了台。这一点也是周、梅两人所担心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消除‘怕’字，势必由日方提出确实的保证不可了。”
    就在1938年10月25日那一天，周佛海于“三时谒汪先生”。此后数日，周的日记中多次出现“旋谒汪先生”、“汪先生召见，有所指示”、“晚赴汪先生处便饭，详谈中国情形及出路颇详”、“即赴汪先生处”等。由于周、梅、陶等人的轮番轰炸，最终促使汪精卫做出了决定。杨惺华说：
    “最后经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梅思平几人洽商，认为日本的外交政策，常是反复无常，尤其是这种决策问题，非经过御前会议，仍是靠不住的。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才能行动。当时陈璧君对‘和平运动’的热心，远在汪精卫之上。最后由陈璧君作出了决定说：‘只要日本政府在御前会上承认汪精卫出来领导‘和平运动’汪先生是愿意出来的。”
    今井武夫也是这样说的，他后来回忆说：“中国方面，梅思平于十月二十一日从香港回到重庆同周佛海密谈之后，才对汪兆铭提出关于日华联络的洋细具体的报告，促汪奋起。汪鉴于国民政府中的和平派已处于逐渐受到弹压的形势之中，自己也下了决心，重新指定高宗武和梅思平为中国方面的代表，命令他们同日方的代表进行商讨。”
    11月 2日，梅思平衔命离开重庆，经香港转赴上海，与日方进行“和平运动”的谈判，周佛海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七时起。与思平共早点，旋即握别。”在日记的最后，周说：“大局如何变化，本月内或有显明趋势。”
    就在梅思平离开重庆的第二天，1938年11月 3日，近卫发表广播讲话，称“决继续对华作战”，“建设东亚新秩序”。“盼国民政府拋弃从来错误政策，另由其他人员从事更生之建树，秩序之维持。”
    这就是所谓“近卫第二次声明”。
    怎么会这么巧？不是巧，都是事先约好了的。
    与此同时，以原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现任陆军省军务课课长的影佐祯昭为主，日方准备了一份《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作为诱降汪精卫的基础文件，并经“御前会议”通过，“成为不变的国策。这个方针成了对汪工作的基础”（今井武夫语）。
    至此，陈璧君为汪精卫“出来”所设定的前提，已经实现了。
    1938年11月 6日，今井武夫携“满铁”南京事务所长西义显、“满铁”特派员伊藤芳男赶到上海，准备与梅思平、高宗武进行“谈判”。谈判的地点，就设在“重光堂”。
    犬养健说：“今井最头痛的事便是确定会场地点。一般场所都容易很快地泄露机密。考虑再三，今井想起了坐落在虹口新公园旁边名叫重光堂的一间空房子。这儿很僻静，以前，土肥原中将一直把它作为公馆而使用着。今井决定借用十余天时间。他还从名叫东亚洋行的旅馆借来七八套铺盖、火盆、碗、筷以及两个女佣人，对食宿也都作了安排。空了很长时间的重光堂，今天又响起了稀奇的女子说笑声。窗子打开，晒着被褥，呈现出热闹景象。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重光堂，分东西两头住进今井一行和梅思平一行。”

    按：重光堂，本来就是日本的特务机构所在地，先是由土肥原贤二主持的“对华特别委员会”，后是以影佐祯昭为机关长的“梅机关”。

    今井武夫解释说：“由于这次会谈特别需要保密，因此，如上所述，高、梅、周分别乘船到达上海。为使会谈场所得以避人耳目，利用了上海新公园北侧东体育会路七号的空房子。这所房子正巧由于战争遭到破坏，无人居住，空在那里。在我们利用它进行会谈之后，作为土肥原中将的宿舍，命名为重光堂。因此，从此以后，我们的会谈就称做重光堂会谈。”
        这次“会谈”，令许多人在抗战胜利之后上了断头台！
    11月12日，梅思平从重庆经昆明、香港到达上海。当晚，今井武夫请他吃饭，由于梅思平没有与日本人打过交道，出了不少“洋相”。
    今井回忆说：“我第一次邀请他到六三亭花园日本酒馆去，他竟穿着皮鞋阔步于铺席之上，坐到壁龛里去，使我们不知如何是好。
    梅思平对今井说，这是他第一次同日本人“畅谈”，也是第一次吃日本餐。席间，梅思平曾“苦笑”着说：“从此我也要被叫做汉奸啦。”
    次日，高宗武从香港到达上海，担任梅思平的谈判助手，这就是高宗武在“和平运动”中做的第二件事。为他们担任翻译的，依然是周隆庠。
    “重光堂会谈”就此开始。
    据今井武夫回忆，“谈判”一度进行得十分“激烈”，他说：“正因为这是同中国方面的直接会谈，我丝毫不受以往商谈经过的限制，同梅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双方都是从爱国的真情出发，不仅彼此可以理解各自的立场，反而因此对双方真诚的态度感到钦佩和信任，给以后运动的进展带来良好的结果。”
    对自己的两个“谈判”对手，今井进行了认真的观察。对于梅思平，今井评价为：“他似乎对一切都看得开，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决心的样子。”
    今井说：“反之，我觉得高宗武的态度始终是批评式的，甚至是虚无的，有时又非常随便地同意日本方面的主张，反而使我对他的真意感到怀疑。”
    今井回忆说：“当时我曾经对影佐大佐和其他同事谈过”：“这一运动由于有态度认真的梅思平在，可以安心进行协商，假如只有高宗武一个人，我一开头就要避免同他发生关系吧。”
    高的情绪异常，犬养健也有所察觉，当他后来陪同今井武夫回到上海“签字”的时候，曾说：“我没有什么棘手的任务。硬要说有任务的话，那就是在高宗武感到不安时、或感到不满时陪他聊聊，充当高的精神支柱。”
    今井、犬养都不愧是“谋略”专家，从后面发生的事情往前推，高宗武在此时的态度已经有些耐人寻味了。只不过，当时谁也不会想到，日后，他会弄出那么“绝”的一手来。
    经过三天会谈，11月15日，今井武夫带着“日华双方互相妥协的草案”（今井武夫语）返回东京。
    今井说，回到东京，“恰好陆相官邸中正在举行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首脑会议，我立即前往参加，从下午四时起向板垣陆相和多田参谋次长提出报告。出席会议的有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军务课长影佐祯昭和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武藤章等十人左右，在大臣、次长和局长，部长等退席以后，从下午六时起举行课长以下的研究座谈会。”
    今井说，对这份“草案”，会上颇有人怀疑，问：“你不会上了中国人的当吗? ”
    今井回忆说，当时他“回想着在上海三日三夜不分昼夜的争论情况以及梅的诚挚的议论”，就回答说：“我认为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万一有的话，也是我甘心上当，从我个人的心境来讲是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讨论到晚上九时，会议作出决定：“以这一协议内容为基础，大力推进日华和平运动。”
    今井武夫说：“为了在日华协议记录上签字，陆军省重新派遣军务课长影佐大佐，参谋本部派遣我负责这项工作，作为日本方面的代表，我们于十八日返回上海。”

    按：同时来到上海的还有犬养健，他是作为高宗武的私人朋友来的。

    1938年11月20日，日本方面的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中国方面的高宗武、梅思平在《日华协议记录》、《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签了字，另外还有一份《日华秘密协议记录》，“由于未得到政府及有关同志的同意，故未签字，但保证作为今后的政策努力促其实现。”（今井武夫语）
    上述三份材料合在一起，即“重光堂密约”。
    此外，双方还就汪精卫脱离“出走”以后，日本方面在“策略”上的配合问题进行了商谈，在日本的档案中，这一部分被称为《协议以外的中国方面意见》。包括：
    “一、汪精卫等表示，在中国方面行动后，希望日本军用对中央军作战的方式予以援助。我方答称，如日本军迅速进攻贵阳等地有困难，可努力牵制中央军并考虑轰炸中国军的后方地带。
    又，中国方面提出，从背后切断中央军，使其不能攻击四川、云南的汪精卫方面之军队，并在汪精卫等进入昆明后，希望注意停止轰炸。
    二、中国方面再度提出，新政府在成立后如与临时、维新两政府处于同等资格之地位，难以建立中央政权。我方又重复申述前次会谈之宗旨。
    三、中国方面提出：在汪精卫等行动后，希望日本方面注意在最初暂不过分进行支援汪等的宣传，这是由于汪精卫之立场会被当作汉奸而造成不利。”
    最后，双方就“和平运动”发起的步骤列出了极其详细的时间表，以便于彼此配合接应。
    “十一月二十二日  高宗武、梅思平两人从上海出发；十一月二十四日  高宗武、梅思平两入到达香港；十一月二十五日  梅思平到达河内；十一月二十六日  梅思平到达昆明；十一月二十九日  梅思平到达重庆；十二月三日前后  日本方面对上海周隆庠答复同意与否，并对香港高宗武答复同意与否；中国方面对上海伊藤芳男答复可否，并对香港西义显答复可否；十二月五日以前  汪精卫自重庆出发到达昆明。
    如得到汪精卫到达昆明的电报，日本政府发表如另纸之声明方案；日本如发表声明，汪精卫发表与蒋介石不断绝关系的声明。
    其次，汪精卫到达香港，发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日华提携以及反共政策的声明。
    又，中国方面意见，如果在十二月五日前后发动发生困难，则展期至十二月二十日以后。对此我方表示，有极力迅速发动之必要，他们亦保证务必照此努力。”
    这就是汪精卫“落水”的日程表。
    犬养健目睹了“签字”现场，据他回忆，当时在场的人都十分“兴奋”：
    “影佐立刻从一楼取来酒和杯子。准备停当后，影佐笔直地站着，把酒杯举过胸前，郑重迎向大家致词：‘在大家长期辛苦努力下，终于在今天签定了协议书。但前进路上，无论日本和中国，都有许多险阻，因此请大家更多地协作配合。谢谢大家，干杯! ’大家齐声附合，把酒一气喝完。七个人围着桌子，举行了庆祝晚餐。席间大家轮换用中日两国语言互相高兴地交谈着，话题也还是商量今后的工作安排。”

    按：犬养健所说的“七个人”，除了双方的“正式”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梅思平、高宗武以外，还有周隆庠以及他自己。最后一个人，就是负责此次“谈判”的会务工作的“满铁”特派员伊藤芳男。

        至此，由周佛海首倡、高宗武牵线、梅思平挖坑，“和平运动”的路已经铺就，剩下的，就要看“汪先生”的了。
    据罗君强回忆：“一九三八年十月，梅思平携此密件回到重庆，通过周佛海、陶希圣而向汪精卫、陈璧君献策当傀儡。汪夫妇大喜过望。”
    罗的回忆有两个问题。第一，时间记错了，梅思平是11月26日回到重庆的。
    第二，汪精卫并未“大喜过望”，相反，他表现得十分犹豫。
    查周佛海日记，1938年11月26日，周说：“思平由港来，略谈，即偕赴汪公馆，报告与宗武赴沪接洽经过，并携来双方签字条件及近卫宣言草案，尚至十二时始散。……四时复至汪公馆，汪忽对过去决定一概推翻，云须商量。余等以冷淡出之，听其自决，不出任何意见。六时半辞出。返寓后，与思平谈及汪之性情，咸甚为无一定主张，容易变更，故十余年屡遭失败也。惟对于此事，则断定其虽有反复，结果必仍如元计划也。”
    在日记中，周佛海特地注明：“十二月三十一日补记于香港”，显然，11月26日，周被汪的“无一定主张”气得昏了头，连日记也没心情写了。
    次日，周佛海再次前去劝说汪精卫：“五时偕思平赴汪宅，与汪先生及夫人商谈。汪先生忽变态度，提出难问题甚多。余立即提议前议作罢，一切谈判告一结束。汪又转圜，谓签字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
    周佛海评价说：“经数次会谈，抑发现汪先生无担当，无果断，做事反复，且易冲动。惟兹事体大，亦难怪其左思右想，前顾后盼也。余为此事，亦再四考虑，心力交瘁矣。”
    在1938年12月 1日的日记中（当时周佛海已经离开重庆，在香港等待与汪精卫会合），周说：“最近觉汪之短处，一在犹豫，一在冲动，而其长处则在颇能纳言。”
    在这里，周指摘汪精卫的两大弱点，“一在犹豫，一在冲动”都十分准确，汪一辈子吃亏，都吃亏在这两个问题上。至于第三点，说汪“颇能纳言”，倒也是事实，但其实这并不是汪精卫的优点，反而是他最大的弱点。
    高宗武第一次在见到汪精卫之后，曾评价说：“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极容易被他的讲话技巧所折服。他会先就一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问你的意见。最后，他会放弃大部分他的看法，来同意你的看法。你会因此非常感激他。这，也许恰好是汪最大的弱点。结果是他每每对最后跟他讲话的人最有印象，而前面所有的人提出的不同意见，都被抛诸脑后。这个毛病无疑是造成他犯大错误的因素之一。”
    这里，高所说的“他每每对最后跟他讲话的人最有印象，而前面所有的人提出的不同意见，都被抛诸脑后”，可谓入木三分。作为政治家，汪精卫这个人，最大的弱点，就是性格上不够坚强，遇事拿不定主意，给人的感觉是没有个“准谱”，这种人搞政治，要耽误大事情。
    隔了一天，已是11月29日，根据梅思平等人与日方的约定，12月 3日，“日本方面对上海周隆庠答复同意与否，并对香港高宗武答复同意与否；中国方面对上海伊藤芳男答复可否，并对香港西义显答复可否。”
    时间已经非常紧急。周佛海等再次前去“进言”。这次，汪精卫终于“吐口”了：
    “九时仍偕思平赴汪公馆，适公博应召自成都飞来。再将各项文件研究后，决定可同意，并电港通知。”

ys1937

续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多了个陈公博。
    陈公博，1892年生，祖籍广东乳源，生于福建。
    陈公博很小的时候，就与父亲一起参加过反清的暴动，辛亥革命以后，曾任乳源县议会议员。1917年，陈公博毕业于广东法政专门学校，同年考入北大哲学系，与他同时进北大的，还有他的广东广东同乡谭平山、谭植棠叔侄二人。另外，他们三个人也是广东最早的三个共产党员。
    1920年，陈公博、谭平山等毕业，一同回到广东办报。1921年 3月，陈独秀建立中共广州支部，以谭平山为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
    1921年 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事先通知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到上海参会，广东有一个代表名额。
    当时，陈独秀在广东政府做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按说，不管从哪个角度说，广东代表都应是陈独秀，但陈并没有参会。其原因，陈公博说：“迩时仲甫（陈独秀字仲甫）以主持广东教育会的关系，且为上海租界当局所注意，故未来沪。”
    不但陈独秀没去，也没让谭平山去，最后派了陈公博，并起草了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让陈带到大会上。
    这样，刚刚成为中共党员 4个月的陈公博，作为广东代表出席了中共“一大”。
    因陈刚刚结婚，所以带着新娘子李励庄一起来到上海，公私兼顾，顺便做新婚旅行。因此，陈没有住在事先安排好的博文女校，而住了先施公司的东亚旅社（陈公博在回忆中称之为“大东旅社”，似乎就是现在南京路上的东亚饭店，也是楼下卖服装，上面是酒店）。
    对于广东方面派来的这位代表，大家感观并不甚好。“一大”会议主席张国焘说：“陈公博对于陈先生的主张并没有多加说明。他带着他的漂亮妻子住在大东旅社，终日忙于料理私事，对于大会的一切似乎不太关心。在一般代表心目中，认为他像是广州政府的一位漂亮的青年政客，而他与我们所谈论的，也多是关于广州政局的实况。”
    会议在李汉俊家举行。中途某日，突然有一个陌生人“揭开书房的门帘，窥探了一下”，说：“我走错了房间。”就走了。张国焘回忆说：“我立即请大家将文件收拾好，准备立即离开。”
    此时，与会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从座位上一跃而起，以手击桌说”：“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分途离开。”
    别人都能走，李汉俊可不能走，张国焘说：“当我最后离开时，李汉俊声言他是屋主不应离开，陈公博也愿留在那里与他作伴。”
    陈公博是故意地在和张国焘“较劲”。
    陈公博后来回忆说：“因为张国焘去过短期俄国的关系，故推荐他做大会主席，国焘那时不免趾高气扬，而国焘那时是没有主见的，一切都唯俄国代表马令（今译为马林）和吴庭斯基（今译为维经斯基）的马首是瞻。”
    会前，出于安全起见，原定每日更换不同会议地点，结果连续四天的会都在李汉俊家举行，陈公博以为不妥，就去找张国焘问。张回答说：“我们在他家内开会，他似乎有些恐慌，他愈恐慌，我们偏要在他那里开会。”
    对张的回答，陈公博极为不满。他后来回忆说：“我以为同志间应当相见以诚，相规以义才对，国焘这样做法，简直是和汉俊为难，连同志的安危都不顾。”
    这回果真出事了，陈公博后来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态说：“我的性格是硬绷绷的，平日心恶国焘不顾同志危险，专与汉俊为难，到了现在有些警报又张皇地逃避。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汉俊谈话，看看到底汉俊的为人如何，为什么国焘和他有这样的恶感。”
    此后发生的事情，由于李汉俊在1927年即在当时武汉的白色恐怖中被胡宗铎杀害，陈公博成了唯一的目击者。据陈后来回忆，当大家走了以后“还不到三分钟”，警探就赶来了，陈说他记得很清楚，当时有“三个法国警察官、四个中国便衣密探”。
    来了先是把李、陈二人隔离开，然后就搜查。陈公博说：“花了一个多钟头，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
    搜查过后就盘问李汉俊，李非常镇静，应对无懈可击。陈公博就在一旁抽烟，陈的烟瘾非常大，据陈回忆，张国焘走后，李汉俊打开了一听“长城牌烟卷”，俩人刚点上，警探就来了。陈公博说，就在等着问话的这段时间，他把这一听“长城牌烟卷”抽完了，等于是李汉俊抽了一根，他一个人抽了49根！
        问了李汉俊，又问陈公博，问来问去，不得要领。最后，警探实话实说：“今天既然找不到证据，只好便宜你们了。”
    天大的一件事，总算遮掩过去了。
    警探刚走，包惠僧回来了。李、陈告诉他，“此非善地”，叫他快走。然后俩人谈了几句，陈公博告辞出来，当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
    从李汉俊家出来，陈公博就发现有人跟踪他，于是他跑到上海“大世界”，折腾了一大圈，终于摆脱了跟踪，回到大东旅社，销毁了全部可能引发怀疑的材料，才睡觉。
    事情至此还没有完，陈公博说：“半夜里起了大风雨，睡至微明，忽然听见一声枪响，同时又听见一声惨叫。”
    陈胆子很大，马上到走廊查看，却“寂寞得没有一个人”。
    第二天大清早，茶房告诉陈公博昨晚的事——就在他的隔壁，一个女人被人杀了。陈想这回麻烦了，警探一来，一定会将自己作为证人，不要再将李汉俊家那档子事情扯出来，可就麻烦了。
    于是陈公博当即另找了一家旅馆，跟着就去找负责“一大”会务的李达，对他说，当天下午，自己就要到杭州去了。
    所以，陈没有参加“一大”第二阶段在嘉兴南湖的会议。
    对此，张国焘在后来回忆中讽刺说：“代表中只有陈公博未来，他早一天坦率的向我和李达表示请假不出席，因为他太太对于在李家所发生的事犹有余悸。其他的代表却不将这件事放在心上，身当其冲的李汉俊也满不在乎，大家仍然兴高采烈地继续工作，并笑陈公博是个弱不禁风的花花公子。”
    当时，陈公博并没有对张国焘、李达谈到夜里的谋杀案，但事后，他先是写了一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后来又于1943年写了一篇《我与共产党》，都详细地谈到此事。
    日后，正是根据陈公博的记载，综合当时的新闻报道，推算出了中共“一大”开幕的准确时间，即1921年 7月23日。
    此后，陈公博回到广州，在母校广东法政专门学校任教，并任广东教育委员会评议员。不久，陈独秀不再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离开广州赴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接替他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就是汪精卫。

    按：经“一大”选举，以陈独秀为书记，李达任宣传、张国焘任组织。陈未到任前，以周佛海代理。

    就是在这个时候，陈公博结识了汪精卫，据陈回忆，当时汪精卫曾邀请他当广东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因陈公博正打算到美国留学，遂婉拒了其邀请。
    正在陈公博筹措出国经费的时候，1922年“六一六事件”发生，孙中山避入“永丰舰”，后转到上海。不久，张太雷衔陈独秀之命来找陈公博，问他为什么支持陈炯明叛乱，并令他即刻到上海解释此事。
    陈公博听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三尸神暴，七窍烟生”，当即给陈写了一封回信，声言：“自今以后独立行动，绝不受党的约束了，我也从此脱离共产党了。”
    当年11月，陈公博离开广州到日本横滨，在日本滞留了三个月，于1923年 2月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25年 2月毕业。
    陈公博说：“当时虽然把博士必修的课程学完，但实在没有一点动机要东归，有之就是经济发生了奇窘。我在哥仑比亚时候，廖仲恺先生恰恰做了广东省长，我还算是一个广东官费留学生，只是两年没有领到一文的官费。我恃着曾和廖先生同过事，在民国十年和十一年的广东省教育会，大家同为评议员，因此给他一封信，希望他能继续汇款给我，同时还给汪先生和陈秋霖先生一封信，希望他们替我说几句话。”

    按：在日本滞留期间，陈公博就碰到了廖仲恺，当时廖与他谈到国共即将合作，并劝他回国，去当广东法政专门学校校长，但陈去意已决，没有答应。

    陈公博说：“不久我接秋霖的来函，说汪廖两先生都有同一主张，即是我若答应回国，他们会给我筹旅费，若继续求学，那么他们便不负责任。那时我真进退两难，结果只好决心同意他们的意见。”
    “在十四年一月底我接到从广州汇来美金六百元，这笔款不是从省政府汇来的，因为省政府很穷，这笔款算是广东大学( 后来改为中山大学 )汇来的，那笔款算是预支，而以我回国当广东大学教授为条件。”
    1925年 4月，陈公博回到广州，当时汪精卫在北京，料理孙中山的后事；廖仲恺则因蒋介石在第一次东征中的“大捷”而去潮汕慰问；在“家”的只有“代帅”胡汉民。陈与胡不熟，没有去找他，只是跟广东大学校长邹鲁接了一下头，即“在家整理和预备下一年度的功课”，准备当教授了。
    好不容易廖仲恺回来了，陈公博去见他——不管怎么说，回国的 600美刀还是廖仲恺帮助“垫”的话，怎么也得去表示一下感谢吧？
    陈公博说：“廖先生是比汪先生先回广州，我回国头一次再会见他，还是黄居素代我约时间的。一日清晨，我和居素到百子路见他。那是九时左右罢，我看他客厅坐了不少人，一回他匆匆下楼，见了各人打一招呼，对我说：‘公博，你回来了吗? 很好，我们改日再谈罢。’那时各人一哄而起，包围着他，言语嘈杂，他似乎无暇应付，敷衍了几句，也不知是说什么，便坐上汽车走了。”
    这次见面给陈公博留下的印象极坏：“我想仲恺怎么忙到这样，约了人而无暇谈话，这太越乎事理，在外国住惯了的留学生，实在有些看不惯，我告诉居素说：‘我们走罢，我实在看不起这种乱局面。’”
    陈公博言下之意，“革命”还没成功呢，这些“革命党”就这么大谱，我还不伺候你们哪，省得看你们的脸子！
    但陈公博想不到，正是廖仲恺指引他走上“革命”道路。
    “过了两日廖先生派人送信来，说约我夜里见面，那夜我们毕竟面对面的谈了很久。这一席话遂决定了我以后的事业命运，我真想不到我会从事政治，更想不到我素来对于政治冷淡的人会从事政治。”
    这一番谈话，充满着“革命”的激情，颇值得全文引录，让大家看看，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革命导师”
    “公博，你回来了，你打算怎样了。”
    “我没打算，我还是决定在大学教书，因为我设有出国之前就在法政专门学校教书，所以我还是打算教书。”
    “那是你的打算了，不过这并非我们对你的期望。我们希望你回国，不是教书。而是帮我们的忙。”
    “不过我对政治没有什么兴趣。”
    “我不管你对政治有没有兴趣。我一定要和你辩论，你看中国这样落后，政治那样腐败，要不要想办法? ”
    “自然要想办法。”
    “既要想办法，要不要组织? ”
    “自然非有组织不行。”
    “你看国民党有没有希望？”
    “恕我大胆批评，国民党还没有组织严密。”
    “你的批评很不错，但你还有大错。即是只会冷静的批评，而不肯努力的参加工作。这样，国民党永远没有办法，而中国的国民革命也永远不能实现。”
    这时，陈公博心里在想：“廖先生究竟要我怎样呢? 我心坎中的火焰已给他燃烧着。”
    “我们不要你教书．要你入中央党部。我和你约约；我们失败一起的失败，我们成功也一起的成功，我望你立刻答应我。”
        “好，我答应你，从今日起我将我的身命交给党便了。”
    在廖仲恺的援引下，刚刚加入国民党的陈公博，一跃而为中央党部书记长。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陈又兼任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和广东省政府农工厅长。
    1926年，在国民党“二大”上，陈公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27年底，在国内处处碰壁的汪精卫去法国喝鸡汤，吃了汪精卫“挂落”的陈公博则逃到香港，随即回到上海办报、办大学，并提出了“改组国民党”的口号。陈公博后来回忆说：
    “《革命评论》指出中国最终革命的鹄的在民生，并主张国民革命应该以农，工，和小资产阶级为基础，这恐怕也带点时代性罢，在今日看来，实在卑之无甚高论，而在当日已惹起天下骚然。国民革命已中坠了，国民党快腐化了，我们要拯救国民革命，必得要改组国民党，这是当时全国有志青年的呼声。我们为应着这个要求，于是发起了组织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
    这就是“改组派”的由来。其代表人物，除了陈公博，还有顾孟余、王法勤等人。
    基本上，从这个时候起，以陈公博为首的这些人，已经被彻底看成“汪派”的人物了，而像周佛海这号的，此时与汪精卫还八竿子打不着呢。
    1929年，因为给“蒋记”国民党“三大”“捣乱”，陈公博、甘乃光被“永远开除党籍”，陈随即出洋，1929年 3月 1日，陈公博与他的老上司汪精卫在马赛会合。
    1931年，蒋汪合流，陈公博任民众训练指导委员会主任。1935年11月，汪精卫遇刺以后出国养病，陈公博同时辞职，民众训练指导委员会改为民众训练部，由周佛海任部长。
    1937年 2月21日，国民党三中全会决定免去周佛海民众训练部部长职务，仍由陈公博担任，等于是“原物奉还”。此时，周、陈已经做了“一路”，于是，次日陈公博来访周佛海，表示“决不就职”。
    周、陈虽然都算“汪派”人物，但客观地说，二人对待汪精卫的态度，并不一样。周对汪，基本上纯属利用，跟蒋对汪一样，拿他做“旗帜”而已，包括拖汪“落水”，也是把汪顶在前面，做自己的事情。
    而陈公博就不同了，陈对汪精卫的态度，绝对可以用“爱护”来形容。
    陈公博爱护汪精卫什么？爱护他的名声——可以说，对汪的名声，陈公博比汪精卫自己都要看重。
    《塘沽协定》签署以后，陈公博曾愤愤不平地说：“北平的东面已全为日军占领，正阳门前的石路已掘起来，安设铁轨，把东西两车站联络起来，预备退兵。一直至到日军望见了北平的煤山，望见了北平的灯火，日本公使馆才打电话找黄膺白，商议所谓塘沽停战协定，不到一天已经签好字，实际由黄膺白、何敬之、张岳军、黄季宽四人负责。至于条件的内容是否电呈过蒋先生我不得而知。但行政院则始终得不到只字的报告，直至协定签好字之后，才将全文用电报打来。汪先生到底肯负责，一声不响，把这协定责任，完全担在肩上，我后来问他，他只叹口气，说：‘谁叫我当行政院长呢。’”
    陈公博说：“塘沽协定签字不久，又来一个何梅协定。所谓何梅协定，就是何敬之和日本的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梅津的协定，这个协定，连外交部都没有存案。这个协定的文字非常笼统，以后日本动不动说中国违反塘沽协定，所谓塘沽协定，把何梅协定也包含在内，在中国怕伤了睦谊，怕启了衅端，对于日本动辄提出协定违背的无理取闹，也始终没有公开驳斥过，于是天下都起了怀疑，以为这个协定的背后，还有许多密约，北方战事算已告一段落，然而后来种下了无数的祸根，汪先生也变为全国众矢之的。”
    陈公博认为，以上种种，就是1935年11月 1日，汪精卫遇刺的主因，在《苦笑录》中，陈公博说：
    “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一日，汪先生遇刺于中央党部，身中了三枪。民国以来，国民党人物遇刺没有不死的，只有一个不死的就是汪先生。这也可以算开国民党人被刺史的新纪元，汪先生也可以算是大难不死．许有后福。”

    按：陈公博的《苦笑录》写于1939年 6月，此时陈尚未附逆。陈不会想到，日后要了汪精卫的命的，正是这次遇刺的子弹；陈更不会想到，在抗战胜利之后，自己会在汪精卫的位置上，替他接受“明正典刑”。

    在汪精卫任行政院长的时候，陈公博替他发牢骚说：“军事、财政、外交，三项重大事件到不了行政院，每次行政院开会都讨论琐碎而又琐碎的问题，加之蒋先生又以剿匪为名，请求中央把剿匪区域都划给行营，无论军事、财政、司法，以及地方行政，一概由行营办理，因此行政院更是花落空庭，草长深院了。剿匪区域．不过是一个名称。蒋先生忽而在牯岭召集全国财政会议，忽而召集全国建设会议，高兴起来，打电叫南京的关系部院参加，若或忘记了，他让有关系的部院在旁边顶着二门打听消息。牯岭是一个很幽闲的避暑地．那时已变了南京的太上政府，林主席子超先生自然还谨慎地守着国府的大印，而行政院简直是委员长行营的秘书处，不，秘书处也够不上，是秘书处中一个寻常的文书股罢。”
    陈公博接着说：“行政院是这样，中央党部汪先生也难得过问，中央党部一个秘书处，一个组织部，一个宣传部，一个民众训练部，汪先生也无从干预。中央党部的秘书长是叶楚伧，叶先生是一个好好先生，完全受陈果和陈立两夫支配。组织部是陈立夫，他不但管党的组织，而且管特务队，更且直接管到民众运动。宣传部最初是邵元冲，那自然是不敢逆二陈，邵先生在西安事变无意中给杨虎城的军队打死，又由叶楚伧兼领。五全大会开会后．为着敷衍胡先生，换了刘芦隐，而刘芦隐始终没有就过职。一路由副部长的二陈系的方治操持。至于所谓民众训练部在民国二十一年洛阳开二中全会时举了我，一向我都不问，而交给副部长王陆一负责任。”
    由于以上的种种，到1935年的六、七月间，陈公博实在忍无可忍，决定辞职不干了。汪精卫听说以后，就找他谈话。当时，陈公博刚好喝多了酒，借着酒劲跟汪精卫“翻了车”，他说：
    “现在许多人都骂汪先生是‘秦桧’，我今天就承认‘秦桧’是好人罢，但‘秦桧’是牺牲了，然而终无补于南宋之亡。一般人都说汪先生卖国，但是卖国还是有代价，象今日的情势，日蹙国百里，谈不上卖国，简直是送国罢了，我想送国不必你汪精卫送罢！”
    据陈公博回忆，汪精卫听了他的话，“奋然说”：“公博，你的话是为汪精卫说的，不是为中华民国说的。人家送国是有限度的。公博，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你也快要到五十岁了，中国要复兴起码要二十年，不要说我汪精卫看不见，连你陈公博也看不见，目前能够替国家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地步，多一分是一分，这是我和你的责任。因此不独我要干，我劝你也要干！”
    汪精卫给陈公博讲道理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兼外交部?我什么都不愿干，难道希罕一个外交部长?就因为别人做外交部，蒋先生不会听话的，我做外交部，他虽也不听话，可是我打一个电报去，他终要考虑一下。这样或者对于国家可以得多少补救，这是我的意思。”

    按：据陈公博回忆，这一阶段，有一个传闻，“说汪先生的儿女也反对汪先生兼外交部长。有一晚，汪先生夜膳，喝酒微醉，家人又反对他兼外交部，汪先生大哭，说‘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部长？’”

    最后，汪精卫说：“说到牺牲，都是无计划的，有计划便不能算牺牲，我决意做这牺牲品。”
    这就是汪精卫的“意思”——这层“意思”就是“牺牲”。从汪精卫“出道”、投身“革命”、进入《民报》、到北京谋刺摄政王、直到顶着骂“主持”外交、最终到出来进行“和平运动”，汪的“牺牲”思想是一以贯之的。
    再看一下汪精卫的《革命之决心》：“为薪的人需要奉献的毅力，甘心把自己当作柴薪，化自己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那时，汪精卫要牺牲的，是自己的生命；今天，汪精卫要牺牲的，是比生命更加宝贵的名声——只要是出于为国为民，我个人的名声不算什么。或者是反过来说，即使是牺牲我汪精卫的名声，也在所不惜！岂止不惜，还很光荣！
    这就是汪精卫的“牺牲论”。
    对汪精卫的“大义凛然”，陈公博“心服口服”，他说：“我和汪先生做了十多年朋友．没有听过汪先生这样决心的说话．好，既然汪先生决定要跳水，难道我好站在旁边看吗?我不走就是了。我也下决心。”
        这次，汪精卫又准备“跳水”了，他再一次叫来陈公博。
    在《苦笑录》中，陈公博是这样结束全书的：“长江是那么急流，船走了半小时还是不能抵岸，我偶然长叹一声，因看见武汉就要失，而这次仗到底无法结束。”
    那是1938年“夏天的一夜”，陈公博说：“我们已由下游退至武汉，就是武汉也差不多要失。”
    仅仅过了几个月，汪精卫就把陈公博叫到重庆，要与他谈谈“结束”“这次仗”的事情。
    据陈公博回忆，汪精卫一共找他谈过两次。第一次“大概是二十七年十一月初罢，时间我已记忆不清”。
    陈公博记不清了，周佛海倒是记得很清楚。1938年10月27日，即前文所述、梅思平返渝之后的第三天：“七时为电话惊醒，汪先生召见，有所指示。旋返寓，公博来谈。”
    陈公博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他说：“我正在成都筹画如何训练党员，和公开在四川省党部召集在成都的中学生分期演讲‘三民主义与科学’，我接到汪先生的电报，说参政会开会在即，嘱我早一两天到重庆。本来我在党里是被指定为参政会内国民党党团的指导员，因此我即起程赴重庆。”
    陈公博回忆说：“到达重庆，我还记得是早上去见汪先生的，当时汪先生通知我，对日和平已有端绪，我真象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一句话也不能说，只听汪先生自己讲述。我心想真是太奇怪了，这样大的事情，为什么汪先生事前一点也不关照我？当时在座的，我一时也记忆不清，仿佛除了汪夫人之外，有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几位。”
    令汪精卫没有想到的是，对他的“和平”主张，陈公博表示了激烈的反对。陈后来回忆说：“我等他们走后，我听见汪先生所说，又仿佛蒋先生是不知道的，又仿佛说待时机成熟，汪先生还要离重庆的。我听了之后大不谓然，因为那是太反乎我的主张。”
    当时陈公博讲了三点：“第一是，自从国民政府于十四年七月一日在广州成立，以至北伐成功，中间经过好几次党的分裂，好容易在民国二十年底宁粤合作，党复统一。方今国家多难，不容再破。第二是，对外问题，首在全国一致，战固然要一致，和也要一致。固然在战争时候，和战见解，国内或有不同。但尽管别党别派不同，而在国民党内万不可有两种主张，否则易为别党所乘。党一失败，国亦不救。第三，日本情形，我绝不熟悉，但由过去几年交涉而论，日本绝无诚意。日本对中国的要求，什么是他们的限度，我们是没有方法知道的。对于一个国家，我们不知道我的对他要求至何限度，而卒然言和，是绝对一件危险的事。”

    按：在这里，陈公博所说的：“对外问题，首在全国一致，战固然要一致，和也要一致。”“对于一个国家，我们不知道我的对他要求至何限度，而卒然言和，是绝对一件危险的事。”等等，应该说都是极有见地的话，陈公博这人不糊涂。
    其实汪精卫也不糊涂，但这半年多被周佛海这么一搅合，天天在耳朵边“念秧儿”，“和平”长“和平”短，再加上“枕边风”，已经基本上给搞糊涂了，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

    最后，陈公博说：“要而言之，我固然反对汪先生言和，更反对汪先生离开重庆。”
    陈公博与汪精卫争论到中午11点，这时陈璧君说：“你们辩论时间太久了，食过中饭再来谈罢。”
    陈公博离开汪公馆，跟着就到中南银行找周佛海，顺便找陶希圣。
    当时，周佛海说：“你一定吓一跳罢？”
    陈公博说：“怎么不是呢，这样大的事，为什么到今天汪先生才通知我？”
    周佛海说：“我也对汪先生说过应该通知公博，可是汪夫人说，公博近来太懒，等到成功再通知他。若是我们都走，他是不能单独再留的。
    陈公博后来回忆说：“佛海的说话这样，陶希圣也是一样。我听见这句话，默然无话可说，只得长叹一声，心想：那里怕我懒，只怕我反对罢了。”
    与周、陶谈过，吃了午饭，陈公博再次找汪精卫，“力陈不能和、不能走的理由，那样又辩论到黄昏，我才回旅馆。以后我每次见到汪先生都不赞成这个主张，后来汪先生说，这事虽有头绪，尚无结果，等到将来发展再谈罢。”
    第一次谈话，到此为止。其时，由于汪精卫也还不知道梅思平与日本人即将开始的“谈判”，最终能谈到什么程度，即“这事虽有头绪，尚无结果”，因此，汪也没有过于地勉强陈公博。
    到10月26日，梅思平带回“重光堂密约”的文本，此时已经到了“图穷匕首见”的地步，周佛海等人天天逼着汪精卫，等他一句话。
    此时汪的心情，通过前面引述的周佛海日记，相信大家已经看得清清楚楚——虽说早已下了最大的决心，要“牺牲”自己，但毕竟真到了“最后关头”，这个决心不是那么好下的。
    对于汪精卫而言，此时要决定的，基本上相当于要不要去自杀！
    换言之，只要汪精卫一点头，则从前种种，“譬如今日死”；而今后种种，能不能“譬如明日生”，却一切都还在未定之天。
    汪精卫怎么能不犹豫！
    在这一阶段的日记中，周佛海屡次指责“汪先生无担当，无果断，做事反复，且易冲动”，说得轻巧！换了你试试看，感情你是没有那样一个光彩夺目的前半生！
    犹豫中的汪精卫，再一次想起了陈公博。
    陈公博后来回忆：“至二十七年的十一月底罢，时间我已记忆不清了，我又接汪先生从重庆来一个电报，叫我立刻至重庆。”
    这天是1938年11月29日。
    对汪精卫、对陈公博，这都是一次无比艰难的谈话。
    陈公博说：“我到重庆时，汪先生告诉我，中日和平已经成熟，近卫已表示了几个原则：一、承认满洲国。二、内蒙共同防共。三、华北经济合作。四、取消租界及领事裁判权。五、相互不赔款。中国如答应，则日本于两年内撤兵。”
    对此，陈公博的态度是：“我对于第四、五两原则没有意见外，其余第一、第二、第三等原则都不赞同，尤其不赞成的是汪先生离开重庆。”
    陈对汪说：“我的大原则是‘党不可分、国必统一’。党的分裂痛苦，我已受够了。我们要救国才组织党，今党不断分裂，救国更何从谈起？”
    汪精卫说：“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了。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而且，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我们难道袖手以待亡国吗？”
    对此，陈公博说，当时他已“辩无可辩”——不知道说汪精卫什么好了。他说：“我在二十六年底奉蒋先生之命至欧洲，当时原可以不必急急归国，当日很多人在欧美多借口办理外交或采购物资，逍遥海外，以待世变。我不忍各同志在国内挣扎苦斗，故愿同甘共苦，匆匆求归。我的志愿如此，我宁愿真到了这个时期，一同牺牲算了。”
    此时，汪精卫再一次祭出了他的“牺牲论”：“我们革命党死何足惧，难道眼看几千万的老百姓也跟着我们同死吗？”
    此时，陈璧君不再听任他们做口舌之争，也可能是这些天听类似的话听烦了，对陈公博说：“好了，我们一定走的。你不走时，一个人留在此地好了。”
    周佛海也对杨惺华讲过，最后的“决断”是陈璧君下的。周说：“汪精卫在家为梅思平设筵饯行，临送出客厅门口时，陈璧君厉声对汪精卫说：‘梅先生明天要走了，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 ’汪精卫连连点头说：‘决定了，决定了。’”
    陶希圣则回忆说：“上清寺汪公馆连日举行会商。参加者为周佛海、梅思平与汪夫妇。他们最初主张不邀我参加。但汪极力主张我参加，并电邀陈公博由成都到重庆共同商议。陈公博此时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驻在成都。他来到重庆，参加会商，一时摸不到头脑，比及知有此种条款，不禁惊惶失措。汪在会商之外，单独接见我，问我的意见。我说：‘在武汉时，先生曾说这次合作，必须合作到底，决不中途分手。我希望先生贯彻初衷。’汪颇以为然。会商多次，不能达到最后的决定。陈璧君乃坚决主张就走。”
    事情就此定板。
    陈公博失望地说：“我们辩论，到了此时，已经无法可辩，我已无法阻汪先生离渝，至于以后怎样，我不得不再考虑。”
    日后，陈公博说：“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也不至于败事。”
    信夫！

ys1937

47、附：汪精卫投敌

    1938年12月 1日，梅思平抵达香港，正式对日本方面做出了答复。据今井武夫回忆，当时梅一共谈了四条：“一、汪兆铭承认了上海重光堂会谈的日华协议记录。二、在近卫声明中，日本有明白表示不进行经济垄断和干涉内政的必要。三、汪兆铭预定十二月八日从重庆出发，经过成都，于十二月十日到达昆明。此时由于有特别保守秘密的必要，中国方面希望在十二月十二日左右发表近卫声明。四、汪在昆明、河内或香港中之任何一地宣布下野。”
    与日方通过气，汪等一伙就开始分头行动了。今井武夫说：“周佛海从梅思平那里得到了重光堂会谈的报告，向汪兆铭汇报了日华协议记录的内容，并商量好了逃出重庆的方法，然后于十二月五日他一个人先行飞抵昆明。”
    汪精卫一伙，都是高级公职人员，汪本人地位特殊，要去哪里，别人或许不好干涉。周佛海却不行，最起码每天的班是要上的。
    于是，周佛海找了个借口，以“视察宣传工作的名义到昆明出差”，为了做得像模像样，行前，周佛海还召集部属，“谈赴昆明视察及离渝后部务处理情形。”
    12月 5日10时45分，周佛海乘飞机离开重庆，当天抵达昆明。行前，周百感交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说：“别矣，重庆! 国家存亡，个人成败，在此一行! 惟因早下牺牲决心，故不辞冒险一行也。岂飞机离地之刹那，即余政治生命断绝之时欤? ”“默念前途茫茫，国运、己运，均难逆料是吉是凶也。”
    周佛海焦急万分地等到12月 8日，汪精卫却没有如期前来，来的只有陈璧君的侄子陈春圃，带着汪精卫的一双儿女汪文悌和汪文恂。
    汪精卫没有如期“出走”，是由于蒋介石恰好在这一天来到重庆。
    自南京陷落之后，国府迁至重庆，蒋介石的“大本营”则因就近指挥的需要，设在了武汉，在武汉陷落前夕，“中枢”各部门方陆续迁至重庆。
    老蒋本人，则是在武汉沦陷的前一天，即1938年10月24日晚离开武汉转赴衡阳。

        按：最后离开的是戴笠，他是在主持炸毁了武汉的全部重要设施之后，即所谓“反资敌大破坏”以后，才在最后时刻撤离武汉的。
    武汉是当年的重要工业基地，早在清朝末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就在武汉兴办工业，湖北的纺织和军工企业都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其中的湖北兵工厂的“汉阳造”当年名闻遐迩。抗战初期，说中国的武器不行，用“汉阳造”对付“三八大盖”，殊不知，如果没有当年的湖北兵工厂，连“汉阳造”都没有。由于“汉阳造”太过出名，以至于大家都将湖北兵工厂称为汉阳兵工厂。
    乔家才说：“反资敌大破坏，是一件不得已而又十分重要的措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敌人可以用来攻击我们、杀害我们的物资设备留给敌人，就只好予以忍痛破坏，不让敌人来利用。……武汉三镇如汉阳兵工厂、汉口码头，各工厂、桥梁、仓库六十九处，必须彻底破坏，不能让敌人利用，这就是武汉反资敌大破坏。”
    “反资敌大破坏”的任务，老蒋交给了武汉警备司令郭忏，并令戴笠副之，实际的任务交由军统执行。戴笠经过考虑，选定了湖北本地人、曾侦破“杨永泰遇刺案”的湖北站站长朱若愚负责大破坏的筹划和执行。
    接到任务，“满天飞”的戴笠当即赶回武汉，并介绍朱若愚拜会了郭忏。乔家才说：“郭司令对于这项任务，并不热心，表示非常冷淡。”因此，戴笠指示朱若愚说：“你要知道，我们不能希望郭司令帮助我们什么，只要他不阻挠我们，已经很好了。你必须忍耐，不能同他发生任何不愉快，才能减少阻力。”
    此时，戴笠的“临训班”学员刚好毕业，戴笠挑选了 100人交给朱若愚，乔家才说：“这些刚受完爆破训练的青年同志，执行任务，确实认真，不折不扣。每一项破坏目标，视其重要性，派一位或两位同学参加。”
    10月24日，日军攻占黄陂，离汉口只有30公里了，戴笠再一次赶到武汉督导工作，跟在他身边的，除了警卫员“神枪”王鲁翘以外，只有军统局总务科长郭斌。
    其时，担任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的，正是曾侦破“日人藏本失踪案”的赵世瑞。他对戴笠说：“戴先生，敌人距汉口已很接近，可以听见敌人的大炮声，武汉的破坏工作可以留给我们来办，戴先生应该先走了。”
    对赵的“好意”，戴笠一语点破：“我很了解你。你想溜走，先把我支使开。等我走了，武汉会找到你的影子吗?”
    乔家才说：“戴先生非常沉着，偕同朱若愚看过每一处要破坏的地方，看看准备的确实不确实。一直等到十月二十五日，敌人已经抵达汉口外围，才开始破坏。敌人听见市区的爆炸声，此起彼落，不知道是怎么一会事，在外围停止，不敢进入市内。”
    此时，被戴笠揭穿“老底”的赵世瑞估计实在是气不过，居然在此时跑来要回他的汽车。乔家才说：“原先赵世瑞把他的汽车留给戴先生使用，郭斌刚经过一番修理，赵世瑞突然又来要汽车，郭斌非常生气，在要紧关头，他把汽车要走，怎么成? ”
    这时戴笠反而非常平静，说：“车子本来是他的，让他开走吧，我们另外想办法。”

    按：论才干，赵世瑞没的说，就是私心重一些。另外胆子也太大，此后，还在钱财上出过问题。但很奇怪，戴笠对他始终极为容忍。
    乔家才回忆说：“没有交通工具，戴先生怎么行动? 郭斌着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好不容易找到一艘破汽艇，必须修理，才能使用，郭斌赶紧找汽车修理厂的老板盛福生修理。盛福生是一位爱国商人，迅速加配零件，使可以行驶，并加满汽油，等待驾驶。当敌军前哨踏进汉口市的时候，武汉的反资敌大破坏已完成百分之百，戴先生才登上汽艇，驶向上游。但是敌机正沿着长江轰炸，危险万状。戴先生乘坐的汽艇，安全抵达沙市，转往长沙。”

    蒋离开武汉之后，出于战事的需要，并没有去重庆，而一直驻在南岳衡山。期间，于11月 1日去了一趟长沙，召集军事会议，“检讨作战经过”。
    11月12日，蒋介石从南岳赴韶关，“策划反攻广州”，结果刚去的当天夜里，长沙莫名其妙地着了一把大火。由于12日的电报代日韵目为“文”，着火的时间是12日深夜、接近13日的凌晨，因此，后世称这把火为“文夕大火”。
    这场浩劫，将千年古城长沙的所有典章文物，几乎全部付之一炬，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则无法估量。蒋当即赶回长沙主持调查此事，并在暴怒之下，于11月20日，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湖南省保安处警备旅第二团团长徐昆等三个黄埔学生全部枪决。
    同一天，梅思平、高宗武在上海与日方签订了《重光堂密约》。
    11月25日，蒋介石在衡山召集军事会议，指出：以日军占领武汉、岳阳为界，标志着抗战进入第二阶段，并提出：“第二期抗战须转守为攻，坚忍持久，以济远大，忠诚朴拙，和衷共济，提高精神与道德修养，改造军队与社会。”
    也正是在这个会上，老蒋决定成立“南岳游干班”，由中共派干部授课，讲授游击战的经验。前面讲过的、戴笠的军校六期同学王百刚，进的就是这个训练班，并因为盗窃班费而被“劝退”。回去以后，王百刚因此事被戴笠枪决。
    11月30日，蒋介石离开南岳赴桂林。陈布雷回忆说：“在桂林日，蒋公稍暇即召往谈话，所谈均第二期抗战中精神致胜之要点，对敌相近卫所唱之东亚协同体与连环互助关系，痛斥之尤力。谓此种桎梏，将断送民族运命于永久，较诸军事占领为尤烈，万不可中其奸计。宜愈战愈奋，与之作精神斗争，凡口授四五次，命记于别册准备撰一长文。”
        在回忆录中，陈布雷不无惋惜地说：“此种言论惜不及令汪精卫、周佛海于当时得闻之，否则彼等或不致失身作汉奸。”
    12月 7日，为蒋打前站的陈布雷回到重庆，他后来回忆说：“到渝知佛海已于五日赴昆明，余即暂寓其新租之住宅。”
    当天，陈布雷就去拜访了汪精卫，他说：“夜九时往访汪先生，再三询余对战局意见，事后觉其容止不甚自然，然当时不甚觉察也。”
    陈布雷当然不知道周佛海等一伙搞的鬼名堂，12月 7日晚，陈布雷就给周打电报，令他立刻回重庆，筹备召开原定于1939年 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
    今井武夫说：“周佛海是以视察宣传工作的名义到昆明出差的。七日秘书长陈布雷就打电报给他，要他立即返任。这是受蒋介石的命令发出的电报。”
    实际上，汪精卫一伙早就在防着蒋介石回来，在1938年12月 1日的日记中，周佛海说：“闻蒋先生十号以前将来渝，心理上有莫名其妙之感想，如小学生闻先生将至然。”
    12月 6日，已经逃到昆明的周佛海说：“本日接渝电，谓蒋先生明日可到。是则预定计划，将受绝大影响矣! 其殆国运耶? 焦灼万分。大小事只能尽人事，成败惟听天命，但余个人亡命，则早决心矣。”
    12月 8日，蒋介石回到重庆，恰好与汪精卫预定的“出走”赶在同一天。
    蒋来了，汪当然不可能马上就走——“总裁”刚来，“副总裁”就走，也太不正常了，总得见个面吧，否则岂不令人生疑。
    于是，汪精卫临时改变了计划，令陈春圃带着他的两个孩子先去昆明，一方面减少拖累，另一方面也要向周佛海说明情况，以便下一步的“配合”。
    陈春圃，1900年生，广东省新会县人。
    陈春圃是陈璧君的堂侄，1924年，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秘书。1925年冬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 5月回国，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秘书。后任侨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侨民教育处处长。
    陈春圃说：“我跟随我的堂姑夫汪精卫有长久的历史。l922年，在我踏进生活的初期，就在他当会长的广东省教育会充图书馆干事。随后，再了两年即由堂姑母陈璧君荐我当广东省长公署机要课主任，自此对起才开始有了政治关系和活动：l924年汪精卫当国民党宣传部长，调我任该部秘书( 其时没有副部长，秘书也只有一人 )。1926年初我去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于1927年夏宁汉分裂时，汪精卫当汉口中央组织部长又电召我由苏联回国当该部秘书。l929年又受汪精卫之命由欧赴美主编纽约《民气日报》，进行反蒋宣传活动。到了1932年春，我由美回国之后不久，他又要我赴香港主持他个人创办的《南华日报》，继续作他的喉舌。但我当时厌倦了摇笔杆的生活，坚持不就，他才叫我搞华侨工作，在南京侨务委员会当常委兼教育处长，一直干了七年之久，替他做拉拢华侨群众的工作。
    对汪精卫、陈璧君而言，陈春圃是晚辈，又长期受汪夫妇提携，因此，陈春圃在汪家的地位，多少有点类似于“管家”，让他干什么就得干什么。抗战胜利以后，陈春圃在法庭上曾经说：“被告自幼贫苦，因系陈璧君远房之侄，自二十三岁起即受汪精卫夫妇栽培提挈，前后达二十余年。平时汪、陈家事杂务亦辄令被告奔劳，事实上被告无异为其家庭之一佣役。”
    陈春圃的话，当然有为自己开脱的成分，但“汪、陈家事杂务亦辄令被告奔劳”，倒是实际情况。
    谈到汪精卫的出走，陈春圃后来回忆说：“成群结队的离渝是引人生疑的，所以群丑们商定分散逃脱的办法：周佛海先飞昆明，名义是视察宣传( 其时周是国民党中宣部代部长 )，过了几天陶希圣又飞昆，而陈公博其时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则约定与汪精卫同一天自成都迳飞昆明再行会合。我则护送本来在重庆南渝中学读书的汪的幼子文悌和幼女文恂飞昆，让他们转飞河内回香港，我则留在昆明与周佛海联络，并专候汪飞昆日期的电报通知龙云接他，另代定由昆明赴河内的滇越铁路挂车包厢，以便把全部逃脱的人装运河内。”
    陈还说：“记得周佛海是1938年12月 5日飞昆明，那天清早他就来汪家，我刚起床就被汪的副官传汪命要我到会客室，当时汪精卫关照我记牢周佛海告我在昆明的住址( 金城银行楼上 )，并要我三天后( 即12月 8日 )飞昆，到昆后每天注意收转他从渝发给周的密电报( 收转机关系借陈璧君胞弟陈昌祖为经理的中德航空公司的电报挂号，以避人耳目 )。”
    据陈春圃在法庭上的供述，汪令他带着孩子先赴昆明的时候，并未对他透露太多情况。他说：“鄙人在民二十七年冬任职于侨委会，其时汪先生命向侨委会请假，带领其男女公子各一人赴河内转香港，并嘱到昆明后可先购票，遣其男女公子先赴河内，本人则暂留昆明，谓将来昆明演讲，可以参加讲演，等语。”
    12月 8日，陈春圃来到昆明，与周佛海会合。周在当天的日记中说：“饭后，春圃自渝来，谓布雷昨已到．蒋先生今日可达．汪先生嘱一切慎重；因将明日之行取消。”
    对此，周佛海烦躁地说：“天下事多周折，往往如此，成败真由天定，非人力所能预谋。午睡不能成寐，苦心焦思，为平生所未有。其立即脱离现状欤? 其返渝暂观形势欤? 苦思深想，仍决定不返。原因甚多，最要者有二：一为迟早均须脱离，早则多挨几天骂，迟不过少挨骂几天，但届时恐无法脱身；二则思平两度赴渝，蛛丝马迹，在在可寻，一旦发现，国未得救，而身先丧矣! 廿一号前决定赴港，如天不亡中国，汪先生或能于十天内离渝。”
    在送走陈春圃的同时，汪令高宗武立即转告日方，请他们将原定的近卫文磨要发表的招降“声明”延期发表。否则，汪还没出来，近卫的讲话已发表，那可就“演砸”了。
    12月 8日，周隆庠找到西义显，对他说：“因蒋介石突然来到当地，不得已将六日出发的预定加以变更，然而前途并不悲观。汪兆铭认为：如蒋介石逗留时间较短，等他离开重庆后，从重庆出发；如时问较长，则借口尽快从重庆出发。”因此，周隆庠要求将“近卫声明暂时延期到有汪兆铭到达昆明后的确讯为止”。
    这个意外的变故，把日本人也搞得十分被动，犬养健说：“在十二月二日，高宗武的哥哥来访伊藤，转告汪先生已全部允诺重光堂会谈内容，估计汪先生将会在八号从重庆脱出。听到今井这个报告，东京的首相官邸内定近卫首相十二月八日去大阪，并准备了新闻谈话的内容。近卫首相按预定日期到达大阪的旅馆，可是，一直到了九号，还一点儿没传来汪从重庆脱出的消息，首相只得假称有病而回到东京。”
        今井武夫则说：“日本政府预先已做好准备，一等到汪逃出到河内，就立即发表总理大臣的声明。先是收到汪预定于十二月八日逃出重庆的通知，近卫首相准备按照这一通知于十一日在大阪大礼堂发表演说，向全国广播。近卫已经到了京都，但由于汪延期逃出重庆，近卫就以患病为理由，把演说和广播延期到十四日，接着他又全部停止进行，回到东京去了。”
    这个时期，最“难受”的，莫过于先期“出逃”的周佛海，苦等汪精卫不至，自己又不敢回重庆，单独与日本“媾和”，他又不够这个档次，进退失据，度日如年。周的“苦心焦思”，曾对今井武夫说过，当时周设想了各种各样的可能：
    “事情是否已经暴露? 万事休矣!!惊骇之至。但要紧的是汪未飞到昆明来。汪从重庆出奔的情况究竟怎么样? 简直令人坐卧不安，焦虑万分。”
    “我如果返回重庆，那就不可能逃出来。虽然不回重庆是对的，但是我一个人到香港去又不顶用。更重要的是使汪先生的出奔越发困难了。”
    “总之，我可以以视察宣传工作尚未结束为理由对付蒋介石，在那里等待几天，真处于进退维谷的窘境，不知如何是好，度过了异常痛苦的一个星期。”
    “担心我们的计划大概被蒋介石晓得了。否则，五日我从重庆出来，第二天蒋介石就回去，会有这样的巧合吗? ”
    思来想去，周佛海向今井武夫撂下“狠话”：“反正不回重庆了。即使汪先生不来，我也决心到河内去。”
    幸好，汪精卫没有让周佛海等待太长的时间。
    12月 9日，即蒋回来的第二天，他就召集汪精卫、孔祥熙、张群和王宠惠开会，“商今后大计”。

    按：此时，蒋已经将自己兼任的行政院长让给了孔祥熙，张群为副院长，老资格的法学家王宠惠则接替了张群外交部长的职务。

    陈布雷回忆说：“蒋公以八日抵渝，九日在黄山约孔、汪、王( 外长 )叶、张等谈今后抗战要计。孔等屡以国际形势为言，蒋公止之日：“勿问国际形势如何，我国必须作自力更生、独立奋斗之准备。”
    陈布雷说，汪精卫当时只是说：“敌国之困难在结束战事，我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事。”没有说太深的话。
    通过这次谈话，汪精卫确认，蒋介石突然回到重庆，不过巧合而已，“和平运动”并没有“露馅”。
    12月10日，日本方面接到高宗武转来的汪精卫来电：“1、 蒋介石来重庆，是由于其他公事，工作并未暴露。2、 汪的处境与计划完全没有变化，希安心。3、 大约延期七天，预定可以转入既定的行动。”
    高宗武还向日本方面提出要求：“希望用作战上的办法把蒋赶出重庆，但用轰炸的办法是不行的。”另外，高宗武还表示：“感谢多方照料。由于中国方面的原因屡次推迟，很是抱歉。”
    大概从这个时候起，汪精卫就开始做“出走”的准备了。
    这一阶段的情况，汪精卫的卫士许少泉曾经有详细的回忆。
    许少泉是江西省萍乡人，会武术。1931年，许被调到南京，在训练总监部当卫士排长。当时适逢蒋汪合流，汪精卫任行政院长，这是他自1926年与蒋“斗法”落败之后，第一次在政府中负实际的责任，可以配备警卫人员了。
    当时为汪选人的，就是国民政府训练总监朱培德。许少泉回忆说：“朱培德亲自向陈璧君介绍了情况，又把卫士排的人一个一个叫去目测，由陈璧君问我们的家庭情况，然后当场表演几下武术。她看中谁，就要给，朱培德不会说个不字。当时我不到20岁，个子高，身体又棒，几下武功也过得去，被陈璧君挑选上了。这次被挑选上的还有王长志( 山东人 )、孙学韩( 山东人 )、戴云生( 湖南湘潭人 )。我去后挂中尉排长军衔，月薪50元，比在训练总监部多了近20元。”

    按：1931年挣50元，确实不少了。其时，王蒲臣还在浙江武义当县教育局长，每月工资也不过50元而已。后来王进特务处，当秘书，工资一下翻到 100元，算是高薪了。

    许少泉说：“1938年 7月，日军逼近武汉，汪精卫到了重庆，住在上清寺美专。这一段时间里，他表现得非常沉默苦闷，好象有说不出的苦衷。在重庆美专期间，他除了接见德国大使，还在美专、南温泉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大礼堂作过两次演讲外，就再没在公众场合出头露面。在家中，他经常召见陈公博( 国民党中央常委、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 )、周佛海( 国民党中央常委、宣传部代部长 )、梅思平、曾仲鸣( 国民党中央委员、汪的秘书 )、陶希圣、高宗武等人，磋商叛国的事情。”
    1938年12月10日，汪精卫叫来许少泉。“他把门关上，很神秘地问我”：“少泉，我对你怎么样? ”
    许当即回答说：“汪先生和夫人对我们都很好。”
    汪说：“那好。现在我交给你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很重要。”接着，汪又补充说：“这事不能跟任何人讲，只能完成，不能出任何问题。”
    许听了，“毫不迟疑”地说：“请汪先生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汪精卫交给许的任务，是押送八辆汽车从重庆去昆明，“12月12日一早出发，6 天之内务必到达昆明。”汪精卫说：“此事不得延误，你去准备吧，千万要保密! ”
    许少泉回忆说：“从汪精卫房间出来，我心里很纳闷，这个任务怎么这么机密，又这么急? 好在我们都是单身汉，说走就走，没有什么牵挂。”
    许挑选了12个人，只告诉他们准备待命，没有说是去执行什么任务。“12日一早，我带领12名卫士和一名副官，分乘一辆卡车( 装有汽油 )，一辆中卡，两辆保险车和几辆小汽车，从重庆启程。”
    12月18日晚，许少泉一行按时抵达昆明，并将汪精卫的一封亲笔信交给了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
    龙云，1884年生，云南省昭通人。
    龙云是彝族人，祖父是土司。与那个时代的许多军阀一样，龙云也是自小不甚喜读书，却好勇斗狠，早早投军，1914年，龙云自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四期骑兵科毕业，入唐继尧部，为唐所激赏。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龙任云南省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自此成为“云南王”把个云南搞得如同铁桶一般，相邻的贵州，也基本差不多。
    蒋介石岂能容他！
    1934年底，长征的红军进入贵州，贵州省政府主席、25军军长王家烈并不想过分地与红军为难，只求红军穿省而过，大家都清净。不料尾追的“中央军”薛岳部正好接着这个机会进入贵州，这下可“干”喽！1935年 4月，王家烈被迫辞去贵州省政府主席职务，不久后，25军军长也被拿掉，专任军事参议院参议，贵州就此“归顺”中央。
    在进入贵州的同时，红军一部进入云南，龙云大惊之下，请求“中央”支援，蒋顺水推舟，任命龙云为第二路军总司令，蒋系势力就此进入云南。
        与此同时，特务处也在云南安插下了“眼线”。
    戴笠派来的，就是他最得意的学生之一、江山美女姜毅英、还有他未来的夫婿叶文昭。
    姜毅英、叶文昭，都是张毓中在杭州特训班甲班的同学。
    1933年，戴笠开办杭州特训班，从“浙警”的毕业生中挑选了一部分，组成甲班，毛森、张毓中、以及张的好友叶文昭、倪永潮都在其中。张回忆说：
    “特训班甲班，本来清一色全是警校二期同学，但一个月后，班上忽然来了一男一女。由于他们的加入，我班人数凑成了四十整数，男的是丁希孔（可能是化名），广东人，军校三期生，训练不久，就不知所踪，很可能另有秘密任务而离开了。女的是姜毅英，原名姜岳根，姜毅英是她进特训班受训时，戴先生特别为她取的化名。她是浙江江山人，戴先生的同乡，刚从杭州第二高级中学毕业。”

    按：丁希孔，军校四期，海南文昌县人。

    姜毅英很漂亮，大家都喜欢她，张毓中说：“她中等身材，长长的秀发，灵活的双眸，端正的五官，朴实的打扮，沉默寡言，给人端庄文静的好印象。在短短数日之内，她赢得全班同学的好感，许多男同学都为她倾心，想尽办法与她接近。其中追得最热烈的是叶文昭同学，作为叶文昭的好友，我也乐得君子成人之美，有意无意的帮他的忙。”
    “在我们结业时，戴先生放我们三天假，我要去笕桥航空学校访友，姜毅英也说要去笕桥农校会堂姐，要我作伴同去，我当然答应，约定坐第二天早晨的火车。同时我又把去笕桥的消息告诉叶文昭，他高兴得跳了起来，求我帮忙，我就叫他第二天早上八时到车站会合。第二天，我们三人在车站会了面，姜毅英见到叶文昭，马上心中有数，但她没有表示。三人一路有说有笑，气氛十分美好，到了笕桥，约好回程见面的时间，我就故意找借口，请文昭单独护驾。这一次笕桥之行，就成了他们日后感情发酵的一个重要契机。”
    除了甲班以外，戴笠还开办了乙、丙两个班。
    张毓中说：“乙训班约二十人，全是男性，学员是由警校正科以外的班次中挑选出来的，指导员是军校六期的刘乙光先生，训练时间比甲班稍短。以后我才听说乙班是以行动、警卫、交通等作为训练的重点。丙班人数不到十人，分成两组，分别受西餐服务和理发的专门训练，当然也有情报课程。除领班厨师为男性之外，其余学员都是年轻貌美的少女。戴先生在我们教室的右后方，特别为他们开设了一家西餐厅和理发店，以供实习。”
    出于保密的需要，戴笠规定，甲、乙、丙三个班“分开受训，分开生活，彼此不准来往”。这样一来就出现一个问题，即供丙班的“年轻貌美少女”们实习的西餐厅和理发厅，是不能对外公开营业的，又不能没有顾客，于是，“只好网开一面，准许甲班同学前去应卯。”
    张毓中说：“所谓西餐厅，其实仅供应简单的猪排、鱼排、咖啡、红茶、西点而已，其目的在于训练员生的西餐礼仪、刀叉摆设、服务态度等等，作为将来担任实际工作时之掩护。因西餐厅的价格极为便宜（几乎等于白吃），我们就理所当然的成为餐厅常客了。理发店的服务，一律免费。我们这群年轻小伙子，见有年轻貌美的理发小姐，免费洗头修面，明知是她们的试验品，仍趋之若骛，绝不轻易放过这难能可贵的机会。后来倪永潮同学（胜利后任汉口市警察局督察长），真的追到了理发的蔡小姐，缔结良缘，成为同学间的美谈。”
    张毓中的回忆中，谈到受训期间，甲班搞过的一次化装演练，很有意思。张毓中说：
    “第一次演习，是考验性的化装演习，男女同学一律参加，戴先生命我担任督察。督察的工作是要依演习计划，考核每个化装的同学，对他们的场所选择，化装技术、言行举止、外形神态等，我都需详述暗记，再做成秘密报告，报呈戴先生察阅。
    戴先生从口袋里掏出十元大钞，给我购买衣物和工具，我仅花了两块钱，就在旧货店里买好了所有的化装工具。当我把余钱归还给戴先生时，他不但不收，还似怒似喜的训斥我：‘真没出息! 连钱都不会花，把这些剩下的钱都拿去用罢! ’这是我第一次碰戴先生的橡皮钉子。
    那天我化装成电气小工，租一部脚踏车，面上抹些灰土，按照腹案，满城飞驰，一个也不遗漏的巡查过去。完成督察任务之后，承蒙戴先生慰勉有加，有了他的赞许，我所有的辛劳也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张还回忆了当天的许多细节，令人捧腹大笑：
    “综合当天演习所见，大致上人人都事先费了一番心机，表现得十分良好。尤其张培兰同学，化装成卖芝麻糖的小贩，一身乡下土布衣裤，配合扁担箩筐，坐在小板凳上，形象神态都唯妙唯肖，是化装最成功的一人。
    戴先生看了我的报告，十分高兴，特别命我陪他到实地观看。张培兰在湖滨公园口、杭州体育场前面摆摊，地点选得很适当。戴先生远远的下了车，边走边观察，面带笑容的走到他身旁，正准备拍照做参考时，张同学竟惊慌失措的站了起来，立正鞠躬，使戴先生啼笑皆非，连声说：‘完了! 完了! 这么精彩的化装，被你这样一来，就失去意义了，这证明我们训练不够。以后要以此事为镜，加强训练! ’这是我们化装表演中最具教育意义的一个插曲。”
    张还说：“我班四位女同学，只有三位参加。姜毅英（后为少将）化装成高贵少妇，浓妆艳抹，衣着华丽，到西湖湖滨公园一转，惊鸿一瞥，引起游客注目，对她评头论足，使她不得不快步离开，雇车返校。龚成香同学为人保守，想来想去，都想不出化装成什么好，最后急得掩面哭泣，只有请我这个临时督察，转请戴先生免除她的化装演习，经我转报后，戴先生一笑置之。吴孝姑同学（后为国大代表）比较成熟大胆，化装成村姑，手提竹篮，高声叫卖落花生，非常入戏。她事后告诉我，当天撞到几个‘吃豆腐’的登徒子，极为讨厌。”
    在演练中，由于这些未来的特务们都是学生出身，缺乏社会经验，闹了不少笑话。张毓中说：“我们的化装不外乎小贩、黄包车夫、小工等，而我们学生对社会百态、民间习俗所知太少，虽然外形化装得唯妙唯肖，而举止言谈破绽百出。例如装小贩的斤两不分，价格乱开；拉黄包车的街道不熟，远近不明，说不出车资，等客人进屋去拿零钱时就溜之大吉、或根本不收车钱；有位同学竟忘其所以的说‘不要了! 明天再来拿’；有的借口等人不作生意等等，莫衷一是，笑话百出。”
    从杭训班毕业之后，张毓中进“洪公祠”继续深造，姜毅英、叶文昭则被戴笠送进电讯班学习，这一去，姜毅英后来居然成为军统唯一的女少将，叶文昭也成为著名的电讯特务。
    1933年11月，“福建事变”发生，正好电讯班结业，戴笠令叶、姜二人假扮夫妻潜伏厦门，布置秘密电台，负责通讯。
    张毓中说：“一对原已滋长着爱苗的青年男女，在险恶的环境中朝夕相处，相互关爱，这种患难与共的感情，绝对超过一般的真正夫妻。近水楼台先得月，文昭兄如愿以偿，终于赢得毅英的芳心，而结为连理。”
        不久后，戴笠注意到云南的重要地位，当时的条件，还不允许特务处在当地派遣过多人员，于是，戴笠令叶、姜二人以“中央航空公司昆明办事处人员”的身份潜伏昆明，并掩护一部秘密电台。张毓中说：“当时云南王龙云对中央的态度不很友善，地下势力根深柢固，情报人员潜伏工作，绝非易事，随时随地都有生命的危险。他们以智力与勇气，又成功的完成了任务。”
    1936年 4月22日，蒋介石到达昆明视察。
    当天，戴笠带着张毓中等人为蒋介石“先遣”。张说：“当时戴先生已崭露头角，深获领袖信任，依我们猜测，他这次半公开的到政治敏感的云南去露面，一定负有重大的政治使命。戴先生一上飞机，就显得十分疲倦，坐下以后，马上蜷卧大睡，显然他为了这次昆明之行，日思夜虑，身心劳累不堪。而这次的飞行一路颠簸，戴先生在飞机上，一定和我们一样的难受与不舒服。但他一到昆明机场，就消失不见了，不但当时没人注意到他，就是第二天的报纸，也没刊登任何有关他的消息，戴先生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行踪诡秘啊! ”
    蒋介石的专机，预定当天下午两点到达，结果龙云率手下文武等到三点多钟，依然不见飞机的影子，张毓中说：“早早在机场恭候迎接的云南省主席龙云，与他的高级政要等二十多人，不时地翘首仰望，引颈企盼。有关人员更一再地向贵阳机场联络，证实领袖座机，已于预定时间，掠过贵阳上空，而现在迟迟不见飞机踪影，怎不叫人担心着急? ”
    “下午三时半左右，座机终于远远地出现在昆明机场上空，冉冉盘旋而下。在机场恭候已久、惴惴不安、为领袖安全担忧的文武百宫，马上转忧为喜，情不自禁的热烈鼓掌，历久不止。接着飞机熄火，机门打开，扶梯放下，龙主席立刻率文武百官走近扶梯，前去欢迎，想不到，领袖竟迟迟不出机门。”
    等了十多分钟，老蒋终于“面带倦容”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他一边和龙云等握手，一面表示歉意地说：“飞机飞偏了方向，飞到了大理上空，才知道飞过了昆明，耽搁了很多时间，使各位在机场久候，实在抱歉；又因飞机受到季风影响，摇摆得厉害，心头很不舒服，想不到在飞机落地时，呕吐了起来，再让各位久等，直不好意思。”
    寒暄毕，老蒋坐上龙云的专车，绝尘而去，张毓中“随扈”，他说：“这黑色座车车型巧小，外表看来，一点也不豪华；但车内坐垫，全是黄色锦缎，绣有颜色鲜丽、神态生动的双龙，帝王色彩极为浓厚。”
    在云南，龙云基本上相当于皇帝，本就排场极大。这次“领袖”来了，龙更是做足了文章，让老蒋见识见识他的威风：“一出机场大门的牌楼，就看见龙主席的亲信警卫部队，番号为‘护卫团’的队伍，整齐的排成分列横队，沿着马路两旁，耀武扬威的恭迎领袖。这是一支采法国式装备和训练的队伍，在队伍最前面，陈列着精良的武器，大有展示强大武力的意味。沿途武装警卫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严密的管制交通，断绝任何车辆和闲杂行人的往来。最令人注目的是两排精悍的马队。人人肩挂马枪，背负斩刀，骑在矮小壮健、云南著名的‘谷马’之上，快步奔腾，分别在座车前后左右，担任卫护，威风凛凛，杀气腾腾，阵势壮观，确有镇慑作用。专制时代的作风，在昆明处处可见，令人十分惊异。”
    张毓中说：“这次来昆明，领袖的武装卫士一个也没带来，随侍领袖负责警卫的只有便衣官员二十多人，警卫力量，实在十分薄弱。我特务组，仅陈善周副组长和我两人而已，因此除了随从、先遣和情报之搜集外，我们还作夜间轮值巡逻。”
    老蒋住在五华山，龙云给所有来云南的中央人员都发了一块金牌，作为出入证，张毓中说：“这些金牌原为重要将官所佩用，每次进出大门，一小队的卫兵，就一面列队持枪敬礼，一面大喊：‘将官进出府! ’直是官僚排场十足，封建的味道相当浓厚。我当时是陆军上尉，受此待遇，受宠若惊，好不自在，只有尽量避大门而走小路了。”
    就在老蒋到达昆明的当晚，戴笠来找张毓中，对他说：“现在有一个很简单但极重要的工作，交你办理，那就是要你担任昆明叶文昭、姜毅英秘密电台的交通。”
    对于地下工作而言，交通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并不像字面上反映得那么简单，好像只是送个信而已。张毓中说：“所谓‘交通’，在情报工作上，是负有‘传递’、‘供应’、‘联络’和‘经费支持’等之任务，必须极秘密地进行。在情报史上，因‘交通’事故，造成惨败和重大牺牲的案件，屡见不鲜。因此担任‘交通’的人，一定要忠贞、机智、沉着、大胆、细心，更要有牺牲小我，宁死不屈的精神，才能达成使命和护卫全体同志的安全。因我是正式的侍从人员，带有将官的金牌，叶、姜两人，又是我同班好友，来往起来。理所当然，应当不会被注意或怀疑。”
    叶、姜二人住在离五华山官邸不远的一个高级住宅区，张毓中说：“相见的那刹那，大家都惊喜得跳了起来，他们身体壮健，精神奕奕，一点也没有改变。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之下，他乡遇故知，那种喜悦与快乐真难以形容。到底我们是受过严格训练的人，很快的就冷静了下来，在我说明来意后，大家就十分理智的研商种种可能的情况，以及应对的办法。”
    张毓中回忆说，有一次他去取文件，当时叶文昭正在电台上发报，姜毅英与张闲谈时，“竟情不自禁的靠在我右肩，失声痛哭”。
    张毓中说：“这突如其来的意外，使我手足无措，惊异非常，我想她内心一定有许多沉重的苦痛和委屈，就让她靠在我肩上，痛痛快快的大哭了一阵。果然没多久，她很快的恢复了常态，若无其事的，和我东南西北的畅谈起来。”
    姜毅英的表现，其实并不奇怪。所有的“潜伏”人员，由于长时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下，时间长了，难保不会出现这种精神近乎崩溃、情绪突然爆发的情形。张毓中说：
    “姜毅英是坚强自负的新女性，有巾帼英雄之志，鹏程万里之心。因她是江山人，毕业于杭州杭高后就受到戴先生之赏识，被选到浙江警校特训班受训。但自出道以来，为时势之所逼，肩负起紧急重大之使命，先和叶文昭同学，用工作夫妻名义，潜伏于厦门，后建秘密电台于昆明。就工作而言，固多有贡献，但就个人而言，深受工作危险之威胁，备尝生活之单调苦闷，偶尔引起情绪的不稳定，势所难免，尤其对一个雄心勃勃的女青年，她的感受一定特别的强烈。”
    所以说不是随随便便那一个人都能够当特工人员的，尤其是长期以两种面孔出现的“地工”，如果神经类型不是极度的坚强，搞不好真的要精神分裂。
        晚年的陈恭澍曾经说过：“我这一辈子，大半生活在惊涛骇浪之中。虽然积年累月，不分昼夜的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可是始终做不到处变不惊的镇定功夫。一直到今天，每听嘭嘭敲门声，铃铃电话响，明晓得不会再有人来逮捕我，也不会再有工作上的噩耗传来，可是仍然禁不住为之一震，好象是有了习惯性，改都改不过来了。”
    老蒋在昆明只待了三天即飞回成都，留下戴笠、陈善周、张毓中和老蒋的侍卫徐文贵等 4人，等待下一班飞机。
    当时，他们随戴笠住在法国商务酒店，费用一概由云南省政府承担。张毓中说：“该酒店豪华瑰丽，是法式大饭店，装饰设备一流。我们食宿，每天每人十八元越币（约近四十元大洋），吃的是正式法国大餐，饭前美点，餐后水果，尽情享用，气派之大，生活之奢华，为我之生平破题第一遭。”
    张毓中、徐文贵心想，自己不过一个尉级军官，一人住一套大套房，太过“奢侈浪费”，于是俩人一商量，并请示陈善周之后，换了一个“标间”，俩人一块住。张毓中想得还挺美，说这样“好叫外国佬知道我们中国官员的节俭美德”。
    第二天一早，戴笠来看他们，发觉他们俩住一个房间，当即“毫不留情的训斥”说：“你们真太没见过世面了! 也不想一想自己是委员长的侍从人员，住在昆明这种特殊的地方，被招待在法国人经营的饭店内，竟一点气派也没有，实在太丢人了，赶快叫茶房换回每人一间的套房。”
    张毓中说：“这是我第二次被戴先生教训的插曲，也是戴先生对学生的机会教育，给我很大的启示。”
    张毓中回忆说：“当时以戴先生的身分和地位，如真想上随从飞机离开昆明，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而此时此刻，戴先生留下候机，依我看，只不过是找个借口，好多留几天，开展工作罢了。戴先生在候机期间，工作繁忙，应酬极多，好几次陈副组长和我也被邀同席。就我所知，戴先生平时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更没听说他在餐厅、菜馆有过正式的应酬，显然是为了工作的需要，戴先生一到昆明，就破了例。”
    这天，轮到昆明市市长裴存藩请客。

    按：裴存藩，1905年生，云南昭通人，军校三期步科毕业。

    据张毓中回忆，当天，“戴先生满面笑容，谈笑风生，既热情又风趣，把场面搞得生动热闹，我这才晓得戴先生善于交际应酬。在饭桌上，戴先生始终举杯而不进酒，虽经裴市长等一再殷勤劝饮，也不为所动。”
    裴存藩是军校“学长”，一个劲地劝，戴笠是说死了也不喝，本来很融洽的场面变得尴尬起来，这时，戴笠说：“各位，我平生确实滴酒不沾，但我内人的酒量却大得惊人，我在南京邀请好友吃饭，都在我家举行，有好酒量者，都由内人陪饮。我想在座各位，一定都知道魏道明夫人郑毓秀女博士，她学问好，人豪爽，名气大，酒量宏，真是令人敬仰的女中豪杰。有一天她在舍下便餐，我晓得她爱美酒、喜豪饮，就建议我内人陪她痛饮，她在半信半疑中，就干杯又干杯的与内人放怀对饮起来，结果郑博士烂醉如泥，由两个女佣人抬进车里回去，而内人却神色自若，若其无事。各位! 这是真实的事情，你们和郑博士见面的机会很多，可以当面问问她，出出她的洋相。我今天非常感谢各位的美意，虽然我无法痛饮几杯，扫了各位的兴，但我绝对有诚意，希望以后各位到南京来，一定要到舍下便饭，由内人代敬几杯，来弥补我今天的不敬。”
    这一番瞎话编的，绝对脸不变色心不跳！首先，戴笠绝非“滴酒不沾”，相反，戴笠非常爱喝酒，且酒量甚宏；第二，戴笠的太太是乡下村妇，戴根本不让她上台面的。最关键的，郑毓秀是何等身份，会去和戴笠的老婆喝酒？还喝得“烂醉如泥”，不是瞎掰么！
    张毓中在一边听着戴笠胡扯，佩服得五体投地：“戴先生到底会不会饮酒，还是因职业的关系而忌酒，那就不得而知了。至于婉拒进酒，说出郑博士和她太太对饮的故事，依我猜想，一来冲淡当时坚不喝酒的尴尬场面，进而暗示他在南京的关系和生活层面。我在一旁观看，戴先生的本事，确实高人一等，不能不叫人口服心服! ”
    转眼抗战爆发，姜、叶二人被调离昆明，姜毅英留在军统局本部电讯处，叶文昭则被派到武汉，任武汉区电台台长。
    抗战期间，云南成为大后方，所有的战略物资都需要经过云南进行陆路运输，地位一下变得重要起来，各方都要拉龙云，汪精卫要“出走”，必经过昆明。
    周佛海“落水”以后，曾对金雄白说：“汪先生对抗战前途另有看法，为表示他对于国是的意见，自愿以在野的国民身份，向中枢提出和平建议。他明白那样的建议，在重庆决没有接受的可能，而且不会有公开发表的机会，所以他决定相机出国，再把与日人交涉经过，诉之国人，以待民意的公决。他第一个目的地是越南，赴越也必须经过云南，他先派汪先生夫人单独秘密赴昆明，以期取得龙云的谅解。迨汪夫人去后返渝复命，说龙云很同情汪氏为国家牺牲一己的精神，假如他决定取道滇境出国，他愿意负安全与便利的责任。”
    周佛海的这番话，引发了一个疑问——在汪精卫的“出走”问题上，龙云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对此，龙云说得很轻巧：“抗战期间，还有这样一段事：就是汪精卫曾经过昆明飞往越南。在他未到云南的前几天，我接到国民政府文官长魏怀的电报说：‘汪主席将到成都和昆明演讲，到时希即照料。’”
    龙云说得很简单，但这几句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汪精卫的“出走”，还真不是偷偷摸摸走的，他是走了正规渠道的。

    按：“文官长”即国民政府文官处文官长。
    文官处、参军处、主计处，都是国民政府内设的办事机构，而且整个国民政府，就只有这么三个办事机构。文官处的负责人就叫文官长、参军处叫参军长、主计处，自然就是主计长了。
    文官处多少有点像现在的办公厅，但没有那么庞大的机构，下面只有两个局，每个局各有若干个科（处下有局、局下设科，这又是一个与现在不同的地方）。
    文官长魏怀是福建闽侯人，那可是老资格了，早在他的那位老乡林森做“国府”主席之前，魏怀就是文官长，当了十几年，一直到抗战胜利，魏怀才改任国府委员。文官长则改称秘书长，换上了银行家吴鼎昌，这是第一任秘书长，第二任就是李代总统最讨厌的吴忠信。再往后的秘书长，就去台湾当了。
    参军处虽然名为“参军”，但并不掌兵，只是一个协调机构，也正是这个原因，参军处的“格”很高，如果在参军处当一个“科长”，军衔最低是上校，资格老一点的能到少将。否则，没办法去和参谋本部、军政部等各种各样的高级军事机构打交道。参军长吕超是老同盟会会员了，从林森上任干起，到林森逝世后离职，也干了12年，积累年功，升到中将、挂上将衔。
    吕超的弟弟，就是著名地工人员吕一峰。
    主计处，听着有点陌生，其实就是财务部门，主管“国府”所属各院、部、委机关的经费开支。主计长，就是“陈氏三兄弟”中的老三、陈其美的弟弟陈其采。
    论地位，汪精卫是仅次于蒋介石的政治人物了，一出门也是前呼后拥。许少泉说：“汪精卫的卫士，分外围警卫和贴身卫士两种。外围警卫有 100多人，设一个卫士大队。大队长周鸿烈，曾在孙中山先生身边当过卫士。外围警卫的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盘查可疑人员。贴身卫士主要是跟着汪精卫转，他到哪里，我们就跟随到哪里，布置在他的前后左右。贴身卫士共有20多人，都是从各处挑选出来的精悍的信得过的人。我任汪精卫的贴身卫士后，一直跟随其左右。”
    可叹的是，就在这么严密的警卫之下，汪精卫还在中央党部大院挨了三枪，许少泉们不得辞其咎。

    政治地位越崇高，行动就越不自由，每天的行程基本上听别人安排，秘书说去哪儿开会就去哪儿开会，司机让你在哪儿下车就在哪儿下车。兜里一分钱都不用带，因为也不需要他亲自去买东西，想要什么跟听差打个招呼就可以了。到月底，自有各种各样的商家来找账房结账。
    到了汪精卫这个层次，如果是自行要安排什么活动，那就会由他的副官通知文官处，汪先生要到成都、昆明演讲，请你预作安排。再由魏怀通知两地的最高长官，安排好接站啦、住宿啦、警卫啦等等一大摊子事。想自己“蔫不出溜”就走，基本没有那种可能。
        汪精卫也知道不可能，所以他干脆走正规程序，大大方方地走，该报告我就报告。
    对汪精卫的“出走”（指从重庆到昆明这一段），历来有两种说法：
    其一，汪精卫是偷偷溜走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金雄白在《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中的说法：
    “恰巧那时蒋先生离渝出巡去了，汪先生打电话给交通部长彭学沛，要他预留几个最近飞往昆明的飞机客位，并且把飞机票直接送给汪先生。那时中枢要人离开重庆，若非因公，必先获得最高当局的批准。但是汪先生地位不同，而且彭学沛又是汪先生一系的人物，他除了唯唯听命以外，自然不敢问搭机者的姓名。同时，他也梦想不到搭机的就会是汪先生。在这一段时间中，没有人发觉汪先生的动态，机票也由彭学沛于班期的先一日送到。战时一切处于特殊状态之下，政府所预定的客位，乘客姓名照例不通知航空公司，航空公司即使知道，因为预防敌机袭击关系，也照例保持机密。汪先生的能够顺利离渝，就是得了这一个便利。”
    特别要指出的是，金雄白所说的这段话，引述的是周佛海的话。
    金雄白本人就是“汪政权”的当事人之一，他的这本书，自有其不可忽略的史料价值。但事实上，其舛谬之处也不少，比如，上面这段话的最后：“汪先生很从容地脱离了重庆。时为民国二十七年（一九叁八）十二月十八日，以后我也以视察党务为名，追踪前往。”
    通过前面的叙述，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周佛海逃离重庆，是在汪精卫之前。仅此一点，就可以作为一把标尺，借以判断《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这本书的说法，其中有多少是实情、有多少是道听途说。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即周佛海出于某种考虑，没有完全对金讲实话。问题在于，第一，周佛海来找金雄白，是来拉他“下水”的，这种关键时刻，又何必骗人？第二，自己叛国的前前后后，都已经原原本本地交待给了金，为何要在这样一个并不重要的细节上隐瞒？第三，汪等一伙投敌，在当时是轰动世界的事，报纸上都有，又岂是能隐瞒得了的？
    再比如，金雄白说：“恰巧那时蒋先生离渝出巡去了”，事实上，从蒋介石于12月 8日回到重庆，到12月18日的十天之内，蒋一步都没有离开重庆。18日当天，蒋还在行营做了一次“特别演讲”。
    还有：“汪先生打电话给交通部长彭学沛，要他预留几个最近飞往昆明的飞机客位，并且把飞机票直接送给汪先生。”
    前面说了，汪精卫既然已经对魏怀讲过，要到昆明讲演，那么，就已经成为官方出行，机票的事情，自然不劳汪精卫操心，魏怀如果这点事都想不到、都办不了的话，这个文官长就别干了。
    不过，既然这么多年都是这样传说下来的，况且，这事怎么也是金雄白听周佛海说的，我们不“抬杠”，姑妄听之。
    看到这里，我们可以断言，汪精卫从重庆出走，确实不是大张旗鼓的，汪当然不可能“筛着锣”走，但也绝不是悄悄溜走的，而是以“官方”出行的姿态走的。
    如果这一点不错的话，那么就引发了第二个疑问——汪精卫的“出走”，没有遇到任何留难么？或者换个说法，汪精卫不担心遇到某种怀疑么？
    这个疑问，引发了多年以来，有关汪精卫出走的第二个说法。
    这第二个说法是什么，我们暂且不说，先来看看汪精卫在这一阶段的所作所为。
    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曾有一本杂志叫《掌故》，是个月刊，但没办几年就寿终正寝了。其内容，正如其名，多是历史上的一些名人轶闻。不知何故，在这本刊物上发表文章的人，多喜欢用笔名，可能是因为涉及的是名人，当时有些尚在世，担心惹火上身之故。
    在《掌故》杂志1972年 7月号上，曾刊载了一篇《汪精卫脱离重庆始末记——抗战日记摘录》的文章，署名为“用五”，详细地记载了那一段时间的所见所闻。
    笔者多方搜集，想找到这本杂志的原件，但看来存世太少了，没有找到。幸好，陈恭澍在他的回忆录中转载了一部分，足以看出当时的情况。
    从文中透露的信息看，其时，作者供职于行政院秘书处，且显系汪派人物，经常参加上层的酬酢，还不是一般的工作人员。另外，经与其他史料相印证，这本“日记”所记载的内容是确实的，绝非杜撰或托名伪作。
    由于作者在文中曾提及“端木恺”，再加上前述情况，则符合条件的，在当时的行政院中，不过寥寥数人而已。经查询相关资料，目前已基本知道此人为何方神圣，惟尚需其他资料支持，故笔者暂不提及其姓名，待确认后补叙，大家只要知道此人提供的情况确系实情即可。

    按：端木恺，1903年生，安徽当涂县人。端木恺是留美的法学博士，属于典型的学者从政的人物，时任行政院参事。

    那么，我们就通过“用五”的日记，来看看汪精卫在重庆最后一段时间的情况。
    10月25日：“给曾仲鸣打电话，适汪先生接听，问时局有什么消息，听他声音似极烦苦。”

    按：就在前一天，梅思平从香港回来，带回了策动“和平运动”的最新消息，25日，周佛海曾“谒汪先生，对于情势有所报告及陈述”。此时汪精卫还很犹豫，其“烦苦”可想而知。

    11月28日：“下午三时，见汪先生，忽赠最近大型照片一帧，并提笔签名其上，不解有何用意。晚间，平群兄和未婚妻请宴，汪先生亦参加、饮酒甚豪，似亦有些反常。”

    按：11月26日，梅思平从上海带回“重光堂密约”的文本，当天，周佛海即去找汪。对此，汪的态度是：“汪忽对过去决定一概推翻，云须商量。”第二天，周再去游说，“汪先生忽变态度，提出难问题甚多。余立即提议前议作罢，一切谈判告一结束。汪又转圜，谓签字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

    早年，政治人物有给他人送签名照的风俗，寻常人等，如能接到大人物的相片，是一种殊荣。此时，汪已经意识到，自己在重庆的日子可能不多了，于是拿出照片送给友人，以为纪念。晚上出席张平群的婚饭，由于心里烦，借酒浇愁，又喝多了，大家都觉得奇怪，因汪一向自制力很强的，一般来讲不失风度。

    按：张平群是行政院发言人，当年在南开上中学的时候曾经与曹禺齐名。

    12月12日：“上午八时，到行营参加纪念周，各机关人员奉命前往的很多，林主席做主席，蒋委员长演讲，历时一小时。……散会时远远望见汪先生也来听讲，穿的是藏青色中山装，也很少见。”

    按：当天是一个扩大的总理纪念周，蒋介石在演讲中“对战局前途极为乐观”。

    周佛海在12月16日的日记中说：“返寓后春圃来谈，知汪先生昨电余，马日可赴港。至港电，大约要我在滇候汪。因电告：至迟马日无论如何必行，闻蒋先生小恙，一时或未能离渝。事实如此凑巧，实非人力所能预料，焦甚! 俟港电定行止。究竟何往，自身亦难决定也。”

    按：“马日”即21日，这个电报代日韵母是我们最熟的了，因为有个“马日事变”嘛。

    就在12月16日当天，汪精卫约见蒋介石，当时蒋介石正好病了。陈布雷在回忆录中记载说：“汪于十六日单独请见，蒋公犹扶病与之详谈二三十分钟，始终未提和战之意见，不谓未及一周即潜行人滇而离国也。”
    当天谈话的情况，汪精卫落水之后，曾经与今井武夫讲过当时的情况。汪说：“使国家民族濒于灭亡是国民党的责任，我等应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
    蒋对此反驳说：“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 ”
    今井说：“两人争论得满面通红，象要扭打起来的气势。停一会儿，蒋把汪弃置不顾，就回到卧室里去了。至此，汪兆铭认为除了逃出重庆之外已别无其他道路可走，决心顺着梅思平等预先所设想的日华会谈的路线行动，终于和蒋介石永久分开了。”
    今井还说：“以上是汪逃出重庆后，在招待我们的宴会席上坦白说出来的话。”
    从后面发生的事来看，或许正是这一次谈话，使汪精卫下定了最后的决心。
    当然，蒋介石不会想到，这是他与汪精卫这位二十多年的老对手之间，最后一次面对面的谈话了。
    汪精卫呢，不知道他想到了没有。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从重庆“出走”。

LS640604

作者启事——终于要出书了2010-12-28 07: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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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本连载自即日起更名为《昨日军统》，其第一部即将由北京科技出版社出版。预定明年一月中旬上市，请大家关注。谢谢。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由于本书的审批过程极端漫长，从2009年底、基本上也就是去年此时提交第一部书稿，一直到今年九月份批准，进入出版程序。
在这整整一年当中，又写了很多内容，今天刊登的章节，既是“汪精卫出走”的最后一段，同时也是《昨日军统》第三部的最后一个段落。也就是说，在等待第一部出版的过程中，我已经把第二、第三本书写完了。再往后的内容，预计不会少于三本，甚至会有更多。
因此，还请弟兄们帮我多多宣传，只有第一部的销路好，才有可能尽快出版后面的，这是我要拜托大家的。
新年在即，衷心预祝各位弟兄心想事成。
万千人
2010年12月28日

wangmu1969 [2010-12-28 12:18:16 PM] 是否文中部分内容被删减、修改了？----还真没有删改，原汁原味的
[2010-12-28 06:32:57 PM] “还真没有删改，原汁原味的”，难得。看来主审官也被感动了。
wangmu1969 [2010-12-28 08:19:16 PM] 难得。看来主审官也被感动了。----确实难得，说实话我挺意外的。

ys1937

附：杀手的自述——陈恭澍及其回忆录《英雄无名》

    陈恭澍的《英雄无名》是诸多有关军统回忆录当中的一种。
    军统是个秘密组织，很长时间以来，不要说大陆，即便是在“那边”，也一直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军统一些老人的回忆纷纷面世，这一层面纱才被逐渐揭去。
    这其中，第一个因回忆军统而名声大噪的，自然是沈醉，从单篇的文章如《我所知道的戴笠》，到结集出版专辑如《军统内幕》；从写戴笠、写军统到写自己，如《我的特务生涯》、《我这三十年》，等等。
    由于沈醉的身份和经历所限，看他写的东西，总觉得有那么点像是在写交代材料、又像是写检查。对自己，对别人，批判的色彩都比较浓厚，讲事多，及人少，许多问题的来龙去脉看不太清楚。换句话说，对历史的每个侧面，反映得不甚清晰、不够丰富。这一点，不光沈醉，凡当年蹲过“战犯管理所”的，如张严佛、如郭旭，莫不如此。
    “那一边”，写军统的人更多，比较成“气候”的，如唐新的《戴笠传》、如乔家才的《戴笠和他的同志》等等。这其中，影响最大的、披露“秘闻”最多的，就是陈恭澍的这一部《英雄无名》了。
    陈恭澍，生于1910年，祖籍浙江杭州，生于北京，从小随兄嫂在北京生活。
    1925年，年仅15岁的陈恭澍因琐事与嫂子发生争吵，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跑到广东投身“革命”，后考入黄埔军校四期入伍生队。半年以后，延期入五期步兵科学习，1927年离校回到北平。后因工作无着，1931年，陈恭澍与几个军校同学结伴赴南京。
    期间，经军校一期“老大哥”曾扩情援引，陈受到蒋介石的召见，被选入“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学习，并恢复了在校期间被注销的国民党党籍和黄埔军校的学历。
    从“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结业以后，机缘巧合，陈恭澍结识了戴笠。当时，戴已受命筹办复兴社特务处，遂将陈送入他培养特务的第一个训练班“洪公祠特训班”学习。从此，陈恭澍这个刚刚22岁的年轻人走上了一条“杀手”之路。
    此后，陈恭澍历任特务处北平站、天津站站长；军统局上海区区长。在上海任职期间，陈因被捕曾短时间地“落水”，抗战胜利以后因此入狱，后被释放，任“绥靖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去台后，曾任“国防部情报局”（抗战胜利以后，军统局改为国防部保密局，去台后又改为“国防部情报局”）第二处处长，1960年晋升为“陆军少将”。
    退休以后，经过长时间的准备，1977年，陈恭澍开始撰写回忆录，并刊登在《传记文学》杂志上。
    1981年，陈恭澍《英雄无名》系列回忆录的第一辑《北国锄奸》由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此后，陆续又出版了四辑，直到1988年，最后一辑《平津地区绥靖戡乱》出版。
    在军统当中，陈恭澍并不是一个太出名的人物，各种相关出版物中，很少有提到陈恭澍的。
    实际上，如果要说“军统第一杀手”的话，陈恭澍当之无愧。
    从1932年参加特务处的工作，陈恭澍始终站在“行动”工作的第一线。据陈自述，他一生共策划、参与过 200多起行动案件，刺杀过吉鸿昌、刺杀过张敬尧、刺杀过王克敏；这其中，还包括像“河内刺汪”这类足可写进抗日战争史的大案。而陈恭澍作为杀手的“职业生涯”，从1932年毕业于“洪公祠”、被派到北平当站长算起，到1941年10月“落水”，满打满算也就是 9年时间，换言之，陈恭澍平均一个月要搞两起行动案子。
    做了这么多案，之所以陈恭澍不太出名，有两个原因：
    其一，陈恭澍一直干外勤，而且主要在平津和上海两地活动，没怎么在特务处和军统局本部待过（待过两次，第一次是“擅离职守”，被特务处关禁闭；第二次是刺汪失败，误中副车，回到军统局，被戴笠“冷处理”），干的又都是极其秘密的行动工作，所以大多数人都不太熟悉他。
    其二，因陈恭澍曾落水成为汉奸，虽说后来又跟军统接上了关系，毕竟于大节有亏。所以，军统很多人，都耻于与陈恭澍为伍，甚至连提都不愿意提起他。
    军统当中另一个高产“作家”乔家才，也写了六、七本书，其字数全加起来，比《英雄无名》要多几乎一倍。其中，提到陈恭澍的，只有一处，即乔家才于1938年离开北平时，大家给他践行：“陈恭澍兄带来两瓶外国的陈年葡萄酒”。
    大家对陈的观感，可见一斑！
    出于同样的原因，后来到了台湾，经常与陈恭澍来往的，也就是他早期交的几个好朋友，比如王天木、毛万里、王鲁翘什么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军统的老人搞了多次比较大的聚会，根本都没人请陈恭澍！
    这一点，从陈写的回忆录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基本上是写自己，涉及别人、尤其是上层的情况很少，原因很简单——他不知道。
    晚年的陈恭澍曾自诩为“英雄无名”——现在看起来，能不能算“英雄”另说，“无名”倒是真的。因此，陈在《英雄无名》的“卷头长白”中说：“我不想写成一部‘回忆录’，主要理由是我没有值得‘自我标榜’之处，知道我的人，都会了解这是真话。”
    这话，应该说是持平之论。
    在《英雄无名》当中，陈恭澍作为一个老资格的情报人员，对他所了解的国民党早期特务活动的情形，做了比较详尽的记录；对于几件人所共知的行动案件，最大限度地披露了其细节；同时，基于他自己多年来的体会，对国民党特务工作的性质、立场、指导思想、工作方法等等，也进行了分析和总结。虽然囿于其立场，在我们看来，许多地方不免有令人刺眼之处，且不乏溢美之辞及自我辩护。但总体看来，如果对事不对人，那么陈恭澍对他的经历，基本上还是做出了比较客观和中肯的反映。
    比如，陈恭澍谈到“特务工作之意义”时，他说：“‘特务工作’的最大功用——在政党方面：是取得政权及巩固政权的‘先锋部队’；在政府方面：是保卫国家及抵御外侮的‘秘密武器’。‘特务工作’的特征：是不能独立存在，也不会个别存在；它是附着于一种政治形态的。明白的说，‘特务工作’只是一项政治工具，惟其利害成败，绝非属于个人。所以它的精神是‘利他’而非‘利己’的。”
    在谈到特工人员素质时，陈恭澍说：“有一个特点需要指出：我国的情报工作与他国的情报工作并不完全一样；而在职类分工上也与其它分职不尽相同。因为一个特工人员的培养与遴选，必须具备四大要件，那就是：国家观念、政治信仰、牺牲精神、敌忾理念。”
    陈恭澍举例说：“谈到人事升迁，在政府部门尚未确立人事制度以前，很少人重视到资历证件，况且在沦陷区或敌后工作的人，不照相、不印名片、不刻私章，甚且不用真姓名，当然更不可能持有或保留那些‘身份证明’的文件。迨至后来非此不得办理铨叙时，什么证件都提不出来，为了办理任职手续，甚至于到处磕头作揖临时再去求证明。而且往往委曲求全，弄得名实不符。”
    陈说：“尽管是这样，可是多少年来却不见有人斤斤计较。想见一个献身于特务工作的人，他会视此为小节，把名利都早已看得淡了。真正能够使他得到满足的，应该是个为国家为民族所作的牺牲、奉献，和一件任务的完成。”
    如果联想到抗战期间，军统一部分“地工”人员的前赴后继，不得不承认，陈恭澍的许多说法是言之成理的。当然，抗战胜利以后，军统及其后的保密局彻底沦为某一个党派巩固其统治的工具，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书中，多次反映了陈恭澍对昔日“战友”的奋斗与牺牲的痛惜之情。
    在谈到写作此书的目的时，陈恭澍说：“说到内容情节，用不着虚构，原本就动人，不仅动人，而且感人，甚或大可惊人。每一回顾，在我参加过和策划下的整个工作过程中，不知死伤了多少同志同事；拖累了多少家族亲友；殃及多少无辜的同胞。无论他们是否已经奉祀忠烈与荣获褒奖，或者是难予稽考而没没无闻，但在我个人的心目中，他们全都是应当受到尊崇的‘无名英雄’！这些人为了保卫国家，伸张正义，贡献出他们毕生的心力，乃至于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且不论成功还是成仁，但身后史书上没有他们的名字，其英勇壮烈的事迹更不为外界所知闻。他们生时义烈，死后寂寂，是可伤痛！”
    总括起来，陈恭澍的这五本书，写得最好的，应该说是第一辑《北国锄奸》和第三辑《上海抗日敌后活动》。书中集中描写了当年多次“行动”大案的有关情况及细节。由于陈恭澍作为当事人，直接参与了策划和执行的全过程，读来如身临其境。
    如陈恭澍将刺杀汉奸张敬尧评价为：“回顾全局，本案的顺利完成，既没有牺牲，也没有失误；不曾连累人，也不曾辜负人。真是一件至善至美，全须全尾的佳构。此后十年中，在我指挥下的两百多件次的行动破坏工作中，像这样完美无暇的，可就再也没有了。”
    “行动人员初试啼声之作，最值得钦折的，端在我们的工作同志冒险犯难，不惜牺牲，与乎同仇敌忾，奋勇除奸的精神，无不发挥到了极致，眞是霹雳震惊，中外刮目。
    如陈恭澍回忆刺杀汉奸王克敏的情形时说：“先是运用内线智取不成，乃决定强行武装袭击，务在歼厥渠魁。这也是工作同志们最勇敢、最壮烈的一次表现。还记得当日气候恶劣，眞是飞砂走石，天昏地暗。我们在对方警卫森严，枪林弹雨之下干了一场强攻硬拼的狙击。”
    到了晚年，一生从事秘密工作的陈恭澍，很坦率地交代了自己的心态：“我这一辈子，大半生活在惊涛骇浪之中。虽然积年累月，不分昼夜的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可是始终做不到处变不惊的镇定功夫。一直到今天，每听嘭嘭敲门声，铃铃电话响，明晓得不会再有人来逮捕我，也不会再有工作上的噩耗传来，可是仍然禁不住为之一震，好象是有了习惯性，改都改不过来了。”
    陈的回忆，最令人失望的，应该是第二辑《河内刺汪始末》。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河内刺汪案”的许多细节还不为人所知，大家都以为，陈恭澍的书出了以后，真相总该大白于天下了。
    孰料，看过《河内刺汪始末》以后，给人的感觉，不但没能“为史学家提供信实的资料”，反而让我们这些“好奇者”，更加觉得“河内刺汪”这件事，实在是太令人莫测高深了。
    这不奇怪，陈恭澍是职业特工，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他把握得很清楚。陈恭澍说：
    “书中所记载的，都是二、三十年代所发生的事，有的根本不为局外人所知而渐就湮灭；有的却曾轰动一时，惊传四方；而实事真情，在当时乃至其后若干年，由于影响深远，牵涉广大，依然被列为机密。即使外间有所传闻，仍属一鳞半爪，迥非全局真相。到了现在，人已事过境迁，就是公诸于世，无论是对国家、对民族、对团体以及对个人，都不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倘若仍有什么需要保留之处，自当以国家利益为前提，必把握一定的分寸，不致稍有差池。”
    另外，围绕着汪精卫变节的前前后后，国际、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折冲樽俎”、波诡云谲，也不可能是陈恭澍这等角色、所能够完全明瞭的。
    在《英雄无名》当中，陈恭澍写得最为用力的，是第五辑《平津地区绥靖戡乱》，查阅了许多资料作为背景，以加强说服性，结果反而弄得支离破碎，毫无可读性。
    陈恭澍曾经标榜：“书中所记述的事实，绝无意于对以往的错误和缺失，作任何的掩饰。”“在写作态度方面，为了存真，为了对历史有交代；是什么，说什么，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不用雕琢文饰，更不敢挟私贬抑或故意抬举谁，是非功过自有公道，无须假托影射。”等等。
    其实，陈恭澍这话说的并不完全实事求是，在第四辑《抗战后期反间活动》中，陈将自己的落水辩称为“反间活动”，并说：“如果用忍辱偷生这句话来形容这段过程，我不承认也不行，可是事实上并不尽然，因为其间的确有些个意想不到的境遇。”
    陈说：“不久之后，尚在囚羁之中，我和汪伪政权‘特工总部’的头子李士群交了朋友，是他说服了我，还是我争取到他？局外人无妨各说各话，但我自己知道，是我利用了他的政治野心，并针对他的彷徨不安进退失据的处境，诱使他接受了我的远大之计。”
    当然，陈恭澍后来确实又与军统接上了关系，这是事实。然而，“远大之计”是什么，究竟利用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做了哪些有益的事情，陈却说不出来。
    同时，对于这段经历，尽管陈恭澍声称“局外人无妨各说各话”，大有一副“公道自在人心”的劲头，但在陈的内心深处，这段汉奸生涯绝对是其永远的“痛”。
    抗战胜利以后，当陈恭澍担任“0760部队”大队长时，他曾回忆说：
    “每逢集会，大家都穿得整整齐齐，以服式分，军服和警察制服最多，中山装和西装次之。有一次正赶上是国庆节，不期然，我在他们的身上看见了一样东西，这又使我大受刺激！原来有些人在他们所穿的制服上，别着一两排五颜六色的‘勋标’，其中有一节‘胜利纪念章’，是表彰抗战有功的，我看在眼里，辛酸在心头，为什么？因为他们有而我没有。”
　  陈恭澍当过汉奸，抗战之后，差点就给枪毙了，他当然不可能有“胜利纪念章”。
    陈万分痛悔地说：“想到抗战，我的确也出过力，就是事到临头舍不得一死，不仅应该得到的得不到，而且落得个终生不名誉。这怎么能够叫我在众家弟兄面前抬得起头来。少一颗纪念章，原是小事，算不了什么，可是烙在身上的疤痕，将永远挖不掉。”
    直到晚年，陈恭澍在回忆旧“袍泽”的时候，依然充满自责地说：“一生荒唐，不才就是笔者。天照应，该死不死留下这条命。现在什么都不干，一心一意的写下这部‘英雄无名’。”
    为避免自吹自擂之嫌，陈恭澍再三说：“至于叙事用第一人称，是为了便于行文，如果要打个比喻的话，我只不过是一条钉书的线而已。”
    其实，在大历史中，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一条钉书的线”呢。

ys1937

49、附：汪精卫出逃

    这第二个说法是什么，我们暂且不说，先来看看汪精卫在这一阶段的所作所为。
    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曾有一本杂志叫《掌故》，是个月刊，但没办几年就寿终正寝了。其内容，正如其名，多是历史上的一些名人轶闻。不知何故，在这本刊物上发表文章的人，多喜欢用笔名，可能是因为涉及的是名人，当时有些尚在世，担心惹火上身之故。
    在《掌故》杂志1972年 7月号上，曾刊载了一篇《汪精卫脱离重庆始末记——抗战日记摘录》的文章，署名为“用五”，详细地记载了那一段时间的所见所闻。
    笔者多方搜集，想找到这本杂志的原件，但看来存世太少了，没有找到。幸好，陈恭澍在他的回忆录中转载了一部分，足以看出当时的情况。
    从文中透露的信息看，其时，作者供职于行政院秘书处，且显系汪派人物，经常参加上层的酬酢，还不是一般的工作人员。另外，经与其他史料相印证，这本“日记”所记载的内容是确实的，绝非杜撰或托名伪作。
    由于作者在文中曾提及“端木恺”，再加上前述情况，则符合条件的，在当时的行政院中，不过寥寥数人而已。经查询相关资料，目前已基本知道此人为何方神圣，惟尚需其他资料支持，故笔者暂不提及其姓名，待确认后补叙，大家只要知道此人提供的情况确系实情即可。

    按：端木恺，1903年生，安徽当涂县人。端木恺是留美的法学博士，属于典型的学者从政的人物，时任行政院参事。

    那么，我们就通过“用五”的日记，来看看汪精卫在重庆最后一段时间的情况。
    10月25日：“给曾仲鸣打电话，适汪先生接听，问时局有什么消息，听他声音似极烦苦。”

    按：就在前一天，梅思平从香港回来，带回了策动“和平运动”的最新消息，25日，周佛海曾“谒汪先生，对于情势有所报告及陈述”。此时汪精卫还很犹豫，其“烦苦”可想而知。

    11月28日：“下午三时，见汪先生，忽赠最近大型照片一帧，并提笔签名其上，不解有何用意。晚间，平群兄和未婚妻请宴，汪先生亦参加、饮酒甚豪，似亦有些反常。”

    按：11月26日，梅思平从上海带回“重光堂密约”的文本，当天，周佛海即去找汪。对此，汪的态度是：“汪忽对过去决定一概推翻，云须商量。”第二天，周再去游说，“汪先生忽变态度，提出难问题甚多。余立即提议前议作罢，一切谈判告一结束。汪又转圜，谓签字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

    早年，政治人物有给他人送签名照的风俗，寻常人等，如能接到大人物的相片，是一种殊荣。此时，汪已经意识到，自己在重庆的日子可能不多了，于是拿出照片送给友人，以为纪念。晚上出席张平群的婚饭，由于心里烦，借酒浇愁，又喝多了，大家都觉得奇怪，因汪一向自制力很强的，一般来讲不失风度。

    按：张平群是行政院发言人，当年在南开上中学的时候曾经与曹禺齐名。

    12月12日：“上午八时，到行营参加纪念周，各机关人员奉命前往的很多，林主席做主席，蒋委员长演讲，历时一小时。……散会时远远望见汪先生也来听讲，穿的是藏青色中山装，也很少见。”

    按：当天是一个扩大的总理纪念周，蒋介石在演讲中“对战局前途极为乐观”。

    周佛海在12月16日的日记中说：“返寓后春圃来谈，知汪先生昨电余，马日可赴港。至港电，大约要我在滇候汪。因电告：至迟马日无论如何必行，闻蒋先生小恙，一时或未能离渝。事实如此凑巧，实非人力所能预料，焦甚! 俟港电定行止。究竟何往，自身亦难决定也。”

    按：“马日”即21日，这个电报代日韵母是我们最熟的了，因为有个“马日事变”嘛。

    就在12月16日当天，汪精卫约见蒋介石，当时蒋介石正好病了。陈布雷在回忆录中记载说：“汪于十六日单独请见，蒋公犹扶病与之详谈二三十分钟，始终未提和战之意见，不谓未及一周即潜行人滇而离国也。”
    当天谈话的情况，汪精卫落水之后，曾经与今井武夫讲过当时的情况。汪说：“使国家民族濒于灭亡是国民党的责任，我等应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
    蒋对此反驳说：“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 ”
    今井说：“两人争论得满面通红，象要扭打起来的气势。停一会儿，蒋把汪弃置不顾，就回到卧室里去了。至此，汪兆铭认为除了逃出重庆之外已别无其他道路可走，决心顺着梅思平等预先所设想的日华会谈的路线行动，终于和蒋介石永久分开了。”
    今井还说：“以上是汪逃出重庆后，在招待我们的宴会席上坦白说出来的话。”
    从后面发生的事来看，或许正是这一次谈话，使汪精卫下定了最后的决心。
    当然，蒋介石不会想到，这是他与汪精卫这位二十多年的老对手之间，最后一次面对面的谈话了。
    汪精卫呢，不知道他想到了没有。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从重庆“出走”。
    让我们回到1938年12月18日。
    当天，汪精卫从重庆“出走”到昆明，与汪偕行的，除了陈璧君以外，还有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及卫士，陈璧君的侄子陈国琦、陈常焘等人。
    在12月21日的日记中，“用五”追述说：“汪先生于星期日（十八）突然秘密离开重庆，到昨日，消息才渐渐播传出来。今早特别到中央党部问乃光兄，彼亦茫然。两礼拜前，内人告诉我，我家女佣说，汪公馆雇用了多年的女佣，现已一律遣散，因汪先生不久便要到海外去，不再居住重庆了。当时我听到这些话，尚认为无稽，不知竟是事实。”
    从常理看，汪精卫此一去，没打算在短期内再回重庆（有没有可能再回重庆都是回事），因此，把家产处理一下，该卖的卖、该送人的送人、该运走的运走（此前，许少泉已经运走了八辆汽车的东西）。“用了多年的女佣”，也应该多给点钱，别让人家白伺候一场，这都是人之常情。

    按：汪家遣散佣人、运走私财之事，金雄白也曾经提到。他说：“……而事实上汪氏之行将离渝，不仅参与密议之周佛海等均知其事，汪氏亦且并不讳，汪宅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汪氏因主和而有离渝的计划。一直等到十二月中旬，他（指汪精卫）就决定趁机于十八日启程。清晨汪氏还为家中佣人老宋、阿王等讲了一次话，最后再说明他的态度，并征求各人去留的意见，所有全宅的下人连潘俊、阿六等，都表示仍愿跟随为汪氏继续服务，于是其秘书佣仆等匆匆携带了行李，分乘了四辆汽车，循公路出发，先汪而径赴河内。”

    问题在于，汪精卫最怕的就是别人知道他一去不返，这样张扬，岂非不打自招？
    在同一天的日记中，“用五”还说：“今日下午，傍晚的时候，汪先生的侄儿彦慈兄电话约我到美专校街十七号，汪先生的寓所谈话，见面后，才知道汪夫人和曾仲鸣以及汪先生的私人办事人员都一律跟汪先生走了，他明早也要前往昆明，除少数卫队外，全家只剩他一人。……彦慈又说，汪先生这次行动是极端秘密的，没有几个人知道，请勿向外漏泄。”
    从汪家女佣和汪彦慈的话来看，汪精卫似乎并没有极度地在“出走”的问题上寻求绝对的保密，这一点，不仅不合乎情理，而且引发了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有关汪精卫“出走”的第二个说法。
    这个说法就是——蒋介石是故意把汪精卫放走的。
    持这个说法最力的依然是金雄白：“汪的出走，事先既并不秘密，定机票且还在两周之前，交通部中除彭学沛（交通部次长）而外，岂无他人知之？他人知之，如汪氏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又安有不向当局报告之理？机场上军警密布，汪的出现，众日共睹，如当局格其成行，则只需一个电报，三小时的飞行中，仍可以令原机折回。在昆明的二十四小时中，且可以令龙云扣留。为什么在那样的充裕时间中，竟会一无动作呢？”
    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
    故意放走汪精卫，无外乎两个目的：
    第一，蒋、汪在唱“双簧”，放任汪去与日本进行“和平运动”，到一定程度，蒋再登场。
    第二，明知汪要走而不阻止，陷汪于不义，正好去掉心腹大患。
    前一种说法，近来已经不大见有人提起了。后一种呢，有没有可能？
    回想起汪精卫对陈公博说的那句话：“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
    汪精卫的话，不也是这个意思么？
    故意放走汪精卫，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有一个前提——蒋介石预先知道汪精卫的“出走”计划。
    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军统。大家都会想，以军统组织之严密，信息触角之无孔不入，汪精卫那并不高明的出逃计划以及实际执行中的漏洞百出，军统如果没有发现，那才叫见鬼了？
    不仅我们这么想，当年的一些大人物们也存在这种疑惑。据陈恭澍回忆：“民国七十年冬月，有一次私人性质的小型聚会，在座的，其中不乏过去的风云人物，笔者则以最低龄敬陪末座，席上就有人侃侃而谈，好象真有其事一般，你说怪不怪？有人曾经单刀直入的问过笔者：‘关于汪氏暗中谋和的活动，难道你们军统局事前一点情报都没有？’”
    对此，陈恭澍说：“据我个人所知，的确是如此；不过，我只是军统局的干部工作人员之一，当然我不可能什么都知道。”
    陈恭澍进一步解释说：“二十八年当时的军统局，尚处于‘成长’期中，它的工作地位，以及人们对它的价值观念，不像在抗战后期以至胜利后那么显要，虽然也兼领若干工作岗位，但仍有不上不下之感。我这么说或许还不够明白，那么就再进一步说得透澈一点：所谓的‘不上’，是表示还不能获得最高当局的充份信任，因而也得不到高度的授权；所谓的‘不下’，则是没有向下扎根，顶多只不过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而已。”
        陈恭澍说：“当时军统局在重庆，其与情报治安有关的单位，据了解：计有军统局直属的特务团、军统局局本部直属的‘渝特区’、由军统局推荐的重庆市警察局局长、由军统局推荐的航空检查所所长等。特务团的编成，大部份系武装部队，其任务偏重于内部保卫及监护，对外并不直接搜集情报；‘渝特区’，就是重庆区，系军统局属下的正规单位，为什么加上一个‘特’字，也许因为重庆是战时的首都，其组织与其任务比较特殊的原故。再说重庆市警察局，局长虽然由军统局推荐，可是却有它的一定职掌和工作范围，基本上当然还在维护地方治安，很少牵涉到政治问题上面去。”
    航空检查所，也是军统控制的机构，为了印证自己的看法，“河内刺汪”之后，陈恭澍还特地“采访”了同事兼好友王云孙。
    王云孙是王持平的弟弟，王持平大家还记得吧？就是王兆槐的夫人，在淞沪抗战中曾有不同凡响的表现。
    王云孙也是特务处的老人了，特务处成立不久，王云孙就由王兆槐夫妇介绍进入了“组织”，随即安排在北平站做内勤，处理一些文字上的东西。
    王兆槐与陈恭澍的私交很好，并且，陈恭澍的夫人杨小姐，也是由王持平介绍给陈恭澍的，有这两重关系，让王云孙到北平，多少有点让陈恭澍照顾小兄弟的意思。
    王云孙是和白世维前后脚进入北平站的，陈恭澍回忆说：“到了二十二年二月间，稍微加强一点工作阵容，这才逐渐的向前推进了一小步。人事方面，加入内勤工作的，有戚南谱介绍的军校七期同学白世维，和局本部老同志王兆槐推荐的王云孙。他们两位参加工作都没有履行什么仪式或手续，因为都是自己同志介绍来的，一开始就当作基本同志看待。”
    也许是因为有王兆槐夫妇这层关系吧，另外王云孙也是北平长大的，人称“北平通”，因此提拔得很快，到1933年 4月，戴笠带着毛万里第一次到北京视察时，王云孙已经是北平站书记了。而与他一同进北平站的白世维，还在当他的资料员，如果不是此后一个多月成功刺杀张敬尧，白世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崭露头角呢。
    为了避免被人一网打尽，王云孙没有住在“站部”，而把家安在了西城按院胡同。在刺杀石友三失机以后，陈恭澍绑架了刘兆南，结果被人告发，在被警探堵住大门的同时，陈翻墙逃跑，“打”了一辆黄包车，一溜烟地跑到了王云孙家。
    陈恭澍回忆说：“我拉铃叫门，出来开门的是云孙的太太兪雪侬。我们很熟，一面请她替我付车钱，一面径自往里走。王云孙穿戴整齐正预备到站上去办公，他一看我这副狼狈像，简直楞住了。”
    陈恭澍说：“我不大好意思和王云孙明说，他又是何等聪慧的人，就单看我大冷天不穿袜子这一点，也可以料到个八九了。我托王云孙到估衣铺替我买一件小棉袄、薄棉裤，另外再买一双黑洋袜子、黑毛窝（毛制的冬鞋，极厚重）。有了穿的，才能出去料理善后，不过，这就等于告诉王云孙，我已经不能回到北平站去了。只有不大一会儿，王云孙就全都办回来了。我请他在家里等我的消息，可以不必到‘站’上去，预计在中午前后，不回来也一定会打电话来。”
    从此，陈恭澍就走上了逃亡之路，直到1936年结束禁闭，改任天津站站长。
    在此期间，白世维、戚南谱、王云孙均被调往南京受训。训练结束以后，适逢老蒋的侍从室特务组扩大，白世维、戚南谱由于都有军校的学历，被派给老蒋当护卫，同时派去的还有卓飞。
    卓飞，大家应该还记得，卓是军校五期毕业生，1934年被派到福建工作，任福建省会警察局特务组组长兼任闽北站站长、福建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是当年特务处在福建的重要干部。由于卓飞把特务处在福建的三个公秘单位一肩挑，大全独揽，狂的不行，结果与当地的复兴社负责人吉章简关系搞僵，被戴笠免去职务，派到老蒋身边当一个普通侍卫。
    王云孙则被派到航检系统任职，这在当年是了不得的肥差。沈醉曾经说：“当时的航空检查所，是所有检查所中最上等的肥缺，只要一当上航检所的检查员，最好的手表、金笔、西装等马上可以到手。因为这些人不但可以控制飞机票，可以搞黑市，特别是整天与那些乘飞机做生意的大投机商人和专搞走私的飞行人员打交道，所以最容易发财。他们接近的又是些大官或大官的太太、姨太太之流，不少航检员经常由权贵向戴笠指名要求调用。升官发财捷径，莫过于此。”
    抗战爆发以后，王云孙派在重庆珊瑚坝机场做航检工作，目睹了汪精卫当天“出走”的情况。王说：
    “记得是在十二月十八日上午九时光景，先是陈璧君偕同曾仲鸣及另外不知姓名的两个人，共四人一行，到达珊瑚坝飞机场，汪精卫并未同来，事后想想，这当然是有意的安排，不过，在局外人看来，先来后到平常事，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
    “陈璧君在候机楼中，不时的朝外瞭望，一会儿低头和曾仲鸣交头接耳说几句，一会儿又指手画脚的像似在调排什么，看样子显得好心急，猜上去当然是为了期待汪精卫卫早一点来。”
    “在飞机起飞前几分钟，汪精卫才由一名侍卫人员陪同赶到。原本预定起飞的时间已到，该起飞了，不知什么原故，却又延迟了好几分钟，是加油？是机件故障？还是等候另外的要人？始终未明究竟。”
    “在等候起飞尚未登机的这段时间中，陈璧君依然相当活跃的和熟人招呼，而汪精卫则格外沉着，且大踱其方步。听说陈璧君对机场的管理人员（不是航验人员）扬言，他们是陪同汪先生去成都中央军校作一次讲演，停留一天就回来。”
    “汪等此行，一共有六个人，在机场里面前后停留了半个小时以上，在这段时间内，如果稍为有点风声的话，无论作任何措置，就算辗转分层的向上级请示，都还来得及，可是谁也没有这么做，因为谁也料不到他们暗中有鬼。所以汪精卫他们一行六人，就这么顺顺当当的飞离重庆了。”
    对此，王云孙解释说：“对于像汪精卫这么地位高的人，在通常情况下，他的行止是不会受到干预的，我们事先既未奉到任何指示或有关事项的提示；事后也没有追究责任的举动，至于说到检讨，那只是将经过情形加以整理作成纪录而已。”
    陈恭澍回忆说：“以上这段话的大意如此，是王云孙兄当时亲眼目睹的实况，虽然隔了几年才谈起，我想总不致离题太远。就是因为汪某在毫无阻拦的情况下轻易离去，所以到后来才有‘故意放行’的传说。”
    根据自己“调查”的结果，陈恭澍认为：“军统局自戴雨农先生以下，没有人知悉汪精卫与日本有往来的任何情报；如果有半点消息，谁也不敢隐瞒，即使在判断上认为是‘无稽’，但也不能搁置不办，且必需加以认真的‘处理’。这里所说的‘处理’，是情报术语，假设当时收到一件情报，内容说的是：‘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通敌’，那该怎么办？仅就‘情报处理’而言，类如这么重要的事，在意识上根本认为是不可能的事，就不能照通常的处理程序来办，如果我是主管，我不会再从文字上兜圈子，批交原报单位复查，我将立即把原报人找来，当面问个明白，假如他言之有据，应该偕同原报人马上晋见上级，当面提出口头报告，请示上级作出今后的进行步骤，才合乎情理。不过有一点则必须说清楚，所谓的‘有据’，指的是真凭实据，试想，像这种事情，如欲取得真凭实据，那又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据此，陈恭澍断言：“当时军统局所属的各单位，包括重庆地区以及上海、香港各情报组织在内，没有任何一个单位乃至个人获致汪精卫有关通敌叛国的任何消息；就连我们的最高负责人戴雨农先生和郑介民先生，相信他们也都毫不知情。除了我们几个人在河内谈论的之外，后来笔者个人也曾问过其时局本部主管情报的老朋友们，他们也说从未收到过此类的报告。再进一步说，绝没有见到此类情报后，因情节重大而不敢遽下判断，乃致予以搁置的情事。事实非常明显，如果事先知悉汪精卫有了勾结日本的活动，甚且通谋敌国已见诸行为的话，那么其后所写下的一切史迹也就完全不同了。”
    在1938年12月18日的日记中，周佛海说：“九时赴航空学校讲演。十时辞出，经飞机场时，见有队伍及军乐队，沿途均有宪兵布岗，异甚! 抑蒋先生或汪先生来昆欤? 蒋来必坐专机，何以航校不知? 汪来何以春圃不告?”
    周佛海猜得不错，龙云布置了军乐队要接的贵宾，正是汪精卫。
    陈春圃后来回忆说：“现在追忆起来还记得汪精卫到昆明机场的时候，看见龙云以外各厅、署、局长都来了，而且军乐大作，他很生气地问我，为什么没有照他的电报办事。原来他已来电报关照我转知龙云，说明只许龙云一个人来接，此外千万不要告知第二个人，理由是要保密以防日机的中途拦击，此外不许我多说。我虽照着通知了龙云，他也口头答应了，但他一转身却遍告各厅、署、局长，而且各条街的商店也零零落落的挂起了所谓‘国旗’，可见是奉命欢迎的。我急极了，再见龙云请他下令收旗并不要张扬，但已来不及。”
    前面说了，龙云喜欢讲排场，那么，既然蒋先生来了要隆重接待，汪先生来了也不能怠慢，否则岂不很“失礼”？
    于是，龙云恰好利用这种谁也没有道理指摘的“热烈欢迎”，表示自己在汪精卫“莅临”昆明这个问题上，心里没有“鬼”——换句话说，我哪里知道汪精卫到昆明干什么来了，汪精卫此后干的事情，与我更没有半点关系！
    在日后的回忆中，龙云依旧是轻描淡写地说：“我接到电报后，以为汪先到成都，故未即作准备。后来他突然直接飞昆，已经到了机场，我才得报，去机场接他，把他招待在云南警务处长李鸿谟的家里。”
    汪精卫成功“出走”，最高兴的，自然是周佛海，他说：“旋与陇体要步行出外午饭，遇公安局长，询知，系汪来，喜甚。饭后至省党部，适秀山、存藩接汪回，知已到达。十余日来心上一块石，今始放下。偕秀山、存藩游筇竹寺、海源寺。五时返寓。适汪先生缄召，当即晋谒。相见握手欢然，始悉蒋先生尚在渝，此行极险。谈三十分钟辞出，电港报告。今后能否离昆，惟在治舟态度，大约不至留难。今晚汪先生与治舟谈话，结果必甚佳，因此刻尚未见召；否则，汪性急，必召商也。”
    事后，汪精卫对陈春圃谈到了自己当时的心情，同时也解释了周佛海所说的“此行极险”的由来。他说：
    “既然托词演讲而来，但实际上是借路溜走的，接见的人越多就越难对付，而且待到他们将来晓得我的主张后一定骂得更凶，所以只好一律不接见( 当时由曾仲鸣转述汪在机上因颠簸太甚，脉搏又间歇，改日延见为词挡了驾 )，同时更重要的是上了飞机后，忽然发见周至柔( 当时的蒋帮空军司令 )也同在机上，鬼知道他有没有作用的，所以心里一急，打定主意在昆明不多耽搁，越快走越好。幸而现在没有问题了。”
    汪还对陈春圃说，18日当晚，他“已把全部计划毫无保留地告诉了龙云，得到龙的赞同”，在谈话的最后，汪精卫说：“好了，我现在把全盘经过透底告诉了你( 指龙云 )，你如果不同意，可以马上打电报通知蒋先生，并把我扣留，那你可以立功。”
    汪精卫说，对他最后这就句话，龙云说：“汪先生说哪里的话，我完全同意。只是有一点，日本要两年之内撤兵，时间太长一点，最好改为一年。”
    汪精卫说：‘如你同意，请替我定飞机，明天就飞河内。至于改为一年之内撤兵的意思很好，将来试试交涉看。”
    汪精卫对陈春圃说：“龙云听了后就拍胸脯说：‘定机位的事包在我身上，由省政府出面包一架专机，明天我亲自恭送。’”
    龙云的回忆，可不是这么说的。龙说，当日汪精卫对他说：“我明日要到香港。”
    龙问他：“到香港有什么事? ”
    汪说：“日本要派一个重要人员来香港和我见面，商谈中日和谈问题，我要去看看他们是否有诚意。”
    龙云回忆说：“我留他多住几日再去，他说：‘我还要转来的。’他叫曾仲鸣到驻昆明的法国领事馆办理出境签证。签证办好了，曾仲鸣拿给他看。他看见是一份普通护照，当时就大发脾气，即刻打电到重庆责问外交部，随即他就飞往越南去了。”
    龙云的回忆，实际上是把18日和19日，汪精卫与他的两次谈话混在一块叙述了。在12月19日的日记中，周佛海说：“十二时赴汪处，适龙治舟亦在，同谈一小时。与龙第二次晤谈，觉其有毅力，个性甚强，头脑实际。”
    当天，陶希圣亦从重庆飞到昆明。据陶的太太万冰如女士在回忆录《逃难与思归》中所说：
    “希圣从重庆来成都，只有两次。第一次是10月间，回家看我们母子生活的情形，并在四川省党部讲话。……第二次是12月，他来到成都，对外不公开，只见省党部主任委员陈公博。公博与他谈话之后，即往重庆。再过两天，公博电报来，他接到电报，脸色大变，心神焦灼，这才告诉我，说他决定去昆明，在昆明与汪精卫、陈公博诸人会同出国。他叫我随后往昆明，暂且住下，等候他的消息。我又疑惑，又忧虑。他也知道事情不妙，但是他从十七年在武汉，十九年在上海，二十六年再到武汉，一直是汪派，他们决定走，我阻止不了，也只好走。”
    至此，除了不想参与“和平运动”的陈公博，高宗武、梅思平和周隆庠已在香港。要“走”的人已经凑齐了，可以出国了。
    周佛海在12月19日的日记中说：“九时返寓，希圣已来，偕谒汪先生，闻下午二时可包一机飞河内。乘机较快而有危险，乘车安全而需坐候两日，机欤? 车欤? 二十分钟内变化七、八次，仲鸣出而追回者三次，最后决定冒险乘机。”
    对此，陈春圃回忆得更详细：“当陈璧君告诉他（指汪精卫）要准备明天天气不好万一不能起飞，要迫着改乘火车走的话，那到河内时没有人照应接车是狼狈的，因此已指定我趁翌晨发河内的火车先走，以备万一时，汪听了笑逐颜开地赞同，并说：‘不管坐的是什么，总之明天非走不可，呆下去要出事的’。就这样．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陈君慧、陈国琦、陈常焘、汪文惺、何文杰及副官等一行十余人于l938年12月19日乘了龙云代包的专机从昆明飞抵河内了。”
    行前，汪精卫还交给卫士许少泉一个任务——把自己的小舅子、陈璧君的弟弟陈昌祖等人送到河内。
    许少泉说：“（12月18日）中饭后，汪精卫把我叫去，夸奖我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接着又对我说：‘你暂时留在昆明多呆几天，把汽车送走以后，再把昌祖( 即陈璧君之弟、航空委员会第二飞机制造厂厂长陈昌祖 )、国强( 即陈璧君之侄、飞机制造厂机械处处长陈国强 )送到老关( 中越交界处 )，一同到河内来。’”
    接着，汪又嘱咐许少泉说：“军统在这里有不少人，你千万小心，把工作做好，不要出问题。”
　　汪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还真出问题了。
        许回忆说：“我把手枪交给龙云并向他告别后，便和陈昌祖一道乘火车去河内。一上火车，我们便发现有特务盯梢。火车开到蒙自，陈昌祖被军统抓去。我立即下车给昆明的龙云打电话，要他找军统昆明站交涉放人。龙云在电话里把军统昆明站站长臭骂了一顿。昆明站站长原是汪精卫的老部下，接到龙云的电话后不敢怠慢，马上把陈昌祖送给龙云。龙云知道这是件麻烦事，若蒋介石过问起来就很不好办。龙云交待属下挑了一部卡车，在车厢铺上个‘床铺’，又买了面包，配好茶水，在卡车车厢门上加锁，贴上‘云南省政府’的封条，把陈昌祖送出了老关。一切办妥后，我于12月底到达河内。”
    在12月19日的日记中，周佛海说：“二时半赴机场，龙亲往送。三时一刻起飞。”
    送走了汪精卫，龙云马上给蒋介石发电报，向他报告了汪精卫飞至昆明之事：“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
    对此，蒋在12月21的日记中说：“闻汪先生潜飞到滇，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顾一切，借口不愿与共产党合作一语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岂是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惜之至！惟望其能自觉回头耳。”
    注意，此时的蒋介石，还尊称汪精卫为“汪先生”。
    在12月22日的日记中，蒋的态度急转直下，破口大骂：“党国不幸，乃出此无廉耻之徒。无论如何诚以义胆，终不能当其狡诈奸伪之尤者也。”
    仅过了一天，在蒋介石的笔下，“汪先生”就变成了“无廉耻之徒”，怎么突然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原来，龙云见汪精卫已经安抵河内，这样，自己再说什么、做什么，也不会因此而对汪产生不利后果了，遂将汪与他的谈话对蒋和盘托出。蒋介石说：“接龙志舟电，称汪临行时明言与敌倭有约，到港商谈中倭和平事件，不料胡涂卑劣至此，诚为无可救药矣！”
    蒋在日记中还提醒自己：“汪去后，外交与对敌或存有影响乎？”
    蒋介石所料不错。仅过了一天，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即发表了“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之声明”。在声明中，近卫称：
    “日本政府，本年曾一再声明，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现已感到，中国各地，复兴的气势澎湃而起，建设的趋势，日盛一日。当此之时，政府向国内外阐明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以求彻底了解帝国的真意。”
     “中国方面首先必须清除以往的偏狭观念，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和对满洲国的成见。换言之，日本直率地希望中国进而同满洲国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
    “鉴于中国现实情况，为充分保证达到防共的目的起见，要求中国承认在防共协定继续有效期间，在特定地点驻扎日军进行防共，并以内蒙地方为特殊防共地区。”
    “在日华平等的原则上，中国承认帝国臣民在中国内地有居注营业的自由，促进日华两国国民的经济利益，并且鉴于日华之间历史上、经济上的关系，特别在华北和内蒙地区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积极地向日本提供便利。”
    这就是所谓“近卫第三次声明”，也是梅思平、高宗武早就与日方谈好的、“一等到汪逃出到河内，就立即发表总理大臣的声明”。
    罗君强说：“因汪行期延缓，故近卫特托故往京外一行，宣布声明将稍迟发表。及至汪飞抵河内的电讯一到东京，近卫即于1938年12月22日发表对中国招降的声明，也就是无形中取消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说法。”
    12月2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指出，“近卫第三次声明”系“日本破坏中国独立完整”，“关闭中国门户之基本政策，丝毫未变。”
    12月26日，针对“近卫第三次声明”，蒋介石发表讲话：“总观近卫的这个声明，我们可以断言，日本真正之所欲，乃在整个吞并我国家与根本消灭我民族，而决不在于所谓中日合作或经济提携等等的形式。”
    蒋还说：“我可以断言，在这篇声明表现以前，世上或者有人希冀日本能悔祸，自他这个声明发表后就再也没有一个明大义识事势的中国人再存和平妥协之想了! ”
    蒋介石的话，似乎是说给河内的汪精卫听的。
    但汪精卫没有时间听他说话，此时，汪正在紧张地准备如何响应敌方的“招降公告”。
    在12月25的日记中，周佛海说：“时近卫宣言全文已到，译出共读，并研究。汪先生宣言内容，明日由汪起草后，再行讨论。十一时寝。”
    12月26日，周佛海又说：“汪先生宣言已拟就，嘱研究后下午四时讨论。午睡一小时。先与公博、希圣讨论，增加及修改两点：一为日本须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一为抗战在求民族之独立与生存，今以和平方法能保全民族之独立与生存，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陈公博是12月20日抵达河内的。他后来回忆说：
    “汪先生是决定于十二月二十左右离渝了，我回成都以后，苦闷达于极度，第一，想到我不随汪先生走，不难人家看作我个人在内地作汪先生内应的工作，就是不这样看法，我也不忍眼看各人在我面前大骂汪先生。第二，想到我若跟汪先生走罢，数年来我苦心孤诣、隐忍自重以求党的统一的苦衷尽付流水。第三，我更想到：倘然是和平成功，东北是丢了，内蒙共同防共也等于丢了，所谓华北经济合作也等于共有，于中国前途绝无好处。自回成都以后，每夜都不能合眼，我只有最后一个希望，即离川以后，以个人的努力，阻止汪先生组织政府，更希望党对汪先生的制裁能够缓和，减少汪先生的冲动，这样我可以从容努力。如果汪先生能够中途中止他的行动，这是旦夕所祈求的。时日已记不清楚，大概在十二月十三、四左右，汪先生派一个副官来成都通知我，叫我务于十八日到昆明。我因天气关系，延至二十日始由成都飞云南，但汪先生已先一日赴河内，我只好赴河内。到了河内，我写了一封信呈蒋先生，托张岳军和朱骝先两先生转呈，中间略述我的主张，并盼党能对汪先生宽大，使我得尽最后的努力。”
    在12月27的日记中，周佛海说：“八时起。与希圣及公博夫妇散步。十时返。汪先生出示其致蒋先生及中央各负责当局缄并略讨论。”
    12月29日，根据汪的指令，周佛海、陶希圣、陈公博携着汪精卫“致蒋先生及中央各负责当局缄”离开河内，并于当天抵达香港，准备交林柏生的《南华日报》发出。
    罗君强说：“陈公博在河内小住数日，汪精卫即把响应近卫招降声明的电稿交陈与周佛海、陶希圣三人持往香港，嘱找顾孟余研究商量后，交林柏生在香港发出。”
    林柏生，1902年生，广东信宜人。
    林柏生也是汪精卫的亲信，1924年就成为汪的秘书，后汪送他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北伐军兴，1926年 9月，林柏生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1930年，奉汪之命，林柏生在香港创办《南华日报》，并担任社长。1932年又在上海创办《中华日报》。
    《南华日报》、《中华日报》都是汪派的喉舌，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中华日报》因资金缺乏停刊，林遂赴香港，专办《南华日报》。
    《中华日报》还是金雄白帮助林柏生创办的，金与汪精卫的另一个亲信曾仲鸣是好朋友。据金回忆：
    “当民国二十一年汪氏从海外回国，我以记者职务关系，到意国邮船‘康脱罗素’号访问的时侯，我又遇到了随汪氏回来的曾仲鸣。民十六汪氏住在上海善钟路七十七号，我与仲鸣相处得很好，几乎是朝夕相见的人，在那时，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自从他随汪去国，已几年不见，这一天在甲板上见到我，他为我介绍一位我所没有见过的人，那是林柏生。他说柏生奉汪先生之命，来沪创办中华日报，他是广东人，对上海情形不熟，希望我给以协助。此后，在中华日报创刊前后，柏生经常为了报务与我联络，我尽我所知道的告诉他，尽我所能做的帮忙他，我之如此，纯粹为了仲鸣的嘱托。我既没有参加汪系的政治组织，也没有受过中华日报的酬劳，事实上我仅是中华日报的一名技术顾问。”
        金雄白说：“到了民国二十六年淞沪抗战，国军后撤，中华日报停刊了，柏生也回到香港。在他离沪的前夕，他到我家里来向我辞行：他说中华日报只有经理叶雪松等寥寥数人留守，他再三托我就近予以照顾。”
    陈公博说：“在河内住了几天，近卫声明已发出，汪先生起草一个答复，交周佛海、陶希圣和我三个人带香港发表，是即所谓艳电。我临行之时，力劝汪先生不要离河内，并且不要和日本人来往，以示无他。我回到香港以后，心想我的心愿已了，只求汪先生不要再有行动，或者可以得重庆各同志的谅解。”
    12月29日，周、陈、陶等三人到达香港。刚出机场，陈公博即被相熟的记者认出，三人遂分开，周佛海、陶希圣间道走脱，陈公博则依汪的嘱咐，去找顾孟余“研究商量”。
    顾孟余，1888年生，祖籍浙江上虞，生于北京。
    顾孟余在京师大学堂学过德语，后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1911年，顾回国参加了武昌首义，并在教育部任职，袁世凯窃国后再度赴德国。后回国在北京大学当教授。
    顾孟余通数国语言，据说他在北大讲课的时候，先用中文讲一遍，再用德语、英语、法语各讲一遍，学生惊为天人。
    1924年，国共合作，顾孟余加入了由张继、李大钊等人主持的国民党北方执行部，1925年，顾孟余南下到广州，任广东大学校长，同时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6年 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顾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顾孟余也是汪精卫的亲信，1929年 3月，因参与“改组派”的活动，顾孟余被蒋介石给予“开除党籍三年”的处分。蒋汪合流以后，顾孟余的党籍被恢复，并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
    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全大会”，顾孟余转任交通部部长，1937年卸任后去了香港。1938年 4月，在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上，任命顾孟余为中央党部宣传部长，周佛海、董显光为副部长。因顾在香港，遂由周“代理部务”。
    罗君强说：“顾孟余原是改组派的主要头目之一，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时，他任铁道部长，抗战初期挂名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因看不起蒋介石，长住香港不赴任。”
    由于顾与汪的渊源，因此汪特地嘱咐陈公博，一定要与顾孟余商量之后再定行止。
    汪精卫没有想到的是，对他的做法，他多年的老部下顾孟余表示了激烈的反对。
    在12月29日的日记中，周佛海说：“正就寝，公博及柏生来，谓顾孟余坚持汪先生宣言不宜发表，并嘱柏生停发，电汪阻止。”
    对此，周的态度是：“余深不以为然，主立即发出，多数人数日商量之结果，决不能以一人之意见而改变。公博主张不论汪有无回电，明日再发，余亦同意。”
    罗君强回忆说：“顾见此电稿，坚决反对，认为汉奸决不可当，此电绝不能发。陈公博表示无可无不可。周佛海力主发出。林柏生说：汪先生此电稿是指定交给我发的，你们如果不同意，我也要负责发出，反正不要你们出名，你们无权反对。”
    在12月30日的日记中，周佛海说：“七时电思平，闻宣言尚有问题，本日能否发出，尚未可知，当请即至《南华》报馆，督促柏生即发。待至八时半尚无电话，焦甚! 如今日不发，则一切计划均破坏无余矣! 因径电柏生询问，始知已发出，心为之安。”
    林柏生“已发出”的“致蒋先生及中央各负责当局缄”，实际上是汪精卫给“重庆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由于是以“通电”的方式发出的，时间是12月29日，依“电报代日韵目”，史称之为“艳电”。
    在信中，汪精卫说：“顷读日本政府本月二十二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第一点，为善邻友好。……第二点，为共同防共。……第三点，为经济提携。……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复恢和平。日本政府十一月三日之声明，已改变一月十六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
    在信中，汪精卫充满“激情”地说：“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洋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
    罗君强说：“臭名昭著的汪精卫《艳电》，终于在林柏生手里发出，留下了历史罪证。顾孟余从此和汪方绝缘了。”
    对于汪精卫一伙来说，1938年12月29日是个“坎”。
    在此之前，纵使梅思平、高宗武已经代汪精卫与日方签署了“重光堂密约”，毕竟都还是地下的，汪精卫并没有以官方的身份与日方公开媾和，可以说签了白签，不作数的；同时，即便有汪精卫12月18日的出走，也还可以勉强解释为与“当局”“政见不合”，依民国时代的政治运作方式，合则留、不合则走，是很正常的事情，不算大逆不道。多少年来，汪精卫也是一贯如此，能干就干，干不了就出国喝鸡汤。
    迄“艳电”发表，性质就完全变了。“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那边浴血奋战，这边却要与对方“交换诚意”。就凭这一句话，任何人都否认不了汪精卫一伙在“通谋敌国”。试问，“通谋敌国”，不是叛国是什么？
    再说得明白点，有了这一纸“艳电”，汪精卫一伙的叛国投敌，就是铁案——最晚从1938年12月29日起，汪精卫等人已经是汉奸了。至于后来的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还都”、“组府”，等等，不过加重其罪行而已。
    “艳电”一出，举国哗然。当年，汪精卫因“谋刺摄政王”坐牢时，与看守张德江结下了深厚友谊。多少年以后，张在回忆汪精卫的时候，犹充满感情地说：“今则汪先生荣为行政院长，余谨祝其政躬康健，永为国宣老。”今天，汪精卫一变而为汉奸，大家对汪的忿怒，可想而知。
    1938年12月3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痛斥：“汪之所为，害己害敌、害国害党，其罪非浅。今幸自行暴弃，必于党国与抗战前途一大进步也。本日，见汪响应敌相近卫宣言之明电，其通敌卖国之罪已暴露殆尽，此贼不可救药矣，多行不义必自毙也。”
    1939年 1月 1日，先是例行的元旦团拜，大家聚在一起，蒋介石召集了一个“谈话会”，旋即改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临时会议，商讨汪精卫一事。
    陈布雷回忆说：“元旦团拜毕，召集临时中央常会，讨论对汪发表艳电后之处置。初时蒋公犹欲处以宽大，已于先一日嘱余拟电稿，将晓以大义，为留悛悔余地。但会议时群情激昂，林主席及溥泉、稚晖诸公均极愤慨，卒决议永远开除其党籍，并发表决议文昭告全国，以明邪正之所在。”

    按：“溥泉”即国民党元老张继。1935年11月 1日，汪精卫于中央党部遇刺，张继曾奋不顾身地将枪手孙凤鸣扑倒在地。

    同日，国民党中常会议临时会议发出决议：“汪兆铭承本党付托之重，值抗战紧急之际，擅离职守，匿迹异地，散发违背国策之主张。艳日来电，竟主张以敌相近卫根本灭亡我国之狂悍的声明为根据，而向敌求和；一面腾之报章，广为散发，以建议中央为名，逞摇惑人心之技。而其电文内尤处处为敌人要求曲意文饰，不惜颠倒是非，为敌张目；更复变本加厉，助售其欺。就其行为而言，实为通敌求降。……汪兆铭违法乱纪，永远开除党籍，撤除一切职务。此后一以上月二十六日蒋总裁之演词为标准，奋斗不屈。”
    “蒋总裁之演词”即蒋介石针对近卫第三次声明的反驳，这篇讲稿亦出自陈布雷的手笔。陈后来回忆说：“二十六日为蒋公撰拟《驳斥近卫东亚新秩序》之讲词。此文以一日之时间草成，张季鸾君谓为抗战期中第一篇有力之文字，经蒋公再四审阅，于二十八日发表，次日汪精卫即在河内发表其响应近卫声明之艳电矣。”
    汪精卫逆迹已著，此时，远在天津的一个小人物，正悄然南下。

ys1937

50、河内剌汪案（1）

    这个人，就是军统局天津站站长陈恭澍。
    陈恭澍后来回忆说：“民国二十八年元月，中日战争在剧烈进行中，我军政指挥与领导中心，已移至四川重庆。有一天，实在想不起是那一天了，突然接到戴雨农先生拍来的电报。时限等级，列为‘十万火急’，是发自香港而由重庆转到天津来的。报头上的保密区分，注明‘亲译’二字。待我亲自译成明文一看，却只有‘克日来港电话******联络’这么几个字。”
    陈恭澍说：“电报来得的确突然，事先一点征候都没有，实在估不透是什么事情。我把电报拿给书记曾澈同志看，意在征询他的看法，他沉吟了一会子，又把那张小纸条翻来覆去的想了老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别以为只是一张小纸条，这就是上级给我们的‘紧急命令’，根本没有考虑的余地，也不容稍事迟延，既然命令我克日赴港，我得立即摒挡就道。”
    前面说过，除了天津站站长以外，陈恭澍还兼着军统在北方的一支游击队即“苏浙行动委员会北方支队”的副司令职务，在陈的回忆中，他将这支部队称为“滦榆游击总部”。天津站的“站务”，他照例交给了曾澈代理。至于“滦榆游击总部”的工作，原来陈恭澍就没有太多参与，所以也不用去向“总座”王天木辞行。
    但是，陈恭澍却很想与他的几个好朋友打个招呼，其中一个是天津站的行动组长、“滦榆游击总部”大队长王文；另外两个都是他的军校同学，“滦榆游击总部”参谋长齐庆斌、政治部主任张作兴，这两个人都是经他介绍，到“滦榆游击总部”工作的。
    陈恭澍说：“可是他们都在宝坻新安镇乡下，一时之间已经来不及了。当我即将离津赴港之际，原以为还会回来的，所以连家眷都没有安顿，就像往常到北平去一样，匆匆就走了。”
    陈恭澍没有想到的是，此一去，再回到北平，已经是八年之后的1947年！
    陈恭澍更不会想到的是，平、津两地的许多“同志”，如曾澈、如王文、如周世光、如陈资一，此生再无相见的可能！
    陪同陈恭澍赴港的，并不是天津站的工作人员，而是戴笠的“好朋友”胡永荃，这个人大家还记得吧，就是在“殷汝耕案”中，戴笠派来给陈恭澍帮忙的。
    此时，胡永荃不仅与陈恭澍成了“好朋友”，同时也基本上成了天津站的编外人员，叫干什么干什么不说，工资一分钱不要，还往里搭钱！因此陈恭澍要去香港，不带自己手下任何一个人，却主动要求胡永荃一同出行，
    胡将陈恭澍送到上海，他留下处理一些自己的事情（胡本就是上海人，在当地有自己的买卖），陈独自一人来到香港，住在“跑马地一家半大不小的山光饭店”。这家酒店也是胡永荃介绍的，陈说，这里“既清静、又便宜，要比湾仔那一带乱烘烘的好得多了”。
    住下之后，陈就根据密电上的电话，与戴笠取得了联系。
    从1935年回到特务处接受“处分”，陈恭澍已经有三、四年没有见到“老板”了。陈说：“戴先生和我总有好几年没有见面了，我们虽照例的握了手，可是淡淡的却缺少久别重逢的那股热情。这并不表示他对我的冷漠，应该谅解到他的心事太重，顾不得多事周旋，也许有好多问题正等待他解决？”
    陈恭澍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们默默相对，彼此都没有开口，我想他正在考虑另外的一件事。就这样又过了一两分钟，我心里虽急，也只有耐着性子等他先开口。”
    戴笠终于开口了，可他说出来的话，却令陈恭澍莫名其妙：“我们一起去，该办的手续，香港区他们正在办，你和王鲁翘联系就可以了。”

    按：戴笠口中的香港区，原来叫香港站。
    前面说过，香港是特务处最初的据点之一，首任站长就是有“阿公”之称的中医邢森洲。后邢曾随郑介民到北平工作，后来又回到特务处本部当督察股长。
    此后，香港的地位日益重要，特别是抗战爆发以后，香港成为内地与外界联系、转运的唯一口岸，戴笠遂将香港站升格为香港区，以郭寿华为区长。
    郭寿华的经历，像极了前面说过的严灵峰，只不过严是福建人，郭是广东人。
    郭寿华，1902年生，广东大埔人。
    郭是私塾出身，国学底子很不错，据说还学过少林武术，也是个允文允武的人物。
    1920年，郭寿华考入省立潮州金山中学，正赶上新校长上任，这位校长，不是别人，正是当时惊世骇俗的张竞生博士。
    《潜伏》中，几个太太打麻将时，马太太和陆太太曾经眉飞色舞地谈到“性，那是学问”等等，说的就是这位张大博士的理论。结果被守旧的站长太太嗤之以鼻，翠平则不知就里，还接茬说“我们乡下讲究在山坡上”什么的，引得马太太无限神往。
    其实张博士的学问并不仅仅是所谓“性学”，还包括许多其他内容，比如，他在金山中学校长任内，大力宣扬“计划生育”（当时不这么叫，但意思是这么个意思）、避孕、节育等等，应该说在都是领风气之先的。
    郭寿华虽然岁数不大，却读了一肚子线装书，可能思想上比较保守一些，看着这位校长不顺眼，居然带着一帮同学搞学潮，要驱逐张竞生。可想而知。跟校长对着干，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最终郭寿华被开除。
    张竞生的结果也比郭寿华好不了多少，就在郭被开除不久，张也被人驱走，前后干了还不到一年。
    张竞生一生坎坷，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重新被人提起。
    被开除的郭寿华倒不愁没学上，前脚离开潮州，后脚到广州，轻轻松松地又考上了广东省立法政专门学校（与陈公博是前后校友）。在校期间，郭于1922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学生部部长。
    1927年，郭寿华转为中共党员，并在毕业后，受党的委托，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政经科学习，后又进步兵学校学习。1928年 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郭寿华作为旁听代表参加了大会的会务工作，担任大会秘书处记录科记录员。
    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以后，郭寿华没有回国，而是去了南洋的亲戚家，并在此期间脱党。此后，郭入日本明治大学学习行政法专业，1930年毕业。
    1931年，郭寿华回国，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讲师，同时任宪兵第三团、中央军校中校教官。1933年，郭寿华任豫鄂皖三省“剿共”总司令部中校秘书，后入南昌行营调查科，并随调查科转入特务处。
    比较特殊的是，郭寿华的“关系”转入了特务处，但人却没有进特务处，原因是他早在1933年即奉派赴民国政府驻意大利大使馆副武官，后又代理武官。
    1937年抗战爆发，郭寿华回国“归队”，此时特务处已扩大为军统局，郭寿华是广东人，又有长期驻外的经历，戴笠遂将郭派赴香港，任扩大后的香港区区长。
    此后，郭被调回重庆军统局本部，接替他的是“湖南三李”之一的李崇诗；再往后，李崇诗去了广东韶关，当财政部广东缉私处处长，换上来的，便是我们久违了的王新衡了。
        抗战胜利以后，郭寿华曾任广东湛江市市长，后去台，转而做学问，放下手枪拿起笔，倒也像模像样，著述颇丰，虽不比严灵峰蔚然大家，也是成就斐然。

    听了戴笠的话，陈恭澍很不满意，他后来回忆说：“这两句话听得我不明不白，而我最关切的是不远千里到底来干什么？和他一起去那里？我正待发问，他说还有好要紧的事情，非要马上处理不可，竟而一转身走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去了。我心里好不舒服，这算什么！”
    随戴笠一同来的，还有他的警卫——神枪王鲁翘。
    陈恭澍与王鲁翘并不太熟，他在回忆中说：“笔者和王鲁翘同志在南京见过一次，握手寒暄，并未交谈，如此而已。王鲁翘山东人，警校毕业，原任戴先生侍卫，此刻正从广西完成了一件重大工作后，留港待命中。”

    按：陈恭澍所说的“从广西完成了一件重大工作”，即前文所讲的，1936年11月21日，特务处将王亚樵狙杀在广西梧州。此后，王未回南京，留在特务处香港站工作。

    于是陈就问：“刚才戴老板说和他一起去，你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吗？”
    王鲁翘比陈恭澍小五、六岁，肚子里没那么多“弯弯绕”，很痛快的说：“到河内去，这几天正在办签证，订机票，大概明后天就可以走了，我也跟你们一块儿去。”
    接着，王将陈送回“跑马地饭店”，陈恭澍回忆说：“我很想多知道与我有关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我们还够不上谈心事的交情，有些话也不便多问。在他，无论知道不知道，更不敢多说，如果我问了，他是知道的而又不便告诉我，岂不使他为难。鲁翘临去，嘱咐我多休息，少出去，以免有事通知找不到人。”
    此时，即使是政治上再不敏感的人，恐怕也能够猜着“到河内去”的使命了，何况是陈恭澍这样的职业特务。他想：“至于到河内去干什么？我想，这当然与汪精卫之背离重庆有密切关系，王鲁翘不是说他也一同去吗？他不是刚从广西对付了一个‘职业打手’之后，调到香港来的吗？我不是在华北指挥或参与过许多次行动工作吗？据此推论，思过半矣。”
    同时，陈又想：“也不尽然，因为汪某的身份地位特殊，与一般的通谋敌国者又有所不同，当不致于对他怎么样吧？”
    次日，戴笠携陈恭澍、王鲁翘二人离开香港赴河内。陈恭澍回忆说：“我们几个人在飞机上：戴先生和我坐在一排，他靠窗，我近甬道，鲁翘是后面一排，和一个外国人坐在一起。我心想，一路上有的是时间，总可以告诉我一点端倪了吧，可是他始终不开口。我也曾数度引起话题，他仍然嗯嗯两声，不肯多说。这也许因为飞机引擎的声响太大，小声说，总不清楚，如果放开喉咙，在这种场合，又恐被人家听了去，因而泄露了事机，当然不好。”
    就这样，在沉默中，陈恭澍陪同戴笠来到河内，见到了戴笠早就安插在河内的特务方炳西。
    方的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驻河内总领事馆秘书。据当时任香港站助理书记的王方南回忆说：“越南当时是法国的殖民地，国民党政府在河内设有一个总领事馆，总领事是许念曾。军统原派有一个名叫方炳西的人在该领事馆担任秘书。据方炳西说，戴笠为了利用该领事馆作为掩护，曾秘密去过河内一次，他对许念曾封官许愿，极力拉拢，答应事成后给许以高官职位。许念曾为了升官发财，也乐于巴结戴笠而甘愿为蒋介石效力（后来许念曾经戴笠推荐一度出任驻埃及公使）。是河内总领事馆便成为戴笠刺汪的活动据点。”

    按：许念曾英语极好。日后，许调回重庆任外交部主任参事，1942年 8月，军统与美国海军方面的代表梅乐斯谈“中美情报合作”问题，当时由军统局第一处处长鲍志鸿起草了“合作协议”初稿，由戴笠的英文秘书王友竹译成英文；又先后经军统另外两个外语长才黄天迈、马佩衡校订。戴笠还不放心，令许念曾做最后的校勘。据鲍志鸿回忆，当时正值盛夏，又没有电扇，为免许念曾分神，戴笠亲自在一旁给许打扇子，由“许聚精会神地一字一句逐条斟酌校正英文翻译”。

    王方南，许多文献说他是浙江人，其实是把王与他的老上司、老搭档刘方雄给搞混了。
    王方南，1906年生，湖南城步县人（今属邵阳）。
    王方南毕业于黄兴创办的明德中学，1927年考入上海劳动大学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系，1930年加入国民党。
    1931年，王方南大学毕业，到南京《新京日报》当体育栏目编辑，后曾短时间到浙江嵊县中学教书。1933年夏，王方南考入中央军校江西星子特别训练班一期学习。

    按：在铨叙年功的时候，江西星子特别训练班一期毕业生比照军校十期毕业生，所以，王方南也算是有军校的学历。

    1935年，经特务处汉口站负责人、汉口警察分局局长周伟龙介绍，王方南入汉口禁烟督察处密查组，当了一个“编审员”，禁烟督察处是受特务处“运用”的单位，至此王方南再进一步，成为特务处的外围组织成员。
    1935年秋，杭训班第六期开班，周伟龙以军统汉口站名义保送王方南到杭州学习。因此，王方南与张毓中、毛森等人的出身是一样的，都是杭训班毕业。不过王要晚的多。
    后来，王方南回忆说：“我是1935年 5月在汉口参加军统特务组织的。同年10月，我被调往军统杭州特别训练班第六期受特务训练。这个训练班设在浙江杭州警官学校内。训练班的班主任是戴笠，副主任是余乐醒，书记长是王孔安。训练班分为六个队，一、二、三队主要进行警察治安训练，第四队进行全能性特务训练，第五队进行汽车驾驶训练，第六队电讯训练。
    王方南就被分在第四队，接受了所谓“全能性特务训练”。据王回忆，对这个队，戴笠非常重视，其学员的来源，“除了几个专人介绍来的以外，其余都是从军统所属的各地机构中抽调的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特务。”
    王方南说，当时学习的内容有：“（1） 情报（包括密写通讯和药水反应等）；（2） 侦探（包括侦查、化装。跟踪、脱梢等）；（3） 爆破（包括炸弹装制、手枪拆装、烈性药物炮制等）；（4） 密码（包括电码排列和翻译等）；（5） 照相（包括摄影、洗印、放大等）；（6） 擒拿；（7） 汽车驾驶；（8） 手枪射击；（9） 政治；（10）外文（英、日等语）。”
    从学习的内容看，与陈恭澍在洪公祠的课程设置差不多，确实是按照“全能性特务”来训练的。
    王方南也参加过“宣誓”，他后来回忆了当时的情景：“在受训快要完毕的时候，曾举行过一次集体宣誓。那天半夜，集中在警官学校操坪上，然后把所有人的眼睛都用毛巾蒙住，装上汽车送往郊外傍山的一幢大房屋内。屋旁半山坡上有一盏绿色的电灯，光线暗淡，显得恐怖。政治指导员董益三把全队人员带到屋内，只见厅堂里挂着蒋介石的头像。董益三要全队人员列队向蒋介石像行三鞠躬礼，然后由王孔安领着全体受训人员宣誓。宣誓的内容是：我们忠于三民主义，忠于领袖，努力工作，不怕牺牲，如违誓言，愿受严惩。宣誓完毕。当场杀了一只公鸡，把血淋入酒内，全体人员各饮一杯鸡血洒，作为盟誓。”
    在今天看来，这种仪式，既有点神秘、又有点恐怖，还带些封建色彩。
    1936年 6月，王方南等从杭训班毕业，照例又要到特务处的“最高学府”——洪公祠进行“实习”，也相当于镀金吧。不过为时甚短，仅两个月即于 8月前后分配工作，王仍回汉口站，当了一名“直属情报员”。
    至此，通过“中央军校学员、特务处外围组织成员、特训班”的“三级跳”，王方南就算是成为特务处的特务了。
    1937年 2月，一直在武汉工作的周伟龙转任上海区区长，将王方南也带到上海，任助理书记，负责情报编审工作。
    抗战开始以后，上海区大批干部被戴笠调到内地，王方南改任情报组长。
        1938年夏秋之际，王方南与上海区另一个情报组长刘方雄被上海“公共租界”以“暴徒”的罪名逮捕，后经戴笠多方想办法营救出狱。当年11月，刘方雄、王方南均被调到军统香港区，刘方雄任书记、王仍当助理书记。
    王方南说：“戴笠是一个非常机警的人。他感到这次奉命刺杀汪精卫，任务十分艰巨，必须谨慎从事，周密部署，不能有半点差错，而且非亲自出马不可。但他觉得如果自己前去河内部署指挥，逗留时间长了，容易引起外界的注意，一旦被人发觉，事情反易败露，有负使命。所以，他决定不去河内，而把指挥中心设在香港。这是因为：首先，香港是一个自由港，人员可以随时进出，不受签证等项手续的限制。其次，香港距离河内不远，乘坐海轮一个昼夜即可到达。而且香港交通四通八达，水路有船与上海、天津、广州、澳门以及海外各地通航。空运有班机直飞重庆，人员调遣，极为方便。再次，军统局在香港原已设有一个区，人员和其他方面的配备均较齐全，可以随时调用。由于香港具有上述这些有利条件，戴笠便于1939年 1月中旬，从重庆秘密飞到香港，随行的有他的亲信秘书毛万里（系毛人民的胞弟，浙江江山人，与戴笠是同乡）。”

    按：前面说过，1938年 3月，陈恭澍“襄理”北平区执行刺杀王克敏的任务时，毛万里还在当北平区的书记，北平区区长则是王天木。

    就在陈恭澍离开天津赴香港的几乎同时，军统上海站遭受了一次空前的危机，戴笠遂将北方的王天木、毛万里二人同时调到南方，以王天木为上海区区长、毛万里为上海区总督察。
    北平区，则交给了原本很不起眼的马汉三。从此，马汉三就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敌后生活，最困难的时候，马汉三几乎是以一人之力独自支撑平津和察绥四个省级单位。
    抗战胜利以后，在北平，马汉三一度骄衿无比、气焰熏天，因为他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有这个资本。
    毛万里是陈恭澍的好朋友，但在陈的回忆中，并未提及在香港见过毛万里。这不奇怪，因为秘密工作的原则就是保密，没有必要见的人，戴笠是不会让你见的。而且，在整个“河内刺汪”的行动中，陈恭澍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
    王方南说：“戴笠到港后，立即与军统局香港区区长王新衡研究刺汪办法，积极进行部署。他的行动十分秘密。戴笠在香港原置有洋房一幢，但他却不长住在此，而另在香港、九龙分别租有公寓轮流居住。香港区在高街 6 号设有一个联络站，我当时居住在此。戴笠将秘书毛万里也安排在此办公和住宿。戴笠还经常在此会见工作人员，多在夜间进行。香港区还设有电台两座，戴笠指定报务人员日夜值班，专门与河内、重庆保持通讯联系，所有往来文电，均须由他亲自处理。这样，戴笠在香港的指挥中心就宣告组成了。以后，戴笠就住在香港亲自指挥部署刺汪行动，直到 4月河内刺汪事件发生后才返回重庆。”
    陈恭澍就是在这个阶段，被戴笠调到香港的，并随即转往河内。
    此时，方炳西已经为戴笠他们安排好了住处。
    陈恭澍说：“炳西兄比我们早到河内十多天，他已经遵照戴先生的指示，做好了相当的布置。他在河内市区一处较为僻静的地方，租赁到一幢房子，所有的手续，也都由炳西兄办妥。这幢房子，格局不大，两层上下的一楼一底。楼上有两间卧室，中间夹一个厕所，不像现在所谓的套房；楼下是客厅连饭厅，院子里另有厨房和工人房。这里，是我们下榻之处，也就是‘河内工作’的指挥部。”
    除了房子，方炳西还搞了一辆汽车，陈恭澍说：“这部车只有两个门，人多了上下不大自如，用以代步，减却许多麻烦。车子虽系二手货，可是机件良好，两个多月来，从未修理过。它最大的优点是起步灵活，一发动立刻就走。我们到达河内机场时，炳西兄就是驾着这部福特小轿车来的。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法文，这比会说安南话更吃得开，所以一切通关手续，非常方便。”
    原来，方炳西就是戴笠给‘河内工作’指挥部派来的总务人员，此后的两个多月，所有的后勤事务，对外联络、电讯往来，全部由方炳西承担。换句话说，方在河内扮演的角色，其重要性不在陈恭澍之下。
    陈恭澍一直在北方工作，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方炳西。陈说：“炳西先生生得方面大耳，敦敦实实，一看就是厚道相；举止应对，彬彬有礼，待人接物，诚诚恳恳，如与笔者相较，那就更持重得多了。他在比利时留学，攻读政治外交，回国不久，即为戴先生所罗致。派到河内来，被指定专司事务性的工作，的确是大材小用了。”
    实际上，方炳西所扮演的角色，绝不仅仅是“专司事务性的工作”。
    到达河内的当天，戴笠就走了，第二天中午才回来，匆匆吃过饭，又拉着方炳西外出，直到晚上才回来，叫上陈恭澍、王鲁翘二人，一起外出吃“小馆子”。
    从戴笠的一些做法来看，他似乎是有意识地把方的工作与陈的职责隔离开来，各干各的。甚至可以说，方炳西了解的情况，比陈恭澍还多，因为对外、对上的联系，均由方炳西操办，陈恭澍干什么，方炳西都知道，方在干些什么，陈却不知道。
    后来，在刺汪的整个过程中，发生了许多蹊跷的事情，令陈恭澍这个河内工作组“组长”莫名其妙，其缘故，极可能都出自方炳西的这一条线。
    方炳西，是河内刺汪的第一个神秘人物。
    很可惜，方炳西没有留下任何材料，否则，他的回忆，当比陈的说法更为可观。
    这一点，陈恭澍也有所察觉。许多年以后，他回忆说：“他（指方炳西）办事认真，一丝不苟，应该列为君子型的人物。写到这里，回忆前尘，顿有所悟，方炳西先生他莫非是负有秘密任务的‘督察’？如若多想想，是越想越像了。果尔如此，他倒是适得其份的理想人选。因为他持正不阿，有什么说什么，是什么就是什么，绝不是个制造是非、颠倒黑白的人。”
    当天晚上这顿饭，陈恭澍吃得“气闷”无比。他说：“晚上，戴先生招呼方炳西、王鲁翘和我四个人一同出去吃广东小馆子，菜肴平常，自然比不上香港，最便宜的是法国酒，无论是红白葡萄酒，或高级白兰地，都比国内低廉好几倍，只要有量，敞开的喝好了，花不了多少钱。这一晚，我们都浅斟即止，一来没有喝酒的兴致，主要的是被索然的气氛给局住了。”
    吃了饭，戴笠的神秘举动还在继续，他和方炳西叫了一辆人力车走了，让陈与王鲁翘回去等他。
    陈恭澍和王鲁翘也叫了一辆人力车，想逛逛河内的街景，结果还迷路了：“鲁翘和我兜了两圈，迷了路，又和蹬三轮车的言语不通，东指西划，越弄越胡涂，又兼天色已暗，更分不出东西南北来了。如果像这样做侦察工作，那可真是一桩大笑话。我们好容易才找到了中国总领事馆，问明了该走的方向，这才回到了我们的住处。”
        陈恭澍说得不错，后来的事实证明，派他来河内刺汪，还确实就是个“大笑话”。
    次日凌晨，戴笠回到住处，随即召集陈、方、王三人开会。
    陈恭澍说：“戴先生为了说明此行的任务，他首先提示了汪兆铭（精卫）背离重庆的经过概略，并特地寻出一份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汪某指使林柏生等在香港所发表的那一通‘艳电’的剪报，给我们几个人看。惟独对于汪某在离渝出走之前，就与日本方面有所勾结的情形，却绝口不谈。”
    陈恭澍是“职业特工”，属于“埋头拉车”的人，因此，对汪精卫的事情，琢磨的不多。他后来回忆说：
    “说起来也很难令人置信，在此以前，不知道方、王他们二人对汪精卫这件事了解多少，单以我个人来说，顶多在耳朵旁边刮到一点点，根本上就没有加以特别的注意。这倒是很简单，基本上自己已经有了许多做不完的工作，实在无暇旁顾；其次是我们在沦陷区，距离太远了，有些消息也够不到；还有，那就是像我这般职位的工作者，如果说在问题没有明朗之前，关心国事到那么高的层次，也是不经之谈。”
    后来，陈恭澍以军统的基本干部而竟然落水当汉奸，与他这种“埋头拉车不看路”思维方式，应该是有一定关联的。
    当夜的所谓“开会”，其实是大家听戴笠唱独角戏——凡戴老板在场，别人就不要想有开口的份。轮不着你说话，老老实实听着就行了。
    讲完了国际国内形势，戴笠接着说：“我们这一次到河内来，就是为了这件事！目前，汪某仍在不断的与日本方面保持接触中。最近这两天，我虽然和此地的几个关系人碰过面，也多少了解到一些实际情况，可是总觉得还不够充分。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务求发挥我们的工作效能，以不负上峰对我们的期待。”
    说到这里，戴笠顿了一下，看了陈恭澍一眼，接着说：“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不但要好好的掌握，也应该做出表现，否则，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
    陈恭澍在回忆中说：“我懂，这是说给我听的。当然也是说给大家听的。话里，含有责备和告诫的意味，指的是我在平津工作的不力；最少也对我的工作成绩不大满意。另外，他要在交赋任务之前，为利便工作的进行，而在无形之中加重我们的责任感，同时也有意暗示在座的同志能同心协力，服从指挥。”
    戴笠接着说：“希望大家能体认到这件事的特殊性和严重性，这不是一件普普通通的工作，假如我们处置失当，将会惹出麻烦，甚至产生反效果；你们可要特别小心谨慎。”
    这“会”开了半天，戴笠也没有说出各所以然来，到底此行的目的和任务是什么，陈恭澍依然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说：
    “他（指戴笠）的话说说停停似乎是言不尽意。我和炳西、鲁翘交换过眼色，谁也不明白问题的中心究竟在什么地方。其实，只要耐心的听，他一定有个明确指示的，像这么重要的事，岂能单凭臆测。他之所以说得这么婉转，想必也是一种领导方式；要不那就是事态尚未明朗，还不便畅所欲言。”
    这时，戴笠站起来开了一瓶酒，每人倒了一杯。陈恭澍说：“想是边喝边说，好把凝结住的气氛冲淡一点，而且夜深了，也该提一提精神。这杯酒，在灯光照耀之下，黄澄澄的金光闪烁，煞是好看；端起来闻一闻，有一股怪怪的气味冲鼻子；先用舌尖舔舔，不甜不辣，实在形容不出是什么味道。这种酒从前没有喝过，我猜大概是一种很普通的水果酒吧？酒的味道既差，像这种喝法，也非常的不自然。”
    “大家勉强喝了一杯”，这时戴笠开始交代任务：“我今天上午七点半的飞机就要赶回重庆，这里的事，由××兄负责处理，我在短期之内是否能够回来，此刻还不一定，希望炳西兄和鲁翘尽心尽力的协助××兄。”

    按：“××兄”即指陈恭澍。对承担方面责任的下级，无论是说话、写信、发电，不论对方岁数大小，戴笠一律称之为“兄”，以示尊重。但对于王鲁翘这样的小字辈、或者是级别极低的下级、或者是各类特训班学员出身的，戴笠就直接叫名字了，显得亲近。

    为表谦逊，陈恭澍在回忆录的行文中，略去“恭澍“二字。
    戴笠明确指示说：“在任务方面，我现在可以决定的有两点：第一、严密监视汪某的行动；第二、要多方注意汪派份子的活动。此外，我回到重庆之后，当会随时有电报来。电台和报务人员，日内即可赶到，马上就通报。我们经常保持联络。”
    接着，戴笠又对陈恭澍说：“××兄，希望能集中全副精神主持这件工作，有关一般事务，可由炳西兄去办，无须分心；鲁翘的工作，看将来情况需要，由你来分派。我很了解实际中的困难，等我回去之后，会立即抽调得力同志，火速前来协助，一切放心好了。”
    说到这里会议结束，戴笠又叫陈恭澍到他房间里去单独谈话。陈恭澍回忆说：
    “其实，我有一肚子的话，已经憋了好几天，早就想找个机会问问他了。而且他就要离去，有必要再和他多订规几句，无论在公在私，心里也好有个准则。”
    于是陈问道：“对汪的工作，除了刚才所指示的那两点之外，是否还需要作进一步或是应变的准备？”
    陈是杀手出身，他的意思是问，对于汪精卫，必要的时候，是不是会走到“制裁”的那一步。
    陈说，当时“戴先生两眼望着我，但不作答”，于是陈又问：“是不是把天津的王文他们调来？”
    戴笠想了想，说：“发电报、候船期、办手续，耽搁太多，无法控制时间，我看不必了。等我回去之后，我会作适当的人事调排。”
    陈恭澍忍不住又问：“此地的工作告一段落后，我是否还回天津去？”
    作为一个特工来讲，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问，当晚，陈恭澍的话已经问得太多了。果然，戴笠不高兴了，他没有回答陈的问题，反而谈起另一件事：“你结婚为什么不照规定报告团体许可？”
    陈恭澍心想：“这又从何说起？事实上那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孩子都生了两个，怎么到现在还提这些？”
    想到这里，陈恭澍也生气了：“既然答非所问，索性就什么话都不说了。”
    整个军统，高级干部当中，最不怕戴笠的，除了他的六期同学乔家才，好像就属陈恭澍了，不知道是不是被戴笠“惯”的，还敢给戴老板“脸子”看。
    陈恭澍回忆说：“他也看得出我的态度不自然，于是他又展开一丝笑容，鼓励我认真工作，等到告一段落，一定会考虑今后的出处，在有所决定之前，也会征求我的意见。至此，我们又把话题引回到当前的实际工作上去。”
    戴笠拿出一张名片，交给陈恭澍说：“这几天接触到一位对我们大有帮助的人，他的地位非常特殊，我已经和他约好，指定由你亲自和他联络，不能交由第三者去找他。最主要的，是他可以提供高级情报，同时也可以供给我们行动线索。”
    陈看了看名片，问：“这就是那个人？”
    戴笠摇摇头，说：“你只要拿这张名片去找他，他一定会接见你，你和他洽商一切就行了。以后如何连系，你们自行约定就是。”
    戴笠特别提醒陈恭澍：“请你留意，他不是我们的工作同志，对他要有礼貌，也要保持分寸。”
    戴笠的意思，陈恭澍明白，“有礼貌”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说话要留神，不要泄露了机密。
    最后，戴笠再一次叮嘱陈恭澍“千万可不能轻举妄动”，随即赴机场离开河内，陪同的，依然是方炳西。
        几天之后，戴笠果然做出了“适当的人事调排”——令陈恭澍打死也想不到的是，戴笠派给他的两位助手，居然是余乐醒和岑家焯。
    余乐醒，原名余增生，湖南醴陵人，跟另一个军统高干张毅夫是同乡。
    余增生参加革命的资格很老，他是最早赴法国勤工俭学的那拨人之一。据李维汉回忆：“我们于一九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乘法国邮船“宝勒加”号自沪启航。同批赴法的有一百六十二人，内有湖南青年四十二人，张昆弟、李富春、李林、贺果、余增生、任理、张增益等在内。”
    在法国，余增生学化学与机械，并积极参加早期的革命活动。1922年 6月，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等在法国巴黎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旅欧少共”改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旅欧团”，由中国国内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
    1924年 7月，“旅欧团”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余增生等人组成“旅欧团”执行委员会书记局（即旅欧支部）。根据党的规定，旅欧支部负责人即转为中共党员。
    此后，余增生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政治保卫，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期间，与湖南湘雅医学院毕业生、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军医沈景辉结婚。
    北伐以后，余增生被派往第十一军第25师73团当参谋长，当时团长是黄浩声，团指导员就是同为旅法同学的陈毅。对此，陈毅曾回忆说：
    “1927年南昌起义后，8 月10日左右，周总理要我到七十三团当团指导员。那时候不叫党代表，也不叫政治委员，还是按国民党军队的编制，叫团指导员。临走时，周总理对我讲：‘这个团是我们党最早建立的一支武装，在北伐战争中有铁军之称。现在有2000多人，你要好好地去工作，不要嫌官小。’我说：‘什么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都干，只要搞武装我就干。’当时七十三团的团长是黄浩声，叶挺的老部下，共产党员。参谋长是余增生，我们是一起留法勤工俭学时的朋友。”
    从1927年到1932年的这四、五年时间，余增生的情况不详。据沈醉回忆：“一九三二年秋，余乐醒任区长时化名为金鸣三，南京特务处化名则为杨柳青。余系湖南醴陵人，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以后曾去苏联学过政治保卫工作，戴笠对他寄以很大希望。”
    在同一篇回忆中，沈醉说：“翁光辉任区长不久，因他拟将一项重要中共情报不通过戴笠直接送与蒋介石，被戴发觉扣留，撤去区长职务，改由杭州和南京特训班教官余乐醒为区长。”
    戴笠控制“浙警”并成立杭训班，都是1932年的事，可见，至迟在这个时候，余增生已经进入特务处，并改名为余乐醒。
    大家知道，沈醉即余乐醒的太太沈景辉之弟，也是在这个时候，沈醉从家乡湖南长沙出来，到上海投奔他的“革命”姐夫。沈醉后来回忆说：
    “1932年秋，他（即沈醉）在长沙文艺中学上初中，因跟高年级同学一起闹学潮，被开除出校门，社会的压力、父亲的咒骂，并未泯灭他对革命的向往。他不愿像父亲那样过寄生生活，毅然决定弃家出走，去上海投奔姐姐姐夫，想像他们一样为国家、民族做出一番事业来。”
    1932年，18岁的沈醉进入特务处，在他的姐夫、特务处上海区区长余乐醒手下，当了一名交通员。
    此后，吴乃宪继任上海区区长，余乐醒则调任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主任，因余是学工科的，有“专业背景”。同时依旧从事他的老本行——培训，并成为特务处的“训练专家”。
    “八一三”开战以后，戴笠令余乐醒为青训班副主任。不久，沪战失利，戴笠在湖南临澧筹办特训班，以余乐醒为副主任。
    1938年 3月，临澧特训班开班，其时，沈醉已经成为军统的骨干，也在这个班当教官。他说：“班主任是由戴笠兼任。副主任一职，在开始和结束时是由余乐醒担任，其中有一个短时期由总队长陶一珊担任。约在五六月间，陶被任命为总队长。到临澧不久，戴对余乐醒很不放心，曾电令将副主任一职由陶替代，而叫余专任教务处长。这项变动曾引起大部分教职员和许多学生的不满，不到一个月，戴又电令陶免代副主任，仍由余专任副主任，并以总教官谢力公兼任教务处长，好让余安心工作。
    1938年秋天，戴笠首次到临训班“视察”，余乐醒觉得这是件大事，预先做了十分充足的准备，功夫用得到了家，孰料费力不讨好。沈醉回忆说：
    “副主任余乐醒得到戴要来的消息，为了讨好他，也想让学生们知道一点主任的威风，便在他要来到的当天上午，派出两个中队的学生去担任警戒，在一座小小的临澧县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当戴的汽车驶到县城附近时，余乐醒早率领全体教职员和部分学生在道旁恭候多时，在一声立正号音发出后，接着是几处同时传出了立正号音，使整个县城都进入了紧张的气氛中。站在交通要口的武装学生，也立刻执行了断绝交通的任务。”
    沈醉说：“戴笠本来是听了一大堆不满意余乐醒的小报告而来的，早就有气，一看到全城戒严来欢迎他，更是火上加油，在路上便发作起来。他厉声责问余乐醒，这样警戒森严是为什么？他说，他又不是过去的军阀，如果让蒋介石知道了他这么摆威风，那还得了。他一路发脾气一直发到班里，使得没有见过他的人都害怕异常，感到主任的威风的确不小。”
    戴笠的性格，属于那种“跳跃型思维”，素以喜怒无常而著称，高兴起来什么都行，一不高兴准有人要倒霉，任何人也跟不上他的思路。况且，此次临澧之行，戴本就是抱着“找碴儿”的目的来的，余乐醒正好“触霉头”。
    还有一重，戴笠其人，确实不太讲究个人的排场，这一点，许多人都提到过，因戴是搞秘密工作的，讲究行踪隐秘。余乐醒大张旗鼓地搞“欢迎”仪式，正好马屁拍在马蹄上。
    次日，戴笠接着大发脾气，沈醉说：“第二天上午，戴笠第一次主持班务会议时，从开始到收场都是在骂人，从副主任到事务员都给他骂到了。”
    临训班学员刘源深回忆说：“余先生在训练班，以身作则，私生活十分严肃，人前背后，绝对不抽烟。可是有一次我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曾亲眼看见他抽烟，当时诧为奇事。同学们平日很少见他笑，偶然发起骡子脾气来也不得了。他学问湛深，无论教学、管理都非常认真，所以学生崇拜他，队职官敬畏他。”
    戴笠之所以对余大发肝火，问题就出现在“学生崇拜他，队职官敬畏他”。沈醉后来分析说：“当时他（指戴笠）最为不满的，是他一直没有时间去到班里向学生讲话，弄得学生心目中只有副主任而没有他。余乐醒对特务工作懂得很多，重要的课程如特工常识、化装、毒物、化学通讯等，都是由他主讲。此外，他经常向学生作精神讲话，生活上又与学生能打成一片，几个月功夫，学生对他非常喜爱。一些特务很眼红，便不断向戴笠去报告，说余的野心很大。”
    此后不久，戴笠一度撤掉余乐醒的职务，以陶一珊接替，“结果不到一个月弄得人心惶惶，依然只好叫余来主持。”

        按：军统的教官当中，有两个人特别得到学生的爱戴，一个就是余乐醒，另一个是“十人团”之一的徐亮。    徐曾长期替戴笠主持“息训班”，由于关心爱护学生如慈母，大家都称他为“妈妈”。

    1938年底，戴笠再次到临训班视察。沈醉说：
    “他这次去到临澧，除了主持临训班的毕业典礼外，同时由于战事关系，湘西已非安全之所，决定要把这个班迁往黔阳县继续办下去，并且还要将副主任余乐醒撤换，所以要在百忙中抽空前往。……戴笠在这次的班务会上，却不像上次一样发脾气骂人，而是肯定这次试验性的大规模训练工作是有成绩的，对全体工作人员表示慰劳，对学生表示满意。当他快离开时才正式宣布迁黔阳后人事方面要改组，副主任一职决定由军事教官吴琅继任。”
    这样，短短的半年多时间，余乐醒第二次被撤掉职务。不过，这次并不是因为他犯了错误，而是要派他去河内，襄助陈恭澍。
    对于余乐醒，陈恭澍并不生疏。沈醉回忆说余乐醒曾当过“杭州和南京特训班教官”，这里所说的“南京特训班”，即洪公祠特训班，也就是说，余乐醒是陈恭澍的老师。
    陈曾回忆说，他在洪公祠的时候，学过“切卡的工作”，这门课，想必就是由余乐醒教的了。
    陈恭澍说：“余先生高高瘦瘦，两目如灯，年纪不大，头发却白了不少。一枝香烟常常在手，是一个喜欢动脑筋的人。只因他思虑太多，心胸也显得不够开阔，可是他那份敬业精神，却是很少有人及得上的。”
    对自己昔日的这位教官，陈恭澍还是很佩服的，他说：“照笔者对余先生的体察，他应该是一位有相当成就的人物，才算公道。”
    余乐醒来了以后，戴笠曾来电告陈恭澍：“指定他（指余乐醒）参赞机要与技术指导，用一句易于了解的话作说明，他将是我们这个临时派遣的工作单位中的‘参谋长’；同时也是‘技术顾问’。”
    另一位助手岑家焯，我们前面说过的，曾“护送”王鲁翘前往广西刺杀王亚樵，大家应该还记得。
    岑家焯，1901年生，海南文昌人，军校三期步科毕业。
    岑家焯从军校毕业以后，曾在五期入伍生队当学员分队长。因他与郑介民是同乡，遂受郑援引进入特务处。
    对于岑家焯，陈恭澍同样十分熟悉，因为，岑也是洪公祠的“故人”。陈恭澍说：“当笔者还在南京‘特务警员训练班’第一期受训时，他便是该班教育组的副主管了，主管教育组的是郑介民先生。”
    在洪公祠的时候，陈恭澍是第一期学员的班长，因此，戴笠私下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
    “临开训的前几天，戴雨农先生嘱咐我，必须切切实实地做到一件事：那就是在受训期间的头三个月，必须把每一个同学的思想、言论和一切该当注意的有关事项，写成记录，秘密地提供给他参考，而且不能被其他同学知道。当时约定，他会指派和我相识的副官贾金南，每星期一、三、五前来收取一次。”
    陈说，当时戴笠还特别叮嘱：“万一班上发生紧要事故，可以到教务组联络郑介民或岑家焯两同志，立刻打电话给我。”
    这样说起来，还在受训期间，戴笠就已经开始给陈恭澍“吃小灶”了。
    这段“地下工作”的培训，遇到了很多困难，把陈恭澍折腾得不善。
    第一个困难，是我们所意想不到的——没有纸，打“小报告”总得有纸吧？
    陈恭澍后来回忆说：“因为班里发给我们的笔记簿，原就不够用，每一本上扯下一两页，还显不出来，扯多几张万一被发觉了说不定会惹出麻烦来。除了取材于笔记簿之外，可真不容易找到足以应用的空白纸张。后来还是报告了戴先生，由来人贾金南带进两本航空信纸才算解决。这虽是小事一端，可见无论什么事设想不周总是不成。”
    第二个困难是没有时间。陈恭澍说：
    “我们的生活作息，原就排得紧紧的，其间很少有空隙。我又是班长，每天还要填写很多例报的表格，想再抽出点时间写东西，实在大非易事。不知动了多少脑筋，也只能偷偷摸摸、零零碎碎的写一点算一点了。试想，除我之外，全班二十九人，依照戴先生提示的项目，就是简明扼要地写，每一个人少则三两百字，多则六七百字，平均计算全部加起来，总在一万五千字上下，何况这又不是做文章，可以任意发挥一番，就能交卷的。对于写这种报告，既不能草率从事，也不敢稍存半点私心。因为我深切地理解到：一字褒贬，就足以影响到某人的远大前程，所以应当落笔谨慎，冀求能以一秉公正。做一个学员，平日的功课已经相当吃重，当上班长，又比一般同学多了不少负担，再要写这份调查报告，那更是疲于奔命了。可是为了对在训同学有个充分的了解，势必还要和每一个同学多接近，求得好感，而且不露痕迹，这实在是太不简单了。就这样，三个月下来，把我折腾得半死，如果不是年轻气盛，求好心切，恐怕真顶不住。”
    第三个困难，陈恭澍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学生队长李士珍的怀疑，进而对他进行监视。
    陈恭澍回忆说：“因为我常常一个人，在应该休息的时候，不回到寝室去休息，反而留在教室里埋头写东西，可是又不像是整理笔记或做功课，所以引起了李队长的注意，他虽然没有正面质询过我，可是一直盯着我不放松。这么一来，我可没有办法了。后来还是写了一张小纸条，据实报告了戴先生，这才解除了对我的监视。”
    对此，陈恭澍说：“像这种情况，用情报工作的观点来说，就算是暴露了身份。”
    不过，陈恭澍的这三个月“地下工作”实在是没有白干，否则，绝不可能一毕业就到北平去当站长。
    用现在的话来说，岑家焯相当于洪公祠的“教务处”副处长，同样算是陈恭澍的老师。陈称他为“学长”，并评价他为：“沉默、稳重，有指挥才能”。
    岑、余二人，都比陈大十来岁，又是陈的师长，但是，在此后的“河内刺汪”行动中，无论是岑家焯、还是余乐醒，都没有看到他们发挥什么大的作用。余乐醒倒是提了些建议，陈也不感冒，并讽刺为“软性行动”。
    有一点，陈恭澍像极了他的恩师戴笠，即唯我独尊。
    从洪公祠一出来，陈恭澍就是独当一面，因此发号施令惯了，不管手下有几个人，总之我一个人说了算，让你干嘛就干嘛，不习惯征求别人意见，也没有与人合作的意识。
    这种人迟早要摔大跟头。
    许多年以后，陈恭澍略带歉意地说：“岑家焯学长是由重要岗位上调派而来，他的职责上级并没有明确指示，依情度理，很可能是襄赞一切工作的。只因笔者当时年轻气浮，世故不深，还参不透其中的妙用，虽然事事就教这位老大哥，那是不切实际的，应该分一部份权责给他，才是正理，可是当时我还不懂得这么做。可见无论干什么，都必须要有一定的尺度才好。”
    为防止被人一网打尽，余乐醒、岑家焯没有同陈恭澍住在一处，由方炳西为他俩另外赁了一所房子。
    到目前为止，“河内工作组”已经有五个人了，其中包括一个关键人物，这个人，不是陈恭澍，也不是未来可能发生的“制裁”的执行者王鲁翘。
    而是——方炳西。
    另外还有两个关键人物，我们以后再说。

ys1937

51、附：汪精卫在河内

    到达河内以后最初的一段时间，汪精卫等人住在河内郊区的一个别墅里，这个地方，今井武夫称之为：“河内西北八十公里避暑地三岛的旅馆”。
    陶希圣则说：“汪夫妇在河内寄居朱培德夫人的寓所。其他诸人寄寓都城饭店。旋皆转往河内附近的山中，名为‘丹岛力’的避暑地。当地旅舍颇多，但此刻是冬季，除此一班人之外，别无旅客。”
    汪精卫后来回忆说：“在河内，只有我夫妇，曾仲鸣，与二三秘书。我们在那个时候，绝无护身的武器。我们并未为危险所包围，因此，不能要求越南当局保护；而且，一受了保护，与同志的连络上，颇不方便，所以，越南当局虽则提出保护，但我们拒绝了。但是现在河内的市内是危险的，所以迁居市外山上叫作“唐泰乌”的避暑地的旅馆中。是冬天，所以除了我们之外，没有别的人。”
    汪精卫把自己的“和平运动”比之于“武昌首义”，因此，一到河内，他就做出规定，以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曾仲鸣、林柏生等八人为“首义分子”，并以这八人为主，成立了一个临时的“领导班子”，也可以说是几个办事组，颇有踌躇满志、大干一场的意思。罗君强说：
    “汪精卫本身是一个大党棍子，到了河内之后，他就开始搞起组织来了。首先成立了政治、军事和财务三个委员会。政委会、军委会均由汪自任主委，财委会则由周佛海任主委。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等皆是政委会委员，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同时又是军委会委员。周佛海还兼了政委会、军委会秘书长，三个委员会都抓在他手里。”
    然而，自“艳电”发表以后，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接连受到挫折，拂逆之事接踵而至。令汪极为郁闷。陶希圣回忆说：“汪的心神不定，日夜沉思，忽一日跌在地板上，将一腿跌伤。”
    挫折之一：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被开除，全部职务被撤销，不仅丢掉了护身符，同时也失去了赖以“领袖群伦”的身份依托，被全国上下一致痛斥为汉奸。“和平运动”的第一炮不但没有打响，反而搞得灰头土脸。
    汪精卫后来回忆说：“元旦晚上，我得到情报，知道重庆方面在策划剥夺我和同志的国民党籍。对于这个情况我与曾仲鸣俱颇黯然，这一晚，大家都沉思了一晚。”
    挫折之二：随汪“出走“的人当中，意见发生了分歧。陶希圣说：“此刻有一基本观点，在随汪出走之诸人的中间，颇有歧异。一部分得知近卫声明的要点以后，主张汪精卫游欧，不应该进入日军占领地区组织政府；反之，另一部分力主到上海去，进行谈判，两种意见折中的结果，汪夫妇留在河内，其余诸人转往香港，暂为观望。”
    这样，八位“首义分子”中，梅思平、高宗武、林柏生原本就在香港；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三人于1938年12月28日亦转往香港；陈璧君则经常往返于香港、河内两地；常驻河内陪伴汪精卫的，只有曾仲鸣一个人。
    挫折之三：就在汪精卫的“艳电”发出还不到一个星期，即1939年 1月 4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居然下台了，结结实实地把汪精卫给“闪”了一道，真是够“坑”人的。
    近卫文磨的下台，与日本军方的压力有很大关系。大家会注意到，“近卫第三次声明”的说法，与“重光堂密约”相比，少了一个重要内容，即没有明确日本从中国撤军的时间。这样，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就失去了存在的最后一丝“合理性”，成了无本之木，无怪乎会挨骂。
    但是，即便是这样一个与“重光堂密约”的立场相去甚远的“声明”，在当时也引起了日方朝野、特别是军方的不满。今井武夫后来说：“在战后的今天，如把这个第三次近卫声明通读一遍的话，就不免有单方面的和高压的感觉，但在发表的当时，却有不少人责难为软弱的外交，这种时代的变迁，真足以使人反省。”
    据犬养健回忆，在陆军、海军和外务等三个省为近卫起草“第三次声明”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当时参与其事的影佐祯昭曾悄悄给他打电话说：
    “最近新调参谋本部来的要员留永少将坚决反对明确指出日本撤兵日期，因此，内部意见尚未统一。留永少将曾说过，即使前任已签字同意了，我也不受拘束，无论如何，战胜国万不可做出向战败国许诺撤兵日期这样的有损威严的事来，这样傲，太对不住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在我任职期间是决不能答应的。”
    对此，近卫文磨也感到很无奈，他在焦急的等待中对犬养健说：“再等会儿吧。大体上可以说，这种纷争不统一的情移已是陆军中常发生的。但如果今夜不统一，新闻记者都等在那里，丢人的是参谋本部。这样一来，留永首先要负责。但他不想负这个责，是吧? 如果相互稍为谅解一下，事就好办了。”
    当晚，就在近卫文磨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其“第三次声明”的同时，犬养健也在仔细地斟酌这份材料。他后来回忆说：
    “我一个人留下来，读完了近卫声明的全文。的确，写得不太好。最明显的，就是把前面所述的‘随着治安的恢复，日军将在两年之内撤兵’这一重要条款删掉了。而相当于日本撤兵的交换条件的在内蒙进行防共驻屯的条款，则做了进一步的强调，这样一来，更显得尴尬。”  
    犬养健还说：“确实，所谓不要求领土啦，不要求赔款啦，此外，归还外国租界以及撤除治外法权等等，如果按重光堂会议精神发表，确实会引起中国人的共鸣。可是，这最为紧要的撤兵约定，竟忘得一干二净，实在让人担心汪精卫和平运动会走上歧途。我失望了。”
    更令犬养健“失望”的事情还在后面——1939年 1月 4日，近卫文磨内阁总辞职。
    当广播中传出这个消息的时候，犬养健与影佐祯昭正住在台北市郊外的草山温泉旅店，打算经由此地到广东，进一步与汪精卫等一伙取得联系。
    当时，影佐很生气地说：“近卫竟也奇怪地干出这种事来啦。他把汪先生这样的中国元老拉到河内，而他却立即辞职，这简直没有一点儿国际信义啦。”
    犬养说：“陆军现在处于统帅一切的特权地位，对于战争的进展情况甚至连总理大臣也不告诉。这样下去，整个日本没有人能胜任总理的职务。”
    影佐鄙视地说：“恐怕象近卫这样软弱的人，经历这些波折，便想逃脱了吧? ”
        许多年以后，近卫文磨在回忆录中，不无“歉意”地说：“近卫声明发表后，汪兆铭逃出重庆，当时余等认为，由于此宽大方针之发表，不久重庆方面必定有人前来，然认为继汪之后亦应参加之何应钦诸氏，至终竟无一人到来，此为余等观察之错误。同时，汪兆铭来后，当时军部对余之声明，已无履行之诚意。反竟利用此项声明，作为瓦解重庆之工具，结果‘汪政府’之和平运动成为卖国运动，终乏成效。”
    挫折之四：“和平运动”无人响应，原来设想的那种汪精卫登高一呼，则“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的场面没有发生，本寄予厚望的龙云，只是在汪路过昆明的时候说了许多漂亮话，等汪一走就不是他了。
    许多年之后，陈纪滢访问了当年曾负责接待汪精卫的昆明市市长裴存藩。陈纪滢，1908年生，河北安国人。
陈纪滢是名作家，抗战时期曾在《大公报》主编《战线》副刊。去台以后，陈曾以《抗战时期的〈大公报〉》为题，记载了许多当年的情形，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陈纪滢首先介绍了裴存藩当年的情况，陈说：“他（指裴存藩）是黄埔第三期学生，毕业后，即奉命回滇负责党务。龙云取得政权后，因他是昭通人，与龙同乡，所以一直被引为心腹。曾先后当过政治部主任及省党部主任委员等职。抗战发生后，除许多头衔外，他主要职务是昆明市长。因此招待汪兆铭的责任就落在他的身上。”
    陈纪滢引述裴存藩的话说：“有人以汪出走前曾派陈璧君秘密到昆明拉拢龙云之说，他（指裴存藩）无法证实；但那时周佛海却以代理中央宣传部长的名义，正在昆明各学校发表演讲。汪于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抵达昆明的上午，周佛海忽自空军单位演讲完毕，到省府，说：‘汪先生要来昆明了！’于是龙云一面下令文武官员准备到机场去欢迎，一面叫他负责招待，并令警务处长李希尧准备迎汪下榻在他的公馆。因为李的官舍在昆明是相当讲究的，另外保护方面也比较容易。于是几十位党政军领袖以及士绅等齐集机场去迎接汪、陈璧君与曾仲鸣，另外一位大概就是陈国琦吧。汪下了飞机，经周佛海把欢迎他的人一一介绍于他。大家一直把他们送到李希尧公馆才相率离去，只留下龙和汪密谈。”
    第二天，龙云曾对裴存藩谈起前一晚与汪精卫的谈话：“汪对抗战前途非常悲观，德国军事代表团长也曾对他表示过这种见解。他曾多次跟委员长提出和平建议，都没有得到考虑的机会。所以他认为非离开重庆不能公开他的主张，因此他才到云南来。他希望去国外，或者到大理去休养。”
    龙云还说，汪曾经叫他向中央要 200万银元，“以便到国外化用”，但这笔钱究竟要没要，裴存藩就不记清楚了。
    陈纪滢说：“第二天，汪等整天游览昆明附近风景区，包括黑龙潭等地。第三天，也就是十二月二十日，汪龙又有会议，会议内容，裴委员说，他也不详细。那天，也就是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汪等一行搭滇越铁路去河内，文武官员仍到车站送行。”
    最后，裴存藩补充说：“我记得云南方面并没有对汪有任何赠礼，如程仪一类。”汪精卫一离昆明，龙云即派裴存藩到重庆去向蒋介石汇报，“解释云南方面接待他的经过”。
    裴存藩说，当时他代表龙云主要谈了两点：
    第一，关于“高调”接待汪精卫的原因：“云南方面完全因汪系副总裁，以党内副领袖之地位招待他；而周佛海又以中宣部代部长之职在昆明替汪布置。所以云南接待汪，仍是尊重中央之意。”
    第二，“云南一切听命中央”。为表诚意，龙云还送给蒋介石一件礼物，是一只镶着象牙的犀牛尾，上边刻着“扫荡妖氛”，上款题“委座赐存”，下款题“职龙云敬献”。
    裴存藩说：“委座当时对于龙云的处境，也深为谅解。”
    在与陈纪滢的谈话中，裴存藩还代龙云解释说：“我们边疆人，素来崇拜英雄，龙云个性尤其如此。外边推测汪当时曾鼓蛊龙云反中央及通电赞成汪的和平主张之说，至少那时我还不能证明。”
    汪到河内之后，龙云曾给蒋介石写信，劝他对汪的行动不要过于担心：“汪之议论，对外虽属奇闻，受敌愚弄，对内仍毫无影响。”
    相比于龙云，另一位与汪关系更深的、也是汪曾寄予厚望的张发奎，就做得更绝。1 月 5日，张发奎、余汉谋等发出“微电”，明确表示，汪精卫的行为“危害党国”，“请通缉归案明正典刑”。
    同日，李宗仁、白崇禧亦电请中央，要求通缉汪精卫。
    对此，今井武夫说：“日本方面所预先拟定的汪的和平运动的参加者何应钦、陈济棠、龙云、何键、张发奎、陈素农等军政界要人，接到汪派通知以后，不仅没有任何发动的迹象，而且就连一向视为汪派的彭学沛、张道藩、甘乃光、王世杰等也不敢赞同汪的主张。这时，汪本人不能不感觉到他估计错误了。”
    挫折之五，汪派得力干将林柏生在香港遇刺。汪精卫离开重庆之后，自然不便在河内发表什么言论，因此，香港就成为其“和平运动”的“新闻中心”。金雄白说：  
    “当汪氏还留驻在河内的期内，香港成为汪系活动的最早发祥地。周佛海等也已先后由越来港，陈璧君则不时往返于港越之间。那时陈璧君是住在九龙汉口道二十六号叁楼。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等则合住在九龙约道五号。汪系在港的原有机构，一是创刊于民国十八年由林柏生主持的南华日报（社址在香港荷李活道四十九号）；一是华人行六楼六号Ａ的蔚蓝书局，本是国民政府战时研究国际情势的机关，亦以林柏生为主任，梅思平、樊仲云、胡兰成等为干事，李圣五、朱仆等为研究员。其性质也就等于汉口时代由周佛海、陶希圣主持的艺文研究社，而且林柏生、梅思平两人当时还是驻港的中宣部特派员。所以汪的艳电发表，港方就由林梅两人具名负责分送，几乎所有的港报都一律全文照登。”
    这其中，最重要的“阵地”，自然就是林柏生主持的《南华日报》，因此，相比于前一阶段“和平运动”的三个火枪手来说，这个阶段，最活跃的人，变成了林柏生。汪精卫的“艳电”之所以发表，除了周佛海的坚持以外，与林柏生的强硬态度，也有很大关系。
    据陈春圃回忆，当遵照汪的指示，拿着准备发表的电文去给顾孟余看的时候，顾一方面坚决反对，同时表示马上要给汪精卫发电，劝阻此事。
  
    按：据陈纪滢说，顾孟余给汪精卫的电报上，只有一个字：“丑”，从此顾与汪“割袍断义”。

    当晚，陈公博又去找周佛海，谈起顾孟余的态度，周佛海听了，登时一脑门子邪火往上拱，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如果因为顾孟余一人的反对就不依期发表，那就散伙好了。我没有什么关系，我马上可以回重庆见蒋先生认错请罪，料想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周佛海越说越生气：“事已至此，还有什么商量的！干就于，不干就拉倒！顾孟余不过是一个部长，我难道就没有当过部长吗？怎么可以由他一个人反对就推翻一切，连电报也压住不发呢？”、
    陈公博又去商之于林柏生，林听了说：“我不管顾孟余说什么，由你交给我的汪先生信等于是他的命令，他命令我二十九日发表我只知道遵办。如果要改期除非有他的命令。”
        次日，陈公博与陈春圃谈起此事，说：“我现在就写信给孟余，不再和他见面了。见面反难说话，告诉他问题在于时间太紧，现在无法来得及于二十九日以前收到河内复电，那么，电报往返磋商就谈不上。因为柏生坚持非依汪先生命令之日子发表不可，既然他明自表示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这等于无商量余地，只好让电报如期发出。”
    “艳电”发出之后，奉汪精卫之命，《南华日报》迅即“跟进”，发表了许多附和的言论。
    1938年12月31日，《南华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汪先生之重要建议》的社论，声称“汪先生爱护国家民族之苦心，亦既与天下共见”，并鼓吹说：
    “以汪先生辅佐总理领导革命数十年在党国之历史与地位，对于中国与世界之全般局势，早已洞悉无遗。今兹本其对于国家民族所遭遇极度危难之真知灼见，贡献中央，以供采择，又复几经熟虑，然后提出。别人所顾虑之一切，汪先生宁有不顾虑及之之理? 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汪先生对党对国，可谓尽其责任之所当尽；今复以此电公开于国人之前，亦以事关国家民族之生死存亡。欲使全国人皆有共商国是之机会，并使无意识之纷纭揣测得以消灭于无形耳。”等等。
    对此，金雄白说：“汪方在宣传上，也以香港为根据地，展开活动，所有有关汪氏之主张，完全由南华日报为大本营，同国内外发表。南华日报林柏生为社长，颜加保为经理。在这一个短时期中，社论则由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轮流负责。”
    由于林柏生的行为太过“打眼”，遂进入了被“制裁”的行列。汪精卫在“河内的正月”中说：“我们打算，把一个正月，在静寂的山上的旅馆中，翻译书籍，耽于过去的回忆及思索来度过去。但是，一月十七日，发生了同志之一的林柏生，在香港为暴徒袭击受重伤的事件，空气紧张了起来。”
    很奇怪，没有任何一个军统干部，在后来谈到过“制裁”林柏生的详细情况。对此，金雄白了解一些，他后来回忆说：
    “因为一切对外是由林柏生出面，于是在汪河内被刺前后，林柏生在香港也遭到了袭击。一九叁九年叁月的某一日，刚好陈璧君邀请周、梅、陶、林等中午在其寓所午饭，而本港警察局的政治部，也约了林柏生于下午四时谈话。林于汪宅午饭后迳赴政治部，谈话完毕，因梅思平、陈春圃、颜加保等约在告罗士打饮茶，当他步行经过现在的历山大厦门前时，忽然有两个大汉以铁锤从后向林氏头部猛击，林受伤倒地，而暴徒仍继续向其额部面部痛打，林已奄奄一息，幸而有两个外国水手经过，当场将一名叫陈林的凶手擒获，另一名则被乘间逃逸。林经警察送往玛丽医院留医达一月有馀，始逐渐痊可。陈林则被判处了十五年徒刑。”
    这里，金雄白的回忆有些误差，林柏生被刺，是1939年 1月17日的事情，汪精卫说的时间是准确的。罗君强回忆说：
    “林柏生主持的香港《南华日报》自发表汪精卫的《艳电》之后，汉奸色彩日浓。戴笠亲赴香港，决定以陈璧君、林柏生等为狙击对象，给汪精卫汉奸集团以警告。当时英国统治者对香港华人带枪限制极严，军统有人无枪，同时考虑到枪声大，容易引起注意，而使打手不易逃掉，因此决定用斧头，在闹市中砍杀林柏生。林当时尚无自备汽车，1939年 1月17日，在他漫步皇后大道时，突然被人用斧头在头上砍了两下。林立即倒地，凶手亦终被获。幸亏林柏生头上带着软质薄绒帽，伤口不深，不久治愈。大家说，林以后在汪伪公馆派中之大出风头，压倒了褚民谊、陈春圃等人，颇得力于头上这两块伤疤。传说刺林凶手被逮后，在香港监牢里被由军统收买的流氓，作为私人斗殴把他打死了。确否未能证实。”
    l940年12月 8日，即汪记南京伪府成立以后，林柏生在接受日本《朝日新闻》采访中，曾谈起此事，后以《林柏生先生香港遇险记》为题发表。
    林柏生说：“我到香港，第一件工作，是着手考虑准备发表汪先生在河内的第一次声明(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的艳电 )。当时，我和梅思平是由重庆政府派到香港去的中央宣传部特派员，所以堂堂皇皇地，由重庆出发，公然到香港去。因此，是没有‘重庆脱出’的秘话的。”
    “以重庆特派员的资格，发表汪先生所领导的和平论的‘和平通电“，他们的惊愕是不足为怪的。电报在报纸上发表以后，马上便接得宣传部长叶楚伧和蒋先生的秘书陈布雷的密电，询问‘周佛海现在在哪里了’。重庆为什么要这样问，是很容易明白的。”
    “后来，即去年一月八日、九日间，重庆的暗杀，开始向我们转念头了，特务工作队的首领、戴笠氏也在香港出现了，戴笠这一个名字，想来大家是晓得的。”
    后面的细节，与金雄白说得比较靠拢了：“十六日晨，香港警察厅的政治部长通知我们——我和国际研究室的梅思平和现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樊仲云一一去问话。当时，我们的同志是做着《南华日报》和国际研究室二件工作的，无论如何不能不到警察厅去看一看。”
    林柏生回忆当天遇刺的情形时说：“十七日午后三时，我一个人便出去和政治部长会面了。”
    当时“政治部长”说：“我们得到的证据，因为想暗杀你，而另外一个不幸的人却被打死了。”
    林柏生回忆说，在谈话中，对方“亲切地要我注意不要出事情，然后又用暗示的口吻，而其实是要弹压我们的运动的”，并问林柏生：“汪精卫现在在哪里呢”、“和平运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等等。
    最后，对方“用非常郑重的态度”说：“当心暗杀团，不能不讲求一点御防的方法的。要是写封信到警察厅来，可以准你们携带自卫的手枪。”
    林柏生回忆说：“谈完以后，我和政治部长辞别了。在归途中，我果然被袭击，被二尺多长的铁棒从头上击倒了，幸而我的骨头非常坚牢，不然连命都没有了。”
    林柏生说：“在入院期间，我秘密地找到隐藏的住所，出院后便潜伏着，而且化装到上海，那时化装改名逃出来是并不很难的。后来却不同了，我又回到香港，由香港到广东，再回到香港来，那个时候，我是以广东为中心，准备着在上海召集的六全大会的工作。在我的周围，随处都存在着可能被射击的状态。”
    林柏生挨的这两斧头（抑或是两铁棒），对于汪精卫而言，当然是个信号，警告他不要胡来，不要再有进一步的举动。此前，尽管汪精卫的党籍被开除、全部职务被撤销，但从“党国”方面，并没有把事情做得太绝，也是担心“压迫”过甚，万一汪不顾一切，再弄出什么更露骨的事情，则于抗日的大局极为不利。因此，蒋介石还特意关照一些重要新闻媒介，不要对汪进行过分的攻击，稍微留点余地。
    事实上，此时的汪精卫亦处于进退失据的两难境地，因此颇为“消停”，用汪精卫自己的话说：“才脱离重庆的我们，便反对重庆，于情有所不忍。一方面，在当时，日本方面的意见，我们也不明白。近卫声明是原则，日本方面，在具体上将如何，完全不明了。于是，我们决定，暂守沉默，静观事态。”
    汪的这句话，前一句是真是假，我们无从辨别，后面一句话：“日本方面的意见，我们也不明白”，倒是实话。
    前面说了，近卫的“第三次声明”，已经部分地推翻了“重光堂密约”，现在连近卫都下台了，继任的平沼骐一郎是个什么态度，汪精卫也不清楚，再加上林柏生遇刺，这个时候，确实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只能静观待变。
    在这期间，汪精卫家里倒是办了一件“喜事”——为他的长女汪文惺操办婚礼。对此，陈春圃说：“但记得《艳电》发表之后不久，汪夫妇即在河内忙着为长女文惺与何文杰结婚并在香港各报大登其启事，此举人们认为是示人以好整以暇的镇定，但不难想到是冲淡众叛亲离的苦恼所排遣的文章。”
    就在这样的无可如何中，汪精卫度过了“河内的正月”，相信这是他一生中，最凄凉的一个正月了，比28年前，在清廷法部监狱里的那个正月更难熬。
    用汪精卫自己的话说：“在河内过的这孤独的正月，这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其实，在这一个月当中，“中央”与河内的汪精卫之间，并不乏沟通的“管道”。
    1938年12月25日，时任国民政府驻国联首席代表、驻英国公使的郭泰祺就收到汪精卫的信，称：“日方所提尚非亡国条件，应据以交涉，……，拟向中央以去就力争，故暂离渝。”等等。
    同时，汪精卫身边的三员大将——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也都没闲着。
    据陈公博回忆，还在他刚刚到达河内的时候，就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托张岳军和朱骝先两先生转呈，中间略述我的主张，并盼党能对汪先生宽大，使我得尽最后的努力。”
    12月26日，周佛海给蒋介石和自己原来的上司陈布雷各写了一封信，“说明此行目的”，周在日记中还说：“固知决不致得其谅解，但尽心而已。”
    12月28日，即周佛海赴香港准备发出“艳电”的前一天。周再次给陈果夫和陈布雷写信，“述此行绝无反蒋意义，全在主张和平。”
    12月31日，陶希圣又给他的老朋友、时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的胡适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长，对于他们的“心迹”阐述得也比较充分，其核心是强调一点，即他们只反对蒋的政策，但并非反对蒋介石个人。
    比如，其中说：“蒋先生十二月八日到重庆。他的态度完全改变，对于国家处境困难，全不考虑。……。他说日本没有兵打仗了。他对于日本的和议，不加思索的拒绝。这样的变动，以及客观的困难，使汪先生及我们都感到一年半的努力进言都成了画饼，更都成了罪状。眼见国家沦陷到不易挽救的地步，连一句负责的老实话都不能说。幻想支配了一切。我们才下定决心去国。没有带出一个多的人，只有公博、佛海及希。我们不想作积极的打算。”
    谈到他们的做法，陶说：“我们第一，想从旁打开日本与中国谈判的路，战与蒋战，和与蒋和，再向蒋公建言力劝其乘时谈判。如果做不到，我们便退隐不问政事。我们一样的爱护蒋先生，支持战局。我们不同的只是认定再打下去，只有更加沦亡，更加无望，应当及时谋战争的结束。”
    最后，陶希圣说：“汪在过去与蒋先生分手，便立在反对的地位。这一次，没有反对的余地可以站立，所以汪的态度，是建议被拒，即便退休，断乎没有再作反蒋的可能与意志。这是我们要先生知道的。更要先生知道的是中国确实没有法子打了。说‘打’只不过把军队向日本军队到不了的僻地‘拖’，向荒僻的处所‘缩’( ‘拖’与‘缩’是张岳军的话 )。我们的意见是既不能打，就只有和。一般的意见，不能打乃是真打，败即是胜。我们是很痛心这样的诡辩的。”
    另据陶希圣回忆，在由河内到香港的路上，他还让自己的学生武仙卿考察“北平沦陷后的情况”，并特地让他拜访昔日的老友、留在北平的周作人，其时，正是周作人被“抗团”行刺，并侥幸逃脱的前后。后来，周给陶希圣带话说：
    “日本少壮军人跋扈而狭隘善变。一个宇垣一成大将，被他们抬高到九天之上，又被他们压制到九天之下。他们对本国的军事首长尚且如此，对于外国的政客如何，可想而知。”
    周作人不愧是留日的，对日本人看得很透。但是很可惜，看日本人看到了骨子里的周作人，还是在不久后落水了。

    按：武仙卿也是学者，曾与陶希圣合著《南北朝经济史》，与陶及陶的另一个学生何兹全都是“食货”派的代表人物。

    汪精卫自己，也在1939年 1月 4日，即近卫下台的当天，给行政院长孔祥熙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上是这样说的：
    庸之先生勋鉴：
    漾日赐电，因辗转周折，直到今晨始获拜读，稽答为歉。弟此行目的，其详艳电，及致中常国防同人函中，无待赘陈。弟此意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弟觉得缄口不言，对党对国，良心上，责任上，皆不能安，故决然言之。前此秘密提议，已不知若干次，今之改为公开提议，欲以公诸同志及国人，而唤起其注意也。来书谓‘此时国际情势，爱恶益为明显’，诚然诚然，然此等爱恶，仅能因势利导，使和平谈判有利于我，不能以为各国必出于参战，此吾兄所洞悉者。然则于相当条件之下，以谋和平，当亦公忠谋国如兄者所不以为河汉也。谨覆，并颂勋安！
    汪兆铭  谨启　一月四日

    按：在电报代日韵目表中，“漾”代“23日”，也就是说，近卫发表“第三次声明”的翌日，孔祥熙就给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当然是蒋介石授意的，信中提醒汪精卫要看到“此时国际情势，爱恶益为明显”，不要做出糊涂事，但汪看到这封信时，已经是十多天之后，大错已经铸成。

    另外，早在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的时候，汪、孔之间，就曾针对时局发生过一场争论。此事是汪精卫亲口对陈春圃说的。陈春圃回忆说：
    “淞沪停战协定及何梅协定都是他（指汪精卫）当蒋帮行政院长时签订的，他历来以为他之签订那些协定是他负责的表现，并以借此可以苟安一时为满足；而且我也听见他自述如何责备孔祥熙不敢负责接受德大使陶德曼居中调停所提的媾和条件。”
    当时，汪精卫对孔祥熙说：“假如我是你（其时孔是行政院长），我一定签字，反正最高国防会议各人都同意了，你一定要问‘蒋先生’，他负军事责任的，他不好表示，你签了字，他自然得承认的。”
    前面说过，在汪精卫，一直有一个“敢负责任”的思想，这番话，自然是觉得孔祥熙“不负责任”，只想着爱惜羽毛。
    孔祥熙回答得也很有意思，他说：“汪先生，我没有你的胆子，我背部受不起两颗子弹。”
    在这里，孔祥熙是借汪精卫1935年11月 1日在中央党部遇刺的旧事，来回敬汪精卫：“你愿意做汉奸，那是你的事，我是不做的。”
    正是因为汪、孔二人之间曾有过这样一番“过节”，所以汪在回信中委婉地说：“然则于相当条件之下，以谋和平，当亦公忠谋国如兄者所不以为河汉也。”，意思是说，既然都是为了“谋和平”，那么你我所做的事情，没有本质区别，都属于“公忠谋国”。
    眼看着汪精卫越走越远，蒋介石觉得，此时有必要派个人，当面给汪精卫带个话了。
    此前，蒋介石做了一些组织调整。1 月20日，国民党中常会推蒋介石任国民参政会议长，顶了汪精卫的位子。
    1 月21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指出：“敌战略政略俱失败，我应强化精神力量，抗战到底。” 1月28日，五中全会决议设国防最高委员会，以“统一党政军指挥”，推蒋介石为委员长。
    1 月30日，即五中全会闭幕的当天，蒋介石派出代表，到河内会见汪精卫。
    别看只是替蒋介石传句话，这个事还不是谁都干得了的。
    第一，这个人必须跟能跟汪精卫“过”得上话。因汪参加革命的厉史太早了，那是“先总理”赏识的人，如今虽然一条腿已经落到水里，但“千倒万倒，架子不倒”，不是谁都“配”跟他谈话的。
    第二，真要是弄个与汪身份相捋的，比如像吴稚晖、李煜瀛这样的，反倒坏事。因为汪见了他们，可以毫无顾忌。人都是这样，遇上跟自己身份地位差不多的，反而可以脱略形迹。前面说过，蒋介石要选总统的时候，吴稚晖就曾受蒋之托，去劝胡汉民，结果被胡骂得狗血喷头。况且，汪精卫素以言语便给著称，派这等“老朽”去了，只有挨骂的份。
    所以，派去的这个人，一方面与蒋不能太近，同时跟汪又不能太远。经慎重考虑，蒋介石选择了一位出乎大家意料的“使者”——谷正鼎。
    谷正鼎，1903年生，贵州安顺人。
    民国时的贵州，还是个相对比较闭塞的省份，但是，这里却出了不少当年的风云人物，何应钦不消说了，王若飞也是大名鼎鼎，还有那位艺术家气质极为浓厚的政客张道藩，祖籍也是贵州的。
    说起安顺的“谷氏三杰”，素以“一门三中委”而著称，比起“宋氏三姐妹”不遑多让。
    三杰当中的老大谷正伦是军人出身，且资格极老，曾先后就读于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和“陆士”，也是老同盟会会员，参加过护法战争。孙中山病逝以后，谷正伦进入湘军，并随湘军参加了北伐。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蒋介石命谷正伦组建宪兵，1932年 2月，宪兵司令部成立，以谷正伦为司令，因此，在国民党内，谷正伦素有“宪兵之父”的称号。  
    与他们的军人长兄迥然不同的是，三杰中的老二谷正纲和老三谷正鼎，都是搞政治工作的。  
    谷正纲和谷正鼎年龄相仿，经历也差不多，都是很早赴德国留学，跟着又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邓小平、蒋经国等人都是同学。
    北伐军兴，谷正纲和谷正鼎相偕回国，在部队中搞政工。
    谷正伦是以投靠蒋介石起家的，他的这两位令弟，却与其大异其趣——二谷和三谷，都是“改组派”的，都曾经反蒋。三谷甚至还因为参与改组派的活动坐过牢。
    1932年，蒋汪合作，二谷和三谷也随之时来运转，谷正纲任组织部副部长，谷正鼎则在汪系控制的铁道部当总务司司长，当时的铁道部部长就是汪派大将顾孟余。
    在1935年的“五全大会”上，谷氏三兄弟同时当选“中委”，一时传为佳话。抗战军兴，谷正鼎改任西安行营第二厅厅长。
    考虑到谷正鼎与汪精卫的历史渊源，又是小字辈，派去“看望”汪精卫，再合适不过了，汪不会跟自己昔日的“弟子”一般见识，不至于一去就给骂出来。因此，蒋介石特地将谷从西北召回，作为自己的“专使”，去河内传话。
    谷正鼎的河内之行，许多年以来众说纷纭，有鉴于此，1974年，陈纪滢特地对谷正鼎进行了专访，并一并收录于《抗战时期的〈大公报〉》系列回忆录中。
    陈纪滢说：“关于汪兆铭在河内发表艳电后，中央以开除党籍处分，但后来又派谷正鼎赴河内给他送护照一事，我在写本文期间，为证实这种报导，曾与谷委员有一次谈话。我先请他澄清他究竟去河内一次，还是两次? 因为有一本著作中，说他去过两次。”
    对此，谷正鼎明确答复说：“只有一次。”陈纪滢又问：“除护照外，曾否带钱给汪? ”

    按：陈纪滢原注：“因为有的书记载，他除带着汪去法、英等国已签证的护照，并有旅费若干。”谷正鼎说：“只有护照没有钱。”陈又问：“是几本护照? 是两本或是三本? ”

    对此，谷正鼎记不清了，说：“好像只有两本，绝对不是三本。”对此，陈纪滢给读者解释说：“因那时夫妇可用一本护照。故谷氏忘记究竟是一本或是两本。”
    接着，谷正鼎为陈“详述”了河内之行的经过：
    “汪发艳电后，中央为严肃党内纪律召开临时会议，开除他的党籍。总裁随后命令我去河内，送护照给他，以便他去欧洲休养。临去以前，谒见总裁，总裁叫我转达的话，我一一记起。总裁叮嘱完毕，我把总裁的话重复一遍，问有无错误? 总裁首肯以后，我又向总裁表示，我的职位与党内资格，都觉不适合担任这样重任，虽然我那时已是中央委员暨西北行营的第二厅厅长。总裁听了我的报告，一面鼓励我，一面说，‘万一还需要别人去，等你回来后再说。’”
    确实，这样一项“重任”谁也不愿意去，能去也不爱去。
    谷正鼎接着说：“于是我乘飞机从重庆经昆明到达河内，时间大约在二十八年一月上旬。确实日期就记不清楚了。我到河内以后，就住进一家旅馆。然后打电话给中国领事馆，请总领事代我找曾仲鸣。下午我跟曾仲鸣见面了。他带我高朗街朱培德公馆去见汪。见了汪，先把总裁交代的话一一转达。接着汪也把他的答复说给我听。我也把汪的话记在纸上，并且等他说完了，我念给他听，问有无错误? 等他认可后，我把护照留下，我们才谈别的。当时汪对于重庆方面知道他所住是朱培德公馆深为诧异。”

    按：关于谷正鼎赴河内的时间，有好几种说法，笔者采用的 1月30日是载入国民党史的，也是最精准的一个说法。但不管怎么样，谷正鼎说的“一月上旬”肯定不对，因那时国民党正在准备五届五中全会，许多事情还没有统一的认识，组织调整也还没有进行，派人来见汪精卫的时机并不成熟。

    谷正鼎说：“第二天，汪与我又有一次谈话。总之，那时汪很牢骚，语气中不免有愤激之言。总裁与汪的谈话内容，恕我不能奉告。因我在职务上必须守信。第三天我就回重庆复命。”
    最后，谷正鼎再次强调：“我只去此一次，绝对没去第二次。”
    至于蒋介石让谷正鼎所传的话到底是什么，罗君强曾有过记载：“汪先生如果要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五十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在上海、南京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

    按：罗君强并不在谈话现场，他的回忆，当系此后听人转述。其中，“可先送五十万元”一事，已为谷正鼎本人否认，究竟有没有，无从判断。其他的，基本上像是蒋介石规劝汪精卫的话。

    关于汪精卫给蒋介石的回复，谷正鼎说其中“不免有愤激之言”，确实如此。谈话中，陈璧君亦在场，她后来回忆说：“因汪曾上电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致电蒋，故在河内候复。蒋遣谷正鼎携我及汪、曾出国护照三张来。”
    据陈璧君回忆，对蒋的意见，当时汪是这样答复的：“以前我因蒋的凶残暴虐、自私，我反对他，他用尽各种方式来危害我，枪伤我，下流至绑我及璧君的票。我被他苦迫出国，我亡命海外，船经星加坡，他致电该地政府，以共产党名义引渡我回国，说我勾引贺龙、叶挺、张发奎等祸粤。事为同志、侨胞所闻，一面与该政府交涉，一面守卫码头，直至船离码头始散去。沿途尚设许多陷井，阻我治病。我何尝要过他甚么护照，他现在要我拿了他的护照，凭照拿人，使人侮辱我，拘禁我，一如孙总理在英京公使馆的被诱入、钉箱，送回给他安排。”
    汪精卫还对谷正鼎告诫说：“谷同志你回去告诉我们的同志，叫他们好好工作，你及正纲，也要谨慎小心，他( 指蒋介石 )如把党国搞得好，我便终身不回国亦得，如搞得不好，我去了，还是要回来。”
        据陈璧君回忆，谷正鼎走了以后，汪精卫曾说：“我们今日以后，要小心点，他要消灭我们三个人了。”
    另外，据“用五”的日记记载，在与谷正鼎的谈话中，汪精卫仍对于“中央”的处分耿耿于怀，称：“中央应先讨论他的主张，如经一致否决，仍不服从，然后予以处分，才算公允。”
    “用五”还说，汪精卫认为“党内同志”对他“缺乏信心”，“既不知拥护他的主张，亦不能和他共同进退。”言下之意，对留在重庆的汪派人物极为不满。

    按：“用五”即前面提到的行政院参事陈克文。陈克文，1898年生，字用五，广西省岑溪县人。
    1919年，陈克文考入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即中山大学的前身）。毕业后，陈由他的岑溪同乡甘乃光援引加入国民党。国民党“一大”召开以后，甘乃光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即以陈克文为秘书。
    甘乃光是岭南大学毕业生，学经济的，后来成为当时少见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专家，同时也是文书档案管理专家。1924年，甘乃光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5年 5月任农民部部长。
    1926年 3月，由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即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办到第六期，甘遂聘请刚刚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毛泽东为农讲所第六期负责人。在此期间，毛泽东与主持农民部日常工作的陈克文多有书信来往。
    1927年 3月，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同为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委的邓演达、毛泽东和陈克文三人，提出并经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对农民宣言》，在宣言中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要解决的根本问题”的观点。
    宁汉分裂以后，陈克文曾短时间地代理农民部部长，随即去职，赴欧洲游历。
    此后，陈克文成为汪精卫的追随者，并参与了“改组派”的活动。在此期间，陈克文也曾经担任过《南华日报》负责人，为汪主持宣传工作。
    1932年，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陈克文任侨务委员会教育处处长，1935年任行政院参事。

    通过陈克文的日记可以发现，在汪出走之前，确曾有一大批的追随者，当然都是文职官员，没有一个军人。因为汪曾任行政院长三年多，这些人，多是行政院的中、上层官员，比如甘乃光、陈克文、曾仲鸣等等，当然也包括陈春圃这些亲戚，经常去汪精卫家聚会，甚至汪不在家，也要去看看陈璧君，听她的“教诲”。
    这些人都是打心眼里佩服汪的革命历史、以及其人格魅力、也包括才气——而聚集到他身边的。
    陈纪滢说：“汪的晚节欠贞，但当年国父中山先生倚他为左右手，自有原因。二十多年，他一直在党内身居高位，当然也必有所长。对于这样一个人物，我们虽痛惜其未能全节全终，但何以当年屡膺重寄，能够位居副总裁之尊? 为研究一个人的一生，似乎也不可完全忽略。
    陈纪滢在研究汪精卫投敌这段历史的时候，也采访过当年汪的那些追随者们。他们表现出来的，对于落水前的汪精卫，的确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陈纪滢说：“根据四五位与他有多时交往的委员的意见是这样：汪对人热诚，无论见什么人，都可以使对方觉得他很亲切，没有官僚架子。他的言谈与外表都很能吸引人。他的口才好，擅长演讲，音色美，极富煽动力。他演讲从不预先准备讲演稿，可是讲完之后，如果记下来，不需增减，就是一篇美丽动人的文章。有一位委员说，汪精卫当年代总理中山先生所写的遗嘱，胡适之曾批评过，‘不可易一字’就可见一斑。”
    有人回忆了“扩大会议”时期，汪到天津“发动民众”的情形：
    “天津工商、妇女、青年各界都请他去讲话。汪不管对哪界人讲话，都头头是道；无论长短，记下来便是一篇好文章。他的话可一字不改就成篇。譬如十九年扩大会时期，一群人跟随他自天津到北平。在花车之内，几位重要委员说今后要发表一篇宣言，请大家贡献意见，以便采纳。于是东一句、西一句，等到大家的话讲完了，宣言已由汪拟好；而且意思周严，文词婉转不须更改，便是一篇堂堂正正极完整的对外声明。”
    还有人说：“当年汪常邀他们若干人到他公馆，有时是谈天，有时是谈正经事。无论怎样，汪有一种才华，可以把每个人的谈话，纳入他的随便记事内。他也往往于谈话结束时，宣读他的记事。他的记事，令人觉得自己的话都已包括在内，却变成了公共的意见，并由汪自己的一种文字表达出来了。而这种记事，往往就是一篇完整有内容的好文章。”
    当然，也有人说：“汪这个人聪明，热诚，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跟一个职位很低的人，都称兄道弟，弄得你非常舒服。但是他背后讲你什么话，就难谈了。”
    这个看法，与李宗仁的看法类似，李在回忆录中，曾经极鄙视地说：“汪的处人，亦极虚伪。凡汪氏所不喜的人赴其寓所访问，汪氏亦均屈尊接见，娓娓倾谈，状至亲暖。然客甫出门，汪便立现不愉之色，顿足唾弃。转瞬之间，态度判若两人，凡此均足以表示汪的为人。”
    因此，李宗仁评价汪精卫为：“其真正的个性，则是热衷名利，领袖欲极强；遇事又燥急冲动，欲达目的，既不择手段，也不顾信义。每临大事，复举棋不稳，心志不定。”
    在陈纪滢的采访中，大家认为：“汪被选为中国国民党副总裁时，他的确不高兴。他原打算不就，还是好多人竭力劝他，他才屈就。以汪的意思，可不设总裁之位。”
    这时陈纪滢问：“假使那时选他为总裁他怎样主张呢? ”某人答道：“大概他自忖得不到，所以才主张不设。”
    还有某人告诉陈纪滢：“谷正鼎委员去河内以前，在渝部分汪派人物曾举行一个临时聚会，大家都以汪出走为遗憾。他们叫谷氏告诉汪说：‘对内，我们无条件拥护你；对外，我们无条件拥护中央，现在是对外。’”
    因此，除了曾仲鸣以外，汪的众多“粉丝”们还真没有几个跟他落水的，头面人物中，只有一个陈公博，还是后来出于“义气”去的上海，最后陪汪精卫送掉了自己的一条命。
    陈克文也是在此时与汪精卫决裂的，当时他还给“汪先生”写了一封信，提出了 7个问题，请汪“明示”：
　　一、在现时情势之下，与敌言和，能否保存领土、主权之完整，而不致重蹈朝鲜琉球之覆辙？此为最可忧虑之点；
　　二、艳电主和乃响应近卫廿二日之演说，是近卫演说之后，始有谈和之可能，而近卫演说之前，先生已先行离渝，离渝与主和是否两事？
　　三、如确认和谈有益国家，以先生之地位与责任言，应向中常会或国防最高会议正式提出，即使势有不许，亦可于离开国境之后，用函电向中央建议，何以艳电迳行在港发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四、民十六，先生反对清党与特别委员会，均以维护党纪为理由，以后先生对党事主张亦多如此，至有“党纪先生”之雅号，何以此次发表艳电，对于党纪竟毫未顾及？先生何以自解？
　　五、广州武汉方相继沦陷，此时突然发表艳电，影响士气与民心甚大，结果将予敌以更大之征服机会，先生何以竟未注意及此？
　　六、战不能无备，和亦非空言可致；先生主和，有无具体计划？否则不免徒乱人耳目而已；
　　七、或者明知和谈不能成功，亦无任何具体计划，只为良心所安与责任所在，遂不暇计及成败毁誉，亦不问手续之是否合法，遂毅然出此；果属如是，亦请示明。
        然而，此时的“汪先生”已经无暇回答他的问题了。
    就在谷正鼎离开河内的几乎同时，汪精卫召回了香港的高宗武。
    自从1938年 6月被蒋介石斥为“混蛋”之后，高宗武一直在香港，只是中间去了一趟上海，作为梅思平的谈判“副使”参与了“重光堂会谈”。也就是说，这位第一个促使汪精卫“出山”搞“和平运动”的策动者，已经半年多没有见到过汪精卫了。
    当然，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高宗武回忆说：“我在香港的时候，汪精卫还在重庆为出走越南的计划踌躇不决。他发电报询问我的意见。虽然我曾经帮助他和近卫公爵沟通，我仅仅回答：‘我不能建议你做什么。’”
    如果高宗武说的是实话，那么，他的态度是极不正常的——高是参加过“重光堂会谈”的，现在，对于汪根据会谈结果而必须进行的“出走”，居然持如此消极的态度，不知道汪精卫在当时有没有产生什么疑问。
    高宗武回忆说：“汪和一批人到达河内两三天之后，由于河内的电讯设备简陋，汪夫人和三个人带着一篇准备发表的电报稿到了香港。电报正文发给国民党党部和中华民国政府，副本发给香港、上海和重庆的报纸。汪亲笔起草这封电报稿，严格交代不可增删一个字。”
    与顾孟余一样，高宗武也曾经对这两份文件产生异议，他说：“由于我不在河内，没有参与电报拟稿，但我非常不喜欢这篇电稿。电文中完全没有要求日本作出任何具体承诺。譬如说，汪应该要求近卫就战后日军撤兵的模糊允诺，给予具有确切撤兵日期的承诺。我们打电报给汪，请他就电文再作考虑，但是汪坚持电文一字不改，迳行发出。”
    高宗武说：“发出电报后的主要后果为：( 一 )汪立即被国民党开除党籍，造成汪对蒋的痛恨；( 二 )连汪的和平运动同情者都批评那封电报。汪获得民众支持的希望彻底破灭。”
    根据汪精卫的要求，2 月 1日，高宗武来到河内。高宗武说：“此时的汪，一条腿上了石膏。原来他走路不小心跌倒，造成轻微骨折。他显得非常忧郁。”
    此时的汪精卫，刚刚送走谷正鼎，“中央”还没有把事情做绝。目前的汪精卫，还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一是去欧洲“喝鸡汤”，这也是蒋介石最希望他走的路。对蒋而言，汪已成“死老虎”，从他发出“艳电”那天起，汪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放他去欧洲，让他“写写文章，发发电报”，正好示人以宽厚，可谓惠而不费。对汪而言，如果立刻离开河内，远离“是非之地”，也算没有糊涂到家，悬崖勒马、“幡然悔悟”，日后，也许大家还有见面的余地。
    二是跟着日本人，“一条道走到黑”。果真如此，对抗日大局、对汪本人都没有任何好处。因此蒋介石特地警告汪精卫：“不要在上海、南京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
    第一条路，汪精卫显然不想走，事实上亦不能走。对于汪精卫这种身份地位的人来说，不论他做任何事情，都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要做了，就没有后悔那一说。否则，丢了“革命元勋”的光荣历史、丢了国民党副总裁，跑出来搞“和平运动”，给别人骂一顿又缩回去了，岂非“唾面自干”！不是吃饱了撑的？
    既然第一条路不想走，那么就要考虑第二条路，问题是不知道日本人什么态度，“重光堂密约”谈好了的事都能推翻，近卫也下台了，政府又左右不了军方，谁知道这些日本人是怎么想的。
    现在汪精卫最想知道的，就是日本人的“真正态度”。因此，见到高宗武，汪精卫问他最多的，就是：“我能相信日本人吗? ”对此，高宗武每一次都回答他：“他们说的东西只有四成可信。”据高宗武回忆，有一段时间，汪精卫甚至打算自己去一趟日本。
    汪精卫去日本，显然不现实，那么很显然，只有高宗武替他去。高回忆说：“汪坚持我去一趟东京，我无法拒绝。他当外交部长时我是他的部属；过去数年来我一直是他的日本事务顾问；他待我极好。再者，我是他的七位亲信中唯一能够做这件事的人，我深知我绝不会为国家带来更多的困难。”
    另外，汪精卫对高宗武的依赖，语言是一大方面，虽然汪本人就是留日的、周佛海也是留日的，但他们的日语，仅仅停留在日常会话的程度，谈正事是不行的。高宗武说：
    “不错，汪曾经在日本留学，但委员长和其他政府高官也曾受过日本教育。汪在日本时曾参与推翻满清的活动，因此不可能专心读书。事实上汪读日文不灵光，会话仅限于一般吃饭喝酒的废话，别人说的倒还能领会一些。他当外交部长跟日本人谈话的时候，我经常是他的日语泽员。”
    据日本方面的情报称：“高宗武于二月一日到达河内。从一日至五日，每天以七、八小时进行讨论。”讨论的核心是“汪本人应不应该出山拯救国家和民族”。
    最终，汪精卫与高宗武筹划出三个“协商方案”：
    “第一方案，日本和蒋介石妥协，本案对收拾时局最宜，只要日本承认便可。本人和蒋介石虽然在政治上不能共事，但个人将尽最大的努力促成之。”
    “第二方案，以王克敏、梁鸿志、吴佩孚及其他实力派负责中国之统一，如果认为可以，自己则以在野之身积极加以援助。”
  
    按：上述两个方案中，“本人”、“个人”、“自己”均为汪精卫自称。另外，在这两个方案中，由于汪均处于从属地位，因而极简略。

    “第三方案，如果日方认为以汪兆铭为收拾时局之最恰当之人，则以下列条件作为方针加以妥善处理：”以下一共包括五个步骤，有些规定相当详细，如：
    “组织反共救国同盟会。再建民族国家的政治运动和重新建设军事，全部由同盟会予以实行。军事建设的目标是十二个师。师的编制由过去的部队重新编成。”
    “日本军迫近西安、宜昌、南宁时，再次发表声明。声明的重点是：过去的声明是采取对蒋介石建议和平的形式，相反地，这次的声明，汪毅然声明自己愿当收拾时局、实现和平的负责人( 时间要看日本军的作战情况，四月中旬或五月前后 )。”
    “中央政府的建立：以‘双十节’为期，在南京组织新‘国民政府’，同时解散同盟会。马上取消‘临时’、‘维新’两政府，其人员吸收在新中央政府机构中。”
    “以平等、对等为前提，和日、满密切提携，即具体实现日、满、华共同体。”至于“汪今后的行动”，方案称：“现在仍住原地，南京建立政府时，将乘军舰进南京。”
    另外，高宗武回忆说：“汪要我带几封信给日本领导人物。他在信中说，过去日本经常食言，逼使中国人决定为国家的生存奋起反抗。然而，如果日本真的想改变政策，为何两国不能找出一条出路? ”
  
    按：这些人包括：首相平沼骐一郎、前首相近卫文麿、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外务大臣有田八郎。

    对此，高宗武认为：“汪写这些信，内心的确相信他是为了中国和日本的最高利益，因为他不能使自己摆脱在中国彻底毁灭之前，两国还有可能恢复和平关系的期待。”
        最后，汪精卫与高宗武约定，在得到高的确切回复之前，“他不会有所行动”。
    高宗武回忆说：“二月下旬，我到了‘蝴蝶夫人’的故乡长崎。”高已经与日本人约好，打算从这里去东京。

    按：高的回忆在时间上有误，他应该是在 2月 6日到 9日之间到达日本的。

    来接高宗武的，依然是他的“老朋友”犬养健。犬养后来回忆说：
    “二月上旬，高宗武突然来告诉我说：‘过几天，我要去一趟东京。有人到长崎来接我。’这件事对于影佐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在近卫首相突然辞职之后，平沼内阁意外地出现，影佐没时间及早再次去香港。结果，以去长崎县方便为由，决定我去接，而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使用冒名卧铺票。”
    犬养赶到长崎，接上了高宗武，旋即陪同他乘飞机转往东京。犬养说：“这架飞机是专为接高宗武而等候在福冈的雁之巢机场的。与上次相比，日本政府这次对高的接待大不相同，显得更加隆重了。”
    对此，高宗武说：“我从长崎乘坐美国罗克希特的新飞机飞往东京。日本人要利用你的时候，会非常客气，向你九十度鞠躬，满足你任何要求。”
    在飞机上，犬养健问起高宗武的来意。高说：“噢，是对平沼内阁的实地考察呀。影佐早就告诉我说，即使新内阁产生，其方针也不会有所改变，但我还不太放心，这次独自到东京来，想实地考察一下新内阁的诚意如何。汪先生嘛，老实说，因为他只信赖近卫先生，听到总辞职感到非常失望。”
    在谈话中，高宗武说：“我这次来，要商洽一件非常重大的事。详细情况等到了东京再说。总而言之，虽然汪先生的和平声明特别给两广方面的人以好感，但还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响应。答应响应、但没有公开站出来的人相当多。我想，是否有必要以日本的军事行动来进行一下刺激，使之鼓起勇气? 可是，如果这属于纯粹的军事问题的话，如何劝说影佐先生就非常关键，你看怎样? ”
    高宗武的意思是说，因日本政府对军方的影响能力有限，因此，需要作为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的影佐祯昭能够发挥作用，劝说军方用“军事行动来进行一下刺激”。
    对此，犬养健有同感。他回答说：“是啊，日本有个统帅权的问题，挺麻烦。不巧，影佐荣升为陆军省的军务课长，已经不是参谋本部的人啦。不过，他会老练地处理的。我想，参谋本部当然也要有个下一步作战计划，那么，与这个计划相协调是很关键的。”
    上面这些对话，反映了高宗武到日本来的目的，以及他对“和平运动”的真实看法，非常重要，但偏偏高在回忆中，没有写这一段，因此以上高的说话均出自犬养健的转述。

    按：因高在写这篇回忆的时候，已经脱离了“和平运动”，那么，在事后的记述中，如果用些“曲笔”，也是人之常情。

    同样出于这个原因，在“和平运动”付诸实施之前即“重光堂会谈”之前，高宗武与犬养健的回忆，基本是对应的；而在此之后，高宗武的回忆，要么略去最重要的部分，要么在叙述自己内心活动的时候，与犬养健转述他当时的发言，全然对不上号。
    因此，在下面这个阶段中，高宗武和犬养健的回忆，会让大家产生一种“各说各话”的感觉，如何辨别，大家想必会有自己的判断。
    为了保密，犬养奉命将高宗武送到了日本的旅游胜地箱根，他说：“由于这次高的身份不同于上次，很容易惹人注意，因此，政府把箱根的富士屋旅馆的一幢四层楼房全部租下来，供高宗武住用。高宗武与我住在三楼中间的相邻的屋子里。影佐为了便于与东京保持秘密的电话联系，选择了二楼的屋子。”
    从这里开始，高宗武开始回忆了，他说：“由于我还没有完全从两年前的病痛复元，我被驱车送往箱根湖一家昂贵的旅馆。旅馆主人以盖旅馆大楼报效国家。头一个礼拜。我每天同退休政治家的儿子或孙子们谈话。这些年轻人曾经是‘自由派’的领袖人物，我们相处融洽。也许，日本军方想利用这些和蔼可亲的青年人的‘自由主义’设置一个陷阱来探测我的弱点。”
    许多年之后，高宗武回忆说：“这个礼拜可说是我一生中最不愉快的一个礼拜。我每天问自己：‘为什么日本人一边在屠杀中国的士兵和百姓，一边又如此招待我? ’过去我在中国和日本人谈判，有时候觉得是在与虎谋皮；现在，我发现我正深入虎穴之中。”

    按：高宗武是留日的，“日语说得跟日本人一样”，但他的这本回忆录，却是用英文写的，翻译成汉语的书名，就叫做“深入虎穴”。

    犬养健回忆说：“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拿起小田原迟迟才送来的东京报纸一看，我不由瞪大了眼睛：上面不是刊载着蒋介石就日军在海南岛登陆事件而发表的公开谈话吗? 这个谈话，贯穿于日华战争的几年中，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我马上从隔壁把高宗武找到我屋子里。”

    按：日军攻陷海南岛，是在1939年 2月10日。次日，蒋介石发表讲话，表示：“敌犯海南岛，无异造成太平洋上之‘九一八’。”

    就此，犬养健和同来的影佐祯昭征询高宗武的看法，犬养健转述高的话说：“这个事嘛——蒋先生终于下决心使英、美卷入战争当中。依我看，蒋先生渐渐乐于搞起抗战来了。开始时他还有点儿悲观犹豫，后来，日军接连地挑起事端，造成世界性反日舆论，因而蒋先生也逐渐振起精神，正是在这时，日军占领海南岛。蒋先生以他对于国际形势的敏锐观察感觉到：‘这回可好啦，日本终于冒险南进了！’蒋的这一企图是颇为有效的。”
    在此期间，就所谓“是否有必要以日本的军事行动来进行一下刺激”的问题，高宗武与影佐祯昭进行了“沟通”。犬养健回忆说：“谈话涉及到纯作战的事时，连影佐也有不便回答之处。对于高的请求，影佐先委婉地表示让自己的部下臼井中佐调查一下。”

    按：“臼井中佐”即臼井茂树。亦是日军中的所谓谋略专家，日后，曾参与“桐工作”。

    对于高的期盼，臼井直截了当地回应他：“参谋本部的作战部这个地方，是最讨厌接受他人发号施令的。
    住了几天之后，由于高宗武的行踪为记者侦知，无奈转往东京。此后的事情，就只有听高宗武一个人的了。
    在东京，高宗武拜会了不少人。高说：“我觉得我和许多重要人物的谈话，有五次谈话值得记录下来。这些谈话将说明为甚么我要写那样的报告给汪。”
    这五个人是：首相平沼骐一郎、前首相近卫文麿、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陆军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和前外相松冈洋右。
    从高宗武的回忆看，对于这几个日本人的谈话，他几乎都抱着批评的态度，在谈话中多次出现针锋相对的情形，并在事后报以辛辣的讽刺。尤其是对板垣征四郎和多田骏。比如：
    “板垣啜一口茶，发出有礼貌的响声，说了一段除日本人外人人都听得出的谎言：‘日本没有攻击中国，日本是在和反日、亲英、亲美的中国政府作战。消灭中国政府，日本就可基本上解决它的问题。’”
    “板垣痛苦地吸一口茶吞下去。‘我很惊奇连你都有这种说法。只要中国跟日本无条件地诚恳合作，日本就会很容易地表现出她非侵略的态度。’日本有句谚语：‘欲想当老大，须有三分笨。’这可能是从板垣进化而来的。”
    “与许多我曾经谈过话的日本人一样，板垣完全忽略他说词中的历史事实和真相。他好像完全没有料到我有日本在中国活动的一手资讯。他可能和一些第一次来到东方的无知西方人谈过话。这显现日本最有影响力的将领的心态的可怕。东条后来可能更有权力，但他的心态并无不同。经过了多次这种经验，我得到结论，说这种论调的日本人并非有意说谎，而是他们实际上相信这种谎言。”
    “多田表示他同情中国，一个被他和他的同僚抢夺蹂躏的中国。他当然没有承认这一点。听到过他在华北的蛮横行为，我很惊奇他有理的谈吐和斯文的外表。他说：‘中日战争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真是远东的悲剧。’”
    高宗武总括评价说：“这些人在与我谈话时似乎都保持最好的风度，我特别感到板垣和多田说的某些违背良知的、企图安慰我的话。他们都很急切地希望汪精卫参加他们，但谈到实质的条件时都会转换话题。他们保持高尚计划的‘原则’。这都是战前他们在南京谈判时用的技巧。很明显，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有所改变。至少他们很团结：他们企图控制汪精卫，利用他为武器，逼迫蒋介石谈和。如果他们没法达成和平，那么为了日本在海内外的威望，就得扶植汪为傀儡。”
    1939年 3月16日，高宗武从日本返回到香港。他后来回忆说：“由于我旧病复发，我没能直接去河内。我把报告交给汪夫人坐飞机带往河内。报告详列我的谈话。另外我报告汪，所有日本人，包括了我的密友在内，都承认他们的中国政策错了，而如果有人能够诚恳地与日本交涉，所有问题都容易解决。”
    在报告中，高宗武说：“我的东京之行显示，日本还在使用从前在南京，我在外交部时的旧技巧，一点都没变。实际上他们做的比从前更差，因为胜利撑大了他们的胃口。”
    对此，高宗武的对策是：“从这时起我想方设法劝汪中止与日本人谈判。我看出来日本人所有的允诺只有一个目的：要汪当他们的傀儡。”

    按：高宗武在回忆中略去的一个重要事实是：1939年 3月18日，日本驻香港总领事田尻爱义通知高宗武，日方同意由汪精卫出面“组府”。

    汪精卫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ys1937

52、河内剌汪案（2）

    令人感到十分滑稽的是，作为“中央”的代表，谷正鼎能够循官方渠道，十分顺利地找到汪精卫；而奉命对汪等执行“监视”任务的陈恭澍，却根本不知道汪精卫“匿居”何处！　　
　　陈恭澍回忆说：“当我们接受任务之初，真不知道汪精卫确实住在什么地方。得来的情报资料，因为不具基本了解，所以也无从加以判断。有人说他是隐居在一个无名的小岛上；也有人说他在铁路饭店或大陆饭店辟有房间，而河内的大饭店却都是用外文标示名称的，一时也无从寻起。此外，河内也有华侨经营的中小型旅馆，那都是中国式的，不是佛照楼，就是海陆通，查遍了各处，挂中文招牌的旅馆中，没有一家叫做‘铁路’及‘大陆’的，而汪某也绝不会在这种地方。又听说汪某到了河内之后，就寄居在朋友家里，所谓的朋友又是谁，也弄不清楚；再查，说是姓朱，一说是先烈朱执信的旧居，一说是亡友朱培德的别业，像这种有头无尾的消息，怎么能确定汪某到底住在哪里？连住在那里都弄不明白，还谈什么‘监视’。”
　　在这里，请大家注意前述谷正鼎的回忆：“我到河内以后，就住进一家旅馆。然后打电话给中国领事馆，请总领事代我找曾仲鸣。下午我跟曾仲鸣见面了。”　　
　　前面说过，中国驻河内的总领事即许念曾，戴笠将方炳西安插在领事馆，许念曾是知道的，且许本人日后也成为军统干部，那么许念曾知道的情况，戴笠不可能不知道——换句话说，戴笠明知汪精卫在哪里，却偏不告诉初到河内、两眼一摸黑的陈恭澍，让他自己去“瞎猫碰死耗子”，是何用意？　　
　　这是河内刺汪的第一桩蹊跷事，且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戴笠的哑谜还在继续——正在陈恭澍一筹莫展的时候，戴笠来电：“据报，汪某即将离越赴港转日，或径行去欧，是否有此迹象，速即查报，并希妥为布置为盼。”　　
　　如果以常人的眼光来看，戴笠此举，已经有点故意拿人耍着玩的意思了。陈恭澍说：“我们连汪某的边都还没有摸到，又何从查复？苦在既不能对上级实话实说，也不敢随便乱说，可又不能不复，太为难了。”　　
　　这不是活活地要人命么！
　　没办法，陈恭澍只好请来余乐醒、岑家焯、方炳西、王鲁翘等人进行“会商”，结果，“谁也提不出具体意见解决此一现实问题。”
　　方炳西的公开身份，是中国驻河内总领事馆的秘书，以常理而言，同样应该清楚汪精卫一伙的居停。到了此刻，陈恭澍遇到了天大的难题，他依然咬死了不说，那就只能有一种解释——奉命而为。
　　奉谁之命？当然是戴笠！
　　所以为什么说陈恭澍的这本《河内汪案始末》，其中不尽不实之处甚多，这当中，有些可能是陈恭澍觉得不能说而隐去；有些，则是他真的不知道。因为显然有太多的事情，戴笠在循着另外一条工作路线在进行，而这条路线的关键棋子，就是方炳西！　　
　　万般无奈之下，陈恭澍决定暂时“不覆”。他后来回忆说：“在我们处理事务的原则中，有问必有答，绝不容许拖拖拉拉，借故搪塞，甚或搁置不理；像这么要紧的事，哪里可以不了了之。在我预定的‘暂时’，暗忖设限四十八小时以内，如果超过这个时间仍然得不到具体答案，届时也只好据实陈明了。”
　　问题是，万一在这个时限之内，汪精卫离开了河内，这事可就麻烦了，陈恭澍暗自“揣度”说：
　　“上级可能谅解我们人手不齐，部署未周，予以申斥后，再视事态之发展而定今后的工作步骤。假如汪某已经去了香港，除了将主要任务交赋驻在香港的单位接替之外，也许从我们几个人中指定一两个跟踪到香港去；若是去了欧洲，大概就会告一段落，暂作罢休，不再追究责任；”
　　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汪精卫逃脱樊笼，去了日本，那陈恭澍的罪过可就大了：“万一汪某到了日本，监视他行踪的作用完全消失，那就不同了，我们将会调回重庆，个别加以检讨，这当然以笔者的责任最重，实际上也应该由笔者负起全部责任。”
　　至于会受到什么样的处分，陈恭澍想了很多：“在臆断中，届时笔者将会受到两种轻重悬殊的处分：轻，责备两句而已；重，立卽扣押，交付局本部第三处（主管军法）以‘贻误军机’罪付诸审判，照我们的‘家法’，可被判处十二年、无期徒刑、死刑之罪。想想看，真是不寒而栗！”
　　戴笠似乎猜透了陈恭澍的心思，很快又来了第二封电报，陈回忆说：“正在为了查复汪某的行止而茫无头绪之际，戴先生又来电报催询联络徐先生的事。”
　　在电报中，戴笠还特别提示陈恭澍：“事无巨细均可酌情与之磋商，任何工作需求，亦无妨谘情办理。”好像在说：汪精卫躲在哪里，你为什么不去问问他呢？
　　“徐先生”就是戴笠离开河内之前，指示陈恭澍可以与之“洽商一切”的那个人。
　　陈恭澍恍然大悟，他说：“我想这就是一个提示，这么多年了，怎能体会不出，所以连忙去看徐先生，当面要求设法查明此事的端倪。”
　　许多年之后，陈恭澍回忆此事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这里值得特别一记的，是一位特殊人物的登场。他之出现于我们的工作中，无论怎么说，也都带着几分神秘色彩。此君也就是戴先生临走之前，指定由我亲自前去联络，不准另派其它工作同志去找他的那个人。此君的真实姓名及身份地位，经过仔细考量，又和几个知交的朋友交换意见后，乃决定略作保留，还以不明白道出为宜。其实这中间并没有什么隐私，完全是为了维护自家的体面着想而已。不过，他的一切作为仍然是真情实事，毫无假托。读者只须稍为留点意，文中自有蛛丝马迹可寻。这位特殊人物，我们假定他姓‘徐’，名字可以略掉了，以下再提到他，就以徐先生称之。
　　陈的这番话，说得也很“学问“，明着的一层意思是说：在当时，他还不知道“徐先生”的真实情况，但此后已经搞明白了，只是出于某种需要，不言明他究竟是谁。
　　还有暗的一层意思：“其实这中间并没有什么隐私，完全是为了维护自家的体面着想而已。不过，他的一切作为仍然是真情实事，毫无假托。读者只须稍为留点意，文中自有蛛丝马迹可寻。”
　　在这里，陈恭澍也在跟我们打哑谜，显然是说，你们如果多用点脑子，自然能对这位“徐先生”究为何人，猜个“八九不离十”。
　　在回忆中，陈恭澍介绍了“徐先生”的情况：“‘徐先生’，江苏籍，如果没有记错，那就是无锡人，那时约莫四十多岁，曾在欧美留学，听说是学政治经济的。此君生的是五短身材，体形粗壮，戴深度近视眼镜，操普通官话，光看外表，不知道是干那一行的，与之交谈，气势豪迈，一点书卷味道都没有，又很难想象他原是个文人。”
　　似乎是有意地为读者提供一些“线索”，陈恭澍进一步透露了“徐先生”的背景情况：“可别低估了他的公关作用，他虽不是闽粤人，却在当地的华侨社会里，广受人们的尊重，甚至于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琐碎事，也非找他不可。还有一层，徐先生不仅和法国驻在河内的官员们颇有交往，而且与法国籍的警察总监尤为熟稔，且不时举行酒会或舞会以增进感情。类如这些个社会关系，也正是我们借重徐先生的地方。”
        话说至此，大家想必都应该知道“徐先生”的真实身份了，惟不必明言，一来呢，并不十分肯定，因为那只是我们的推测；二来呢，有些事情说破了就没有意思了，陈恭澍憋了四十多年都没有说，我们自然也以不要辜负他的这番“美意”为宜。
    徐先生与陈恭澍之间，亦属于“交联”的关系，陈说：“至于徐先生是怎样与戴先生建立的工作关系，笔者则不得而知，而且在我们的惯常作业中，也不允许有此一问。”
    其实，即便在当时，陈恭澍也已经对徐先生与方炳西的关系，产生了一定的疑问。他后来回忆说：“我也好奇，心里猜想很可能是方炳西介绍给戴先生的，因为他和徐先生有小同乡的关系，可是为什么不叫方炳西去和他联络呢？这一点，始终是谜。”
    遵照戴笠的交待，陈恭澍找到了徐先生，他后来回忆说：“徐先生平易近人，随到随见，一点官架子都没有，接待上也显得特别亲切，旁的不说，初次见面他就请夫人出堂招待，更一再留吃便饭，这么一来，缩短了彼此间的距离，便容易谈问题了。”
    在谈话中，陈恭澍特别注意注意了徐说话的语气，以判断他与军统的关系：“徐先生口头上不大提到戴先生，也不表明他与戴先生的关系如何，可是他却很喜欢用‘你们’这两个字，他之所以说‘你们’不说‘我们’，充分表明了他的立场，也就是说，他是以客卿的地位协助河内工作，和我们的机构并无隶属关系。
    寒暄过后转入正题，陈恭澍讲了自己的苦恼，请徐设法“查明此事的端倪”。
    对压在陈心头的这块大石，徐似乎并没有感觉是多大个事，他“轻描淡写”地说：“这很容易，我去问问他们就知道了。”
    对此，陈颇为狐疑：“他去问谁？‘他们’又是谁？不会是汪精卫和他左右吧？我是以非常庄重的态度提出问题的，相信徐先生绝不致轻忽至此，那么所谓的‘他们’，一定是另有所指了。”
    这时，徐先生似乎看透了陈恭澍的心思，于是“坦率而又诚恳”地说：“你们人生地不熟的派到此地来，可以想见的必然会遇到许多不方便，我当然愿意协助你们，不过也只限于幕后而已。万一传言出去说是有我参加在内，那就糟了，所以要请你们谅解这一点才好。总之，我做得到的一定做，还请放心。”
    对此，陈自然没有二话，于是请徐指定一个人，作为彼此之间的联系人：“我们商量下来，共同认为今后如无必要，以少见面为佳，最好请徐先生指定一个人或介绍一个人从中联系，作为我们之间的传达者；其次，能够在电话中说的，无妨打电话，非当面商量不可的，那也只有见面了。同时，徐先生也答应由他负责物色一个人，作为他进行此事的助手。”
    分手之际，徐与陈约定，当天回话。徐不愧是信人，当日下午，徐果然派来一位“曾先生”，带来了汪精卫的消息，这位“曾先生”，即是徐与陈之间的交通员。
    更出人意表的是，这位曾先生，居然是陈恭澍的故人。陈回忆说：
    “曾先生，福建人，三十多岁，大高个子，瘦长条子，性情和缓，慢条斯理，是属于奉命行事那类型的人。在徐先生尚未介绍曾先生和我认识之前，我和曾先生已经是熟人了，因为我们在一起聚会过。曾先生不但是徐公馆的座上客，也是徐先生的手下人，他有一样好处，就是有极强烈的责任感，只要有事托付他办，他一定有交代。”
    陈听了曾转述的情况，因兹事体大，又与曾一同折回去，意思是要听徐先生亲口说，才能放心。
    徐首先告诉陈恭澍，汪精卫住在“高朗街二十七号”，并说：“汪先生的确是有离开河内的意思，因为他已经向当地的主管方面有所说明；不过截至目前为止，汪本人尚未作出最后决定，也就是说想走，可没有决定什么时候走。至于准备到那里去，据透露，是先到西贡再搭轮转赴法国。是否去香港或日本，他们并无所知。”
    徐先生的话，说得清清楚楚，但在陈，却有一重重大疑问，这也是一个情报人员所必须要搞清楚的，即情报的来源，否则无从判断其准确性。陈恭澍说：“我们谈到这里，我可要发问了，非问不可，否则，即使得到全部答案，仍然有欠完整，那就是‘来源’问题。”
    于是，陈恭澍以尽可能委婉的语气，拐弯抹角地向徐提出了他的问题：“徐先生是从那里得来的，其中包括：是谁说的、发言的人是干什么的、他怎么会知道、他和徐先生有什么关系。”等等。
    对此，徐表示理解，“把他所了解的以及接谈的大概经过，全都讲给我听了，合情合理，我很满意。于此，我可以判断出有关汪精卫是否即将离此他去的情况，其确实性和可靠性是勿庸置疑的了。”
    同时，陈恭澍也搞清了情报的来源问题：“原来徐先生一语双关的‘他们’，所指的都是一些外国朋友，也就是提供情报资料、解答汪精卫动向的那帮人。”
    陈恭澍问完了，该徐先生发问了。
    果不其然，徐问了一个陈恭澍最怕他问的一个问题：“汪先生的动向，你们应该很清楚才对，而且他和中央经常有联络，最近党政各方面也曾前后派过好几次人来，你们都不知道？”
    徐的问话，令陈极为尴尬，因为这也是令他本人同样不可思议的事情。许多年以后，陈恭澍在回忆中提及此事时，依然感慨地说：
    “再说到我们奉戴雨农先生之命调派到河内工作后的一段短时期中，虽奉令监视汪某的行动，并搜集有关汪派的活动；可是这两样事，我们一样都没有做到家，除了前文说过的之外，其最可笑的一件事，就连重庆派来与汪某洽谈的人是谁都不知道，至于来人中有谷正鼎先生等等，那都是在其它资料中看来的。更令人发噱的，是重庆来的人可以找到汪的落脚之处，并和他直接见面与之接谈，而我们身负秘密任务奉命监视他的人，却不知道他在那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对此，陈在回忆中自我解嘲地说：“为什么一方面要派人监视他，而另一方面又派人劝说他，而这两方面却是相互隔离，其间竟毫无联系！这倒也简单，监视他的属于情报活动，明说就是特务工作；劝说他的可视为政治运用，应列入现代的‘政战’范围，两者各司其事，再由上峰提纲操纵以总其成。进一步解释，这里面还分有高下明暗的层次，干特务工作的是基层，也是下层，是暗的；从事政治运用的，较为高级，可名之曰中上层，是明的；然后才是发号施令的高阶层。”
    这是陈恭澍几十年以后才悟出来的道理，当时并不理解。因此当徐提出这样一个疑问时，陈心想：“这又怎么说才合适呢？徐先生是不晓得我们所处的地位，如果他略有了解，也就不会这么说了。”于是，陈只好“诚恳”地对徐解释说：
    “我个人的确不知道，戴先生之所以查询这些问题，想必一定有他的用意，照我的看法，很明显的是在查证汪某是否真有离开河内的意思，若果是有，当然更需要知道他准备到什么地方去。这都是实话，毫无虚伪，以后像这种情形还多得是，请徐先生谅解才好。”
    陈恭澍说的确是实话，他后来回忆说：“自从与驻在河内的特殊人物徐先生接上头之后，情况大为改善，以前想要知道而无法知道的，现在已经打开门路，可以说柳暗花明，从茫无头绪中，找到了一条线索。”
        徐先生所做的，远不仅此，几天后，在他的介绍之下，又一位神秘人物，加入了“河内工作组”。
    自打认识了徐先生，陈恭澍的情报来源大大扩展。他说：“他（指徐先生）之所以能够搜集到有关汪派的动态资料，最可靠的来源是得自‘第三方面’。这里所指的‘第三方面’，是一种既未介入汪某那一方面也不属于我们这一方面的微妙关系；‘第三方面’之所以得知汪派在河内的动态，完全是基于境内管理上的权限，也就是说，汪派在河内的活动，照规定非向当地的主管机关报备不可；因而才会掌握到汪某在河内的行止，以及与汪某有过接触的若干人物之活动；其中又分为住在当地的和由外埠入境的两种立场回异的人。这些都是见于表面的、有形的，所以我们在情报术语上，称之为‘动态资料’。
    但是，徐的情报，有点局限性：第一，汪精卫与什么人接触，徐先生可以提供，但汪与来人谈了些什么（陈恭澍称之为“静态资料”），徐就不得而知了。
    第二，徐提供的情报，当然许多是有价值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陈恭澍说：“徐先生认为重要的，在我看来，不见得有什么参考价值或运用价值，他以为普普通通的，有时却反而正适合我们的需要。据此观察，徐先生对于如何搜集情报以至处理情报虽不是完全外行，可仍然隔着一层薄薄的分界。
    这个很正常，徐先生并未受过特务的专门训练，当然不会懂得情报的研判。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徐先生向陈恭澍推荐了一个当地的一个年轻人，他叫魏春风。
    魏春风，当时不过二十出头，祖籍福建，在安南长大，在回忆录中，一向自视甚高的陈恭澍对其极口称赞：
“此人聪明绝顶，异乎常人。他的身量不算太高，发育得有点单薄，若论像貌，称得上眉清目秀，丰姿甚美。他具有四声带的特长，不仅通晓法国语文；且能说一口道地的安南土话；福建是他故乡，笔者可分不出什么是闽南语，什么是福州话；至于国文国语也都过得去。因为他侨居河内已久，对当地的一般社会情况，以及人情习俗都熟的不得了，于是他就成为我们争取的对象了。”
    更“绝”的是，魏春风其人，像极了被戴笠派到天津给陈恭澍“帮忙”的胡永荃，只管干活，让干嘛干嘛，不该问的，一句话不问。陈恭澍说：
    “我们说不出来到底是干什么的，环境上既不容许实话实说，任务和事态的严重性也不可以对一个了解不深的人随便就说。而魏春风也从不问这些，每逢我们有需求，而他力所能及的，他都做了。我记得非常清楚，河内汪案迄至完结，就没有正式的告诉他我们究竟是什么身份。”
    第三，魏春风对于陈恭澍他们那带有几分神秘的工作，充满了向往：“尤其是他对于我们的作为有着一份超常的兴趣，这当然不祇是好奇心而已。有时，他会坐在旁边听我们聊天谈故事，一听就是老半天，而且听得非常入神，大有百听不厌的模样。”
    对此，陈恭澍也搞不清楚，他后来发表感慨说：“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军统局从特务处的十几个人开始，一直到抗战末期的胜利前后，竟扩展到几十万人，这其中必然有个道理在，是‘神秘感’吸引了人？还是‘爱国热’驱策了人？要不，莫非是‘上天梯’之说诱惑了人？”
    不可否认，“神秘感”对于每一个人都是有吸引力的，确实有人出于好奇而加入军统的工作。比如前面说过的王子襄，协和医科大出来的执业医师，通过他的妹妹认识了戴笠，结果说什么非得加入“团体”不可，不要报酬都行。
    沈醉在回忆中，也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巧了，这人也是个大夫：
    “在当时的许多医生当中，要算住在忠烈祠街的南京眼科医生魏光财最为突出了。他不仅充当特务们的义务情报员，还自掏腰包请特务代购了一支手枪，成天挂在腰间。每遇特务们去搞搜查逮捕时，他总希望能亲自去参加。只要有人叫他去，他会把诊所中的病人丢下不管，而说一声有急病出诊，便兴高采烈地跟着走的。特务们认为他是外行，往往只派他担任一些把守前后门或看守人犯的工作，他也很乐于接受。执行任务回来，他还掏腰包请特务们上馆子去吃上一顿。”
    对于魏春风这样能干又聪明的年轻人，自然谁都喜欢，最终居然成为“河内工作组”的基本成员。陈恭澍说：“自从魏春风非正式的加入工作后，他立刻就成为我们在河内的方向盘、地理图般不可或缺的引导者了。有一段时期，笔者本人、王鲁翘兄和魏春风三个人，差不多每天都在一起，就连作为指挥中心的住处也不再对他保密。”
    不仅如此，通过魏春风，陈恭澍又结识了魏的女友、安南人阮小姐。阮小姐长得极美，陈恭澍说：
    “阮小姐娇柔纤细，年纪十八、九，道地安南少女打扮，她不施脂粉，眉目如画，风致嫣然。头上梳个马尾妆，就是长长一绺乌发披在肩后，像我国乡下姑娘梳的辫子，可不扎辫根，也不结辫梢，无以名之，称为‘天女散花型’如何？身着一袭安南妇女独特的长衫，彷佛我国的旗袍，可没有钮绊，其与旗袍最大的不同，是两边的开叉非常之高，这不仅是阮小姐一人如此，到处所见大都一样。底下光脚不穿袜子，拖一双露着脚后跟的高跟鞋，走起路来，果然是摇曳生姿。阮小姐和魏春风无论是并肩而立，或挽手而行，怎么看也是璧人一双。”
    就魏、阮的关系问题，陈恭澍曾直截了当地问起魏春风：“你和阮小姐认识多久了，你们现在已经到了什么程度，是刚刚开始交朋友，或是进展到谈恋爱，会不会可以论嫁娶了？”
    对此，魏春风很痛快的说：“我们从小就在一起，如果我能有一份固定的职业，早就该当结婚了。”
    陈恭澍的这一问，并非关心他俩人何时结婚，而是需要判断“魏春风对阮小姐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陈说：
    “因为极待展开的河内工作，很需要像阮小姐这样的人，作为掩护，以便利于我们的活动，现在既已知道他们的关系足够，那就再好没有了。之后，阮小姐虽不曾参加我们的工作，可是由于魏春风的掌握以及鲁翘的指导，她在侦察掩护各方面，的确给予我们很多助力。”
    通过阮小姐，又介绍了她的一个当警察的叔伯哥哥，陈恭澍说：“此人当然姓阮，叫什么名字，魏春风告诉过我，可是我忘记了，现在也不必诌一个填上去，巧的是他被派在汪寓附近一带巡逻、守护；据判断，可能就是专为汪某而设的。”
    这样一个角色，陈恭澍当然不会忽视，他说：“谁都会理解得到，此时此地，用‘说服’去争取一个异国人，当然不易，而且最有效的方法，则莫过于‘收买’，如若再配合上一点亲情关系，就会多添几分信任以及许多利便。这‘收买’二字，虽然说起来难听，但事实的确如此，还望那位或许尚在人间的阮小姐予以原恕。”
        写到这里，大家应该会有一个感受，在无数的“巧合”之下、一个个高人、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指挥着，逐渐地向着河内的陈恭澍身边集中。
    这只看不见的手，很显然是戴笠的。至于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戴先生”，究竟是在哪里指挥，是重庆、是香港、还是在安南的什么地方，或许就在河内，谁也搞不清楚。
    据王方南说，戴笠的“指挥中心”就设在香港，“戴笠就住在香港亲自指挥部署刺汪行动，直到 4月，河内刺汪事件发生后才返回重庆。”
    另据陈恭澍回忆，在他奉命监视汪精卫期间，曾经接到戴的电报：“日内即来河内一晤”，“嘱为安置下榻之处，并指定方炳西兄前去接他。这一次依然保持故有的作风，绝不说明他是为什么而来。炳西兄按时接机，直等到所有的旅客都走光了，也不见戴先生踪迹，想必是不来了，等到下午，有电报到，知照改期，何日成行，另电奉告。”
    对此，陈恭澍说：“我倒很盼望戴先生能来一趟，停留一两天，再回去，有些困难，也好当面说明谋个解决之道；可是我也不希望他耽搁得太久，那样，我也不好受。如此电报往返，白张罗了好多天，结果仍以不能分身而没有来。”
    对于戴笠的行踪，陈恭澍是有所怀疑的，他后来回忆说：“此后，（戴笠）几次说来，都因无法抽身而不果来，一直到汪案结束，再也没有在河内见到他。回头仔细想想，说不定他又来过，如果真来过，那么为什么不通知我，当然理由多多，又何况他的行径一向难以捉摸。”
    综合各种资料分析，戴笠与陈恭澍、王鲁翘二人分手之后，一定曾经又到过河内，甚至有可能待的时间还比较长，否则，很难想象，戴笠在重庆或香港，通过电报“遥控”，能达到那种“如臂使指”的效果。
    戴老板没有见到，戴老板派来的人员，倒是一拨接着一拨赶到河内，看架势，大有山雨欲来的意思。继余乐醒、岑家焯之后，第二批又派来三个人。
    一个叫余鉴声，杭训班学员出身，与王鲁翘是同班同学，据陈恭澍说，此后王、余俩人又成为了连襟。陈对余的印象很好，他说：“他（指余鉴声）是属于内向型的人，沉默寡言，性情温和，待人接物，风度绝佳，很容易相处，如果在小团体中有这么一个人，是最能发生调和作用的了。他很少表示意见，可是一旦有所主张，就相当执着，不肯轻易改变。我很喜欢像这样的人，我也特别尊重他的意见。”
    另外两个人，都曾经是陈恭澍的老部下，一个是张逢义，山东人，军校七期毕业生。
    张与白世维既是同乡又是同期同学，当白刺杀张敬尧之后，特务处批准北平站成立行动组，由白世维负责，张逢义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北平站的。但为时不久，因陈恭澍荒唐透顶的“绑架”事件，北平站被改组，张调回特务处本部工作，此次是从重庆抽调出来，派到河内的。
    张逢义也是专搞行动的，陈恭澍说：“我对他太了解了，有勇有种，浑身是胆，用枪比动笔尤为擅长，顺着他怎样都可以，惹翻了他可就不好收拾了，因为他有一股倔脾气，要好久好久才会和平下去。”
    相比于前两个人，第三个人的到来，令陈恭澍极为不爽，这个人叫做唐英杰。陈恭澍说：“唐英杰，又名张效良，四川籍，算得上传奇人物，惟独不够气派。我在天津任站长时，他一度派到天津协助行动工作，不但没有什么表现，却闹了不少笑话。”
    那是1936年，即陈刚刚结束“禁闭”，回到北方当天津站站长的时候。当时天津站还是一个很小的单位，除了书记曾澈以外，就是一个情报员张奉馨、一个会计王孟博，还有一个“内交通员”。另外还有一部电台，设在“站部”以外。
    因此，陈到任以后，第一件事，就是申请将原来北平站的老部下白世维和王文二人调到天津站。陈说：“上级接纳所请，不仅派白世维、王文回津，还增派了一位化名叫唐英杰的人。”
    陈恭澍说：“（唐英杰）什么出身、学历如何都一无查考。廿五年，他三十多岁，身材矮小，貌不惊人。” “貌不惊人”的唐英杰，却是一位武功高手。
    军统当中，不少人有国术功夫，像前面说过的文强，不光“文“强，动手也不吝，堪称文武双全；像经济专家邓葆光，看上去文质彬彬，却是太极高手；沈醉则正相反，硬桥硬马，练的是外家功夫；当然，还有高手中的高手、武术教官金民杰。
    金民杰是吉林人，朝鲜族，其人有两项绝招。一是擒拿，招招拿人关节，凭着这一手，金民杰吃遍军统几乎所有的训练班。

    按：军统办了那么多的特训班，只有两位教官是雷打不动的，其一就是金民杰，另一个是摄影教官、军统的“官方”摄影师王文钊。

    在临澧特训班中，沈醉也教过武术，而且他跟金民杰俩人还弄死过一个学员。沈醉回忆说：
    “我还记得有个叫严燮的学生，因在上擒拿课时和教官金民杰故意为难，被金下毒手，在要害处猛击一下造成内伤。但他仍不服气，以后在我讲课时，他又自告奋勇要求和我试一下。我早防到他，在表演时，趁他用尽全力想把我摔倒时，也照样给了他一次猛击。经过这两次以后，严燮被弄得重伤不治，不久，加上别的病发作便一命呜呼了。”
    学员在受训期间居然死于非命，戴笠大发雷霆，在第一次对临训班的“视察”中，曾经痛骂余乐醒等人。
    金民杰的第二个绝招，是传说中的“点穴”。在戴笠第二次视察临训班时，恰好第一期学员毕业，于是特地组织了一次同乐晚会，一方面表示对“主任”到来的欢迎，同时也有“汇报演出”的意思，从教官到学员，都准备了许多节目。此后，“文艺汇演”就成了无论哪个特训班的惯例，只要戴笠来视察，必得准备这么一台“晚会”。

    按：凡戴笠到哪里视察，大家必须做好的是三件事：
    第一是大扫除。戴笠有“洁癖”，走到哪里，只要看到稍有不干净、不整洁，就要痛骂，搞得大家只恨不能把地面翻个“底儿朝天”。
    第二是大会餐，与民同乐，这倒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时值抗战，物力艰难，借着视察，让大家打打“牙祭”，也是好事。同时，戴笠也要借着聚餐，考察一下“师生关系”。某次，戴笠发现一个女生队长，可能是平日里生活比较“精致”一点，拿了一只自己的“细瓷”碗来用餐（相当于我们今天自带饭盆到食堂吃饭），很不高兴，当下板起脸来质问：“我的学生可以用粗瓷碗吃饭，你为什么要用细瓷碗？”
    第三就是文艺汇演，到后来成为戴笠考核训练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大家无不卖力，据说有的班能排出整场的话剧来演出。
    既然是“文艺汇演”，自然以文艺节目为主，唱唱歌、跳跳舞，金民杰的“节目”，却颇为“别开生面”。    沈醉说：
    “他把一个名叫金刚的十多岁的小勤务兵带到台上，只用手腕夹住咽喉，几秒钟内便立刻晕了过去，人事不知。紧接着，经他在背后一拍，金刚又活了转来。在场观众都为这项表演喝彩。”
    出人意料的是，对金民杰的“精彩”表演，戴笠却极不满意，当即“指示“：“不能以此作为文娱表演。”    沈醉说：“因此有些特务原来准备的类似节目便不敢再搬出来，否则会成为一次特务的比武会。”
        事后，沈醉曾当面向戴笠“请教”，戴笠说：“像这种对付敌人的手段，应当是守秘密的，怎么能拿出来当众表演。”

    唐英杰的武功，与别人不同，他也会两项“绝招”。
    一是传说中的“轻功”。据陈恭澍说，唐英杰最拿手的，“是超距纵越的功夫，不仅穿房跃脊，如履平地，就是十丈高楼，也能够上下自如”。
    另外，据别人告诉陈恭澍，曾亲眼看见唐英杰“手持一把普通雨伞，从三层高的楼顶上一跃而下，落在地上飘飘然，仅发出轻微声响”。
    陈还说：“已经事实证明的也可以说是经过考验的，他在南京禁闭期间，为了防他脱逃，曾加戴刑具，不料他竟而能够脱下手铐脚镣，皮肉丝毫无损。”
    不知道唐英杰是会“缩骨术”还是会开锁，这是他的另一个绝招。
    相处得时间长了，陈恭澍对唐英杰多少有些了解：“此君于二十一、二年曾在上海大舞台登台献艺，确曾轰动一时。其后为戴雨农先生所罗致，加以训练并灌输政治知识，遂加入工作，成为行动人员中干材。他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守纪律，时常闯点小祸，也多次遭受处分。”
    陈恭澍说：“唐英杰随世维和王文等来到天津后，故态复萌，经常彻夜不归，弄得我轻不是、重不是，大伤其脑筋。”
    另外，唐虽是“武林”中人，却不甚注意自己的身体。陈恭澍说：“想不到此君迷信于采阴补阳之说，结果弄得一身花柳病，连走路都不方便。这些，暂且不去管他，但求能在工作上有所表现就好。”
    还好，此后不久，唐英杰就被调走了。那是1937年初，即在陈恭澍第一次去北平见好友毛万里、商讨“制裁”殷汝耕一事、并协同处理尚小姐被捕又脱逃之后的事情。陈恭澍说：“我从北平返回天津不久，即接到上级电令：调白世维、唐英杰二同志回京。实不知为了何故，也许另有其他更重要的任务。”
    对此，陈恭澍是一喜一忧。喜的是：“我对于唐英杰调走，内心如释重负，尽管他有通天的本事，可是由他带给天津站的麻烦实在太多了，又何况有好几件交给他侦办的事情，都是虎头蛇尾，一无交代，调走了也好。”
忧的，自然是得力助手白世维被调走。陈恭澍说：“世维兄和我有深交，我们是工作上的伙伴，也是私底下无所不谈的好朋友，此番重聚未久，当然不愿意就此分手。”
    相反，白世维倒是很愿意换个环境。陈恭澍回忆说：“在我们惜别闲话中，他透露了心声：他对于执行行动工作，实已缺乏兴趣，能够改变一个环境，更换一个工作岗位，倒也觉得不错。他的意思是此番回到南京后，决心打报告请求保送陆军大学深造，倘能如愿以偿，那就再好不过，若是办不到，也只有听任安排了。”
    前面说过，白回到南京之后，即被派到蒋介石身边当侍卫，与张毓中成了同事。
    白世维、唐英杰走了以后，南京特务处本部正式批复，同意天津站增设“行动组”，组长即王文，至此，王文才算正式加入“团体”——换句话说，从1934年就进入天津站，并参与刺杀吉鸿昌、石友三的王文，此前一直在为特务处“打黑工”。
    王文的“编制”虽然解决了，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陈恭澍说：
    “天津站呈报任用的行动组员，照编制只有三人，而实际上由王文在他家乡号召参加工作行列的，却有八、九个人，最大的难题就是以三个人的经费，要维持八、九个人的开支，真用得上捉襟见肘这句话了。天津站的经常费有固定的预算，虽然主管会计的王孟博挪东补西，尽可能予以支持，但也难为无米之炊。”
    上级不拨钱，陈恭澍又“变“不出钞票来，没办法，王文只好从家里拿钱。前边说过，王文家里是天津宝坻的富户，“结果全靠王文的老太爷王老先生以毁家纾难的精神，按月予以支持。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抗战后的民国二十七年，前后将近两年之多。”
    至于唐英杰，离开天津之后去了哪里，陈恭澍并不关心，也不清楚，没想到重逢于河内。他后来回忆说：“此番前来，我还真有点戒心，再一想，既然来了，总希望他能规矩一点，不要出纰漏，认真的工作就好了。”
    很显然，对于唐英杰，陈恭澍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其实，他是河内刺汪的另一个关键人物。
    也是在这个时候，在徐先生的指引下，陈恭澍等终于“找”到了汪精卫的住处——高朗街二十七号，并开始“监视”。
    陈恭澍回忆说：“笔者亲自去观察过，而且有很多次，遗憾的就是只限于在外面观察，却没有进去过。这是一幢西式洋房，楼高三层，一面单边，一面连栋，正面临街，后面是小院落，围有矮墙，有后门，又有角门，如由后面进出，要经过两道门。”
    实际上，陈恭澍的“观察”，漏掉了一个重要细节，其实已经不能算是“细节”了，而是至关重要的“大节”——陈所说的“一面单边，一面连栋”，意思是说，“高朗街二十七号”的旁边，是紧挨着另外一栋楼房的，即“高朗街二十五号”。
    事实上，“二十七号”与“二十五号”之间——是打通了的。在这里，我们要说到另外一个人，即汪精卫的内弟陈昌祖——因为这个住处——就是陈昌祖觅得并改造的。
    陈昌祖，生于1904年，广东新会人。
    陈昌祖是陈璧君最小的弟弟，早年在法国学习航空，回国后曾任昆明航空学校校长，军械修造厂厂长，一直在昆明工作，是民国时期不多见的航空人才。
    据陈昌祖回忆：“1938年底，我准备从香港返回昆明，途经河内，在那与曾仲鸣相遇，他也刚从重庆过来。曾仲鸣告诉我：将有事变发生，要我在河内帮他找到一套合适的住宅，因为四哥也许不久就会来到河内。
  
    按：汪精卫在家里男孩中排行第四，所以陈璧君一直称其为“四哥”，她的弟弟们自然也都跟着这么叫。

    陈昌祖是留法的，对于法国的殖民地安南非常熟悉，同时，由于业务的关系，陈昌祖经常往返于昆明和河内，因此，按照曾的吩咐，陈很顺利地在河内租赁下一幢公寓。
    在回忆中，陈昌祖很详细地描述了这个所在的情况。他说：
    “这幢公寓位于高郎街25—27号，它由两套相毗连的半独立洋楼组成。当我第一次看到它时，才刚刚修建完。一个法国人，名叫蒙塞尔·威廉，是河内一家杂志社的主编，他认识这套公寓主人，并向我推荐了它。我虽然觉得这幢楼并不完全适合我们，但是，它却是我察看过的五套住宅中最好的。况且，它也刚刚粉饰一新，随时可以住人。因此，我决定把它租下来，这套公寓楼四周围有高墙，位于较僻静地区，如果把两套相毗连的半独立洋楼打通，其大小足够我们使用。每一套洋楼都备有车库，在一层楼内是厨房，楼背后有仆人的居室，二层楼有会客室和餐厅，三层楼有两间大寝室。我在二楼的两套洋楼之间的隔墙上，安了一个通门，以便两幢楼可以相互联系。以后，又在三层的隔墙上也安装了一个通门。”
    替汪准备好了“居停”，陈昌祖就回到了昆明。此后，陈回香港公干，此时，汪精卫已经成功“出走”河内，因此，在回昆明的途中，陈昌祖特地去看他。这一天，是1939年 2月 7日，即汪精卫派高宗武再次与日本人接触之后不久。
    据陈回忆，汪精卫见到他的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为了和平事业，我已经脱离重庆。中国不能再象目前这样打下去了，人民正在为此蒙受巨大的灾难。日本人现在提出一项我们可以接受的和平建议，你从未与我一起工作过，现在你是否愿意跟我在一起? ”
        陈昌祖听了，“没有丝毫犹豫”，回答说：“四哥，我完全信任你，愿随你到任何地方去。”很显然，作为汪精卫的内亲，陈昌祖的“落水”是在所难免了。
    陈后来回忆说：“这一天所做的决定，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其结果，不论是好是坏，我都将盲目地跟随四哥，同他一起参加和平运动。我准备继续我的昆明之行，结束在中德联合航空公司的工作，然后，再返回河内，向驻香港的公司董事会递交辞呈。”

    按：陈昌祖说的“中德联合航空公司”，即国民政府交通部与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共同组建的“欧亚航空邮运股份有限公司”，总部设在香港，陈昌祖时任该公司总经理。

    陈昌祖说：“可是四哥担心我此时一旦去昆明，会遭不测。因此，他竭力劝阻。然而，我再三坚持，表示在辞职前，一定要把目前的工作做完。他终于被我说服了，同意我去，并婉言相劝，让我小心为是。”
    实际上，陈的昆明之行，还有一项秘密使命，即给龙云带一封汪精卫的亲笔信。汪还叮嘱说：“要尽可能把这封信亲自交给龙云。”这封信给陈昌祖找了大麻烦。他后来回忆说：
    “飞机抵达昆明机场，一下飞机，我就把信交给在飞机场迎候我的妻子，让她妥善保管。当天傍晚，我与龙云将军接通电话，并前去会面，把四哥的信交给了龙云。龙云问我何时返回河内，同时向我表示，在两天内他将给四哥一个答复。”
    陈一回家，军统就找上门来了。陈说：“当天晚上，蓝衣社云南分部的两名特务找到我，要看看我在飞机场交给妻子的信。我故作惊讶，向他们解释，那根本不是什么信，而是一张占星图，是由一位香港算命先生新近才绘制的。说着，我便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占星图给他们看。他们并不相信我的话，但也没有再啰嗦，很干脆地离去了。”
    陈昌祖说：“这件事，使我初次意识到：自己处境不妙，我已被当局怀疑，被特务所跟踪，因此，自己要处处小心谨慎。”
    事实也是如此，次日晚间，陈昌祖在昆明航空学校的一个同事“大模大样地来拜访我的妻子”。陈说：“然而，他此来的真意，是想警告我：航空学校的保安部门，已经接到重庆的指令，要监视我的一切行动，我应该隐蔽起来，并尽早离开昆明。”
    陈回到昆明的第三天，他的太太拿到了龙云给汪的回信，同时陈“也完全做好了离开昆明的准备”。
    次日一早，按预定计划，陈昌祖来到火车站。此时，发生了一件令他感到极为尴尬的事情。陈说：
    “（我）看见一名监视我的保安人员被五花大绑起来，他是被从四哥身边派来的卫士绑起来的。可以想象，当时我是多么惊讶不已，那些卫兵已受命来保护我了，而他们的指挥官，就是l935年夏在南京把那个企图谋刺四哥的凶手当场击毙的人。”

    按：据汪精卫的卫士许少泉回忆，当时冲着孙凤鸣连开两枪的，是汪的另一名卫士桂连轩。
   
    桂连轩的所为，自然是好意，想令陈摆脱军统的纠缠，但做法失之于简单，摆明了陈昌祖行踪不轨，等于是自我暴露。此举令陈极为恼火。他后来回忆说：
    “事先我并不知道此事，然而，这样做是多么愚蠢，其结果只能置我于困境，迫使我不得不隐姓埋名地出走。然事已至此，我仍接原计划登上火车。”  
    陪同陈昌祖的，就是汪精卫特意排在他身边的许少泉，许说：“因出境不能携带武器，我把手枪交给龙云并向他告别后，便和陈昌祖一道乘火车去河内。一上火车，我们便发现有特务盯梢。”
    2 月13日，火车停靠在“航空学校分校所在地”附近的一个车站，在正常情况下，第二天晚间就可以出境，到那时，陈昌祖就可以“蝴蝶自在飞”了——除非动武，否则“蓝衣社”对他是无可奈何了。
    然而，就在这里，陈昌祖被逮捕。他回忆说：“当时，重庆方面已经发出了针对我的逮捕令，我被就地拘捕，在全副武装的士兵押送下，按原路返回昆明。途中，我们过夜的地方，也就是我前一天晚上去河内时住宿的车站，而在当天早上我才刚刚离开那里。”
    陈说：“夜间，士兵的警戒非常松懈，他们既没有搜过身，也没有检查过我的行李。因此，在我去洗手间时，得以有机会销毁了龙云写给四哥的回信。”
    陈昌祖被送回昆明，旋即被押往他原本担任校长的航空学校，单独囚禁。陈说：“从此，与外界完全隔绝。”
    幸亏，陈的身边还有一个许少泉，他后来回忆说：“火车开到蒙自，陈昌祖被军统抓去。我立即下车给昆明的龙云打电话，要他找军统昆明站交涉放人。”
    同样在为陈昌祖奔忙的，还有他的太太。

    按：陈昌祖的太太叫朱始，是革命元勋朱执信的大女儿。

    早在陈离开昆明之时，为保万无一失，陈就与自己的妻子搞了个“障眼法”。他后来回忆说：
    “当初，我离开昆明那天，妻子曾设了一个圈套，准备把敌人引向错误的方向。她和四哥的卫队军官，以及一名司机在清晨驾车驶向西部的缅甸边境。当天晚上，妻子住在当地的一个天主教堂里，第二天，他们才又返回昆明。这时，妻子得知了我已被捕的消息。”
    陈妻当即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河内的汪精卫，汪即与陈璧君打电报给重庆，表示抗议。同时，正在香港的陈昌祖之母卫月朗也给蒋介石带话，请求放人。
    卫月朗也是老同盟会会员，当年她与自己年仅16岁的女儿陈璧君一同入会，曾传为佳话。
    两下一同发力，加上又没有抓住陈昌祖参与“逆谋”的证据，总不能因为陈是汪精卫的小舅子就抓吧，蒋介石扛不住了，只好放人，但有个条件。陈昌祖说：
    “在航空学校囚禁了一个星期之后，我被释放，并恢复我在中德联合航空公司总经理的职位。同时，还命我立即去重庆，进一步就职于航空委员会。航空学校的校长对我的转危为安表示祝贺，并建议我马上动身去重庆。”
    对此，陈当然不去，他说：“如果真的去重庆，其结果只能是蒋介石的一名实际上的‘囚徒’。当时，我最大的心愿还是去河内与四哥同舟共济。”
    这时，出面的又是陈昌祖的太太。陈说：“妻子极其秘密地与龙云会面，龙云答应帮我出逃。当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在约定的那天清晨，在灰暗的掩护下，由龙云派一位副官，把我们护送到铁路车场，一名警官正在那里等候，他把我们领进一辆停靠一旁的空棚车内，车内备有两只藤条睡椅、两套毛毯，大量的食品及供饮用和洗漱的水，还有火柴和一盏油灯。棚车内的地板上，设有一个临时用来大小便的可笑装置，即一块两尺来长，仅能从车内拴牢的活动地板。警官和我登上棚车，把滑门关好，有人从外面把门封死。这辆棚车将与普通列车挂在一起，直到印支边界的 K。”
    陪同他的依然是许少泉，前述许的回忆：“龙云知道这是件麻烦事，若蒋介石过问起来就很不好办。龙云交待属下挑了一部卡车，在车厢铺上个‘床铺’，又买了面包，配好茶水，在卡车车厢门上加锁，贴上‘云南省政府’的封条，把陈昌祖送出了老关。”指的就是这一段，但许少泉在回忆中记错了时间，误为1938年12月，其实是次年 2月的事。
        陈昌祖回忆说：“火车准时起动，沿着迂回曲折的路向南缓慢行驶。当夜幕降临时，我们在一个车站停了下来，准备在此过夜。被封在车内，可以听到乘客的下车声和乘务员的叫喊声，而我们两个却只能呆在车内，静静地度过这漆黑的夜晚，避免引起人们的注意。翌日清晨，火车又开始继续行驶，火车的剧烈晃动把我们震醒了。次日晚，我们终于到达了 K。有人在车外把封死的车门打开，我走下火车，步行一百多米，走过边界，来到法国领地，感到终于自由了。”陈昌祖的叛国之路，终于走通了。
    在回忆中，陈昌祖说：“大约在1939年 2月初，蒋的蓝衣社特务占据一处住房，用来监视四哥的日常活动。他们在马路斜对面，租用了一幢高楼的几间套房，从楼房顶层，可以很好地观察到公寓左侧顶层起居室内的情况。”
    对此，另一方的当事人、“河内工作组”负责人陈恭澍的回答是——没有那么回事！
    陈恭澍说：“事实上，我们从没有在汪寓附近租赁什么房屋，也不曾使用过望远镜，不是不用，是因为我们连一架望远镜都没有准备。这些个琐碎小节，原就算不了什么，对汪案的主要内容，也不构成焦点，不过，要认起真来，最好是什么便什么，不能悬想。”
    陈恭澍的意思是——后世的许多回忆——其实都“高抬”他们了，在当年，他们根本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那么，当年的陈恭澍，究竟有什么监视手段呢？概要地讲，有三个渠道：
    一是“实地考察”，陈恭澍说：“笔者偕鲁翘开车打从门前来往过多次，却很少看见有人出入。大门进身不深，在街上就可以清晰的看到窗户，如果不是有窗帘遮蔽，也许会看到屋里的情景。”
    ——因为担心引起汪精卫的怀疑，陈恭澍只好采取这种方式，一遍一遍地从汪宅“路过”，借以观察情况。说白了就是窥视，再说白点，就是偷看。
    二是徐先生的情报。“当前，我们唯一的途径只有多多借重徐先生，前面已经交代过，徐先生本身与汪派并无关系，他也只好再去‘麻烦’他的法国朋友了。”
    但是，很可惜，徐先生并不是汪一伙的人，拿不到第一手资料。陈恭澍说：“这是可以想见的，徐先生听回来的消息，既不具体，也抓不住重点，当然无法满足上级的需求。不要说有什么机密内容，就连一个日本人的姓名，我们也得花费不少工夫，经过好几种语文的变换和订正，才能把它译出来，这又是多么的勉强。”
    陈恭澍举例说：“徐先生从法国朋友那里打听来的，据说有两名代表日本军方的军官，逗留在河内，只晓得这两名军官的阶级一名是大佐，一名是中佐，但却查不出他们的姓名，迨至事后若干年，才从许多资料中发现，这两名军官可能就是影佐祯昭大佐（当时的官阶）和矢荻中佐。”
    事实上，我们知道，影佐祯昭是在汪精卫遇刺之后，才赶到河内、并将汪送去上海的。
    另外，徐还报告说：“和曾仲鸣有过接触但又不一定与汪精卫碰过面的，还有日本驻河内的总领事铃木，以及日本同盟社驻河内特派员大屋久寿雄等。而大屋其人，又很可能具有新闻记者和情报员的双重身份。”
    对此，陈恭澍发牢骚说：“像这样的情报，恐怕还不如报纸上的新闻呢，又有什么用。不是我们不懂，更不是我们不想，动脑筋、打主意；大家集议、交互讨论能做的都做了，可以一试的也试过了，可是就没有办法在汪某的左右布置一条‘内线’。”
    说到这里，陈恭澍还借机讽刺说：“非常热诚的余乐醒先生，凭他留法国多年，又能说一口相当流利的法国话，而且还曾结识不少法国人，可是忙了好一阵子，连一个熟人都找不到，又遑论建立工作关系了。可见有些个事情，并不像说说唱唱那么轻松容易。”
    相比之下，最“靠谱”的，是第三条渠道，即“魏春风—魏春风的未婚妻阮小姐—阮小姐的堂兄阮警官”那一条路线。
    阮警官本身就承担汪宅的现场值守任务，而且他可以堂而皇之地与同事研究现场情况，并从官方资料中加以印证，因此，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反映的情况，反而最为贴近实际。
    比如：“出入汪公馆最频繁的，就是曾仲鸣了。他每天进进出出，有时候会多达四、五次。照一般的说法，曾仲鸣就住在这幢房子的三楼，根据我们的侦察结果，他并不住这里，另在 PAULBERT 的‘大陆饭店’开了一个长房间，以便代表汪某对外接触；一般要会见汪某的人，得先和曾仲鸣谈洽好，再由曾仲鸣安排时间与汪相见。当然有些人也许只能见到曾仲鸣，或被挡驾而见不到汪精卫。”
    然而，限于阮警官的身份和层次，他所能做的，也不过如此。陈恭澍说：“积多日观察之结果，发现住在这幢房子的人，相当多，男女老少都有，可是除了汪氏夫妇之外，还分别不出谁是仆从、谁是亲属和谁是宾朋。关于这一点，太令人困扰了，由始至终，就没有弄清楚究竟是谁和谁？这也是我们侦察未能深入的弱点。”
    陈恭澍说：“提供情报给我们的当地警探阮××，可不知道这些人叫什么名字、都是干什么的，所以接到这份报告后，顶多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汪精卫一伙，几乎都是高层政界人士，寻常人等，也就是在报纸上看看照片而已，谁能有机会跟他们见面，熟识？不要说阮警官，即便是陈恭澍，见过“真人”的，也只有周佛海一个人。陈说：
    “笔者个人只认得周佛海，可是一次都没有亲眼看见他在此出现过；至于高宗武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长相，即使面对面的遇见了，也不认得他是谁。”
    说到这里，不由得我们不想——戴笠当年布置陈恭澍这一个“河内工作组”，其所作所为，怎么看，都像是一场儿戏。许多年之后，陈恭澍无奈地说：“类如这许许多多的小环节，都是构成我们不够切实的一些基本因素。”
    也是在这个时候，河内工作组进一步扩大，第三批又派来两个人，一个叫陈邦国（陈恭澍在回忆中，曾误为郑邦国），另一个叫陈步云，原来都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的稽查员。
    沈醉曾回忆说，1935年，王兆槐接掌侦察大队以后，一方面是调入大批军统分子，另一方面，“是采用对旧人员分别吸收参加军统的办法来达到全部掌握造成清一色的局面。不久，旧的稽查员朱又新、王开明、刘光琪、陈锦标、夏金海、林洁清、陈邦国等，都一个接一个成了军统分子。”
    陈邦国也是神枪手，陈恭澍回忆说：“郑邦国，安徽人，好象是行伍出身，他自己可没有这么说。身材高大，粗声粗气粗线条，别以为看上去有点傻乎乎的，却有一种摇撼不动的镇定功夫。他善于用枪，据说连发点射；足能打出花来，我虽然没有亲眼见过，相信他必定熟娴此道。”
    对于陈步云，陈恭澍评价说“陈步云，江苏徐州人，不知道是什么来历。此人敦敦实实，就是不爱说话，有时和他打一声招呼，或者逗他开开口，多半只有一笑作答。我们接触不多，相处的时间不长，也没有很细心的去了解他。”
    陈邦国、陈步云二人，都参加过王兆槐在淞沪抗战中组织的“浦东抢运”行动。乔家才回忆说：“王兆槐没有二话，当夜，他从招商局借了三艘驳船，从侦察大队挑选了陈步云、陈邦国、刘耀、钟铸人等40个年青力壮的小伙子，在探照灯的空隙之间，于当晚九点多钟抵达仓库码头。”
    至此，戴笠已经派来了十一个人，分散在三个地点（也许是四个地点）他们是：
    安排在“河内工作组”本部的，是 7个人：陈恭澍、王鲁翘、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陈邦国、陈步云；他们也是日后刺汪行动的主体。
    被另外安排地方居住的是“河内工作组”的另外两位“负责人”——余乐醒和岑家焯；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被陈恭澍有意“边缘化”的两个人。
    “河内工作组”的“影子”人物方炳西——戴笠的化身；陈恭澍都不知道他住在何处。外，还有电台台长王钟岳，陈恭澍也搞不清楚他是自己住还是和方炳西住在一起。
    再加上“打义工”的徐先生、曾先生、魏春风和阮小姐，一共是十五个人。不久后，戴笠又派来一个“打义工”的。

燕尾服

细细读来
慢慢消化

ys1937

53、河内剌汪案（3）

    就在“二陈”到达河内一两天之后，戴笠的“方影子”告诉陈恭澍，有一位“曹先生”要见他，并要求陈“到他的住处去”。陈问方是怎么回事，方说：“是戴先生派来的？”
    陈再问：“有指示？”方“两手一摊，摇了摇头”，表示一无所知，帮不了你。陈又问：“有什么为证？”意思是说：我凭什么相信他是戴先生派来的？
    方说：“他是这么说，你们见了面，自然就会明白了。”
    很显然，方炳西明瞭全部前因后果，就是不肯对陈恭澍说。陈也很清楚这一点，在回忆录中，陈恭澍是这样说的：“既然如此，由我自己开车请炳西陪我一道去看他。”很明显，陈的心里不太痛快。
    这位新来的“义工”，就是曹师昂。
    陈恭澍介绍说：“曹师昂，湖南益阳人，民国元年生，法国军事航空专门学校毕业，曾任法国空军第三十五大队教官、法国格纳东南航空委员会委员等职。回国后曾任参谋本部第一处航空科长，抗战时担任法国志愿空军大队联络官（或称特派员），驾驶法国制地瓦蒂式驱逐机对日军作过战。这个志愿大队，与美国陈纳德将军的十四航空队同一性质。”
    曹师昂是著名飞行师，1935年，曹曾参加法国举行的长途飞行比赛，并获得第五名。抗战爆发以后，中国的一些欧洲留学生在汉口成立“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总会”，襄助抗战，由汪精卫、李煜瀛、邵力子、何键、刘文岛等组成名誉主席团，以毛庆祥为主任常务理事；理事当中，就有曹师昂。
   
    按：“名誉主席团”的五人当中，只有刘文岛一人是正经八百的法国巴黎大学博士；汪精卫、李煜瀛与法国及留法学生渊源深厚，自不待言；另外二人，邵力子是留日的，何健是军阀，都与留学欧洲没有半点关系，选中他俩，看重的是他们“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和“内政部长”的政治地位，考虑的是“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总会”作为一个社团组织，开展活动便利一些。

    见到曹师昂，陈恭澍肃然起敬，原来的一丝不快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后来回忆说：“（曹师昂）此次来到河内，是戴先生费尽心机像觅宝似的邀请来的，就现在的工作环境与工作性质而言，他太有用了。”
    陈介绍了他与曹会见时的情形：“师昂兄偕同他的法国籍妻子，于日前搭欧亚航空飞机从昆明抵达河内，他掏出一大堆身份证件给我看，彩色缤纷，中西合璧，我看不懂，不过，他真的名叫‘曹师昂’。”
    曹是欧洲留学生，循着西方礼节，自然要先介绍他的法国太太。陈恭澍回忆说：
    “首先，介绍了他太太：中等身材，穿着朴素，大方端庄，虽然只有二十几岁，显得相当老气，一滴滴西方人的傲气都不带，这样，就觉得很平易了。她能说几句简单的中国话，只有勉强达意的程度，不通之处，师昂兄暂充翻译，总算彼此礼貌过了。我急于想和师昂谈话，可是他太太却没有回避的意思，一时之间倒给僵住了。
    曹师昂见了，明白陈的顾虑，表示：“尽说无妨，因为她什么都知道，而且她还答应帮忙呢。”
    曹继续说，他临行前，戴笠设宴践行，并告诉他：“先与方炳西同志取得联络，再由方同志代约负责人陈××兄和你见面，此后有关工作问题，你们自行研商就可以了。如果你有意见，最好打电报，他们一定会转给我，如有需要，也请你随时提出。”
    戴笠接着说：“有一包东西，里面是两枝手枪和一盒子弹，请你带到河内当面交给陈××兄，可千万不能有半点差池。”听到这里，陈恭澍问：“戴先生还有别的指示吗？”
    这时，陈恭澍回忆了一个细节——听了他的问话，曹师昂“怔了一下，欲言又止”，才说：“没有什么了。”
    说着，曹师昂请他太太取出一个“公事皮包”，说：“老兄一定知道这里是法国属地，他们为了提防安南人民的反抗运动，对于持有或使用武器的，不管是谁，一律判以重刑，我和她为了这包东西，一路上提心吊胆，今天，总算可以交差了。”
    皮包里面，“是两枝美国造的左轮，上面刻有英文字母SW，也就一般所称的‘司维斯’，另有一个术语，又称‘武装和平’，这是一种射程近，而杀伤力很大的手枪。另外有一小盒子弹，掂一掂有分量，没有撕掉包装拆开看。我连声道谢，预备摆在车上自己带回去。”
    陈恭澍回忆说：“嗣后，我们走得很近，相处得也很好，自发现他豪放豁达后，颇有意论交，可惜聚首时日实在太短了。我揣摩得出，他有件事瞒着我，那就是他的秘密任务，我也谅解，如果不是上级规定绝不许泄露的话，他早就告诉我了。”
    曹师昂之后，戴笠跟着又派人运来了第二批武器。陈恭澍回忆说：
    “紧跟着上级来电通告，叫我们到海防的一个处所去洽取三枝勃克枪。海防是港口，离着河内还有几十分钟的汽车行程，我们七个人中，没有一个是熟悉交通情况的。这可不敢大意，商之于魏春风？又怕他沉不住气，不得已只有求教于曾先生，曾先生也没有立刻答应，他说要问问看可以不可以。等了一天，他才回复我们：派两个人和他一起去。对方是一位稽小姐，这个姓不多，所以记得牢。她是受人之托，从香港带来三枝新的勃克枪，附有二十粒子弹，交给来人，她的事就算完了，其它的一概不知道。”

    按：陈恭澍在回忆录中注明：“其实，她也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此神龙见头不见尾的不再出现了。”

    就在陈恭澍会见曹师昂的次日，戴笠又派来一位军统干部——谭天堑。
    对谭天堑，陈恭澍印象不好，他评价说：“典型的忧郁者，予人的第一印象，就好象满腹含冤带着一肚子委屈来的。彼此一交谈，才明白他果然是刚从贵州息烽县释放出来，局外人不知道，这个地方有个去处，正是我们自己工作同志‘守法’的所在，他为什么落得关禁闭，当然不便问。”
    陈还说：“如果没有记错，天堑兄也是湖南人，年纪比我们几个人都大，法国留学生，攻财经，有无学位，没有留意，照他自己说，回国之后是在某一个训练单位当教官，此番前来，自然希望能戴罪图功，以赎前愆。那又为什么还是成天的愁眉苦脸呢？想必另有难言之隐。”
    陈恭澍说得不错，谭天堑确是法国留学生，郑超麟在《少年共产党》中，曾提及此人。他说：“‘于山孙橡胶制品厂’设在蒙达尔郊区，距城约二公里，运河岸边，制造套鞋、跑鞋、自行车轮胎等。工人五六百，大部分是女工，也有童工，男工人则干搬运一类的笨重工作，管理计划一类工作也是男人做的。中国学生，体力较弱，做的是女工的工作，同女工一个车间。有个湖南人，名谭天堑，法语说得好，被厂方提拔为工头，管理中国学生。他原来也是在蒙达尔中学读书的，大概不是新民学会会员。他工资较高，在城里租房子居住，走路来上工。”
    回国以后，不知什么渊源，谭天堑进入特务处。
    与方炳西一样，谭天堑的任务，与“河内工作组”也是隔离开的，在给陈的电报中，戴笠是这样说的：“密切联系，代转函电，如有情报需求，可商请该员办理。”
    对此，陈恭澍说：“我想不会那么单纯，从他往返电报的频繁，可以判定他必另有重要任务。”
    谭天堑也是自己单独居住，陈恭澍曾经去看过他，“与之会晤，看到他房里有女人衣帽，想必又是携眷到此，可是他始终没有请出来介绍过。后来听说，他那一口是一位法国女郎，并无正式婚姻关系，其中还有些什么文章，是否与工作有连带关系，一时还搞不清楚。他的工作身份，又和其它同志不完全一样。”
    谭天堑之后，戴笠又派来两个人，都是从昆明来的，陈恭澍说：“其中一位张同志，广东梅县人，印象中，还记得他的面孔宽阔，大眼睛，颇具福相；另一位同志，我连一点影像都追不回来了，谨向这位同志致歉。”
    至此，戴笠派到河内来的军统干部，一共是十四个人，加上徐、曾、曹、魏春风小两口，一共是十九个人。其中有一个人，陈恭澍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了。日后，曾有人将“河内工作组”戏称为“十八罗汉”，就是这么来的。
        陈恭澍说：“河内工作，于是步入了另一阶段，不仅是监视、侦察，还有行动前的准备。”
    前面说过，大约是在1939年 2月初，即汪精卫拒绝了蒋介石让他赴欧洲的建议、并派高宗武赴日的前后，陈恭澍等才在徐先生的指点下，“找”到汪精卫的住所，开始执行监视任务，陈恭澍说：
    “开头的任务祇限于监视汪某的行动和侦察汪某的活动，这段时间差不多历经四、五十天之久，到了三月初旬，才接奉戴先生指示，令我们作制裁汪某的准备，并切嘱在未接到‘制裁令’之前，不可轻举妄动。”
    “戴先生”的指示十分婉转，只是说：“希作必要之准备，切切不可轻举妄动。”
    对此，陈恭澍说：“至此，‘河内工作’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是在‘备战状态’下，静候一声令下。”
    在“备战”中，一直被陈恭澍冷落在一边的余乐醒博士，终于得到表现的机会了，只可惜，他的建议，陈恭澍并不“感冒”。在许多年之后的回忆中，陈依然充满讽刺意味地说：
    “自从接奉戴先生来电叫我们做行动前的准备后，余乐醒兄即跃跃欲试，他极力主张用‘软性行动’以达成目的。”
    陈恭澍进一步解释说：“本来执行制裁工作所采取的手段，率分为两大类：其一，是‘有声武器’，指的是用枪械轰击，其二，是‘无声武器’，指的是用刀斧格杀或用毒药毒毙。这要看制裁对象的防卫情况和当时的环境而定。现在余先生的主张就是后者，这里姑名之为‘软性行动’。”
    前面说过，对于制裁“敌人”，陈恭澍一贯讲究“明正典刑”，轰轰烈烈，总觉得既然是代表国家“判处某人死刑”，就应该“堂堂正正”，偷偷摸摸，不是好汉的行径。
    况且，在制裁石友三一案中，陈恭澍吃了大亏，不仅连累了他人，还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因此，陈提起所谓“软性行动”，先就“气不打一处来”，可想而知，对于余乐醒的建议，从内心深处，陈恭澍就有一种没来由的排斥。他说：“如果用这种阴损的手段，即使侥幸成功了，外间亦必猜测纷纭，所予人的观感又如何呢？更何况它的可靠性因无法掌握而值得怀疑。”
    然而，对陈恭澍而言，余乐醒既是他的老师，又是老大哥，直截了当地给驳回去，还真说不出口。陈说：“其实我心里很不以为然，可是又不能明显的表示我的反对，这也是一桩苦于应付的事。”
    更重要的，戴笠派余乐醒来，本身就承担着进行“软性行动”的责任，这一层，陈恭澍亦很清楚：“事实上，我的反对可以说是多余的，老早就应该想到，戴先生之所以派一个化学博士来，在他的锦囊中原就有此一计；而余乐醒兄也一再表示，这就是戴光生付托他的最大使命。”
    没奈何，陈恭澍想起了徐先生，戴笠临走的时候不是说，“事无巨细均可酌情与之磋商”么，借他之口来打消余乐醒的念头，岂不甚好？
    陈恭澍说：“只好就教于那位神秘人物徐先生，看看他的意见如何再说。”
    “就教”的结果，令陈恭澍极为失望：“殊不料他也非常赞同此一做法，所持的理由也很单纯，他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无论成败，顶多只能引起一些猜测，绝不致惹出太多麻烦。同时他自告奋勇，愿意替我们觅取适当的机会。”
    一计不成，陈恭澍又生一计，他又去找“襄赞一切工作”的岑家焯游说，希望由他提出反对意见，谈话的结果，岑“竟长时间的保持沉默而不置可否”。
    王鲁翘倒是坚决与陈恭澍站在一边，他说：“要干么就干个痛快的。”问题是王鲁翘说话没用，在“河内工作组”，还轮不着他发言。
    这下陈恭澍是没有办法了，他说：“说真话，我始终对于这种做法不大热心，而事实上既拗不过乐醒兄，也只好姑且一试了。”
    所谓“软性行动”，具体的操作方式，就是下毒。余乐醒是学化学的，这是他的强项。事有凑巧，徐先生还给提供了一条下毒的“管道”——有一个送面包的人，可以进入汪宅。
    于是，陈恭澍让魏春风买回一大堆各种各样的面包，捺着性子，和余乐醒共同进行了一次“注入”实验。
    实验的过程，由于陈恭澍先入为主地对此持排斥态度，因此在回忆中，对余乐醒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在此不再引述，反正最终是失败了。
    对此，余乐醒也坦然承认，这招确实不行。然而，一计不行，余还另有后招。陈恭澍回忆说：“乐醒兄又提出另外一个办法，他问我有没有时间，以便他对于第二做法作个演示文稿，我不能表示不要听，可是心里真有点不耐烦。”
    这个“后招”，我们暂且不说。这边紧锣密鼓地进行“科学实验”，对汪精卫那边的侦查，陈恭澍也没有放松。在回忆中，他详细地描述了汪宅的外部环境：
    “高朗街离着闹区并不远，但很僻静，属于高级住宅区。二十七号门前有一片草坪，界乎人行道与车行道之间，可供儿童游戏，也可为过路人歇步，不过平常却难得看见有人在草坪上停息或玩耍。街道宽阔，路上还植有一排棕榈，间中又突出几棵高耸的大王椰子，若从街道对面望过去，房子都被遮没了，什么都瞧不清楚。左邻右舍，住的多半都是外国人，其中当然以法国人居多。差不多每家都有自用汽车，所以每家的下层，或前或后，也都有车房。若从与高朗街交叉的路上，走进一条狭窄的小巷子，也可以绕到二十七号的后门，抬头往上看，每一层也都有窗户，可是秃秃墙壁上连一点攀援的地方都找不到。再沿着巷道往前走，却原来曲径通幽，东一弯西一拐的竟然转到另外一条街上去了。”
    陈之所以费这样一大段笔墨，其目的很明显——在于说明客观环境对“侦查”的不利：第一，周遭比较“僻静”，不能在汪宅周围长时间停留；第二，“路上还植有一排棕榈，间中又突出几棵高耸的大王椰子”，所以从马路对面什么也看不见；第三，“秃秃墙壁上连一点攀援的地方都找不到”。
    既然如此，那么承担这项艰巨使命的，只能是唐英杰，陈说：“有关侦察复勘之事，仍责成技有专长的唐英杰去执行，并明白的指示他，无论多么艰险，必须设法进入汪某宅内察看，如果实无可能，最低限度也要跃登房顶，以倒卷帘的姿式，加以窥探才行。”
    时间，就这样来到了1939年 3月19日。前边说过，3 月18日这一天，在香港的高宗武接到日本驻香港总领事田尻爱义的通知——日方同意由汪精卫出面“组府”。
    仿佛是立竿见影，第二天，陈昌祖就接到了汪精卫的电报，他后来回忆说：“1939年 3月19日那天，我在上海收到一封四哥发出的紧急电报，要我和妻子立即去河内。”
  
    按：陈昌祖逃到河内之后一个星期，他的太太也带着孩子来到河内，陈回忆说：“不久，我被派与妻子一起前往上海，为四哥最终呆在那个城市，做些必要的准备。”

    日本人头天应承了汪精卫，第二天汪精卫就叫陈昌祖回河内，这当中，恐怕不仅仅是巧合吧。
    曾经有一种说法，即“河内遇刺”事件对汪精卫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促使他不顾一切地跑到上海去、进一步与日本人“合作”。现在看起来，持这种看法的人太善良了，搞“拧”了因果关系，事实上正相反。
        也是在 3月19日，“河内工作组”陈恭澍接到了戴笠发出的“制裁令”。
    电报是方炳西译出并亲自交给陈恭澍的，时间是凌晨两点。在回忆中，陈恭澍用“霹雳震惊”来形容这个时刻： “着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陈恭澍说：“不要小看了这张小纸条，在我们的工作来说，却载有千钧重量，这就是未曾加盖印信的‘制裁令’！”
    看了电文，陈拟好简单的覆电：“×电奉悉，遵即积极进行。”并令方炳西即刻交王钟岳发出。随即叫起同住的王鲁翘等人，给他们传阅了戴笠的“小纸条”后，令王将其烧毁。随即开始“会商工作大计”。
    当时的情景，陈恭澍回忆说：“在我们的心目中，这原本是一件迟早会来临的事，一点也不意外，大可以轻轻松松的予以处理；而工作的本身，也并不见得怎么艰难，又何况前前后后来了那么多的人。可是不知怎么搞的，好象有一股无形的压力窒息着每一个人的心头。或许是我的态度太严肃了吧？也许是这次的任务太重大了吧？一时之间，竟把满屋子的气氛弄得又僵又冷！”
    尽管早已做好了思想准备，但是，要对汪精卫、那个在国人心目当中曾经如偶像一般的美男子“动手”的话，给人思想上的冲击，依然非同小可。
    陈恭澍进行了简单地“动员”：“遵照上级指示，决定采取硬性行动，对叛国者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在尚无更适当的行动场地之前，暂以汪某的住所为攻击目标。”
    行动的总指挥，自然由陈恭澍担任，“制裁”的执行者，自然是王鲁翘，以余鉴声为助手。
    现场的具体分工：“进入汪某寓所后，由唐英杰同志引导王鲁翘、余鉴声二同志指向目标，遂即加入行动行列：张逢义、陈邦国、陈步云三同志，分别担任警戒、掩护，其各人位置，听由王鲁翘同志指定；事后自由撤退，仍在原出发地点集合。万一不幸而被当地警察逮捕，切不可暴露身份；其它有关细节，责由王鲁翘、余鉴声二同志，再与各同志作更具体的规定；出发的时间，自即刻起，请各同志在战备状态下，听候通知。”
    陈恭澍后来颇有些自得地回忆说：“这里用‘会商’二字，只能当作谦逊之词，实际上是由我一人当众宣布个人的决定，而在场的六位同志却没有表示不同意见的，甚至于连一句作为补充的话都没有。”
    最后，陈恭澍要去求大家：“各自休息，养养精神，作些个人准备，千万不要走开，免得临时找不到人。”
这时天已经亮了，陈恭澍还有一件事情要办——去找余乐醒和岑家焯，“传达上级的指示，并征询他二人的意见。”
    听了陈的话，岑家焯很诚恳地说：“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做的，请你不必客气，尽管分配我的工作好了。”
    比陈恭澍大七、八的岑家焯，面对自己的黄埔学弟，已经把姿态放得非常低了。
    这句话说出来，陈恭澍可傻了——因为他根本就没给余、岑二人留什么工作，可能他也没觉得这俩人能干什么。陈恭澍后来回忆说：“这倒成了难题，一时之间我也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回答他，因为有关出动的事，我已经有了安排，如果说请他来指挥吧，也不很得体，或许会惹出误会来。”
    在这里，陈恭澍忽略了一件事，一件足以影响团结的事——既然余乐醒和岑家焯也是“河内工作组”的负责人，按说，“会商”的时候，是应当把他们一起请来的，但现在陈恭澍已经把工作部署完了，剩下的，只是向这两位老大哥“通报”一下、告诉你们有这么一档子事而已。  
    此时，陈恭澍灵机一动，同时也是搞行动工作的必须，即在第一套方案万一“失手”、甚至自己也“出事”的情况下，安排余、岑继续负责对“汪逆精卫”的制裁。
    安抚好了二人，陈又去找方炳西，向他通报了自己的安排，随即拉着他去找徐先生。陈后来回忆说：“我们的‘河内工作’，仰仗徐先生的地方实在太多，即将发生的事情，原无事先通知他的必要，可是事后的影响，则多半须由他承受，所以无论在情理上或道义上以及时机的掌握上，我个人认为都应该向他说明一下才得心安。”
    听了陈的话，徐并不感到吃惊。只是对这种“从肉体上消灭对手”的方式提出了异议：“如果以为国除害的法律观点来说，这当然是无可如何中的一种制裁方式；若是牵涉到政治纠纷上去，这并不是一个最明智的解决方法。”
    对此，陈当然不敢苟同，他尽可能婉转地说：“汪的事情，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上的问题，而且还牵涉到国法的问题，很明显的，他是在两国交战状态中，背叛了自己的国家，而通敌谋和！”
    见话不投机，徐不再就“法律”与“政治”的问题继续纠缠，只表示希望“做得干净俐落，千万不可拖泥带水，招惹许多使他难以应付的麻烦，其它的都无所谓”。
    这当然也是陈恭澍的愿望，他说：“上级既然下达了制裁令，我已经大致决定就在这两三天之内采取行动，在时间上不知道适当不适当，徐先生如有什么指教的地方，请明白见告，都可以商量。”
    徐先生说：“没有什么了，自然是越快越好，以免夜长梦多。”
    从徐先生处出来，陈恭澍又去看谭天堑，陈描写当时的谭说：“谭天堑兄木木的，似乎有解不开的愁结，想是未解其中意。”不知陈的话是何含义。
    最后，陈去找曹师昂，“作了一些暗示”，与谭相反，作为军统局外人的曹师昂反倒极为热衷。陈恭澍回忆说：“曹师昂兄原就负有类同的使命，所以一点就透，他主动的表示，希望我分配适当的工作，由他担承，尤其是他的法国籍太太，早就答应不避任何艰险很愿意尽一分心出一分力了。我深为感动，惟无此腹案，只有请他容我多想想，如确有借重之处，然后再回复他。”
    该通报的通报了，改暗示的暗示了，陈恭澍回到寓所，即召集王鲁翘、余鉴声和张逢义三人，“商定出动的日期、时间以及几点主要的原则”。并最终决定：
    “在三月二十二日以前，再作最后一次的侦察，仍指定唐英杰出动，另由魏春风等从当地警探方面复勘，俾可两相印证。如侦察结果与以前所了解者无重大变动，则择于三月二十二日夜间十一时出动执行，除非情势有异，不再更改；进入汪寓后之一切行动，统由鲁翘指挥、鉴声辅助而继之，并以鲁翘为主，执行制裁任务。”
    现在，问题的关键，要看唐英杰的了，陈令张逢义去叫唐来开会。出人意料的是，唐英杰违反了陈恭澍“千万不要走开”的指令，不知到哪儿去了，且跟谁也没打招呼。
    陈恭澍回忆说：“中午过后，唐英杰才回来，我责备他不该不报备就私自溜出去，他却说因为肚子痛出去买点药就回来的，不想走了好几家也没有买到，所以耽搁了。这分明是瞎话，可也无可奈何。”
    陈恭澍说：“我把刚才商定的事，通知了他，要求他今天晚上再出动一次，前去侦察汪家的动静，特别注意汪某的起居所在是否已有移动。我又谆谆的请他多多辛苦，做得切切实实，顶好是选一个有掩蔽的位置，尽可能的停留的久些，静静的观察究竟才好。唐英杰点了一点头表示接受，转身便走了，他说要好好的去睡一觉。”
    陈看出唐英杰心里不痛快，于是叫张逢义去去劝劝他，让他“不必呕气”，同时，“嘱咐张逢义晚上也跟他一块去，作为巡守掩护。”
    陈恭澍回忆说：“三月十九日这一天过得特别长，因心神不安，又惦着唐英杰的侦察结果，一夜都没有睡稳。”
    3 月20日凌晨，唐英杰和张逢义回来了。唐英杰说：“我去过了，是在张逢义监督之下进行的。我在楼顶停留了很久，一点动静都没有，夜里开着灯的还是三楼的那一间，不会错，他就住在三楼。”
    很明显，唐英杰的话带着挺大的情绪，认为陈恭澍不信任他。
    陈恭澍回忆说：“我一边听取唐英杰的报告；一边观看张逢义的眼色，他并没有什么特异的表情，类如：微微的一笑，眨一眨眼睛等等。这样，证明唐英杰的报告属实，更使我放心不少。”
    说完，唐英杰走了，陈恭澍又看了一眼张逢义，“他没有反应，也就是他没有什么话要告诉我的了。”
    在回忆中，陈恭澍还特意解释说：“并非是我不信任同志，像这么重要事，相信唐英杰他也不敢因偷懒而撒谎，只因过去他有几段不切实的往事，不得不多加一分小心。”
        至此，陈恭澍确信了唐英杰的情报：“我肯定了汪某就住在高朗街二十七号三楼的那间卧室里，这也就是我们即将行动的最后指针！” 大错由此铸成！
    “河内刺汪”的具体过程，即从 3月20日白天10点到 3月21日凌晨这十几个小时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第一就是“刺汪”的一方。在《河内汪案始末》当中，陈恭澍用了两个章节的篇幅，把他知道的事情当中，尽其认为能够公开的、都已经告诉我们了，至于有多少曲笔、有多少事情被他隐去、有多少事情，连他自己也是懵然无知，我们只能说肯定有，但无从判断更多的东西。因为，在“刺汪”一方所有的亲历者当中，只有陈恭澍留下了回忆，无从印证，只有听他的。
    因此，在这里，对陈所讲的当天两次行动的具体过程，不做完整的引述，因为那既浪费笔墨，又毫无意义。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去看他的原著好了。
    第二，自然是汪精卫一伙，倒是留下了两份材料，可供我们与陈恭澍的回忆，做点互相印证。其一，就是高伐林先生对何文杰、汪文惺夫妇的采访。
    这份回忆，是汪精卫一方的亲历者，留下的硕果仅存的资料，可说弥足珍贵，而且确实解开了一些许多年来、令大家大惑不解的事情。
    汪文惺是汪精卫的大女儿，上面还有一个哥哥汪文婴。汪文惺生于1914年，她的丈夫何文杰比她小一岁。1939年初，刚刚“出走”的汪精卫，“忙里偷闲”地为这对年轻人在河内操办了婚礼，因此，何文杰夫妇亲历了“刺汪”的全过程。事发时，他们正值青年，有良好的记忆力和判断力，因此，他们的回忆，应该说是最贴近事实的第一手资料了。在采访中，何文杰说：“当时的情况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还有一点，接受采访的时候，何文杰夫妇都是九十来岁的老人了，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等早已作古多时，即便当年胸中有多少激荡，随着岁月的流逝，想也应该平复了，因此，二人在叙述当年的往事中，丝毫不带火气，仿佛说的是一件丝毫于己无关的事情，足见时间可以改变一切。
    其二，还有一份资料，即前面说过的陈昌祖的回忆。
    陈昌祖是 3月18日接到汪精卫的电令、离开上海的，路上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到 3月25日赶到河内。因此，事发当天，陈昌祖并不在现场，但这丝毫无损于其回忆的价值。
    这是因为，陈昌祖到达河内时，正是曾仲鸣死去不久，剩下的，老的老，小的小，惊魂未定，人心惶惶。见了他这位“生力军”、新来的顶梁柱，肯定会争先恐后地向他讲述当时的种种情况。而陈昌祖与当时在场的汪家人、陈家人、朱（执信）家人都是至亲，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都要挨着个儿地了解当时的情况。况且，此后，他就接替了曾仲鸣，为汪精卫担任临时秘书，许多事情，他不想知道都不行。
    因此，陈昌祖提供的情况，与第一手资料无异，而且还更全面。
  
    按：我们知道，陈昌祖是朱执信的女婿，而朱执信的母亲，就是汪精卫同父异母的姐姐汪若昭，因此，朱执信虽然只比汪精卫小两岁，却比汪小一辈，是他的外甥。也是由于这种亲戚关系，所以朱执信的二女儿朱媺，才会跟着汪精卫来到河内。

    很有意思，作为汪精卫的内弟，陈昌祖本与他同辈，可是，如果从他的太太朱始那儿论起来，陈昌祖却一下比汪精卫低了两辈。
    从陈的回忆看，其人办事能力、应变能力都非同一般，也是一个极为出色的人物，可惜随汪落水。
    以上三份材料，就是现今我们从公开渠道中所能够找到的全部资料，也是最接近实际的资料，以后所有的揭秘、传说、故事、小说，以及种种离奇的情节，都是从这里生发开来的。
        闲话说罢，让我们通过这三份材料，回到 3月20日，试图还原那天发生的事情：
         
    一、3 月20日白天，汪精卫一行究竟干什么去了？
    陈恭澍说：“二十八年三月二十日，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早晨，大约九点半光景，我正和鲁翘、鉴声三个人在饭桌上研商唐英杰的侦察报告时，魏春风一个人从外面跑来告诉我说：‘汪家正在打点行装，有全家外出模样，还不知道要到那里去？’相隔不到一两分钟，徐先生也打电话通知称：‘他偕同家属准备午前起程到打叻去，是否在那里住几天，或者转道西贡，就此放洋，此刻还弄不明白。’以上两则消息虽出自不同来源，但却相当脗合，以此为据再略加推断，几乎可以判定汪某全家就要离开河内了。”
    陈恭澍听了，当即决定尾随狙击。这次行动，我们当然已经知道，以失败而告终。
    在许多年以后的回忆中，陈恭澍兀自不解，他提出了三个问题：“汪某一行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为什么要过了桥停在路边？停在那里干什么？是否发现了有人跟踪就折返河内呢？还是另有其它原因？”
    对此，陈认为：“不但笔者无法解释，而且是永远也不会再有答案了！”陈还说：“民国三十年十月笔者在上海失事被捕，在讯问时，注妻陈壁君曾提出不少问题，现在想来，为什么当时不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去反问问她呢？不就可以解开这个多年闷在心中的疑团了吗？”
    还好，陈恭澍虽然至死不解其中缘由，我们倒是有机会解答这三个问题了。陈恭澍的疑问之一，“汪某一行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答案：春游。
    何文杰说：“凶案发生的前一天，天气晴朗，有人提议到市郊的三桃去逛逛。于是两位老人家、十一姑丈夫妇、国琦、媺姑和我们两个，带着一个卫士，分乘两部汽车，趁天气还未太热，便赶早起程。”
    何文杰口中的“十一姑丈夫妇”，即指曾仲鸣和方君璧。
    由于王鲁翘的“误中副车”，使得曾仲鸣成为汪派当中最富盛名的人物之一。其实，即便他没有随汪精卫“落水”、并替汪精卫送掉一条命，曾仲鸣也是一个十分出色的人物，在民国史上应该有他一笔。
    曾仲鸣，1896年生，福建闽县人。说到曾仲鸣，就不能不说他的姐姐曾醒和他的太太方君璧。
    曾醒，1882年生，适福建侯官县方家的老四方声濂，1901年，因方早逝，寡居的曾醒遂与方家的弟妹们方君瑛、方声涛、方声洞等赴日留学。1905年，同盟会成立，曾醒与方君瑛、方声涛、方声洞和两个弟媳，一起成为同盟会最早的一批会员之一。此后，曾醒及方氏姐弟结识了汪精卫及后来成为汪太太的陈璧君，并成为终生不渝的好友。
    曾醒的性格，犹胜于男，亦曾参与汪精卫谋刺摄政王的活动。
    辛亥革命之后，汪精卫出狱，旋即携新婚妻子陈璧君赴法国留学，同行的还包括方君瑛、方君璧，曾醒以及曾醒的弟弟曾仲鸣。
    方声洞则已于1911年 4月27日在广州起义中献身，成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同时牺牲的，还有喻培伦。 方君瑛生于1884年，她的十一妹方君璧则生于1898年。

    按：侯官县的方家是个大家族，老太爷叫方振隆，曾为福州藩司幕僚。膝下有三子，即方家澍、方家湜和方家泌。这三个儿子，个个家中人丁兴旺，加起来一共生了37个孩子，其中有19个男孩和18个女孩，为便于区分和称呼，按当时的习俗，分男女大排行，像方君璧，在女孩中排行第11，就叫“十一妹”。
    三“枝”当中，最出色的，要数方家湜的子女，像男孩中行四的方生濂、行六的方声涛、行七的方声洞，女孩中行七的方君瑛，还有方君璧，都是方家湜的后代。
    方君瑛也是了不起的女中豪杰，亦曾参与汪精卫等人的暗杀行动，以及广州起义，并以“未能作烈士而遗憾”。
    辛亥革命以后，方君瑛任福建女师校长，监学就是她的嫂子曾醒。1912年，方君瑛偕方君璧、曾醒、曾仲鸣等一起到法国留学。 　　
    在此期间，汪精卫、陈璧君夫妇曾与方君瑛、曾醒照过一张合影，大家在网上可以搜到。其中，后站的男子就是汪精卫，端的是英气逼人，无怪乎能做偶像。
    三个女子，左边的是方君瑛、右立者为陈璧君，中间坐者即曾醒，三人均着欧式盛装，气度不凡，连素以不漂亮而著称的陈璧君亦一派雍容。
    曾醒怀中抱的婴儿，即汪精卫的长子汪文婴。据何文杰、汪文惺回忆说，汪文婴、汪文惺的名字中的“婴”和“惺”两个字，就是为了纪念方君瑛和曾醒而起的。

    曾仲鸣与方君璧年龄相仿，到法国的时候，曾16岁，方14岁，一起上中学。何文杰回忆说：“曾仲鸣在辛亥革命时才15岁，辛亥革命后，汪精卫不肯做官，与陈璧君、方君瑛等八人同赴法国留学，曾仲鸣也是其中之一，在那里，汪精卫为了使他不致淡忘中国文化，曾经给他讲授过文、史。”
    中学毕业以后，曾仲鸣考入波尔多大学学化学，后又在里昂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曾致力于中法比较文学的研究，出过专著。方君璧则是学美术的，考入国立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后成为一位不错的画家。
    1922年，共同相处了十年的曾仲鸣、方君璧二人结婚。这样一来，曾醒、方君璧二人等于是互为姑嫂（弟媳），曾、方两家成为“亲上加亲”的关系。
    毕业以后，曾仲鸣在里昂中法大学（即中法大学的海外部）当负责学生事务的中方理事，后升任秘书长。
    1925年，曾仲鸣夫妇返国，到广东大学当教授。同年，广州革命政府成立，应汪精卫之邀，曾仲鸣进国民政府任秘书，从此进入政界并终生与汪精卫同进退。
    由于曾仲鸣从十几岁就跟着汪精卫去了法国，并随他学习国学，因此俩人的关系在亦师亦友之间，再加上汪精卫与方家人的深厚友谊，以及多年来的上下级关系、汪、曾二人，可说亲逾骨肉。汪、曾两家，跟一家人一样。
    民国著名报人喻血轮说：“二十七年在河内被刺之曾仲鸣，为汪精卫最宠信之人，其人小有聪明，亦能摇笔为文，故汪倚为左右手。”
    据陈公博回忆，“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当天，即1926年 3月20日一早，他发现情形不对，马上赶赴汪精卫公馆。他回忆说：“我到汪先生楼上，汪先生倒不在卧室，而睡在楼上厅中一张帆布床，面色苍白，显然病很沉重。汪夫人见我来．问我有什么要事，而曾仲鸣夫人方君璧正在调药递给汪先生。”

    按：巧的很，1926年 3月20日，蒋介石以“中山舰事件”为标志，吹响了向汪精卫挑战的“号角”。整整13年之后，蒋已贵为中国第一人，反观汪精卫，居然落得这步田地，不禁令人慨叹世事之难料。

    此后，曾仲鸣当选国民党候补“执委”、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等职。
    由于曾家与汪家的亲密关系，因此，何文杰、汪文惺在回忆中，按照方家的大排行，称方君璧为“十一姑”，曾仲鸣自然就是“十一姑丈”了。
    对于曾仲鸣，高宗武评价说：“曾仲鸣这位秘书不仅仅是秘书。早年在法国的朋友当中，曾与汪相交多年，后来成为汪不可一日不见的密友。曾处理汪的全部财务，管理家务，陪同旅行，照料途中大小杂事。曾也是汪的重要顾问，因为肥胖喜欢玩的曾，向来都同意汪的观点。虽然汪少不了曾，两人的个性是不同的。曾是个奔放不羁的人，已有中国妻子，在巴黎学习艺术，喜欢酒、女人和夜生活。”
    关于曾的私生活，高宗武说的事情，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喻血轮在他的《绮情楼杂记》中，就曾经记载了曾仲鸣与当时的京剧名伶新××的种种。
    另，前述中何文杰、汪文惺的回忆中，还曾提到“媺姑”，这自然是指朱媺。按辈分论，何文杰夫妇比朱媺还高一辈，不知为何如此称呼。
    陈恭澍的疑问之二，“为什么要过了桥停在路边？停在那里干什么？” 答案：休息
    陈恭澍回忆说：“走了一程，遥遥望去，相距约有八、九百公尺处，有两部黑色大轿车，停在路边一块空地上，虽然看不大清楚，由于正好是两辆大轿车，莫非这就是汪家的一行人吗？”
    不错，何文杰说：“那天出外的人特别多，又赶上红河大桥进行修理，我们过桥之后已经比平时慢了大半个小时，路途还远，见到有空地就停下来歇息。”
    陈恭澍的疑问之三，“是否发现了有人跟踪就折返河内呢？还是另有其它原因？” 答案：有人示警。
    陈恭澍回忆说：“……我们的车已越过数十公尺，有人回头一看，停在那里的两部车，已开始移动，忽又听邦国大叫：‘赶快掉头，他们跑了。’我紧急煞车，待掉转车头时，眼看看前车已飞驰而去！听不清楚是谁，正在迫不及待的喊‘追’，巧得很，此刻，我心里所想的，也正是‘追’；我已有意追到有效的距离时，即下令射击！”
    “……无奈何，也只有尾随其后的份，不错，那两部车果然回到高朗街去了。这一趟穷追，落得个徒劳往返，锻羽而归。这还不算，其最大的坏处，是我们已经暴露了身份和意图，从此往后，他们势必提高警觉，加强戒备，也相对的更增加了我们执行上的困难。”
    对此，何文杰是这样“回答”陈恭澍的：“这时候有一部车子驶过来，走下一位法国人士，向我们出示证件声称是警局人员，劝我们不要到僻远的地方。他们接到情报说有人对汪先生不利。在我们离开家门的时候，警方人员暗中就跟在后面，看见我们过了红河桥，果然是要远行，便赶上来想拦阻我们。我们将信将疑，不过他们既然是地主，只好接受他们的好意，不要令人为难，于是放弃了逛三桃的计划，掉头回家。”
    事实上，汪精卫一伙并没有注意到陈恭澍那部载了 7名成年男子的“两个门的福特小轿车”从他们面前经过，而且，在返回的途中，也未发现有人在拼命地尾追他们。
    但陈等人做“贼”心虚，以为已经暴露，结果乱了阵脚，遂不顾一切地决定于当晚提前发起“定点清除”行动。

    二、汪宅中究竟有多少人、是些什么人？
    陈恭澍说：“我们下了不少的侦察功夫，也没有搞清楚这幢房子里到底住了多少人，更不知道谁姓什么、谁叫什么了。” 答案：以 3月20日当天的夜里而言，一共是26人。
    至于“究竟是谁和谁”，陈昌祖告诉我们了：“A 寝室，四哥夫妇； B 寝室，曾仲呜和方君璧； C 寝室，何文杰及其妻子汪文惺；D 寝室，妻妹朱媺和曾仲鸣的大儿子；E 寝室，我 7岁的儿子比尔，女儿玛丽和艾迪，以及两名保姆；F 寝室，两名秘书；G 寝室，一名秘书；H 寝室，我的侄子陈国琦；以上一共是17个人。
    此外，还有 3名卫士、2 名司机、2 名厨师和 2名女仆，一共是26人。”

    三、汪宅的内部格局是什么样的？房间各自的相对位置？
    这是个挺重要的问题，光凭陈恭澍的回忆是搞不清楚的（他要是清楚，也不至于搞得一塌糊涂），而这一点，与我们说明“误中副车”的缘由和过程，是相关联的，所以事前费点时间讲讲有好处。
    何文杰的记性确实好极了，他还画了一张图，仔细地标明了每个房间的相对位置，与陈昌祖回忆当中的那张“房间分配表”对照着看，如在眼前。可惜当年的陈恭澍他们，没有得到这样的资料。
综合陈、何的回忆：
    高朗街二十七号和二十五号，是紧挨着的两栋三层楼。一层各有一个大门，我们假定这两栋楼都是坐北朝南的，那么，按照上北下南的制图方法，二十七号在左（西）边，二十五号则在右（东）边。
    陈昌祖租过来以后，将二层、三层打通，因此，为便于思考问题，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套房子，上下的格局完全一样且对称，只要记着二十七号在左（西）、二十五号在右就行了。
    我们先从三层说起，三层是四间大卧室，中间是穿堂和楼梯，穿堂的南北两头，各有一个厕所和一个浴室。据何文杰说：“25号三楼的前房，是父母（汪精卫和陈璧君夫妇），我们夫妇就住在他们隔壁的后房。”
    所谓“前房”，即与大门同侧的一间（也就是临着“高朗街”的那一面），有阳台，根据我们的假设，这是“阳面”的一间，即 A寝室；那么“后房”就是“阴面”的一间，即 C寝室。
        与此相对应的，就是左边的二十七号，“前房”是曾仲鸣夫妇，即 B寝室；“后房”是朱媺和曾仲鸣的长子、年方 9岁的曾孟济，即 D寝室； 画张简单的示意图，是这样的：  
         
    三层

                      27号                        北                         25号
             D  朱  媺、曾孟济              浴  厕            C  何文杰、汪文惺


              
                                                  楼  梯


             B  曾仲鸣、方君璧                         A  汪精卫、陈璧君


                                                  浴  厕      

                      阳台                                                      阳台

    再说二层。何文杰说得很清楚：“平时我们多在25号饭厅前的一间客厅里聚集，一般来访的客人也在这里见面。”
    “27号二楼的前房住了一共五个人：八舅父的三个孩子和两个女佣。后房和后面的小卧室，住的是汪家和陈家的晚辈亲戚：汪屺、雷庆、陈国琦和陈常焘。”
    对三层有了概念，二层就清楚了，因二、三层的的四个大间是完全一样的。右边：汪精卫的楼下是客厅；何文杰的楼下是餐厅；
    左边，曾仲鸣的楼下住的是陈昌祖的三个孩子和两个佣人，即 E寝室；朱媺的楼下，是汪屺和雷庆，即 F寝室；
    另外，在二层楼梯的左（西）侧，即三层的两个浴室下边，是两间特别小的卧室，分别住着陈常焘和陈国琦，即 G寝室和 H寝室。

    按：汪屺是汪精卫的侄子；陈国琦和陈常焘是陈璧君的侄子；雷庆则不知何许人也，根据陈昌祖的记述，应该是一个秘书。

    在二层楼梯的右（东）侧，即三层的两个厕所下边，北面是厨房，南面是衣帽间。如图：

        二层：
                  27号                  北                 25号
            F 汪  屺、雷  庆        H 厨                餐厅


                                        楼  梯

        E 陈昌祖的孩子和女仆                   客厅

                                     G 衣帽间               
                        
                   阳台                                      阳台

    特别要注意的是，二层、三层的左右两边，即二十七号和二十五号之间，是打通了的。
    一层就相对简单了，阳面，当中是二十七号和二十五号的两个户门，进去之后就是一层的穿堂，各有一个后门，前后门之间，除了楼梯，没有其他设施。
    一层的两间“前房”，即汪精卫和曾仲鸣的楼下，各有一间车库；两间“后房”，左边是警卫室，右边是工人房。 另外，一层的左右两侧是不相通的。
    出了后门，后院里还有并排的四间平房，分别是一间厨房，两个储藏室和一间工人房。
    后院有单独的院门供出入，21日凌晨的刺汪行动，王鲁翘等人就是先翻进后院，再从后门进入二十七号的。    如图：
        一层：
                                         
                           27号                 北             25号               
                            厨          储               储                工




                                       后门               后门
                           卫士                                           工人
        


                                       楼梯                               楼梯

                           车库                                           车库
             二十七号车库门        门                 门            二十五号车库门

    四、曾仲鸣与汪精卫换过房间么？
    这是许多年来流传最多的一个说法，即因方君璧来到河内，原住大陆饭店、为汪精卫耳目的曾仲鸣回来与之团聚，于是汪精卫将自己的卧室让给了曾、方夫妇。
    这个谜，是到了高伐林对何文杰夫妇的采访问世以后，才得以解开的。
    事实上，两个前提都对，即方君璧新来、曾仲鸣未回大陆饭店，但结论错了——汪精卫始终住在二十五号三层“前房”，从未移动过。
    据何文杰回忆：“除了睡觉的时候返回各自卧室，平时我们多在25号饭厅前的一间客厅里聚集，一般来访的客人也在这里见面，除非有事商量，然后请到27号三楼前面的一个房间，那里摆设着原拟用于新房的另一套新家具，既可用作卧室，也可见客，是全屋最整齐的一角。”
    由此可见，曾仲鸣住的这间卧室，原本是个会客室，因最初打算给何文杰、汪文惺夫妇做新房的，所以收拾得最为“整齐”，作为高级会客室，比较合适。
    那么，曾仲鸣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何文杰说：“十一姑刚自香港到来，十一姑丈也就从旅馆回来，住在这个房间里。”
    在采访中，高伐林曾就此事再三追问何文杰，汪精卫到底住没住过曾仲鸣的房间。对此，何非常肯定地说：“他们（指汪精卫夫妇）住在25号三楼前房，从来没有移动过。他们根本没有在27号三楼那间前房住过。”

    五、“油漆店东主”究为何人？特务们究竟知不知道两幢楼是打通的？在回忆中，何文杰曾提到一个奇怪的“油漆店东主”。他说：
    “记不得是（事发）前几天了，我正进入卧室准备歇息，家人叩门告诉我说油漆匠要测量施工面积──我们因为赶着迁入，所以内墙还没有油漆好。我出去一看，来人并不是工匠打扮，说的一口不纯正的国语，不过他自称是‘油漆店东主’，我就让他进入我的卧室。他量了好一会儿，还要我带他进入楼里的每一个房间去。我回答他这是午睡时间，不能把一家人都吵醒，而且量了一间就可以以此为例，推算其余，再从外墙量度，计算一下就行了。我坚决拒绝，他只好悻悻地走了。这人的举动令我觉得突兀，不过过后也就不再放在心上。
    根据此人的情况看，当然不能排除刺杀事件发生之后，何文杰等人神经过敏，但确实令人生疑，“油漆店东主”懂工程预算么，他量了有何用处，此人来路绝对不正。
    问题在于，这个人是谁派的呢？
    陈恭澍在回忆中说了，在他们 3月21日凌晨的行动之前，从未进入到汪宅当中去过，不是不想去，是进不去，否则，也不至于摆那么大的一个“乌龙”。
    另外，当何文杰在叙述这件事的时候，高伐林发现一个重大漏洞，他问何：“那个可疑的‘油漆店东主’进了你的卧房，而你的卧房是在25号的三楼，那么如果他是来侦查的刺客，说明他们知道左右两侧25号和27号都是汪氏的人在住。那么为什么后来刺客还是直奔27号那一侧，对25号这一侧完全不闻不问？”
    对此，何文杰也很疑惑，他说：“不知道，这确实很奇怪。他究竟是否刺客中来侦察的，我并不能确定。而且马上就发生了刺杀事件，我们就无心去验证他的身份了。”
    说到这里，何文杰再次强调：“陈恭澍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曾派手下人‘蹂升屋顶’，用所谓‘倒卷珠帘式’的身手查看过‘目标人物’汪精卫住在27号三楼前房，确切无误。我很怀疑他的这一说法，因为爸爸连写文章都在自己卧室里，晚上不可能在27号的三楼前房出现。”
    其实，这也是陈恭澍的疑问。刺杀行动失败以后，他曾召来唐英杰，提出两个问题，令他做出合理的解释。
    其一：“每次的侦察报告都说汪某住的是曾仲鸣受伤的那一间，为什么事后证明汪某当晚并不在那一间？是不是弄错了？”
    对此，唐英杰“坚称他一点也没有弄错”：“汪某的的确确是在那一间，人是活的，会走又会动，如果临时调换了房间，能说不可能吗？况且在我们已有的资料登记中，曾仲呜并不住在二十七号，他为什么那天晚上忽然在二十七号三楼前房出现，也是一件费解的事。会不会是因为那天的情形特殊，接二连三的发生了许多可疑的事故，因而临时留下来商议应变的呢？”
    对此，陈也无话可说，他后来评价说：“唐英杰的想象力相当丰富，他作了不少的假定，可是如今都已时过境迁，又到那里求证去！”
    关于这一点，陈昌祖的说法，无形当中，倒是为唐英杰的辩解提供了证据。他说：“特务们想必已观察到四哥经常使用仲呜夫妇的寝室，他经常在那与人研究问题，或是与一些重要的客人会谈。尽管有窗帘遮隐，特务们还是能透过网状窗帘，时常看到居住者模糊的身影。”
    前面说过，二十七号的前房，原本就是一间会客室，那么，汪精卫经常出现在这个房间，是必然的。
    其二：“既然前去侦察多次，为什么连二十七号和二十五号两幢楼房从中打通了并在一起使用都没有发现，到底是什么原故？”
    陈恭澍回忆说，对这个问题，唐英杰“振振有词”地说：“我又没有进去，他们在里面的墙壁上打一个洞，装上一扇门，我在外面怎么看得见？就是我在楼顶上倒挂着朝里面张望一下子，也不过是几秒钟的事，又何况从窗子里也只能着到屋子里，至于走廊和甬道中的动静，我没有生着透木眼，又怎么能够着得见。”
    唐英杰还讽刺陈恭澍说：“你陈先生不是说过缺少一竿子到底的内线情报吗？像这种事，只要在他们家里随便布置一个人，他都会知道得一清二楚，也就不致于发生这种错误了。”
    听了唐的话，陈气得七窍生烟，心想：“话是不错，说到‘随便布置一个人’，那里有那么轻松的事。我觉得此人不可理喻，随他去吧！”
    关于二十七号和二十五号的外部结构，高伐林也曾问过何文杰：“特务们从外面监视，应该看得见这前面临街的是一左一右两间？”
    何文杰说：“刺客们从门前走，应该看得见前面临街的房间格局。不过这栋洋楼的前面倒没有楼房，相邻楼房是在右侧，如果他们是在那里观察，只能从侧面看得见27号前面这间房。”
    这里，何文杰的意思是说，二十七号和二十五号的对面，没有适当的场所供特务处掩蔽，如果按传说的那样，确实有特务曾利用附近的建筑物“蹲坑”监视的话，那么只能是在二十七号的旁边、即同一侧的“相邻楼房”上做文章。不过在这个位置，可想而知，只能看到“27号前面这间房”，而对于隔着它的二十五号三层“前房”，当然是看不到的。
    尽管看不到，但是可以用脑子来想。
    第一，前面说过，在监视中，陈恭澍已经注意到：“积多日观察之结果，发现住在这幢房子的人，相当多，男女老少都有。”
    既然如此，那么，根据二十七号南、西、北三个方向的外立面面积、以及门、窗的分布，不难估算出这样一南一北，总共六个大房间的一座三层楼（其中还有一间是车库），能不能住得下这么多的人——总不成分男女生宿舍，大家打通铺吧！
    第二，还有一个细节，提请大家注意——二十七号和二十五号的一层，并不相通，进进出出的话，要各走各的门。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监视”，居然没有发现两个楼是住的是同一帮人，岂非咄咄怪事！
    当然，为了掩人耳目，不排除汪精卫一伙也许会从后门进出、或者只从二十七号进出的可能，但是大家不要忘记——汪宅的两部汽车，总不可能从一个门开出去吧！
    退一万步说，即便原来没有注意，那么，就在20日当天的外出“旅行”当中，汪精卫一行可是堂而皇之地乘着两部汽车一同出发的，难道还不足以提示陈恭澍们，应当关注紧邻的二十五号么？
    如果没有，那就不仅是唐英杰有问题——首先是陈恭澍有问题。

ys1937

54、河内剌汪案（4）

    六、刺杀当中，到底开了多少枪？
    陈恭澍回忆说：“我只先后听到两次枪声，其五、六响，不像文中所说的开了好几次枪。至于是否有五、六个人受伤，当时未便查证，事后也未看到报纸上有此项报导。”
    陈的意思是说，他的手下放过两排枪，加起来是“五、六响”。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几声枪响，打破夜间的沉寂，坐在车上的我，想是最敏感的了。我把车子移动了一个位置，对着二十七号那个方向看看，一无动静；又环顾周匝，也不见人影，正在猜测刚才枪声的原由时，又来了，又传来枪声三响。我再次慢车缓行，准备接应他们撤退上车。
    放第一排枪的，是陈邦国，那是在他们翻墙进入汪宅、并踹开后门、进入二十七号之后，留下陈邦国把守一层。陈恭澍说：
    “陈邦国易攻为守，留在底层，以便掩护上楼去的安全，同时也要保住出去的通路。他定下神来，搜索四周，忽然发觉有人推开房门、探出头来、朝外偷看，一时情急，举枪便射，他朝向那扇房门一连开了好几枪，嘴里吆喝着：‘再要出来，我也要真揍了。’当时也不知道可曾造成伤亡，不过，倒是把对方压制住马上缩回去了。
    第二排枪，就是由王鲁翘发射，并将曾仲鸣打成重伤的那三枪。这三声枪响之后，陈恭澍看了一下表——很显然，他已经估计到，这很有可能就是制裁“汪逆精卫”的枪声，因此需要记下确切的时间，以便向上级报告。同时，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也确有明确记忆的必要。
    陈恭澍回忆说：“我看看表，此刻已经过了午夜，算是第二天的零时过九分了。”
    据陈回忆，他们是“三月二十日晚上十一时四十分”出发的，“几个转弯已经开到汪寓附近”，看来陈恭澍他们的住所与汪宅很近，路上应该不超过15分钟。
    这样算起来，从王鲁翘等破门进入汪宅，到任务“达成”，是次日“零时过九分”，前后总共也就是持续十来分钟的事情，也许还要短。
    我们再看汪精卫一方谈的情况，不大一样，有些且大相径庭。据何文杰回忆，当夜，他一共听到了三排枪声。
    他说：“3 月20日晚上，大家照常饭后在客厅聊天，到了11点左右便各自散去，回房就寝。在我的记忆中好像只是刚刚合眼，便给噼噼啪啪的声音吵醒。年轻的时候，我是最嗜睡的，连我都醒过来，可见声音也就一定不小。不用说，妻子早就睁着眼了。”
    何迷迷糊糊地问：“是什么声音？”汪文惺同样迷迷糊糊地说：“大概放爆竹吧？”  
    何文杰回忆当时的情形说：“一想不对，农历新年早就过去，而且这时候夜静无人，这里离开街市也很远。我一边想一边翻身起床，走出房门口。”
    这时汪精卫也正开门张望。他轻声问何文杰：“是什么？”何说：“别是有什么人来捣乱吧。快回到房间里不要出来，我去看看。”
    这时，何文杰已经“开始感觉到有点不对劲”，他随即将汪文惺也推进了汪精卫的房间。  
    何文杰说：“忙中鞋子没有穿上，走起路来正好没有一点声音。我沿着楼梯往下走了几步，噼啪的声音又起，这时已经很清楚地知道那是枪声，却一时分辨不出是从哪里传来的。
    走到三楼和二楼之间的楼梯之间，何文杰说：“往下面一望，见到走廊的灯亮着，二楼后面两屋相通的门口忽然伸过来一只手，摸索到墙上的电灯开关就一下子把电灯全部熄灭了。我不觉一怔：这是什么人的手？已经有人入屋了？马上缩身走回老人家的房间，把房门关紧，四个人背靠墙壁，坐在地下。这时别无办法，这样子已是相对安全的了。”
    提示：请注意伸过来的这只手。此时传来了第三排枪声：“这时候噼啪连声，更夹杂着脚步声，敲击声，感觉上好象有人从天窗上跳下来似的。”
    此时，何文杰曾经向窗外，即高朗街上窥视：“我们噤声不响，我悄悄地走近露台，向外张望，看见对面十字路口的街灯底下有一个人正向我们这边跑过来，我立刻闪避，免被外面的人看见。同时轻声嘱咐大家千万不要作声，不要走动。”

    按：此人应该是留在在院外接应的陈步云。

    按何文杰的叙述，他应该是听到了三排枪声，当然，第一次的“噼噼啪啪的声音”，也可以解释为砸门的声音，因王鲁翘他们破门而入时，动静颇大。陈恭澍回忆说：
    “后门之内的这个小院落，也不过五公尺见方；另有一小门通向隔邻，当时他们未加注意。走上三级台阶，乃是通向后院的房门，进了这个房门，才能够登楼入室。陈邦国先用手掌按了按这扇门，意在测试一下它的质料与坚固的程度，又转动了一下门球，料得到一定是关得紧紧的，他也不多加思索，顺手从腰间抽出一柄预先备好的斧头，连劈带砍，又猛力用脚一踹，果然应声洞开。不用说这一阵巨响，又值深夜，势必大大惊动了汪家上下人等，只是看不见罢了。”
    不过，砸门的声音与枪声，应该说区别还是蛮大的。况且，何文杰、汪文惺两口子在睡梦中，曾经误以为外边在“放爆竹”——爆竹的声音、应该与枪声更为相似吧。
    因此，何文杰听到的第一排枪声，与陈恭澍在回忆中提到的、陈邦国在一层“朝向那扇房门一连开了好几枪”，应该是对应的。
    最后一排枪声，肯定就是射向曾仲鸣的那三枪了，当然，曾远不止中了三枪。
    奇怪的是，何文杰听到的第二排枪声，陈在回忆中并未提起，事实如何，我们看看现场的情况就知道了。

    七、除了曾仲鸣，汪方还有谁在此次袭击中受伤？
    这个问题，与开了多少枪，是相关联的。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看陈恭澍所叙述的射杀“汪精卫”（曾仲鸣）的详细过程：
    当陈恭澍所述的第二排枪响过后，他正开着车在汪宅门外“兜圈子”，陈回忆说：“这样，约莫又耗去了两三分钟，突然发现鲁翘一人双手插在裤袋里，从一条小巷子里转出来，我急忙剎车，也有意的发出一声‘嘎’的声响，是在招呼他上车，其实，他早已看到我了。”
    一上车，王鲁翘就说：“事情已经办完了，眼看着汪某的腰部中了三枪，两条腿只颤动了几下就不再动弹了，整个身子都蜷伏在床下。所欠的，倒是始终没有看到他的面孔。”
    陈恭澍回忆说：“我听了非常兴奋，有一阵如释重负般的轻松，这是我受命执行本案以来，最愉快的一段时刻，要问为时多久呢？可能只有两秒钟。”
    “愉快”为时甚短的原因，当然是杀错了人。陈恭澍回忆说：“等到了四点五十分光景，电话响了”。
    来电话的是徐先生，他“劈头就说”：“你们搞错了！那个人好好的一点事情都没有，受伤的是曾仲呜……”
    陈恭澍回忆说：“笔者听到这里，已经没有心肠再听下去，真如万丈高楼失脚，全身都凉了，只觉先从心头凉起，随着血液循环，手脚也冰冷了，终于僵在一边，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不一会儿，徐先生再次来电：“有三个人被逮去了！”

    按：被捕的是余鉴声、陈邦国、张逢义。何文杰回忆说：“余鉴声、陈邦国、张逢义等三名刺客出去后不久就被警察捕获，化名杨卫河、张亚东和袁伯勋，自称是小商人，激于爱国之心，愤而杀人。他们杀曾仲鸣并没有什么意义，目标应该就是汪精卫。”
    此后，余等三人被安南当局判刑，抗战胜利之后才重回故土。

    陈恭澍回忆他当时的心情说：“这又是一盆冷水兜头浇了下来。徐先生的话，无可置疑，事已至此，我只有俯首接受此一事实，更要以坚强的意志承担这重重的一击。”
        许多年以后，在回忆“河内刺汪”的时候，陈恭澍感慨地说：“这两秒钟如与几十年一比，简直长短悬殊的不成比例，而人生有这样遭遇的，想是不多。”
    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误中副车”，陈恭澍多次与王鲁翘“检讨”当时的情况：

    按：当天出发的“河内七剑”当中，陈恭澍始终开着车在汪宅院外逡巡，随时准备“得手”开溜。

    下车的六人中，“张逢义防守于后门以外，陈步云则游动于巷道与街道之间，他二人并取得呼应。”
    除了他们仨，进入汪宅后院的，是陈邦国、余鉴声、唐英杰和王鲁翘。破门而入之后，陈邦国守一层、唐英杰守二层并上下呼应，上了三层的只有余鉴声和王鲁翘。
    及至刺汪“成功”，余鉴声、陈邦国、张逢义在撤离的时候被捕。剩下的三人中，唐英杰没有看到王鲁翘射击时的情况，陈步云则连汪宅的后院都没有进去，提供不出可供“检讨”的资料。
    因此，能够与陈恭澍“切磋”情况的，只有当时的射手王鲁翘一个人。很显然，以下的情况均出自王鲁翘的转述：
    “且说正在楼上的王鲁翘他们几个人的活动。鲁翘飞步来到二楼，楼梯口的电灯还是亮着的，却不见一个人影，间间房门也都紧紧关着。他正待转上三楼之际，突然有个年纪轻的人从楼梯后面钻了出来，恰巧和鲁翘打了一个照面；鲁翘为之一惊，立刻上下打量了一下，看他空着双手，面带骛惶，也不是预定的行动目标，这才稍稍放心，遂用枪口对着那个人摆了几下，小声叫他：‘不要喊叫，赶快回去’，说着也顾不得那个人下一步动作，转身又跨级跃登三楼。
    提示：请大家注意这个“年纪轻的人”和他当时所处的位置。
    “鲁翘到了三楼，手扶栏杆往楼下一瞄，鉴声已经站在二楼的楼梯口，鲁翘问道：‘看见那个人没有？’鉴声摇了摇手。于是鲁翘已无后顾之忧，这才放心大胆的奔向右首，靠近前端的那间主房。”
    “这是我们预先侦察好了的，而且还叫唐英杰潜伏在房上复勘过两次，所以在我们的心目中，确定这就是汪精卫的卧室，他每天起居就在这一间。鲁翘推门，推不动，再拒动门上的把手，也扭不开，可以肯定这扇门是在里面拴上了，同时也证明了房内一定有人。鲁翘退后两步，借着那股冲劲一脚踹去，还是踢不开。他情急智生，转身到楼梯口，打手势给余鉴声快把斧头传上来，鉴声会意，正预备纵身跳下去的时候，唐英杰飞一般的已把斧头带上了三楼。”
    “鉴声招呼英杰下来代替他的警戒位置，自己也到了三楼。鲁翘、鉴声二人合力劈掉了这房门中间的一块木板，探手摸着里面的门球转动了好几次，还是没有办法把门弄开，这才确定门是锁上的。此刻，门板上已露出一个一尺见方的大窟窿，鲁翘蹲下身子，歪着头朝里一看，在灯光照射下，只见床铺底下趴着一个人，而且是个大男人。他上半身掩蔽在床下，完全看不见，腰背双腿则全部暴露在外面，想必是闻声知警，一时不知所措的一种逃避行为。依据看得见的体形为断，以及先入为主的意识作用，这不是汪精卫还有谁？”
    “鲁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立刻作出了判定──趴在床底下的那个人，就是汪精卫。鲁翘毫不迟疑，举枪便射，他一连开了三枪，因为距离太逼近了，眼见粒粒子弹都射入床下人的腰背。其唯一使鲁翘同志引为遗憾的，就是打不开门，而没有办法把那个人拖出来看个究竟。”
    这就是陈恭澍回忆的误杀曾仲鸣的全部过程，按他的说法，从后门进入汪宅楼体之后，只有王鲁翘开过枪、且只开了三枪。陈恭澍说：
    “至于是否有五、六个人受伤，当时未便查证，事后也未看到报纸上有此项报导。”我们再看看何文杰的回忆，场面极为血腥：
    “过了一会儿，再没有动静。我把妻子和两位老人家稳住在房间里，再走到外面探视。很明显的，事情发生在27号，我径直推门走过去查看，迎面碰到媺姑腰部以下染满了血迹，不住地发抖。我问她伤在哪里，她却连连摆手，说受伤的是十一姑丈和十一姑。我走进去，借着床脚地上放着的一盏灯的微光（卧室里留着一盏灯是十一姑丈一向的习惯），我摸索到十一姑丈和十一姑躺着的地方，一伸手就触摸到地上一滩厚厚的、滑腻的鲜血，同时听到十一姑丈强忍着的呻吟声。我不再迟疑，立刻催促媺姑打电话召救护车——自己不懂法文，真是没有一样办得通。电话装在25号二楼衣帽间外面的墙上，我就把她连拖带抱地送到那里，好不容易才接通了电话。”
    “这时候27号也有人用法语呼救，那是汪屺的声音。接着国琦兄用手帕扎着左腿过来，他虽然受了伤，还能够挣扎着走动。他说受伤的还有厨师何就，卫士戴芸生和陈国星，而情况最严重的就是十一姑丈和十一姑。”
    从何文杰回忆的情况看，当晚受伤的人有六个：曾仲鸣夫妇、陈国琦、厨师何就，卫士戴芸生和陈国星。如果像陈恭澍所说的，一共只开了五、六枪，其中还有三枪是冲着曾仲鸣一个人打的，那其他的人是谁打的？
    我们再接着看各人的伤情。陈昌祖说：“十到二十分钟后，警察赶到出事地点。过后，又有三辆救护车赶到现场，在四姐的陪送下，把四名受伤者送到医院。”
    何文杰则说：“警察和救伤车终于到了，我和妈妈（指陈璧君）跟随着救伤车把十一姑丈他们两位和全部受伤的人送进河内的法国陆军医院。那所医院的一切就在当时也显得落后，人手缺乏，把情况最严重的十一姑丈送进手术室后，中了四枪的十一姑躺在担架床就没有人照料了，还是我们家人到处找来一张床单给她盖上。”
    陈昌祖说：“曾仲鸣负伤最重，其腹部被枪弹打得布满了窟窿，尤如蜂窝。马上为他做手术，并进行输血，何文杰和其他一些人为他献了血。”
    从陈昌祖的回忆看，曾仲鸣的伤口被打得“尤如蜂窝”，那么显然不止中了三枪，而是遭到了扫射。何文杰说：
    “十一姑丈胸部腹部中了许多枪，必须马上输血，可是医院却没有血液的贮备。抗日战事开始的时候，为了应变，我们都做过血型鉴定，现在用上了。十一姑丈和我都是 B型，我立刻告诉医生，医生也来不及再作鉴定，就动手从我身上抽血给十一姑丈。他用的是一具古旧的复式唧筒，把血从供血者身上抽出，同时输进伤者的血管，可是这具唧筒毛病百出，两面俱漏，弄得淋漓满地。这时十一姑丈还轻轻地对我说：
    ‘阿杰，浪费你的血了。’”再说方君璧：“十一姑身中四枪，一枪穿过右胸，击碎一条筋骨然后从背后穿出；一枪穿过左膝盖，从膝下穿出；一枪洞穿右腿；另一枪擦过右胸。”
    陈昌祖说：“幸运的是，她的膝盖未被子弹打碎，但是，第一颗子弹给她造成重伤，带来许多麻烦，引发胸膜炎，并伴有高烧。因此，她不得不在医院呆上三个月。”
        其他人的伤势都不重，陈昌祖说：“我侄子国琦仅右腿上受点轻伤，当天就离开医院。第四名负伤者是个厨师，名叫何就，其左胸中弹，被迫在医院上呆上两个星期。”
    麻烦的是曾仲鸣，何文杰说：“医生为他动了手术，切除了一尺多长的小肠，洞穿太多，无法缝补了。十一姑丈这时想到向来由他经管的一切，挣扎着叫人把国琦叫来，吩咐了几句，又叫人把支票簿拿来，要签一张空白支票，以防万一有急用而取不出钱来。他人已经非常虚弱，签了又签，才选了一张笔迹没有太走样的。”
    此时，汪精卫执意要来医院看望曾仲鸣。何文杰说：“爸爸来了电话，坚持要来医院看十一姑丈，这种时候，就连妈妈也无法阻止。”
    以汪精卫与曾仲鸣的关系，于情于理，这趟医院，汪精卫是必须要跑的。于是，何文杰与陈璧君赶回寓所，看怎么样能够避免危险。何文杰说：
    “一位在法国商店当经理的朋友阿兰，听说我们家出了事来探问，这时自告奋勇，提议由他驾他的车送爸爸到陆军医院，谅可避免特务的注意。于是我们上了他的车，爸爸在后座尽量伏低身体，我和妻子二人在两侧把他遮挡住，妈妈坐在前面司机旁座。打开大门车子一冲而出，虽然还是不少人探头探脑，总算没有人跟踪。”
    汪赶到医院，与曾“执手相看”，此时曾仲鸣自知来日无多，于是说：“国事有四哥，家事有十一妹，我也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何文杰说：“我们催爸爸不宜多留，他也知道多留无益，于是仍照来时的办法，由我夫妇两人送他坐阿兰的车回家，他一面拭着眼泪，一面为十一姑丈找出全套干净衣服让我带回医院备用。”
    延至21日下午四时许，曾仲鸣终告不治。
    事后，很显然地，汪家人也会反复地讨论事发时的情况，最终归纳出了“事情的轮廓”。综合何文杰与陈昌祖的回忆，对照陈恭澍的说法，才能看清最接近真实的情况。
    以下，就是“河内刺汪”的实录：
    第一，“估计刺客约三、四人，从27号后园越墙进入，卫士戴芸生闻声出来看，就遭受枪击，弹中手臂；陈国星伏身汽车后面，也被扫射，水泥地面的碎片溅伤了他的胸部。”
    事实：这就是何文杰听到的第一排枪，即陈邦国开的那几枪。
    第二，“刺客从底层的楼梯上二楼，国琦已经听到声音走出房门，正伸手把电灯熄灭，就被刺客的手电筒照射到，跟着就是一排枪。幸而只是洞穿右股，被迫退回房间。”
    陈昌祖的回忆，略有不同，但没有本质区别：“这时，一定有人碰了一只椅子，我侄子国琦当时正在二楼的 H 寝室内睡觉，其房门正对着楼梯，他听到外面有响动，便打开门，想出来看个究竟。他看到一些人正登楼而上，有人看见他打开房门，便朝他开枪，他立刻退回屋内，把门扣死。”
    事实：陈国琦住在紧邻二楼楼梯口的 H寝室，听到枪声，出来查看。陈很机警，见到满堂大亮，马上将灯关掉，何文杰提到那只“关灯的手”就是陈国琦的。恰在此时，王鲁翘抢上二楼，当即开枪，将何逼回房内。
    这是第二排枪，射击者是王鲁翘。并不像陈恭澍所说的“遂用枪口对着那个人摆了几下”。

    按：这里又发生了一件怪事——王鲁翘等并不知道二十七号的内部结构，但他们进入汪宅以后，毫无阻窒，直奔三楼，关键是二十七号里边是开着灯的，就好像知道当天夜里有“客人”来，怕他们看不见路似的。陈恭澍在回忆中说：
    “还有一点也是一个不可解的疑团，那就是从下而上整个一幢房子里的电灯都是亮着的。这个时候已在午夜，照说已熄灯睡觉，是汪家的人被撞门声以及按着发作的枪声惊醒了而开的灯呢？还是原来就不曾关灯？我们不知道电源的总开关在什么地方？假如鲁翘他们进去之后而是一片漆黑的话，那以后的情况也许就不同了。”
    就此，陈恭澍再三问王鲁翘：“有没有留意亮着灯的这件事？”王说：“从进去到出来，好象和白天一样，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件事。”

    第三，“刺客继续登上三楼，那时十一姑丈和媺姑同时从前后两房间出现，见到刺客已经迫近，只得一起退进前面十一姑丈的房间。刚刚把房门锁上，刺客即已赶到，用利斧把房门劈开了一个洞，伸手进去开枪。这时朱媺刚好蜷缩在门侧的一个死角，避过了枪击，枪弹都射到十一姑丈和十一姑身上了。”
    在这里，何文杰的回忆有点太简单了，也许是时隔多年，多少有些遗漏，我们看看陈昌祖的说法：
    （一）“刺客继续往顶上爬去。枪声惊动了曾仲鸣、方君璧和朱媺。他们走到门前时，刺客们已经登上楼来，并朝他们开枪。曾仲鸣的背部中弹，他被方君璧和朱媺拖进屋内，并把门锁牢。”
    事实：很显然，曾仲鸣夫妇和朱媺听到动静，出来查看，正撞上从二楼上来的王鲁翘，曾等转身就跑，急切间，王鲁翘显然认为这是汪精卫无疑，于是开枪从后面击中曾仲鸣，方、朱拼死将曾拖回房间并紧锁门户。
    这是第三排枪，陈恭澍在回忆中没有提及。在这之后，才是陈恭澍讲的“劈门”那一段情节。即：
    “鲁翘推门，推不动，再拒动门上的把手，也扭不开，可以肯定这扇门是在里面拴上了，同时也证明了房内一定有人。鲁翘退后两步，借着那股冲劲一脚踹去，还是踢不开。他情急智生，转身到楼梯口，打手势给余鉴声快把斧头传上来，鉴声会意，正预备纵身跳下去的时候，唐英杰飞一般的已把斧头带上了三楼。”
    王鲁翘后来对陈说：“我第一个念头幸喜这扇关得紧紧的门是木头作的，如果那是一铁门，还不知道如何是好呢。不过，虽然是木门，却很结实，抡开斧头一劈，就会觉得它的坚硬了。所以劈了好多下子，才算劈开一个窟窿。这个窟窿并不整齐，成不规则的锯齿状。”
    （二）“这时，刺客赶到门前，开始撞门。但没有用，他们使用一把斧子或者其他的一些硬金属打门，打碎了一块门板，把自动枪从门洞伸进屋里，猛烈扫射。此时，曾无力地躺在床上，鲜血不断地从中弹的伤口涌流出来，方君璧正坐在床边。他们距被打碎的门洞仅几尺远，成为刺客最容易击中的目标，刺客把枪内所有的子弹几乎都射向了他们，他俩都负了重伤。朱媺最为幸运，当她把门锁好之后，就蹲伏在门后，靠在墙角紧贴着墙，未受到丝毫损害。”
    事实：这是第四排枪，即王鲁翘的所谓“三枪”，这一排枪，火力极其猛烈，据陈昌祖说“射击持续至少一分钟”。
    这里，陈所说的射击“一分钟”，显然言过其实，因当时他并不在现场，他所说的都是来自别人的追述。我们知道，人处在恐怖环境当中的时候，会感觉时间过得很慢，所以，那如同地狱一般的瞬间，对于汪等一伙肯定极为漫长，所以会产生错觉。
    不过，从曾仲鸣“腹部被枪弹打得布满了窟窿”，方君璧亦中四枪的情况看，说当时王鲁翘在“扫射”，并不为过。
    看来，王当时所持的，并不是陈恭澍所说的“二号左轮，只能装五发子弹”，而是稽小姐送来的“勃克枪”，在那个年代，用驳壳枪打连发，真的就相当于今天的“微冲”了。
    （三）“刺客认为已达到目的，确信四哥已经死了，便拾级而下，到达一楼时，他们看见有人正在厅内，准备往卫士居室内后退，便朝他开枪，这个人负伤倒地。刺客们离开公寓，越墙而走，消失在黑夜里。”
    事实：这是第五排枪，被打伤的即厨师何就。最后，何文杰补充说：“他们离开的时候还留下胶鞋手套，和两排全未用过的子弹。”这也从侧面证实了，王鲁翘等用的确是驳壳枪。
    至此，我们已经明瞭，在整个“行动”过程中，王鲁翘等一共五次开火，造成一死五伤。
    那么，陈恭澍为何一口咬定只开了“五、六枪”呢？说来也很简单。
    在回忆中，陈恭澍不止一次地标榜军统局纪律之“森严”。如他在“英雄无名”系列回忆录的“卷头长白”中，再三强调说：
    “先就一个地区的工作负责人来说，凡是制裁工作，不是奉令执行，便是项目请示奉准的，绝对没有想杀谁就杀谁的权力。”
    “现场指挥者，也是只能对上级指定的目标进行侦察、相机执行。假如临场遇有妨害工作进行的障碍、阻挠等情事，原则上固然要立予清除，但也须考量实际情况立下决断。”
    “也有很多人误解，认为戴雨农先生必然是操有生杀大权的了。这个问题可以肯定的回答：‘他也没有，绝对的没有！’他是我们这一部份工作的领导者，也是国家政策关系事务的执行人，一切举措，均有所遵循，而且是纯理性的。如果说，他对上进言的机会比较多些，那是事实；可是绝对不如外间所传说和臆测的那么‘霸道’。”
    陈还特地举了河内刺汪、误中副车的例子，他说：“这种种情况，虽然牵涉不到直接责任，但主事者仍不免要受到警告、记过等行政处分。可知凡是没有事先奉准的案子，固然不容许自作主张，就是在一定的目标外，做错了也不行。行动制裁工作绝不是‘随便’从权的。”
    即便是在“刺汪”的准备过程中，陈恭澍依然在不断地强调这一点。
    在与余乐醒研究所谓“软性行动”的过程中，陈恭澍曾经提醒余：“即使把有药的面包一如往常的送到了汪家，又怎能确定是汪某一人独享？若是夫妻二人共餐，多除掉一个陈璧君，并不为过，万一全家包括亲属佣工在内，那岂不是累及无辜？”
    对此，陈回忆说：“乐醒兄对于这一层，看样子大有顾不了许多的意念，可是他却说不出口。”
    就在 3月20日夜里，陈恭澍驾车前往汪宅的路上，陈还在“重复的告诫”王鲁翘等人：“千万要记得‘罪不及妻孥’那句古话，除目标人物外，且不可伤害到其它的人。”
    对此，在与陈恭澍的“工作检讨”中，王鲁翘也一口咬定：“就是因为那个人下半身露在外面而上半身盖在床底下的原故，所以才会认定那就是汪精卫，如果那个人是坐着或者是站着的话，当然会分得出来，你知道，我是认得曾仲鸣的，也就不会对他开枪射击了。”
    具体到汪案，陈的手下，显然没有做到“罪不及妻孥”，如果照实写来，岂非自打嘴巴！无法自圆其说，只好用点“曲笔”。
    另外，还有个技术问题——如果照实说，开了那么多枪，结果汪精卫毫发无损，反倒是打得旁人血肉横飞，丢人不丢人！

    八、汪精卫的卫士是干什么吃的？
    纵观整个行刺过程，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汪精卫一方毫无还手之力，几乎等于是在挺着挨打。那么，汪精卫的卫士没有枪么？
    对于这个问题，高伐林也注意到了，因此，在采访中，他曾问何文杰：“汪氏有卫士，难道没有自卫武器？”
    何文杰说：“没有。当时法国殖民当局说，安南地方除了法国人，谁都不允许有枪，也谁都不可能有枪，所以我们的卫士也都没有自卫的枪。”
    陈昌祖则进一步解释说：“当初，有两名卫士随四哥一起乘飞机到达河内，以后，又有几名卫士乘火车来到河内，其他大部分卫士都留在昆明，等候下一步的指令。印度支那是个中立国家，因此，所有到达河内人员的武器都留给了龙云，四哥名义上由法国警察保卫，公寓内的保安措施，实在是太松懈。”
    这一点，曹师昂在给陈恭澍送枪的时候，也曾经做过说明：“老兄一定知道这里是法国属地，他们为了提防安南人民的反抗运动，对于持有或使用武器的，不管是谁，一律判以重刑。”
    也正是考虑到往河内运送武器的难度，才煞费苦心地物色了一个有着浓厚法国背景的人来承担这个任务。
    九、魏春风怎么会出现在汪宅门外？
    那是 3月20日夜，陈恭澍的汽车刚刚开到现场的时候。陈恭澍回忆说：
    “我们的车子刚刚在高朗街左侧的一条巷道中停下来，而鲁翘他们几个人还不曾全部跳下车来的当口，突然有两名安南籍的便衣警探由暗处走拢到面前，他们叽叽呱呱讲了些什么，我们都听不懂，再打手势，比划了好一会，这才明白是示意我们不可在此停留，赶快走开。这虽是未可抗拒的事，但却阻碍了我们下一步的行动。”
    此时，魏春风仿佛从天而降：“正值进退两难之际，魏春风有如及时雨一般的出现了，他也没有多问，便拉了一个警探走向暗处，另一个也跟了过去，不知道他们嘀咕了些什么，不一会魏春风向我点头，跑了过来，他问我身边有没有带钱，我未加思索的一摸口袋，掏出来就塞给魏春风了，他数了数，全部有四千五百元，五百一张，一共九张，他嘴里说着‘都给他们算了’，转身又去和那两个人周旋去了，我呆在一旁，一时还会不过意来。”
    陈恭澍说，“魏春风很快的就回来，说已经‘打发’走了。”
    这是整个“河内刺汪”行动中，最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陈恭澍评价说：“这件事太不可思议了，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怎么说也难以置信，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很遗憾，这件事无解。

    以上九个问题，就是根据现有资料，能够看清的“河内刺汪案”的全部过程。
    大家都看过电影《天下无贼》吧，两个很蠢的贼在火车上抢劫，范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冯怒曰：“严肃点，都不许笑，这儿打劫呢！”
    纵观所谓“河内刺汪”，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很不“严肃”。说句不好听的话，基本上看不到任何“技术含量”，其简单粗暴、直来直去，令人发指，把一起政治谋杀搞得直如乡下土贼打家劫舍一般。
    许多年之后，陈恭澍将“河内刺汪”形容为“博浪一击，误中副车”，并总结出了“肇致”失败的三个原因：
    第一，“事实上，不能不承认，是我们的侦察工作做的不够彻底的原故。我们事前只知道高朗街二十七号这是汪的寓所，却不晓得还有二十五号那一幢是打通了的。”
    这一点，我们前面说了，其错，主要不在唐英杰，而在陈恭澍。
    第二，“若不是当时直觉的误以为趴在床底下的那个人就是汪某，也一定会继续的搜索下去，一直到发现汪某为止。即使事先不了解两幢房子合而为一，也会在搜索行动中发觉的。”
    第三，“曾仲呜如果不是钻到床床下掩蔽了头部，鲁翘、鉴声都认识他，在没有制裁命令的许可下，绝不会对他开枪。也就是说，若从门洞里能看清楚了曾仲呜的面孔，那以后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由于以上这三点因素，有的是人谋不臧，有的是机遇巧合，因而阴错阳差，终于肇致了这一重大的挫败。”
    从陈恭澍的“总结”中，我们不难看出，陈讲的全是“技术”问题，或说枝节问题，用我们现在的话讲，没有丝毫触及“灵魂深处”的东西。
    对此，我们前面说过，有些可能是他不方便讲，更多的，恐怕是他也不知道。
    对此，许多年以后，隐隐约约地、陈恭澍也意识到了，在整个“刺汪”案中，不要说是他、即令是戴笠，也不过一个棋子而已，正如陈在回忆中所说的：
    “这里面还分有高下明暗的层次，干特务工作的是基层，也是下层，是暗的；从事政治运用的，较为高级，可名之曰中上层，是明的；然后才是发号施令的高阶层。”
    至于“高阶层”是如何“发号施令”的、“中上层”又是如何“政治运用”的、戴笠是在哪里指挥的、方炳西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魏春风究为何等样人、谭天堑在搞啥名堂、曹师昂夫妇接受了什么秘密使命、唐英杰在“倒卷珠帘”的瞬间看到了什么，那都不是陈恭澍所能知道的。
    甚至，“河内刺汪”的“后续”工作是如何进行的，陈恭澍也不知道，因为他已经被第一时间调回重庆。
    3 月21日，天一亮，陈恭澍就拿着拟好的电报去找方炳西，很显然，他要向重庆汇报情况，同时申请“处分”。
    陈恭澍回忆说：“一出门口，这才发觉我们半夜里在现场附近兜来兜去的那部车子，赫然停在门外，而且连车前灯都没有关熄。这亏得是当地的督察懦弱无能，只要他们稍为留意一下，岂不就可以按图索骥，将我们全部逮住，一个都走不掉。想想看，也觉得脸红。”
    令人意外的是，未经陈的同意，方炳西已经向“上级”汇报完了。陈回忆说：“炳西兄告诉我，他已经用他个人的名义发了一个简单的报告，和我所拟的内容大致相同。并已要求增加通报次数，以便保持紧密联络。”
    陈恭澍回忆说：“这一次和炳西兄见面，使我最为感动而没齿不忘的，是他给予失败者的那份慰藉，可贵的并不在言词上，是他流露出的一股诚挚的友情，我看得出也感觉得到。我除了惭愧之外，还能表示些什么呢？”
    随后，陈又找徐先生，想见个面，徐说：“顶好过一两天再约，有事电话上交谈就可以了。”陈又去找魏春风，没在家，再找阮小姐，没在家。很显然，“想必是都避锋头去了”。
    陈又想：“要不要去和余乐醒他们几个人见个面？又一想，也没有什么好谈的，还是等候上级有了指示，待作下一步决定时再说。” 陈恭澍的心中，感到了无比的孤寂。
    还好，“家”里还有一个与陈“同病相怜”的王鲁翘。王正在喝闷酒，见到陈恭澍，马上说“有个主意要商量”。很显然，王鲁翘不甘心，他跃跃欲试地说：
    “我们能干行动的还有五个人，应用的东西全都有，由我一个人进去，说什么也要找到那个人，只希望其它的同志在外面替我掩护就够了。”
    对此，陈恭澍回忆说：“我也颇有此意，真是不谋而合，只是一样，非要对于变动后的新情况有个了解才行，否则那就是蛮干了。”
    然而，陈恭澍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他说：“真的，我们还想重整旗鼓，再干一场，可是我们虽然余勇可贾，已经时不我与了。”  
    3 月23日凌晨，即“误中副车”的整整两天之后，陈恭澍还在与王鲁翘“勾划着再干一场的可能性及其可行性”时，戴笠的电报来了。陈恭澍回忆说：
    “半夜里，这已经是二十三日凌晨了，炳西兄电话叫醒我，说是他要来，我想又是有重要事故发生了。不一会，他来到，递给我一张折叠的小纸条，打开一看，原来是戴雨农来的电报，内容是召我个人先行回重庆，并限电到即日起程，其它的指示则一字不提，意思是连交代都不必办了。”
    陈随即问：“有没有另外的指示给你？”方顾左右而言他：“尽管放心走好了，此地的事，由我负责料理就是。”
    陈再问：“那么乐醒兄、家焯兄那边，和曹师昂、谭天堑他们，以及新来的张同志等，是不是都不用通知了呢？”
    方“想了一想”说：“我看是不必了，有关他们几位同志的事，戴先生一定会另有安置，或许各有各的任务也不一定。”
    听方炳西的话头，很显然在暗示陈恭澍——你已经不具备“河内工作组”负责人的身份，而是“待罪之身”了。所以，不该打听的，就别问了，你问我也不能说。也别瞎忙活了，听戴老板的、赶紧回重庆，比什么都强。
对此，陈恭澍也非常清楚：“‘河内工作’因认错了行动目标，误击曾仲鸣而告失败，事态发展至此，的确是糟透了。常言道：‘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句话用在这里，那就是：成功了呢，会产生预期的效果——彻底铲除了一条祸根；失败了，则养虎遗患，比不做更坏。”
    听了方的话，尽管早有思想准备，仍然不由得陈恭澍不“犯嘀咕”：
    “该不是把我调回去交付军法审判吧？虽然这么想来着，可是这一次却毫无逃避之意，不论怎样，也应当遵命行事，即使明知通回去之后会受到严厉的处分，也没有什么可怨尤的，想到这里，也就觉得非常坦然了。”
    最起码在这一点上，陈恭澍已经成熟了，至少，没再弄出一次“弃职潜逃”。
    陈恭澍说：“我奉调先走的事，也瞒不了同住的几位同志，握手道别而已。不料从此一别，就再没有和唐英杰、陈步云遇见过。”
    送他走的，依然是魏春风。陈恭澍回忆说：“我是三月二十四日离开河内的。魏春风这位小老弟实在太好了。那天早晨大约七点钟，他先打电话来，叫我到前次上车的老地方相会，然后他送我到海防上船。”
    “一路上说说笑笑，有多么重的心事也冲淡了。车到海防，办好手续他们拥着我一起上船，连一点麻烦都没有遇上，于是也给我在最落寞的行程中留下了一个最美丽的回忆。”
    当然，陈恭澍不会想到、恐怕当时也来不及想，此一别——便是他与魏春风的永诀。
    在“河内工作组”的“十八罗汉”当中，最起码从陈恭澍的回忆中反映出来的，魏春风属于“运用人员”，阮小姐则属于“运用人员”的“运用人员”，都不是军统的在册干部，但他们对陈的帮助，真的名如其人，犹似“春风送暖“一般。

    按：1961年，时任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第二处少将处长的陈恭澍，意外地从“情报局派驻西贡的同志”口中，得到了魏春风的消息：他早已如愿“抱得美人归”，与阮小姐成婚，并成为台湾“驻越南大使馆”参事。魏还捎来一张名片，“虽然只有几句问候的话，亦足以告慰于故人的了。”陈恭澍非常高兴，给他写了回信，“表达了渴望一晤的心愿”，并送他一张大甲凉席。
    很遗憾，最终，陈恭澍没有能够见到魏春风：“天下事，本难料，没有过多久，他竟与世长辞了。”
    陈恭澍回忆说：“在（为魏春风）请恤的文书中虽然填写的是积劳病殁，可是却有人言之凿凿的说是抑郁而终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无从判定，只可惜我的朋友只活了五十多岁，总归是件恨事。”
    所幸的是，魏病逝之后，陈恭澍见到了阮小姐。他回忆说：“二十多年了，而今寡居的魏夫人，已不复当年的容华。她还是不会说国语，信上的字也不是她自己写的。可是她的儿女多已长大，有几个都在政大念书，为我们说话做翻译的，就是魏家大小姐。原以为魏夫人会在台北定居的，可是她住了没有多久，就因为住不惯又迁回西贡，这一去，以后就消息杳然了。”

    就这样，在“落寞”中，陈恭澍离开了河内，准备回重庆、去“以坚强的意志承担这重重的一击”。
    接长南昌行营调查科，于戴笠而言，不啻为天大的馅饼砸在头上，戴笠非常高兴，溢于言表。据张毓中回忆，某次，他到特务处去“玩”，正好遇到戴笠兴高采烈地回来。张回忆说：
    “戴先生在南昌百花洲东湖旁，设有办事处，因特务处新创不久，同志不多，只要他在南昌，我们都可以随时跑去找他聊天。民国二十三年六月某日黄昏，我去看戴先生，他不在，就在我和副官贾金南等嘻嘻哈哈谈笑时，戴先生满面春风的回来了。”
    戴笠看到自己的学生，很高兴，说：“你来了! 坐! 坐! ”接着戴又对贾金南说：“贾金南! 马上烧泡饭给我吃。喔! 还是先倒洗脚水给我洗脚! ”
    张毓中回忆说：“戴先生那天特别高兴，反常的喜形于色，我就笑着问戴先生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戴说：“喔，你不知道，我当课长了! ”
    张毓中回忆说：“我觉得好笑，就天真的脱口而出”：“一个课长有什么了不起，你怎么会这样高兴? ”戴笠说：“真是小孩子，这个课长可不是一般的课长，你懂什么呀! ”   
    事后，张毓中才了解到：“调查课编制大，经费多，和特务处的配合运用，使戴先生的事业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戴笠接管南昌行营调查科的时候，正是蒋介石在江西对我苏区进行“围剿”的时候，军事谍报的重心，全在江西，因此，戴笠把他的“指挥中心”也移到了南昌。李邦勋说：
    “戴笠将特务处内勤分子大部分由南京调至南昌，充实调查课的力量，并指令特务处和调查课外勤分子的罪恶活动，一律向南昌汇报，派徐亮为调查课副课长。负实际责任，派唐纵率领少数人员留守南京。这个时期，徐亮等在南昌极为忙碌，唐纵等在南京则清闲无事。”
    1934年10月，红军离开江西，南昌行营撤销，调查科也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当年年底，南昌行营调查科“销号”，全体人员并入特务处。
    最初，南昌行营调查科留下来的人们，心中颇为忐忑，不知道戴笠会怎么对待他们。李邦勋说：
    “国民党统治年代所有机关的人事，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机关的主官更换，该机关的人员多半随同更换。新任主官对旧有人员是不信任和不要的，各有各的一班人马靠他做官。因此一个机关主官的更换，原有人员有办法的就自行撤退，没有办法的只好听任新任主官摆布，惶恐不安。特务也不例外，l934年 8月戴笠接收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课特务组织后，该课旧有人员虽听说戴笠宣布原有一班人马‘愿继续干者欢迎，不愿继续干者请便’的表示，但总有些不放心、不安心。”
    程一鸣回忆过“合并”时的情况说：“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戴笠来到调查课，召集调查课全体人员训话，说调查课已和特务处合并，愿到南京者留，不愿者可站起来。我听了戴笠的讲话，才知道调查课是一个特务机关。”
程一鸣不想干特务这一行，心想既然可以选择，就准备站起来。这时后面有人悄悄拽他的衣服，程回头一看，正是李果湛。程一鸣说：“我不明李的用意，没有站起来。结果，全场没有一个人站立起来。”
    程一鸣回忆说：“散会后，李国琛告诉我，他不让我站立起来是为了调查课的全体留俄同学。他说，你一离开，戴笠就会不高兴，会认为我们只愿意帮邓文仪的忙，不听他的调动，就会采取手段来对付我们。我们参加这个工作是终身职业，不能中途退出。”
    李国琛的话，说对了一半，一方面，如果大家选择离开，戴笠“不高兴”是当然的，要“收拾”他们，也是有可能的。另一方面，戴笠也是个爱才的人，真心希望这些人进入自己的“毂”中，因为那会大大扩充自己的实力，所以他不但不会难为这些人，反而要尽可能把事情做得漂亮些。
    李邦勋说：“因为他们还不了解戴笠的野心。南昌行营既撤销，调查课的名义自然亦不存在，但特务组织未经‘立法’程序，并不受人数的限制，戴笠正欲利用邓文仪的这班人马以充实他掌握的特务处。原特务处的内外重要分子如郑介民、唐纵、梁干乔、徐亮、赵龙文、周伟龙、王孔安、王天木、张炎元、魏大铭等，都是戴笠亲自选拔的，有密切关系、忠实可靠、互相信任、相依为命的人。而由调查课接收过来的人，都是邓文仪多年培植起来的．与戴笠素无渊源，人数比特务处原有人员还多，又有多年特务经验，活动能力也较强，如李果谌、张毅夫、徐业道、刘哲民、王立生、朱若愚、涂寿眉等，戴笠认为都是特务‘人才’，要想让他们对自己死心踏地的俯首听命，不怀贰心，就不能不设法笼络。”
    戴笠“笼络”大家的手段，就是在特务处处长、副处长之下，增设一个了“书记长”的职务，派李果湛担任。这招挺高，李邦勋说：“这一着，就使由调查课接收过来的内外特务都认为戴笠知人善任，与众不同，都安下心来，乐为其用。特务处的实力遂蒸蒸日上。”
    这样，李果湛就成为特务处的“三把手”，但只是名义上的，李邦勋说：“但戴笠起初对李果谌并不放心，没有大胆地委托李总揽一切特务事宜。李果谌虽是书记长，但职权有限不及书记徐亮，戴笠的私章不交李果谌保管，而交徐亮保管。重要的东西，除戴笠亲自处理外，都由徐亮代办。因为毕竟戴和李是新知，而和徐是生死之交。”
    李果湛当了一年“书记长”，觉得没啥意思，于是“自动请求外调”，戴笠即将他派到北平，接替张炎元任北平区区长。在任期间，在“名义”上主持了对殷汝耕的制裁，从而结识了“帮办”殷汝耕案的陈恭澍。
    对于李果湛，陈恭澍给予极高评价，他说：“果湛先生，倜傥潇洒，和蔼可亲，独具风采，在我们一般老同事中来说，可以称得上仪表出众了。不仅如此，在谈吐之间，还另有一种声势夺人的气概。”
    空出来的书记长职位，戴笠照方抓药，由另一位调查科系统的“灵魂”人物张毅夫接替。
    张毓中说：“戴先生胸襟开阔，唯才是用，无畛域之见，因此人人多愿随其左右；……此为戴先生继特务处后的又一重要职责。”

ys1937

55、危机上海——周伟龙、程一鸣、邓文仪   

    1937年初，周伟龙接任上海区区长。周伟龙是军统高干，原来说得比较简略，这里略微补叙一下。周伟龙，生于1901年，湖南湘乡人。  
    周长成以后，即入湘军国光部，当了一个译电员。周的老部下、也是他同乡的刘植根回忆：“周与谢先世有通家之谊。周本人个子魁梧、博闻强记，到职后只一个星期，便将一本电报明码背得滚瓜烂熟，深得谢的青睐，后保送他进了黄埔军校第四期。”
    周伟龙也是著名的军校四期政治科毕业生，之所以“著名”，我们前面说了，是因为这一期的特务特别多。
    毕业之后，周伟龙又回到湖南，入唐生智部，渐次提拔到宪兵营长的位置，其时，正是唐生智通电反蒋之时。也是在这个时候，周伟龙遇到了一个改变了他一生命运的人——大他五岁的六期“学弟”戴笠，并联合上演了两出现代版的三国戏，戴笠演的是“单刀赴会”，周伟龙演的则是“义释严颜”——看来这俩人都想当刘备的弟弟。
    刘植根回忆说：“1927年宁汉分裂时，周伟龙在唐生智部当宪兵营长，率部驻汉口。唐生智通电反蒋时，蒋介石派遣戴笠到汉口策反及搜集情报，戴因办事不慎被武汉宪兵部队逮捕，搜集的情报也全被抄去，如果上报，即有生命之危。戴打听到宪兵营长周伟龙是黄埔四期同学，便要求与周相见。见面之后，周不但释放了戴笠，而且弃官逃到南京投靠蒋介石。因此周与戴笠成了生死之交，成为“十人团”的成员之一，也奠定了周日后在军统中的地位。

    按：周与戴这一段，有好多种说法。按乔家才所说，此事发生在1929年，地点在河南信阳，即唐生智第二次反蒋时期；如按刘植根所说，则是在1927年“宁汉分裂”时期。

    我们知道，所谓“密查组”，正是1927年、老蒋第一次“下野”时出现的产物，目的就是在老蒋出国期间，为其搜集情报，戴笠就是在此时才开始“跑单帮”的，如果周伟龙这时就投奔了戴笠，那确实是够早的，几乎跟戴笠的同学徐亮是同一批的。
    这一段经历，真的有点像“小说家言”，如果不是那么多人在不同的回忆中提及，着实令人难以置信。其中，戴笠的做法，虽然有些出人意表，但仔细想想并不奇怪，这叫“死中求活”，作为当时的戴笠，已经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
    但从周伟龙的角度看，确实搞不懂他是怎么想的。因当时的戴笠，不过无名小卒而已，连顿饱饭都吃不上，如果是说周是贪图日后的“荣华富贵”，显然过于简单。
    如果确有其事，那只能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戴笠确实不是一般人；第二，当时的人们，古风尚存，还有人能够为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而舍弃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比如周伟龙。
    也正是由于彼此之间有这么一段，戴笠对周极为信任，特务处一成立，周即奉命组建汉口站，手下就包括后来成为著名驻美特工的萧勃和刚刚投入特务处不久的刘培初。周同时担任复兴社驻汉口常务干事，公开身份是武汉市警察局第八分局局长。
    此后，张学良的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成立，驻汉口，后改为武汉行营，周伟龙又兼任武汉行营的情报组长，这样，在名义上，周成为张的下级。刘植根回忆说：
    “周伟龙投靠蒋介石后，长期从事特务活动。30年代初在汉口当了几年警察署长，适值张学良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驻汉口，他们交往甚密。1935年冬，周伟龙在汉口结婚时，张学良从西安派人送来礼券5000元。”
    周伟龙亦是军统“湖南帮”的中坚人物。据乔家才回忆，某次，戴笠与他谈话中，曾问：“你知道我们的团体中，哪里的人最多么？”乔说不知道。戴说：“我来告诉你，湖南人最多。”

    按：戴与乔的这次谈话，实际是以此做个开头，告诫他，军统是个“五湖四海”的组织，要与大家搞好团结，就要学会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才能为自己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像你那种“死倔”的脾气，逮谁跟谁“抬杠”、遇事非得辩出个是非曲直的性格，在我戴笠手下可以，遇上别人是不行的，要吃大亏的。乔听了，唯唯而退。
    事实上，乔家才的性格一点没有改，否则，也不至于在戴死后，被毛人凤整得死去活来。

    不管戴笠想说明什么，军统的湖南人最多这一点是事实。笔者曾经做过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在军统高干中，即外勤做到站长以上、局本部（含此后的保密局）做到副处长以上、以及在各种各样的为军统所控制的公开机构中，担任过少将以上军官的湖南人，居然有近 140人之多！
    在这些人中，张毅夫、周伟龙、唐纵、文强、杨继荣、徐业道都曾经挂中将军衔，与他们的戴老板比肩。     另外还有个唐生明，曾经任军委会中将参议，马马虎虎也可以算军统的人。
    不过，要说湖南人中的头面人物，第一个是张毅夫，老资格的党派工作专家，南昌行营调查科系统的核心，戴笠都让他三分；后来郑介民上台，对他也非常客气；后来的毛人凤，对张更是忌惮。在文强的回忆中，曾提到当年大家给张毅夫起个绰号叫“张圣人”，可见其社会基础之深厚！
    第二个要说是唐纵，“十人团”之一，又是老蒋身边的重要角色，到后来当了军统局“帮办”，成为戴笠之下的郑、毛、唐“三巨头”之一。
    第三个就要算周伟龙了，戴老板的救命恩人兼义弟、军警宪特他一把抓，到1942年，军事委员会“别动军”成立，戴笠保周伟龙当司令，早早地挂上了中将军衔，比戴笠还早一年。
    在张、唐、周三人之下，才是文强啊、徐业道啊这些人，至于象沈醉、杨继荣、龚仙舫、还有湖南的“三李一金”等等，就更排不上号了。
    周伟龙的性格，本就极为自负，据刘植根回忆说：“早年他在老家丹墀照壁腾龙图案上撰写了这样一副对联：‘岂是池中物，能兴天上石’。”
    另据刘说，周伟龙虽然一直做官，“却不治私产，乐于助人”，因此没“落”下什么钱，对此，周的父亲很不满意。刘植根说，1938年，周带着新婚夫人回家省亲，到家以后，马伕问周的父亲：
    “马关在哪里? ”周父没好气地说：“拴在你们老爷的床铺架子上。”此后，周才在家乡买了40亩水田。
        私产可以不治，但对于权力的追求，周绝不放松，他本就是性格强势的人，加上与“老板”的关系，弄得极为跋扈，除了戴笠，任何人不买账，遂引发了与邱开基的矛盾。
    1934年春，即邱开基被戴笠的警卫“误伤”之后不久，邱来到武汉，就任全国禁烟委员会禁烟督察处缉私主任。
    全国禁烟委员会禁烟督察处本隶属于财政部，是宋子文的手下，控制着两个税警团的装备，这批装备是宋子文亲自通过关系从美国买来的，是中国当时的第一批美式装备。
    大家知道，禁烟是一个很好的题目，特别是在当时的许多省份还处于军阀割据的状态当中，要想“禁烟”基本属于一句空话，那么在“禁”与“管”之间，就有很大的操作余地，大笔的钱财来得非常容易，进而可以补充全国财税收入的不足。
    宋子文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好，但蒋介石却有他自己的想法。据曾任任全国禁烟委员会督察处上海办事处秘书章向阳回忆：
    “蒋介石为了要扩大他的独裁统治，必先扩大他的特务组织( 过去特务组织的经费，是由蒋在总部特别费项下开支的 )，而要扩充组织，必须先要有固定的经费来源，但这项经费名称上既不能列入国家预算开支，于是蒋不得不另思别法。因而蒋划定这一机构拨归总部直属管辖，并将全部税收作为特务机构和蒋介石私人馈赠开支之用。”
    为此，蒋不惜得罪自己这位内兄，把禁烟督察处硬生生地从财政部给“剥离”出来，顺带手把宋子文的两个税警团也拿过来，改编为缉私武装部队，辖六个大队，统归邱开基指挥。
    章向阳说：“这一个职衔官虽不大，但实权却也不小，因此颇引起当时内外人士的注意和瞩目。蒋之属意于邱，足见蒋对邱信任之专，决非泛泛者可比。而邱获得兹职后，更加趾高气扬，目中无人，滋长了他自命不凡、高于侪辈的气焰，甚至连当时的戴笠在邱看来亦不足道，更毋容再提其他同辈了。邱之狂妄自大、傲慢倨人，一至于此，其他概可想见。”
    以周伟龙的脾气，看着邱开基的这副做派，自然不顺眼，但不管怎么说，邱是军校“学长”，彼此又是复兴社和特务处的双重“一家人”，且业务上各不相干，因此，最初的一段时间，虽然都在汉口一地，总算“相安无事”。
    但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章向阳说：
    “邱开基为了要雷厉风行严格执行他的缉私任务，曾严令其缉私部队借口缉私，经常堵塞武汉水、陆、空要隘，检查行旅客商。这明明是侵犯地方宪警的权限，超越缉私范围以外的规外行动，引起宪警机关之不满，增加市民之愤恨。在检查行李时，甚至有侮辱人身的不法事件，因而失去贵重物品之事经常发生，被害者既不敢公然吭声，且又无处申诉，稍加抗拒，即遭禁押，粗暴凶狠，蛮不讲理，因此闹得武汉三镇满城风雨，民怨沸腾，民愤难平，而又无人敢于向其进言。”
    邱大权在握，老百姓奈何他不得，于是编了一首歌谣，让孩子们满大街传唱：“邱开基，真邪气，来到武汉把民欺，上又不能坐飞机，只落得两腿跑到谌家矾。”以抒发胸中的忿怒。
    1934年冬，章向阳奉周伟龙之命去武汉，发现周正在搜集邱的“黑材料”，准备上报。他后来回忆说：“这时的周伟龙看邱闹得太不成话了，自己又无权干预，但他是特务处的情报组长，又兼汉口行营的情报组长，各地区各机关反映上来的控邱情报已如雪片飞来，并且还掌握了邱的一部分贪污材料，经周派人调查属实，经数月之久，邱之材料已积成巨册。”
  
    按：章向阳的全国禁烟委员会督察处上海办事处秘书职务，系周伟龙所保荐。而且，章是特务处驻上海“直属通讯员”，亦属于军统外围人员。

    这时，周伟龙还没有打算与邱“摊牌”，因他也知道邱是蒋介石的亲信，“圣眷正隆”，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去招惹他。但另一方面，自己担任武汉方面的情报责任，职责所系，邱搞成这样，自己不上报，一旦将来追究起来，于公于私都没有好处；同时，章向阳认为，周“自己亦存有取而代之的妄想”。
    经再三考虑，周伟龙决定向戴笠汇报一下，听听他的意见，再定行止。章向阳说：
    “因此周遂决意飞京与戴笠磋商，并献计于戴，把所有材料交戴过目，认为逐邱时机业已成熟，可由周来发动。邱被逐后，要戴事前准备妥人，保举通过继任人物。把这一支精锐的新式武装部队，转归特务处掌握，对今后工作更为有利。”
    周并向戴强调，这是“一举而两全的善策”，要求戴笠考虑他的意见并支持他。
    对此，章向阳说：“戴与邱本来无甚芥蒂，但由于邱曾藐视戴笠为后期同辈，戴也不是不知道的；同时戴之心病，也急于想抓一支武装力量在手。对自己工作发展有利，现在有此机会，岂肯轻易放过。”
    于是，戴对周的建议表示支持，要他“慎重处理，相机进行”，戴本人则“从旁协助，不致功亏一篑”。
    周听了戴的话，自信戴必保他为“继任人物”，遂不顾一切，准备与邱决裂。章向阳回忆说：“（周伟龙）遂乘机飞回汉口，一面嘱其助手继续广事搜集邱之材料，整理成册，作充分之准备。”并将所有情报材料汇订成册，“专案反映”。
    上报以后，据章向阳说：“初时，并无动静。周恐邱在侍从室多年，同僚熟人很多，怕有人见到这些材料，会被抽去，反而坏事。嗣又汇呈特务处托藏笠转递，亦无下文。”
    此时，戴笠也有戴笠的难处，扳倒邱开基，固然是件“好事”，但不管怎么说，邱是军校同学、又是复兴社成员，还曾是自己的下级，有这样三重渊源，要自己出面，明着整他，“窝里斗”，传出去不好听，于是把材料压了下来。
    周伟龙不是善罢甘休的性格，几番密告，不得要领，于是心一横，亲自进京，直接找老蒋告“御状”，并声称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愿在京待罪请命”）。章向阳说：
    “蒋虽面现不愉之色，但又不得不问，于是蒋遂下手令，将邱开基免职，着侍从室电令邱来京听候处分。邱抵京后，即交由军法处侦讯，经邱与周对质后，邱开基终于免职，后还受到禁锢的处分。
    邱被免职的消息传到武汉，大家奔走相告，并把歌谣改为：“邱开基，鸿运终，偏偏遇着周伟龙。”
    周伟龙扳倒了邱开基，却没有如愿当上缉私主任，老蒋另派了军校三期的“学长”沈开樾接任，顺便也是给戴笠点“颜色”看看。
    为了邱开基的事，复兴社中，颇有人对周伟龙“微词”，认为他对自家人背后捅刀子，手段太过毒辣。章向阳说：“戴笠亦来不及进言保卒，周费尽心计，仍然落空。后来复兴社之骨干中，如邓文仪辈，颇不满周之自相残杀行为，对周颇有烦言。”结果，周伟龙也被关了一段时间。
    此后，鸡飞蛋打的周伟龙心灰意冷，表示不愿再回武汉工作。章向阳说：“周亦认为事与愿违，今后恐与己不利，因而再也不愿重返汉口徒找人忌。”
    周伟龙是于戴笠有过大恩的人，况且，此番折腾，也算是为“团体”出力，为表示对周的酬庸，戴笠调周伟龙为特务处最重要的上海区区长。章向阳评价说：“但戴笠认为周为公为私，不无可取，因而遂调升周为华东区上海区区长之职，以示安慰；另方面亦可以平先期同辈之物议。”
        1937年初，周伟龙被戴笠调到上海，继翁光辉、余乐醒、吴乃宪、王新衡之后，成为上海区第五任区长，也是抗战前的最后一任。
    周伟龙甫一上任，正好赶上张学良陪蒋回南京，被软禁于孔祥熙寓所，对自己昔日的这位上司，周伟龙不能忘怀，刘植根说：“周伟龙殷勤照料，情谊不减当年。”
    不久，淞沪抗战爆发，戴笠赶到上海，提出要在虹口、闸北、吴淞、江湾等日本“租界”地区和战略要地建立潜伏组，搜集对日情报。沈醉回忆说：
    “这时由周伟龙继王新衡任区长，戴笠从南京赶到上海进行布置，曾召集上海基本特务和骨干分子十多人，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他的寓所开会。他首先提出要马上在虹口日寇统治区内建立一个潜伏组，配备一部电台和十个左右的组员。”
    听了戴的意见，周伟龙马上点了两个人的名，让他们去当潜伏组长，但他们都表示“身份早经暴露无法立足”，不肯去。
    周伟龙随即命沈醉去，沈回忆说：“当第三个提到我的时候，我认为我经常搞行动，不适宜搞潜伏。”
    还没等沈提出异议，戴笠抢在他前面说：“你是湖南人，一向不怕死，还是你去吧！”
    沈醉只得答应下来。他后来回忆说：“第二天，我开始着手找人，连一个到上海看我的哥哥和几个老朋友一起拉进去，才凑成八个人。配的电台报务员裘声呼，倒很勇敢。”

    按：沈醉的哥哥即指其二哥沈志雄，日后与其大哥沈玉龙、弟弟沈继龄亦都加入军统。

    沈醉回忆说：“虹口组建立不到一个月，便全部被日本人赶了出来。我和裘声呼将一部小型电台装在一辆小孩手推车内，把他的一个刚满周岁的小孩一同推着跑了出来。周伟龙再度要我去恢复，却怎样也进不去。”
    不久，沪战结束，中国军队退出上海及周边地区，周伟龙奉戴笠之命，率上海区全部人员转入地下，继续开展对日斗争。周伟龙的搭档，即上海区书记，最初是程一鸣。
    谈到程一鸣，又是一段传奇。程一鸣，1907年生，广东香山县人。程一鸣在自传中，曾经回忆过自己的家世：
    “当美国总统林肯解放黑人奴隶的时候，我的祖父被美国招工到了旧金山( 圣佛兰西斯科 )，给美国资本家当奴隶，修筑铁路。一八九三年我父亲十九岁时，被我祖父带到旧金山一家中国餐馆里当杂役，艰苦地工作了十三年，积蓄了几个血汗钱。1906年我父亲先将大部分钱汇回来，又随身带了一点钱，便乘轮艘经由香港返回家乡。在船上父亲被专门诱骗赌博的赌棍引诱参加了赌博，输光了身上带的一点钱。回到家乡时已经三十二岁的父亲和邻村崖口一位十七岁的农家女结了婚，她就是我的母亲，翌年生下了我。”
    1923年，16岁的程一鸣上了中学，没几个月，他的母亲就去世了，临死前，母亲告诉程一鸣说：“她有一位胞姊住在汉口法租界长春里，如果有可能，希望我到汉口去拜访姨母。表达她对大姊的怀念”。
    母亲去世以后，程一鸣就失学了。他回忆说：“父亲续娶，后母要我停止上学，在家里做家务，引起我对家庭的不满，父亲便将我送到上海去当学徒。一九二四年的元宵节后，我离开家乡到香港，在香港搭乘轮船前往上海谋求生活。走时，父亲给我做了几件新衣裳，给我几十块银元，送我上了轮船。”
    程一鸣只读到高小毕业，在军统高干中，学历属于比较低的，但程十分好学，此后的一切，全凭个人奋斗而来。当然，机遇偶合也是个重要因素，但一个人，如果自己不争气，运气再好也是枉然。
    程来到上海，在他的堂兄程庆同介绍下，到一家“广东汽车公司”当学徒工。程一鸣说：“这个公司是一位葡萄牙资本家姬普鲁开设的，专修理汽车。我去了以后，言明要我做三年学徒，如果中途退出，就得给公司补还三年米饭钱。在那里我每天工作十小时，白天八小时，晚上两小时。由公司供给食宿，每月发一块银元算做工钱。”
    “五卅运动”之后，“广东汽车公司”倒闭，程一鸣曾先后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和永安纱厂等处做机修工。
    1926年夏，程一鸣到汉口，去完成母亲的遗愿——看望姨母，并由姨父把他介绍到一个工厂当工人。此后不久的 9月 7日，北伐军攻克汉口，程一鸣说：“汉口的工人组织了工会，兴高采烈。于是，我第一次看到了在中国其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工人运动，给我留下了终生不能磨灭的深刻印象。”
    不久，程一鸣回到上海，到光明电器厂做机修工。在这里，程成为一名“CP”，他回忆说：
    “我住在青云路一间民房的亭子间，楼上和楼下都住着上海大学的青年学生。楼上的学生往来要经过我的房门口。我傍晚放工回来就在房里读书看报。我同楼住有一位上海大学的青年学生叫马异的．是广东省海南岛人。他常到我房里闲谈，问起我的家庭情况和喜欢读什么书报。他是我得以接受革命思想的启蒙者。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
    入党以后，程一鸣参加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四一二”之后，党组织考虑到程的身份已暴露，决定派他到苏联去学习。
    许多年之后，程一鸣说：“我生在一个贫穷的侨工家里，不可能去读大学。中国共产党把我送到苏联上大学读书，使我终生感激。我现在能写这本回忆录，也是党哺育我的结果。”
    1927年底，程一鸣来到苏联，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当然，此时的程一鸣不会想到，不久以后，他就会倒向另一个阵营；更想不到，自己居然会成为一名特工，还干得像模像样；尤其想不到的是，他的一大批同学，日后会成为自己的同事，有的且两度同事。
    在这些同学中，就包括程一鸣日后的上司邓文仪，只不过，程一鸣入校的时候，邓文仪已经离校。邓文仪是整整两年前到莫斯科的。
    1924年，已经毕业的军校一期生邓文仪，正在三期学生队中当区队长。他回忆说：
    “民国十四年我在黄埔军校，听到苏俄顾问传来的治息说，他们预备在莫斯科，创办一个孙逸仙大学，一面纪念孙中山总理，一面替国民党培养革命的政治干部，学生由国民党中央考选保送，除赴俄旅费外，一切费用由苏俄政府负担。我对于这个消息，十分注意，很想找到参加的机会。不过听学校当局说，军校学生只许第三期未毕业的学生参加考试，第一第二期毕业学生，因为作战职务的关系，不准报考，这真使我非常难过。但是我仍在希望得到例外的许可，因为我如能得到这机会，那末留学外国，旅行世界，学习政治，以及其他很多的平素的愿望，就都可达到了。我一心等待着新的机会。”
    邓文仪打听到，赴苏留学之事，由国民党中央党部主管，事有凑巧，其时，邓文仪的区队，恰好负责中央党部的警卫工作，于是邓“近水楼台先得月”，悄悄地报了名，并顺利通过了初试和复试。
        邓非常高兴，他说：“我能到苏俄去留学，是如何的快乐呀! ”
    不久，赴苏留学的名单发表了，大家都在“忙着打听行程日期，同时要准备怎样的行装，及如何办理出国手续”，邓文仪却还有一道难关要过，因为他是私下参加考试的，没有得到“组织”的批准。
    于是，邓文仪去找军校教育长王柏龄，“报告投考经过，和我的志愿”。邓说：“虽则学校有命令，不许第一期第二期学生报考，但我既已考取了，请特准我去俄国留学。”
    不料，王柏龄听了，兜头一盆冷水泼将下来：“不可以去，你要服从学校的命令。”邓听了，虽然“痛苦万状”，但并不灰心，他另外想了个办法——直接找“校长”。
    其时，蒋介石正在汕头前线，邓文仪回忆说：“后来多方请求转报校长，经过好几次的说明，终于得到校长的批准，许可用国民党中央选派的名义赴俄国，到莫斯科孙逸仙大学求学，但因为时间躭搁了，我只能第二批启行。”
    在回忆中，邓文仪深有感触地说：“一个人只要有好的理想和志愿，又能够有恒心和毅力，始终朝着他的理想和志愿去努力，总有一天会达到他的目的，所谓‘有志竟成’就是这个意思。”
    1926年初，邓文仪辗转到达当时的革命“圣地”莫斯科，入中山大学中国班学习。他说：“孙逸仙大学第一期，将近三百学生，女的不到六分之一，同学来自各个地方，也有从欧洲来的中国留学生。程度相差悬殊，有大学生，有中小学生，还有青年工人，及几个十六七岁的同学。这些学生最初是共产主义青年团与国民党员各占半数，到最后，纯粹国民党员，剩下的不到十分之二。”
    关于学习生活，邓文仪说：“学校里是苏俄的新式教育，课程很少，都是政治经济、东方和西方的革命史、农民问题、民族问题、中国革命等类，俄文以读报为主，学生先看书，后提出问题，或由教师提出问题讨论。每天都有会议。每个星期至少有一次参观和一次同乐晚会或联欢会，这种教育方式，是启发性的，我们同学都很用功学习。”
    邓文仪只在苏联待了一年，一年中，除了学习，这些青年人的业余生活十分“惬意”，作为留学生来讲，甚至可以用“幸福”来形容了。邓文仪回忆说：
    “莫斯科附近有一座列宁山，星期天我们常常到那里游玩，山在莫斯科河畔，风景不坏，同学在那裹，留下了很多的浪漫故事。”
    “夏季来了，学校在一个有树林，有河流的乡下，办了一个夏令休息会，和其他很多俄国的工人、男女学生的夏令会，相隔很近。这是青年难得的机会，设备虽不十分讲究，但很周到。规定不上课，也不许看很多的书，可以游水划船，赤裸着身体作日光浴（晒太阳），并从事其他体育娱乐的活动。成千的男女青年。混在一起，休养、娱乐、恋爱、玩耍、差不多有两个月的时间，每一个人的体重都增加了，每一个人也都很高兴，我觉得这种夏令休息会，是全世界都值得提倡的。”
    在校期间，邓文仪等还曾赴十月革命的策源地、“夏宫”列宁格勒参观游览。他回忆说：“列宁格勒比莫斯科好多了，那里的皇宫遗址，及各种美术博物馆等，所有的历史文化艺术作品，都很有参观的价值。我们整整的跑了四天，没有休息。当我们参观冬宫的时候，我们深深感觉到，彼得大帝那个家伙对统治世界的野心和雄才大略。他宫里的设备，把全世界各国的家具及陈设形式都充满了，小的国家陈设一间，大的国家两间或三间，中国式的房子两间，都陈设着竹制品作代表。”
    1927年初春，在很突然的情况下，邓文仪离开了苏联。他后来回忆说：
    “听说第三国际要派一个代表团到中国指导大革命，孙逸仙大学要选四十个优秀的学生，和代表团一道回中国工作，那时代表团的团长是第三国际的委员印度人路易，中国的代表有谭平山等几个人。四十个中国学生有三十七个是共产党员，只有三个是国民党员，即罗芳炯、温忠同我，我们得到通知，立刻启程，并特许个人所有的一切行李、书籍、纪录，都可以随身捎带，照规定是不准带书籍及各种纪录出俄国境外的，我们总算得到了优待。匆匆忙忙的就离开了莫斯科，火车是专车，不到十天，就到了海参崴，想不到的快速地像要赶紧去战场一样。”

    按：“第三国际的委员印度人路易”，通译为“罗易”，时任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于1927年初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负责“指导中国革命”。到任不久，国共合作即破裂。

    邓文仪遗憾地说：“我真没有想到这样快我就回来中国，我学的东西，旅行的地方，是那末少呀! 我真有些惋惜。”
    程一鸣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莫斯科的，他来的时机不太好，正赶上历史将要“拐弯”的时候。我们可以借助程的回忆，重温一下当时的背景：
    “一九二六年夏季，苏联的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结成反党联盟。一九二七年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那一天，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在大街上高呼口号。和游行的群众队伍作对。十一月，苏共中央监委会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我刚到学校时，正在开展和托派的斗争。”
  
    按：这就是我们前说过的“红场事件”，呼喊口号的人当中，就有梁干乔，不过此时的程一鸣还不认识梁干乔。

    “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当时在学校里，有关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引起了争论。苏共和中共党内的斗争也反映到我们学校里。在留苏学生中，出现了陈绍禹这样的空谈革命理论的教条主义者。”
    很自然，这一批年轻人，也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分出了左中右。
    程一鸣回忆说：“在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进行的清党运动中，陈绍禹所谓‘百分之一百的布尔什维克’的分子，利用这个机会向我打击报复，给我定了三大罪名：( 一 )我的父亲是华侨，在香港开设旅店，是一位资本家，因此，我是一个阶级异己分子；( 二 )对苏联不满并进行攻击；( 三 )不学俄文，无心学习革命理论。”
    这三条罪状，程一鸣斥之为“似是而非”：第一，关于“资本家”父亲：程说：“我父亲是华侨，这是确实的，但他只是一家旅店的工人，根本不是资本家。”
    第二，关于“对苏联不满并进行攻击”：1929年夏天，程一鸣曾到雅尔塔旅行，之后程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其中说：“南俄的天气酷热，很象广东的夏天。山上树木很少，土是赭色的。”
    程一鸣回忆说：“这封信夹在教室书桌上的书本里，给人偷走并被译成俄文，说我把社会主义祖国和蒋介石统治下的广东来作对比，污蔑苏联的土地是赭色的，山上一片荒凉，气候很恶劣，说这完全是反革命的诽谤。”
    第三，关于不学俄文，这倒确有其事。程一鸣是留苏学生当中，很少见的不会俄语的人。
    至于不会俄语的原因，说起来也很简单，太难了，程一鸣连中学都没念完，让他去学外语，其难度可想而知。他后来回忆说：
    “在学校开设的课程中，使我烦恼的是学习俄文。我对俄文字母的发音感到很困难。教授俄文的是一位年老的女教授。我不了解她是爱护我还是和我为难，上课时常常要我站起来读俄文。我因为不会拼音，发音又不准确，往往使我面红耳赤狼狈不堪。由于自己有点小资产阶级爱面子的习气，所以怕上俄文课。自己的中文水平本来不高，学俄文又遇到困难，于是我决定不学俄文，专学中文。三年学习期间，我把学校图书馆里的中文书籍和翻译成中文的马列著作都读了。”
    程一鸣说：“我没有学俄文是事实，但不等于我不学革命理论。”针对程的“罪行”，由“红色职工国际”的监察委员会派了三位“判官”对程一鸣进行审判。
        审判的结果，程一鸣以“阶级异己分子”的罪名——被开除“联共”党籍。
    据程一鸣回忆，“审判”结束以后，“判官”令他交出“联共”党证，并问：“你最后有什么话要说吗? ”
当时才23岁的程一鸣，年少气盛，他“很气愤地将苏共党证掷到审判桌上”，说：“我革命．就不要这个证件；如果我不革命，拿着这个证件也没有用! ”
    听了他的话，一个“判官”站起来，拥抱了程，并说：“年轻人，你说得对！”
    1930年 5月，程一鸣毕业，并与同学王人璇被送到莫斯科“铁鎚镰刀”钢铁厂“劳动改造”，其他同学则陆续回国。
    在回忆这段经历时，程一鸣说：“我本来就是一个机器修理工人，王人璇在德国学过机械，我们在工作中有优良的表现。工厂党支部认为我们两人都有技能，应该回国到工厂去参加革命，不应留在苏联，因此向学校建议将我们送回中国。学校接受了工厂党支部的建议，于是我和王人璇同学被送返中国。”
    1930年秋，被开除了“联共”党籍的程一鸣回到了上海。据他回忆：“抵达上海后的第三天即是中秋节”，那么，这是1930年10月 4日。
    回国初期，程一鸣还参加了一系列革命工作，他回忆说：“我和闸北区委取得联系，党决定让我负责恢复上海的‘五金机器工会’，并参加‘全国总工会’的工作。”
    也就是说，虽然程一鸣的“联共”党籍被开除，但国内的党组织依然把他作为“同志”。
    可惜好景不长，还不到半年，情况就变了。程一鸣说：“一九三一年春，陈绍禹篡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权，大搞宗派主义，用种种罪名来打击为党为人民做过很多有益工作，同群众有很好联系的同志。同年五月，我得到通知，让我停止同闸北区委和全国总工会的联系。”
    从此，程一鸣的组织关系就被切断了。
    1931年，程一鸣曾与亲戚卢吉珊一起去西北，希望能做些军运工作，但无结果，不久后又回到上海。这时，恰好“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程一鸣说：“我回到上海后，有时到工厂去做工维持生活；有时去国本小学教些书；还出版过一本《聊斋》杂志，想和林语堂主办的《论语》杂志对抗。因为没有钱，出版了几期就停刊了。”

    按：卢吉珊即陆沉。
    陆沉，大家应该还记得，前文所述，在1927年11月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出台过一份“政治纲纪整饬案”，其中指出：“湖北特别委员会违反中央命令，全体予以警告。陆沉时任特别委员会的书记。而其主张行动均出自军事投机的心理，根本不做农民运动的工作，应取消其中央委员的资格。”
    1929年，卢吉珊被捕，次年被亲属保释出狱，在上海开办了国本小学。谈起这段经历，程一鸣说：“一个人脱离了党的领导，要搞革命是很困难的。”     

    这时，大批程一鸣的留苏同学开始出现了。第一个是吴景中。吴景中，生于1903年，湖北黄陂人。许多人认为《潜伏》中所谓的“吴站长”即以吴景中为原型。
    据程一鸣回忆：“一九三二年冬，有很多留俄同学当了叛徒，成为国民党的特务。国民党特务通过同学吴景中要我到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留俄学生招待所’去报到。”

    按：所谓“留俄学生招待所”，即专门针对留苏的“CP”学生做工作、促使他们“自新”的“反省院”。

    程一鸣听了，对吴景中说：“你是知道我已脱党了，没有到南京去的必要。”
    吴说：“在南京的同学认为你在工厂做工，又到学校去教书，还出版了一份杂志，怀疑你已经恢复了党的关系。如果你和党没有关系，为了自己，应该到南京去一趟。”
    程听了，只好说：“请你让我考虑一下。”        
    程一鸣后来回忆说：“我经过考虑，觉得只有两条出路：一条是逃往苏区革命根据地，但陈绍禹一伙已把我排挤出党；另一条是逃往汉口，但汉口也是在国民党统治下。后来我又想，既然我和中国共产党没有关系，为什么要逃走? ”     
    转眼已是1933年的春节，吴景中来“拜年”，说：“你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应该作出决定了。再拖延下去，在南京的同学可能拘捕你，迫你自首。你既然和党没有关系，何必吃这样的苦头? ”程一鸣回忆说：“春节过后，我从上海坐火车到了南京。我一走下火车就成为叛徒，造成一生中最大的耻辱，做了敌人三十一年的帮凶。”     
    在“招待所”中，程一鸣遇到了同学李梅五，他问程：“你过去是不是学过修理汽车? ”程说：“当过两年汽车公司的学徒。”   
    过了几天，李梅五对程说：“同学梁干乔是你的同乡，他想见见你。”  
    程问：“梁千乔是千什么的? ”
    李说：“梁是军事委员会交通研究院副主任。”   
    见到梁干乔，梁要求程替他筹备开办一家汽车修理厂，“代他拟一个开办汽车修理厂的计划，需要什么机器和工具，能不能在上海购买到这些东西。”
    程一鸣回忆说：“我拟好一份开办汽车修理厂的计划，列了一张所需机器和工具的表，给了梁干乔。几天后，梁请我到他家里，说我拟的计划很适用，交通研究院要设立一个‘汽车系’，想聘请我当‘汽车系’的研究委员。”
    听了梁的话，程一鸣因急于离开“留俄学生招待所”，“觉得到军事机关去修理汽车比较好些”，就答应了。   
    据程一鸣回忆：“过了几天，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干事张冲约我谈话，问我是不是要到交通研究院去，我将全部经过告诉了他。”张冲听了说：“你到交通研究院去工作很好，大家都是为领袖效忠。我告诉招待所发给你一张‘自新证’。”
    至此，程一鸣就算“自新”了，可以离开“留俄学生招待所”了。   
    程一鸣回忆说：“不久，交通研究院主任酆悌从德国考察回来，和梁干乔闹磨擦，说梁干乔在他离职期间，滥用职权，任用私人。我知道后，一气之下就离开了交通研究院，决定返回上海。”
    这时，又一个留苏同学出现了，他就是谢力公。
    程一鸣说：“有一天，我在新街口遇见了同学谢力公和李拔夫，他们问起我在南京干什么。我告诉他们刚离开交通研究院，决定返回上海。他们要我留下现在的住址，明天到我家里来看我。翌日，谢力公到我家里，并要我去见同学邓文仪。”
    见到程一鸣，邓说：“你在中山大学的墙报上绘了很多画，我需要一位能绘统计图表的人材，想请你到南昌行营去帮我的忙。”程说：“我不是军人，不懂军事。”
    谢力公和李拔夫听了劝道：“不要你做军事工作，只要你绘统计图表。有很多同学都在帮邓文仪同学的忙，希望你也能帮邓同学的忙。”
        程一鸣回忆说：“于是我答应邓文仪到南昌去。邓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南昌经堂巷的李厚征同学。我见到李厚征时才知道邓文仪是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兼南昌行营调查课课长。李厚征是调查课的副课长，我去后派我任该课军事股少校股员，专绘统计图表。该股股长是同学李国琛。”
    李国琛即前面说过的李果湛。与徐光英、文强、刘人奎等人一样，李国琛也是我党最早开展武装斗争的干部之一
    李国琛是湖北人，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10月，李国琛考入日本“陆士”第十八期，同学当中，就有后来闻名遐迩的汤恩伯。毕业后，李国琛回国参加革命。南昌起义之后入叶剑英的第四军军官教导团，担任教导团党委委员，并随教导团南下至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
    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叶剑英、李国琛辗转离开广东，并被派到苏联学习。1928年，李国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被编入特别班，同学当中，除了叶剑英，还有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等老同志；另外，还有文强当年的偶像、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夏曦。
    1930年夏，李国琛回国，被派到湘鄂西苏区工作，后任湘鄂西军委警卫师参谋长。
    1931年 3月，李国琛与夏曦在苏区重逢——刚刚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夏曦被派往湘鄂西苏区，接替邓中夏担任湘鄂西特委书记、红二军团政委。
    到任不久，夏曦就开展了著名的“湘鄂西肃反”，李国琛虽然是他的留苏同学，也照样被“打在网里”，以“改组派”的罪名，开除了李的红军军籍，不过总算看在同学的份上，夏曦留他一条命，将其送出苏区。
    不久，李国琛即为另一位留苏同学邓文仪所罗致，加入了他的南昌行营调查科，并改名为李果湛。
    其时，正是邓文仪威风八面的时候，据曾任军委会政训处设计委员、与邓文仪共事达九年之久的洪傅经说：
“邓文仪是黄埔军校一期的所谓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曾是蒋的红人。早在30年代蒋在江西‘剿共’时期，邓即任蒋的主任侍从副官，任何要人想和蒋见面都要事前通过他不可，其权势之大，炙手可热。”
    蒋介石的侍卫张毓中也说：“当时的邓文仪先生，宠信之专，权势之高，少有出其右者，我常在机场、车站和重要场合中，看到党政军要员见到他，无不毕恭毕敬，行礼问候。”
    程一鸣去苏联留学，就没赶上好时候，加入南昌行营调查科，同样生不逢时。很快邓文仪就出事了。程一鸣说：
    “南昌的飞机场失火，烧毁了飞机。蒋介石大怒，把航空署署长徐培根撤了职。调查课在事前未能防范失火，事后又不能破案，因此被解散，并入南京复兴社特务处。”
    程一鸣在这里说的有点简略——其实，戴笠接长南昌行营调查科，是1934年 8月；两单位合并，则是当年年底，这是两件事，有一个过程的。
    据特务处干部李邦勋回忆说：“原邓文仪掌握的南昌行营调查课，也是蒋介石的特务组织之一，在1934年前同徐恩曾掌握的特工总部( 中统前身 )和戴笠掌握的特务处是鼎足而立，分道扬镳进行反共反人民罪恶活动的，其分支机构亦遍布全国各都市。因为l934年 7月南昌飞机场飞机被火焚毁，蒋介石以邓文仪不能彻查据实报告，认为对他不忠，即于同年 8月撤掉他的调查课课长职务，交由戴笠接替。”
    张毓中则说：“据我们所知，领袖在秘密地准备对日抵抗，正设法增强军力，尤其是空军军力，故命曾在德国留学深造、受德国统帅兴登堡将军所推崇的徐培根先生出任航空署长，凡重要航空事宜，因怕日人知悉，对我不利，都采伪装或掩护手法，以避日人耳目。而这次起火，事出蹊跷，领袖怀疑是日本间谍收买汉奸，纵火烧毁，以致损失惨重，严重的影响了我空军战力。谁知调查课调查的结果是意外失火，并无人为因素。领袖不信，命再认真彻查，结果仍如前查，领袖始终怀疑不信，就另命戴先生复查。戴先生果真不愧为特种工作奇才，竟于短期内查出失火真相，找到人证物证，证明是人为纵火，拘捕了有关人犯。领袖极为震怒，扣押了徐署长和邓课长议处，并发表戴先生兼调查课长。”
  
    按：失掉南昌行营调查科并被监禁，对于邓文仪来讲，并不是灾难。不久即被放出来，派任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馆，1936年回国，并被选为复兴社书记。

    真正令邓文仪倒了大霉的，是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邓文仪办了一件令他后悔一辈子的事，搞了一帮人大肆鼓噪，要“讨伐”，要跟张杨“拼命”，明摆着置“校长”的安危于不顾。蒋回来之后，听说此事大怒，当即将邓撤职。
    这个跟头栽得可是太狠了，从这以后，邓文仪就再没缓过劲儿来。洪傅经说：
    “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对邓则视若仇敌，不但不愿见他，就是有人提邓之名，蒋也会大发脾气。因为，在西安事变中，一些蒋的亲信怕被扣于西安的蒋投降，使政局发生变化，便主张炸平西安，牺牲蒋介石，另推何应钦为领袖，而邓文仪即是其主谋者之一，待蒋被释放回南京后，宋美龄向蒋言明此内幕；平时恨邓之人，也对邓落井下石。至此，蒋就把邓当成眼中钉了。”
    从此邓一直处于投闲置散的境地，什么工作都没的做，一天到晚闲得发慌。洪傅经说：
    “邓失去蒋的信任后如丧家之犬，东奔西窜，毫无办法。他的心腹朋友贺衷寒、袁守谦、萧赞育等也爱莫能助，不敢在蒋面前为他说情。”
    等到抗战开始，邓文仪总算捞了个闲差。洪傅经说：“卢沟桥事变后，政训处成立了抗敌宣传委员会，聘请100 多名委员，其中也有如郭沫若、叶浅予等民主进步人士。此会是社会组织，不是由蒋官方任命委员，而是由政训处处长聘请，所以贺衷寒得以指定邓为主任委员。”
    不久，抗敌宣传委员会的活动停止，邓文仪又失业了。这时，正好军委会在武昌成立了训练团，招收青年和干部受训，需要一个上校级的政治总教官。邓文仪觉得这是个机会，四处找关系，想得这个“缺”。洪傅经说：“对这一清苦的职务，多人不愿赴任，惟邓毛遂自荐，到处奔走托人找关系，一心想当总教官。”
    以邓文仪的身份，屈尊去当个上校“教官”，连洪傅经都觉得太“委屈”了，于是就劝他，说：“你去担任训练团的总教官，恐怕不太适宜吧？”
    邓听了说：“只有这种起码的工作，我在老头子( 即蒋介石 )方面也许才能通得过。我如今和别人不同，只要有事做，总不愁将来没办法。”
    最终，邓文仪如愿当上了“总教官”，蒋知道以后，很不高兴，洪说：“好在朋友们替他说情，说他愿意痛改前非，戴罪立功，蒋也就没说什么。”
    做此官，行此礼，邓文仪在训练团当上校总教官，只要见了将军，都得敬礼。训练团政治部主任孙伯骞原是邓的手下，如今邓反过来要向孙“立正”、“报告”。大家看了都暗自好笑。
    洪傅经回忆说：“由于邓的忍气吞声，守规矩，既勤快又无架子，再加上有贺衷寒等人的暗中支持，大家对邓的印象逐渐好起来。1938年，经贺等人的举荐，邓任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蒋未加反对。”
    这下，邓文仪又来劲了。洪傅经说：“邓上任后，招揽了不少名流学者；编辑出版了《黄埔周刊》、《黄埔季刊》、《黄埔丛刊》，自以为又可以为所欲为了。岂不知蒋对他余恨未了，在一次活动中故意让他当众出丑。”
    那是中央军校十五期第一总队在成都举行毕业典礼，蒋介石亲自主持。洪傅经说：“蒋在大操场边走边巡视，邓也跟在后边。蒋骤然回头对邓说：‘你处处跟着我走，是否觉得漂亮些？我不愿意看到你这副嘴脸，你给我滚下去！’当时邓在全校师生和众多来宾面前受到如此奇耻大辱，真是无地自容，待典礼一完便立即气冲冲地跑回家去了。”　　
    洪傅经说：“邓的家在成都少城三条巷，妻子李白坚正因难产住院( 几天后就去世了 )，邓因要陪蒋参加典礼而未与妻子见面，却未料到蒋给他当头一棒。邓意外受辱，恼羞成怒，回家后痛哭流涕，决心用‘军人魂’剑自杀。”
    当时，洪傅经和军校教官袁觐贤正好去看他，见此情形，“百般劝说”道：“校长不是别人，他对你爱极恨深，总有一天会回心转意的。”
        邓文仪听了，“气愤地高声”说：“我连王八都不如，还做什么人！”
    这次合并，对于戴笠的意义极为重大。在此之前，由于戴本人是黄埔的，所以他的手下，基本都是军校学生，知识结构比较单一，能力素质参差不齐；而邓文仪虽然也是军校的，但他去过苏联，并以此延揽了一大批留苏同学，这些人中多数又有“CP”或“CY”的经历，对我党非常熟悉，有的还是学问家。这一大批人过来，对戴笠的特务处而言，整个工作水准，提升了一个层次。
    张毓中说：“尤其调查课成员，具才华、富经验、多专家，对他襄助极多。”
    不止于此，戴笠同时接收的，还包括南昌行营调查科的所有分支机构和外勤单位——在当时，各省保安处第四科、各军事机关调查科，都归南昌行营调查科指挥。
    比如，我们在前面“顾顺章案”中讲过的宋惠和，叛变以后改名为宋良，先进了蔡孟坚的武汉行营侦缉处。此后蔡“直接退出反共组织”，转而致力于警政，宋良则去了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第三科，当调查组组长，成为邓文仪的手下。后又任南昌行营特务队副队长、保定行营调查科代理科长等，最后随南昌行营调查科转入戴笠的特务处。
    沈醉在回忆中，曾经不点名地提到宋良，他说：“还有一个叛徒，因他叛变后在武汉出卖了一百多人，地下党派人制裁他，砍了他八菜刀还没把他砍死，我们就用湖南人骂人的话叫他‘砍八刀的’。他在受到共产党的制裁之后，不但毫无痛改之意，反而更疯狂地去迫害被捕的地下党员。他头上的伤疤刚刚结口，绷带还没有解掉，便亲自对不肯叛变的被捕党员施用酷刑。一次在对别人用刑时，由于用力过猛，自己头上的伤疤也崩裂开了，他虽流血满面，还不肯住手。这个出卖灵魂的赖皮狗，在军统局当了一个上校行动科科长后，因主持破坏一个地下党组织没有完成任务，得不到戴笠的信任，被派去当特训班的教官。”
    除了这些分支机构落入戴笠之手以外，南昌行营调查科在各地的外勤单位亦被特务处照单全收。比如湖北，特务处原本只有周伟龙的汉口站。合并之后，戴笠将南昌行营调查科的湖北站一并接收，站长换上了军校六期同学廖树东（即前述在淞沪抗战中牺牲的那一位），原负责人朱若愚则降为副站长。
    1934年底，程一鸣被第一批调到南京，在特务处第一科统计股当股员，少校军衔。
  
    按：l932年成立之初，特务处的办公地点，除戴笠的鸡鹅巷53号寓所兼做联络处以外，其本部设在南京徐府巷 3号，1933年夏天迁至南京鼓楼四条巷 6号。与南昌行营调查科合并以后，仅内勤特务就一下过来 100多人，于是于1935年扩充到7、8两号。到1936年夏天，张学良把他的一幢花园洋房送给戴笠，即南京丰富路洪公祠 1号。

    第一科即情报科，科长是唐纵。
    虽然名义上只是个“科”，但情报是特务处一切工作的基础，情报科“主管国内外情报的搜集，调查研究，分析汇编，拟订对策”，因此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机构，下辖华东、华中、华南、华北、统计、编审和国际七个股，另外还有一个图书室。
    各股的股长，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如华东股的李叶；华中股的郭履洲；华南股的岑家焯、严灵峰；华北股的胡天秋、霍立人；统计股的何芝园；编审股的傅胜蓝；国际股的顾子载，等等，日后基本都成为将级军官。
    不久之后，程一鸣与梁干乔在特务处重逢，梁并继李果湛、张毅夫之后，成为特务处第三任书记长。程回忆说：“梁干乔离开军事委员会交通研究院，后来复兴社特务处任书记。因为我和他是留俄同学，他就把我调升为华南股副股长、华南股中校股长，华东股中校股长。”
    “八一三”抗战爆发以后，程一鸣调任特务处苏州特别组组长，上海沦陷后被调到潜伏的上海区任书记。
    程一鸣回忆说：“一九三八年春，我被派到上海，任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书记，区长是周伟龙。上海区设在上海法租界保健路，设有三个行动组：第一行动组，曹立俊组；第二行动组，阮清源组，又名袁亚承组；第三行动组，刘芳雄组。”
    阮清源，我们前面说过，早在程一鸣上任之前的1938年 1月，已因谋刺陈则民被捕，正在租界“捕房”中关押，并于此后不久出狱，奉调忠义救国军。
    刘方雄，1909年生，浙江江山县吴村乡人。与戴笠的老家保安乡一样，吴村乡也是个“军统乡”，军统“三毛”中的毛人凤、毛万里兄弟，还有周念行、周养浩，都是吴村乡的。
    刘方雄也是农民的儿子，好读书（不好读书也走不出大山，看来从古到今，什么时候，学习都是进身之阶），1930年毕业于江山县立师范讲习所第三期，后任江山县坛边桂香小学校长。
    1935年，刘方雄加入特务处汉口区。刘是周伟龙的心腹，1936年，周被拘禁时，刘经常去看望他。周转任上海区时，将刘方雄和另一个亲信王方南一起带到上海，王搞情报，刘则搞行动。
    王方南回忆说：“1937年 2月，戴笠派周伟龙到上海任军统上海区区长。周伟龙把我带往上海区在内勤当助理书记，负责编审情报工作。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原外勤方面各组组长先后调往内地。后来接任组长的有阮清源、刘健、朱啸谷、刘方雄和我（情报组组长）。”

ys1937

56、危机上海——史量才案

    曹立俊即军统著名的三大杀手之一，有“追命太岁”之称的赵理君。
    说到所谓“三大杀手”，其实他们还不完全一样——王天木、陈恭澍，单看外表都文质彬彬的，陈恭澍还是近视眼，戴副眼镜，跑快了都能摔个跟头，因此他们自己是不会亲自在“行动”工作中动手的，失身份（也没那个本事），所以只能称为“杀手头儿”。
    赵理君就不一样了，他是“去”那个亲自动手的，开枪、论斧头，样样精通，一招制敌。
    说起赵理君，那简直就是一个嗜血恶魔，甚至是一个以杀人为乐趣的那么一个人，戴笠重用这号人，迟早要替自己找麻烦。
  
    按：剥夺别人的生命，是一种很恶性的事情，即便你要杀的这个人“恶贯满盈”。据陈恭澍回忆，白世维在刺杀张敬尧之后，再没有提到过此事：“世维兄虽在事后描述现场情景时，显得相当兴奋，但在其后，就很少再谈起这件事了，甚至于不愿意再触及此类问题。”
    陈恭澍还分析说：“我明白，这是属于心理上的一种死结，没有干过行动工作的人，没有亲自动手杀过人的人，很难体会到其中的况味。如果有人说，某某人有种、敢干，某某人擅长于行刺工作，以后就让他多做这类工作吧！那就错了。相信一个心理正常的人，绝对不会视杀人如吃菜。”
    但人总有例外，赵理君就是这么个例外的。赵理君，生于1905年，四川大足人，军校五期。赵立钧、赵丽君、曹立俊、陶士能，都是其化名。
    令人很难想象——赵理君曾是中共党员，而且亦是我党早期投身武装斗争的一员。
    1924年，赵理君中学毕业，在家乡大足县当了一个小学教师。1926年，赵考入军校五期政治科。
    次年年底，赵理君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逃回家乡，继续教书，在此期间入党。1930年10月，赵理君参加了铜梁地区的“土桥暴动”。
        所以，赵理君这个人，还真别小看他，一首拿粉笔，一首拿枪，亦可称允文允武。此后，在革命的最低潮，赵脱离了革命阵营，并投入特务处。

    赵理君也是洪公祠特训班“一期”出来的，与陈恭澍是同学，日后，赵、陈二人成为“洪公祠”当中，最富“盛名”的两个人。
    许多年以后，同为“洪公祠”毕业生的徐远举，在交待材料中，曾充满讽刺地说：
    “当时洪公祠受训的特务最出风头的为陈恭澍和赵理君。陈恭澍在北平东交民巷六国饭店暗杀过大军阀张敬尧，赵理君在上海和杭州暗杀过民主人士杨杏佛和史量才，因此红极一时，每个军统特务都绘形绘色地为它们吹一套。结果这两个杀人成性的特务一个投汪精卫伪组织，当了汉奸；一个在河南胡乱活埋人，为蒋介石枪毙了。”
    赵理君毕业以后，一直盘踞在上海，并在上海成为一名“行动”专家。
    就在陈恭澍在北平刺杀张敬尧成功的同时，赵理君在上海，主持暗杀了杨杏佛。这两个案子，用陈恭澍的话来讲，叫“我国特务工作有史以来，行动人员初试啼声之作”，因此成为特务处后来各种各样的训练班当中，必不可少的两个案例。
    沈醉回忆说：“抗战期间，军统大规模举办特务训练班时，我又长时期兼任许多特务训练班的‘行动术’（专搞逮捕、暗杀、绑架、破坏等罪恶活动）基本教官，负责主编过军统各特训班的行动术讲义，将这两件血案均列为教材。”徐远举所说的“每个军统特务都绘形绘色地为它们吹一套”，就是指这个。
    很奇怪的是，关于杨杏佛案，留下来的资料很少，大家引述来引述去的，只有沈醉回忆录当中的那几句话。这当然是因为赵理君自己没有像陈恭澍那样留下回忆录，所以只能听沈醉的了。
    杨案发生时，沈醉参加特务处不久，也在上海工作。他回忆说：“我于一九三二年参加军统（当时为复兴社特务处，以后才改为军统）特务组织时，即在上海华东区（以后改上海特区）担任过区交通与组长等职，对这两件血案是间接参加的人。”

    按：沈醉说的“两件血案”，即指“杨杏佛案”和此后的“史量才案”，均由赵理君主持。在回忆中，沈醉自称“对这两件血案是间接参加的人”，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后面再说。

    另外，据沈说，他在担任军统教官时，因须编写讲义，“曾多次向这两血案直接主持的凶犯赵理君搜集过有关材料，并调阅过有关档案。”因此，沈的回忆，基本可看作第一手资料。
    鉴于大家都在看同一份材料，所以，杨杏佛案的具体情况，笔者就不再引述了。 值得说说的，倒是“史量才案”。 史量才，1880年生，江苏江宁县人。
    1912年，史量才以12万两白银买下了《申报》，并自任总经理，成为《申报》的老板。此后，史又购买了上海《新闻报》的股权，从此，史量才几乎垄断了上海滩的话语权，用钱芝生的话说：“那时他在上海的报业中，俨然是报纸托拉斯的一个掌握者——报界权威。”

    按：钱芝生在抗战开始以前，曾长期担任《申报》驻南京教育新闻记者。

    钱芝生说：“史量才是精通生意经的。他办《申报》，至少希望有人要看，不至减少它的销路。所以他时常冠冕堂皇地对我们说：‘报纸是民众的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
钱芝生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史量才自恃《申报》的机构在上海租界里，蒋介石政府不能直接去奈何它，所以不但不大肯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话，完全受它利用；有时甚至反而对它泼冷水，在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上，来一两句不痛不痒的批评，以表示所谓‘公道’。”
    1932年，蒋介石突然下令，禁止《申报》邮递。由于《申报》设在租界之内，国民政府“鞭长莫及”，但在租界之外的发行，“凡国民党统治地区就一律被禁令截留，不能投递”。
    事情的起因，是《申报》对两件事做出了“独特”的评论和报道。
    一是发表“剿匪时评”，反对蒋介石对苏区的“围剿”。称：“政治黑暗如此，如沦地狱，是正即所谓官逼民变。官逼民变，民安得不变？既逼民变，复从而围剿之，事之可悲，孰逾于此！”等等。
    二是“中大殴段学潮”事件。 中央大学校长原本是朱家骅，1932年初，朱任教育部长，中大校长一职，朱家晔提请教育部政务次长段锡朋兼代中大校长。
    据钱芝生回忆：“段于 6月 4日上午 8时半乘汽车到中大接事。事前中大学生已有所闻，以段是官僚政客，不符合校长人选标准，极为不满。那天早上 8时正在体育馆开全体学生大会，讨论应付办法。忽闻段已经到校，学生多人就蜂拥到校长室，向段当面质询。段摆起官僚架子，申斥学生，并且奋其两臂，捉拿为首喊打的学生。学生不服，群起将段殴打。段趋避不及，脸胸各部受伤，所着长衫被撕破，汽车玻璃亦遭击碎。”
    当时钱芝生就在中大工作，同时兼《申报》和《大公报》的教育新闻记者，此事即由他本人写出报道，刊登在《申报》上。朱家骅大怒，称钱为“煽动中大学潮的恶劣分子”，当即予以逮捕。
    此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写了一个报告，大意为“上海报阀史量才利用他的报业权威，勾结上海的一般无聊文人，专做‘危害党国’的工作。”并附上《申报》的相关报道，送交蒋介石。
    其时，蒋正在南昌，主持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见报怒不可遏，当即令禁止《申报》的发行。
    钱芝生说：“史量才在这种情况下，当然非常惊慌，不得不到处设法谋求解禁。因为《申报》驻南京办事处的采访主任秦墨晒和蒋介石行营秘书长杨永泰有关系，就派秦奔走于南昌、武汉之间，请杨永泰向蒋介石缓颊。”
    此后，蒋介石表示，《申报》可以恢复发行，但提出两个条件：第一，撤换总编辑陈彬龢；第二，“由中央宣传部派员指导《申报》的编辑和发行”。 对此，钱芝生说，史量才做了一些让步，如令陈彬龢“自行去职”、不再采用陶行知等人的投稿等等，“但是坚决不允许中宣部派员指导，甚至说《申报》是自力更生的报纸，从来没有拿过政府的津贴，倘若政府定要派员指导，宁可将《申报》停刊。”钱芝生说：“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好一面允许《申报》恢复邮递，一面再摆布史量才本人。”
    1931年底，邓演达被杀，宋庆龄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起草了一分英文宣言进行谴责，这份宣言后由杨杏佛翻译成中文，交给史量才，请他设法发表。钱芝生说：“《申报》虽然没有敢刊登，但是通过史量才的关系，却在某通讯社的稿件上发表了。”
    军统高干鲍志鸿曾翻阅过军统内部关于“史量才案”的案卷，他说：
    “史量才是上海《申报》的负责人，自20年代后期，以迄30年代初，他不仅在上海新闻界、工商界很有地位，特别有影响，而且一贯支持以鲁迅等人为首的‘左翼作家联盟’，并且公开参加宋庆龄他们倡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因此，蒋介石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兼以史量才容许《申报》副刊《自由谈》大量刊登鲁迅和许多进步作家的文章，更使老蒋十分恼怒。但《申报》影响很大，又不能轻易地勒令其停刊。于是蒋介石就决定对史量才下毒手，并交戴笠执行。”

    按：鲍志鸿，1906年生，湖北黄陂县人，军校六期毕业。

    钱芝生也持相同观点，他说：“杨杏佛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秘书长，史量才和杨搞在一起，又是发表反蒋杀邓宣言的实际指挥者，蒋介石一方面要吓唬孙夫人和另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负责人蔡元培；一方面本想镇压史量才以劫夺《申报》。于是1933年杨杏佛被暗杀一年以后，史量才就也死在特务之手了。”
        沈醉则说：“史量才先生被暗杀的原因，当时外间传说很多。据我了解，主要是由于蒋介石得到情报，说史当时很同情共产党，曾经接济过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经费；所以决心要杀害他，并以此警告其他同情中共的人士。此外，史量才所主持的《申报》， 经常有一些不满意蒋政权黑暗统治的言论。 ”
    执行此项任务的，就是上海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
    沈醉回忆说：“戴笠于这年夏秋间即奉到蒋介石命令要暗杀他，原先准备在上海租界内动手，曾一度在《申报》馆和史的住宅附近找过房子，因迟迟没有找到，戴就亲自去上海布置。他最担心的是怕又和暗杀杨杏佛一样，凶手逃不了而泄漏出去，引起严重的麻烦。以后监视史的特务们通过上海帮会关系与史的汽车司机结识，打听到史经常要去杭州，戴笠才决定不在上海租界内进行。”
    “史经常要去杭州”，当然是有原因的，他是去“避风头”，鲍志鸿说：“当时史量才也预感到上海的‘火药’味，他在杭州西湖置有私人别墅，于是决定暂时由沪去杭‘避风’。”
    沈醉说：“史量才于一九三四年十月间去杭州调养胃病，给了特务们一个最好下毒手的机会。他一向提防反动派要对付他，除了使用的汽车有保险设备外，并雇有私人警卫（上海人叫保镖）。”
    执行侦察任务的，又是我们已经多次提起过的陈质平。鲍志鸿说：
    “戴笠一伙对史量才岂肯轻易放过，于是派陈质平（陈系上海某大学毕业，海南岛人；另说非陈而为徐建业）紧跟盯梢，由陈质平买通史量才家中女佣，提供史家情报。那位女佣将史量才的汽车牌号，以及何时动身由杭返沪的日期、具体时间、停车地点等都暗地告知了特务。”
    沈醉回忆说：“不久，史量才果然携眷去杭，戴笠又带着赵理君等赶去布置。原来打算在史的寓所秋水山庄附近伺机狙击，又考虑到如将史暗杀在杭州市区，杭州省会警察局长便脱不了关系而将遭到各方面所责难，势非破案不可。这个警察局，不但局长赵龙文是军统特务，而且整个警察局都控制在军统特务手中，在杭州作案便是自找麻烦，因此最后才决定选择在离开杭州市区的地方去进行。”
    根据情报，史量才将于1934年11月13日从杭州返回上海，得到消息，赵理君带着手下提前到沿线“踩点”。最终，动手的地点，选在了“沪杭公路所经的海宁县属第四区博爱镇附近，离翁家埠约四华里的地方”。
    沈醉说：“特务们事前准备了两个临时用的汽车牌照，一是京字第七十二号，这是随便仿制的（以后才知道是南京盐业银行的），另一个是杭州警察局的试车牌照。这辆汽车于十月底前后即由南京开到杭州，一直停在杭州上仓桥浙江警官学校的停车房内。行凶时先是用京字七十二号牌照，逃往南京途中便改用试车牌照，一直快到南京才换上原来的号码，于半夜驶回鸡鹅巷。”
    钱芝生回忆说：“据我看：‘京字72号’汽车是南京盐业银行的，史案发生那天确没有离开南京。在沪杭公路上的京字72号汽车，显然是特务伪造的车牌号。”
    11月13日，史量才如期出发，赶往上海，同行的，除了史的如夫人沈秋水、沈的侄女沈丽娟以外，还有史的儿子史咏赓和史咏赓的同学邓祖询，加上司机黄锦才，一共 6个人。
    沈醉说：“这次凶手们所带的手枪均为洞穿力很强的驳壳枪和强力式手枪，所以能射穿史所乘的保险汽车。行刺那天，特务们很早便去守候。当史的汽车驶到了凶手们预定动手的地方时，发现有一汽车横在马路当中，伪装损坏正在检修。特务们见史的汽车开来，一面以手示意叫汽车缓行，一面即拔出手枪向史的汽车轮胎射击，同时由指定的两个凶手射击汽车司机和司机座旁的史咏赓的同学邓祖询。这是因为特务们误认邓为史的保镖，怕他还击，又怕司机以后供出认识的特务来，所以要先杀掉他以灭口。”
    据当时《申报》登出的《史总经理遇难始末记》记载：“三时零五分，车经海宁与杭县交界处之翁家埠大闸口，遥见有一京字七十二号一九二九年式别克汽车一辆停于路旁，车旁复站有黑衣男子六七人，态度殊为可疑。迨相距一丈余时，忽闻吹哨一声，于是在车旁之六七暴徒，均以手枪及盒子炮，向史先生之汽车迎面射击，车夫黄锦才突见祸作，急俯身避弹，脚踏煞车，车划然止，适止于暴徒站立处。时子弹纷飞，车夫已首先中弹，邓君随亦着弹。”
    沈醉接着说：“当枪弹乱飞的时候，史量才和他的儿子史咏赓急忙跳出车来分头逃跑。凶犯们误认其子为父，因此有三个特务便尾追史咏赓，一连发射二十余弹，均未命中，他从田野中飞奔逃脱。”
    《史总经理遇难始末记》则说：“史先生知事不妙，即挟夫人公子等，自车厢逃出，夫人踣地而伤，内姪女亦伤；其公子咏赓君反身向杭州方面沿公路拔步飞奔，三匪在后追赶，开枪数十发，幸均未命中。”
    看这段描写，殊不可解。
    其一，遇刺之时，史量才已经年过半百，在“洞穿力很强的驳壳枪和强力式手枪”的扫射之下，居然还能“挟夫人公子等，自车厢逃出”！真不知道素以杀人不眨眼而著称的赵理君当时在想什么！
    其二，大天白日、一马平川，三个人追一个人，开了二十多枪都没打着，最后还让史咏赓给跑了。即便史练过马拉松，他总也不可能跑得比枪子儿还快吧！
    无怪戴笠经常问自己的手下：“你们自己讲，是不是饭桶？”
    沈醉继续说：“史量才因身体不好，跑得也慢，在慌乱中逃进附近一所茅屋。两个特务紧追过去时，史又从后门穿出，躲在房后面一个干涸了的小水塘中，被站在路上指挥的赵理君发现了。赵一面大叫‘在这里’，一面连连向史开枪射击，有一弹正击中史的头部，史当即倒下。李阿大又跑到史身边补上一枪，登时血流如注。凶手见目的已达，立即集合爬上汽车飞奔而去。”
    再看《史总经理遇难始末记》：“史先生则向乡间奔避，二匪从后紧追。行半里许史先生逃入一沈姓农家，一匪追踵入内，另一匪则先绕至后门守候，及史先生冲出后门，遂被该匪在足部先击一枪，时史先生犹忍痛行数步，至一个干涸之小塘旁。痛极倒地，二匪即向其头部连开二枪，一由口入脑，一由左耳穿入，遂遇害。”
    沈醉说：“枪声停止了约半小时后，史咏赓才从附近找来一些人一同返回出事地点，并向航空学校借了一辆卡车将三具尸体运回杭州。”
    在回忆录的最后，就史量才的死，钱芝生发出了一连串的疑问：
    “六七个穿黑短装拿手枪的大汉，显然不是所谓航空学校的‘陶某’，而是很有组织的特务。杀死史而不杀死携赃款避往史家，使史‘人财两得’的沈秋水，显然不是所谓‘报家仇’，而是‘政治因素’。否则主犯既然是航空学校的‘陶某’，有姓名地址，很容易抓到，而且其事发生在蒋介石统治的光天化日之下，为什么悬赏缉凶，始终没有缉到？史的家族又为什么‘不敢追究下去’呢？”
    这段话有点费解，显然是有所指的。
    原来，史量才死后，社会上流传一个“小道消息”，也可能是戴笠有意散播的，即史量才死于“仇杀”，这个传闻，与沈秋水有关。
    沈秋水原是上海的一个名妓，名叫沈慧芝，后镇江军头陶骏保为其赎身，花遂进入陶家。1911年，陶骏保为陈其美所杀，沈慧芝即嫁给了史量才，陶留下的巨额家产也随之“嫁”了过去，钱芝生所说的“人财两得”就是这个意思。次年，史量才即以巨款买下了《申报》。
    沈慧芝嫁给史量才后，史为其改名为沈秋水，1932年，史在西湖边为其兴建了一座“秋水山庄”。
    看了这一段传闻，就可以理解钱芝生的那段话了，即社会上纷传，陶骏保的后人、供职于笕桥航空学校的“陶某”，因报“家仇”而杀死了史量才，并被“悬赏缉凶”。对此钱芝生认为纯属“无稽”，并逐条进行了批驳。
    钱芝生说：“史量才死后，蒋介石还电唁史量才家族并且命令浙江省主席鲁涤平悬赏缉凶，显然是猫哭老鼠的一番做法。”
    没想到，还不到两个月，负责“悬赏缉凶”的鲁涤平突然死了。 鲁涤平，1887年生，湖南宁乡人。
    鲁涤平是湘军宿将，参加过北伐，曾任湖南省政府主席，1929年转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在我们的历史课本上，鲁涤平曾经出现过一次，即主持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其时，鲁涤平以“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兼任“江西剿匪总指挥”。
    第一次“围剿”不但铩羽而归，还“折”了一员大将张辉瓒，鲁涤平颜面尽失，在江西肯定是不能再干了，于1931年转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鲁到了浙江，深知这是蒋的老窝，不可轻举妄动，遂采取“无为而治”的方针，蒋让干嘛就干嘛，绝无“造次”之事，戴笠控制浙警，就是在他上任之后的事情。
    越躲事越出事，越怕鬼越见鬼，史量才遇刺案，偏偏发生在鲁涤平的治下。蒋介石先是给鲁记了一次“大过”，随即令其“限期破案”。
    此后不久，鲁涤平被免去浙江省主席职务，任命为有职无权的军事参议院副院长，鲁遂于1934年12月20日离开杭州。
    来到南京以后，鲁的身体一直不好，没有去“履新”，1 月27日，鲁涤平进中央医院住院治疗。1 月30日，鲁涤平出院，当晚外出拜访了陈布雷后回到家中。
    1 月31日早上 6点半，鲁涤平因脑溢血病逝。当天下午，鲁涤平的“如夫人”沙佐安跳楼身亡。这连续三起命案之间，是否有关联？有人说有，且只有一个人。
    这个人叫楼兆揭。楼兆揭有两个堂兄，都是军统干部，一个叫楼兆蠡、一个叫楼兆元，我们前面说过。
    楼兆揭说：“楼兆蠡是个老牌军统特务。当时在广州，名义上是广东省财政厅的专员，实际上是戴笠派在广州的特派员，主要负责搞陈济棠的军事情报工作。一九三五年春或夏的一天，随孔祥熙出国参加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回国的浙江省会警察局长赵龙文经过广州，曾到楼兆蠡家里看望，我碰巧遇上了。那时赵正在谈关于随孔出国的事，楼兆蠡忽然提到鲁涤平的死及鲁的爱妾跳楼自杀殉夫的情况，赵见我在侧，只微微笑了一下没有答腔。”
    赵龙文走后，楼兆揭即问楼兆蠡其中“原委”。楼兆蠡说：
    “史量才被刺杀后，中外舆论为之哗然，蒋介石为怕阴谋暴露，对自己不利，便假惺惺地电唁史量才家属表示哀悼；同时因案子发生在浙江境内，又将担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鲁涤平记大过一次，并责成鲁涤平限期缉凶破案，这原是为了遮人耳目，装装样子的。不想鲁涤平真的干起来了，如左佩先生在上述《鲁涤平在浙江》一文中所述，蒋介右是怕鲁涤平弄假成真，这才把鲁涤平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由黄绍竑继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在谈话中，楼兆蠡还对楼兆揭讲了一些“鲁涤平之死和鲁涤平的爱妾跳楼自杀殉夫等内幕”。
    一、鲁涤平为何被调离浙江？
    “一九三三年蒋介石密令暗杀了史量才，中外舆论强烈。蒋介石以事情发生在浙江，将鲁涤平记大过一次，并责成鲁涤平限期缉凶破案。这原是为掩人耳目，保护自己，并没有真要加罪于鲁的意思。但鲁涤平因自已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很怕蒋奔石会拿他做牺牲品，便派人把史量才被暗杀的整个情况调查得一清二楚，直接上报蒋介石，借以保全自己。这无异将了蒋介石一军。”
    “为此蒋介石非常恼火，担心鲁涤平在舆论的压力下会把史案内幕泄露，使蒋无法下台，这才以‘破案不力’为辞，立刻免去鲁涤平浙江省政府主席的职务，把他调到南京接替陈词元为军事参议院院长。”
    二、鲁涤平是怎么死的？
    “赵龙文伙抓住鲁涤平的一些牢骚不满之辞，再加油添酱，密报蒋介石，蒋则益发恼火。便要戴笠密令赵龙文在鲁涤平离杭之前，设法把鲁干掉，以绝后患。赵龙文接到密令以后，便积极准备，利用鲁涤平连日赴宴，随从麻痹大意之际，暗在鲁的酒食中下了毒。鲁涤平吃了之后，回家睡到半夜毒发，抢救小及，就此一命呜呼了。”
    三、沙佐安因何而死？
    “但鲁涤平有个爱妾是经常和鲁涤平在一起的，鲁涤平临终之时，她随侍在侧，看鲁的样子不象是脑溢血，同时在这以前她也曾听鲁涤平谈过一些有关史量才案的情况，从鲁涤平垂死时的喃喃自语中听出了一些隐情，在鲁涤平死了以后，她便有所怀疑，认为鲁涤平没有高血压症，不会脑溢血，一定是在酒席宴上中了毒。并扬言她将在鲁涤平开吊之日，当众给鲁涤平喊冤。这话传到赵龙文那里，赵很着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捏造了一些莫须有的罪状，硬给戴上一顶红帽子，说她私通共产党，在鲁涤平开吊前夕，逼得她跳楼自杀。对外则谎称她是哀思鲁涤平，痛不欲生，因而跳楼自杀殉夫。”
    鲁涤平及其“如夫人”因史量才案牵连而死的传说，就是这么来的。而且，此后所有关于这三起命案的关联性的分析，其依据都是楼兆揭这一份回忆。
    在回忆中，楼兆揭还补充了他个人的一些看法：
    “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四年充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鲁涤平，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九三四年在国民党中央将他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的命令发表以后，据说是脑溢血病发，抢救无效，死于当时他在杭州所住的主席官邸。那时我尚在浙江大学代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读书。有一天，我和同学外出游玩，经过梅花碑原省府的围墙外，只见省府周围警卫林立，戒备森严，说是鲁涤平主席中风病危，需要安静，禁止行人喧哗。不几天，报上就宣布鲁涤平主席因脑溢血病发身亡；同时还刊载了一则鲁涤平主席的爱妾在鲁涤平开吊前夕跳楼自杀殉夫的消息。这件事当时在杭州是轰动一时的。”
        “我记得当时鲁涤平是因史量才被刺杀案才被调为军事参议院院长的。经查阅资料，史量才案发生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前后，但就我上述回忆的推算，应该是一九三三年。当史量才案件发生后，我尚在浙江大学代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读书，同学们议论此事时，有人还提到史量才的儿子史咏赓是之江大学的学生，善长跑。其父被刺时，他就靠善长跑，跑得快，逃得远，凶手赶不上他，才未遭毒手等等。印象极深。如果史案发生在一九三四年，我已离开杭州，那就不会有此深刻的印象了。又据申屠鋐参事回忆，他也记得史量才案发生在一九三三年，因他就是在这一年去日本留学的，他出国之前已经知道此事，因此不可能是在一九三四年的。”
    问题在于，楼兆揭的回忆，其可信度有多少？
    首先，楼兆揭不是军统分子，没有必要为军统增加或减少罪恶；其次，楼兆揭是在写回忆，不是在写交代材料，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没有感情色彩；再次，楼兆蠡的信息渠道（赵龙文—楼兆蠡—楼兆揭）非同一般，赵龙文就是直接指挥三起命案的“操盘手”，如果确实是他告诉楼兆蠡的，那没有不信的道理。
    不过，说到底，楼兆揭的回忆，只是一份“孤证”，无法证实的。况且他所说的鲁涤平死亡的时间和地点都不对，如果说，因为年代久远而记错了时间，可以理解，可是连地点都不对，就错得太离谱了。
    还有一层，孔祥熙参加乔治六世加冕典礼，是在1937年的3、4月间动身的，半年之后才回来。其时，抗战都已经开始。楼兆揭却说成是“一九三五年春或夏”，显然不对。
    以上种种，都不得不让我们对楼兆揭的说法打上问号。
    以常理而言，过于巧合的事情连续发生，其中多有蹊跷。不过，如果就这样简单地把这几件事关联起来，则又嫌过于武断，世界上巧合的事多了，没有证据，谁敢说如何如何。
    况且，鲁涤平与沙佐安的死，虽然相隔的时间确实短了点，但也不能说极端地不符合情理，“殉情”的事儿多了。
    所以，在发现更多的材料之前，还是不要把事情想得过于复杂为好。关于“史量才案”，还有两点需要补充。
    第一，史量才本可不死。
    查《龚德柏回忆录》，其中有这样的记载：
    “在史量才被刺前一日，史曾托人向某方面疏通好了，允不执行，并即电告在杭之执行人员，暂缓执行。但该执行人于先一晚饮酒大醉，当晚未能译电，次早亦匆匆就道，赴京杭国道途中，等候史之汽车经过。亦未暇看电报。待其执行回来再看电报，而史已死，无法挽救了。这是一说。又据与执行人员有关者告我，执行人员于就道时，始接电报，认为执行命令事大，看电报事小，故将来电置之衣袋内，即乘车而去。待其执行回来再行译电时，已无法挽救了。”
    这件事倒是靠谱，当然，细节上有出入。鲍志鸿说：“就在这次暗杀行动实施以前，史量才本可以获得免遭惨死的机会，那就是杜月笙曾经向蒋介石建议，对史量才这样一个很有影响的人来说，杀掉他不如起用他为好，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可以化敌为友；如果在上海干掉了史量才，对国内国外影响都不好；如果用之，反可得些臂助，要蒋介石权衡利害得失。”
    据鲍志鸿回忆：“蒋介石经过仔细盘算，便采纳了杜月笙的建议。蒋介石把不杀史的新决定通知戴笠，戴便在刺史的头一天晚上去电告知在杭州指挥对史‘行动’的警校教务主任赵龙文( 军统在杭州的负责人 )。不巧糟糕的是赵龙文此人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病，每天只是上午看看公文，下午他要休息，概不办公。因此戴根据‘最高’旨意饬令赵龙文暂停对史量才‘行动’的电令，被积压在赵龙文的译电室里，不能送呈赵批阅。结果，执行暗杀任务的特务们就按原令‘行动’。”
    “翌日，史量才在由杭返沪途中被刺身亡。特务们刺史后乘预先准备好的汽车扬长而去。伪造车牌是廖宗泽的主意。赵龙文经过此番贻误，丢官罢职。只得灰溜溜地回到胡宗南那儿去了。”
    鲍志鸿还说：“戴笠通过此一教训，以后对军统中上层领导中体弱多病的人，大都从领导职位上调离了，怕的是贻误‘戎机’。”
    鲍志鸿是看过军统内部关于“史量才案”的原始案卷的，他所说的，当可采信。
    第二，参与“刺史”的，都有那些人？
    请注意沈醉的回忆：“参加这次罪恶行动的特务除赵理君外，还有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安徽人，抗战时任过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以后自杀）和组员李阿大（上海苏北帮惯匪，为这个组最主要的凶手）、施芸之、许建业等六人，以及汽车司机张秉午。
    除了开车的张秉午，当天参与“行动”的一共 6个人，沈醉说出了 5个人的名字，只“忘”掉了一个，多少有点不符合情理，给人一种“选择性遗忘”的感觉。

    按：沈醉的记性极好，看他的回忆录，还真是很少有说“忘记了”的时候。在不同的回忆中，沈醉提到过这样一个人：“这个班的学生从一九三八年毕业到一九四九年的十一年中，便有好几个已经爬到了少将阶级，如十一战区调查室主任张家铨，十六兵团孙元良部的第二处处长易啸夫，云南绥靖公署保防处副处长胥某某，以及交警总局的刘子英、唐振文等。”
    “有一天，郑突然下一张手今，叫人事处立即委派原在重庆稽查处涪陵稽查所当少校所长的胥XX担任北宁铁路警务处副处长。”
    这里的“胥某某”和“胥XX”是同一个人，之所以隐去其名，是另有特殊原因需要“曲笔”之，并不是沈醉忘记了。

    那么，关于刺史一案的最后一名“行动”人员，是沈醉“选择性遗忘”呢？还是“曲笔”呢，他到底是谁呢？
    1949年12月 9日，被扣押的沈醉宣布参加卢汉的云南起义，除令自己的手下、保密局云南站全部人员“安分守己”之外，并将头天刚到昆明，次日就要飞走的徐远举、周养浩、郭旭、成希超等 4名保密局高干一勺“烩”掉。起义之后，沈等先是被软禁在五华山，此后被转移到云南省监狱。
    在这里，沈遇上了他的朋友、名记者陆铿，没事的时候，就在一起闲聊。据陆铿回忆：“沈醉多次说：‘我才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在我手下死的人，各种各样都有。’”
    沈醉对陆铿说，唐有壬就是他杀的，沈还说：“很简单，不费吹灰之力即进入黄的住所，将唐一枪毙命。”     陆铿回忆说：“沈醉讲起杀杨杏佛和史量才，则比讲杀唐有壬具体得多。”     
    陆铿回忆说：“他（指沈醉）说，蒋介石之所以要杀杨杏佛先生，不单是他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更重要的是他和孙夫人宋庆龄女士的亲密关系。而杨当时的正式职务是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四日，杨带着儿子小佛登车驶出住处时，就被沈醉和他的同事，四支手枪同时射击，杨因爱子心切，用身子袒护小佛，结果自己和司机中弹而亡，小佛仅腿部受伤。”
    陆铿回忆说：“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史量才、史咏赓父子以及咏赓的朋友邓祖询乘私家汽车沿京杭国道自杭州返上海，特务们就选定海宁县博爱镇附近的国道上，横停一部车，伪装损坏待修而阻拦；及史车开至，首先对准轮胎开枪，先将坐在车前被误会为保镖的邓祖询击毙。史氏父子弃车奔逃。结果父被射死，子得幸免于难。血案发生后，举国震动。蒋介石、汪精卫还悬赏缉凶。但很多人都估计到是出于蒋的授意。直到八十年代初才由沈醉正式证实。”
    陆铿特别补充说：“只是后来沈写《军统内幕》，关于杨、史被暗杀经过，和沈在狱中饭后和我们四人聊天时所述有出入。沈当时以谈经历讲故事的方式，娓娓道来，讲他如何奉命杀人，事后还得到奖励，如杀史量才全组就得了一万元银元奖金。但到八十年代，距离五人漫谈三十多年之后，则写成他‘对这两件血案是间接参加的人’。只是在叙述杀凶手时，说是六人，却只列出五个名字，那个没有列名的，可能就是沈醉自己了。”

静女

感谢YS1937的精彩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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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晓云

国民党行事江湖帮派习气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