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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28 08:29:18 浏览 340 次 | 评论 0 条
随着西南环境的日趋复杂，考虑到运输在当时抗战环境下的重要性，1940年4月18日，一个新的交通运输管制部门成立了，这就是军委会运输统制局，同时撤销了原有的军委会运输总监部及运输总司令部。
为表重视，运输统制局主任，蒋介石原本打算自任的，后在张治中的劝说下，以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
时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第六组秘书的张令澳回忆说：“滇缅公路通车后，是后方一条对外的唯一交通线，关系十分重要，为此专门设立一个战时运输统制局来管理这一条公路，它由昆明直达缅甸仰光。当时孔祥熙和军统戴笠都想争夺这个机构在自己手里。”
张治中当时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张令澳说：“张治中看到一份成立运输统制局的签呈，在局长人选上留有空白，蒋介石批了‘自兼’两个大字，张觉得最高统帅不宜兼任此职。”
于是，张即与何应钦商量说：“最好由你来兼，若由委座自兼，恐不成体统。”同时，张在签呈建议说：“职深恐钧座自兼此职诸多不便，为维持最高统帅的威信，拟委敬之（何字敬之)总长兼任为宜，请酌夺。”
蒋看了，认为很有道理，便在原件上批了一个“可”字。
张令澳回忆说：“后来这个局流弊百出，争夺激烈，外间议论纷纷，何应钦启用两年前被撤职的原侍从室一处主任钱大钧为该局的参谋长，也无济于事，深感捧了一只烫手的山芋而大伤脑筋。可见张治中为蒋考虑之周密。”
1940年4月20日，在运输统制局的成立大会上，蒋介石进行了长篇演讲，他指出：
“我们从前交通运输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事权不统一，以致组织散漫，统制缺乏，流弊所及，予国家军事以很大之障碍。”
“须知今后我们抗战之胜败，不仅决于前方将士之战斗，而要看前方作战所需之一切补充与接济，后方之交通运输能否尽速源源赶上以为断！否则，前方虽有很多军队作战，因运输接济之不济，亦必归于失败！因此，我们一定要本着过去所得经验与教训，实行交通运输之彻底统一，以求事业之统制与力量之集中。大家应共同一致通力合作，以达到改进运输之目的！”
蒋强调说：“现在运输事业比前方军事还觉重要，所以我们统制局一般办事人员，必须以前方士兵作战同样之精神，不辞辛劳，不惜牺牲，来推进业务，尽忠职守。不好以为我们运输统制局，是后方机关，而非前方军事机关可比，因而精神松弛，工作随便。须知我们今后运输事业办理完善与否，直接关系于前方之胜败，各位所负之责任，实极重大，切盼大家以后能人人竭尽心力，完成任务，然后一切交通运输事宜，才能如计进展！”
最后，蒋鼓励说：“以上所说今后运输事业之集中统制与运输运动之计划实行，实为本局目前最重要之急务，关系抗战胜败与国家存亡，至为重大！本委员长本拟亲自主持，现由何总长兼理，即如我亲主其事一样，希望大家深体本委员长今天所示的意旨，集中全副精力，一致认真作到，更要开诚布公，通力合作，人人奋发前方士兵战斗之精神，以求运输事业之发展，来完成本局创设的任务，争取抗战最后的胜利！”
运输统制局成立以后，西南运输处进行了改组，仅保留其国外业务，国内业务则移交给中缅运输总局，因此前宋子良已经赴美国“公干”，遂以曾任福建省府建设厅长的陈体诚代理处长。
陈是个专家型的人物，并非职业官僚，其影响力自然远不及宋子良，加之此后各种各样的运输机构层出不穷，客观上也动摇了西南运输处在滇缅路上的“专营”地位，最终于1941年底被撤销。
按：西南运输处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这个机构对于抗战初期的后勤补给做出了极大贡献，这一点，因与我们探讨的主旨关系不大，故不赘述。
从蒋介石的演讲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运输统制局的重心并不在于“运输”，而在于“管制”，因此专设监察处，负责此项工作，处长是曾短时间当过西南运输处处长的曾养甫。唐新说：
“首任监察处长，由蒋公遴派曾养甫充任。这是一项非常困难工作，除英、法属地种种问题以外，只在国内，数不清的军政人员、商人、工人、司机，以及游勇、流氓，皆视川滇、滇缅公路，为发财快捷方式，扰扰攘攘，如蚁附膻，私利所在，一切不顾。”
前面说过的姜豪，也曾经在西南运输处工作——前面说过，“姜豪路线”结束以后，他从香港回到重庆，最初被朱家骅派到中统当“专员”，因他不愿干特工，遂在其洪门“大哥”汪禹丞的儿子汪英宾介绍之下，进入改组后的西南运输处，在重庆分处当主任秘书，因此，姜对当年的运输行业非常熟悉，他回忆说：
“抗战期间在重庆，机关公务员的生活，一般的都是很清苦的，贪污舞弊，过着奢侈腐朽生活的，毕竟是极少数，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的情况也是相同的。不过确有极少数人，利用手中权力，大发国难财。尤其像我们运输单位，更为发财的好场所。譬如当个汽车司机，人家叫他们的驾驶室为‘财神堂’，因为公家的运货卡车，一上路，就是他们司机的天下了，随时随地可以私自载客和搭载私货，所以司机最易发财，有的司机生活腐败。沿途在站头上吃喝嫖赌，无所不为。”
面对这种环境，曾养甫知难而退，这时恰好政府任命他为滇缅铁路“督办”，遂辞去运输统制局监察处长一职。
因运输统制局“顶”掉的是西南运输处，而监察处承袭的自然就是原西南运输处警卫稽查组了，按着这条线去推，这个职务，顺理成章地又交给了军统。唐新说：
“要贯彻监察工作任务，使运输纳入轨道，整然有序，需要一既有魄力，又有方法，而且不怕开罪各方的人，才能胜任。当局考虑复考虑，认为没有人比戴氏更为适当。于是这一重任，又落在他的肩上。”
事实上，既然运输统制局的主任是何应钦，而监察处又交给了军统，那么这个处长，也就只能是戴笠来当了。所以唐新评价说；
“吾人要略叙这些经过，旨在说明军统局之所以介入许多属于职掌以外的工作，大部份是因客观环境之需要，由当局所决定，而非由于戴氏揽权，他不是一个爱好揽权的人。”
当年7月，戴笠任运输统制局监察处长，仍以张炎元任副处长，负实际的责任。
——张炎元在西南运输处工作，不到两年时间，但对于他来说却非常重要，因他凭借这个位置搭上了宋子文这条线。在许多年之后的交代材料中，徐远举等人曾说：
“他（指张炎元）在戴笠未死之前，其政治背景主要是依靠戴笠，只是到了抗日战争中期，由于充任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的处长及交通巡察处副处长，与宋子良接近时多，才与宋子文家族有了一些接触。戴笠死后，张通过郑介民、黄镇球的推荐而做了宋子文亲信（宋子文出任广东省主席时，张炎元充任保安副司令、这时与宋子文家族的关系上算是进了一步。”
2012-11-29 08:19:19 浏览 756 次 | 评论 0 条
在徐远举等人看来，日后，张炎元脱颖而出，成为“国防部情报局”局长，与他在西南运输处这一段经历，也多少有些关系。徐等曾说：
“至于在毛人凤死后，张做了保密局局长，最重要的保荐人是郑介民，而宋子文兄弟也可能从中说过话。总的说来，张之爬上特务头子的地位，如不通过郑介民和宋子文家族的关系，是不可能的。”
按：在戴笠手下的高级干部中，日后做到“情治单位”主官的，只有郑介民、唐纵、毛人凤、张炎元四人，因此在交代材料中，徐远举等人是将张与戴、郑、毛、唐等“四巨头”相提并论的。当然，后来“混”好了的，还有叶翔之和沈之岳，但在军统时代，他们还是等而下之的人物，在徐远举等人，还真没往眼睛里“夹”。
由于是在写交代材料，徐等对张的评价多有贬损之意，如：
“张从‘十人团’搞起，他总是按部就班，甘居人下，小心翼翼，对上讨得其主子的欢心，对同事和部下和和气气，令人可亲可敬，但又并不与他人拉宗派关系。他认为在戴笠掌握之下的军统组织，只能以戴作中心，如果还有其他的想法与打算，只会自己倒霉。这番话，不是特别接近他而信得过的人，他是不会流露的。可见他的小心谨慎。”
“张的官瘾虽很重，但并没有特别的野心和奢望，适可而止，决不强求。是一个没有魄力，得过且过，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人。他在特务系统中，对内对外，没有一套交际手段，没有特别好的人事关系，在利害关系上，不足以号召人吸引人。”
即便如此，在上述材料中，仍不难看出张炎元的三个特点：第一，惟戴笠之命是从；第二，对名位比较淡泊；第三，不掺乎宗派斗争。
此外，即便是在交代材料中，徐远举等人也不得不肯定张炎元的另一大长处，即不贪财：
“从经济上来说，他是最不会理财和支配家务的，常常弄得无隔夜之粮，到了有所收入时，多分赠其亲友。在西南运输局和水陆交通检查处的时期，人家都看成金饭碗，贪污发了大财，他却在戴笠的威慑之下，不敢越雷池一步。当日本投降后，他曾感叹地说：‘凡搞特检处的、水陆交通检查处的都发了财，独我还是靠特别费维持家用 (特别费是军统头子们额外赐其部下的补助费)。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除了秉性和操守方面的长处，作为“十人团”之一，张炎元的工作能力绝对不能忽视。
——对于特务工作的精髓，戴笠有他的一套“矛盾论”，即“制造矛盾、运用矛盾、控制矛盾”，据说这还是余乐醒教给他的，用徐远举等人的话说，这是戴“处事对人不二法门”。
从前述在西南运输处的一系列作为来看，张炎元已经把这套“矛盾论”发挥得淋漓尽致，顺手牵羊，反手牵牛，借力打力，杀鸡儆猴，拉一派打一派，把宋子良的手下一个个收拾得动弹不得，最终反客为主，绝非是个人就能做到的。
此外，借着西南运输处，张炎元还为戴办了一件重要事情——将军统的势力打入了云南。
云南是龙云的地盘，一向看得很严，加之天高皇帝远，即便是戴笠，也有力不从心之感。徐远举等人说：
“1933年邓文仪派裴存藩到云南，先以复兴社名义秘密活动，兼负南昌行营调查课云南站之责。1934年戴笠接收南昌行营调查课，因裴存藩与龙云关系密切，在工作上不可靠，于1935年派李毓桢在南京携带一部电台，经香港至昆明活动。工作不久，为龙云查获，李毓桢只身逃跑，临时委托黄毅夫代替其工作。以后由黄毅夫担任云南站长。到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运输处进入云南，军统在云南工作才逐渐开展和加强。”
徐等回忆说：“1938年军统为加强云南工作，以空军军官学校政训处为掩护，派徐鹤林任站长，接着军委会西南运输处进入云南，担任滇缅公路的军事运输，军统分子随之大量进入云南活动，控制西南运输处、警卫稽查组，设立云南缉私处及交通检查所。”
有了这样的工作成绩，戴笠想不重用张炎元都不行，因此到了运输统制局时期，戴依然让张代他负全责。
甫一上任，戴笠即对交通管制现状进行了调查，结果令他极不满意，在戴给张炎元的一份长函中，他进行了极为详细的指示，如：
“查各站检查员，用在内勤者，达三人以上，致车辆经过各站，仅令宪兵打红旗，由司机自行登记，盖章了事，各检查员不分班检查，所谓交通检查站，竟成为登记站矣。”
“……松坎检查站长，言多而不实，能力又差，应立予撤换。各检查站办公处所，必须与检查站毗连，亦必须添置栅门，以便夜间封锁。”
“据报各地有任意扣留货物情事，为防作弊，请即派督察，分往各路，明访暗查。并严令各分处长认真考察。”
根据戴笠的指示，张炎元对各重点地区交通管制工作提出了整顿意见，以云南边境重镇畹町为例，发现的主要问题有：
“（一）畹町秩序欠佳，管制检查机构，尚未统一，各自为政，增加车辆进口困难。（二）无大型停车场，因之停车检查与换领牌照，乃使车辆拥挤。（三）路面宽度不够，车辆来往过多，经常拥挤不通，雨季尤甚。（四）亚细亚加油站，相距过近，因停车加油，使道路阻塞。”
因此提出具体改进方法：“（一）责成西南运输处，建一联合办公房屋，将管制所、检查站、牌照所、警察所、卫生所等机构，全部容纳。地点以在畹町桥边为适宜。（二）责成滇缅公路局在畹町桥以东马路两旁，辟停车场两所，以能停车两百部为度。车场秩序，以路局及管制所负责维持，由检查所派兵警卫。车场内，辟行李检查所及货物检查所，以便利检查。（三）责成路局将畹町以东三公里内之路面，加宽三分之一，以能容三部大卡车并排行驶为度，并铺柏油路面。（四）亚细亚站由路局另行指定地点。（五）现有之管制所、检查站、警察所等房屋，俟新屋建好迁出后，一律拆除。（六）商店、食堂、旅馆应指定地区，集中建造，并规定格式，力求划一。”
乔家才说：“以上六点改进畹町建议，在运输会报中通过，并立即付之实施，交通情形得以改善。”
此后，借着强化交通管制及检查的需要，戴笠不失时机地又搞起了一支武装部队。经请示蒋介石同意，他在运输统制局内成立了交通警备司令部，归监察处节制，以陈绍平为司令。
陈绍平，1902年生，湖北黄陂人，军校二期毕业。
陈曾在军校四期入伍生队当过区队长，北伐后赴日本留学，回国以后在武汉工作。
1933年1月，陈绍平曾当选为国民党汉口市党部“执委”，同时当选的，还有曾与周伟龙比赛“戒烟”的刘凤轩（本名刘翔）以及后成为中统高干的单成仪。
此后陈加入特务处，曾在武汉区工作。抗战开始以后，陈曾任重庆行营调查副科长，给王孔安当副手。
运输统制局交通警备司令部成立以后，陈绍平被戴笠保荐为司令。
2012-11-30 08:26:27 浏览 701 次 | 评论 0 条
关于交通警备司令部，费云文说：
“原来在后方负责维护铁路公路交通安全的交通队警五个支队（约十一个团兵力，并兼顾云南机场安全，支持湘西剿匪），也拨归监察处指挥。”
唐新则回忆说：“戴氏接掌监察处以后，他知道最迫切需要，是迅速建立一支足可维护交通安全与秩序的武力，重新树立威信，有威信，才能执行法令。他早已留心原先用于保护铁路的路警，散在各地，无所事事，即建议设立一交通警备司令部，保荐其干部陈绍平任司令，负责集中训练。陈绍平富有经验，在半年之内，即集训编成相当于九个团的兵力，分布于重要干线，专事维持交通秩序。”
当时戴还特地给陈写信，勉励说：“现整个队警统受监察处指挥，其责任异常重要，兄对队警应作整个之部署，统盘之筹划；用在铁路及公路者究需若干？而后方能作有计划之补充，以期达统一之目的，方可有进步之希望也。”
与“忠义救国军”不同，交通警备部队是国军“体制”内的一支部队，属于正规军，因此，这个任命，对于陈绍平来说，很“占便宜”——1942年8月6日，陈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军统当中第二个被实授少将的高级军官（第一个是前面说过的张君嵩），比他的同期同学兼上司郑介民、张炎元都要早一年。
此后，监察处下各检查所、站相继成立，唐新说：“同时，于各水陆要道，车船必经之地，分设检查站所，多达六十余处。所有工作人员，俱由军统局调用。这批人员，都是青年，亦都是戴氏子弟兵。他们有共同信念——不要钱，不徇私，不畏强御。”
另据乔家才回忆：“处以下设检查所及检查站，计有重庆、成都、贵阳、柳州、桂林、昆明、河口、长沙、衡阳、韶关、上饶、金华、温州、西安、宝鸡等三十一所；成都、昆明、赣州、宁波、西安、潼关、兰州等三十三站。”
唐新评价说：“监察处既有自己武力，有众多分支机构，散布各地；又能与各地治安、情报机关，充分合作；再加上戴笠之名；一切作奸犯科之徒，不能不有所忌惮，而稍敛迹。全面交通运鍮，乃渐走上轨道。”
在这个阶段，因与交通管制相关联，蒋介石把又一个“肥缺”交给了戴笠，这就是财政部缉私处。
抗战时期的所谓“走私”，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走私”，内涵不大一样。
——在《围城》中曾有这样一段，特有意思。方鸿渐一行去“三闾大学”，走到江西鹰潭，因车票紧缺，李梅亭自作聪明，找一个风尘女人王美玉帮忙。王介绍李认识了她的相好“候营长”，说好每辆军车搭载一个客人。当候到旅馆来检查行李时，曾问李：“你们行李不多罢？里面没有上海带来的私货罢？哈哈，你们念书人有时候很贪小便宜的！”
这个情节反映的就是所谓“查缉走私”。
当时，“国府”仅保有西南、西北，地脊民贫，许多依赖于进口的物资如汽油、西药等等极度缺乏，造成物价腾升；同时，因东南膏腴之地丢失殆尽，税收锐减，财政极度困难。
另一方面，内地的一些矿藏等初级产品，又是支持沦陷区生产的必需品。这样，沦陷区与内地间的物资进出就成为可牟取暴利的好买卖，遂至走私猖獗。唐新说：
“抗战进入第四年以后，国家支应日加浩繁，约计一般支出，年需七十亿亿元，而中央收入，不过十亿亿元左右，财政困难，概可想见。税收短绌原因，除沿海通商口岸，俱被敌占踞以外，主要是因走私逃税之风甚炽。”
为禁绝走私，当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查缉走私的机构，如海关系统的查缉科；财政系统的税务署、盐务稽查队；对敌经济封锁委员会；当然也包括戴笠的运输统制局监察处，以及另一个由军统兼领的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特检处，等等，不一而足。至于各地的军人，设个“卡子”就收钱，如那位“候营长”，更是不在话下。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党政组组长易啸夫是军统干部，因工作需要，曾以掩护身份“旁听”国民参政会会议，据他回忆，某次，有一位参政员曾发言说：
“据商人说：‘从重庆运一车货到成都，要经过西南运输局监察处、公路局、军、警、宪、财政部查缉所、海关、经检队等各种机关。路途要用半个月时间，物价天天涨，运到成都卖，表面上赚了钱，可是在重庆就买不回来了，实际上赔了本。’机构如此繁多，交相征收，经商无利可图，致使商旅裹足，货不能畅其流，物价焉得不涨？请政府研究，许多机构该撤销的就撤销，该合并的就要合并。”
这种情况，在当时财政部的一份报告中，亦曾指出：
“（这些查缉走私的机构），固然会对走私的进行产生一些阻力, 但在同时也使民生受到影响。而且，缉私机关纷立, 事权不专,而业务上之进行每失联系, 或同时同地一货数检, 或互相推诿、检查疏漏, 甚至如1939年冬广东省缉私机关缉获桐油四千余桶, 分存南路东江沿海一带, 因贸易委员会复兴公司未能迅速接收, 致地方沦陷, 不及搬运, 转留资敌, 至为惋惜。”
唐新回忆说：“民国二十九年春，物价高涨，法币贬值，戴氏目睹财政危机日深，特建议蒋公，加强防止走私。同年六月，他复将他所见到西北一带走私情形，面报蒋公，他有甚多情报机构。散布各地。自比别人更为了解实况。因而蒋公要他‘草拟具体计划呈核’。”
费云文则说：“在国内，敌我相持区域，奸商勾结地方官吏与游杂军队，走私漏税，影响国家财政；而各地所设的查缉机关，碍于世俗情面与部队实力，多不得力，以致情势越来越严重。蒋委员长乃于民国廿九年六月廿日召见戴先生，命其草拟改革计划。”
对此，戴笠的建议是：“成立一全面性缉私机关，隶属于军委会，并将中央与地方缉私部队，统一整编，统筹部署。“
唐新说：“这一构想，正与蒋公意旨相合，他早经指示要将各地缉私部队，彻底整理。惟在政府体制上，缉私属于财政机关主管。故最后决定，在财政部下设立缉私署。”
1941年1月15日, 财政部缉私处正式获准成立, 规定：“所有盐务、税务、关务等之缉私业务及机构, 均交由缉私处接收办理。”
同时对缉私处的任务提出了明确要求：“健全统一缉私机构, 整编缉私部队, 加强与征税机关之联系, 厉行物资与税收之查缉, 施行对敌经济封锁及反封锁, 防止物资外流资敌, 协助争取沦陷区必需物资, 为推行战时财政政策, 达成经济作战之任务。”
令人意外的是，这样一个“油水”丰厚的职位，居然又交给了军统。唐新说：
“这种机构，在往时被视为肥缺，自然有很多人觊觎。迨是年十一月人事命令公布，缉私署长一职，竟然是与财税机关毫无关系的戴笠，当有人感到意外。据说戴氏曾经力辞，理由是他事繁责重，难于兼顾。他当亦知道这又是最易丛谤招怨的事。经过财政部长孔祥熙敦促，复经蒋公面谕，辞不获已，他只好勉为其难。”
2012-12-04 09:33:33 浏览 530 次 | 评论 0 条
1941年初，戴笠的一员大将、原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杨蔚从东南前线回到了重庆。
前面说过，抗战开始以后，杨被戴派到河南工作，任郑州警察局局长。乔家才回忆说：
“当时军统局河南工作的负责人为刘艺舟，艺舟和戴先生是黄埔六期骑兵营同学，过从素密，交情很厚。河南为四战之地，民间武力强大，战争爆发后，艺舟想运用民枪组织游击部队，拥保安处副处长一期同学萧洒为司令，他为副司令，但是事先没有报告戴先生，未经戴先生允许。后来戴先生据报，说他组织游击队，一再命令制止，他已骑虎难下，没有立刻停止活动。结果，以违抗命令，把他同萧洒一齐关起来，接着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程潜调杨蔚继任保安处副处长，并兼开封省会警察局局长。”
1938年初，杨蔚来到开封上任，在此期间曾配合戴笠羁押韩复榘。乔家才回忆说：
“我于民国二十七年到河南督察工作时，在开封看到杨蔚兄，他正担任这一项工作（指河南省会警察局局长）。因为他取代了萧洒的保安处副处长职务，河南部分黄埔同学对他颇有误会，以为萧洒和刘艺舟被关起来，与他有关系。其实，这是很冤枉的，因为此事发生时，杨蔚并未参与河南站的工作，戴先生决定处分萧、刘两位，他也不知道。可是，从此刘艺舟和杨蔚之间，终于造成了一些隔阂，这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当年6月，日军进犯开封，杨蔚随第一战区长官部及河南省政府西迁洛阳，并专任河南省保安处副处长。
杨蔚回忆说：“二十七年十二月，截先生到了洛阳。这时开封已失守，省府已改组，我任保安处副处长，职务很轻闲。”
见到杨，戴问他说：“你有没有到敌后打游击的勇气？”
杨回忆说：“这话来的太突然，又使我无法捉摸，不过凭我的个性，答复他说：‘如果有兵带，到那里都可以。’”
戴笠听了，马上说：“不仅有兵带，而且有几万兵带。”
杨蔚是聪明人，即接着说：“戴先生是不是要调我到忠义救国军去？如果是的，我就去好了。”
戴笠很满意，笑着说：“你马上向程（潜）主席辞职好了，我到重庆等你。”
杨回忆说：“我辞去保安处副处长职，于二十八年一月经西安飞重庆。适戴先生在香港，给我电报，要我到军令部见郑介民先生。见到郑先生后，由他引见何部长（应钦）。”
当时何对杨说：“委员长已派你为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兼淞沪指挥官，你可由香港赴上海，戴局长在香港，关于那方面的工作，你请示戴局长好了。”
对此，乔家才回忆说：“当时东南许多同志，对戴先生用人，难免有些奇怪，放着许多现成的人选不用，却要从遥远的北方调一个河南人杨蔚来做副总指挥，岂不是自找麻烦？”
其实不奇怪，戴笠的手下，虽然多是军校出身，但真正带过兵的却不多，杨蔚就是其中一个，乔家才说：
“原来杨蔚未参加军统局的工作以前，做过江苏保安团团长，当时江苏匪患相当严重，他率部驰骋于大江南北，逐步将股匪肃清。民国廿三年协助苏北行政督察专员王德溥，剿灭了盘踞苏北十多年的积匪，所以，他对京沪一带及苏北的地形民情都很熟悉。他对训练部队和实地作战都有极丰富的经验，其他同志很少具备这种条件，戴先生调他担任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不是没有原因的。”
按：王德溥，1897年生，辽宁沈阳人。
王本是国民党东北籍大佬齐世英的班底，陈果夫主政江苏的时候，经齐介绍给陈，从此成为“C.C”系成员。王曾历任江苏淮阴、铜山两地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乔家才所说的“剿匪”，即这一阶段的事情。
王德溥的为人处事，颇有点曾国藩的意思，虽是文士，却出奇的心狠手辣，杀人如麻，齐世英评价他说：“王这个人固然能干，但办法也是不足为训的。”
1943年6月，王任军法执行总监部“新疆工作组”组长，赴新疆“审理积案”。当时的新疆军务督办盛世才已经有归顺“中央”的意思，但仍在犹豫中，故将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陈潭秋（当时化名徐杰）、毛泽民等人以软禁的名义保护起来。
在新疆高等法院院长兼新疆省府秘书长刘效黎的密告之下，王德溥迫盛世才将陈、毛等交出，并判处死刑。
杨蔚回忆说：“我由重庆飞到香港，戴先生已派人在机场等候我，被招待到一所很别致的旅馆休息。休息一会后，又有车子来接我去吃晚饭，原来就是戴先生请我吃饭，只有戴先生和我两人。”
席间，戴勉励说：“领袖对忠义救国军抱有很大的期望，将来的发展是无限的，好些同志想去我不准，特地从河南把你调过去。你到那里，可能有些同志不谅解的，你看情形来电报，不好的人我都可以调回来。总指挥俞作柏先生年纪大了，我已叫他留在浙西，所有前方的部队都归你全权指挥好了。”
戴笠还告诫说：“上海是个最坏的地方，许多同志都迷恋上海而误事，你这次要玩就在香港好好玩一下，到了上海，务必不要同他们一样。”
杨蔚回忆说：“戴先生这次对我谈话，简直有如家人手足一般，其亲切诚恳，简直无法形容，他对我的行动，更是处处予以关照。我实在是受感动了。”
于是，杨蔚慨然道：“我这次到前方去，决不使戴先生失望，我准备亲自到前线去指挥，上海只设一办事处，指挥部移到乡下去。”
杨回忆说：“次日戴先生回重庆去了，临行交代在港同志，作我的向导，任凭我的意思玩耍，务必使我玩够。事实上我并没有玩，因为我根本不需要玩。可是，戴先生对我的关照，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了。因此，我到了忠救军后，由于良心的驱使，不能不照他的命令去拼命。”
按：戴笠的这一招，颇有点像前清的陶澍。据黄濬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记载，陶任两江总督的时候，其女婿胡林翼终日冶游，旁人密告于陶。陶却说：
“润之（胡林翼字）将来会很辛苦，没时间消遣，先让他玩吧。”（“润之之才，他日勤劳将十倍于我，后此将无暇行乐，此时姑纵之。”）
日后，胡林翼果然成为“中兴名臣”，且终因忧虑国事咯血而死，年尚不到五十岁。
对此，乔家才颂扬说：“戴先生常说：‘用人要取其所长。’事实上，他对每一个比较重要的干部，都了解极深刻，谁长于什么，短于什么，他都了如指掌，所以，运用起来，总是恰到好处。”
1939年2月，杨蔚乘船到上海，潜入浦东敌区整理当地部队。3月，杨蔚在江阴成立忠救军淞沪指挥部，直接指挥澄锡虞地区部队。
所谓“澄锡虞”，即指江阴、无锡、常熟三个县。乔家才说：
“（澄锡虞地区）北临长江，南界京沪铁路。这两条重要的水陆交通线上，沿江沿铁路的各个重要据点，敌人都派重兵扼守。因为敌人环绕四周，不是我们袭击敌人，就是敌人攻打我们，无时不在战斗状态中，几乎每天都有接触。我们的淞沪指挥部所属的队伍，却从这种险恶的环境中壮大起来。”
2012-12-05 08:27:38 浏览 398 次 | 评论 0 条
在抗战初期，“国军”也曾大张旗鼓地搞过敌后“游击战”，说起来，这还是受了中共的启发。时任副参谋总长的白崇禧回忆说：
“民国二十七年，国府迁都武汉，曾召开军事会议，研讨对敌战法，于战略上国军采取消耗持久战，于战术上，我曾于大会中提议——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效’。当时，蒙委员长采纳，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
会上，曾有人对此提出疑问，说：“国军未演习游击战，此议是否可行？尚需考虑。”
白听了说：“以打游击起家之中共，亦为中国人，中共可以打游击，国军当亦能打游击。”
白回忆说：“迨民国二十八年，改订战斗序列，遂设立冀察、鲁苏两游击战区，将正规军开至敌后游击，且规定各战区应以三分之一兵力，于本战区内担任游击任务，化敌后方为前方。”
抗战初期，在黄河流域的游击区，从西到东，依次是山西的阎锡山、河北的鹿钟麟和山东的沈鸿烈、于学忠。其中，鹿钟麟，沈鸿烈素有“游击主席”之称。
长江流域，主要有三个重点游击区，一是江北淮阴一带，以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为首；二是第五战区的大别山一带，以安徽省政府主席、桂系的廖磊为首；再就是顾祝同的第三战区，主要集中在苏、皖、浙三省交界之地。
在第三战区的游击部队中，忠救军是重要组成部分，战斗力也最强（只有他们坚持到了抗战胜利，其他几个区域的“游击队”，要么覆灭，要么成建制地成为伪军），不过那是后来的事情，在抗战初期，这支所谓“部队”还很弱。
在《沙家浜》中，“胡传魁”曾说：“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拢共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遇皇军追得我晕头转向。”还确实就是这个时期忠救军的真实写照。乔家才说：
“我们的忠义救国军的前身是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别动队，组成分子，有帮会分子，有爱国青年和爱国劳工，部队既没有经过严格训练，干部的军事素养也多不够水平。杨蔚担任指挥官以后，首先建立起参谋业务，整饬军风纪，使忠义救国军正规化。”
乔说：“在敌后建立游击根据地，从事游击战争，不是单纯的军事作战，而是情报战、心理战、经济战和突击战多方面的综合作战。因此，必须做好民众工作，要把军民打成一片，使每一个老百姓都成为战斗员。要加强经济控制，提高政治效率，党政军必须团结为一体，一切为了对敌人作战。更要建立灵活的情报网，做好策反伪军的工作，使伪军能为我所用，这样，才能使敌人无懈可击，游击部队才能够生存。”
在这个问题上，乔家才说到了游击战的关键，即藏兵于民，军民一体，才有战斗力，对此，白崇禧其实也看到了，他曾回忆说：
“又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做法，殊不知于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励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游击战不打无把握之仗，此与孙子所云：‘合于利者动。’唐太宗所云：‘见利速进，不利速退。’有异曲同工之妙。”
白崇禧说得是不错，不过，这套游击战法，“国军”说说行，但真打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所谓“游击”，本就是打不过别人的一种“击”法，重点不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是小股袭扰，乘你不注意捅你一下子，扒你一段铁路，烧你两个粮仓，等你来清剿，这些人早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也许本就是当地农民），弄得你心神不定。
但“国军”的所谓“游击战”却走了味，直接把正规军拉到敌后，失掉了机动灵活不说，因人地生疏，处处格格不入，与大兵团作战何异？
忠救军就不一样了，他们本就起自民间，恰与这套游击要诀暗合。乔家才说：
“他召开澄锡虞三县党政军联席会议，奠定了党政军合作的基础。他印发忠告日本广野师团长书，实施心战，瓦解敌人和汉奸的军心士气。他建立了严密的情报网，传递哨，敌人的一举一动，都可以立刻知道。所以，日军大股出动，每次都扑个空；小股出动，立刻遭受痛击，弄得毫无办法。”
据那边的“杨蔚传略”称，1939年，杨率部“与日伪军交战百余次，牵制日军一个师团”。
正当杨蔚在敌后干得风生水起之际，忠救军总部发生了重大人事变化，总指挥俞作柏被免职，接任的是周伟龙。
如前所述，1938年11月底，上海区区长兼忠救军上海办事处主任周伟龙被公共租界捕房拘捕，经戴笠商请宋子文出面，通过外交途径，费了很大的劲，终于将他营救出来。
自然，上海是待不下去了，回到重庆，戴笠令周任军统局书记长（实际上是代理主任秘书）。
这个任命很不寻常，忠救军干部戈士德说：
“特务处时代起即采书记制，一级首长对上对外行文无权判行，而书记可以代行，所以书记长职位权力均甚重要，自二十三年起，书记长均任用调查课并过来的人，如李果谌、张毅夫、吴赓恕，这是戴笠的领导艺术，‘钱要给人家花’、‘糖要给人家吃’，二十三年接收调查课，那是以小吃大，调查课的人员经费比特务处大两倍，一直到戴笠殉难，双方人员不分畛域，泯除界限，不要说什么摩擦了。”
正是出于这个道理，自1934年“处课合并”以后，特务处书记长一职，就成了原调查课人员的“禁脔”。后李果湛、张毅夫相继外派，在刘培初的推荐下，戴笠将书记长交给了梁干乔，他也是特务处的最后一任书记长。
到了军统时代，戴笠当副局长，将“书记长”一职改称为“主任秘书”，让郑介民当，从此军统就没有“书记长”这个设置了，但在许多军统老人的回忆中，对于“主任秘书”这个职位仍习惯称之为“书记长”。
因郑介民不常到岗，戴笠特地将张毅夫从西安调回来，做代理主任秘书；后张再度回任西北区，这个位置空缺了一段时间；直到周伟龙从上海回来，继任代理主任秘书（即戈士德所说的“书记长”），在名义上，成为军统的“三把手”。
然而，对于戴笠的这个安排，周伟龙并不买账。
——就在周任书记长不久，1939年3月，在河内“刺汪”失机的陈恭澍也回到重庆局本部，向毛人凤报到，据他回忆：
“经兆槐兄指点，我去‘小巷子’局本部报了到，并会见了‘小巷子’的实际负责人毛人凤先生。那时候他的名义，虽然只是‘书记’，或者是‘秘书’，可是什么事都管，也可以说是代表戴先生处理一切公务。”
陈还补充说：“毛人凤先生之上，原有一位‘书记长’周伟龙先生，此刻已经呕气不上班了。”
此后不久，陈恭澍被任命为军统局“代理第三处处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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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29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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