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ufeng_1234

门口有解放军（也许是武装警察）站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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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部队是1983年4月5号成立的。

北极豪客

　　八十七、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这是我对命运的又一次搏击，能不能有希望，全在于大队书记是否高抬贵手。
　　过去的大队书记，就相当于现在的村委会主任，一个连行政级别都没有的小小村官儿。这等人物，你不要小瞧，当你的前途命运掌控在这样的人手里时，你就会知道“村官儿”有多厉害。
　　对于推荐谁去上大学，大队开了两天会，据说争论得很激烈。
　　我静等消息。
　　结局是毫无悬念的——我在大队就被“刷”下来了。
　　我去见贫协主任，那汉子满脸很受伤的样子，不愿意细说，只是说：“孩子，让你家里想想办法，送个礼什么的。我是尽了力了，不行啊。”
　　事后，有好心人告诉我细节。我们队的贫协主任，那一回是使足了力气，准备得很充分，明确提出上大学应该让我去。他说：“这孩子政治表现不错，啥运动都出了力，在这儿干了这么多年了，今年该让人家走了。你看他……”
　　刚说到这儿，大队书记不动声色地插了半句话：“可是他这出身……”
　　贫协主任被呛住，一时无语，全场顿时哑然。
　　僵局持续了几分钟，这才继续讨论下一个。
　　我的命运，又是原野上的肃杀之秋。世界上本来无路可走，你就是再怎么走，也走不出一条路来。
　　我默默翻看在县城古塔下一群年轻人的照片，无限伤感。我们究竟是时代的战士呢，还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9月初，又掀起了一场“评水浒”的小运动，来势汹汹，仿佛要进行第二次批林批孔的样子。媒体上大肆炒作，关键点集中在“宋江是个投降派，要架空晁盖”上。
　　谁是宋江？谁是晁盖？
　　四人帮又在敲山震虎了——他们后来败就败在这种虚张声势上。
　　江青带着马桶，跑到山西大寨，在全国学大寨会议上，就“评水浒”大放厥词，惹怒了毛泽东。毛批示“放屁，文不对题”，这才压住了这场来势不小的舆论鼓噪。
　　不过，正因为有了这场运动，一百回本和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才得以普及于世，人民文学出版社大量印行，一时洛阳纸贵。我们小时候看的连环画，都是金圣叹“腰斩”过的七十回本，只写到梁山好汉大聚会。
　　我要是不看一百二十回本，还真不知道梁山好汉有那么凄凉的结局。
　　1975，是逆向而动的两股潮流在较量，文艺界相当之热闹。
　　这年，还出了一部唯美电影《海霞》，大为轰动。它原本是一个反特片，题材上并无突出之处，但女主角吴海燕是个大美人，这就构成了一种别样的语境。
　　美女居然也触怒了四人帮，他们扣住《海霞》不放，也是经过毛泽东的批示，才得以放行。
　　《海霞》如今已经没人感兴趣了，可是它有两点影响及于后世，一是插曲《渔家姑娘在海边》非常曼妙，传唱至今；二是，饰演童年海霞的小演员，因此片进入了演艺界，就是如今著名的笑星蔡明女士。
　　电影方面，也有根据老作家浩然的同名小说改编的《金光大道》。这故事假得很，演员演技也平平，大家也就是看看而已。唯一可圈可点的，是饰演小媳妇“钱彩凤”的女演员，光彩照人。后来我在某个场合曾近距离撞见过她，惊为天人，当时我差点儿把提着的暖壶给掉地上了。可惜，文革结束后，“钱彩凤”就只能演些中年大嫂的角色了。
　　这一年的电影生产出现井喷，也标志着社会生活多少在恢复正常。
　　秋风起时，我意外地接到Z的一封报喜信：她被推荐上大学了。
　　拿着信纸，我的手在微微颤抖。山不转哪水在转——好友王兄，已经当了一年大学生了；新结交的Z，眨眼之间也入了大学。
　　Z的出身在当时相当成问题，算是“可教育好的子女”。允许这样的人上大学，分配到一个县的名额，顶多有一个。可见她在当地的“群众评价”有多好，可想而知是实打实干出来的。
　　她在来信中，没忘记对我一如既往地鼓励。
　　——要不负青春，要不负时代啊。
　　我？能行吗？
　　眼见得“白露为霜”，我又能往哪儿走？
　　
　　　　（待续）
　　　　
　　

北极豪客

门口有解放军（也许是武装警察）站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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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部队是1983年4月5号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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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我的表述有误，已经改过来了，应是“公安部队”。

北极豪客

八十八、让我哭瞎了眼睛？

      严冬来临，我再次陷入困顿。比我晚下乡5年的大弟，今年也招工回城了。我大弟插队的地方，恰是我春天去开会的那个县，万老师就在他们县的知青办。夏天，万老师到我家来拜访，认了老乡。
      我家大弟原本被招进一个街道的钣金厂，集体企业。万老师得知消息，马上写信告诉我妈，我妈觉得这集体企业太不靠谱，当机立断，动身去了我大弟的公社，要阻止我大弟办上调手续。
      在公社，核实了万老师传递的消息千真万确。我妈更加焦急，就想徒步赶到大队去。在公社小镇街头，她忽见有一群知青在闲逛。我妈灵机一动，便向他们打听，他们居然都认识我大弟，说我大弟已经随生产队的大车，前往镇粮库卖粮去了。
      我妈连忙托付他们，如果见到我大弟，赶紧告诉他不要卖粮，回大队退掉招工表。
      我妈就风尘仆仆，赶往大队交涉。
      这事以后，万老师打了包票：“我们县招工机会多的是，下一批有好的机会，再让他走。”
      果然数月之后，省城一个研究所食堂招大师傅，我大弟顺利通过，进了研究所。虽然干的是揉面团的活儿，但毕竟沾了一点儿仙气，有较好的氛围自学英语。这对他后来考上名校物理系以及出国留学，都大有裨益。
      我的情况，比他复杂多了。我插队的地区，工业不发达，招工名额原本就少，又存在着地区本位主义，企业不大愿意招省城知青；再加上大队欠了我们家钱，根本就不想放人。几个因素叠加，我就成了受困的蛟龙。
      从我大弟招工的顺利程度来看，我的出身问题，对招工来说，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我的困境，家里也想了办法。我父母他们一批“五七战士”在我们公社下放时，多蒙原魏书记关照，现在魏书记高升至县委书记，又进一步升至地委要职。
      能拯救我的，非他莫属。
      我父母单位的一帮前“五七战士”，就联合在省城请魏书记“撮”了一顿，以示感谢他当年的关照。席间顺便带出一个重要话题，就是关于我的前途。我父母倒还没说什么，其他人则把问题说得很迫切。
      “酒杯一端，政策放宽”，是不是这样呢？魏书记当年见过我，对我有点儿印象。不过他有原则，其答复与领袖的一模一样：“容当统筹解决。”
      这个承诺，到底算不算数？谁也没有底。只算是尽了人事吧，最后还得听天命。
      入冬以后，大概是国民经济有所好转，我地区的招工指标也多了起来。又一批招工过后，连72、73年下乡的小崽子都有走的了，还是没有我。
      这就是明明白白的羞辱了。
      一个青年农民同情我，晚上摸到我们集体户，找我出去谈心：“他们说你的话，太不好听了，说你将来连老婆都娶不上。”
      我很感激他，但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儿——这一位，是土话中叫做“二百五”的那种人。难道只有智障者，才有正常的怜悯心吗？
      我们集体户去年新插进来两个省城知青，一男一女，大概在大队有什么关系。他们是草根出身，对我尤其仇视，扬言要是我通过了招工，他们就到县知青办去告。
      集体户几个女生同样是草根出身，但也看不过眼去，偷偷告诉我：那两位曾经密谋，以后如何如何到大队去打小报告，“让他一辈子出不去农村，让他哭瞎了眼睛”。
      人心险恶，何至于此？
      我当时确实极为烦恼，一股急火攻心，视力急剧下降，看什么都模模糊糊的。我眼睛近视，原本不戴眼镜也能对付，现在，非得戴上眼镜不可了。
      我在寒风中颤抖——是他们的诅咒灵验了？



（待续）

北极豪客

八十八、“甘默兰”又开始磨刀了

      1975年的11月。东北的初冬，有一种近乎无限透明的清寒。夏日的繁华全消，所有的生机都已停滞。
      我母亲又从单位图书馆给我借到了几本书。
      一本是法郎士的长篇小说《诸神渴了》。这是60年代初的老版本，里面还夹杂着许多繁体字，封面是淡青色的，有一大朵刺目的红花，保存得很好。
      这类书，各单位工会图书馆都有收藏，但借阅的人几乎等于零。在封三用手工粘上去的小纸口袋里，借阅卡上是一片空白。
      时代是急景凋年，行色匆匆。鲜花虽有，但人们皆已无心看花。
     《诸神渴了》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主角是一个雅各宾党人，青年审判官，姓氏我到现在还记得，叫做“甘默兰”。
      雅各宾党人当年以鲜血维持专政，对盟友吉伦特派都不能相容，斩杀无论。甘默兰是狂热分子，日日把人送上断头台，却也有私下里的恐惧：“万一失败……”
      他有一个情妇，原是妓女一类，两人日日说恩爱。“热月政变”后，轮到甘默兰自己被送上断头台，赴刑的时候，受到愤怒民众的辱骂。甘默兰尚未就戮之时，那情妇便又投入了“复辟派”青年的怀中。
      这书，看得我脊梁发冷，想起了陆天明的剧本《扬帆万里》——难道激进分子真的自感朝不保夕？
      那时候，商务印书馆出过一套《法国革命史》，上下两卷，作者是马迪厄。嗜书的青年大抵都要买一本，对那一段历史并不陌生。再看文学演绎的法国大革命史，分外有感受。
      法郎士是法国作家，《诸神渴了》是他获诺贝尔奖的主要凭依。据说，“甘默兰”的身上有罗伯斯庇尔的影子。可惜，这书一直不在中国“评论家”的视野内。
      后来我回想，像江青这类浅薄的“政治家”，只知道读《红与黑》、《基督山恩仇记》，她若看看《诸神渴了》，也不至于敢疯狂到那个程度。
      我母亲借来的另一本书，是版本很早的苏俄散文选，封面已然失踪，里面有苏俄作家普里什文的《林中水滴》节选，行文空灵之至。
      就在我读书读得“陶然忘机”只是，政局又起了大风暴——“反击右倾翻案风”狂飙突起，矛头所向，是邓小平。
      听广播里日日在吼叫，我知道，短暂的“75之春”又该结束了。现代“甘默兰”又要拿人来祭刀了。
      12月初，我回到省城，Z忽然找到我家，跟我激动地谈起：“我看了一本《斯巴达克斯》。”
      《斯巴达克斯》不算入流的小说，无非是“英雄加爱情”。也许是，正面人物有爱情，在我们这里是不允许的，所以涉世未深的姑娘看了，分外激动。
      Z念的是大学化学系。Z的父亲是右派，怕女儿重蹈覆辙，坚决不同意她进中文系。
      过了两天，晚上我去了她的宿舍，看看她的环境，见识见识大学。Z并没有多大变化，仍是淡淡的忧郁，那样的环境，可以想见并非她的乐土。
      Z对我说：“你有一个中学同学，跟我是同班，那天偶然聊起了你，我去找他来。”
      这位同学，自打文革起我就没见过。据说他的父辈是天津的大资本家，就是那个著名的“三条石”之类的，因此他没有参加学校的任何运动。这次见面，他风貌大为不同，简直是神采飞扬。
      我又想起了在地区勘探队的小Y，也曾是这样地说笑不止。
      这毛病我后来也犯过。
      见到Z，我心中又宽慰、又感到刺痛。
      她送我出来，那一片清寒的阔大校园，只有我和她踏雪而行。“沙沙”的脚步声，又显得很不真实。







（待续）

夏加坤

后来我回想，像江青这类浅薄的“政治家”，只知道读《红与黑》、《基督山恩仇记》，她若看看《诸神渴了》，也不至于疯狂到那个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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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与黑》、《基督山恩仇记》怎能担当如此罪名？

夏加坤

门口有解放军（也许是武装警察）站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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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部队是1983年4月5号成立的。
zoufeng_1234 发表于 2010-8-25 23:11

这么了解！打过交道？

北极豪客

　　八十九、死而复生
　　
　　12月，我们县冬修水利，拉了十多万人上辽河，把弯弯的河道裁弯取直，把河堤修整出漂亮的斜坡来。
　　冬修水利，本是农业集体化的一大优势，不过，这辽河工程纯粹是“面子工程”。工地的技术员敢怒不敢言，私底下发牢骚：“好好的河道，又没有洪涝发生，‘裁弯取直’不是脱裤子放屁吗？”
　　大冬天的修河堤，把斜坡做好，来年春天一化冻，稀里哗啦。所有的工，全白费。
　　——这样简单的真理，掌握真理的人却不知道。
　　辽河工地上，红旗飘飘，大喇叭里歌声嘹亮，工地上人潮如蚁。
　　执政者们要的就是这股劲头儿。大寨，当年是实干；而“学大寨”，多半就是这种花架子。
　　我当时不知道，在解放了的兄弟之邦柬埔寨，也是同样的一幅盛大情景。只不过他们把“缩小三大差别”做得更彻底，清空了整个金边市。
　　辽河工程，有当年大跃进的架势，挑灯夜战。大喇叭里，天天在播放中央台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重要新闻。
　　邓小平，又面临灭顶之灾了。
　　我也随社员上了工地，背着铺盖卷，来到这当年金日成秘密工作的地方，天天被这舆论轰炸，不到一个月，精神彻底崩溃。
　　我在文革前，活了13年。如果没有那13年，也就罢了。既然有那13年的和平生活，为何上苍又要罚我来忍受这永世的喧嚣。
　　那时候，我国曾经引进过罗马尼亚电影《爆炸》、《多瑙河三角洲警报》等等，看后的感觉，非常奇异。罗马尼亚不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么？为什么他们的人民就可以在草坪上跳舞？
　　在我们的电影里，任何对美的追求，都是邪恶的象征。忘了是哪部影片里，一个隐蔽的阶级敌人，拉拢年轻人的手段，居然是用唱机放一支外国曲子。
　　坏人：“你要不要听一段音乐？”（放上唱片）
　　年轻人：“这是什么曲子？”
　　坏人：“《孤独的手风琴》。”（乐声起，两秒钟）
　　为了这两秒钟，我当年把这烂电影又看了一遍。直到30年后，我才偶然地知道，《孤独的手风琴》原来是一支苏联名曲。
　　如此生涯，生之何益？
　　我觉得自己的大脑开始僵化，像有一个铅做的头盔，死死地压在了脑袋上。
　　我不想再活了。
　　生，还是死，这对我不是个问题。我的问题是，死，也许要更愉悦一些。
　　我从工地逃回，一天也不想再干了。
　　回到家里，恍惚状态仍然存在。我去找Z，直截了当地跟她说：“邓小平要下台了，我们国家，没有希望了。我想去死……”
　　Z是单纯的，为我着起急来：“那怎么行？你妈妈能承受得了么？”
　　她当时劝了我一些什么，我完全忘了，不外是“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一类。她不是哲学家。
　　可是，神奇的是，就在她娓娓动人的声音中，我的大脑皮层好像一点点儿复苏了。那个沉重的铅头盔，消失了。这种经历，在我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校园之夜，仍是清寒。
　　Z穿着一件天蓝色的袄罩，围着乳白色的拉毛围巾，端庄圣洁。此刻，她就是我的林道静。
　　她也有苦恼。她周边的同学，多是以张铁生为楷模的，很难容得下一个读过《安娜-卡列琳娜》的人。
　　我告诉她，不要怕，那叫“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要学会适者生存，掩盖自己，像他人一样喜怒哀乐。
　　当别人在倾诉时，你自然而然就成了神父。可是我劝她的，我却做不到。
　　自从那天以后，我和Z，似乎是确定了一种特定的关系。高尔基说过：“一日能与此人生活在相同的地球上，我就不是孤儿。”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样。
　　我复苏过来以后，继续呆在家里没有走。过了几天，一大清早，广播里哀乐响起，周总理逝世了。
　　一个伟人走了，他所代表的那个无限美好的“十七年”，也跟着永远地走了。
　　全城不知从哪里，一下子涌出了那么多的黑纱和白花。
　　我家那时已经有了一台9吋的黑白电视。在告别仪式上，江青没摘帽子，张春桥假惺惺地扶住邓颖超。
　　我的小弟是13岁小儿，看了忍不住攘臂大骂。
　　国殇日，人们别有伤心怀抱。
　　
　　
　　
　　（待续）
　　

北极豪客

后来我回想，像江青这类浅薄的“政治家”，只知道读《红与黑》、《基督山恩仇记》，她若看看《诸神渴了》，也不至于疯狂到那个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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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与黑》、《基督山恩仇记》怎能担当如此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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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指出的不妥，这里是容易造成歧义。我加了一个“敢”字，就比较符合我的本意了。


——后来我回想，像江青这类浅薄的“政治家”，只知道读《红与黑》、《基督山恩仇记》，她若看看《诸神渴了》，也不至于敢疯狂到那个程度了。

北极豪客

　
九十、迈进公社大门
　　
　　在那个年代，知青的身份很奇特。知青，尤其是下乡久不能返城的知青，是遭人歧视的，起码说明家里没有“门子”（门路、背景）。可是另一方面，知青是“革命的新生事物”，代表着正确方向，在主流媒体上，这又是个很光荣的身份。
　　那时凡有运动和大的宣传攻势，都要拉“工农兵”代表人物来陪绑，摇旗呐喊。农民，从整体上说，识字儿的没几个，于是知青人物往往就成了农民的代表。
　　1976年元旦，复刊后的《诗刊》公开发表毛泽东的词二首，全国媒体广为宣传。其中《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有“到处莺歌燕舞”之句，这首词是1965年5月所写，当年风暴尚未起，这样写也无不可。可是四人帮掌控的宣传机器却直接把这话移过来，大谈当前形势是“到处莺歌燕舞”。
　　自“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全国万马齐喑，一片肃杀，居然能说成是“到处莺歌燕舞”。这种吹擂术，古今罕见。
　　省文艺刊物不敢落后，紧急组织一批“工农兵”赞颂“莺歌燕舞”的稿件。编辑向我约稿，字数不要求多。我心里对“知青下乡”痛恨已极，却索性说假话，高调写上“不负伟大时代，坚决扎根农村”。
　　吹吧，到处都是谎言，不多我这一个。
　　而面对现实，我只有痛下决心离开那个大队了。6年的努力，只能忍痛付之东流，一切从头开始。
　　我给万老师写信求助，请他帮我转户到他们县。
　　万老师回信应允，说只要转到他们那里一年，打包票可让我回城，随信还寄来了他们县一个大队盖了章的接收函。
　　拿到接收函，我就要去公社办手续了。我妈说：“不能就这样就算了。我跟你一起去，见公社书记，告大队一状！”
　　母亲在旧时也算大家闺秀，经过20多年的磨砺，性格已非常强悍。之所以不敢向大队讨还债务，是因为顾忌被扣上“破坏农业学大寨”的帽子，对我也不利。大队正是抓住了我们投鼠忌器的心理，准备永久赖账。
　　到了公社，通报以后，书记出面接见。那时，对我持否定看法的原书记已经调走，新来的关书记，是从县机械工业局局长的任上调来。
　　这是我第一次见关书记。关书记面目和善，静静地听我陈述。我说到最后，气愤已极，眼泪夺眶而出，拿出接收函要求办手续。
　　关书记接过接收函，略看一眼，把接收函递还给我，不疾不徐地说了一番话：“你的情况，公社党委已经掌握。你们大队这样对待你，是错误的。我看你还是不要转户，这样对我们公社影响不好。这样，你先回大队，一个礼拜内，我们会给你一个答复。”
　　母亲不相信这种承诺。
　　关书记说：“请您相信我，一个礼拜以内，你们一定会听到满意的答复。”
　　出来后，母亲和我商量，就先等一个礼拜吧。有万老师的关系在，不怕这里落空。
　　我回到集体户，过了3天，大队果然来人通知我：“公社要借调你，叫你马上去公社党委报到。”
　　我收拾好行装，赶到公社，见到关书记。关书记郑重地对我说：“经公社党委研究决定，你从今天起，调到公社暂时做秘书工作。”
　　我问：“是不是过一段还要回去？”
　　关书记说：“你放心，是长期的，不会回去了。”
　　从这一天起，我虽然还是知青，但身份在实质上已经发生了变化。
　　这是非常奇特的一件事。事后我和家人谈起，都认为是地委的魏书记发了话，公社处理问题才能如此迅速。
　　我经过权衡，决定还是在公社暂栖身。万老师知道我的情况后，回复说：“也好。如果仍然不行，随时可以来。”
　　关书记叫来了常委之一、组织委员老王，交代说：“他就跟着你，尽快熟悉情况。”
　　就这样，我一个非党员，却跟了一个分管组织的常委，要经常列席常委会了。
　　这位老王其实只有28岁，豪爽、乐观，是个很有个性的年轻干部。他一见我，就很对脾气，拍了我肩膀一下：“小伙子，跟我走吧。”
　　
　　（待续）
　　

北极豪客

孤独的手风琴（中俄文字幕）

视频出处：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tkx4Op7wQac/

嗜睡如归

这个我要收藏下：）

谷丁

前几年曾在网上看到一篇长文，是一位当时长春的中学生1967年夏到北京躲避武斗的经历，因写得精彩留下很深的印象。根据本文五十七的内容和行文风格推测，那篇文章也应是豪客兄的大作。本文快要连载完，大家颇有意犹未尽之感，豪客兄何不将那篇文章作为此文前篇拿来在此展露？

心中有刀

这个帖子相当好看。

德方

推荐两个帖子：
1，《上山下乡运动ABC》（欢迎补充）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 ... names=&userids=
2，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
http://www.yantan.cc/BBS/viewthr ... p;extra=&page=1

卧龙居士

作为一个通过升学达到农转非的80后，看到豪客先生的这些文章，有很多共鸣。

陶云汀

楼主提到的两本书：

《诸神渴了》：http://ishare.iask.sina.com.cn/f/9685092.html

《山泉集》：http://ishare.iask.sina.com.cn/f/9685091.html

北极豪客

《诸神渴了》封面：
http://hi.baidu.com/longmeiguang ... 90e9d99152ee07.html

《山泉集》封面：

http://pm.kongfz.com/detail.php?itemId=2673523

北极豪客

九十一、“正义之声”又响起来了

      我二次踏进官场，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再不敢任性，将个性全部收敛，潜心下来适应“官场”规则。
      那时的公社干部，不是集中在公社开会，就是下乡蹲点，几乎没有正常办公的时候，我一去，就遇上公社党委班子集中学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
      党委全体常委集中住在公社招待所，每个书记、主任都要拿出一篇学习体会来。
      老王叮嘱我说：“好好写，第一篇材料一定要写好，人家都看着呢。”
      我负责给一位副书记写稿，有报纸和学习材料做参考。那个时代的八股文，不仅枯燥无味，而且满纸胡言，写这类东西实在是精神苦役，我内心对邓小平充满感激，现在却要写批判他的文章，每写一句，都有如在“自首书”上签自己的名字。
      当一个庞大而又无空隙的机制压在你的头上，你若不想窒息，就只有低头。
      正在我精神遭受百般折磨时，北京爆发了借清明节纪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四五”运动，百万人走上天安门广场献花圈、演讲、书写诗词。
      这是在政治高压下的一次壮举，也是人民再也无法忍受四人帮统治的一次总爆发。
      事情是有起因的。四人帮为了压制人民悼念周恩来，故意压低媒体上的悼念规格，周总理去世后时间不长，就在报纸上登出“北大、清华师生关注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昏话报道，骤然激化了形势。
      1976年3月5日，“四人帮”直接控制的上海《文汇报》，在一篇纪念毛泽东发表“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的报道中，公然删去周恩来关于雷锋的题词。紧接着，3 月 25 日，《文汇报》又在《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一文中，悍然抛出“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提法。这种丧心病狂的小伎俩，一下引燃了人民的怒火。
      “走资派”，大约是1974年以后，上海四人帮传媒创造的一个缩略词，是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媒体一贯使用“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指代邓小平，那么扶邓小平上台的“那个走资派”是指谁呢？
      不言而喻，是指周总理。
      在4月5日之前，南京的市民就已经闹了起来，队伍上街，大标语贴满交通要道。在这次运动中，主力是工人和大学的“工农兵学员”。这两类人，在当时都是被界定为“革命主力军”的，连“主力军”都采取了反叛行动，可见四人帮丧失人心到了何等程度。
      3月下旬，我小弟曾随父亲到南京探亲，亲眼目睹民意沸腾。他回来后向我描述，声音高昂，激动不已。我在3月底回到公社写批邓材料时，忽然一天广播里传来“天安门爆发反革命暴乱”的新闻报道。
      广播员虽然声音激昂，充满“正义感”，但我知道前情，立刻意识到，是北京也闹起来了，且声势浩大。当时的报道稿件不知是什么人草就的，因为太紧张而语无伦次。
      从中央广播电台的声音中，我听到了“异端之声”——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这一首诗的第一句，“闻鬼叫”被新闻撰稿人误写成了“闹鬼叫”，就更具有讽刺色彩。
      撰稿人还把另一首诗词的一句，移到了这首诗的后面，做了拼接，其结果更是震撼人心——

          秦皇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在中央台报道“四五”事件时，镇压已经结束。我听到这个报道时，感到惊心动魄，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我感叹，在北京竟有这么多人慷慨赴国难，但热血被浇灭后，寒凝大地何时能再发春华？难道，我们命定了就要活在这乏味时代？
      从这个事件之后，邓小平下台，“批邓”公开化，四人帮在各大城市组织“人民游行”，欢呼打倒邓小平。我在公社招待所的电视机上看到，“批邓”游行居然也是声势浩大，人们攘臂高呼，似也有不共戴天之意。
     “群众”就是这样被“运动”的。
      材料写好并通过后，我急忙赶回省城，去见在大学的王兄。早春已略有暖意，我们漫步在街头，纵论形势，都感到迷茫无主。
      正在其时，忽然碰见他们学校的“批邓”游行队伍，王兄与同学们打了个招呼，就与队伍擦肩而过。我们身边，一排排的人群，手执小旗，口号声此起彼落。
      王兄忽然感叹：“何其像五四的情景啊！难道，我们真的脱离时代了？”




（待续）

北极豪客

九十二、刀锋一样划过的歌声

      就在那时候，有一部电影上演了，就是大名鼎鼎的《决裂》。
      这是一部关于“教育革命”的八股电影，但在所有的八股电影中，算是很冲的一部。故事大致的意思是说，只有“泥腿子”才配上大学，上了大学就要向工农学习有用的知识，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是一肚子没用的知识。
      扮演可怜的知识分子的演员，是葛优的爸爸葛存壮，当年的葛存壮还不算老，戴一副黑边眼镜，给“共大”的学员们讲课。这位葛教授的形象，被导演做了刻意丑化，酷似日军小队长，在讲台上只会讲“马尾巴的功能”。
      我绝不相信知识分子就这副德行。我出身于科学之家，知道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一点儿科技产品，都离不开科技知识分子付出的心血。早年，我母亲还是年轻人那会儿，就参与仿制出了日光灯管，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到60年代初期开始在全国推广。
      但在“革命”年代，这都不算数了，只要是“臭老九”，就是只会讲两句“马尾巴的功能”的废物。
      这电影，还有极其雷人的一幕，曾经饰演过“李向阳”的那位演员，在片中演了一位大学书记，他义正词严地举起一位农家子弟的手，对众人说：“只要这手上有老茧，就有资格上大学！”
      这话，要是抽去了当时的背景，也还可以商量。可是，在当时的前提下，就等于宣告：“上大学，就是要靠潜规则！”
      我没见哪个无权无势的农家子弟上得了大学的。
      我只见过无数渴望知识的知青，被“出身”或“表现”门槛挡在了校门之外。
      “李向阳”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我们做了宣判。
      我在看电影时，就像在听末日宣判。
      这表面上堂堂正正的电影，我听出了它的潜台词：“想上大学，做梦！”
      这部电影，诸位可能不大相信，竟然萦回在我生命中30多年。除了它的拙劣之外，还有一个难忘之处——它的主题歌和插曲非常好听。
      电影插曲由名家创作，带有浓厚的江西民歌元素，由当时的顶级歌唱家郭兰英和吕文科演唱。
      我从未听过如此高亢的歌曲。

          “共大花开分外红，教育革命起东风、起东风(啰)……”

      歌声是美丽的，但又像刀锋，划过我的心头。
      在沮丧中，我去校园找Z。以往我去找她，都是在晚间，她只有晚间才有时间。那一天，我忽然撑不住，等不到晚上了，我就想见一见她，见一见，哪怕什么也不说，我就回公社。
      “濒死之人想抓住一根稻草”，我那天中午，就是怀着这种心情。
      Z见到我，很惊异，放下了手中的事，陪我出了校园。
      我对她说：“看了《决裂》，心里很难受。”
      她也看了《决裂》，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我永远断了回城的路，不能像她那样通过大学的通道，和她走到一起了。今后，就连我们之间的交往，也是极不平等的了。
      她不知该怎么安慰我，就只默默地陪着我走。我们一走，就走到了很远的湖边公园。公园没有什么人，大地仍是一片枯黄。很干的春风，猛烈地吹着。
      街头的喇叭里，正播放吕文科激昂的歌声：

          “激流滚滚——浪花翻，一架竹排过群山（啰）……”

      干燥的春风中，歌声又如刀锋划过我的心。
      我逃无可逃。
      我们很忧郁地走着，在整个中午。
      她下午有课，我送她回校园。在校园门口，我们分别。
      我告诉他：“下午，我就要回去了。”
      她迟疑地看了看我——这样的时刻，是幸福，还是苦难？
      她转身走了。我没动，望着她渐渐走远，最后，被干枯的树丛遮没，
      她没有回头。
      ——也许是不敢回头。



（待续）

北极豪客

　　
　　九十三、思想缴械
　　
　　应该说，迄今为止，我还是没有走出那段历史。吕文科的歌声，至今仍会令我有突然的刺痛。
　　即便是在近10年来，我也起码有3次，在梦中被人告知：“你虽然已经生活在城市，但你的户口是有问题的，并未迁入城市，你迟早还要回去。”当我在焦灼中醒来，每每需要两、三分钟时间，才能辨明自己身在何处。
　　“只要手上有老茧，就有上大学的资格！”
　　——“李向阳”的宣判，是我们的历史中一个无法磨蚀掉的刺青。
　　我们当年是有原罪感的，深为自己的父母早年没有“去延安”而愧疚。千千万万“出身不好”或“表现不好”的知青，没有谁，会想起来向“李向阳”质问：“难道我们手上没有老茧吗？”
　　在那个春风猛烈的中午，我和Z在临别前约定，在一个时期内我们不要来往了，也不要再通信了。因为我们现在的状态，已不是在“抱团取暖”，而是互相攀扯着往下沉。
　　我们恐惧没顶之灾。
　　我和她相约，在一个我们都能像亚瑟(小说《牛虻》主人公)那样坚定地面对生活时，再相见。
　　回到公社后，5月如期而至，从自然的意义上说，大地重光。我此时做了一个抉择——要想不被重压搞成精神分裂，我必须服膺目前的“主旋律”，搞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否则，我将每天都在进行痛苦不堪的精神自杀。
　　我跟了组织委员老王之后，有些非常微妙的感觉。因为笔头好，我迅速被党委班子认可，又因为跟的是实际上的公社“第三把手”，我的身份也随之提高。
　　“组织”安排我住在公社办公室的一间空房里，有一铺炕，有办公桌椅，院中有水井、公厕，吃饭到与公社平行的镇机关食堂“借吃”。一切都不成问题了。
　　我有了一个独自的空间。
　　我把载有重头文章的报纸留下，买来上海四人帮理论刊物《学习与批判》，决心好好研究一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看它有何等的“金玉”在内。
　　原来，这是根据列宁《国家与革命》的一句话中“创造”出来的一套体系，即“按劳分配”也有不合理之处，因为人的体能、天赋有差别，因此“按劳分配”就意味着对天生的弱者不公。这种小小的不平等，就有可能滋生出巨大的阶级差别。
　　四人帮的理论说：目前所进行的一切喧嚣和折腾，就是要缩小“三大差别”，最终是要削平一切差别。
　　但是这个理论的吊诡之处在于，他们闭口不谈如何提高弱者（乡村、农民、体力劳动者）的待遇水平，只说要拿掉高端人群的“资产阶级法权”。这个理论，后来被波尔布特进行了彻底的实践，将金边市民和其他一切有“原罪”的城市人口迁往荒山野岭，在监禁、驱赶和强体力劳动中，约有100万人非正常死亡。
　　这一套理论从表面看，其源有自，是来自马列经典，其逻辑链环又堪称严密，只是，它根本无法拿来对应现实。
　　他们指责“资产阶级民主派”——即“民主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是维护资产阶级法权的祸首，而实际的情况是，恰恰是文革时保留下来的“十七年”干部（从上到下）在1975年曾苦心恢复经济秩序，为提高老百姓可怜的生活水平做了努力。四人帮则视人民基本的温饱和娱乐为“资产阶级法权”，一次次地摧毁人民对安康日子的期望。
　　如果连工人的“苞米面肚子”也是“资产阶级法权”的话，中国人民的乌托邦，不知应该建在哪里？
　　当一个人沉浸在纯粹的逻辑思辨中，会罔顾事实。我就是在无数静夜的阅读中，开始了“思想缴械”。
　　夏天时，我收到了小N寄来的一个邮件。小N被借调到当地县知青办，办了一个知青小报。在寄来的一卷报纸中，我看到了小N的新作，文采略输，但“斗争精神”极强。我给她去了一封信，虚心讨教，问她：我的作品以及我本人的思想方式，究竟有什么问题。
　　我们之间大概通了两三次信。小N是“根红苗壮”的人，没有思想负担，她对我说：你的问题，是过去的东西残留得太多，这样对你前进很不利。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是她说：“我是不相信那些书本子们（大学教授们）的！”
　　在反智主义的氛围中，这话掷地有声。我被深深震撼，诚恳地向她道了谢。
　　那个春夏之交，我在“缴械”之后，获得了思想上的新生，沮丧之感渐渐消失。
　　5月初，我又参加了一个剧本讨论会议，这大概是我最不应该参加的一次会。参会的人五花八门，其中有一个是工人业余作者。这个人，其实是“识俩字儿”的空疏之辈，他在多年以后，给我带来了一场无妄之灾。正如Z的父亲所担忧的那样，写作，会误闯命定的“白虎堂”。这件事，给我一个大教训：轻易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尤其是那些与自己差异过大的“识俩字儿”的人。
　　我当时并不知人世会有如此险恶。夏之时，每天黎明即起，在朝暾初升中，到小镇郊外的原野上散步。
　　镇内大喇叭放着激昂壮阔的合唱声：“东海扬波红日升，南岭起舞飘彩云，珠穆朗玛雪峰献哈达，草原上赞歌唱不尽……”
　　大地清新，绿色无涯。
　　青春，毕竟是值得留恋的。
　　
　　
　　
　　（待续）
　　

北极豪客

1975年摄制电影《决裂》插曲：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Y8FmCruocWo/is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0MDY2NDUy.html

老残油记

通读了.那一代过来人,经历和心路历程大同小异,但很喜欢楼主的这种叙事方式包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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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5月的《学习与批判》：

http://www.997788.com/mini/shops ... D6%BE&id=482314

《朝霞》文艺丛刊：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 ... &se=1&sme=0

北极豪客

1974年4月的《青春颂》（《朝霞》文艺丛刊之一）

http://www.rq1970.com/book_detail.asp?id=664

1975年3月的《战地春秋》（《朝霞》文艺丛刊之一）

http://www.997788.com/pr/detail_3_320798.html

1973-1974年各省的文艺杂志：

http://www.997788.com/mini/shopstation/SHOP/detail.asp?table=%CA%E9%BF%AF&id=341019

北极豪客

一个关于灰皮书、黄皮书的帖子，内有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日共左派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封面。

http://www.booyee.com.cn/bbs/thread.jsp?threadid=621160&get=1

北极豪客

　　九十四、小G妹妹来去匆匆
　　
　　电影《决裂》的主题歌里，有一句振聋发聩的歌词，是“啊呀勒，啊呀勒耶——人望幸福（耶）树望春（勒），解放挖掉了咱穷命根（勒）”。
　　“解放挖掉咱穷命根”，是一个庄严的承诺。可是——做到了没有，是怎么做的，究竟还打不打算做？这些，在那个年代，是没有答案的。
　　四人帮故意用苦行主义来遮蔽这个承诺，他们的公式，大约就是“越穷越苦越革命”。连农民抠鸡屁眼的那点儿钱，都要被诬为“产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其他的，可以想见。
　　人民，不是抽象的圣徒，是要过日子的，要油盐柴米，要多几尺棉布。自从1963年经济复苏后，我记得，我省的猪肉一直是敞开供应的，到了1967年两派大武斗，物资供应开始紧张，此后就是凭票供应，城市居民每人每月四两油、半斤肉地对付，一直延续到四人帮垮台后的一段时期。
　　“革命”，为什么越革越穷？
　　人为什么没有奔头？
　　在这样的悖谬之下，人们怎么会“精神饱满”？又何来动力“忘我苦干”？
　　1976年夏季的农民，还是那样默默地生存着。我跟随老王下乡蹲点，都是吃派饭、住老乡家。各处的农民，一如既往地贫寒，但家家都还收拾得挺干净。吃派饭的时候，房东大婶总要苦心炒两个鸡蛋，以示尊重。
　　我有时也被派去和其他公社干部蹲点，“抓路线”，“抓方向”。夏末，老王派我去公社南部一个大队，配合那里的工作组开展工作。我到了地方一看，原来工作组的领队，就是那个“摸手”干部。
　　他大概不知内情，对我毫无敌意，反而有几分恭敬。在大队部开会时，他讲完了话，还特别请我也讲一讲。他对大队书记和大队长等人介绍说：“这是咱公社下来的，请他给你们讲讲。”
　　我讲了些什么，完全记不得了，只记得大队干部们全都在洗耳恭听，若有所悟。
　　我的感觉，很奇特。在我们大队，大队书记是压在我头上的大山，而在这个大队，大队书记对我毕恭毕敬，有如下属。这个反差，是怎样发生的？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有一个东西，叫做“体制”。
　　在南部大队蹲点的时候，我忽然接到公社妇联主任的电话，妇联主任有家室之累，一向担任留守，她对我说：“你的一个什么同学，女的，姓G，跟一帮人来咱们公社参观，打听你。我告诉她了，你在南部大队。你等等啊。”
　　片刻功夫，小G在电话里说：“是我啊，我们地区组织知青参观团，来你们县参观学习，你们不是全省知青工作的典型吗？我们一会儿就去南边公社，你在路边等着吧。”
　　是小G妹妹来了！
　　我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就上了公路，在路边张望。等了一个多小时，路过的大卡车倒是有几辆，但没见有车停下，也没见车上有人跟我打招呼。
　　我失望而归。
　　当晚我赶回公社，在招待所里等。小G妹妹从南边回来后，我们终于见了面。
　　我问她：“上午在公路边，怎么没等到你？”
　　小G妹妹说：“嗐，你那个样儿，头发老长，被风刮得那个乱，跟狂人似的，我还敢叫车停下吗？”
　　小G妹妹对我近期的思想变化很满意，觉得我有了进步。
　　我叹口气说：“我还是怀念邓小平在台上的时候……”
　　小G脸色一变，急忙打断我：“嘘，你说什么呢？你这人，还是那么乱讲话，这是什么时候了！”
　　我把话咽了下去，心想：这不就我们两个人吗？小G这人，还是俗。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小G妹妹是对的，太对了。
　　第二天，小G妹妹一行人走了。在公社办公室，妇联主任一见我就问：“那是你什么同学呀？一接你电话，那眼泪，刷刷的！我看得真亮的（清清楚楚的）。哎呀，看你们这同学感情！”
　　我“嘿嘿”两声，应付了过去。
　　就这样，我这公社“秘书”，当得渐入佳境。
　　我吃饭的那个镇公社食堂，有一位卖票姑娘，容貌端庄，时间一久就熟了，见面都要打个招呼。后来，忽然觉得她有点儿过分热情，想了想，才明白是什么道理——我们公社有县里派驻的几个青年干部，他是把我当成县干部了。
　　且不说我不能接受她的任何暗示，就我这知青身份，一旦戳穿，那该有多尴尬？
　　我只有装看不见。
　　每天早上，我还是要漫步阡陌间，看原野一片葱茏，飘着一层夏末的雾气，心里很是敞亮。
　　大喇叭里的歌声，也正应和着我的开朗心境：
　　
　　“江山万里闪耀着金色的光芒……”
　　
　　
　　
　　
　　（待续）
　　
　　

北极豪客

“江山万里闪耀着金色的光芒……”：

http://video.baidu.com/p?word=%C ... 4&pos=4&s=3

北极豪客

作者：北极豪客  回复日期：2010-09-02　23:13:42
　　
　　九十五、唐山大地震那个月
　　
　　7月盛夏，公社班子全体拉到一个水库边，住在老乡家，关起门来办“爬坡学习班”。
　　所谓“爬坡”，就是指提高思想。那年头上面下来的精神，全是违背常识的，连干部也很难理解，因此需要“爬坡”。
　　这次爬坡，是爬“基本路线”的坡，也就是，要深刻领会“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书记和主任，每人配一个秘书写心得材料。领导先给秘书讲，自己的思想有哪些落伍之处，后来是怎么通过学文件提高的。其实全是空话，思想本是没影儿的东西，落伍了怎样，提高了又怎样？都是“糊弄鬼子”吧。
　　我们公社原有3个专职秘书，加上我一个临时的，是4个，专给排名前四把手写。其中一个比较老成的秘书，叮嘱我：“你负责的书记，我看讲得不怎么样，到时候过不了关，你就要沾包。你必须跟他说清楚，他讲得深度不够。”
　　这是经验之谈，我很感激，马上照办了，还给老王也打了招呼。
　　于是，这位副书记的稿子不过硬，在他还没念的时候，大家都心知肚明了。
　　“爬坡”开始后，那场面相当严肃，有军宣队、工宣队、县里派驻的干部等等，一圈人压阵，一位一位过筛子，讲评。
　　我负责的那个副书记磕磕巴巴把稿子念完，果然，众人通不过。那位副书记也没法儿责备我，因为我已经有言在先——你提供的素材原本就不行。
　　副书记只好认栽，红着脸说下次再提高，也就这么过了。
　　轮到一把手关书记做发言，说得还不错，条理清晰。
　　关书记没做过基层一把手，跟前任书记比起来，有点儿“面”。公社的中层干部背地里都叫他“关老太太”，意谓“处理事情不利索”。
　　在场的军宣队老F，是个营级干部，说话水平不太高，平时做正式发言时，老是词不达意。这在平时没什么，毕竟他算是个老好人，可是这次却捅了篓子。
　　他咳嗽一下，对关书记的发言发表看法：“我看老关的斗争性不够，公社班子软、懒、散，很严重，可以说，那个那个……登峰造极了。”
　　大伙鸦雀无声，气氛骤然紧张，老F毫无察觉，啰里啰嗦又说了不少。
　　他话音刚落，关书记在炕上坐直了身板儿，也咳嗽了一下，说：“我要讲两句。我们公社的班子，我认为是团结的、是坚强的，革命生产各项工作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不是哪个人说不行就不行的！各位同志，要发扬成绩，不能听风就是雨！我的话完了，散会！”
　　关书记平时脾气和善，这次脸色都变了。老F一听这话，脸涨得通红，啥也说不出。
　　下午，一个干事对我说：“这老F，嘴上没个把门儿的，瞎说！关书记一发话，他懊糟了吧，连晌午饭都没吃。”
　　这个过程，我看得目瞪口呆，似乎立刻领略了某种规则。
　　权威是不可挑战的，哪怕他一脸慈祥。
　　公社秘书中，有一位胖子，戴个眼镜，眼睛老从镜片上面往外看，像电影《小兵张嘎》里的胖翻译官。他大我一岁，文革前应该是念到初二了，但我跟他接触多了，觉得他的水平就只像 “识俩字儿”的。
　　我没事儿跟他聊聊天文地理，他啥也不懂。我一说，他就惊讶得眼珠溜圆。我那时候年轻，不懂得尊重人，就想捉弄他。我估摸着，哥伦布是谁，他一定不知道。
　　一天会间休息，我问他：“你能把鸡蛋竖起来吗？”
　　胖翻译说：“那哪能？”
　　我说：“我能。”
　　他眼珠瞪得溜圆：“你吹牛吧？”
　　我坚持说：“我能。”
　　他狡黠地眨眨圆眼睛：“不许用别的东西支撑，也不能用胶水儿粘。”
　　“那当然，直接竖。嘎个东（打个赌）怎么样？你输了，给我五块钱，我输了我给你。拿个鸡蛋来吧。”
　　一旁看热闹的房东，赶紧从鸡窝里掏了个生鸡蛋出来。
　　胖翻译说：“等等，我看看。”
　　他从眼镜片上面，仔仔细细端详了一会儿，递给我：“你弄吧。”
　　几个主要领导不在，满屋子的干部都在看着我俩。我拿起鸡蛋，“咔嚓”一声就墩在了炕沿上。
　　鸡蛋直直地竖在那儿，蛋清从下面流了出来。
　　满屋子人，笑得前仰后合。
　　胖翻译急红了脸：“你这不耍赖吗？都破了。”
　　“你也没说蛋壳不能破呀。”
　　事后，老王对我说：“你对胖子，要尊重一点儿啊，毕竟是老同志了。你这小子！”
　　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我们毫无感觉。第二天，消息传开，晚上关书记下令，今后半个月，全部睡到院子里去，不准在屋里睡。
　　老乡帮我们在小院的臭李子树下，铺上秫秸，打了一宿地铺。7月底了，晚上还真是有点儿凉意，早上起来摸被子，好像潮潮的。我心想：像这么在外面睡半个月，那可糟了。
　　第三天，禁令自动解除，谁也不肯再在外面睡了。
　　这次“爬坡学习班”，思想虽然紧张，身体可是享福了。水库给我们派了做饭师傅，最后一天，是“全鱼宴”，都是从水库里打来的活鱼。伙房连高粱米饭都没准备，整整一桌的鱼，可劲儿造！
　　不吃饭，光吃鱼就吃饱了，我人生中就这么一次。
　　学习班结束时，后勤给每个人分了一条大鱼，有七、八斤重。我请假回家，拎着大鱼进家门的时候，姥姥差点儿没吓着：“这是什么呀？这是鱼吗？”
　　
　　
　　
　　
　　
　　（待续）
　　

北极豪客

　　九十六、红日西沉
　　
　　
　　“放排正逢（勒）春江水（耶），劳动大学办在了（喂）咱们心坎上（勒）……”
　　这就是《决裂》的插曲，我听了不下100遍。我上不了真的大学，只能继续呆在“劳动大学”里。
　　1976年8月中旬，几乎跟秋收一块儿开始，县里的冬修水利就提前上马了。10万人马重上辽河，继续弄“美丽工程”。
　　公社的领导，除了一、二把手留家坐镇外，全都到工地上督战，成立了“会战指挥部”。我在指挥部里，负责给广播站写稿和编辑稿件。
　　深秋的辽河畔，又是人喊马嘶、红旗招展——这根本不是水利工程，而是政治工程。我在写到这两段时，搜索网上视频，偶然看见了1975年拍摄的故事片《红雨》。电影一开头，就是经典的水利大会战场面：人们像打了鸡血一样，不要命地干，领导干部脖子上搭着白毛巾，跟群众一块打石、挑土、推车。
　　人们都笑脸绽放。一个农民还说：“路线对了，干劲就大！现在人人都恨不能多长出两只手、两条腿来，把一天变成两天。”
　　“革命”年代的上级，就爱看这幅场面。
　　可是它有两处不真——
　　一是，我自从下乡第二天起，就被“贫下中农”教育，干重体力劳动，根本不能像吸了毒一样地玩命地干，那样干不了一个小时，就得累趴下。干活儿，要“抻悠着来”，放缓节奏，才能持久。因此在真正的工地上，人们的劳动节奏并不快。
　　那种推着小车飞跑、赶着马车狂奔的，都是演戏，否则的话，连牲畜也受不了。干那么重的活儿，对谁都不轻松，人们怎么可能像做爱一样狂喜？
　　二是，工地上是有领导干部，但都是去督战的，从来不摸锹把子。文艺作品与当时的现实，就这么一点儿差别，但这点儿差别，就是问题的实质。
　　最该带头拼命劳动的，偏就不劳动。
　　我也不劳动，整天在工地上跑，四处催稿子。各大队都有宣传组、通讯员，我找他们接头，要来 “识俩字儿”的通讯员写的稿子，还要动笔润色。
　　当时各大队分了段，公社干部天天下去检查进度，白昼越来越短，工时不够用，只能挑灯夜战。
　　一天半夜，忽然有人跑来指挥部报告：“塌方了，压死人了！”
　　我们立马跑到工地，只见一圈人围着，中间一个社员躺在地上，脸色灰白，一点儿血色没有。
　　遗体是才挖出来的，是个中年人。夜里视线不太好，立壁已经挖得很陡了，人们还没注意到，结果“哗啦”一下，几立方的黄土把他压在了底下。
　　现场气氛凝重，但没有人哭，也没人吵闹。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抚恤的，记得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也就是说，死了，就死了。
　　9月9日下午，电线杆上的大喇叭忽然不断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下午4点正，将播出重要新闻，请注意收听。”
　　声音很凝重，我听了心头一凛。
　　10万民工，放下了工具，黑压压地坐在两岸大堤上。
　　4点钟，大喇叭里一个无比沉痛的声音响起，播送《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我立即意识到：毛主席逝世了！
　　仿佛没有尽头的哀乐声，又在回荡。
　　我站在辽河大堤上，看见红日西沉，无限苍茫。这位离去的伟人，我感觉自己是很理解他的。暮色中的大地，辽阔得无法想象，向看不见的地方延伸而去。霎时，心中涌起悲壮感，很深、很彻骨。
　　密密麻麻的黑棉袄人群，面无表情地坐着，光线渐渐在暗淡。
　　我的思绪近乎麻木：一个时代，注定要过去了。将来，怎么办呢？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