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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附:汪精卫行剌摄政王案
河内刺汪,是个老掉牙的话题了,然而,这确是一个直到今天,也还说不清的事情。
原来说不清,是因为大家都三缄其口,谁也不肯说话。
1982年,“刺汪”行动的主角,陈恭澍的系列回忆录《英雄无名》的第二部《河内刺汪始末》出版,大家都以为,这下,真相总该大白于天下了。
在此书的前言中,陈老杀手信誓旦旦地说:
“笔者私下有个愿望——祈求写好这本书,一在能为史学家提供信实的资料;二则也让好奇者欣赏故事;另方面,我个人还是一本初衷,用忏悔的心情,纪念我们为抗战而牺牲奉献、为锄奸而杀生成仁的无名英雄们!”
孰料,看过这本书以后,给人的感觉,不但没能“为史学家提供信实的资料”,反而让我们这些“好奇者”,更加觉得“河内刺汪”这件事,实在是太令人莫测高深了。
这不奇怪,政治斗争中的种种波诡云谲,本就不是我们这些平头百姓、芸芸众生、所能够理解的、所应该理解的。
所以,我们才会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心情,坐在这里写帖子、看帖子,怡然自得、饶有兴味地发出一些令政治家们看了、不禁哑然失笑的思古之幽情。
1938年12月18日,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汪精卫从重庆出走了!
汪精卫,我们以前写过一次了,在这里,还是要多罗嗦几笔。
汪精卫,1883年生,原名汪兆铭,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广东番禹。
汪兆铭的父亲汪椒,是客居于番禹的一个浙江商人,但他是一个读过书的商人,读书没搞出名堂来,不得已才去经商。
因此,老来得子的汪椒(汪精卫出生时,汪椒已经62岁,汪兆铭是他的第10个孩子,在男孩中排老四)十分重视这个小儿子的学业,汪兆铭很小的时候,汪椒就开始教他认字、读书。汪精卫说:“我只记得父亲是一个勤学的人,七十一岁以后,眼生蒙翳,不能看见细字,耳又重听。当我傍晚由书塾放学回家的时候,父亲必令我大声诵读王阳明传习录等书两三页,倾耳而听,又令我在一块白漆木板上写三四寸大的字,或陶诗,或陆放翁诗,两三首,背手徐看,直至背诵得出方才罢休。”
不幸,在汪兆铭14岁那年,父亲去世,长兄如父,从此,汪兆铭就靠比他大22岁的大哥汪兆镛教养。及至年龄少长,自己还是个大孩子的汪兆铭,就开始出去教书了。他后来回忆说:“至十七岁,便出去做‘子曰先生’每月得十元修金,兼去各书院应试,往往取得优等,每月平均得膏火银二十元左右。十八岁,三兄病殁,十九岁,二兄病殁,和两寡嫂一孤侄,恃此度日。一言蔽之,我幼时的生活,是贫薄的,悲苦的。”
汪兆铭是个念书的种子,1901年县试,年仅18岁的汪兆铭与其二哥和侄子三人居然同时考中秀才,当时的广州知府龚心湛喜欢汪兆铭的文章,特将其拔为第一。
但汪没有继续走科举这条路,而是出国留学去了。1904年10月,21岁的汪兆铭考上了日本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而且是公派的,不用自家花钱。
按:晚清,慈禧老太后准备“仿行立宪”,这样,就需要大量的法政人才。大概是由于屡败于日本吧,觉得日本之迅速强大,有值得学习、借鉴之处,因此“仿行”的对象选中了日本,“而日本立国之基实遵守夫中国先圣之道,因见列强逼处,非变法无以自存,于是锐意立宪以尊君权而固民志。考其立宪政体虽取法于英德等国,然于中国先圣之道仍遵守而弗坠,是以国本不摇有利无弊,盖日本所变者治法而非常经,与圣训正相符合,即中国舆论,亦以日本之变法参酌得宜最可仿效。”
为适应大批学生赴日学习法政的需要,日本当局在法政大学开办了“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并于1904年 5月招收了第一期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既然是“速成”,当然不可能学四年,第一期原定为一年,从第二期开始,则延长为一年半,汪兆铭考中的,就是第二期,同学中,还有同为广东番禹人的朱执信和胡汉民。
胡汉民后来回忆说:“同学多俊秀,亦非曩日之比。余尤与汪精卫、朱执信、张伯翘、李君佩、古湘芹、陈协之契合,与共晨夕,为学问道义之切磋。汪、朱固有民族革命思想,余尚气敢言,而汪、朱器量之宏远,心思之精密,皆足以匡余之不逮,则交益深。”
汪兆铭的日本之行,奠定他一生事业的基础,正是在日本,汪兆铭结识了他的导师、革命党人孙中山。汪后来回忆说:“乙巳年,我二十二岁,孙先生到东京,我和朱执信等几个人前去见面,加入中国同盟会,是为我献身革命之始。”
1905年 7月,汪兆铭加入了“兴中会”,1905年 8月20日,“中国革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
在成立大会上,孙中山被选为总理,后因日本政府的干涉,“中国革命同盟会”改称“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
同盟会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黄兴为执行部庶务长,汪精卫为评议部评议长并兼任执行部书记长,至此,汪一跃而成为与革命先驱黄兴比肩的人物。
同盟会的机关报即《民报》,汪兆铭、胡汉民、吴稚晖等都是主要撰稿人。在这一阶段,汪兆铭给自己起了个笔名“精卫”,取为了革命不屈不挠、奋斗到底之意,名噪一时。以至于从此而后,大家都称其为汪精卫,至于其本名“兆铭”和字“季新”,后世反而不大有人提起。
没想到,多少年以后,“精卫”居然落水投敌,没的玷污了填海的精卫。
1906年 6月,汪精卫从日本政法大学速成科毕业,并与朱执信一道被评为优秀学生。
跟现在一样,当年的公费留学生,同样有“回国服务”的义务,汪精卫当然不打算为“鞑虏”服务,于是他滞留日本,找了一份翻译的工作,一方面维持生计,同时继续自费读法政的专科,主要精力,仍然放在为革命鼓与呼上。
对这一段生活,汪后来回忆说:“自费的钱,是从译书来的,只是那时的译书,只为得钱,如法规大全等等,纯是雇佣式的。官费的时候,每月只得三十元,自费的时候,每月所入,竟有五六十元,除了自己使用之外,还可以帮朋友的忙。”
迫于请政府的压力,1908年初,日本政府将孙中山“礼送”出境,流亡于南洋各地,汪精卫自然是忠实的追随者。
在南洋,汪精卫结识了一位富商的女儿,那就是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的陈璧君。
陈璧君,1891年生,字冰如,原籍广东新会,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其父为南洋巨富陈耕基。
1906年,孙中山建立同盟会槟城分会,15岁的陈璧君成为最年轻的女会员,不久,又介绍自己的母亲卫月朗入会,母女会员,成就了当年的一段佳话。
1908年 3月,汪精卫来到南洋为革命筹集经费,结识了陈耕基。汪是著名的美男子,又是年轻的革命家,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一见之下,居然芳心暗许,发誓非此人不嫁。
早在出国之前,汪精卫的大哥汪兆镛就为他许了一门亲事,后来,汪精卫跑到日本留学,走上革命道路,此时,汪兆镛正为两广总督岑春煊幕府。据汪回忆:“有一日岑春煊喝醉了酒,硬要我长兄将我交出来,不然就要对不住。我长兄急得没法。我得此信息,便写了一封最后的家信,署名‘家庭之罪人’。”
为避免给自己的老哥哥找麻烦,汪精卫效谭嗣同的故智,给汪兆镛写了一封信,声明断绝与家庭的关系,同时把已定的婚约也给退掉了,他说:“事已发觉,谨自觉于家庭,以免相累。……望纵之,俾为国流血,以竟其志,死且不朽。惟寡嫂孤侄望善抚之,不然,死不瞑目。亦此非罪人之所宜言也,与刘氏女曾有婚约,但罪人既与家庭断绝,请自今日始,解除婚约。”
从此,汪精卫发誓,革命不成功,誓不结婚。
陈璧君的性格,尤胜于男,那可不是你一句不结婚就能挡得住的。从此,陈就算黏上汪精卫了,1908年 3月,陈璧君学也不上了,跟着汪精卫去了东京,经孙中山特批加入了同盟会,并分派在《民报》工作。
这下可好,汪精卫连躲都躲不了,但他坚持只是那几个字,革命不成,绝不结婚。陈璧君也很有韧性,你愿意说什么说什么,能在一起就行,反正你不跟我结婚,不也不会跟别人结婚么?走着瞧!
这时,汪精卫做出了一件大事,也促成了彼此的姻缘。
1909年,汪精卫决定回国刺杀满族高层人物。
事情的起因,是当时的孙中山遇到了两个大难题。
在外界,与梁启超的论战升级。众所周知,在反清的大目标上,孙中山与梁启超是一致的,但实现的方式不一样。孙中山是“革命”派,崇尚武装斗争,疾风暴雨,摧枯拉朽;梁启超则是“改良”派,和风细雨、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两派的《民报》和《新民丛报》就成了论战的阵地,打得不亦乐乎。
老实讲,就实现社会变革的方式而言,“改良”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如果能够“改”而趋“良”,当然是好事,因为对社会资源的破坏性小嘛,何乐而不为。奈何在中国这样一片土壤上,长不出“改良”的果实,庶民与士大夫之间、士大夫与帝王之间,都有着明显的界限,彼此过不上话,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这个“良”,却如何“改”法?
既然“改良”的路走不通,那么,谁挡道,就只好“革”他的命。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除了传说中的尧、舜、禹让了几次,还有几个父亲给亲生儿子让了几次以外,只要是改朝换代,都是革命“革”出来的,从没有听说能商量的。
按:所谓“禅让”,其实都是瞎掰,尤其是唐朝那几位,高祖李渊禅位给太宗李世民、睿宗李旦禅位给玄宗李隆基、玄宗李隆基禅位给肃宗李亨,都是在特殊情况下,想不“禅”都不行。包括尧、舜、禹的所谓“禅让”,俩人来回来去推,一个非要让、一个说死了也不干,摆明了就是演戏,别人看了,既可笑,又虚伪。
唯一让人有点敬佩的,就应该说是南宋的偏安皇帝、高宗赵构禅位给孝宗赵昚了,不仅让了,还顺带手把皇帝的位子还给了赵匡胤这一支,就冲这一点,历史上也应该有他一笔。
孙中山走的也是这条以暴制暴、以血洗血的路,从同盟会成立,孙中山组织了多次武装暴动,虽然均以失败而告终,但依然为革命而“屡败屡战”。
以此,梁启超将孙等革命派人物讥为“远距离革命家”,说他们自己在国外住高楼大厦,却让别人去卖命。(“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
内部,同盟会的重要干将,主编《民报》的章太炎于1908年底与孙中山分手,其原因有二,一是认为孙“独裁”,二是说孙将《民报》的经费挪作他用。
按:孙中山的外表虽然十分温文尔雅,但性格却极为强势,说一不二。这一点,在当时讲求“民主”的新派人士中,颇有人指摘,说他“办事近于专横,常令人难堪”,甚至有人说:“革命之前必须先革革命党之命”,就是指孙。
章一度与同盟会闹得很僵,他退出《民报》之后,该报不得不停刊了一段时间,到1909年,汪精卫将《民报》复刊,章还曾写了一篇《为民报检举状》加以声讨。此事把黄兴气得够呛,黄曾对孙说:“弟与精卫等商量,亦不必与之(指章太炎)计较,将来只在《民报》上登一彼为神经病之人,疯人呓语,自可不信。”
出于这两方面的压力,这一段时间,孙中山及同盟会都处于内外交困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决定以牺牲“小我”的方式,证明同盟会为了革命不惜一腔热血,而决不是“远距离革命家”。他决定赴北京、刺杀清政府的高层人物,以挽救同盟会。
他给孙中山写了一封《致南洋同志书》,说:“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
在《革命之决心》一文中,汪精卫说:“现在四亿人民正如饥泣的赤子,正在盼等吃革命之饭。但烧熟米饭所需要的一是薪,二是釜。薪燃烧自己化为灰烬,把自己的热移给了米,才使生米变成熟饭;釜则默默地忍受水煎火烤。所以革命党人的角色有二,一作为薪,为薪的人需要奉献的毅力,甘心把自己当作柴薪,化自己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二作为釜,为釜的人需要坚韧的耐力,愿意把自己当作锅釜,煎熬自己来煮成革命之饭。”
实际上,“甘心把自己当作柴薪,化自己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这样一种思想,在汪精卫,是一以贯之的,包括后来“忍辱负重”地去担负对日外交,甚至于包括后来与日本人谈和、组织伪府,在汪的内心深处,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去当汉奸。相反,他同样是抱着“燃烧自己化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的态度去的,他觉得自己是为了挽救更多的人,而不惜牺牲名誉甚至其他更多的东西而做的,基本上相当于古语中所说的“舍生取义”,至不济也是“割肉喂鹰”、“舍身饲虎”,是“大慈悲”对此,汪认为很“高尚”。
对于汪的狂热之举,孙中山并不赞成,他主要是觉得汪精卫是个人才,这样死了太过可惜。对此,汪精卫说:“无如革命党之行事,不能以运动为已足,纵有千百之革命党运动于海外,而于内地全无声响,不见有直接激烈之行动,则人几忘中国之有革命党矣。故运动与直接激烈之行动,相循而行,废一不可。”
孙中山说:“由黄冈至河口等役,……先后六次失败,经过六次失败,精卫颇为失望,遂约合同志数人入北京,与虏酋拼命。”
临行,汪精卫给好友胡汉民留下一封血书,其中称“我今为薪,兄当为釜”,意思是我今天当柴禾烧了,后面看你的了,你这口锅要把满清这顿饭给做熟。与“我为其易,君为其艰”的意思,基本差不多,但更为悲壮。
在《致南洋同志书》的最后,汪精卫反用伍子胥的临终高论:“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其雄姿英发,豪迈警策,令人神往,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了。
行刺的助手,汪精卫挑选了黄复生和喻培伦。黄、喻二人都是四川内江人,黄复生与汪同岁,喻培伦则小汪三岁,二人都是同盟会中的爆破专家。
不出意料地,陈璧君坚决要求参与行刺,汪拗不过,只好答应她。
最初,汪精卫选定的刺杀目标,是两广总督端方,因当时听说端方有可能转任直督,汪等打算趁机下手,因此,他与黄复生赶往汉口,找到了同盟会会员孙武,并运来一批炸药。
结果,不知端方是不是听到了什么风声,潜行离开,汪精卫等失去了机会,只好将炸药留在汉口,自己暂回香港。
不久,汪精卫决定进京,刺杀清廷亲贵,这样影响更大。于是他请黄复生、但懋辛二人先期前往北京,建立秘密据点。
1909年底,汪精卫与黎仲实、陈璧君三人到达天津,与他们接头的是清朝户部官员的女儿、同盟会会员郑毓秀。不久,炸药也运到了天津,在郑的协助下,汪精卫等将炸药运进北京。
据说郑毓秀也爱慕汪精卫,这完全有可能,彼此都是革命志士,双方又郎才女貌(陈璧君虽在妙龄,其容貌却不甚美丽,面相显得比较老气。郑毓秀与陈璧君年龄相若,论姿容则胜于陈),可说天生一对,但汪精卫已经做好必死的准备,如何肯牵累他人。
后郑毓秀赴法国学法律,回国以后,嫁给了小她 8岁的同学魏道明。
1910年 1月,汪等来到北京,黄复生已经在琉璃厂东门建立了一个据点,对外以“守贞照相馆”的名义做掩护,接着就开始准备行刺。
最初,汪精卫选择的刺杀对象是两位年轻的满洲亲贵、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载涛和载洵,但没有成功。据黄复生回忆:“精卫偕余携皮包,内置铁茶壶,满贮炸药,赴东车站相候,拟于下车时炸之。讵因为时过晚,见满站皆戴红顶者,恐误中他人,遂怏怏返。”
后来,汪精卫又想炸当朝的庆亲王奕劻,又找不到机会。
一不做二不休,汪精卫决定直接行刺“今上”(即小皇帝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
黄复生说:“时庆亲王最专横.余等复欲炸之,因不得间,嗣乃决议擒贼擒王,始以摄政王载沣为目的物。”
经过长时间的准备,1910年 3月31日夜,喻培伦、黄复生觅得机会,将炸弹埋设在后海某处,并决定由汪精卫伺机引爆。
关于埋藏炸药的具体地点,有“甘水桥说”和“银锭桥说”。
黄复生是这样说的:“余复多方调查。最后测定什刹海旁之一小桥,名甘水桥,距摄政王府最近,为出入必由之地。桥之北行阴沟一道。可将铁坛罐埋于桥下,人则藏于阴沟内,用电气发火。伺其过桥时,则接机关,电流—通,电气雷管遂起作用,而使炸药爆发。””
按:载沣住什刹海,但那并非摄政王府,而是醇亲王府。
载沣的父亲即醇亲王奕譞,其兄则是光绪帝,后载沣承继了醇亲王的爵位。光绪死后,慈禧挑选载沣的儿子溥仪当皇帝,这样,原来的醇王府就成了“潜龙邸”,照规定,载沣就不能再住了。于是,清政府在府右街为载沣另建摄政王府,因当时清朝内外交困,财力支绌,新府很长时间建立不起来,载沣只好暂时仍住老醇王府。
老醇王府在后海北岸,府邸后为卫生部机关所在地,花园则为宋庆龄故居。
汪精卫本人则持“银锭桥说”。他后来被判处“永远监禁”,押在法部监狱,看守张德兴对他甚好。据张德兴回忆,关于行刺一事,他曾与汪谈起。当时汪是这样说的:“是夜余与友二人至银锭桥下,埋置炸弹毕。”
其实,他俩说得都不对。
据亲手拘捕汪精卫的金样瑞后来回忆:“在载沣府之迤东,鸦儿胡同迤西,有一小型石桥(无名,往北通甘水桥),这是载沣每天必由之路。”
金样瑞是个“黄带子”,其时充任醇亲王府的马队卫士,载沣出门,除了警察之外,金样瑞他们也要随扈。
金样瑞是“老北京”,又常住什刹海,对附近的一草一木,想是比广东人汪精卫、黄复生要熟悉得多。况且,自乾隆开始,“银锭观山”就是燕京八景之一,如果真是银锭桥,金样瑞怎会称之为“无名小桥”?
在埋设炸药的当夜,出了点小意外。汪精卫说:“因导火线过短,不能应用,故修理将至天明,无结果而罢,故将铁罐炸药弃置桥下,用草及土掩蔽,以待翌日继续修置。不料翌日竞行事发,风声甚紧,正欲待机而动,已为警探侦之。”
在这里,汪的说法并不准确。实际上,他把几天晚上的事混在一块了——据黄复生回忆:“庚戌年二月二十一日,余与喻君往桥下工作,不知何来多犬狂吠。幸次夜往埋、异常清静。埋毕,敷设电线,不图线太短,所差甚多。”
也就是说,3 月29日,黄、喻就来了一次,结果受到意外干扰,没有成功。3 月30日又来,这晚倒是很清静,结果当黄复生安装炸弹的时候才发现,带来的电线太短了,不足以拉到引爆人的藏身之处。
第三天即 3月31日,白天,他们去买了足够的电线,“至晚间十二钟后,余与喻君复往工作”,正干得起劲时,意外发生了:“喻君于桥下举首上望,讵见一人蹲于桥上。喻君以日话私谓余曰,桥上有人,吾等之秘密恐已被其窥破矣。”
据黄复生回忆,等他们被关入监狱以后,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始知其人系一赶大车者。因其妻三日未归,彼见桥下有两人,方以为系其妻与奸夫也。”
黄复生听喻用日语跟他说已经暴露,“闻之骇然,乃嘱其速往告精卫避归,余将看一水落石出。”
由于守贞照相馆在南城琉璃厂,离北城的“作案现场”太远,交通不便。于是汪精卫等在什刹海旁边找了个破庙,此时汪精卫就藏在那里,准备黄、喻二人装好炸弹之后,他适时躲入“阴沟”,等天明之后,载沣上朝,汪引爆炸药,与载沣拼个鱼死网破!
这就是他们的计划,要说想得很周全,但阴差阳错,连续三天都出现状况,也许是上天觉得汪精卫和载沣都俩寿数未到吧,不让他们死。
再说黄复生:“喻君去后,余择一巨树因而窥之,初见一人持小灯笼下桥。且照且寻,移时姑夫。余伺其去后,乃疾驰至桥下,将电线收回,拟将螺旋盖取转,以坛罐太重,一人不能携也。讵正退螺旋之际。突闻桥上步屐声其急,因螺旋太深,仓卒不能退去,无已,始将电线结为一束,随以沙土覆之,乃潜匿树后,窥其究竟。时见有三人一为警察,一为宪兵,一即普通人也。持灯笼二。下桥寻觅,良久乃出。”
至此,黄复生知道事情已无可挽回,于是“乃仓皇还东北园,即夜开紧急会议”,东北园即守贞照相馆旁边,汪等的宿舍,当时参加“会议”的有汪精卫、喻培伦、黄复生、黎仲实和陈璧君。
商量的结果,黄复生说:“云纪(喻培伦)赴东京重购炸药,仲实、壁君赴南洋筹款,余与精卫则留守,待炸药至乃继续进行,以所余之药无几。”
都到这会儿了,还想着“继续进行”,汪精卫们太小看清廷的“刑警”了。
“刑警”就是金样瑞。
金样瑞回忆的情况,与黄复生说的略有出入。他说:“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夜,小桥附近一个居民起来在门外大便,看见小桥下边有二个人影,分不清是男是女,这个居民认为非奸即盗,回到院里一喧嚷,街坊们都起来出外查看,二人已走。”
按:“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是阴历,公历即1910年 4月 2日,这个时间应该是金记错了。
金样瑞说:“到天亮在桥下发现一个二尺多高大铁罐,有套丝盖,傍边有一罗丝,拧着一根电线往北通,一直到甘水桥下,并衔接着一个类似西门子电话匣子的铁盒子,还连着一个手电门,于是大家就报告了果子市东头提督衙门的官厅(是本管地面)。层层上达,一直到内务部尚书善耆(肃王),九门提督衙门正堂毓朗(朗贝勒)及警察内城总厅厅丞章宗祥,诸人均亲来勘查,一致认为是革命党人谋炸摄政王无疑。”
金样瑞说:“对这爆炸物,当时无人敢往外起,后由善耆电传内务部一个技术职员,名何次青者,才从桥下起出,打开看时,见罐内装黄色及黑色药面,纸桶包装,据说这是英国产物,还有像皮糖的胶质药品。后在德胜门外校场进行试验,配合了约百分之一的一点药品,爆炸后将地炸成一间屋大的深坑。以此推测,倘原埋在桥下铁罐整个爆炸,即掌握电纽人亦难活命。”
这个罐子是黄复生亲自定做的,他后来回忆说:“以其(指载沣)出入扈从太多,恐铁茶壶之力量太小,乃由余向骡马市大街鸿泰永铁匠铺交涉。定制大铁坛罐。圆径约一尺一二寸,高可尺许,能贮炸药四五十磅。”
按金样瑞的推算,无论是汪精卫,还是黄复生,不管届时是谁来引爆炸弹,都将与载沣同归于尽!
侦破此案的任务,就由金样瑞和另一个马队卫士仓春弯承担。这么大的“谋逆”案件,居然只安排这样两个小角色来负责,如果放在今天,不可想象。
侦查的方式,也很简单,金说:“于是二人白天或往茶馆、澡堂,听闲话,找线索,或到街头巷尾,找可疑人。晚间即在鼓楼附近,逡巡侦查。”
金样瑞的判断非常准确:“果于一日傍黑,在鸦儿胡同遇见一辆洋车,拉一青年,装束特别,像外省人,往西拉去。”
事情就有这么巧,被金祥瑞盯住的这个“青年”,正是黄复生!
黄是被陈璧君“撺掇”来的,据黄回忆:“次晨璧君妙想天开,坚谓所埋之坛罐必未经发现。果尔,则今夜重行施放也。余与云纪到当地探视。”
此举铸成大错!
黄复生说:“云纪由西而东,余则自东而西。余方行至什刹海附近,远望甘水桥上鹄立持枪警察三,余遂未前进。少焉见一人乘人力车,似熟睡者,偏偏倒倒通过,而三警察皆极注意其人,盖即云纪也。余恐有侦者,尾其行,遂未与语,而还东北园,云纪早已归矣!”
黄复生还担心喻培伦被警察盯住,殊不知,喻倒是没暴露,自己反倒被人跟上了。
金祥瑞说,当他发现黄复生后,“我即在后面紧追,见坐车青年下车住小石桥附近走去,我即隐身在一家影壁后面,注目侦视。那青年转到桥下,循着沟往北走,随走险往沟里看,直到甘水桥。当他已发现埋的东西没有啦,又折回往东走,经鸦儿胡同出烟袋斜衔往南,在路东一家干果店买东西。”
“我在外边从玻璃往里看,他掏钱时脸朝外,我发现他衣兜内有枪把。他出铺子一面吃买的东西,一面往南走,到地安门,他雇车,说到东华门。我也雇一辆车,在后面跟踪我向拉车的说,前边车上是我的同事,喝醉啦,我不放心,跟着他,你离远一点,不要叫他知道了发脾气。他到东华门,过了桥出东安门(此门正拆除),顺皇城根往南走,又雇车去琉璃厂东门。我又雇车在后面跟踪。我恐其注意后边车,把原穿青马褂里朝外变变颜色。”
金样瑞说:“既到厂东门,他下车走入火神庙西夹道,刚进胡同就听一声铃响。我随着走进胡同,人已不见,只见路西一个门内灯光很亮门口像个买卖,料他是进入这个院内。出口见有一小饭铺,我就进去,一面喝着酒,一面和掌柜闲谈。”
金问:“这口里路西是一家什么买卖?”
掌柜说:“是家照像馆。”
金说:“怎么照像馆开到一个小胡同里?”
掌柜说:“处处特别,大年三十开张,并且净是些年轻的南方人,时常还穿着洋服,也不知什么人干的,闹不清楚。”
金祥瑞听了以后,没再问什么,“我吃完饭,到延寿寺街买个纸灯笼,又到西夹道里那个门口,看了看,没有动静,就赶紧回队。”
无须再问了。金样瑞断定,他已经发现了有关谋刺摄政王一案的重要线索。
此时,黄复生还懵然无知,还在为“云纪早已归矣”而高兴。于是,黄“白壁君,始释然。又明日,三人遂首途矣”。
这句话不太好理解,需要翻译一下,黄复生的意思是说:他把炸弹已经暴露的事情告诉了陈璧君,于是大家都放弃了继续行动的念头。第二天,喻培伦、黎仲实和陈璧君三人就离开了北京。
汪精卫、黄复生都没有想到,喻培伦此去,竟然是与他们的永诀!
4 月 3日,守贞照相馆来了一个客人,这个人叫吴操。
吴操是化名,其真名叫做白逾桓,大家看这个名字觉得眼熟吧。
白逾桓,1876生,湖北天门人。
白逾桓也是留日的,学法律,老资格的同盟会员了。白曾与他人办过一份《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积极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后来这份刊物改名为《民报》,并成为同盟会的机关报。
可惜,白逾桓晚节不保,后来堕落为汉奸,并于1935年 5月 3日被不明身份者刺杀身亡。此事与前一天发生的胡恩溥被刺事件一起,成为“河北事件”的导火索,并最终导致了《何梅协定》的签署。
不过,此时的白逾桓依然是同盟会的“同志”,黄复生说,白“时在帝国日报主笔政。盖余抵北京,彼初未尝至此”。
黄福生说:“白逾桓相见即询余曰:日来报纸登载什刹海旁之炸弹案,君知之乎!”
黄复生当然不会跟他说实话,说:“因相馆事忙。连报都无暇阅。”
接着,黄就问白,报纸上怎么说的。白说:“前夜当地警察发现地雷后。即报当局,无敢动者。后乃请日使馆某技正前往启视。据云。幸未爆发,否则北京城当陷大半矣。有谓系溥伦贝子谋篡位者,有谓庆王因与肃王有隙,故为此以害之者。又谓系载洵、载涛两贝勒自英带回者,以包药之纸有伦敦宇样也,议论纷坛,莫衷一是。而各机关凡有侦探者,悉出全队以侦之,举凡茶馆、酒肆、妓寮、戏园莫不密布侦探,我劝同志可暂避腥风,勿当此大难。”
黄复生听了,继续“装傻”,说:“我开此照相馆,炸弹案胡与我事?”
白逾桓心中暗笑,说:你一个留学生,回国不去当官,跑到北京来开照相馆,你当别人都是傻子哪!(“归来留学生孰不来考小京官。岂肯营照相馆业者。幸勿欺人以自欺也。”)
黄复生咬死了就是不说(余复力辩之),白本是一番好意,见他死不承认,也就不“较真”了。于是换了个话题:“有程永生同志拟与君晤谈,可否见允?”
程永生即程家柽,也是一位老资格的同盟会会员,他的故事,我们以后再说。
黄问:“在何处?”
白说:“姚蓉初家。”
黄又问:“姚何人?”
白说:“名妓也。”
黄复生一时拿不准能不能见程,于是说:“请迟至九点钟,或当奉命,过时请勿待。”
白走后,黄即找汪精卫,对他讲了白逾桓说的事情,并问他,可不可以去见程家柽。汪精卫说:“程家柽固老同志。第其人粗豪,恐窑子里一言不慎,反生波折,不如不去之为愈。”
汪、黄都没有想到,日后为救援他们出了大力的,正是此时他们不肯相见的程家柽。
黄复生说,大约过了一个星期,白逾桓又来了,说:“炸弹案闻昨日在芦沟桥捕获一人,已枪决矣,君知之否?”
黄说:“不知道啊。”
后来黄复生回忆说:“前此私心窃谓报纸所载纯系清廷自相残杀,今复悯无辜之人为余等替死,然对吴君前,仍未敢形诸辞色也。”
黄复生还在为子虚乌有的“无辜之人为余等替死”而伤心,殊不知,一张大网早已悄悄张开。
这一个多星期,金祥瑞并没有闲着。
就在跟踪黄复生的当夜,金向上级汇报了此事,当时值班的“官长”戴保安已经睡下了,说“有什么事明天再说”。金认为事关重要,“就奔往刘海胡同内右五区,报告刘警官,他也睡觉,门卫先不肯惊动。我说有要紧事,一定要见刘警官,他披衣起来见我。当向他报告了前后经过,他说这事可别放松,又掏出十块钱给我,垫备车钱,叫我明天继续侦查,并要向年警官报告一下,才合手续。我即答应遵办。”
按:“刘警官”即内右五区(地址德胜门内刘海胡同)署长刘思联,“年警官”则是中一区(地址在地安门内银闸胡同)署长年德俊,载沣每日上朝,必由这两个署的管界经过,换句话说,“案发现场”在他们的辖区,因此“上峰”责成他二人领导此案的侦破。
次日,金祥瑞又来到这家“照相馆”,金回忆说,当时他看到“字号是守贞”。于是金便让他们给照了一张相,并问几天能取等等,与他们攀谈起来。
据金样瑞回忆,这时,“我想起那修版的,是青云阁商厂里,一家照像馆的伙计,在他那里照过像,就想找机会和他接近,能得到一些情况,就在附近守候。果见他出来吃饭,我就和他攀谈叙旧,并说在附近住,二人随走随谈,到百景楼(煤市衔路西)同桌吃饭喝酒,这才知他叫王星甫,本京人。守贞的人到他们那里照像,托经理替他们找个修版的,那时王和柜上相处不太好,就被荐到守贞。”
王星甫对金样瑞说:“南方来的柜上一共七个人,都没辫子,在帽子上缝个假辫子,有时穿洋服,时常叫整桌菜吃,简直不像个做买卖的。……他们的信件来往,都由东交民巷一个什么地方转,花钱很冲。还有宿舍在东北园路西,院里就一排北房,晚上他们都住在那里。”
按:汪精卫等人勇气可嘉,但毕竟不是职业特工,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其实早已露出许多破绽而不自知。
吃完饭,金祥瑞以“看版”为由,又与王星甫一同回到“守贞”。“这次在一张桌子底下发现一盘电线,有手指粗,粉红颜色,和桥下起出的电线一点不差。”
王星甫还给金祥瑞看一张照片,是七个人合照的,并把他们的姓名告诉了金祥瑞,“一个姓喻、一个黄复生、一个汪兆铭,一个罗世勋,在吏部学制馆当差。”
另外三个人,金祥瑞在回忆的时候已经不记得了,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被他记住的 4个人。
金祥瑞说:“从像片看,我跟踪的还不是汪精卫,而是黄复生。王说他们为首的是姓喻的。”
此后,王星甫又向金祥瑞反映,听到他们几个人议论说:“这次是失败了,下次要在后门桥下边做。”王还说,“过了两天,姓喻的就回南方了”。
至此,真相已经大白。
“嫌犯”已经落实,还需要在证据方面下点功夫,金祥瑞想起了那只装炸药的铁罐。他后来回忆说:
“那时北京工业亟不发达,能做套丝铁桶的,只有东单牌楼临记洋行的铁工厂。于是就找内左一区(东总布胡同)署长路廷秋,以本管区署秘密把临记洋行负责人找来,进行追究。做铁罐事果然有的。遂把经手人找来,详问经过。据说共做四个,二个二只多高,二个一只多高,不叫送去,自己雇车来拉走的。叫经手人看那像片,当指出其中的汪精卫和黄复生二人。事已证实,无可犹豫,决定入手逮捕。”
据金回忆,逮捕的时间是“三月初八日早晨”,即1910年 4月17日,这一点又与通行的说法1910年 4月16日有所不同。
逮捕由年德俊和刘思联指挥,由金祥瑞执行。考虑到“内线”王星甫的安全问题,金向他们建议:“先把王星甫诱出来再动手,以免拒捕时开枪伤了人家。”
于是,“我(金祥瑞)就写了一个便条,叫一人伪称是附近饭馆伙计,约他到饭馆来说句话。等他出来,我叫人把他带到一个胡间,不叫他动,然后向他说明情况。”
金祥瑞说:“恰好在这时,黄复生向西夹道走来,我就用右臂把他一夹,放在年德俊的轿车上解走。我又奔东北园,一进口碰上汪精卫,我一脚把他踢倒逮捕了。从他身上搜出现洋五十块,金表一支,帽子落地发现辫子是假的。”
黄复生是被金祥瑞用计骗出来的,他后来回忆说:“不图三月初七日午前十一钟顷,余正在东北园宅中与精卫谈话,而余等所雇之小厮名达子者,突来谓汪曰:四老爷!四老爷!照相馆内有人请黄老爷去。余问何事?彼曰:为甚么执照上的事咧。余谓汪曰:想该无甚事罢。汪亦曰,该无甚事罢!余于是遂去。”
黄说:“讵甫行至琉璃厂大街。突一人挝着余胸,谓余曰:汝使得好假钞票呀!是盖所谓当头闷棒之术。余曰:我的事我明白,汝等不得无礼。旋来多人扔余至厂店。二人执余左右手褫余衣核查之。即随招一骡车前来,拥余登车。车去,至大栅栏,始见军警林立,如临大敌,其初盖皆匿于肆中也。”
金祥瑞说:“当时发现缺少罗世勋,想起他在吏部学制馆作事,我即由守贞找到一张黄复生的名片,带着几个人,雇一辆轿车,到前门里户部街吏部学制馆去找。号房指给我他的办公屋子,我持黄复生名片,说我是东北园街坊,受黄先生托来找你回去一趟。他问有什么事?我说不知道,说完就往外走。他稍一迟疑,就随我出来。到门外就把他逮捕,六人(原七人,喻姓回南)一同解往内左一区,转解内城总厅。在搜查时发现每人都在内衣(即现在背心)里边装着一本孙文主义。”
汪精卫回忆自己被捕的情形时说,当时警察在他贴身的内衣中搜出了他写的《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及《告别同志书》等三篇文章,就问他:“为什么将这些文章,藏在身上?”汪回答说:“没有别的,不过觉得拿墨来写,是不够的,想拿血来写,所以放在身上,预备死的时候,有些血沾在上面。”
从金祥瑞侦破“谋刺摄政王”一案的整个过程看,此人思考问题心细如发,做事张弛有度,兼且身手不凡,当是满洲宗室当中的一流人物。
次日,汪精卫等被捕的消息传遍全球,当时孙中山正在纽约,闻讯后说:“昨日精卫先生在北京谋炸载沣失手,不幸被捕,已被监禁,将来必无幸免,此即无异断吾臂也。”
当时在巴黎的张静江则说:“使我费十万金,购一汪精卫来,亦所甘心。”
“谋刺摄政王”是“滔天大罪”,因此,当时没有人能够预料到,汪精卫、黄复生能够逃出生天。汪精卫本人,则从来北京的那天起,就没打算活着回去。据金祥瑞回忆:汪等被捕以后,“据说六人中五人夜里辗转反侧,只有汪精卫醉饱鼾睡,形若无事。”
在回忆录中,黄复生详细记录了被拘捕之后的情形:“车既风驰电掣.俄顷间,即抵内城之总布胡同左一区署。两人各执左右手,令余面墙立,略问姓名籍贯后,少息于—斗室。两人仍各执左右手而坐。少焉,—人来叱此二人去,且以亲善之词谓余日:黄先生今日受惊矣!我等为职务所迫,万祈原谅。余曰唯唯。”
“未几,—人坐公案。二人挟左右臂而立。其人初以惊堂本一拍曰,汝是黄复生。余曰是。又曰:汝干得好事,可速画供来。”
黄复生还抱着侥幸心理,他觉得“其时实无所谓证人证物也”,于是还嘴硬:“究犯何罪?所画何供?余犯罪之证据何在?”
对方听了,也不与他“抬杠”,说:“请休息一下罢。”
“约午后二钟许,即见大车将余等东北园宅中所有一切器具咸运来矣。更见一骡车,所载者即精卫也。”
黄复生说:“时余知事全败,自分万无生理,心反坦然,精神转觉疲怠。余谓守警曰:余倦思睡,彼辈以门板令余就寝。”
睡得正香,有人叫黄复生起来,这时已经半夜了。黄复生说:“忽见灯烛辉煌,余意以为必至刑场也。”
黄随即被带到中午“过堂”之处,“巍然高坐者”还是中午审讯他的那个人,后来才知道此人就是左一区署长路廷秋。
令黄复生很奇怪的是,“第其时(路廷秋)忽变为最亲善之态度,以极亲切之口吻呼余曰”:“复生!汝之精卫先生,我已请至此,且已录供词矣。”
于是黄复生说:“我想见见汪精卫。”(精卫何在,余将晤之。)
对方说:“不可。”
黄又说:“那你给我看看他的供词。”(然则供词又何在耶?遏以示余。)
对方说:“那哪儿行啊!”(是乌乎可。)
接着,路廷秋令从人将“所余之炸药及电线手枪等悉陈于案”,问黄复生:“中午你不是问我有没有证据么,这是什么?”(昼问汝谓无证据,此诸物者,宁非汝之证据耶!)
过了一会儿,证人也来了。黄福生回忆说:“俄而鸿泰永之主人亦至,指余而言曰:畴昔来我家交涉造铁坛罐者,非子也耶?”
眼看人证、物证俱在,黄复生不再做无谓的口舌之辩,于是说:“汝今已至,夫复何言.可将纸笔来,余书供词。”
拿过笔来,黄复生开始写“自供状”:当写到“此次之事,纯余一人之所为,精卫不过客于余处”的时候,路廷秋打断了他,说:“你给我重写”(彼务令余易之。)
黄复生说:“事实如斯,余胡能诬我良友。”
此时,路廷秋“动容曰”,说:“异哉,精卫亦如是供也。必不可易,亦已矣!”
此前,汪精卫确已如路廷秋所说,写下了“亲笔供词”。他是这样说的:
“汪季恂别号精卫,前在东京留学时,曾为民报主笔。生平宗旨,皆发之于民报,可不多言。丁未年孙逸仙在钦州镇南关起事时,曾与其谋。兵败后携炸药军器等出,潜以此等物件纳入书麓内,寄存友人处。后复在南洋各埠演说,联络同志。继思于京师根本之地,为震奋天下人心之举。故来。又自以平日在东京交游素广,京师如宪政编查馆等处,熟人颇多,不易避面,故闻黄君有映相馆之设,即以三百元入股,至京居其处。黄君等皆不知精卫之目的所在,故相处月余。后见精卫行止可异,颇有疑心,故映相馆中有人辞去。至于今日,思闻价言相馆中有事,故即往阅。知事发,不忍连累无辜,故复回寓,拟留书黄君自白。未至寓,遂被收捕。”
在这里,汪精卫所说的“闻黄君有映相馆之设”、“黄君等皆不知精卫之目的所在”、“拟留书黄君自白”等等,显然都是在为黄复生开脱,打算自己单独把这样一款“滔天大罪”给领下来。
正是因为路廷秋看到了这伙“革命党人”居然有如此英雄气概,所以不由得不出以“最亲善之态度”,他是由衷地感到一种敬意。
被感动的,还不止路廷秋。
汪等被捕后,经过左一区的初审,后被押往内城巡警厅,厅丞就是后来在五四运动中“大出风头”的章宗祥。
章宗祥,字仲和,1879生,浙江吴兴人。
章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1903年回国,先在北京京师大学堂任教,后被清政府清廷“赐进士出身”,从此走上官场,1909年任北京内城巡警厅丞。
“谋刺摄政王”是天字第一号的大案,由章宗祥“亲鞠”。黄复生说:“一星期后,移拘内城总厅。次日,由厅丞章宗样召集全所职员作第二次之审讯。即所谓清供也。俭事顾鳌也在座。”
此事,章宗祥的好友、另一位因五四运动“名扬四海”的曹汝霖也有回忆,他说:“仲和为内城厅丞时,适逢汪兆铭行刺摄政王未遂之案。汪在地安门什刹海银锭桥下埋设炸弹,是处为摄政王每朝必经之路,正在工作之时,被巡警发见逃走。后侦知汪未婚妻陈璧君与黄复生,在外城琉璃厂开设一照相馆,汪亦同住,遂被捕。捕后由章仲和亲自鞠讯,汪不答言,但索纸笔,席地写供辞,洋洋数千言,力言革命之起,由于朝政腐败。”
汪精卫在“清供”中是这样说的:
“自被逮以来,诘者或曰:今中国已立宪矣,何犹思革命而不已?呜呼!为此言者,以为中国已有长治久安之本,而不知其危在旦夕也。自吾党人观之,则数十年以来,其益吾民之悲痛,而不可一日安者,固未稍减于囊昔,且日以加甚者也。”
“其专制政体,行之已数千年,自二百六十余年以来,且日益加厉,而所谓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在于君位,而政府及各省行政官,特为奴仆,供奔走而已!”
“国人于庚子以来,颇知敌国外患之足惧。至于今日,反熟视若无所骇,此真可为痛哭者也。夫中国自甲午战败以来,所以未致于瓜分者,非中国有可以自全之道,特各国平均势力之结果而已。”
“分割之惨,夫人而知之矣,抑亦知所谓保全者,其实祸无异于分割,国不能自立,而赖保全于人,已失其所以为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此所谓一亡而不可复存,一弱而不可复强者也。”
“以强国而与弱国同盟,是必强者以同盟为饵,而钓此弱者也。前此之清俄同盟,是其例矣。夫国不自强,万无可以与他强国同盟之理,而非于国家权力发动根本上,有大变革,又无可以自强之理,爱国者可由此以知其故矣。今之谈国事者,不以此为忧,而顾以迩来中国与外国交际,其体面较优于前,遂怡然用以自慰。夫曩者中国所以不见礼于外国者,以其有贱外排外之思想,然虽如是,而俄人固尝以深情厚貌相结,而因以攫大利矣。
“今日国人之思想,已由贱外排外一转而为媚外,而各国之智,孰不如俄?知中国之所重者,不在主权,不在土地人民,而惟在体面,遂亦竞以深情厚貌相结,以期外交上之圆滑,而中国之人,遂以沾沾自喜。间有一二小小权利,得侥幸争回,则尤大喜欲狂,而于外国之协以谋我,瞠乎若无所见,此真燕雀巢于屋梁,而不知大厦之将倾也。此无它,由人人心目中以为已预备立宪,凡内治外交诸问题,益可藉以解决,醉其名而不务其实,如相饮以狂药。猥曰期以八年,迢迢八年之后,中国之情状,真有不忍言者矣。“
最后,汪精卫断言:“由此言之,则中国之情势,非于根本上为解决,必无振起之望,及今图之,其犹未晚,斯则后死者之责也。”
这一篇洋洋洒洒近4000字的长篇“供词”,不啻为一堂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治课,令在座所有的人气为之夺。
汪精卫是天才的演说家,这一点,汪的好友胡汉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余前此未尝闻精卫演说,在星洲始知其有演说天才,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余二十年未见有工演说过于精卫者。”
章宗祥同样为之动容,据曹汝霖回忆:“其时各省革命党,屡屡起事,前仆后继,都遭镇压。仲和以革命党非杀戮所能戢止,又以汪之文才,杀之可惜,拟设法拯救。若交刑部,必处大辟,乃商之衮父,请肃邸设法拯救。”
按:曹汝霖回忆中提到的“衮父”指汪荣宝,时任民政部右参议。“肃邸”则是肃亲王善耆。
警政归属于民政部管辖。因此,处理汪、黄行刺案的,是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章宗祥就是善耆的直接下级。
善耆是清太宗长子、肃亲王豪格的后裔,肃亲王是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传到善耆这儿,是第九代、第十个王爷。除了豪格,这一支多籍籍无名的人物,只有第七代的华丰,历史上有他一笔。同治初,慈禧太后“诛三凶”,其中肃顺被绑赴菜市口,监斩的就是时任宗人府宗令的华丰。
善耆出生于1866年,此时四十出头,在“满洲亲贵”中,相对属于比较新派的人物。同时,善耆也是中国现代警政的奠基人,曹汝霖说:“肃王开始设警察,聘日本川岛浪速为顾问,设内外城厅丞,专司市政,内城厅丞为章仲和(宗祥),外城厅丞为朱桂莘(启钤),于是内外城均添修马路,编查户口,每家编门牌,盗贼案顿减少。”
因此,处理“谋刺摄政王”一案,善耆是至关重要的人物。
由于“若交刑部,必处大辟”,因此章宗祥的意思是不走司法程序,就在民政部、善耆的权限内解决此案。曹汝霖回忆说:“(章宗祥)并以供词呈阅(善耆),由肃邸提讯过一次。衮父又向肃邸力言,革命党只能以改革政治使之感服,决非以刑杀所能戢止,汪兆铭供词,政府可作参考。”
据黄复生回忆,就在章宗祥“亲鞠”的第二天:“有萧君者,前来安慰余曰:为黄先生报—喜信。略谓昨因汪先生曾为一文,洋洋数千言,堂官(指肃王)阅之甚为感动,对于两公力图营救,此案大致可无生命之危矣。”
黄复生则说:“感君盛意。不过吾等此次之所为,即早已置生死于度外,为国家人民谋幸福不成,死亦分也。”
第二天,又有客人来访,黄复生说:“次日,余正翻阅残书,忽闻室外有人耳语声。少焉,即见—人启帘入。询余日:贵姓是黄?余曰是。向余一揖,余亦报以一揖而退。”
黄复生说:“时余之外室有持枪警察四人,昼夜监守。余叩以斯人为谁?曰伦贝子也。”
“伦贝子”即贝子溥伦,也就是白逾桓口中的“有谓系溥伦贝子谋篡位者”。
溥伦是道光帝的直系曾孙,属于“天潢贵胄”,不过他的爷爷、道光帝长子奕纬只封了个郡王,而且也不是“世袭罔替”,因此只能逐代降袭,到他这儿降成了贝子。
1904年,中国参加了美国圣路易斯世博会,第一次在全世界面前展示自己,“代表团”团长就是溥伦。
1907年,溥伦与光绪的师傅共同筹备成立资政院,并担任总裁。
溥伦有个弟弟,比他更出名,那就是“民国四公子”的之一的名票友、“红豆馆主”溥侗。可惜溥侗在抗战期间出任了伪职,有损清誉。
黄复生说:“余忖其必以震惊革命党三字而来,在彼之意,必以为系三头六臂,不图乃一白面书生也。”
又过了一天,肃亲王善耆居然亲自来狱中看望黄复生。
黄说:“又明日午前,警察来告,谓肃王将来谈。”
一会儿善耆来了,见黄复生正在看书,于是就攀谈起来。说:“现在正是读书的时候,不知道你家祖先是哪一位,是黄汉升呢?还是有一个叫黄什么的,曾经在监狱里要求跟夏侯胜学习《易经》,当时夏侯胜说,‘马上就死了还学什么《易经》?’黄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是他们中的哪一位呢?”(“此时正好读书也,犹忆从前令先祖,不知是黄汉升,还是那一位,曾在狱中与夏侯胜学易。夏侯曰:此时还学什么易经?黄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黄汉升”即三国时蜀国五虎将之一、老将军黄忠。随“夏侯胜学易”的是黄霸,那是西汉的事,两者不“搭杠”。在这里,善耆是想考一考黄复生的学问。
这个当然难不倒黄复生,于是黄说,学《易经》的是黄霸,字次公,不是黄汉升。
善耆听了很满意,说:“你的书读得很熟,很好很好,我再去跟精卫谈谈。”就走了。
写到这里,笔者倒觉得,在前清即将走到其生命的尽头的时候,这个王朝确曾在向着开明的方向走去,也的确出现了一批出类拔萃的菁英人物。像溥伦、善耆,作为皇室贵族,能够向平民百姓行礼;能够与犯了“十恶”之罪的在押犯、要“革”他们的“命”的对头,心平气和地、平等地讨论问题;甚至能够认识到“革命党只能以改革政治使之感服,决非以刑杀所能戢止”,着实是了不起的气度。与历史上所有的其他王朝,那种越是接近崩溃,越是倒行逆施的疯狂举动,迥然不同。
恐怕这就是因为时代毕竟在前进吧。
据金祥瑞回忆:“清朝末季五大臣中,肃王头脑比较清新,他是内务部尚书,内务部是内城总厅的高级衙门。鉴于各地人民反满情绪日高,所以对本案当然有所暗示,在鞠讯汪精卫等时,不准用刑,也不叫下跪。在肃王亲讯时,因语言不通,给以汪精卫纸笔,令其笔录,乃下笔千言一挥而就,肃王更有爱才之意。六人未被处死者,肃王关系至重。”
时任内城总厅主事的王劲闻,当时主管汪精卫的这个案子,许多年以后,他曾对金祥瑞说,当年,善耆曾把他叫去,对他说:“案中都是青年人,不要过于为难。”
王劲闻还说:“叫汪精卫在他的供辞上捺手印时,汪看上面写的不是谋炸摄政王,而是因列强对中国耽耽虎视,危如累卵,国人都在沉睡不觉,藉此震醒国人等语。汪看不是原供,不肯捺压。几经劝导,并说肃王向摄政王就这么说的,他才捺了。”
曹汝霖说:“肃邸听了衮父之言,又爱汪之文才,乃转陈摄政王,力请从宽办理,以示朝廷宽大,使革命党感激自新,若杀一汪兆铭,反可激起无数之汪兆铭也。”
4 月29日,决定性的时刻终于到来。
黄复生说:“至三月二十日午前八点钟.巡官来谓肃王请汝等询话,导余至一客厅,精卫亦至。”当时在场的还有厅丞章宗样及捡事顾鳌。
据黄复生回忆,当时善耆“以滑稽态度”对他和汪精卫说:“汝二人亦久违矣,今特来为汝等介绍,有什么话,尽管随便谈谈。“
善耆继续说:“此次之事,王爷(指摄政王载沣)甚震怒,我与之力争。我说冤仇宜解不宜结,革命党岂止汪黄两人乎?即使来一个捕一个,但是冤冤相报,何时是已。如今已争到徒刑,但是在有期无期间,我还是为汝等争也。”
说到这里,善耆给汪、黄二人透露了一个信息:“不过此次有一人很费得力呀,其人为谁,即程永生也。”
前面说了,程永生就是程家柽。
程家柽,1874生,安徽休宁人。
程家柽其人,不太为人所熟知,其实,对于对于同盟会的成立,程家柽可说居功至伟。黄兴的华兴会、蔡元培、章太炎的光复会都是在程的联络下,统一到同盟会当中的。
1899年,程家柽被两湖书院送往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农科。在日本,程家柽结识了孙中山,接受了三民主义的主张。1905年,程家柽与宋教仁、陈天华、白逾桓等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1905年 7月19日,孙中山抵达日本横滨,程家柽联络宋教仁、陈天华等到《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与孙中山会见,商讨组织“革命团体问题”,为不久后同盟会的成立铺平了道路。孙中山在这次会见中指出:“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
1905年 8月20日,同盟会成立大会在东京举行,会上,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有预想到的事情。据宋教仁在《程家柽革命大事略》中记载,“有心怀首鼠而昧于孙文之为人者,崛然起立,诘问于孙文曰”:“他日革命告成,先生其为帝王乎,抑为民主乎,请明以教我!”
按:在当时的革命党人中,除了推翻满清这一共同目标以外,其政治态度其实并不完全一致。比如光复会的章太炎、陶成章等就拥护帝制,认为“帝王一人秉政,优于立宪,没有什么不好。”后来光复会部分会员退出同盟会,与这种根本分歧,有很大关系。之所以有人这样问孙中山,也是出于同样的担心。
宋教仁说:“其在会场近三百人,正演说畅酣,闻诘问之言,忽如裂帛中止。孙文、黄兴不知所谓,默然莫对,会之成否间不容发。”
眼看会议就要被搅黄了,这时,挺身而出的,正是程家柽。
宋教仁说:“君(指程家柽)知事急,乃越席而言曰:‘革命者,国人之公事也。孙先生何能为君主!民主惟在吾人之心中,苟无慕乎从龙之荣,则君主无自而生。今日之会,惟研求清廷之当否革除,不当问孙先生以帝王民主也。’”
程家柽一言九鼎,至此再无持异议者,“议乃决,争具盟书名之曰中国同盟会。”
会后,程家柽等主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改名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
1906年 2月,程家柽回国,被京师大学堂聘为农科教授。
由于程家柽的父亲程承翰是清管学大臣孙家鼐的弟子,利用这种渊源,程有机会结交清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就这样认识了善耆,程家柽的妻子还当了善耆的家庭教师,为他的家眷补习文化。
当时,对于“谋刺摄政王”一案的处理,颇有人主张“严惩”,如大学士那桐、学部侍郎宝熙,都主张凌迟处死,还有领班军机大臣、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再加上摄政王载沣本人是“苦主”,自然都是这个态度。
于是,程家柽找到善耆,向他指出:“今则民族之义深中人心,兆铭岂畏死者,徒激天下之怒。”
善耆认为有道理,于是去找载沣。在清朝末年的大臣中,载沣也属于比较明白的,听了善耆的话,“亦以为然,欲为保全,苦无其例。”
是啊,谋逆大罪,不仅凌迟,要“满门抄斩”的。善耆又问计于程家柽,程给他举了榎本武扬的例子:“日本维新之初,德川家臣榎本武扬者,以叛其政府擒于战阵,因其曾习海军,不忍刑戳,惟拘囚之以俟悔过。而日本之海军卒为武扬所兴,人才难得,奚必逆我者而弗能用也。”
凭着这套说辞,程不仅说动了善耆,善耆还做通了载沣和奕劻等人的工作,认为汪等人的谋刺行为系“误解朝廷政策”所致,因而此案“罪状非关私事”,而是今后如何处理此类事件的问题。
按:另据溥仪后来回忆,当时,曾经有日本人向善耆施加过压力,请他从轻发落。
当然,善耆也是“心怀大志”的人,后来曾两次谋划所谓“满蒙独立”。其内心,恐怕也有他的想法,其用意自然是想着今后为我所用。因此,从汪精卫们一“进来”,就得到了善耆的“曲意回护”,并最终助汪等逃出生天。
谈完程家柽,善耆又开始与汪、黄二人探讨“革命的道理”,他说:”我生平最爱读《民报》,出一期我读一期。我当时曾说过“天讨”(《民报》增刊)所插的画(为苏曼殊所画翼王夜啸图及射狐等),我说‘《民党》内有如此人才,可以言革命矣。’但是不过《民党》所标的三民主义,我犹嫌狭隘得一点。我想将来不但五族大同,即世界亦将有大同的时候,不悉我这种主张,你们二位以为如何。”
这一番话,当然有“投其所好”、“套近乎”的意思,但也可以看得出来,善耆颇能接受新思想,对于“革命党”的主张,显然是下过一番功夫的。
对此,汪精卫不软不硬地说:“兆铭和复生的主张,已在《民报》上披露。今天王爷所说,我等向来无此种观念,不能作答。”
听了此话,善耆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竖一拇指”,说:“到此生死关头,尚能坚持自己的宗旨,真是令人佩服。”
据黄复生回忆,当天,“直谈至午后三钟,刑部方面屡催起解,彼犹依依不舍,谓为相见恨晚。”
旋即宣布判决:汪精卫、黄复生二人“永远监禁”,罗世勋则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临行,善耆说:“我这面惜无房舍安顿二位,刑部监系未改良的,恐待遇有不周之处,都向我这面看看。如须阅何书报,尽可写信来,我当然办。”
黄复生说,善耆走后,“旋即用骡车派军队护送至刑部,狱官问姓名毕,即入狱。所幸者,顾巨六为余等交涉作官犯办,得享小屉,用自己袱被衣服等优待。其他如全部刑具以及饮食等,皆与常犯无异。”
1934年,汪精卫已贵为“国府”行政院长,曾有记者采访过当年法部监狱的看守张德兴,谈到汪精卫在监禁中的生活,是很珍贵的历史资料。
在谈到汪精卫等被移送法部监狱的情形时,张德兴说:“先是,余等奉官长命令,谓将解来革命党要犯,应加意看守,不得稍有疏失,彼时因在前清帝王时代,故多呼革命党人为反叛,当汪先生解至法部监狱中,市民多赴法部门外观次谋炸清廷摄政王之要犯,市民多呼汪先生为反叛,彼时余等脑筋简单,不知革命犯即系高尚之政治犯,只为反叛二字所麻醉,故彼时之心理,对汪先生是为重大要犯,不敢稍有疏失。”
“是日汪先生经法部收发所收押后,即送交余所管辖北所,余依向例,接收犯人需用项锁将犯人套入狱中,故彼时亦用项锁将汪先生引入房中,当时审查汪先生系一文弱书生,并非以前余所理想反叛必系强暴之人,因此心中不安之念,已一扫而空。”
“旋有班长胡俊,前来检查犯人,狱中有一检查犯人手续,即犯人入狱之时,须将全身衣服,脱得赤裸裸的,详为检查,恐犯人暗藏自杀或违禁之物,或有意外之变,此种手续狱中人呼之为‘洗差事’。洗差事之事,率多令狱中其他犯人代为办理,司检查者不过在旁监视而矣,此种陋规,亦不外敷衍从事。是日汪先生入狱。亦照例举行席的手续,惟汪先生不名狱中规矩,对于令其脱去全身衣服,甚不满意,似有士可杀不可辱之势,余当向前解释,并说明必须检查理由,汪先生始谅解,而受检查,此第一日入狱大略情形,余则并无特殊情事可追忆。”
据黄复生回忆,当时他们几个人都是单独囚禁,“余居第三监,精卫居第四监,罗伟章(即罗世勋)居第二监。
从此,汪、黄等人就算正式开始“蹲监狱”了。
宣判那天,善耆曾经说:“如须阅何书报,尽可写信来,我当然办。”曹汝霖也说:“肃王又特嘱刑部监狱,加以优待,故汪氏在刑部狱中,尚能阅报作书。”
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简单,汪精卫的牢狱生涯,没有那么“舒坦”。
看守张德兴与汪精卫相处近一年半,对汪多有照顾。后来,他回忆了狱中的许多情况,读来饶有兴味。
如谈到吃的方面,张介绍说:“彼时囚粮系由米仓领出之极劣老米,狱中呼此米为老米干,盖系仓中久存之米,色黄褐。……在前清时代,京都商民,多食老米。则狱中犯人囚粮,亦为老米,惟系次等之老米耳。汪先生南方人,在广东久食白米,故入狱之后因习惯之不同,饮食极感不便,厥状甚苦,但汪先生甘心忍受,从未言及老米饭之不能食。余观汪先生每日食极次之老米干饭,大腌萝卜一块,菜汤一碗,为状甚苦。”
黄复生吃了几天,实在忍无可忍。据张德兴回忆:“与汪先生同案之黄复生先生,因不能食老米饭,每日两餐不能下咽,致饥饿不堪忍受。黄先生被迫无法,乃要求改食白米饭,但狱吏不为呈报,黄先生焦灼万分。是一日法部堂官查监,黄先生乘机请求改食白米,并申述南人因习惯不同,不能食用老米,请求恩典。当时堂官即为允准,准黄先生改食白米饭,每日发白米一斤,以为囚粮。嗣后禁役告之罗世勋,罗先生援例请求,亦蒙准许。”
张德兴说:“时余亦劝汪先生请求改食白米,以便果腹,汪先生当答,余既为狱中犯人,应守狱规。余炸摄政王,虽为国为民,但在清廷法律之下,即应得死罪。今能不死,以属幸逃法网,尚何能争食白米与老米,故余不愿有所请求,情愿食此老米等语。因此汪先生始终在狱中食用老米。
张德兴还分析说:“盖汪先生所云,非以不死为侥幸,而不请求食白米,是系不欲以请求食白米之小事,而自损其牺牲精神,汪先生虽不明言,余亦审知其意,故余对汪先生不再劝解。”
张德兴还说:“一夜适天气暑热异常,人在室中挥汗如雨,余曾欲将汪先生刑具脱除,以期凉爽,汪先生认为不可,乃笑谢云,君盛意虽可感,余殊不愿领受,盖刑具除却之后,设为汝长官查知,则君将获罪,君以爱余之故,而使君获罪,余不忍也,请勿再谈此事,余闻此言亦感佩汪先生人格伟大,与识见高超,从此再不敢以庸人之仁,施诸汪先生。”
从张德兴讲述的这些事情上看,他能够理解汪精卫“自讨苦吃”的做法,这还真是一个很“明白”的看守,脑子很清楚。
既然汪不愿求狱方“法外开恩”,张德兴就拿自己的食物给汪精卫吃:
“余每日在狱中食饭,系自购白面制作,彼时余乃劝汪先生与余同食面物,汪先生初则坚持不肯,经余劝之至再,始肯食用。为日既久,汪先生亦能食面类,如北平之炸酱面,汪先生甚喜食之,每夜余作更看守,必食点心,长久夜坐,腹中饥饿,故每夜购烧饼充饥。有时汪先生与余深夜长谈,腹中饥饿,余必请汪先生食烧饼,汪先生亦颇能食此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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