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革命”年代里的100个细节

北极豪客

这一篇回忆文字现正在其他社区连载，已写好78节。据友人说，燕谈有许多我的同龄人或同代人，或许对这些当年的人和事感兴趣，现冒昧地贴在这里并在这里继续连载，敬请各位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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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年代里的100个细节

　　
      应该承认，我目前的意识形态很混乱，不知道真理为何物了。向左倾，还是向右倾？摇摆不定，不知道哪个才是终极真理了，除了“存在决定意识”这一真理之外。
　　今日里，当经济成为中心或主流，拜金不可避免地成为狂潮。种种的怪象，冲击着传统道德的底线，所谓马诺者，不过是心直口快的一青年罢了，她揭破了面纱。
　　当面纱褪去后，很多人才惊呼：“这可怎么得了？”
　　当然也有坚持在狙击这股狂潮的。这其中就有黄纪苏。
　　还记得读黄纪苏与其伙伴们的话剧剧本《切-格瓦拉》时所受到的震撼，毕竟是异端。在这个思想平庸的年代，只要是异端，就值得尊敬。
　　可是，黄纪苏们心目中的利器，是昨日革命的范式。也就是说，那时的一切皆好，或总体不错，比如平等。
　　可是，“革命”的年代里，是否一切如理想主义般瑰丽？
　　黄纪苏们的青春，并未在革命年代里淬炼，他们的“革命”，是不是赵括式的“革命”？
　　我好歹是那个“革命”年代里摸爬滚打过来的，在这里，想不加评价地回忆当日的一些细节。
　　细节，有时候才是本质。
　　考证那时的历史，不能光读张春桥的文章。
　　生活粗糙的树皮，要亲自用手摸过，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由于余生也晚，只能从“知青插队”的细节谈起，话题不涉及任何宏观的意义，就是讲些寻常小事。想做“革命者”的年轻人，读了，或许就会有一些思想准备；再或许会明白：这世上最畅快的事，是指天发誓；最难办的事，是日常生活。
　　下面就是一些“革命”年代里的细节。
　　
　　一、 喝生水
　　
　　下乡前，我是城市孩子，家庭生活还不错，按当时标准是典型的“娇生惯养”，因此对下乡后的一些细节，感觉就非常强烈。
　　首先就是，下乡了，就再也不能喝开水了，要喝生水。水从井里打上来，存在水缸里，渴了，就拿水舀子舀起来喝。
　　在老乡的观念里，水，就是生着喝的，烧开了喝，等于“脱裤子放屁”。
　　我下乡八年，只要是在农村呆着，喝的就是生水。
　　农村的井水纯净，问题倒也不大；比较难以克服的是：无论谁，都共用一个水舀子。水舀子是什么样子呢？是镀锌板做的，像牛奶锅，带个把儿。也有更简陋的，就是半个葫芦的壳。
　　一个集体户，如果有10个人，就等于10个人共用一个杯子。这个问题，根本不能去想。
　　在田间集体干活，往往是三、四十个劳动力，有专人从村里挑水到地头，两大桶水，一个公家的水舀子。大家歇气时，想喝就喝，这就等于三、四十个人共用一个杯子，这也不能去想。
　　我们知道，井水再干净，生水里也是有很多细菌的，跟欧洲的自来水不能比；而且40个人共用一个杯子，喝水，就相当于跟40个人接了吻。这个，也得克服一下。切-格瓦拉，不是那么好当的。
　　有一次，我们村里一位山东来的移民，两口子吵架，女的一气跳了井。她也不想真死，趁着人多时候跳的，大伙七手八脚把她捞了上来。在我们东北老乡心目中，山东人本来就“另类”，老娘们就是再憋屈，怎么能往井里跳？老娘们的……那地方那么脏，这井水还怎么喝？
　　解决的办法是，把井水淘干，等新的水慢慢从地下渗出来。不过，一想到，出月经的地方在这井里泡过，“革命”年代里的老大爷们还是恨得牙根痒痒的：“忒不卫生！”

　　二、 不洗手
　　
　　有朋友看到这儿，又要说了：“怎么又诉苦？知青去了农村几年，有什么大不了？那老农民在农村一辈子，又怎么说？”
　　话不是这么说的，小子们。我们当年痛苦，不是因为“被贬了”、“被涮了”，更不是因为生活水平下降了，那时候多少是有点“革命豪情”的。那时候痛苦，主要是因为——好好的学童忽然成了童工了，“两种文化”冲突得太厉害。
　　文革前的城里学童，还都不是妖魔吧，从小受的是一整套文明教育，比如，要讲礼貌讲卫生，跟现在差不多。忽然一夜之间下乡了，要“革命”了，还要触及灵魂，一切都颠倒过来。
　　这文化观念倾覆之苦，是人内心最大的苦。为什么现在的留学生，比没出国的爷们儿还爱国？就是这道理，留学生爱的是从小就熟悉的文化。
　　那时候我们下乡，要过很多关，首先一关，就是“生活关”。在城里一向很讲卫生，老师有时候还检查剪没剪指甲；到农村后，反过来了，越埋汰（脏）越革命，讲卫生是资产阶级娇小姐阔少爷作风。具体到行动上，前面说了一种——喝生水，每天和40个人接吻；这还不算难受的。难受的是，“革命”了，从此饭前便后就不再洗手。
　　早上当然要洗脸，时间来得及也可以刷牙。但一天干活很紧张，生产队长一吆喝，心慌慌的，赶紧出工，刷不刷牙不一定，反正早上洗脸时，算是把手给洗了。然后中午、晚上干活回来，又累又饿，还洗什么手？端起碗，拿起大葱、大饼子就吃。
　　老农民的观念，手上没见到有土，那就是干净。以此类推，在自留地的菜园里摘了黄瓜、西红柿，用手擦一擦，再用衣服大襟擦一擦，见不到有泥土了，就干净了。放心吃吧，农民的真理是：“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很晕啊！文化冲突太厉害了。
　　至于上完厕所后，一般也不洗手。因为，按照前理——你的手碰到屎了吗？碰到屁眼了吗？没有（咱不是印度人）。那还洗什么手？
　　可是现代科学不是老农发明的，那手上、大葱上、生水里，多的是杆菌之类，擦一擦，怎么能擦干净？尤其是，这样不干不净的时间长了，没有不得蛔虫的。
　　啥叫蛔虫？是一种长在肚子里的寄生虫，现在听信张悟本吃了生茄子的人，肚子里经常会有，粉红的，像蚯蚓，专门吸收人大肠内的营养，有时候人拉屎能拉出一根两根或者一大团来。
　　“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这是一句俗语。事实上肚里的蛔虫很可恶，跟人争营养，长了太多蛔虫的人，就不容易强壮。
　　羡慕过去的革命者么？要准备好肚子里长蛔虫哟！
　　我从农村回到城里，最后一次看见自己拉屎拉出蛔虫，是回到城里12年后，当时赶紧吃了“肠虫清”，后来就没有了。
　　年轻的朋友们，如果看我写的这些，你不感到恶心，那么恭喜你，你已经具备一个“革命者”的潜在素质了。

　　三、 手抓大粪的壮举
　　
　　说了些蛔虫什么的，怪恶心人的。正如有的朋友说的那样，那时候也并非蛮荒，有治蛔虫的药，俗称“宝塔糖”。粉红色的，圆锥体糖块儿，吃了能打虫。价钱也不算贵吧，农村供销社（相当于行政村的小卖部）里就有卖的。
　　可是，那时候的农民，一分钱得掰两半儿花，没多少人买打虫药，太奢侈了。我们知青，也就入乡随俗，硬挺！怕什么肚里的蛔虫？难道比变修更可怕吗？
　　不过，我在这里也不能埋汰（糟践、污蔑）东北的老农民，农民也讲究体面，什么屎啊尿的，一般还是敬而远之，跟某种特殊的精神病患者不同。只是，种庄稼一旦要涉及屎尿，也不能打怵，再肮脏的活儿，也得有人干哪。
　　这一节，我就说大粪。什么是大粪，就是人粪尿。农村的猪、狗、马、牛、羊，拉屎是随地拉的，因为是素食动物的缘故，都还不太恶心。可是人粪尿，太臭了，需要意志坚强才能面对。人粪尿，在农村叫“农家肥”，即有机肥的意思吧，农民都看得比较珍贵。尽管那时候化肥已经普及，但配给的量不够，另外农民也不大相信化肥的肥力，所以对农家肥的使用，非常金贵。
　　人粪尿是不能直接施到地里的，那样会把庄稼烧死，要和黑土混合起来，放一放，发发酵，然后再用。
　　这么金贵的天然肥料，在我们生产队（自然村），就专门用在种香瓜的地里。香瓜，北京人叫甜瓜，别地儿也有叫金瓜的，是带条纹状花纹的瓜，里面一肚子稀溜溜的瓤，非常甜。生产队种香瓜，不是给社员吃的，是拿到集市上去卖的。生产队有时候会缺现金用，瓜比粮食卖得贵，来钱也快，卖瓜可以救急，所以那时集体可以有一小块地用来种瓜。
　　种瓜，是移栽已经育好的瓜苗，挖个坑，抓一把“农家肥”垫在坑里，把苗栽进去。这就得用手抓了，经过发酵及与黑土混合，人粪尿不那么臭了，但不能仔细闻，也不能细想——这不就是用手抓人粪尿么？除了极少部分精神病，谁能这么干？
　　当年干完这活儿，回去吃饭时，洗没洗手，忘了。估计是洗了，再革命，也不能吃自己的粪尿啊。我们到底是人。
　　至于朱军同志说，大学生从事掏粪工作的意义恰体现在“可能会改变中国的掏粪现状”，这话说得很好，很“革命”，有勾践尝粪的古风。
　　是啊，先贤说了：“道在屎溺。”就请朱军同志经常抓一把大粪嗅嗅吧，中国的现状兴许就能变得更快了。

　　四、厕所没门儿
　　
　　说起“道在屎溺”，我的思路还真是跟屎尿摽上了，摆不脱，下面就说说农村的厕所吧。
　　现在有一批人，老说江青同志如何如何。江青是很激进，很“革命”，可是她到大寨去，要拉着马桶去，为什么？像她那么“革命”的人，都忍受不了农村的厕所，可见，“中国的掏粪现状”不改变是不行了。
　　农村是旱厕，没水冲。北京现在有些胡同里的公共厕所，也是旱厕，蹲坑下面一溜沟，里面积满了屎尿，掏粪工人定期来掏。
　　农村就没有专人掏粪了，蹲坑下面一口深埋的大缸，粪得自家攒起来（肥水不流外人田），然后卖给生产队，算工分。这样，农家就不可能定期掏粪，要满了再掏。
　　这样就有些问题。一下雨，雨水也流进粪坑里去，形成一缸粪水，排泄的时候，粪水很容易溅上来。在农村上厕所，得有技巧，怎么“投弹”能避免粪谁溅上屁股蛋，你就琢磨吧。
　　另外，长期不掏粪，那个味儿，“情到浓时情转薄”，别提了！上厕所，得学会憋气。我要是在北京的胡同长大的，可能会好一点。可惜不是。这样的农村厕所，一低头，整个一“酱缸文化”，里面绿头苍蝇乱飞，还有蛆虫在蠕动……
　　各位，想“革命”的，要硬着头皮看下去哟。
　　那厕所，很简陋，用几根木头搭个棚子挡雨，四周像是木栅栏，糊了一点泥巴，天长日久，四面漏风，冬天冻屁股。还好，我们那里极端低温度很难有零下40度的，所以“家伙儿”还不至于冻坏。夏天嘛，就难免有苍蝇爬的痒痒啦。
　　农村厕所，还有一大尴尬——没门儿。我们集体户好说，东西两个山墙后各一个厕所，男女有别。老乡家的厕所就一个，一个也没啥，你总得有个门啊，没门，也没有遮挡物。
　　上老乡家的厕所，你就得小心，要慢行，里边要是有一大姑娘正蹲着，她会咳嗽一声，你就赶紧止步、回头。
　　如果偶一疏忽，恭喜你，可能就会看到艳照。
　　有一次我跟生产队长，一特英俊的年轻人，一起去办事，从他家东房山头绕到后面的大路上去，走得急了，没注意，他家厕所里正蹲着一位工作组的美少妇！
　　撞个正着，不说话吧，太尴尬；说话吧，说啥呀？
　　我和生产队长脸憋得通红，硬着头皮向前走，要是往回撤，那就更尴尬了——那不成耍流氓（偷窥）了吗？
　　还是那女工作组员态度大方，蹲在那儿说了一句：“这农村的厕所，没门哈，多不方便。”
　　生产队长哼哈了一声，我俩就低头匆匆而过。
　　那个年代，距离朱军同志说“中国掏粪工作的现状急需改变”已经40年了，是掏粪战线的大学生太少了，才这么落后的吗？只要脑袋里装的不是屎溺，谁都能答得出这个问题。

   五、擦屁股用棍儿刮
　　
　　继续说“道在屎溺”，这一节说说厕纸。厕纸这玩意儿，南方叫“草纸”，北方叫“手纸”，在我们那时候的农村，一概是无纸化作业。
　　那时候艰苦朴素，就是城里也很少有卖厕纸的。像今天这样雪白的卷纸，闻所未闻，想象中只能供给伊丽莎白女王擦屁股。
　　那时候城里人就用报纸、稿纸、裁开的书页做手纸，这很正常。不过，用之前要揉搓揉搓，省的扎屁股。
　　在农村，我也坚持用报纸、稿纸擦屁股。有一回，忽然对农民的如厕发生了兴趣，问他们怎么擦，有农民告诉我：“棍儿刮呗。”
　　他跟我说了具体方法，农村遍地都是秫秸（音“树该”），就是玉米或高粱枯了的杆子，随手就能找到。掰下来圆珠笔那么长一节吧，劈开，瓤儿是软的，皮儿是硬的，就用硬的那个边儿去刮。一节刮不干净，再掰一节，基本就能解决问题。但是碰到跑肚拉稀，就比较麻烦——对付不了啊。
　　我觉得挺新鲜，就试着用棍儿刮了几天，总感觉不对，屁眼不干净，痒痒的。最后，还是放弃了。
　　秫秸是废物，也是自然物，用完了往野地里一扔，降解极快，很环保。可惜我的卫生观念不行，接受不了。
　　俺们的古人和古代日本人，据我所知也是用棍儿刮，古代的棍儿，是竹木做的，叫做“厕筹”，一片一片的。是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传入中土的，到20世纪上半叶才失传，有老鼻子长的历史了。
　　改革开放之初，进口了日本电影《望乡》，美丽的女演员栗原小卷有个镜头，是在野外方便被惊起，露出了几秒钟雪白的屁股。我当时看了想：这样精致的屁股，是绝对不能用棍儿刮的。

北极豪客

　　六、华美的蚤子
　　
　　上面的话题不能再说了，要转换一下，来一个雅的。张氏语录：“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张爱玲毕竟是南方人，分不清虱子、跳蚤。她原来想写的是“虱子’”，一不留神写错了，写成“蚤子”，成了当今小资的经典用语。
　　这说的都是寄生虫，跟了人类不知有多少万年了。当时在农村，这类近身附体的虫子有三大类——臭虫、跳蚤、虱子，另外还有一种是头发上的虮子。
　　其中，臭虫最厉害，咬的包又大又红。北方很罕见，那时我在南方的旅馆里被咬过，简直恐怖！
　　跳蚤，狗身上多，我们那时候只是偶尔遇到。有老乡家的炕上有，我们集体户从来没有。
　　最常见的，是虱子，白的，小米粒大小，生在贴身衣服的接缝里。虱子会跑，个人就是再讲卫生，只要在有跳蚤的炕上睡一觉，都会染上虱子。
　　晋代的竹林七贤，以风流著称，“谈笑扪虮虱”是一大豪举。可是，染上了虱子，可不好玩，身上老痒痒，像得了皮肤病。
　　有心把它抓干净吧，可哪有那么多闲工夫？
　　抓虱子，那是很有派头，在太阳底下，脱光了膀子，在衣缝里低头找，找到了，就抓出来，放在嘴里咬，嘎嘣一声，再吐掉。早年间在延安那时候，虱子叫做“革命虫”。要革命，就别怕生虱子。
　　生虱子，主要是不卫生。在农村，穷啊，也忙，不常洗衣服、洗被套，就易生虱子。
　　至于虮子，我们男生倒不生，因为头发短。女生头发长，农活儿一忙，没工夫洗，就容易生。也是白的小虫虫，比虱子还小。
　　我在集体户那会儿，有时候回家。我姥姥怕我身上的虱子到处乱跑，每次都把我的汗衫放在铝盆里用水煮，确保杀虫。
　　我姥姥在文革期间，也跟着我爸妈被下放，下过乡，住在一家房东的一间房里。老人家冬天洗澡不方便，几个月后，身上奇痒，喝了中药也不解决问题。有一天我妈脱下姥姥的汗衫看，我的妈！长了一百多只虱子，都成团了！赶忙把衣服拿去烧了，烧得噼啪作响。
　　我后来回城上了学，回城后第三个月，在大学宿舍里偶然一低头，发现床上掉了一只虱子，赶紧碾死，又把衣服脱下来找，再没找到。此后，就再没染过虱子。
　　听说现在，就连农村也没有臭虫、跳蚤和虱子了，因为卫生状况大有改善。当然也有人说，是人吃的残留农药太多了，大家体内都带毒，跟了人类几万年的寄生虫，全部给毒的死翘翘了。
　　那也不错吧。

　　七、抠鞋泥
　　
　　不怕脏，不怕累，是那时的时代精神。再说一个不怕脏的。
　　那时候，我们夏天都愿意穿解放鞋，也就是低帮运动鞋，黄-色的帆布面，深绿或者黑色胶底，因为仿的是解-放军的装-备，故而名之。
　　解放鞋很廉价，也不算好看，但是结实耐穿。穿久了，大脚趾会顶出一个窟-窿来，找鞋匠补一下，还可以继续穿。
　　夏天雨水多，穿布鞋不方便，穿解放鞋就不怕泥泞和浸泡。
　　但这鞋也有一个弊-病，就是不通气，穿完了奇臭。
　　在农村，人一般四季有三双鞋，夏天就是解放鞋，天天穿，穿坏了拉倒。这样当然不如多几双鞋经穿，但人-穷或者节俭惯了，没办法。
　　晚上干完了活儿，回到集体户，男生一脱鞋，那味儿，打鼻子，用当代语言说是“令人窒息”。
　　解放鞋还有一个弊-病，就是因为是低帮的，所以容易进土。干一天活儿，灌进了满鞋窠的土。那时候，夏季晚上回到家，吃晚饭都快九点了，哪有时间刷鞋，再说刷了第二天也干-不了。
　　满鞋窠的土，混了汗水，紧紧黏在鞋窠底和内衬上，把脚塞进去都困难，怎么办？
　　用手-抠！
　　抠得满手指臭酱味儿，有时候还忍不住闻闻，再去洗净。
　　新世纪里读张爱玲散文，才知道她老人家也有闻奇异味道的嗜好，比如爱闻汽油味，我这才释然。
　　科学啊，就是好。我想，人要是不进化出两只手来，而是进化到偶-蹄类，长了一副猪-爪，那怎么对付这解放鞋呢？

　　八、我要住厕所
　　
　　完了完了，又拐回来了！不过，这里我说的是住房，与厕所基本无关。
　　那时农村的住房，是土坯墙、茅草顶、木头举架。
　　土坯就是土砖。从低洼地里挖出质量极密实的黑胶泥来，扣在木头模子里，掺进谷草屑子加固，然后阴干。有谁见过扣煤饼的，就和那差不多。
　　集体户的房子略微先进，是平顶房，房顶用了油毡纸，可保长年不漏雨。
　　为什么农户的是坡顶、茅草房呢？可以防雨、防晒、还能防暴雪压垮，很科学。可是，为什么集体户不采用？因为农户的房子，每过几年要换草，因为草时间长了会烂。这活儿，是高难度的技术活儿，一家换房顶，要八、九个好劳动力帮忙，忙乎半天。上级考虑到集体户人缘不一定行，到时候没人帮助，就会尴尬，于是采取了不必更新的油毡纸。
　　那房顶的草，是特殊的草，我们村子附近是没有的，不知从哪里买来的，叫“洋草”，又长、又有韧性。
　　老农手巧，一捆一捆的草，从地下扔上房顶，上面几个人一摆布，一层层地就铺好了，相当漂亮。我也给老乡帮过忙，那时候身体棒，负责在地上往房顶扔草，站在马车上，一叉子举起一捆来，有60多斤重，“嘿”一声就扔上去，老农还直夸。
　　若干年后，我研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发现我们的老祖宗，起码在6000年前，建筑方法就是这样，泥巴、谷草、木头，就是主要材料。只不过最早的房子是圆的。那是什么社会？原始氏族社会。现在是啥社会？中间跨度6000年，这让我大大震撼了一把。
　　东北人讲话——啥也别说了。
　　当然，也还有不同。
　　我在农村那几年中，我们生产队通了电，有了电灯，有了有线广播。此外，屋子内墙上糊了报纸，也吊了顶（佣秫秸搭架子），也是糊报纸。
　　电灯、广播喇叭、报纸，这就是现代化的印记。别的，满眼是黄泥、谷草、秫秸、木头，全天然，几近原始社会。
　　农家的前面和后面，有小院，是自留地，用秫秸紮成篱笆。白天壮劳力都下地干活去了，村里就只能见到“篱笆、女人和狗”。
　　汉字的“家”，是房架下面有猪。远古时候，猪是养在半地下一层的，所以“家”下面的“豕”就是猪。到我下乡那时候，时代早就进步了，猪圈移到乐房子前边，在小院的角落里。猪圈，那也是气味最浓厚的地方。猪兄弟，几乎就生活在粪坑里。我起过猪圈，那味儿，绝对能把人熏死。至于远古时候猪在地板下睡觉，上面怎么能受得了？不知道。
　　为什么骂人要骂人家是猪，我看了猪圈的情况，也才明白了。
　　这样的住房条件，小喇叭里就是把“形势无限好”唱100遍，农民也不可能信。农民们就想住砖房，有水泥地面，有白灰墙壁，这才是现代化嘛。据说朝鲜的世纪梦想，就是全体农民“住瓦房、吃大米、喝肉汤”，这受到了中国年轻网友的嘲笑，但我能理解——太实在了。
　　有一天干活，农民们又聊起城乡差别来。老农没有一个说自己家乡好的，人人都梦想进城。有一个年轻农民说：“你就把城里的公共厕所让我住，我也干。收拾收拾，啧，那多好！”
　　那时农村把厕所叫“茅房”或“茅坑”，上厕所叫“蹲茅房”。厕所，是城里的建筑，标志着现代生活。
　　“住厕所”，是当时那位青年农民的世纪梦想。

　　九、上炕，上炕！
　　
　　东北的农民，没有床的概念，睡觉的那地方，叫火炕。
　　火炕是个好东西，知青真心喜欢的农村东西不多，火炕是其中之一。
　　南方的有些作家，没有关于火炕的概念，经常把“火炕”写成“火坑”，于是东北、华北的农民，在他们笔下就都生活在火坑中了。
　　什么是火炕？我要给南方人和城市青年解释一下了，就是土砖砌成的床，里面有烟道。北方农家，正门进去是厨房，两边是卧房。锅台就在正门里面，做饭烧柴的烟，就从火炕里的烟道出去，烟囱在房山一侧。
　　火炕内部的烟道，是回形的，烟雾在里面慢慢巡游，然后冒出去，这样即使烟囱不高过房顶，也不会有火星冒出来把茅草屋顶点燃，防火效果很好。
　　关键还在于，烟雾在炕底下一游走，炕面就非常温暖。这就是老农冬天睡觉时取暖的办法。
　　在火炕上睡一宿，那跟在床上睡一宿的效果太不一样了。那是舒筋活血、五体通泰，用老农的话说，是“解乏”呀。
　　70年代农村劳动强度是超级地大，估计比西周那会儿还累，要是没有火炕来解乏，第二天根本恢复不了体力。
　　夏天火炕也是热的，但做完饭后很快就会降温，不会影响睡觉。冬天，农民有另外的办法保持温度。
　　火炕的温度，要想一晚上都不下降，灶坑里就要一晚上都有火。粗粗一想，这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太浪费柴禾了；但农民有办法，他们把无用的高粱糠皮、谷子糠皮做燃料，塞到灶坑里，不让它有明火，阴燃一晚上，这样火炕整宿就都是暖暖和和的了。
　　炕面，就是泥抹的，上面铺上一领炕席。席子是秫秸编的。晚上睡觉，穷人家的炕上就什么也不铺，人呢，裸睡，盖上大被就行。睡一晚上，后脊梁上都是席子的花纹印。
　　为什么要裸睡？
　　唉，省衣服！那时候，农民太穷。
　　卧室里，火炕的位置在南窗下（农家只有朝南的窗），紧挨着厨房这一头叫“炕头”，靠着山墙的那头，叫“炕梢”。
　　炕头，是一家最尊贵的位置，一般给老年人睡，因为这一块儿最暖和。
　　所谓“老婆、孩子、热炕头”，说的就是这种享受。三九寒天，有什么比“热炕头”更具诱惑力的？
　　家里要是来了客人，关系亲密的，主人就要热情招呼：“上炕！上炕！”
　　上炕，那就得脱了鞋，盘腿而坐。
　　炕上有桌子，矮矮的，叫“炕桌”。比较郑重的吃饭，是要把饭菜摆在炕桌上吃的。要是一般的吃，就蹲在厨房门口了。当然，农家的厨房也不叫厨房，你想，厕所都不叫厕所，厨房当然另有其名，叫“外屋地”。
　　在炕上盘腿大坐，隔着炕桌，端起白瓷小酒盅，老哥俩互相招呼着：“来一盅？”
　　——那种亲密，那种满足感，不是城里人所能体会的。
　　现在的人，如果仔细看本山大叔的小品，也许能体会出一点味道来。
　　在新时代里，有时候我也想：如今流行的词汇把做爱叫“上床”，如今的老乡，总不能把做爱叫“上炕”吧？

　　十、炕上的伦理
　　
　　关于火炕，还得说一点儿。火炕是东北农民家里的主要设施，有炕的地方才是家，才是住处。
　　农家的卧室叫“里屋”。炕，三面紧挨着里屋的墙，还有一面朝着空地。
　　一般的农家，在炕梢都有一排炕柜，柜子上放着几床叠成长条的大被，这就是“被垛子”。被多、被新、被垛子高，就是富裕的标志。
　　东北农家大被的被面，全都是花花绿绿的，图案是俗不可耐的大红底色，加上大朵的带叶牡丹花。最近出版的大陆版张爱玲《小团圆》，不知怎么的，就用了这种图案作装饰。还有畅销书《东北黑道20年》的封面，也是东北大花被面。
　　大红大绿，喜庆，这就是东北农民的审美观。没办法。一年中有8个月没绿叶，推门看天地，不是土黄就是黑褐，老爷们儿全是一身黑棉袄，太缺乏色彩了。
　　下面讲讲，这样的大炕怎么睡？
　　人躺下，头朝北，也就是朝着与窗户相反的方向。炕面的边沿，有一条扁扁的木头，叫炕沿。东北老农开玩笑，说谁的岁数小，就说：“你还没有炕沿高呢！”说的就是炕沿离地面的高度。
　　一大家子人，都睡在一个炕上。在我们那儿的家庭伦理中，只要是三代以内血亲，无论长幼，男女睡一个炕上没问题，不用忌讳，但原则上儿子娶了新媳妇，是要分屋另过的。
　　有极少数人家，人口奇多，屋子不够，加盖也盖不起，于是就有搭建“对面炕”的，就是在北墙那边也搭一个炕，以缓解人口压力。
　　我有时候会想一个问题：一家子大小，男男女女，临睡时宽衣解带时总不大方便吧？尤其是，老爷们儿和小男孩全都裸睡。后来我想，可能是到了睡觉时就“拉灯”，或者长幼辈错开一点时间睡下。总之人家会有办法，不至于尴尬。
　　前面提到过老农喜欢裸睡，裸睡为什么能省衣服呢？因为农家的炕席有点粗糙，容易磨损衣服（可能只是心理作用），所以喜欢裸睡。
　　裸睡，其实是有一点儿危险的。火炕很热，睡到后半夜，容易掀开被子，裸睡者的那点儿零件就会全部曝光，很不雅。
　　而且，夫妻之间干点儿“坏事儿”，也没办法与小孩子完全隔绝开，导致农村小孩从小就什么都知道。
　　我在写本帖的时候，我一个弟弟对我说，他当年随家下放到农村时才六、七岁，邻居的小孩就告诉过他，男女做“那事”的具体姿势是什么样子的。农家孩子还拉着他去自家窗下，偷看他们父母如何行房事。这算是睡大炕的负面效应吧。
　　农村也有个别作风不好的女人，老农在背后骂她们，说她们是“卖大炕的”，估计这是旧社会农民对妓女的称呼。
　　呵呵，炕上的伦理，细想想，还挺惊心动魄的啊。

北极豪客

　　十一、中西合璧的墙上装饰
　　
　　应该承认，我那时虽然插队8年，但思想深处始终没改造好。在我心目中，农民的家，那根本就不叫个家，叫“家徒四壁”还差不多。有时想想，幸亏自己没出生在农村，不然这土坯房、泥巴炕头、泥巴地、糊满墙壁的发黄报纸，不就成了我的家了。
　　这哪有一点儿家的温馨？哪有一点儿人的尊严？
　　那样我就成了原始部落的人了！
　　离开后农村后，有时候回想起来，观念就有点变化。想想农民虽穷，但农家还是挺有味道的。穷人，实际上也在苦心经营着一点儿温馨气息。可怜是可怜，但嘲笑不得。
　　农家虽然是家徒四壁，可墙上还是有风景的。那时候的墙纸不去说了，就是废报纸。在老农的观念中，报纸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物质，是拿来糊墙的东西。当时的报纸，既没有信息，也不能提供娱乐，全是脱离现实的口号。
　　农家的墙，最多5年就得重新糊一遍，不然报纸就黄得跟旧社会差不多了，而且有的地方可能脱落、损毁，看上去更寒酸。
　　新糊的墙壁，报纸雪白，尤其是晚上电灯一亮，还真是有一股富贵气。
　　这对农民来说，不容易了。农民是体制外的，没有任何人家是订得起报纸的，这些废报纸，都是花钱买来的。花的钱虽然不多，那也是血汗。
　　我见到的新糊的墙，不多，一般是集体场所和新婚家庭才有。
　　农家的墙上，也有装饰物，分为两两大类。一种是年画，70年代那阵儿，传统年画完全绝迹了，什么“年年有余”、“五谷丰登”、“观音送子”、“南山寿星”全没有了，全都换成了宣传画和样板戏剧照。
　　我下乡那年，中苏爆发乐珍宝岛冲突，于是就流行“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宣传画，画面是威武的军人与民兵。那些年，样板戏刚刚开始普及，于是就有关于《红灯记》的宣传画，上面是李铁梅高举红灯，下面是一个女红卫兵怒气冲冲高举语录本，意思是要继承先辈。
　　此外，还有一种挂屏式的年画，是样板戏剧照，从上到下，四张一幅，一共四幅，大致可以把剧情介绍明白。
　　这些宣传画，与农民的实际、与农民的渴望相距十万八千里，严格说，贴在家里是不伦不类的。可是，毕竟这是色彩鲜艳的印刷品，贴上墙，就能驱散一点儿寒酸气。画上的东西是什么，并不重要。
　　那时稍有财力的农家，春节前都要贴上几张新画，想要增添“财产性收入”太困难，就贴几张画吧，好在画上的人物衣着光鲜。画饼，也能充饥。
　　贴年画，是千年的老传统了，“革命”年代里取消了年画，你总得给我一个替代品。
　　那些年，文化上非常贫乏，尤其是70年代最初的两年。有时候呆在屋子里，看着满墙的报纸大标题，觉得怪怪的。幸亏还有些彩色宣传画，里面有女性形象，虽然今天看来都是横眉立目的，但总归是女性，胸脯是鼓鼓的。这——“鼓鼓的”，就能给少男们以遐想。
　　望梅止渴吧！
　　另一类墙上装饰物，是老照片。农家的老照片，都不放在相册里，而是密密麻麻镶嵌在一个或几个大镜框里，就像开展览会。家里来了客人，这几个大镜框，是很能抓人眼球的。
　　那时的照片，很少有生活照，谁家能富得买个照相机啊？一般都是去照相馆照全家福。
　　全家福，就是老农理想的底线。
　　农村的老太太，要是儿女有出息的，进城当了工人、做了干部，那就会向客人热情介绍：“这是大小子、二小子，这是大丫、二丫……”不无得意。
　　我一直很鄙视这种乡俗，直到几年前看到欧洲旧时的市民家庭照片，才知道，原来这“照片上墙”的习俗，是从欧洲城里人那儿传过来的。
　　敢情放在100多年前，这还是国际上很时髦的风俗呢。

　　十二、人与猪共同的厨房
　　
　　农家一进门的这个厨房，其实是人与猪共同的厨房，可见猪在农家的地位之高。
　　猪之所以尊贵，还在那一身膘。农家基本上没有可以立刻变现的财产，平时到集上去卖两个鸡蛋，那收入太可怜了，只有养肥了一头猪，杀了卖猪肉最解渴，所以猪尊贵。
　　农家那时候也没有专门养猪的饲料，无非是采一些猪草（人不能下咽的野菜），再掺和一点儿高粱糠之类，隔天给猪熬一锅新鲜猪食。那猪食的味道，也是令人窒息，一掀锅盖，人必须屏住呼吸一分钟，才喘得上一口气来。
　　——又酸又臭！
　　我前面说过，农家是中间一个厨房（外屋），东西两个卧室（里屋），我是有火炕。这就是说，外屋有两个锅台。
　　这俩锅台，有分工，一个给人做饭，一个给猪熬菜。当然，有时候东西两个屋子是分伙的，那就不管了，一口大锅，给猪做完了饭，再给人做，只是熬完了猪食，锅一定要刷干净。
　　农家的锅，特别大，直径应该有一米多，上面有个厚厚的木锅盖。因为直径太大，所以锅盖是两半的，要不然，农村妇女还真没力气能掀起这特大锅盖来。
　　锅台下面是灶坑，洞口朝北，凹进地下去。做饭用的柴禾，就是玉米秸秆。玉米秸秆在农村没有任何用处，只配拿来烧火。做饭时，先把柴禾塞满一灶坑，再拿干玉米叶子之类的做引火物，划着了“洋火”点燃，一会儿玉米秸秆就“轰轰轰”地燃起来了。
　　做饭的过程中，要注意火不要灭了，秸秆烧掉一段，就往灶坑里塞进去一点儿，烧完了一捆，就再塞进去一捆。
　　农家的烟道系统，搞得很科学，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有自然的风力，火烧得很旺，烟也走得很顺畅。但是在冬天极特殊的气候下，从烟囱里倒灌风，这叫“戗风”，那农妇就倒了霉了，两眼被熏得像核桃。
　　农家的柴禾垛，都堆放在房山头一侧，平时在厨房里也储备一些，以防突然下雨。柴禾就怕雨淋，淋湿了不好烧，一烧满厨房烟雾，两眼又该像核桃了。
　　厨房里必备的，还有一个水缸。每隔一两天，就要挑一担水回来，把水缸灌满。大约两个月时间，要淘一下缸，把缸底的泥沙清洗干净。
　　剩下，厨房的财产就没什么了：一个破木柜，装几个破碗碟。做饭的调料料很简单，除了结晶体巨大的粗盐，别的可以说没有。什么酱油、醋、味精、花椒，都是城里人的奢侈品。
　　农家的食用油怎么办呢，总不成去买吧？如果买来吃，那吃油就把一个家能吃败了。要知道，那时候城市居民每人每个月才4两左右食用油，全靠买肥肉熬猪油才能挺住。农民吃油有农民的办法，那时每个生产大队（行政村）都有一个油坊，用人工榨油。生产队（自然村）每年会种植一些大豆（黄豆），分给社员。到时候，农家给油坊送去黄豆，从油坊换回一些豆油来吃，数量不是很多，点缀点缀吧。农民一年里绝大部分时间吃不上油的情况，毫不足奇。
　　厨房里常年烟熏火燎，给我的印象，就是个黑。
　　这就是农村妇女终其一生要呆的地方。那个年头，激进的人指责妇女没出息，常说“就知道围着锅台转”。可是，人总是要吃饭的呀，没有“围着锅台转”的人，饭从何来？
　　人民公社大食堂，从理论上说，是美妙无比，把农妇都从锅台边解放了出去。结果如何？
　　几年里，有很多很多的人，连吃饭权都没有了。
　　我知道，农村的姑娘，也爱美，也渴望幸福，不过，烟熏火燎的外屋地，就是她们的归宿，一直到被岁月熬成皱巴巴的老太婆。

　　十三、最难舍农家小院
　　
　　我不瞒大家，在农村的时候，我一心一意就想回城，什么“扎根农村”，上边让表态，不得不表。
　　可是，一旦回到城里，就发现，再也接不了地气了，好几十年也没住过一楼的房子。曾经有一次有买一楼房子的机会，也让我给错过了。
　　想想在农村，拿小板凳坐在小院里的情景，真是难舍。
　　在农村8年，我恨农村、咒农村，可是到了最后两年，渐渐地喜欢上了农家小院。中国人，还是有传统的心理积淀，假如没有自己的一小块地，没有自己的一个小院，就没有做主人的感觉。
　　农民那时候有自留地，面积很小，按人头摊，每家都有几分地，大概也就一、二百平米的样子，就在宅基地的前后。用秫秸篱笆一围，就是农家小院。
　　这个院子，是农民私有的，随便你种什么，没人管。多数是前院种夏、秋季蔬菜，后院种土豆、玉米。农村冬季的蔬菜，一共三大类，土豆、白菜、大萝卜，这是生产队种的，到时候分给社员（不白给，要扣工分），分了就储藏在地下菜窖里，一吃一个冬天。自留地的菜，主要是解决夏、秋季的食用。
　　农家小院里，夏天种的是黄瓜、茄子、西红柿、尖辣椒、倭瓜（南瓜）、西葫芦、胡萝卜、豆角、大葱、生菜。夏季里，满园绿色，煞是可爱。
　　尤其有味道的是黄瓜架。黄瓜架是用高粱秸秆搭成的，上面藤须缠绕，新鲜黄瓜顶花带刺，摘下来后放到水桶里，下到井水里面去“拔”一下，再捞起来吃，那真是嘎嘣脆，口水直流啊。
　　小院的边界，有用高粱秸秆编成的篱笆，老农叫做“障子”。房前留下一小块供活动用的空地，每天放工回来，要从门前的小院通过。看看两边绿油油的“时蔬”，心里很敞亮。
　　前面讲了，小院里的设施，有猪圈、有茅房，此外还有柴禾垛，堆在房山头。一年的柴禾都在这儿，高及屋顶。
　　几乎所有的人家，都有一口大酱缸。柏杨先生提出一个概念，叫“酱缸文化”，没见过酱缸的人，不能体会他的真意。农家从来不买食品厂生产的酱，全是各家自己做，程序较为复杂，是把大豆磨碎了，捣烂、发酵。酱缸就摆在屋檐下，上面有一个秫秸编的防雨盖子，样子有点像斗笠，叫“酱帽子”。老农老是叮嘱我们说：酱缸不能被雨淋，一淋雨，酱就要变质，成了臭酱，吃不得了。
　　各家的酱，各有风味，没有两家的味道是一样的。人人都习惯了自家的酱味，老妈做的酱，那就是香！
　　小院的风景，也体现在屋檐下，挂了一串串的大蒜辫子、干辣椒、玉米棒子（留种用的），极为祥和。
　　农家的窗户，不是对开的，而是分上下两扇，下面是死的，上面是向外推开的。下面是玻璃的，上面大多是糊纸的。夏天坐在炕上，把半扇窗子推开，看满窗绿意、新雨初晴，那是绝无仅有的好心情——不过也好不了多久。不大一会儿，生产队长就沿街叫唤开了：“下地啦，下地啦！赶紧的。”
　　我那时候读《陆游诗选》，发现一句“卧读陶诗未终卷，又乘微雨去锄瓜”。呵呵，太亲切啦。
　　这，就是农家小院的情境。

　　十四、房山头
　　
　　在前面的段落里，已经好几次出现了“房山头”这个概念。不是东北老农，还真不好理解这是什么方位。
　　这么说吧，东北的农家，房子都是朝南的，朝南是为了采光好，暖和。东北的冬天死冷，要是房子朝北开窗户开门，那要把人冻死。农家的房子，东西两堵外墙，就叫山墙，山墙外头的那片地方，就叫房山头。
　　房山头的设施，我也说过了，前面是烟囱，后面是厕所，还有巨大的柴禾垛。另外还有什么呢？
　　农村人，即便再穷，也得有个杂物间。有的人家是把厨房和卧室的空闲地方做杂物间，放置锄头、镐头、镰刀、箩筐、种子篓等农具，秋后存放够吃一年的粮食。也有的人家，是在一侧的房山头修建一座小屋，专门做储物间，这小屋，叫做“偏厦子”。
　　房山头的地面，还有一个重大的功用，年轻读者可能想不到。农村是没有上下水设施的，上水好说，到井沿去挑水；那么下水呢，总不能把淘米洗菜、洗洗涮涮的脏水，都端到后院厕所去倒掉吧？那个大粪缸，容不下太多的水。
　　房前倒是有一小片空地，但这是要经常走动的地方，不宜泼水。于是，房山头就成了农家的下水道。洗完菜、淘完米、洗完脸，端着一盆脏水走两步，“哗”一声都泼在房山头。夏天好办，水一下就渗进土里去了；到冬天，泼出的水，一到地面很快就冻上了，层层累加，积累一个冬天就很可观了。
　　那时候农民冬季起夜，光着身子披个大棉袄，一出门就冻得哆哆嗦嗦。要是没月亮，黑灯瞎火的还真不方便进厕所，弄不好一脚踩偏了，扎进粪坑，那就成了全屯子的笑话了。于是，一般的走到房山头就解决了。
　　老娘们没啥问题，蹲那儿“嘘嘘”一下就完事。伸手不见五指的，想要偷窥都看不见。老爷们的问题则带有方向性，于是大人就总教训小男孩：“别往山墙上呲尿啊，看我擂你！”
　　为什么不许往山墙上呲尿？总呲总呲的，不是要把土墙冲出个大洞来？
　　在冬天，无论走到谁家的房山头，总有那么一块地方，是一层一层的冰，色彩很丰富，白的、黄的、清澈的、浑浊的，这就是日子积累的印记。偶尔在角落里，还有小小的、冻硬了的“巴巴橛子”，这都是小崽子们干的事。
　　有人也许要问，这房山头，岂不是气味很复杂？
　　不会。冬天里没问题，天气嘎嘣冷，什么怪味都没有。夏天是有一点儿味道，比如柴禾叶子腐烂的味道、泼出的脏水暧昧的味道，不过，我们的大自然有超强的自净功能，风一吹、雨一淋、日一晒，味道也不大，不敏感的人觉不出什么来。
　　说起偷窥，我不知余华老弟在《兄弟》里，为什么要写得那样津津有味？农村里，一个月中有七、八天是大月亮，明晃晃的，老娘们或大姑娘起夜，在房山头是很容易被偷窥；但我在乡下8年，从没听说有这样的事儿。
　　——农民里也有流氓，但不至于这么下作。
　　还有就是，我想：夏天干活太他妈的累，冬天晚上又死冷，谁有闲心在那儿守着窥伺，发神经了吧？
　　

　　十五、猪肉粉条可劲儿造
　　
　　说完了农民的住，下面就来说那时农民的吃。
　　“猪肉粉条”好理解，什么叫“可劲儿造”？就是放开肚皮吃。这是东北土话，随着本山大哥的小品，也基本普及到全中国了。
　　一个字：爽！
　　我就没见过比东北农民更能吃的人。
　　我在这儿把他们的主要食物介绍一下，好多人，包括很有“革命”意识的人，也许根本不知道他们吃的什么粮食。
　　首先，东北老农从来不吃窝窝头。玉米面固然是主食之一，但他们的做法跟窝窝头完全两样。窝窝头是城里人的食品，农民很有点鄙视，农村吃的是玉米面大饼子。
　　这个大饼子，跟我们熟知的烙饼、草帽饼、老婆饼完全不同。它的做法，是把玉米面和的比较稀软，等锅里的水烧开后，抓一把面团，往水面上的锅沿用力一摔，面团立刻黏在锅边上，形成枣核形，像个两头尖尖的大面包。
　　这叫“摔大饼子”，一个一个地摔上去，排满一圈。然后盖上锅盖，一顿猛烧，不大工夫就好了。用小铲子把大饼子铲下来，饼子底下就有一层“嘎巴”（锅巴）。
　　这大饼子，金黄喷香，一个差不多有4两，农民一顿能吃三、四个。
　　在农民的心目中，窝窝头那算什么，才拳头大，里边还是空心的，吃10个也只能半饱。
　　第二，东北农村弄不着大米，整个东北，能种水田的，也就两三个地方。大米，只是一个概念。老农也很鄙视大米，它不经饿，也不香。
　　老农最喜欢吃的粮食，是高粱米。过去东北的城里人，大都吃过高粱米，红红的，嚼着很费劲，还有一股辣舌头味儿。这么难吃的米，怎么会对老农的胃口？
　　我告诉你，那是城里卖的陈高粱米，基本上属于陈化粮。在农民的概念中，那是马料，不是人吃的。
　　农村吃的都是当年新打下的粮，高粱米是白的，焖出饭来，松软喷香。那时有一位诗人写过一句诗，说农村“锅盖一掀，十里饭香”。没在农村闻过高粱米饭起锅的人，根本就不能体会这句诗的妙处。
　　东北的老农，端起用满满一大海碗高粱米饭，蹲在外屋门口，一口气能造下一两碗。这一碗饭，大概就快有一斤了。
　　农民的主食还有一种，是“苞米碴子”，也就是碎玉米，煮成稀饭，比大饼子还要受欢迎。为何呢？因为经饿。
　　每个生产队，也有一小块地种麦子，给大家分一点麦子，自己拿到磨坊去磨，这是春节包饺子用的。吃饺子，大概也就大年三十、正月初一、正月十五这三天吧。余下的日子，见不着白面。
　　农民最不待见的，是小米，因为太不经饿。吃上几碗小米饭，下地不久就饿了，干不动活儿。
　　农民最尊崇的，是黄米，也就是粘小米，可以磨成面，蒸粘豆包。粘豆包是好“嚼咕”（食品），里面的馅儿是红豆馅，吃的时候可以蘸白糖。过春节之前，家家户户都赶着蒸粘豆包，豆包的样子就像微型炮弹头。蒸好后，一排排的，放着可爱的油光。农妇们把它们放在秫秸盖帘上，拿到厦子里去冻好。
　　整个正月，想吃就拿点出来溜一溜（蒸一下）。这样，起码在正月里，还有个丰衣足食的感觉。
　　粘豆包，我本人不大感冒，觉得它味道有点酸，还粘牙。不过农民非常在乎，因为它特别经饿。据说过去老农给地主“扛大活”（打工），一到夏天锄地时，劳动时间长，地主就给长工们吃粘豆包。你看看，奢侈到什么程度。
　　看到这儿，读者要问了：这东北老农怎么这么能吃？
　　不能吃能行吗？肚里没油水啊。一年四季，吃不上几顿肉，我印象中，能吃上三顿就很不错了。平时吃的食用油，也是用生产队分的大豆，去油坊换点儿豆油。那一饼子油，照着一年吃吧，家里不来客人，碗里油花也别想见到一个。
　　肚里没油，就特别能吃粮食，一顿一斤两斤饭，那不是偶尔的，而是常年如此。
　　那年月，谁能吃，谁光荣，证明特别能干活儿。至于城里人的那饭量，老农笑了：“那是吃猫食呢！”
　　“猪肉粉条可劲儿造”，现在都成了流行语了。而在那个年代，能可劲儿造猪肉粉条的机会，只有两种，或是碰到殷实人家结婚办席，或是大队干部开会。
　　在70年代，“猪肉粉条可劲儿造”，也是农民的世纪理想之一。

北极豪客

　　十六、咱家的杀猪菜
　　
　　前面说的是主食。其实，老天待东北的农民不薄，黑土地上当年打下的新粮，是人间至美的米、面，没下过乡的人，可能一辈子也不知道新粮是什么滋味。
　　那是枉做一回人！
　　说到东北老农平常吃的菜，可是太惨了一点儿。最近一些年，东北菜馆推出了一道名菜，叫“乱炖”，就是把肉、豆角、土豆、茄子什么的，搁在一锅里煮。
　　我们那时候，没听说这个菜名。东北的老农做菜，也是这么炖，他们叫“熬菜”。“熬”，要念成“挠”，发音是一声。
　　那时候熬菜，是菜园子里有什么就吃什么，就是不见肉星星。我看网上有朋友说，他们那儿过去小媳妇做饭，用不起油，拿肥肉片子抹锅底。我当年在农村没做过饭，也没注意过农妇做饭，估计各地都是差不多的高招。反正我印象中，无论农家还是我们集体户，做菜似乎根本不放油，直接就用水煮。
　　农村生活，苦不堪言，离开了农村我也恨那里。但是岁月久远了，回忆起来，心里还是有一点儿柔情。
　　再苦，那也是青春啊。
　　记得夏天锄地，又累又热，中午收工回到户里，就在院子里吃。轮值做饭的女生把饭端出来，玉米面大饼子、蘸酱菜，还有一样是高粱米水饭。
　　这水饭的做法，是把煮熟的高粱米饭，用新打出来的井水泡好，相当于南方人的泡饭。
　　我们这群狼，撂下锄头，擦一把脸，端起碗就吃。啃一口大饼子，咬一口大葱蘸酱，呼噜呼噜喝一口高粱米水饭。
　　金黄的大饼子，香！拔凉拔凉的水饭，解渴！还有自家做的大酱，菜园子里刚拔出来的大葱、生菜，刚摘下来的黄瓜、小辣椒，解馋！
　　在东北老农的概念里，不猛造，不狼吞虎咽，那还叫吃饭吗？
　　我在前面忘了说，家家户户除了水缸、酱缸之外，还有一口酸菜缸。酸菜，我就不用介绍了，南北的爷们儿都知道。
　　这酸菜，单吃是没法儿下咽的，要和五花肉、宽粉条一起炖，才是绝配。
　　这种搭配，就是东北农家著名的“杀猪菜”。
　　怎么叫个“杀猪菜”？
　　——不杀猪，哪里来的猪肉吃？
　　虽然农村家家都养猪，但不等于家家都能吃上自己养的猪。那时养猪，都卖给公家的收购站，图的是多换两个钱。农村啥也不缺，就是缺现钱。
　　那农村人“胃亏肉”怎么办？生产队一年要杀一次猪，在年跟前杀，杀了大家分，每家分多少，年终算账时扣钱。各家各户，嘴馋的就多要点儿，节俭的就少要点儿。
　　我在集体户参加过一回杀猪。那是我们集体户养的猪，大伙一合计，不给国家了，自己吃。并且按照乡俗，全屯老乡谁想要，来分点儿就是，有钱的给钱，没钱的记账。
　　杀猪是技术活儿，要请队里有经验的能手来操刀。先把猪哄出圈来，几个小伙子上去推倒、按住，用绳子把四蹄捆住。那猪哥傻是傻，这关头也知道死期将至，叫得全屯子都能听到。
　　操刀手运一运气，一刀刺断颈动脉！
　　血喷出来，有人赶紧拿脸盆接。猪哥的叫声渐弱，不大一会儿就蹬腿儿了。
　　这时候，杀猪人在猪的一条后腿切个口子，把嘴凑上去，憋足了气儿吹，一会儿就把猪吹圆了。这时锅台开水已烧好，倒进大盆里，把这气球似的猪浑身烫一遍，然后刮毛。
　　不一会儿，猪哥就变成“浪里白条”了。然后再开膛，掏出下水来，把大肠洗净。女生赶紧上来，把先前接的一盆子猪血，灌进肠子里。这就是著名的“猪血肠”。
　　没杀过猪的不知道，这开膛后的臭味，能把人熏个跟头。
　　之后，就是把猪大卸八块，这跟咱们在菜市场看到的猪肉就差不多啦。
　　杀猪讲究的是当场就做杀猪菜。新杀的猪，猪肉奇香无比，可是参与杀猪的，都吃不下，因为刚才开膛的怪味熏倒了胃口。
　　杀猪菜，熬上一大锅，勉勉强强能吃三顿。
　　农村里有各种各样的节日，别的都瞎扯，杀猪，才是最大的狂欢节。

　　十七、青黄不接时咋整？
　　
　　咱们全国，大概有10亿多人没在东北常年生活过，对东北的四季不可能有概念。在东北，有整整半年是冬季，从头年的10月初起，到下年的3月底止。再加上寸草不长的4月和遍地枯黄的8、9月，一共是9个月，地里不见绿色。
　　漫长冬季的吃菜问题，就靠菜窖里储存的菜来维持。菜窖就是“深挖洞”，在房后挖一个巨大的坑，上面搭上几根木头，铺上秫秸捆，覆上土，顶上留一个小门，人可以下去。
　　秋季把土豆、白菜、大萝卜放进去，到来年春天，还是新鲜的。
　　可是，人们在吃的问题上总是超计划。那年头，就是“短缺经济”，啥都不够。据说姚文元同志在监狱里，听说改革开放后商品敞开供应，吓坏了，向有关部门建议：“千万不能敞开供应，会出大问题的。”
　　狗屁！问题都在他脑子里。
　　年年到阳历5月份，菜窖早就空了，菜园子的菜还没长起来。没菜，也不能干啃大饼子啊，农家有农家的办法。
　　就是吃咸菜疙瘩。
　　这咸菜疙瘩，学名“苤蓝”，东北老农把它叫做“撇辣”，是一种植物球茎，像个圆萝卜，专门腌咸菜用的。腌好后的撇辣，是酱油色的，极咸。吃的时候，切成细条儿，如果有油炒那就更好了，非常下饭。
　　有时候五黄六月的，也会没菜吃。我们集体户的女生，就会去野地里采些“小根蒜”、“苦苦菜”和“线菜”来吃。
　　这就是野菜了。小根蒜，跟南方卖的青蒜有点像，很好吃，但土腥味很重。苦苦菜，叶子很脆，但有点儿苦，不好吃。线菜，叶子背面是红色的，口感极好。这几种野菜，都只能凉拌。
　　吃野菜，只是偶一为之，不可能常年吃，否则就成旧社会了。
　　春天到来时，村头的榆树上有“榆树钱”，是榆树的种子，也能吃。小小的翠绿圆片，一簇簇的，味道很甜。吃榆树钱，是小孩子的勾当，大人不吃。不过，据说在饥荒年代，榆树钱也是救命的食品。
　　其他还有篱笆下的野浆果，比如“姑娘儿”、“老鸹眼”，都是孩子们解馋的玩意儿。
　　吃野菜，不算什么，偶然尝尝还挺新鲜。只是吃“苦苦菜”的时候，心里有点儿别扭，一吃，就想起了小时候看过的小说《苦菜花》。
　　那时候，有一句话很流行，是说“旧社会穷人吃糠咽菜”（资深的老农很反对这个说法）。我们集体户，还真是吃过一回糠。
　　糠，是粮食籽粒的外皮，是猪的食物。
　　我们那一年夏天，不知怎么的断了顿，粮囤里虽有存粮，但一时磨不出来。轮值做饭的女生没办法，就把生产队喂猪的糠皮拿来，掺和了一点儿玉米面，做成窝窝头。
　　我们吃了，略酸，还有一股酒糟味儿。猪哥啊，原来你的命这么苦！
　　还好，一生中我就吃过两顿糠。
　　
　　十八、贵人的与平民的美食
　　
　　女歌唱家马玉涛唱过一首著名的歌儿，里面有一句歌词：“桂花生在桂石崖（哎），桂花儿要等贵人来。”这歌儿我听了几十年了，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写这个帖子之后，我忽然就想到了这首歌，想到了关于“贵人”的概念，忽然觉得不对。
　　问题恐怕就是从这个概念开始的。
　　过去的老百姓纯朴，把“公家人”看成是“贵人”，尊敬有加。当老百姓有了这个概念、而公家人又不觉得有什么异常之后，所有的问题都从这儿产生了。
　　那年头在农村，贵人与老百姓，从外表上看差别不大，实质上有天壤之别。
　　我们先来说几样老百姓的美食。
　　也许有人要说了，连肉都吃不上，还谈何美食？
　　我就不这么认为，我平生感觉最香的食物，偏偏就不是肉。甚至连吃什么都无关紧要，关键是在什么前提下吃，要是干的是重体力活儿，时间又超级长，饿得前胸贴后背，好不容易盼到收工，你再吃饭，才会知道啥叫美食。
　　老百姓的美食，都来自黑土地。
　　第一种叫做“锅出溜”。具体的做法是，掰下还没成熟的青苞米，用擦子把籽粒擦成浆糊状，等锅烧热后，用猪肉皮抹锅底，然后把玉米浆糊倒一勺子到锅里，浆糊就会往下滑。这“滑”，东北话就叫“出溜”。等到稍有锅巴，立即起锅，这样烙出来的玉米饼，有新鲜玉米的清香味儿，甜美无比。
　　第二种是蒸土豆丝。土豆去皮儿，切成细丝，用凉水泡一泡（防止发黄），然后装进大海碗里，上面淋一点油，撒一点盐，放到锅里蒸熟，其味妙不可言。
　　第三种是烤玉米。玉米收割前半个月，玉米粒的软硬度正好，拣玉米粒又大又黄的，掰下来用炭火烤。我们那儿的农村不烧木柴，没有炭火，就把苞米放到柴禾灰里烤，也可以。要烤到玉米粒焦黄，像爆米花那样炸开，才是上等的烤苞米。
　　第四种是烧毛豆。毛豆就是大田里还没收割的大豆，叶子和豆荚都已经枯了，如果不戴手套去拔，会很扎手。拔下几把，就在地上把豆梗点燃，等火燃尽，在灰里扒出烧得黑黑的大豆，这就是烧毛豆。其香味，一点儿不亚于炒豆。
　　我说的这几样，都是绝的，农民也不常吃。平常不杀猪、不过年的日子，农家的好菜，一个是煎鸡蛋饼，一个是豆腐。大豆腐，是农家的好菜，冬季每个生产队都开豆腐坊，社员拿黄豆来换豆腐。东北的大豆腐味道香，结结实实的。把黄豆泡软、磨烂、用纱布包榨出豆浆来，卤水一点，就成了大豆腐。榨干了豆浆，剩下的“豆腐渣子”，可以喂猪。
　　我在农村的最后一年，被抽调到公社党委做临时秘书，随着干部下乡，到老乡家吃过派饭。老乡对我们毕恭毕敬，无论到哪一家，都是煎一个葱花鸡蛋饼，或者炒一个豆腐，主食是白白的高粱米饭。老乡认为玉米面大饼子上不了台面，是绝对不给下乡干部吃的。
　　那时干群关系还行，我们每次都要谦让：“别做好的了，有啥吃啥吧。”老乡们也很客气：“没啥好菜，讲究吃吧。”
　　这样一顿饭，公社干部要给老乡四两粮票、一毛钱。
　　大队干部的伙食就不同了。大队干部，相当于现在的村委会干部，他们经常召集各生产队干部开会。一开会，就改善生活，吃烙饼，真正白面的，豆油“可劲儿造”。
　　给大队做饭的，是从附近生产队临时叫来的家庭妇女，一般都是干部的三亲六故。给会议做饭，能挣工分不说，也能跟着解馋。
　　这烙饼，现在无论南北，哪个大超市或菜市场都有卖的，平平常常。可是那年头，想想，毛主席也不过就吃这个吧。
　　大队干部的白面、豆油，是从哪里搞来的？我那时不太注意这问题。总之，乡村干部的脑筋灵得很，从各生产搞点儿白面、豆油来，是小事一桩。
　　我当时的感觉，好像隔三差五的，大队就要通知开会。

　　十九、免裆裤与彩色头巾
　　
　　有很长一个时期，宣传画上的中国人民形象，就只有三位——工、农、兵，偶尔也有第四位，是穿中山装的干部。
　　在这种画面中，农民兄弟往往被塑造成农民小媳妇儿，一条白毛巾紮在头顶上，穿一身红色小夹袄，袖子挽起，抱一捆麦子，紧紧跟在工人老大哥身边。
　　这究竟是啥地方的农民装束，我至今不能确认，也许是河北白洋淀那一带的吧？我们那儿的农民，可不是这样。
　　先说说老爷们儿的衣服。老少爷们，从小崽子到耄耋老头儿，全是黑棉布衣裳。上身是对襟唐装，腰上还要紮一条麻绳。极少数资深老农，喜欢穿带大襟的衣服，也就是前面是一大块，纽襻在左腰处。
　　裤子是著名的“免裆裤”，裤腿儿较窄，裤裆奇大，裤腰超级宽大、超级高。裤腰若提起来，差不多快到胸口了。
　　为何穿这种奇装异服？是为了冬季防寒。
　　穿免裆裤的时候，要把裤腰前面折叠一块，裹紧，再拿一条布带子当腰带，有的老农还要把裤腿紮起来。你想想，岂不是一丝冷风也吹不进？
　　这身装束，堪称土老帽，不要说外国人笑掉牙，城里人见了也笑掉牙，可是它实惠。死冷寒天的，在野地里干活儿，浑身严严实实。
　　我们知青倒是时髦，穿的是现代衣服，可是前面的对襟不严实，风能吹进；上身和裤子之间有缝隙，风能吹进；裤脚宽松，风也能吹进，冻得哆哆嗦嗦。即使如此，我们也坚决不被农民同化。我没见过一个知青肯穿老农服装的。
　　在现在读者的想象中，农民大概都是衣衫褴褛的。
　　错！那时的农民，每年都要做一身新衣服，我们知青倒不可能有这么奢侈。
　　每年入冬之前，家家的老娘们就开始扯布、弹棉花，给老爷们儿做一身崭新的黑棉衣。可是农民穷啊，那免裆裤又费布，他们这身棉袄，到了春夏，换不下来，只能把棉花抽掉，改成单衣。这一身从年头穿到年尾，在地里摸爬滚打，第二年就没法儿穿了，所以第二年还得做新的。假如农民钱多，多做几件衣服换着穿，就不可能这么费衣服。
　　那时候的男性农民，冬天连件汗衫都舍不得穿，光着膀子穿棉袄，晚上就裸睡。
　　——越穷的人，就越穷。哪个时代都同样。
　　至于农村的大姑娘，衣服就要绚丽多了，一年四季都是花布衫。冬天她们也穿黑夹袄，但外边是一定要有罩衫的，全是各色小碎花布的。什么样的花色，配什么气质的女孩，有一番讲究，比城里的女孩子还花。
　　这算是“革命”年代里唯一的亮色。
　　那年头的集镇上，不光是“蓝蚂蚁”、“黑蚂蚁”，还有一群群的“花蝴蝶”，给人印象至深。
　　资深的老农民，还保留着旧社会的习惯，喜欢戴毡帽，颜色是褐色的，略有一点儿红。毡帽的形状不好形容，大概就像窝窝头吧。青年农民不戴这个，一律戴仿军帽，以示时尚。
　　到了冬天，老爷们儿都戴狗皮帽子。为防止冻手，干活儿还要戴一双“棉手闷子”。这是一种大棉手套，用绳子挂在脖子上，除了大拇指之外，其余四指是不分叉的。
　　女孩儿都戴大头巾，线织的，各种色彩都有。紮在头上，额上留出一缕刘海，下巴那儿打个结，俏皮之极。
　　“革命”，就是再彻底，也挡不住人性风流啊。
　　至于在宣传画和电影里，农民都头戴白毛巾，或者脖子上搭一条擦汗的白毛巾，我们那儿的老农都觉得不可思议——那白毛巾，一天不就脏得不行了吗，怎么洗得起？

　二十、鸡屁眼里抠布票
　　
　　那年头，票证多，其中就有很重要的“布票”。那时人们买现成衣服穿的很少，都是扯布来自己来做。从原则上，城乡居民一视同仁，每人每年发多少尺布票，用意是在控制供应吧。要是今日能发“购房票”，那房价也就炒不起来了。
　　可是，这个政策的制定者，不了解城乡的实际情况。城里人，穿衣服不费，一件衣服可以穿好些年。就算那些干体力活儿的工人，也有工厂发给劳保服，不缺布票。苦就苦了农民。
　　现在的年轻人，没见过农村的重体力劳动是啥样，搬冻土块子、抡大镐、扛化肥袋，单靠两只胳膊那是干不动的，得用膝盖、肚子顶着助力。至于间苗，那就要在垄沟里爬了。这么一来，衣服就特别容易磨损，不经穿。
　　农村的老爷们儿，棉袄上身，外边是不套外衣的，整天干活，泥污、马粪的，不能洗，没几天就油渍麻花了。这身抹布似的衣服，能挺一年就不错了。
　　农民的布票，严重不够，但活人不能叫尿憋死。农家大多都养鸡，就在鸡屁眼里抠布票，攒下几个鸡蛋，拿到集市上去换布票，或者跟城里的亲戚串换一下。
　　女孩子情况要好一点，一则妇女劳力冬天基本没活儿，二则女孩子心细，干活儿的强度也不算大，一件衣服，穿上两三年没问题。这就是农家大姑娘有资本“浪”的原因。
　　现代人穿的棉布，从元朝时候的黄道婆就发明了。可是到了70年代，还是严重不足。人死了，做寿衣难，做孝衣难。我在农村八年，看人家出殡，孝子头上紮白布的都很少，谁能那么败家啊？
　　人，是要有尊严的，不能做禽畜。可是，这一身油渍麻花，隔五米远就能闻到汗味、马粪味的破棉袄，能有什么尊严？

北极豪客

　　二十一、天堂的路是柏油路
　　
　　别看知青只相当于现在的中学肄业生，但多才多艺的人有的是。当年知青中流行一些自创的“地下歌曲”，里面都提及，十分怀恋家乡城市的柏油路。
　　柏油路，有什么好？在当代城市里，这是空气最不好的地方。
　　热爱柏油路，是因为我们当年恨透了乡村的土路。
　　现在的年轻读者，提到乡村，可能无限神往。多么好啊，满眼青翠，空气新鲜，蔬菜不含农药。可是我们当年的眼光，全不是这样。
　　就说这路，年轻读者头脑中对路的概念，一定是在地上铺了点什么东西——柏油、水泥、砖块之类的，这才能叫做路，再不济也得铺点儿鹅卵石。
　　可是，当年的黑土地，一出了乡镇，就是土路。这土路，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的路。乡村土路，晴天还没有什么，因为人踩车压，路面还比较硬。等到雨天，一走就两脚泥，每只鞋上沾的泥，大约有5斤重，人人走路都像宇航员。只有一个办法解脱：提了鞋子，光脚走。
　　光脚也不保险，雨中的土路，非常滑，弄不好就摔个“狗抢屎”。
　　下雨天马车从路上一过，车辙印要陷下去半尺，大路上压出两条深沟。太阳晒干了路，沟还在，坐着马车上了这种路，颠得屁股钻心疼。
　　这时候想起城里的路，那是何等的好！平平展展的，有路灯，路两旁有人行道、有林荫，还有“扫马路的”负责清洁，
　　城里的工人同志，一下班，能走上这宽宽的林荫路，谈个情、说个爱，过天堂般的生活。
　　有青年农民诅咒发誓说：“只要让我进城，当‘扫马路的’我也干！”
　　说来说去，工人终究是老大；农民，就该着是“屯老二”。我们每天等太阳落山，才能收工回来，吃完晚饭后，天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房前的土路上，鬼都不见一个。
　　从集体户出来，走上屯子中的大路，你就看星星、听狗叫吧。“赵家的狗又叫了”——不到农村来，怎么能理解《阿Q正传》？
　　农村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车。马车，老农叫“大车”；有专门的赶车人，老农叫“车老板儿”。
　　那马车的样子，基本上和秦兵马俑里的铜马车差不多，不过秦始皇那马车有伞盖，农村的大车是敞篷的。
　　每个生产队，都有两三辆大车，一匹马驾辕，两匹马拉套，就是歌里唱的那种“三套车”吧。轮子有充气的橡胶轮胎，跑起来挺快，拉1000斤的东西没有问题。
　　车老板儿是技术工种，一般都很稳重，能吃苦。尤其三九天大清早上路，“贼拉拉的冷”，光穿棉袄不行，寒风能打透了，所以车老板在外面都穿一件光板的羊皮袄，好像从威虎山下来的土匪。
　　那时流行一首歌，是一首电影插曲，叫《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向前方》。这“向前方”的主体，是什么呢？就是车老板儿赶的大车。
　　别看这大车简陋，还颠屁股，可是一般人还坐不上。在农村走路，要是遇到大车空载，可以搭个顺风车，要是大车满载，你就别想好事啦。
　　农村有钱的人家（养活而的儿子多、男劳力多），卯足了劲儿，能买一辆自行车。一般的人赶集、到公社办事、去火车站什么的，就是走路。
　　我们要感谢达尔文，人要不是进化出这两条腿来，这大道，我们还真不知怎么才能“向前方”呢。那时候的人，特能走，走七八里地是小菜一碟，半天儿走30里地很平常。
　　有时候走在野地里，看到遍地庄稼，远处有村庄，可是视野里一个人也没有。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向远方。
　　远方，就是我们知青心目中的天堂，天堂里的路，是柏油路。能在那地方扫马路，也是幸福的。
　　
　　二十二、啥叫日出而作？
　　
　　当年知青下乡，需要过的诸多“关”，“劳动关”是最严峻的一关。生活上卫生不卫生的，心一横，也就挺过去了，可农村的重体力劳动，那不是靠意志就能扛得住的。
　　需要讲明一点：那年头的知青，虽然号称青年，其中年龄最小的一届，只有16岁，算是初三毕业。搁到现在，那就是“金枝玉叶”。
　　我们当年，也是金枝玉叶。可是，一声号召，一夜之间就要变成强劳力。若干年前，我看央视一套节目，说是沈阳一所中学，把高中学生打发到街头去做义务咨询，冻了一个上午，不少同学都感冒了。说到这儿，男主持人痛心疾首，好像学校把孩子们打发到奥斯维辛去呆了三年似的。我心想：冻了一上午，就奥斯维辛了，这时代，是进步得太多了！
　　公社时代，可以说是有农业史以来，劳动时间最长、效率又不太高的一个时代。原因是—，集体劳动，是挣工分计酬，要想挣得多，就要想方设法延长劳动时间，以至于原来冬天的“猫冬”也取消了，全年不休息，法定休息日只是春节的10来天。其余时间，都要拼命干。当然，你偶尔不干也可以，但工分就会比别人少。这样一攀比，工分的总量就很大，可是分值却摊薄了。
　　一天的标准工分10分，特优秀劳力12分。妇女受歧视，是8分、半拉子（少年）是6分。这个等级，是全队农民民主评议的，大致符合每个劳动力的能力与水平。只是，“革命”年代，妇女同工不同酬。
　　一天10分，能值多少钱呢？各地各队不同，从一毛到六毛不等，我们生产队，大概就是三毛钱。算算看，360天，一天不拉地干，能折算100元左右。那时候，每个社员分口粮，不是免费的，要扣口粮款，扣除大约30元。这样，暂且不算别的扣除，一年收入就剩下了70元。
　　再说，一年360天一天不拉地干，只是理论上的，一年里总会有些私人的事要处理，修理房子、挖菜窖、走亲访友。所以，一个劳力，一年要玩儿命才能挣到70元。
　　那年头的时髦货，全钢手表、自行车，单价都在100元以上。
　　家里如果就一个男劳力，那就只能指望这点儿钱。家里要是有父子四、五个强劳力，这家，就发了。所以，你不让农民生男孩儿，行吗？
　　劳动时间长，可以理解了。那么，为什么劳动效率不高呢？人是有私心的呀。如果给自家干，糊弄庄稼地，就是糊弄自己的肚子。而集体干活儿，挣的是工分，只要工分能到手，那还不是怎么取巧怎么来。千百年农民老实巴交的劳动伦理，到了公社时期，荡然无存。偷奸耍滑，成为潜规则，具体的事例我后面再讲。
　　那时候的农民，为何羡慕工人？工人是8小时工作制，8小时以外，自由啦！农民呢，是跟着日头转。东北老农把太阳叫“老爷儿”，一个农民，每天每日，必须亲眼看见“老爷儿”升起，有亲眼看见“老爷儿”落下，从早到晚，只要眼睛是睁开的，那就得在地里干活儿。
　　这是人的体力能承受的极致了。大跃进时期挑灯夜战，那是瞎胡闹，挺不住的。
　　冬天还尚可，东北的冬天白昼短，下午4点就黑天了。到夏天锄地，早上3点半起床，不到4点太阳就出来了，晚上快8点才收工，夏至前后，要劳动16个小时以上。早上不吃饭就下地，干一个半小时再回来吃饭，吃完就下地，中午也是。
　　无怪当年张铁生发牢骚，这么长的劳动时间，哪有时间复习功课，不考“白卷”行吗？
　　十六、七岁的孩子，早上扛着锄头出工，走在田间小路上，人还没醒过来。
　　古语里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说法，有的小文人很欣赏这状态，能亲近大自然，不用闻废气，有陶渊明之风。可是，书斋里混出来的弟兄，我不要让你干活儿，你就给我早上3点半起来，站在公园里，站到晚上8点，能站上一天不叫苦，站上一个礼拜不拉松套，你基本就可以去做陶渊明了。
　　我们那时的知青，嘴上都说，艰苦劳动炼红心，可心里都咬牙切齿：这辈子只要有可能，永不劳动，连扫帚都不摸一下！
　　
　　
　　二十三、那几年基本是白干
　　
　　下面我们就来看，那时候东北的四季，都干些什么样的农活。
　　对我这里的文字描述，没干过体力活儿的年轻读者，可能也就一看了之。但如果设身处地想想：那该有多脏、有多累，大概你们也就不敢嘲笑父辈了。因为，能不能扛得住生活的重压，是人的可贵精神所在，至于没赶上一个“好时代”，那不是父辈们的错儿。
　　我们初下乡时，还好是冬季。早年月的东北老农，冬天都袖手不干活——大地冻得硬邦邦的，有什么活儿可干？可是，自从公社化以后，没有活儿，变着法子也得有活儿可干。
　　冬季，是积肥的好时光，公社社员的文章就在这上面做。
　　那时候，化肥没普及，人粪尿又太金贵，一般的土地，只能用农家自己弄出来的肥料。到冬天，有两个活儿跟这有关。一个是刨粪；那时夏天积攒起来的猪圈粪，混合了大量泥土，堆成一堆，到冬天完全冻死，比混凝土还结实。要给它刨松，用马车送下地。
　　还有一个是刨大坑底；所谓“大坑”，是老农对池塘的叫法。到冬天，村边的池塘完全冻到了底，要用十字镐把上面的冰刨开，扔到一边去，然后把坑底的淤泥刨下来，用马车拉到地里，星星点点地堆成小堆。到春天，这些冻硬了的淤泥融化了，成了黑土，用铁锨散播在地里，据说可以改善土质。
　　听老农说，旧社会种地可不兴这么施肥，那是要精心积攒农家肥的，一点儿不能掺假。生产队时代用大坑底代替肥料，纯粹是“糊弄鬼子”。
　　可是，生产队家家户户都有自留地，纯正的农家肥，都“不流外人田”。即便是猪圈粪，生产队似乎也收不上来。那时候农民很现实，认为好肥料上到自留地，种出来的东西自己能享受，还能卖钱变现。所以好肥料不能给公家，大田里种出来庄稼，还不一定给谁享用呢。
　　公社化没能解决好利益问题，于是，就只能年年糊弄土地爷。那时候屯子里有不少老资格的农民，经常叨咕：“人哄地一晌，地哄人一年”。可是他们的意见，不敢公开提；就是提了，又有什么用？民意不能上达的问题，那时候就存在。
　　刨大坑底这活儿，不算累，但是需要力气。抡十字镐，震得虎口发麻、胳膊焦酸。刨的时候，瞄准一个点，一连几下，全靠“震撼力”震下一大块黑冻土来。当时，谁刨下来的块儿大，谁就是能手，那样子都“牛逼哄哄”的。
　　我抡大镐的技术还不行，就负责把刨下的大土块装车。
　　这也得豁出力气来干，大块儿的冻土，有六、七十斤重，但不可能两人去抬（那不成老娘儿们了）。一个人，弯下腰，一运气就要抱起小磨盘似的土块，忽悠一下，给扔到马车上。干这活儿，光是俩胳膊用劲儿那根本不行，还有肚子挺、膝盖顶，这才能把土块儿扔上去。
　　我那时十六、七岁，有一股蛮劲儿，一天干下来，几千斤就过了手。老农看我不吝惜力气，直夸我。——但我可不是没私心，这完全是为了表现好啊。那年头，只要口碑一坏，年轻人就什么前程都没有了。
　　那时候，也可以不这么玩命，回家去泡病号，赖在城里当“宅男”。可是，这样做，就等于革命电影里的“逃兵”、“叛徒”、“胆小鬼”，好比是今日的“失败者”吧，谁也丢不起这个人！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做暴风雨中的雄鹰，不做温室里的花朵”，现在，暴风雨的考验来了，只能硬挺着。
　　那年头，也有的知青想跑，我本人也半开玩笑地说：“不如跑到苏联去。”可是，我们这初中都没毕业的小崽子，去了能做什么？人家能把我们当英雄接待么？我们对他们有什么价值？边防军是吃干饭的么？越境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少？
　　别看我们是孩子，可孩子也有孩子的世故——人家怎样活，你就得怎样活，别想着有另外的活法。
　　我只能“刹下腰去”，老老实实干，争取好的群众舆论，为将来做铺垫。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这力气都白花了，一个知青有没有前途，不完全取决于苦干，这里面有很多学问。那几年的重体力劳动，给我的唯一好处，就是身体素质提高了，到现在也还是痔疮、腰间盘突出、颈椎病什么的，一样也没有。
　　命运不让我坐板凳，我也就没得上坐板凳的病。

　　二十四、念初中念成了废物一个
　　
　　往地里倒腾池塘淤泥，能占用整整一冬的时间。就这么玩呗，那个严肃的年头，种庄稼却像闹着玩。老资格的农民说，大坑底的土性是凉的，弄到地里去，能有什么肥力？不好好的上粪，弄点儿大坑土来糊弄，这叫什么世道？
　　这是农民的真理，但没人听。为什么没人听？你不让社员干这个，那漫长的冬天怎么来填补？人们“挣工分”的欲望怎么能停歇下来？只有用这个办法混，工分才能多，至于工分值不值钱，社员算不开这个帐。中国人的哲学——多就是好。
　　到了初春，地里的活儿就忙了。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项，是刨茬子。
　　什么叫“茬子”，就是玉米的根。头一年秋收，玉米秸秆用镰刀割掉，剩下根子留在地里，不去管它，到第二年初春再刨下来。这样处理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因为头一年秋，玉米根子很结实，不好刨，经过一个冬天，质地有所疏松，再来刨就能省不少力气。
　　东北的玉米，秸秆长得又粗又结实，不把它刨掉，春天老牛大概都要拉不动犁。
　　当大地解冻、冰雪全消之时，刨茬子就开始了，这是个既要力气又要技术的苦活儿。它苦就苦在要始终弯着腰干，右手拿一把小镐，左手握住茬子上端，一镐就要刨下一株茬子，然后用镐把儿磕掉茬子上的泥土，再把茬子一小堆一小堆地堆好。过一段时间，就有马车来拉回生产队，按人头分给各家，做烧柴。
　　这刨茬子的技术，在于一镐下去的深度，要恰好砍在茬子比较脆弱的部分，不能太浅，也不能太深。太深了，带的泥土多，清理起来太费力；刨得太浅，一镐刨到茬子最结实的部位，就可能刨不断。总之，这个火候，是需要第六感觉的，理论上根本没法儿说清。
　　我在刨茬子的时候，不怎么就想起了古代战争的取首级，也是这样，一刀一个，咔嚓咔嚓，一定要在颈动脉那儿给他搞断。
　　农民的活儿，有很多都是这样的，需要经验。
　　那时候的农民，也有聪明的和笨的之分。聪明的，往往也是最有力气的，都是20多岁小伙儿，他们从小干活，到这年龄已是出神入化。所使用的农具，也收拾得特别顺手，又锋利，又轻巧。
　　我们知青是刚入道的，本来手脚就慢，对那些只可意会的诀窍，完全不明白，只能使蛮力气。工具也不大顺手，又重又不锋利。刚开始干“技术活儿”的时候，可是吃了不少苦头。
　　在农村，还有一类人与我们类似，就是那些念完初中回家务农的“回乡青年”。一般来说，老农的孩子，念书念到小学毕业就下地干活儿比较合适，农活儿上手得特别快，文化水儿也足够用了，比如念个报纸，也不觉得费劲儿。可是，等到读完初中，再干活儿可就完全不行了，好像是过了最佳适应期，基本等于废物了。
　　农村的那些个初中生，在我们知青看来，在知识上也等于是废物。这就是说，农村的孩子念完初中，就毁在了城里人设计的教育制度上。如果从那时候绝大多数“回乡青年”的表现来看，毛主席说的很多话，都对。
　　那年头在农村，能去上初中的，很稀罕，一般都是爹妈的“宝贝疙瘩”。爹妈心疼孩子，顺着孩子的意思，让他们上了中学，其结果就是——养活了一个半残废。
　　当然，矬子里也有大个儿，贾平凹就是“回乡青年”里的骄傲，名声都传到全世界去了。嘿嘿，这个是特例，不能算。
　　我们知青，学习农活儿的障碍就更大了，从小就没见过猪咋样跑，一下子接触到高难度的活计，能不懵吗？我们全靠一股气撑着，“要做暴风雨中的雄鹰”，不敢奢望有爹妈在跟前疼爱。我记得当年刨茬子，刨得手上鲜血淋漓。那茬子尖儿，锋利着呢，足可以做凶器了。
　　

　　二十五、春耕奏鸣曲
　　
　　东北的冬季漫长，到阳历二月还是“春风似剪刀”，能把棉袄打透。到阳历三月。“老爷儿”才算是有了一点暖和气儿，这时候，就能看见村里的路边，有老农蹲在那儿晒太阳。
　　直到阳历四月，才算是真正的春天了，起码不下雪了。生产队的老牛，开始忙活翻地。那个时候，口号上老是提“农业机械化”，但这口号大半落实不了。中国人多地少，农业是精耕细作式的，不像苏联、美国那样的大农业，能用上那么多的农业机械。那时候，生产大队也有拖拉机，可大部分时间是摆在大队部里当摆设，没啥大用。老农种地，还是靠牛拉木犁。
　　四月，大地上还没有一点儿绿色，翻过的地，黑油油的，有泥土芳香，空气也不那么凛冽了。在枯燥的农村生活中，这个季节，总算能给人一点儿希望。
　　——憋了一个冬天，即使没有抑郁症的，也给憋得差不多了。
　　春天最先下种的，是麦子，因为麦种不怕气温低。
　　我个人参加农业劳动的经历，基本上没体会到过课本上说的“劳动的幸福”。劳动，就是累死累活，何来幸福？老农虽然都是劳动的好手，但也都鄙视体力劳动，向往着不累动胳膊腿儿的体力劳动。
　　唯有春天种麦子，让我能体会到一点儿乐趣。
　　多半是因为这活儿不累吧。农民种麦子的程序，很巧妙：先把垄沟翻开，然后用马拉着一种下种的农具，走一遍，就把种子撒好了，还能把土覆盖上。
　　我那时是负责撒化肥的。白色的化肥，30公斤一袋，是叫“硝酸铵”还是什么，记不大清楚了。我那时挎个秫秸皮儿编的种子篓，抓一把化肥，均匀地撒在垄台上，后面再跟个人，用脚覆盖上一层土。这样，化肥既接触不到麦种，也不会暴露在外面。
　　初春的清晨，老农在空旷的田野上吆喝着老牛，后面是我，像慈善家一样给大地撒着化肥。
　　田野上，有薄雾，到处是这样一队一队的人。这就是春耕的前奏曲。
　　可能是出于对绿色的渴望吧，觉得干这活儿有奔头，一点儿也不累。
　　等到四月下旬，大规模的春耕才算开始，全体动员种玉米、高粱、谷子（小米）。那时候报纸上形容春耕，都是说“人欢马叫’”，基本差不多吧。东北的无霜期短，适合下种的时间很短促，所以春耕大忙并不是虚的。
　　种玉米是先翻好地，翻成整整齐齐的垄沟，然后劳动力分组，一个人刨坑，一个人点种。在一个小坑里撒下五、六粒玉米种子，再用脚覆上土。
　　春耕的时候，正是冻土开化，土壤的含水量正合适，老农叫做“墒情很好”。东北极少闹旱灾，种子播下去后，就靠老天下雨了，不用人工浇水。
　　像玉米、高粱、谷子之类，都叫“大田作物”，春耕忙的就是种这些。等到一个月后，全部种好，春耕也就到了尾声，其余的再种点儿大豆、黄米、土豆等零七八碎的，都是小意思了。
　　等到春耕结束，也就到了阳历五月中旬。这个时候，城里已经春暖花开，乡下气候偏冷，除了树叶绿了以外，大地上还是很少绿色，只是地头上冒出了一些小草嫩芽而已。
　　一直要到城里的春天快结束了，农村的大地上，才能看到到处钻出绿色的苗儿来。
　　我这样的城市孩子，要不是参加了农业劳动，我关于粮食的概念，就是粮店卖的玩意儿，哪知道“一餐一饭来之不易”？
　　让青年人到农村干一点活儿，知道知道稼穑之难，磨砺一下心志，现在看来也有一定必要，起码不容易闹精神危机，这也算是知青下乡的唯一好处吧。

北极豪客

　　二十六、让你和日本的猪一样
　　
　　东北地处高纬度地区，一年只有4个月勉强有点儿绿色，因此只能种一茬庄稼。在东北，没有所谓“夏种夏收”，就只是春种秋收。其中小麦的成熟期短，到阳历8月初就可以收割了。
　　整个夏天，东北的农活就一种——锄草，老农叫“铲地”。铲地的农具，是锄头，这跟南方挖地的锄头不一样，它是一种很精巧的农具。
　　大田里的草，要在7月底之前锄三遍，每一遍之后，还要用牛拉木犁培一遍土，起个保墒的作用，这叫“趟地”。如此三遍，就是“三铲三趟”。
　　铲地，在农村也是重头戏。一是天热；夏天了，虽然没有关内那么热，但还是晒得慌。二是劳动时间长；高纬度地区夏季白昼极长，前面说过，每天要劳动16小时以上，十分恐怖。三是时间紧；一个生产队，怎么也得有600亩地以上吧，全靠人工一锄一锄干完，够忙活的。
　　铲地时天热，农民需要戴草帽。在我们以往印象中，似乎农民一年四季都戴草帽的，其实不然，只有铲地才戴，因暴晒时间太长，需要防护一下。东北的草帽，也不是照片上或宣传画上的那种UFO式的，而是圆锥体，尖尖的，就像清兵的帽子，只不过没有红缨。
　　这帽子是麦秸编的，轻巧，戴在脑袋上不重。麦秸之间有缝隙，很透风。而城里人劳动时戴的那种UFO草帽，密不透风，很不实用，老农是绝对不用的。
　　到了夏天，你看吧，满地都是尖帽子的“清兵”，蔚为壮观。
　　这铲地，是高难度的技术活儿，拿个大锄头，要把所有的土松一遍，要把杂草锄掉，还要间苗。春天种地时，一个穴里要投放五、六颗玉米种子，到初夏就长出来五、六株玉米。这一窝玉米争用土地的肥力，是长不好的，所以要除去小的，留一株最大的。
　　玉米苗刚长出来时，颜色很淡，说明营养不好。锄掉了小的苗儿和杂草，留下的那一株，时间不长就长得墨绿墨绿了，说明营养很足了。老农当然不会用“墨绿”这个词儿，只说是“长得黑黑的”。这就能保证秋后打粮食。
　　所以，铲地的意义很重要。
　　可是这个活儿，在公社化时期大伙儿也是糊弄。铲地时松土，取巧耍滑的人一锄头下去，带起一些土来，可以掩盖掉一些锄头没到的地方，连同掩盖掉一些杂草。这样，从表面看起来，杂草是没有了，土也都松了，可实质上起码有三分之二的地，是没锄好的。草没锄掉，就和专家争肥；土没松好，庄稼就长不好。
　　三铲三趟，每一遍都有大量的杂草留下，地也没全部松土。你想，这活儿不是面子活儿吗？
　　你糊弄庄稼地，庄稼地就糊弄你。公社化时期产量不高的原因，除了化肥不足、种子不够优良之外，大伙儿干活儿不踏实，也是一条重要原因。
　　那么，偷奸耍滑的人大约有多大比例呢？说出来吓人——百分之百！
　　现在的人根本想不到，那时候，“革命的主力军——贫下中农”几乎人人都在耍滑。
　　农民为什么不好好种庄稼？这就牵扯到分配的问题。国家那时候要征缴公粮（相当于农业税），以生产队为基本单位，先交完公粮，再留足种子，最后分基本口粮，剩下的叫余粮，余粮也不能自己吃，必须都卖给国家。
　　等到交完了公粮，留足了种子粮，勉勉强强的够口粮，还能有多少余粮？就是有余粮，国家给的价钱也很低，农民没有积极性。
　　这农民也是人，他们想：辛辛苦苦种一年地，绝大部分粮食交了公，我这不傻吗？于是大伙儿就糊弄，只要挣到工分就行。
　　所以公社化时期，工分不少，活儿却干得不行，远不如过去“扛活儿”（旧时雇工）时代。
　　我那时不懂这些，铲地实打实的，老是落在人家后面。有一位民兵连长跟我比较铁，就跑过来看我铲地，一看就看出了毛病，告诉我：“你小子怎么这么干活儿？那还不得累死？铲一锄头，盖一锄头土，这不就快了吗？”说着，示范了一下，我这才恍然大悟。
　　那时候报纸上所说的言辞，都“革命”无比。可是拿笔杆子的人，怎么能知道基层是什么样？老百姓是什么心态？就这样偷奸耍滑的农民，关键时刻怎么能支持你“按既定方针办”？
　　那时候东北土地辽阔，又肥沃，种点儿啥不好，但是有沉重的“公粮”任务压着，社员们只想种产量高的，交足了公粮，好多剩下一点儿，于是就拼命种玉米。旧社会东北大地上的“青纱帐”是高粱地，而我们那会儿，已经很少见到高粱了。
　　玉米这玩意儿，做成粮食是粗粮，城里人也不爱吃，南方人就更不吃了。可是那年头种了那么多玉米，也不知道都喂了谁了？据说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出口给日本，做猪饲料了，也有这种可能。
　　那时候城里人穿的挺时尚，是化纤产品“的确良”。农民们就嘲笑城里人：“苞米面肚子，的确良裤子。”
　　我若是农民，心理也不平衡——城里人凭啥不干累活儿，钱又多，住得又好？
　　我让你吃，我就种些个苞米给你吃，让你和日本的猪一样！

　　二十七、“闰土”再也悠闲不了啦
　　
　　从夏锄结束，到秋收开始，中间有大约近一个月的农闲时间。其实农闲也不是放假，生产队总有些活儿干，都是零碎活儿，分也不高。农家忙了半年，一般都趁这个时间走亲串友。
　　这个时候，绝大部分庄稼还没有熟透，瓜田里的瓜倒是全熟了。
　　生产队种瓜，只能是一小块地。瓜熟了以后，各家分一点点，其余大部分拿到集市上去卖，销路很好。那时是“以粮为纲”，生产队这么干，是打擦边球。能种多大一片地的瓜不算犯错误，我当时没兴趣了解，总之会有一定潜规则。
　　瓜这个东西，在东北是个宝。那时候，东北人除了苹果、鸭梨、西瓜，大概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水果。所以，香瓜一熟，就有人惦记，瓜田里必须有人24小时看守。
　　看瓜人住在一个小窝棚里，守着瓜香四溢的瓜田。这情景，有点儿熟悉吗？是不是像“少年闰土”？
　　阳历8月下旬一到，东北大地上，千千万万的“闰土”，就挥开了镰刀，开始秋收了。东北老农把秋收叫做“割地”。注意，“割地”要念成“嘎地”。
　　割地时比较有技术的活儿，是割谷子。谷子就是小米，宣传画里农民抱的一大捆一大捆的庄稼，一般就是谷子。割谷子留的茬儿，也是不能多也不能少。留多了，浪费，谷草是要拿来喂马的。留少了，镰刀割到土上，岂不费劲儿？
　　割谷子那可是很神奇的，老农们用镰如飞。右手割，左手抱住一把一把的谷子，到抱不住了，就撂在垄沟里。等一小堆够大了，就抽出一缕谷子来，把它捆上。
　　捆谷子的方法，我在城里闻所未闻，一阵儿左绕右绕，就成了！你就是怎么搬、怎么摔，也不会散。
　　中国农民的劳作，90%没有现代化工具，全靠两只手。有些技术之巧妙，匪夷所思。中国的农业，我想起码也有7000年以上的历史，一代代的农民，就这么靠着原始的智慧生存下来。
　　到我下乡时，农民中威望最高的，仍是力气大、心灵手巧的人。只不过，他们跟乡村中的“贵族”无缘。
　　现在的人可能难以想象，即使在那个极端“革命”的年代，农村中也有一个相当固定的“不劳动者阶层”。可能中国的农村，自古以来就有这样一个阶层。能在劳动量奇大的农村，享有不劳动的特权，还能保证收入，这不能不说是“革命”背景下的一个奇迹。
　　关于这一绺子人，我等到后面再详细说。
　　他们并不是因为劳动技术高、或者劳动卖力而进入这个特权阶层的，他们之所以被“选中”，成了游手好闲阶层，不外两个办法：一、裙带；二、钻营。当然，最基础的文化水儿，还是要有一点点。
　　生产队长，就算是最最基层的“精英”了，我看到的队长，一般都是上工时吆喝下地（代表公鸡的职能），平时不见人影（上大队开会去了），偶然现身一般都披着外衣（不劳动的潇洒）。
　　等到队长先生一声吼，千军万马就扑向了枯黄了的原野。一个半月时间，所有在大地里站着的庄稼，都要放倒。在下雪之前，所有带籽粒的秸秆，都要运到场院（打谷场）去。
　　那一个半月，人们耳朵边响起的声音，就是枯叶摩擦的声音、刀锋挥砍的声音。
　　那时候，离战争结束只有十七、八年，即使是开国之时穿开裆裤的人，等到做了领导，也都习惯于指挥千军万马。所以，农村的所有大型农活儿，在那时一律被称为“大会战”。
　　人多呀，杀过去吧，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所以，那时候有悠闲的生产队长，却很难找到悠闲的“闰土”。
　　

　　二十八、我在谷垛后仰望星空
　　
　　说到少年闰土，他那就是在看瓜。鲁迅先生写《故乡》时，已属“老人”，但笔触还很年轻，写得传神。在东北乡村，秋天里有一种活儿，跟少年闰土很相似，就是“看青”，意即“麦田的守望者”。
　　看青，守望的是什么呢？未收获的庄稼，名义上是集体的财产。而要防的又是谁呢？全体老农。
　　这是个悖谬的事实，为什么主人要自己偷自己？我印象中，只有在《明清笑话选》里才有“厨师偷自己家肉”的笑话。
　　是因为，大田里的庄稼，没有哪个社员认为是属于自己的，大部分不都要交公粮吗，那就等于是城里人的。偷生产队的庄稼，等于偷城里人的财产，老农一点儿不觉得悖谬。
　　我初到农村时，因为秋收技术不精，老农们体谅我，委派我做了看青的，和另一位老农轮班守夜。
　　这守望者，虽然不必像割地那样辛劳，但也有另一番难受。东北的阳历8月底，就开始冷飕飕的了。入夜，更是寒意侵人。9月上旬开始下霜，在露天地里过夜，很不好受。
　　从理论上讲，看青的需要一整夜在地里逡巡，一眼不眨地看护集体的庄稼。可是，人是肉长的，谁能挺得住？
　　于是看青也有偷奸耍滑的诀窍。具体做法是，两人换班，一个人上半夜，一个人下半夜。初上班时，拿着镰刀，在生产队地里走走——不光是防人，也要防猪。农家穷，靠自己打的猪草和留的泔水养猪，远远不够，秋后就把猪放到地里去吃庄稼。
　　有经验的老农告诉我，看青，抓人不要太积极，吓唬跑了就行，本乡本土的，抓住两方都尴尬。对猪，可以往死里打。
　　走两圈之后，就要找一个地方，比如地里的谷子垛。这地方背风，把谷子捆摆好，美美地睡一觉。差不说到半夜一点多，就去叫醒另一个。另一个也如法炮制。这样还不算太辛苦。
　　那时，我穿着厚厚的棉大衣，每天晚上躺在有霉味的谷子垛上数星星，然后就打盹儿，醒了就看一看北斗七星，等到北斗星歪了，就差不多到时间了，可以去换班的老农家里叫人。
　　这样的露宿，令人百感交集。看看远方，天际夜空微微泛白，那就是大城市，可望而不可即。田野上万籁俱寂，偶有响动，那就是猪来了，令人一阵兴奋。
　　跟我搭档的老农，跟城里人有点儿沾亲带故，对我还算友好。有时候，我在后半夜接班时间不长，那老农就来找我，叫我到他家去睡觉。他家里比较“趁”（富裕），居然有一个专用客房，他拽出一床新浆过的大被说：“这是我家来亲戚用的，干净。”然后嘱咐，“你放心睡，天亮前，我叫你。”
　　完了他就回自己屋子，搂着老婆上炕了，到天亮前，跑过来把我叫醒。
　　至于我们脱岗，问题并不严重，一是没人查，二是只要有看青的，一般人不大敢偷。偶尔脱岗，不会出差错。
　　我连续两年看青，都没遇到过什么盗窃事件。只有一回，偶然撞见另一个与我搭档的“贫农社员”自监自盗，那老头儿平时刻薄，一下被我撞破，居然理直气壮地威胁了我一下，大意是：你要是揭发，我也不承认，还是识相一点儿好。
　　我哪能揭发？过了几天，那人对我的脸色，才缓和多了。
　　总体说来，农民的伦理道德，还没有全面沦丧，似乎很多人信奉“穷死不做贼”。还有就是当时对犯错误的人，整治和羞辱都比较厉害，老农觉得丢不起那个脸，故而极少有盗窃行为。
　　小时候，我曾经迷恋过欧美的流浪儿童故事，看见插图上流浪小孩挖个土坑栖身，很羡慕。等到在田野里看青，在霜冷风寒的夜里露宿，才知道，无家可归的感觉可不好玩。
　　我那时就仰望过星空，觉得它太浩瀚了。后来读到康德的名句，非常理解他说的是什么。
　　人之苦难等等，都太渺小，不值一提。“闰土”之流，活又怎样，死又怎样？ 跟星空能比吗？

　　二十九、场院上的“高尔夫”
　　
　　近几十年，由于有的文人对过去年代进行了过度丑化，以至现在的年轻人都以为，过去的农民全都吃不上、喝不上。其实70年代的农民，物质生活还是正常的，就是水平极低，且与城里人有一个巨大区别，就是凡事要自己动手。
　　很多从小生活在城里的人，不大有“凡事要自己动手”的概念，喝的水，是自来水龙头冒出来的；吃的米，是从粮店买来的；取暖，是小区锅炉房供的热。而在农村，这几样基本的东西，都要自己动手解决。
　　我们今天了解一下“原始”水平的生活，对娇生惯养的孩子极有好处，可以知道世界不是平的，凹的地方简直不可想象。我最近听说全国的“富二代”在北京办学习班，学习将来怎样接班。那么，本文就应该是他们最好的教材——知道苦日子苦到什么程度，才能设法保住好日子。
　　从清末到如今100年来，我国还没有过“富四代”。这个宿命，富二代们最好引起重视，未雨绸缪。
　　我接着说粮食是怎么变成粮食的。种在地里的，那叫庄稼，收割后运到场院里的，才是粮食。但是，场院里堆放的，是没有脱粒的粮食。比如谷子，是整捆整捆地运回来的，在场院堆起一个高高的谷堆。高得一般人爬不上去，“妈妈”就更别想爬上去给孩子讲故事了。
　　在割地告一段落后，农村的活儿就是打场了——给收割的庄稼脱粒。
　　每种庄稼脱粒的方法不大一样。玉米，是发动妇女劳力到地里，把秸秆堆里的玉米棒子掰下来，运到场院，再撕下叶子，只留下金灿灿的玉米棒子。那时，生产大队有玉米脱粒机，全机械化的电动机器，一开动，把玉米棒子往敞口里面倒，另一头就喷出金灿灿的玉米粒子，机器还有一个出口，是吐出被打碎了的玉米芯儿。这样处理过后的玉米粒子，组织受了伤，不能发芽，所以留种的玉米不能用机器脱粒，要用手搓。手搓的方法很原始，就是拿两个玉米棒子互相搓，玉米粒子就“蹦蹦蹦”地掉下来了。
　　这还不算完，机器脱粒的玉米粒子，不大干净，有杂物，需要进行“扬场”处理。扬场，有专门的场地，事先要用碾子压得实实的。
　　扬场是我所见到的姿势最优雅的农活儿，堪比打高尔夫球。要端好架势，用一支大木掀，铲起一掀玉米粒，迎着风扬上去，金黄的玉米粒就会像小喷泉一样扬起、落下。风一吹，玉米粒和杂物就自然分开了。这样，反复进行三、四遍，粮食就处理得干干净净了。
　　这活儿，一般都由老资格农民干，年轻毛孩子干不好。
　　谷子，一般不用机器脱粒。具体细节我有点儿模糊了，反正是把谷穗铺在场院上，用毛驴拉着碾子一遍一遍地碾压，其间要有人用木叉不断翻动，谷粒就能顺利脱下。
　　这样处理过的粮食，是不是就可以吃了呢？牲口可以吃，但人不能吃，因为都还带着皮儿呢。
　　这粮食运到国家粮库或分给各家后，要进行“磨米”处理，有专门的电动磨米机，把米粒和糠皮分开，旧社会过来的农民把那叫做“火磨”。米一般要磨两三遍。如果只磨一遍，那米粒上还带有糠皮，如果磨四遍，就成“精白米”了，营养损失太大啦。
　　民以食为天。我们在没下乡之前，也曾埋怨过粮食不好吃，定量的粮食里，高粱米和玉米面太多，又涩又酸。可毕竟你拿了粮袋子到国营粮店，售货员就给你哗哗地倒粮食，跟老农吃到一口粮食比起来，省事儿多了。
　　6000多年来，世世代代的农民，就是这么活过来的，活一辈子，为的甚？种粮食。
　　种粮食为的甚？活着。
　　活着又为的甚？那就别提了。
　　直到我下乡那会儿，农民也还是旧式农民，甚至比旧式农民还忙。春节，只能从年三十休息到初六，而后就是夏锄后大概有半个月的闲散，其余全年时间，要一刻不停地干。只要“老爷儿”升起在平线上，老农就是在干活儿。
　　不在地里，就在去地里的路上——这样地奔命，就为的一口粮。
　　现如今，不管一个人信奉哪种理论，谁还愿意做这样的机器人？

　　三十、人人皆知的“王八”
　　
　　“王八”是什么意思？我想人人都知道。偶尔被戴了绿帽子，那不算什么，可是，在我们那会儿的乡村，就有自愿当“王八”的人。
　　乡村穷，文化也落后，现在的很多小文人似乎很赞美这种原始状态，似乎美好的东西都从这里来。可是，以我当知青的经验看，贫困不一定出美好。
　　我现在要讲的“王八”，就是曾经和我搭档看青的那一位。我前面说过，他家的生活条件不错，有一间空房专门给客人用。
　　这位家伙，就是“王八”。
　　那么说，他的老婆很漂亮？很有风情？都不是。以我那时的眼光看，也就一黑不溜秋的小老太太，大约年近四十吧。除了穿着整洁，实在看不出她怎么能勾引人。
　　这位风流妇女有固定的“相好的”。她的情人不是一般人，是城里的工人，究竟是一个还是几个，不清楚。那时候工人也有有钱的，八级工匠月薪能挣到80块钱呢。个别“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的工人，完全可能搞一点儿钱色交换的事儿。
　　“王八”这一家人很有意思，那男的也算是仪表堂堂，在生产队长期担任后勤，不用下地出苦力，可就是顶着个绿帽子，人人皆知。
　　一到星期日，他们家就来“城里的亲戚”，一看就是工人贵族，穿着崭新的工作服，提着肉、蛋、干豆腐之类的。他们家赶紧做饭招待人家，到晚上，男主人“王八”就郁郁寡欢地自己溜出来，跑到生产队马圈里，去和马倌（饲养员）挤一个炕。
　　工人在“王八”家里抱着主妇癫狂一夜，一大早赶火车回城里去上班。每次留下多少钱，不知道，反正这家一直显得比较富足。屯子里人对“王八”这一家的心态，很复杂。
　　首先，绝对没有人谴责——抬头不见低头见，谁也不肯撕破脸皮。其次，可能还有些羡慕，不管怎样，有“外快”呀。还有就是，羡慕是羡慕，但自己决不肯效仿，谁愿意租借老婆给别人呀？
　　每次“王八”跑出来避嫌时，马倌就偷着叨咕：“瞧那脸色儿，又阴乎拉（阴天）的了！”
　　所有的人，都鄙视那娘们儿。一开始，我不大相信老乡们的传言。我琢磨，乡村的女人，能那么开放吗？可是，有一次，我骑自行车去公社办事，回来的时候为了走公路，绕了一下远。
　　一路飞驰，在田野上的一座公路桥上，远远看见一男一女两位中年人伏在栏杆上看风景。
　　我拿眼睛一扫：“妈呀，这不是‘王八’老婆吗！”
　　她没注意到我，只是陶醉地看着小河东流去；她身边那个男人，我从没见过。
　　这下就坐实了。
　　我吓得骑得飞快，落荒而逃，反倒像自己做了啥坏事儿一样。
　　这娘们儿！不过，后来想想，在下乡8年间，我这还真是唯一的一次，看见农村妇女在谈情说爱。
　　

北极豪客

　　三十一、老子当年也阔过
　　
　　现在的年轻人，一般都听说过知青下放、干部下放、右派下放，但是，听说过有“工人下放”吗？
　　1960年，粮食紧张、经济衰退，城里的工厂号召工人下放，到农村投亲靠友，为国家分担困难，另外也暗示乡下可以吃饱。
　　当时城里粮食供应确实紧张，什么豆腐渣、高粱面（高粱米带少许糠皮磨成面）都成了食品。我们家原本是很讲究吃的，但也得这些玩意儿。有时候，连玉米面也不够吃，要吃玉米面菜团子。
　　知识分子家庭如此，工人就更难熬了，体力劳动者饭量都大。于是，这到农村去投亲靠友的号召，就很有诱惑力。
　　我插队的那个生产队，30户人家中，就有3户是下放工人。他们当年来乡下，确实也解决了吃不饱的问题，因为困难时期东北农村的日子要好过得多。可是，仅仅过了3年，困难时期就结束了。城里的物资供应恢复了正常，下放工人想要再回城？那是没门儿了！
　　当年究竟有多少工人响应号召下放，不大清楚，估计一个省怎么也有10多万户吧。
　　在我们生产队，这三个下放工人，分属不同的家族，在队里的地位也不大一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就是到死，也瞧不起农民，而对我们下放知青特别有好感。
　　由于他们对我较为亲近，我也就从他们那儿听到了一些事情。我问过他们：“过去当工人的时候，生活怎么样？”
　　一提起这个，他们无不眉飞色舞。
　　那么，工人生活好在哪儿呢？他们说：周末有舞会，经常打篮球，每周看一部新电影，女同志都穿“布拉吉”（连衣裙）……
　　这几个人，都是解放初期从农村跑到城里，从学徒工干起的。在他们的回忆中，五、六十年代之交的中国工人，过的是伊甸园式的生活，有奔头，有乐趣，有尊严。而一说到当下的公社化生活，都嗤之以鼻。
　　我问他们是否后悔。他们回答说：后悔有什么用？谁让当时冲动来着，要是挺过困难时期不下乡，现在不还是牛逼工人？
　　这种隐痛，大概要伴随他们一生。
　　70年代初期，除了《新闻简报》和样板戏纪录片，是没有别的电影的，所以我对过去的电影特感兴趣，专门问了他们这方面情况。他们说起那时候看的外国电影，如数家珍：《巴格达窃贼》、《流浪者》……
　　我当时有点怀疑，他们是否夸大了当日的幸福。后来过了几年，我偶尔看见一本50年代末出版的摄影画册，里面有一张《哈尔滨的黄昏》，松花江畔，有一些“布拉吉”的剪影，美如梦幻。我这才相信了，工人老大哥的50年代，的确是天堂。
　　他们对我，有一种故旧之感。也许，见到我们知青身上的“城市气息”，能让他们想起当年的青春，想起“布拉吉”，想起黑灯舞会。
　　其中有一位老X，跟我最铁，常对我说掏心窝子话。有一年秋天，他搭档跟我一起看青，一次聊到了苏联歌曲，我问他会不会，他说：“听过，不会唱。”
　　我说：“我唱给你听听。”
　　那天晚上，在野地里，我唱了30多首苏联歌曲，外加一首南斯拉夫歌曲《深深的海洋》。老X把镰刀夹在腋下，袖着手，听得张大了嘴：“你怎么会这么多？”
　　这以后，他在屯子里见到我，都要友善地点点头：“你呀，将来前程无量。”
　　他们如果不讲自己的历史，看不出跟老农有什么区别，只有细看他们的眼神，能看出一种蔑视。
　　他们永远蔑视庄稼院里的一切。
　　
　　
　　三十二、远嫁的团支部书记
　　
　　我们大队，有一位很不错的女团支部书记，那一年才18岁。
　　我对她有深刻印象。那个时代的青年，一般是两个极端，一种是因为前途迷茫，精神世界际比较灰暗；另一种是信奉“适者生存”，扭曲了人性，比较急功近利。而这位容貌秀美、性格开朗的J支书，却能既保持女孩子的本真，又能适应时代。
　　她是回乡青年，家就在我们附近的第三生产队，初中毕业回乡参加了劳动。农村里的团支部书记，名义上不能脱产，可是当时政治任务极多，绝大部分时间小Ｊ都在各个生产队“蹲点”，帮助生产队长完成各种阶段性任务。因此，小J实际上不用干多少农活。
　　当然，她人不笨，即使是干农活儿也不差。
　　小J到我所在的生产队蹲过点，跟我认识，有时愿意和我谈谈样板戏什么的。她很敬重我“有知识”，但也对我在政治上不能“与时俱进”有点蔑视，只不过嘴上不说就是了。
　　满口“革命”术语的乡村干部，在待人处世上却还能保留一份本真，这很不容易。小J就能轻易做到。
　　她永远是乐观的，到哪儿都是笑盈盈的，跟谁都能说上话，说话办事，透出干练。
　　在百无聊赖的乡村，小Ｊ书记也算一道风景吧，一身很得体的小夹袄，一双说话就笑得眯起来的丹凤眼。
　　她在群众中，口碑不错，没听见有人说她任何坏话。她的老爸我也认识，一个挺热心的老农。
　　小J在我们队蹲点大约有一个冬天，完了就走了，只留下这么个印象。
　　一年之后，三队的回乡青年中有我的朋友，突然告诉我一个惊天的消息：小J和三队的生产队长、一位有妇之夫搞上了，搞大了肚子，在家里生了孩子！
　　那个生产队长，30岁出头，以我当时的阳光看，就是一老奸巨猾的家伙，人品上没有一点儿可爱之处，是在乡村中稍有文化、很吃得开的油滑人物。
　　三队队长有老婆有孩，他们是怎么搞上的呢？老农们猜测，只能是“野合”了——在高粱地里干了那事儿。
　　我在震惊之余，百思不得其解：农村虽然人才匮乏，但好小伙子还是不少，小J年纪轻轻的走上了仕途（那年代叫“政治进步”），她怎么能看上30出头的大老爷们儿？
　　当然，这在现在根本就不是个问题了——20多岁的，都能看上80多岁的了。
　　三队的朋友所说的情况，很可怕。小Ｊ怀孕后，一直瞒着外人和家人，又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一直到在家中炕上突然临产，血流了一炕，孩子也死了。
　　他的爹妈如五雷轰顶，老妈只知道哭，老爹堵在屋门破口大骂小Ｊ，不让邻居帮忙：“不要脸的，让她死了得了！”
　　说到这些，三队的朋友也很感慨。用现在的话说，是“好白菜又让猪给吃了”。
　　两个多月后，听说小Ｊ身体恢复了，大门不出，大队团支书的职务也给撸了。又过了几个月，听三队的朋友说，小Ｊ嫁到本县很远的一个公社去了。
　　小Ｊ后来还能不能回来走娘家？
　　我想，能。但我后来再也没见到过她。
　　

　　三十三、战争遗孤
　　
　　东北这块儿土地，辽阔安宁。可是，自从清末以来，到1948年，这地方就没消停过。大名鼎鼎的张大帅，出身实际上就是“胡子”——土匪。后来“九一八”事变，东三省莫名其妙的沦陷于敌手，日伪当局欺压中国人，不让老百姓吃大米，吃了就是“经济犯”，要枪毙的。
　　好不容易打败了日本，青纱帐里“胡子”又起，据我们屯儿的老年农民说，往山里那边去一点，村村都有人当“胡子”。高粱长起来以后，他们就出来劫道，手持木棒，俗称“棒子手”，见到行人就一棒子削倒（打倒）。
　　胡子，让战后的老百姓谈虎色变。
　　那时候，我们这边靠近铁道线，屯子里没有胡子，村民在村庄四周建起了土围墙，胡子来了，老农就拿猎枪、土枪抵抗。当然，也有的时候花钱消灾。
　　老农们说，胡子来打家劫舍的时候，个个骑高头大马，一人一杆枪，气势吓人。但胡子怕“中央军”，当时国民党军在省城有一支“铁石部队”，经常来扫荡胡子。“中央军”也是一人一匹马，疾驰而来，胡子完全不能抵抗，落荒而逃。
　　胡子怕中央军；中央军呢，怕“八路”。
　　后来，在1948年夏，国共两军在省城进行了一场惨烈的围城战。那时，有一些饥饿的难民从城里跑出来。
　　我下乡那地方，离当年著名的“红旗街卡子口”有30公里远，侥幸跑出来的难民，有的就从我们这里路过。
　　历史，也刻在了我们屯儿的年轮上。
　　我们生产队有一位马倌，人很善良，不幸是个豁子嘴（兔唇）。他有个宝贝儿子，是我们这里方圆几十里内，学历最高的一位——高中毕业生。
　　这位高中生，就是当年那场战争的遗孤。
　　1948年夏，他还在襁褓中。他的老妈，当时还是个小媳妇吧，好不容易从卡子口里跑出来，路过我们那儿，实在带不了这孩子了，就给了豁嘴儿家里。豁嘴儿两口子无后，就抱养了这孩子。
　　老两口心疼孩子，给孩子起名叫“满囤”，俗是俗，但可以看出爱之切来。
　　他们疼孩子，小时候不让孩子干活儿。孩子喜欢读书，豁嘴儿就全力供养，竟然一读就读到了高中毕业，可惜遇到文革，只能回乡来劳动了。
　　我们屯儿里的老农，一点也不尊重这位高中生，因为在老农眼中，这是一个读书读废了的典型。
　　他是啥活儿也干不好。
　　虽然人还算机灵，但高中生在农村就是个异类。我是个半拉子初中生，但也觉得他是个异类，身上并没有“城市气息”，还不如那几位下放工人。一个在镇中学毕业的，能有什么城市气息？
　　他就这样，几头不靠。
　　那时候的媒体，讲得好听，说农村知识青年可以参加“三大革命”，就是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
　　而实际情况是，农村根本没有科学实验，只有后来安装的电灯泡算是科学装置；就算有科学实验，满囤先生也没学到什么实用的知识，参加不了。
　　满囤家在屯里是孤姓，没有家族势力，“阶级斗争”（从政）也轮不着他，连记工员都当不上。
　　生产斗争，满囤又十分不灵。
　　但不管怎么样，他是在一个还比较殷实的农家长大，还念到了罕见的高中毕业。他那位不知跑到哪儿去了的老妈，若有知，也该放心了。

　　三十四、台湾姑娘
　　
　　1971年的夏末，我沉闷的乡间生活有了一点儿松动。那时候，大队要搞一次大批判宣讲活动，到各生产队去宣讲。
　　内容是——批判刘少奇。
　　对于当时的农民来说，这纯粹是扯淡。但夏锄过后，没有事儿干，扯扯淡也行，大队决定搞一家伙。现在我回想，那大概是为了政绩。
　　在农村搞大批判，不容易，因为识字的没多少。正好各队都有下乡或回乡知识青年，于是大批判的主力，就是这帮人了。
　　当时我们有10个生产队，一个队选派一个年轻人，集中到大队，写好大批判稿，每人大概读三五分钟，就算一场大批判会。如此演练好了后，就到各生产队去巡回。
　　我们生产队，当然派的是我去，老农早就知道我在这方面有“能水儿”。
　　最近余秋雨先生在新书《我等不到了》里叫板，说有哪个知书识字的，在文革中没批判过刘少奇，请站出来。我估计没人敢站出来。他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那时候九队派来的是一位回乡知青，女的，是一位很稳重的圆脸姑娘。她是镇上中学的初中毕业生，模样与气质，都不像是乡下人。有时候宣讲结束，我俩回生产队同路，能边走边聊走上一段。
　　那女孩很有城府，也很有上进心，所谈的内容都不很俗。我一度对她很感兴趣，可是后来发现，她的感情经历，可能比较丰富，不是我这样的单纯小子能匹配的。
　　在单调的乡村生活中，巡回大批判也是一抹亮色，不亚于今日之选秀活动。我们这个宣讲团，一天跑三个队，所到之处，受到隆重欢迎。现在想想，当然很滑稽，几个十八、九岁的孩子，每人上台去念一段抄来的稿子，老农就像听圣旨似地听一遍，然后散会。
　　这样一搞——能多打点儿粮食？能巩固一点儿什么？
　　都是扯淡。
　　一次，我和那位九队的女孩同路，聊天中，她忽然说：“我妈是台湾人。”
　　这个背景，让我很惊讶。一个台湾女人，怎么会流落到东北的乡下来？
　　她没对我做解释。
　　那一天，我们在大队部集中，准备下生产队去宣讲。正遇到有两位从北京来外调的警察。外调，这也是文革用语了，就是对某人的政治历史进行调查，要天南地北的找到相关的证人，出具证明材料。
　　这俩警察中，有一个较为年轻，说话也幽默。他见我们大队部竟然集中了10个年轻人，看样子都不像是农民，很感意外，便问：“你们是知青？都是本地人吗？”
　　我们分别报了祖籍，什么江苏、湖北的都有，他说：“我说的吗，打死我也不相信你们是本地人。”
　　这时候，大队长很得意，就开始吹：“我们这地场，连台湾人都有，你信不信？”
　　大伙知道，这是在说九队的那姑娘。
　　那警察瞅瞅我们大队长，一撇嘴：“那是啊，林子大什么鸟儿没有？”
　　我们哄堂大笑。
　　巡回了三天，大批判结束，我们10个青年都成了朋友。在老农群体中，知青和回乡青年，彼此的认同感最强，因为都觉得，自己怎么也比一般老农要高一点儿。
　　过后不久，我听说，“台湾姑娘”把户口转走了。
　　那时候，城里的工厂，已经开始在下乡知青当中招工了，虽然有的只是县工厂，但能跳出农村挣工资，那就是好。“台湾姑娘”是不甘心一辈子陷在农村里的，不知通过什么途径转了户口，把自己的身份改成了下乡知青，以便将来谋个好前途。
　　我再没见过她，只记得她的颧骨略高，脸蛋红扑扑的，有细细的绒毛，像水蜜桃。他走路很快，性情内敛但骨子里很昂扬。
　　几十年后，我偶然想到她，觉得她妈妈不可能是台湾女人，很可能是日本女人。
　　“伪满洲国”的时候，日本曾移民30万到东三省，组建开拓团。抗战结束后，这些日本平民散落在东北没人管，直到1946年中才被遣返回去。
　　“台湾姑娘”的妈妈，可能就是在1945年的时候，流落到我们那里的，嫁给了农民，“黑”下来了没有走。对外不好说是日本女人，就说是台湾女人。
　　那么，九队的那姑娘，就应该是半个“日本姑娘”了。改革开放后，也不知她是不是能沾上这个身份的光。
　　

　　三十五、人大代表老L头
　　
　　批判会结束后，就是秋收了。有时候大队放映露天电影（西哈努克亲王访问各地的纪录片），全大队的人都去看，会碰见一块儿参加大批判的“战友”。六队的“战友”是小Y，一个黑不溜秋的回乡青年，人挺单纯，我每次见到他，都会聊一会儿。
　　有一天，我俩在田地里碰上，互相又交换消息，他忽然压低声音说：“你知道吗？林副主席……叛变了。”
　　我大吃一惊，但又觉得很正常——就这么瞎搞吧，什么事儿搞不出来？
　　没过两天，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传达到平民一级，各队社员开会传达，后来又陆续下发了学习材料，从井冈山说到辽沈战役，社员半夜半夜听我读文件。
　　这以后，国家的社会生活稍微正常了一点儿，召开了“四届人大”，会上提出了“四个现代化”，有很刷新政治的意思。
　　我们大队，还出了一位农民人大代表，是全国的，政治待遇相当高。那位代表，就是六队的老L头。老L头相貌生得好，人高马大，有络腮胡子，崭新的黑棉袄一穿，绝非凡人。要是演戏，是标准的贫下中农形象。他是党员，但没有任何党内职务，只是六队的生产队长，选作人大代表最合适。
　　老L头进了京，回来做了传达。他一个文盲，去参会也不过就是听听、鼓掌、投票。回来传达时，也没讲毛主席什么样儿，只是对社员说：“我们要防止片面的资本主义。”
　　我琢磨了半天才明白：他说的是“要防止变相的资本主义”。
　　至于他自个儿发明的“片面的资本主义”是啥，我到今天才明白了一点儿。
　　老L头总体上还不错，很懂官场规矩，但又没有乡村权贵的那种阴坏，我后来曾因在招工问题上受大队书记压制，去求过他，他虽表示爱莫能助，但也表示了些许同情。
　　他的水平，够不上什么全国人大代表，但他发明的“片面的资本主义”，我到啥时也忘不了。

北极豪客

　　三十六、W二狗子
　　
　　按照我们现在的想象，70年代那时候，农村里“贫下中农”地位最高、最牛逼。其实不一定，乡村有乡村的法则。我们那个屯儿，牛逼的和不牛逼的，不是完全按阶级成分来划分，而是按照家族划分。
　　一个村子里，比如姓王的多，且又占据了生产队（俗称“小队”）的队长和会计职务，那这个家族所有的人，都很牛逼，当然地主、富农分子除外。
　　我们生产队，大姓是老X家族——外甥当队长，老二当会计，老小在大队当民兵连长，还有两户是下放工人，这是相当显赫的家族了。老X家有的家庭是中农成分，但在村里，地位一点儿都不低。
　　至于零散的外姓，不管是中农还是贫农，一律是弱势群体。
　　我们屯儿有一家姓W，是孤姓。当年看他家这姓挺怪，大伙都避之不及。老W家的主妇，是个很泼辣的娘们儿，得罪了不少人。结果，生产队分给老W家的宅基地，是在远离村子一里地的地方，就那么孤零零的一所房子，歧视的意味很明显。
　　老W是个窝囊废，连话都说不利索，在家里是老W婆子主政。回想起来，老W婆子也算个性情中人，容不得对她家不公道。据说，有一次她跟小队会计起了争执，激愤之中，忽地就要脱裤子——恶心死你！吓得会计面无人色，掉头就跑。
　　这一家，恨透了家族歧视，乐得跟村里谁都不来往。
　　老W婆子特别能生育，有7个孩子，全是儿子。除了大的两个是成人外，其余5个，从少年到儿童不等。这家的孩子一出来，站在那儿，一个比一个矮那么点儿，记录了岁月的年轮。
　　儿子多，在农家是好事，但超级多，也就走向了反面。老W家的小孩子穿不起鞋，大冬天的还光脚丫，耐寒能力超强。这一点，连老农们都惊叹。
　　他家的老二，外号叫“W二狗子”，生得膀大腰圆，在生产队里是第一名大力士，饭量也是第一。二狗子会摔跤，会使蛮力，看那样儿连老牛都能扳倒。这一点，在屯儿里也有口碑，没人敢跟他过招。
　　二狗子自然也受歧视，干活儿时，老X家的小伙儿老变着法儿骂他，如果超过了底线，他就要鸡头白脸跟人家摔跤，一般人只能告饶了事。
　　有一次，忘了是什么原因，他忽然跟我叫板。我以前跟同学请教过几招，并不怕这头蛮牛，于是就说：“摔就摔！”
　　旁边的老农脸上颜色都变了：“你可不能跟他比量！”
　　二狗子哪容我多想，上来就用双手搭上我肩膀，支上了架子。这家伙确实是有蛮力，但我有巧劲儿，僵持了一会儿，我就使了个“大别子”——把一条腿伸到他的身后，别住，然后把他上身猛地向后一推，“哐当”就把他摔了个四仰八叉。
　　二狗子在摔跤上从没有失败记录，被我摔得一时反应不过来。旁边，爆响一片叫好声。
　　这事儿，成了新闻。
　　民兵连长当时不在场，第二天还特别问我：“听说你把W二狗子摔倒了？真的？看不出来。”

　　三十七、魏大爷和魏大娘
　　
　　我在文革前，只念过初中一年级，那时候不学英语，学俄语。那年头中苏早已闹翻，学俄语其实已经没用了，可是，学校里只有俄语教师呀。
　　因此，我现在还记得几个俄语单词的读法。
　　考考你们吧。英语说“再见”是“拜拜”；日语说“再见”是“沙哟娜拉”；那么，俄语呢？
　　——是“打死魏大娘”！
　　这魏大娘也不知道惹着谁了，就在那个年代，被初学俄语的人一遍又一遍地“打死”。
　　我下乡的集体户，隔壁还真有一位魏大娘。她和老伴魏大爷，是乡村里的另类老农。
　　魏大爷、魏大娘有儿女在城里，是当干部还是当工人，不清楚。老两口都不参加队里劳动，到年终分配，拿钱买口粮。
　　两人原先就是老户，在屯儿里有房子、有自留地，儿女能供养他们了，他们也就不劳动了。
　　魏大爷和魏大娘，两人性格很不同，形成强烈反差。
　　魏大爷不苟言笑，平日里死瞧不上我们户的女生，有女生翻墙去他家院子偷摘海棠果，他察觉了，举着掏灰耙子就撵，追到墙头破口大骂，吓得女生差点儿尿裤子。屯里人都不敢招惹他。
　　魏大娘却是一副好脾气，都50来岁了，还在发髻上紮个红头绳。从她的脸相看，早年肯定是个俊俏女子。她性情活泼，动作神态上，居然还有小姑娘的范儿。
　　这两口子是怎么搭配到一块儿的，我百思不得其解。
　　当年知青到农村，农民其实不怎么欢迎。一是，你去，就摊薄了人家的平均收益；二是，城里孩子沦落到乡下来了，与他们有何干？他们只是幸灾乐祸，看笑话。
　　真正对知青有点儿怜惜的，也有。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有儿女在城里做事儿。
　　他们是爱屋及乌了。
　　这些城里人的农村家属，见到我们就亲。魏大爷跟邻居哪个人都不说话，就跟我说话。他还瞧不起我们户的那些从镇里来的知青。在他的观念里，镇上的居民本来就是屯老二，狗屁不是。
　　我有时候愿意上老魏家坐坐，聊聊。
　　魏大娘看我在他家看书，就乐呵呵地说：“这孩子，就乐意看书哈！”
　　过了几天，魏大娘忽然跟我说：“我们老头子说了，你在集体户，吵吵八火的，能看好书吗？你搬我们家东屋来住吧。”
　　我当然乐意。
　　老魏家的东屋，有炕，但没人住，屋子是做了仓库用。从此我就在老魏家扎下了根，只是吃饭时翻墙回集体户去。
　　在老农家里住着，感觉跟集体户完全不一样，真清净，赶上“竹篱茅舍”了。我对乡村的部分好印象，很大程度是从老魏家得来的。
　　魏大娘在干家务时，老是自说自话，嘀嘀咕咕的，一会儿跟猪说话，一会儿跟鸡说话，乐观得很。平时队里有事儿，魏大爷不屑于去参加，都是叫魏大娘去。魏大娘每次出门，都要特意打扮打扮，还要在里屋的镜子里照一照。
　　这老太太，谁还看你啊——她是把少女时代的习惯保留到了老。
　　我在他们家，整整呆了一个夏天带半个冬天。我想，老两口在屯里是孤老，要是有个女儿的话，背不住能嫁给我。要是有这么一对儿农村爹妈，也挺滋润啊。
　　魏大爷整天不说话，老咳嗽，咳完就狠狠往地上吐一口痰。
　　他家的东屋，梁上挂着苞米穗子、镰刀、锄头，安安静静的。我一看书，魏大娘就给我搬过一个炕桌来，嘻嘻哈哈地说：“来来来，秀才读书了。是不是，孩子？”
　　过后我才知道，在这屯里，外人要是想上老魏家借住一晚上，那都是做梦。
　　

　　三十八、啥叫“再教育”
　　
　　一个青年，步入社会之初，真是不易啊！
　　我们当年是1969年下乡，才16岁。集体户的同学在出发前，照了照片。这照片我现在还保存着。我们那时就是孩子，眼睛圆圆的，透出纯洁、热情和对未来的向往。40多年过去了，再看看自己现在的照片，眼角都耷拉下来了，成了“倒八字眼”，眼神里充满了戒备、敌意和冷漠。
　　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就叫做“沧桑”。
　　人，没有谁是合金钢，可以不受社会的腐蚀。
　　那时候我们下乡，是被主流媒体称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在没下乡之前，对农村和农民的认识，还停留在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水平上，以为我国的农民都通情达理、心怀全球。我们不知道，那些电影，是文化人瞎编的，是幻影而已。
　　一到农村，我们就认识了真正的农民。
　　农民们确实有优秀的品质，比如吃苦耐劳；但农民也有缺点，比如自私、对公益事务冷漠、精神极度匮乏。
　　我当时最不适应的，就是农民之“好色”。这种好色，当然只停留在口头上。公社化以后，男女分开干活儿，男社员们在干活儿时，闲极无聊，最愿意聊的，就是性，是女人，是“大姑娘”。
　　农民的精神世界，和电影里的，相差十万八千里。革命不革命的，不关他们的鸟事，他们只希望枯燥的劳动生活，能有那么一点点意思。
    公社干活儿，女人不大聊黄段子，男人是天天、时时都离不开黄段子。
　　老爷们儿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几件事上。一，做爱的技巧与乐趣；二，女人性器官的方方面面；三，对某位女人进行意淫。有个别见过世面的，还能聊聊“操屁股”（男同性恋）。
　　那时候农民也有段子，情色顺口溜，一般都叫“四大某某”。比如“四大累”，就是“和大泥，脱大坯，养活（生产）孩子，操大逼”。
　　“四大硬”，就是“门洞的风，新做的弓，半夜的鸡巴，老山东。”
　　“四大嫩”，就是“发芽的柳，大姑娘手，小孩鸡巴，黄瓜纽儿（刚发育的黄瓜）。”
　　“四大摸不得”，就是“木匠的斧子，瓦匠的刀，新媳妇被褥，大姑娘腰。”
　　其联想力之丰富，对仗之工整，叫人叹为观止。我这里举出的，不过是其千分之一。
　　这就是我所受的“再教育”。

　　三十九、文学是唯一的救命稻草
　　
　　诸位看了我上面介绍的一些情况，可以想想：要是那时我有一个到“富士康”去的机会，是不是像进了天堂？可见，生活背景如果不同，感觉上会有天壤之别。
　　我们那时候是小孩子，不可能有什么成熟的世界观，也没有“左”或“右”的政治观点。我那时只是想，从我降生起，到16岁初中肄业，起码接受的是文明教育，而老农们给我的，是不文明的教育，是野蛮落后的教育，我本能地要进行抵制。
　　那时候，正如年轻读者所知道的那样，信息极端稀缺。我的精神世界，营养来源非常缺乏，在一片荒漠中，只有一点点外来的“水滴”。
　　那时候，省城新华书店外文部有卖“兄弟国家”画报的，我们家里买了一些，我就来细细研究，都挺有诱惑力的。
　　《朝鲜画报》，里面展示的是经典的“社会主义生活”，跟我在1965年前的生活差不多，人们可以休息、逛公园。《越南画报》里面有一些绝色女子，拿着钢枪也不失妩媚。越南北方的少年，因为学习优秀还能获奖，真让人馋死了。
　　《新阿尔巴尼亚》画报里，农民的家庭也挺雅致，小桌上铺着针织网眼的桌布，好洋气。阿尔巴尼亚的农民，服装很艳丽，农闲时还能唱歌跳舞。
　　就算这些照片是“摆拍”的吧，可我们连摆都摆不出来。我久久抚摸着那些画报，憧憬着：哪天能过上这种生活，就可以瞑目了。
　　还有一个信息来源，是偷听“敌台”。那时候，收音机的短波频道能听到“莫斯科电台”、“朝鲜电台”、“英国伦敦广播电台”、“美国之音”。这是对立阵营的广播，可是那时一律被视为“敌台”。偷听敌台，在理论上是要被抓的，但实际氛围没那么严重，有短波收音机的，不听才怪。
　　我们家有一台很不错的上海产半导体收音机，我有时会听一听。听这些异端的声音，不是为了寻求思想出路，而是听我们的听烦了。
　　那时候的感觉是，美国的音乐很难听，英国播音员的汉语很优雅，苏联播音员的汉语怪得仿佛火星语。最有意思的是朝鲜电台，老是说“百战百胜的钢铁灵将”什么的。当时还有苏联办的地下广播电台，叫“红旗广播电台”，那里面的内容较为刺激，公开为刘少奇翻案，我不敢多听，怕惹事。
　　偶尔听听，也觉得都是八股，没意思，可是偷听敌台使我懂得了：不论谁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可见我们现在不一定就拥有真理。
　　真正救赎了我自己的，是文学。那时候，我想自学一门或几门知识，可是学什么都有难以逾越的门槛，只有文学，识字就能看懂。
　　在生产队闷头干了一年多，我发现照这么干下去，天天听“四大红”，精神上要死掉的，必须自我奋起，上进的阶石就是文学。当时我把能搜罗到的小说、诗歌，都拿来仔细看，还兢兢业业地做笔记。
　　下雨的时候，生产队不干活儿，这就是我的读书时间了，所谓“又乘微雨好读书”。
　　我读了爱尔兰小说《牛虻》，知道了人可以通过主观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读了苏联小说《海鸥》，我对美丽的女游击队员无限神往；读了苏联小说《叶尔绍夫兄弟》，觉得苏联就是天堂；读了《艾青诗选》，觉得他写农村的诗写的就是我的生活。
　　那时三队有一个回乡知青，姓李，比我大一岁，这里就叫他李君吧。李君也喜欢文学，我们俩臭味相投，都立志把文学作为一辈子的事业。
　　那天在他家土炕上，说起各自的文学理想，都互相鼓励，好像《牛虻》里的烧炭党人在搞密谋一样。
　　我们不这样不行。李君在当地没有势力背景，只有刨一辈子地的命。我的家庭出身不“红”，当兵不行，招工的机会也不大，当时的大学还没有招“工农兵学员”，所以我也是死路一条。
　　我俩发下了毒誓：绝不刨一辈子地，说什么也要乘坐文学之舟，去远方。
　　具体怎么通过文学改变命运，我们都说不清。
　　后来李君通过在延边自治区当干部的姐夫，把自己的身份转为下乡知青，去延边插队了。10年后辗转去了山东，如愿以偿当了报社编辑，他后来散文写得很漂亮。
　　至于我，坎坷就比较多一些。但总还算借上了一点儿文学的光，否则现在就惨了，非上街蹬三轮去不可。

　　四十、上哪儿去弄到书？
　　
　　那个年代，无书可看。新华书店虽然没关闭，可是那里面的书，谁能感兴趣呢？
　　从1966年到1968年，文革闹红卫兵、打派仗、闹武斗，一共闹腾了三年。从1969年起，社会生活走上了“新轨道”，不闹了，可又沉闷得要死。中国自有文化以来，没有比1969年至1971年更沉闷的了，连广播电台播放歌曲都受到限制。
　　那年头，“合法”的歌曲几乎没有。
　　一个国家，连国歌的歌词都是非法的，真是骇人听闻！后来，当局似乎觉得不妥，借着抗战胜利25周年，放出了一批改了词儿的抗战歌曲，有《大路歌》、《毕业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歌倒都是好歌，但不合时宜，老百姓觉得不好听。
　　1971年末，又放出一批陕北、湖南民歌，有《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翻身道情》、《挑担茶叶上北京》、《洞庭鱼米香》等等。这批民歌有点儿特色，但老百姓还是觉得不过瘾。
　　一个国家，“合法”的歌曲只有20来首。在这种文化专制下，可想而知能读到什么书了。
　　那时候的出版检查之严，超乎想象，连《雷锋日记》都没得卖了，全是大批判文章合集，只有吃饱了撑的才去买来看。书店偶尔卖一本日本共产党左派的谈话录《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立刻就成畅销书。
　　那么，我想发奋自学，书从何来？
　　全是从非法渠道获得，还有依靠私人关系借的。
　　1968年的时候，学生、工人不打派仗了，大家逍遥了一年。我和几个中学同学，钻进封闭了的学校图书馆，“窃”了一批书出来。我那时钻进图书馆，如入宝山，眼睛都不够用了，惊叹世界上居然有这么多书。
　　我不知道挑选什么好，看看小开本的散文集挺可爱，就搜罗了一大批。刚看了一本秦牧先生的《花城》，立刻就被迷住，知道了中国的词汇，远不止语文课教给我们的那些，从此爱上文学。
　　后来在街上闲逛，看见有老头儿摆摊卖旧书，我就买了几本，其中一本是《艾青诗选》，用繁体字印的诗，看起来很舒服。
　　买完夹在胳膊下，坐电车回家，碰见两个大学生，一个问我：“这书哪来的？”
　　我如实回答了。那人就借过去翻翻，对同伴说：“艾青，大右派写的。”
　　这下我就知道这书的金贵了。
　　下乡后，我带着这些书。同学的手里也会零星有几本《牛虻》、《家》什么的，就借来看。少年气盛，看了这些书，更不打算规规矩矩的向现实屈服了。
　　后来又向回乡青年李君借书看，比方《海鸥》；我妈也从同事那儿借书给我看，比方《叶尔绍夫兄弟》。
　　这以后，在当地，我“特能看书”的名气响开了，结识了一些朋友，借书的渠道也多了，比如《普希金文选》、《莱蒙托夫诗选》、《神曲》等等，这质量就提高多了。
　　之后，我母亲看我自学渐渐上了道，觉得也不失为一条出路，就凭私人关系，有计划地从单位图书馆员那儿偷偷给我借书。借来的书，有辽宁省的文艺杂志《鸭绿江》合订本，有苏俄作家普里什文的《林中水滴》、法国作家法朗士的《诸神渴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这可是让我大开眼界。
　　最奇特的，是居然借到了一本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内部出版的“灰皮书”，读完后太震惊了——这样的阅读，基本也就上路了。
　　“读禁书”的经历，很难忘。有一次，我带着一本《莱蒙托夫诗选》到公社去开会，被县里来的一位驻社干部发觉：“嗨，你那是什么书？”
　　书的外面，是包了牛皮纸封皮儿的，我信口开河说：“是毛选啊。”
　　他说：“我看看。”
　　我跟那干部有点儿熟，就耍了一下赖：“毛选，就不用看了吧。”
　　那干部是知识分子干部，心知肚明，他不想让我读禁书，但又觉得喜欢读书就好，也就算了。
　　我的感觉是，读书就像吃饭，饿极了吃才香。现在我读书，就得挑三拣四了，读起来也三心二意，再不会像饿狼似的了。
　　

北极豪客

　　四十一、意气风发中学生
　　
　　1970年早春，寒风刺骨，我在村边和社员一起刨大坑，满眼是黑土、残雪、败叶。那时最怀念的是什么？
　　是中学的教室。
　　我念中学，刚刚才一年。当时应是1966年7月放暑假，可是到6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个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就贴出“革命”大字报，中央广播电台立刻广播。第二天，全国的大、中学就都停课了。
　　我早期的受教育经历，就到此为止。现在的中学生厌学，那是因为天天吃饱饭，厌食了。我们那时候是没吃够。文革前的中学，比现在稍微宽松些，业余生活堪称丰富多彩。告别那样的生活才三年，我们就沦落成屯老二了，心痛啊。
　　站在大坑边，眼前老有幻影，是教室的白布窗帘，在微风中晃荡，还有春天窗下的丁香花。“当时只道是寻常”，哪知道说完就完了呢？
　　现在的年轻人，都诅咒我们“活该”！
　　我们活什么该？我们该遭天谴么？这问题我一辈子想不通。
　　文革第一张大字报，是一个大学系主任贴出来的。文革的点火文章，是一个文艺评论家写的。文革武斗的主力军，是工人大老爷们儿和大学生。在北京“破四旧”打死人的，固然是中学生，但只是一小撮人，当时就陷于“全民共讨之了”，并不是所有的中学生都打死人了。
　　可是，遭惩罚的，怎么就是六届中学生（初中三届、高中三届，合称“老三届”）？
　　我们中学生跟着闹文革，其实就跟现在“90后”随大流买一本《独唱团》一样，小孩知道个屁。
　　文革初期的混乱一结束，工人照旧做工，大学生等待分配，小学生免考升中学，基层干部被结合进领导班子，老师虽然还挺不起腰来，但好歹能继续呆在学校里。怎么就我们这六届中学生要遭处罚？
　　大学生已经“成才”了，不能废掉，废掉成本太高。小学生大有前途，也不能废掉。就我们这中学生，是半成品，废了就废了吧。
　　那时候，不甘沦落的知青，最愿意干的事儿，就是读书；最向往的地方，就是教室。现在有“书斋革命家”老在嘀嘀咕咕，我还是那句话：你指责我们“不革命”可以，请去抓一把大粪再说。
　　其实1970年以后的中学，也很可怜。学制只有四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简直是在对付。就是毕业了，也绝大部分要下乡。四年当中，军训、劳动、大批判，就要占去一半的时间。可人家，毕竟是每天进出校园。
　　有一次，我因为太郁闷，就跑到四平市去逛逛。四平，当时是个太土的城市，没啥玩意儿。可是在一所中学门口，忽然瞧见放学的人群出来，中学生们个个意气风发。那时候，中学生中的“组织”，除了共青团，还多了一个官办的“红卫兵”，大多数中学生，都臂戴红袖标。
　　这是当年的“90后”啊，那个范儿！他们戴袖标都不好好戴，就用两个别针，把袖标上端别在袖子上，风一吹，跟小旗儿似的，酷死了。
　　我看得呆了，立在学校门口，恨不得立刻就死！
　　

　　四十二、我演杨子荣
　　
　　现在的学者说到文革时期的文艺贫乏，总爱说那时只有“八个样板戏”。其实整个文革时期的文艺，远不是“八个样板戏”能概括的，花样儿要丰富得多。但从1969年到1971年这三年，可说是秦朝以来文艺最贫乏的三年，确乎可以叫做“只有八个样板戏”。
　　当时文艺界的主事者，不知搭错了哪根筋，把所有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全部封杀，就留下八个样板戏，广播电台颠着个儿地播放，把人们的耳朵都听出茧子了。
　　这大概是要为江青同志造势吧，不过这也太低估人民群众的智慧了。样板戏的恶果，就是文艺形式的单一化、程式化，后来几年的舞台和电影屏幕上，你就看吧：不是灰军装，就是黄军装。“革命”倒是“革命”了，老百姓却腻味死了。由于文艺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引起对决策者的厌恶，这也是“四人帮”被人民抛弃的原因之一。
　　这种愚蠢的思维方式，近几年好像又有人继承了衣钵。现在我打开电视看，呵呵，很多似曾相识啊。
　　回过头去说，经过三年的强力推广，到1971年，样板戏已如日中天。
　　1971年春节前的一段日子，是我人生中大可纪念的一个片段。当时我闷头干了一年多农活儿，忽然就不甘心把大好青春献给泥巴了。参加巡回大批判，给了我一大启示，别看我的“文化水儿”不多，但在农村，还是稀罕的。我要利用一切可能，发挥“有文化”的特长，参加一切可能的社会活动，免得被老农的“四大红”给腻味死。
　　那年冬季，农活儿不紧张的时候，大队组织了文艺宣传队。这个事物的产生，有着全县、全公社的背景。那时候，公社成立了专职的文艺宣传队，从各大队选调下乡和回乡青年，不发工资，由各大队承担工分。
　　公社起了这个头儿，各大队也纷纷效仿，成立了自己的脱产文艺宣传队。
　　这是基层自发的行动，没有上面号召——憋得太久了，农民也需要精神生活啊。
　　这文艺宣传队，都是业余演员，水平跟现在为民工表演的草台班子差不多。老农像牛马似地干了一年，连个正经电影都看不到一部，总不能把人给憋死吧？只要有一帮青年男女在台上又唱又跳，养养眼睛就行。
　　农村的文艺宣传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火如荼。
　　三队的一帮回乡青年，不服大队文艺宣传队的水平，就在三队队长的支持下，自己组织了宣传队。大队的宣传队是脱产的，三队的是纯业余的。稀里呼噜搞了一个月，也端出了一台节目。
　　三队李君的堂哥、堂妹，都是宣传队的主力，把我请去，要我给指导指导。我哪有什么文艺细胞？瞎说一通呗。他们却倍感振奋，劝我干脆参加他们的演出，也担任一个角儿算了。
　　我正想凑热闹，于是一拍即合。
　　当时三队宣传队要演个样板戏的片段，一个19岁的女孩子会唱京剧，找不到男角儿搭配，就让我上。决定演出《智取威虎山》的“深山问苦”。19岁女孩演小常宝（猎户女儿），我演杨子荣，还有一老爷们儿演猎户老常。猎户的唱段很少，因此能应付下来。
　　三队的青年们对这个事儿特别认真，简直视为神圣，决意要跟大队的文艺宣传队打擂台。
　　再卑贱的青春，也不甘心被埋没。这大概是他们黯淡的一生中，最美好的一个闪光点吧。
　　要正式演出了，青年们对我演出的行头可是下了功夫，大伙七凑八凑，让我穿上了一身正经军装。没有马靴，就登上长筒防水胶靴。驳壳枪是李君堂兄亲手做的，像模像样。帽子是李君堂兄的，一顶高档的狗皮帽子，当年杨子荣要是有这帽子，也犯不着闹革命了。
　　有一件事，很让人发愁。标准版的杨子荣，是有一个极其漂亮的白色披风的，这是江青同志的审美趣味。可是，在1971年的东北农村，上哪儿去找那么一件披风？就是拆了被里子也不行啊，家家都是旧被子，都泛黄了，黄得很难看。
　　“猎户老常”出了个主意，说豆腐坊榨豆浆的纱包，可以代替。于是，我这个杨子荣就披着豆腐包上场了。
　　生产队演出，也不用搭台子，吊起两盏马灯就行。乐队是李君堂兄拉京胡，其他还有笛子、二胡、锣鼓什么的。
　　我们这节目一上场，感觉还不错，小常宝开口一唱，全场静音。轮到我唱也是，老乡们就呆呆地看着，入了迷似的。我注意到，前排有一些是老农民，戴着毡帽，袖着手。
　　事后反映还不错，大队团支书小J跟我说：“我爹说，还唱得挺有味儿的。”
　　跟我演对手戏的小常宝，长条脸，仅有中人之姿。这一唱，可不得了啦，成了全大队的明星。我们队年轻的队长，立马托人去提亲，三下五除二，把她娶回了家。
　　

　　四十三、我为什么要逃避劳动？
　　
　　劳动是神圣的，这没有异议。我们从小，学校就是这么给灌输的。这里的“劳动”，是专指体力劳动。
　　但我下乡闷头干了一年多后，发现事实正好相反——“劳动是不神圣”的。
　　在那年头的媒体和文艺作品里，大队书记都是掌握着正确路线，带领群众苦干的人，其高风亮节堪比圣贤；而我所接触到的大队干部，却都是乡村贵族。
　　那时大队的一套班子，书记、大队长、副大队长、会计，这是全脱产的。团支部书记、妇女主任、民兵连长，这是半脱产的。半脱产的干部，老是开会、搞群众运动，一年能干80天农活儿就不错了。
　　其余的贵族职业还有：卫生员、铁匠、小学校长、代课老师、供销社售货员、拖拉机手，这都是专职的，工作很轻松，一点儿农活儿不沾。
　　这一批人，构成了乡村的权贵阶层。他们的收入来源，是各生产队无偿负担的“大队分”，每年“大队分”总量有多少，都从生产队提留。
　　我所看到的“正确路线代表”——大队书记、大队长者流，是在全年中一天也不摸锄把子的。这与当时的主流理论，形成了巨大的差异，那就是：越代表革命的人，越不用干体力活儿。所以，鼓吹“劳动神圣”，谁能信呢？
　　上面提到了一些“香饽饽”职务，谁来担任，谁有资格担任？由于书记、大队长说了算。选择标准呢？一是看谁关系硬，二是看谁会拉关系。
　　不要说大队干部，就是生产队长，我也没见过有一个亲自劳动的。生产队里不劳动的，还有会计。
　　所有的农民，一年365天，一共也休息不了25天，全年都在忙忙碌碌。而那些脱产干部都做些啥？在大队部里务虚，到公社去开会。
　　你说，是劳动者神圣呢，还是不劳动的神圣？
　　我很快就明白了，就是再怎么闷头干，也进入不了乡村的“神圣阶层”。因为，一、我没有关系；二，我还有学生气，见了领导没话说。
　　六队有个女知青，中学毕业比我晚得多，投亲到了我们这儿插队，一天农活儿没干，就被安排当了代课老师，一直到被工厂招走。这有道理吗？现在的媒体，把代课老师说得很惨，看得我直想掉眼泪，可是当年我要是能当上代课老师，那得高兴得给大队书记磕响头。
　　知青想通过招工回城，名义上是由各生产队“贫农协会”主任推荐，实际上是大队书记说了算。城里的干部想把自己的子女早点儿招回城，在农村没有关系的话，可以送礼。家穷的工人送不起，工人子弟就只能靠自己钻营，不会钻营的，那就“扎根农村”吧。
　　我是属于 “灰色出身”的，这就足以被书记名正言顺地卡住。我父母是知识分子，还有闻一多那样的臭脾气，明知道一块上海牌手表就能解决问题，但就是不送。
　　那么我就是再苦干，大队书记也不可能推荐我回城去当工人。这种推荐制度，就是合法的“潜规则”。
　　谁实话，从我下乡起，我就没感觉到这是“五四”以后的时代。
　　人总还是个利益动物吧，没利益的事，我就不想再干了。
　　列宁还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呢，大队书记们好像不是列宁那一路的，我当然也就不想做保尔*柯察金。
　　
　　四十四、我被大队宣传队收编了
　　
　　大队书记从见我第一面起，就对我不感冒。原因是，许多知青见到他，都是热面孔、灿烂的笑，而我见到他则是冷面——没话。
　　那时候太不懂事了。我的这个毛病，直到40岁后，一位朋友教训我：“你对顶头上司说点儿好听的话，能掉两块肉吗？”之后，才有所纠正。
　　我的价值观，大部分来自书本，没太把老农当回事儿，包括大队书记在内；而大队书记也从没遇见过无视他权威的人，梁子就是这样结下的吧——这是我后来总结的，
　　不要说在那个时代，就是在现在，你的行为要是异于他人，也要遭到非议，何况不买领导的账，那不是找死？
　　恰恰大队书记有权力扼住我命运的喉咙，我有什么能跟他抗衡？什么也没有。
　　可我那时一点儿也没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还以精英自居呢，那么后来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我偶然也有脱颖而出的机会。
　　1971年春节过后，公社拟在阳历3月份举行全公社文艺汇演，我大队宣传队也要参与竞争。竞争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有自编的节目。
　　这可把大队干部难倒了，那时候的老农，几乎全是文盲，就是大队宣传队搜罗来的一帮知青，也基本等于文盲。文盲怎么搞创作？也许是有人提议吧，大队干部首肯，我就这样被大队宣传队收编了。
　　我得以短暂地脱离苦海。
　　宣传队跟着大队的作息时间走，早上不用赶在“老爷儿”升起之前起来，晚上也不用踏着夕阳归去。只是每晚吃完晚饭后，要加班排练。
　　跟“农奴式”的劳动比起来，这种生活就是天堂了。大队的会议室，暂且做了排演厅。从此再也听不到“四大红”了，朝夕相伴的，是青年们的笑声和歌声。
　　宣传队里所有的下乡和回乡知青，其实都是没念够书的，学业中断，是每个人心中的隐痛。宣传队朝气蓬勃的生活，让人产生了重回学校的幻觉。
　　到了大队，我才近距离观察到，做个乡村权贵是何等惬意。大队部，就是个独立王国，风不能进，雨不能进，干部们一天也不知道在忙些啥，一本正经，而又优哉游哉。
　　宣传队的队长，是妇女主任，一位大姑娘，但身材硕大到需要减肥。这位妇女主任也算是世袭干部了，她老爹，就是那位农民人大代表。妇女主任不懂文艺，她的主要工作，就是抓纪律，训斥作风散漫的知青。
　　宣传队的文艺指导，我们俗称“导演”，是一队集体户的小Z。小 Z是附近镇上的下乡知青，在中学时就是文艺骨干。他脾气暴躁，动不动就喝斥缺乏文艺细胞的队员。
　　我的任务，是写台词。当时的流行节目，比如小合唱、表演唱、快板书、三句半，都需要有文字脚本。在此之前，我除了中学生作文之外，只写过一篇大批判稿，还是照报纸抄的，现在如何能转型到“文艺创作”上来？
　　在咱们中国，没有活人会让尿憋死的，我那时自有办法，办法就是汪晖先生的办法。
　　妇女主任给了我不少县文化馆编印的文艺节目材料，我抄一抄，糅合糅合，改头换面，就成了。
　　我这次拿出的重头戏，是一出小歌剧，剧名是《这鸡蛋不能卖》。瞧这剧名，就知道是什么货色。老农辛苦一年，到年终才能结算，平时手头没现钱，全指望抠鸡屁眼换两个钱花，连这个都说成是“资本主义尾巴”，基本上就是不让人活了。
　　剧本的原著，是材料上现成的，汪晖先生可以把胡适换成鲁迅，我也就能把《这南瓜不能卖》改成《这鸡蛋不能卖》，如此而已。
　　在大队宣传队，能听到女孩子纯正的笑声了，这挺好，听老爷们儿胡侃“大姑娘裤裆”舒服多了。排演节目很枯燥，争吵不断，但也让人乐此不疲，我这才知道，怪不得文艺工作者都显年轻。
　　我最喜欢的，是能和同龄的知青谈谈心了。我跟二队的老D，一个青年农民处得很好。还有六队的小Y，也是我的朋友。看小Y样子蔫蔫搭搭的，不像有文艺素质，不知怎么也选调到了宣传队来，可能是妇女主任家的亲戚吧。
　　天寒地冻，大队拖拉机基本闲置，驾驶舱里就成了宣传队员们谈心的地方，常见有女孩儿坐在里面谈心。这情景，让人里感觉温馨。

　　四十五、这里的军营静悄悄
　　
　　在大队文艺宣传队里混，有一种类似“上班”的假象，使我嗅到了文明的气息。
　　余秋雨在他的文章中，动不动就要提到“文明”这个词儿。我的理解，他所说的“文明”是狭义的，不是指“五千年文明”之类的，而是指“文雅”、“礼貌”、“谦谦君子”。他是过来人，知道那个年代有多野蛮。
　　在宣传队的青年群体中，我终于吐出了一口浊气，暂时告别了野蛮。
　　宣传队补充了二队的老D、六队的小Y和我之后，渐入佳境，很快拿出了一台新的节目。
　　由于不可能抽调那么多人脱产，因此，队里的每个人都要一专多能。拉二胡的，也要上台演话剧。我是编剧，也演了一个农村干部角色。妇女主任也不能吃闲饭，她演出了小话剧中的一位老大婶。
　　节目排完后，先给本大队的老农看，检验一下，然后参加片区的4个大队汇演，最后再选拔节目到公社参加总汇演。
　　给本大队公演的那天，我们精神抖擞。晚上，也是在露天，寒意料峭，有的节目只能穿衬衫，但一上台就物我两忘了，哪还能感觉到冷？
　　没上过舞台的人，可能不知道：舞台表演是人类最富有刺激性的工作。上台后，你完全融入了角色，而且也知道自己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吸引着台下万众瞩目。
　　演出开场很不错，老农们被我们全新的阵容给镇住了。红扑扑的舞台妆、鲜艳的演出服、高亢嘹亮的歌声，足以让老农陶醉一晚上的了。
　　在演小话剧的时候，出了一点儿岔子。妇女主任脑袋上紮个白毛巾，挎了一个柳条筐上场，由于她身躯硕大，台下忍不住一片哄笑，站在边台的演员们也直捂嘴。
　　妇女主任硬着头皮撑到最后，一下台，就伏案痛哭，大家连劝都不知道该怎么劝。
　　不管怎样，演出是成功了，全队士气大振。几天后，到临近大队去参加片区汇演，一看才知道：天外有天。人家的水平，几近专业，我们拼了老命，好歹排到了第二。
　　几天后，附近军营的解放军来人联系，请我们去友情演出一场。
　　部队来了汽车，把我们拉到驻地。这是一个军用机场，里面静悄悄的，有柏油路、绿化树和亮堂堂的路灯。大礼堂里，军人坐得满满的，鸦雀无声。
　　我们的演出，显然超出了他们的期待。军人们原来可能想，能看上一场二人转也就不错了，没想到一个农村的文艺宣传队，能把节目演得这么有时代感。军人的高兴，我们在台上就能感觉到，只听得全场掌声雷动，反映远比老农热烈多了。
　　演出结束后，部队领导千谢万谢，等我们把服装、乐器扔到了车上，首长说：“现别走。”我们立刻会意：这是要请吃夜宵。
　　导演小Z先上了车，没听到首长说话，看我们大家不动，他急了：“还愣着干嘛？上车呀！”
　　大家哄地笑开了。
　　因为事出突然，部队食堂简单炒了几个菜，煮了一锅面条当饭。我一生中，只有那一次，吃面条不放任何调料，但滋味奇香无比。
　　临走之时，我恋恋不舍，这么好的军营，怪不得人们都想当兵。好几百号军人，散场后悄无声息，迅速散去，整个大院又是一片静悄悄。
　　当兵的生活，真是太文明了。面条即使不放盐，也那么好吃。
　　

北极豪客

　　
　　四十六、幸福失而复得
　　
　　按照现在的标准，那时候的知青是典型的“失败者”或“边缘人”，地位连老农都不如。每次回城，我都有强烈的屈辱感，养我长大的城市，把我一脚给踢开了，而农村这个“后娘”，面孔又不冷不热的。
　　我们处在了绝境。
　　有条件的知青，积极表现，争取出路。我们没条件的呢，那时候没有高楼可以跳，就只能强挺着活，轻松一天算一天。奥斯维辛里的犹太人，只听说有被折磨死的，被听说有自杀死的，这就是绝境下人的韧性。
　　过完了一个欢欢乐乐的早春，到了春耕大忙时节，宣传队暂时解散，队员各回各队。大忙季节，大队不能集中那么多脱产的人，在舆论上受不了。
　　回到队里，我憋着劲儿忙了一个春天，就等着“归队”的一天。
　　五月，是田野上翠绿的季节，莺飞草长，万物蓬勃。忽然有一天，我听说，宣传队又恢复了。我很纳闷：怎么我没接到通知？难道……我心里浮起了不详的感觉。
　　果然，晚上“前工人”老X来找我，说宣传队确实恢复了，但决定不要我了，让他去，请我把手里的文艺材料交给他。老X是我的忘年交，我不能说什么，只是心里很痛。
　　第二天去上工，感觉社员的眼光，有幸灾乐祸的，也有怜悯的。我不知道什么事儿得罪了大队的头头儿，想想该做的都做了呀。也许，我生了这个不是农村人的模样儿，那就是得罪了人家。
　　从天上掉到地上的感觉，很难受。在野地里干活儿，想到往日的“战友们”正在排练室里嘻嘻哈哈，心里就更痛。
　　那时也不知怎么了，把这种小小的得失看得太重。一个农村的文艺草台班子，能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占多大分量？可是，这是事后才有的觉悟。只要是个人，就不可能不计较一时一事的得失。中国人，本是最要面子的啊。
　　郁郁寡欢中，渐渐来到了初夏，铲地就要开始了。觉得好像过了一世，其实也不过才半个月。忽然一天的黄昏，有人见我从镇上回来，招呼我说：“大队宣传队让你马上去报到呢！”
　　嗯？
　　乾坤扭转了？我做了各种分析，都不得要领。吃罢晚饭，就去了大队。
　　妇女主任乐呵呵地跟我谈，大意是，以后你就专职搞创作，为迎接8月份公社大汇演做好准备。
　　我问：“这回，不能半截让我回去了？”
　　妇女主任坚定地：“不能了，你放心干。”
　　见了昔日“战友”，各个都对我很亲。
　　老D和小Y连忙把我拉到院子里，说：“把你开掉，我们俩坚决不同意，去找了书记，说宁肯我们俩回去，也要让你来。”
　　我问他们：“把我开掉，是什么理由呢？”
　　小Y说：“说你个头儿太高了，上台去不好看。”
　　果然，非我族类，人家看着就是不顺眼。
　　后来两天，我又陆续听到一些消息。原来，大队打的主意是：老X会拉二胡，让他来，既可以编写脚本，又可以拉二胡，比我的利用价值要高。
　　但这只是理论上的可行性，实际情况是，老X是50年代的青年，如今人到中年，思路上已不能与时俱进，完不成编写脚本的任务，跟年轻人的关系也很紧张。
　　这样，大队领导受到了来自几方面的压力，不得已，才让我回来。
　　我又过上了莺歌燕舞的生活，过一天算一天吧。
　　我觉得，我真的是这个社会的异类，今后的日子，也不会平坦。

　　四十七、一生中最美的一觉
　　
　　现在有人咒骂我们那一代是“渣滓的一代”；也有人怜悯我们是“废掉的一代”。其实，代际之间，是没有聪明和愚笨之分的，差别全在于时代崇尚不同。
　　我们年轻时，也认为：“30岁以上的人，都该枪毙。”
　　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看来，30岁以上的人只知道老婆孩儿，懦弱、自私、毫无大志。
　　直到我活到了年近花甲，才明白了：人生，除了“老婆孩儿”，还有什么更大的意义？很多可怜人，穷尽一生，连“老婆孩儿”的问题还解决不好呢，还谈什么“改造世界”、“拯救众生”？
　　青年和老年的最大区别就是，青年以为这世界上谁也击败不了自己。老年人则明白：这世界要想击败你，如同踩死个蚂蚁。
　　谁也不用狂妄，到老了，就都明白了。
　　我们那时候，也是聪明的。那时候，八个样板戏中有5个是京剧，所有的唱段加起来，也有100多个吧，有人能全凭记忆，一个音符也不差地唱出来。这样的聪明才智，要是用在数理化上，何愁不出科学巨人？
　　我们的才华，就是这么流散的，像水渗进了无边的沙地。
　　宣传队恢复之后的日子，我感觉很舒畅。恢复活动以后，正值夏锄大忙，大队为减轻舆论压力，让我们宣传队轮流到各生产队去帮助劳动，这样在名义上就是不脱产的了，免得“贫下中农”提意见。
　　协助各队劳动，各队当然要给面子，让我们干的都是较轻的活儿。我是编剧，那时还给我配备了一名“秘书”，是九队的回乡女青年小H。她的字，写得比别人稍微像样一点儿。下到生产队后，就给我们两人找一户清净人家，坐在炕头上写作。我写出草稿，小H替我誊写。
　　文字工作这东西，是软性的，手快的和手慢的效率很不同。我历来是属于手快的，因此大部分时间可以用来休息。在老乡家，人家把一间屋子让出来，没人打搅。正好有小H是聊天对象，我们聊宣传队家长里短的时间，远多于写作的时间。
　　诸位可不要想歪了。小H仅有中人之姿，又不是我感兴趣的那种，所以我们只是“战友”，绝无其他。
　　宣传队虽然每天“上班”的时间，比老农下地的时间晚得多，但在农村，除了病患，没有一个人是可以睡懒觉的。“老爷儿”没升起时，全家就都起来了。劳动力是3点半下地干一阵活儿，大约6点钟回来吃早饭，然后不到7点再下地。我们只不过免去了凌晨那一段劳作。
　　因此白天还是感觉困。一天下午，我和小H在老乡炕头上“创作”，我感觉困意袭来，跟小H说了一声：“不行，我要睡会儿！要是来人赶紧叫醒我。”说罢，倒头就睡。
　　一觉醒来，太阳都快落山了，这一气儿，竟睡了3个小时！
　　插队8年中，大白天睡得最痛快的，就是那一觉。那是我一生中最美的一觉。
　　农村没有假期，只有下雨天是放假。在那时的老农看来，城里人全是懒汉，哪有天阳晒屁股还不起来的？天阳出来，不就是照亮大地让人干活儿的么？
　　一个人，年轻时代最缺乏什么，什么就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年轻时家里穷掉底儿的，发财就是最大幸福。年轻时被女孩子瞧不起的，泡妞就是最大幸福。而我年轻时，干活儿的时间太长，睡觉的时间太短，因此大白天睡上一觉，就是我最大的幸福。到现在也还是。
　　

　　四十八、小镇借宿
　　
　　帖子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忽然兴起，在网上搜到了《智取威虎山》的视频，看了我当年唱的杨子荣那一段。40年了，历历在目，每个音节、每个手势，都那么熟悉。
　　这就是我们的青春，已不能用正确或不正确去评价它了。命运派给了我们那样一个时代，它就像阳光，渗进了我们的血脉，一辈子也拔除不了。
　　那个时代崇拜英雄，舞台上的杨子荣是我们心目中的神。这几年看到秃了顶的“杨子荣”在电视广告上卖痔疮膏，还要唱：“早贴早轻松……”心里很不是滋味。
　　当时我们只是一个二流水平的宣传队，却全身心地投入过，把文艺当成了神圣事业。
　　其实，老农们虽然活得平淡，但他们毕竟种出了庄稼——这就是有效的人类劳动。我们这“二把刀”的戏子，只是在靠老农的供养瞎胡闹罢了。折腾了几个月，几乎没给本大队的老农做像样的演出，就奔着在公社汇演时拿名次去了。我们的瞎折腾，不过是供公社领导开颜一笑罢了。
　　当时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只是觉得加入宣传队，生活就拔高了一个层次。不去刨大地，就是高尚。
　　7月间，开过一个知青大会，内容是什么全忘了。开完会有节目，是省城五中的学生“拉练”路过公社，他们的文艺宣传队给我们做慰问演出。
　　拉练，就是长途行军演习，那时候中学也热衷于搞这个。五中的宣传队，让我们大吃一惊——演出了全本的《沙家浜》。有正式的服装、道具，还有当时标准版的交响乐配器。
　　这是什么阵仗？他们还有能工夫学习吗？
　　学生版的《沙家浜》，与“样板团”的演出没有一点儿差别。那样的风华，深深印入我的脑海。
　　8月份终于到了，我们全体开赴公社所在的镇上。这一路，只记得雨后阳光灿烂，青蛙叫得厉害。老D童心大起，到处拣土垃坷去打青蛙。
　　因为汇演要进行两天，需要在镇上住两晚，住宿问题就要靠自己解决了。那时候，知青不可能舍得住旅馆，好在我们大队集体户里，有不少知青家就在镇上，一家摊派两三个队员，住两个晚上没问题。
　　我和老D去了导演小Z家。小Z处世严谨、待人苛刻，这次我们见到了他的另一面。
　　我们跟他往他家里走，走到马路一个转角处，他突然快步奔向一个卖冰棍儿的老太太，一伸手，就把她的眼睛蒙住了。
　　老太太直叫：“谁呀？这是。”
　　小Z松开手，笑得很灿烂：“妈，我回来了。”
　　他妈围了个白色围裙，胸前挎了个冰棍箱，是一个弱弱的老人。
　　母子俩笑着说话，小Z告诉他老妈，我们要在他家住两晚。他妈就说：“哎哟，那我得回去给你们做饭。”
　　我和老D连忙说不用，他老妈说：“到家了哪能不吃饭？儿子，走吧。’
　　小Z一把抢下冰棍儿箱子：“妈，我来背。”
　　晚上小Z叮嘱老妈，不要把炕烧得太热。小镇虽不如大城市，但比农村强多了，入夜，有邻居家的声音传来，很有生活气息。这一晚，我们睡得很舒服。
　　一早醒来，还早，大概五点多的样子，感觉阳光都刺眼了。他们都还在睡，我起来，去上厕所。他们家的厕所，是一个大杂院里的公用厕所，就一个蹲坑。我事先没有思想准备，冒冒失失闯了过去——呀，不对！
　　一个女子，最多26岁，正蹲在里面呢。这厕所，也是没有门儿的。
　　我太慌张了，恍惚看见了一大片白色肌肤，赶忙扭头就走。回去接着躺下，跟谁也没说。
　　没有见到小Z的父亲，记不得是什么情况了，也可能就是母子相依为命。我们在安静的小镇阳光中，吃了小Z老妈做的简单早饭，就出发了。
　　昨晚约好的，大家在路口集合，一起去公社礼堂。
　　今天，我们要登台。
　　
　　
　　五十、阳光灿烂的日子
　　
　　汇演的情况，几乎没有印象了，我们大概只上了两个节目吧，给人家垫底而已。
　　最强烈的感觉，是礼堂的舞台忒大了。我们平时在排练室排练，也就一间大房那么大，在狭小的空间走台步走惯了，一到大舞台上，心慌的厉害。小Z不断低声喝道：“放开步子走，拉大距离！别拘在一块儿！”
　　印象最深的是，汇演完毕后，妇女主任通知，明天全公社最好的大队宣传队，在镇子以北的一个大队公开演出，上演全套节目。愿意去观摩的就去，不愿意去的，明天一早就可以回家了。
　　回乡青年大多都想回家，下乡青年都决定要去。去观摩，是对文明的渴望，是对往昔生活的怀念。
　　那一天，阳光灿烂。8月初的原野，青纱帐正浓密，田野上的大道延伸至地平线上。我们一路走，一路聊。在那时的知青中，已经有刚下乡不久的71届中学毕业生了，他们比我们更有学生气，生活还没来得及磨灭他们。
　　要去的大队所在地，离镇上有15华里，看完节目后再返回我们大队，有30华里。在这一天内，为了看这一台戏，就要徒步走45华里。任重道远啊，出发前，我们都憋了憋气。
　　到了地方，只见小学操场上搭起了一个戏台，节目早已开始。四邻八乡来的老乡，人头攒动。这是黑土地上的“嘉年华会”，到处是彩旗飘飘。
　　在1971年沉闷至极的夏天，农民们领略了一次现代的狂欢。
　　台上的节目果然精彩，一个饰演阿庆嫂的女孩，把角色演得出神入化，远远超过了标准版的那位洪雪飞。在“智斗”片断中，山寨版的阿庆嫂风情万种，连眉毛都会动。
　　台下为之倾倒，一片狂热。
　　我们都问小Z：“这是谁？”
　　小Z对全公社的“文艺界大腕”门儿清，他告诉我们说，这女的是个回乡青年，姓氏很怪，姓“别”。
　　到中午，演出结束，我们到供销社买了汽水、面包，垫了垫肚子，就往回返。
　　阳光下的青纱帐，绿得很纯净；回程的路，并不觉得遥远。老D对那别姓女子印象深刻，一路上都在学她动眉毛。
　　疾走……笑声……玉米叶子的拂动。
　　——这就是我们的青春。
　　我们当年，也就是高中毕业的年纪，但没有高考，没有暑假，没有录取通知书。我们有的，是最本真的生命力。
　　我们知道自己很可怜，但是，我们有青春。
　　回到大队之后，宣传队做了最后一次集中。妇女主任宣布：文艺宣传队永久解散了。
　　在我们的命运中，欢乐只有梦一般短暂。
　　此时，距离林彪在蒙古温都尔汗折戟，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
　　再往后，社会的面貌和我个人的追求，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1971年的夏秋，是一个分水岭。

北极豪客

　　五十一、一次偶然的中彩
　　
　　当年，命运把我们剥夺得很彻底。1966年的风暴从天而降时，我们的数学课程，不过才学到了二元二次方程，三角、几何还一点儿没有碰，物理、化学也都有待于二年级才起步。
　　就在这个程度上，学业戛然而止。
　　按照今天的标准，这样的文化水平，等于就是个废人。
　　在1972年来临之时，我忽然明白了自己是个什么玩意儿。
　　一个只配垫底的白丁。
　　少年时的梦，曾经做得很好，想当海军，想当工程师，可是我现在能当什么？算术早已忘光，俄语早已忘光，历史、地理也全部忘光，连钢笔字都写不好，连最低级的职业——农民都当不好。这一生，还能靠什么吃饭？
　　1972年，我正好20岁，人生就像无底深渊横在前面，惊出了我一身冷汗。
　　这样迷茫的路，还要走多久，是10年、20年？还是50年、整整一辈子？我心里没数。我的处境，就如同这冬日原野，只有残雪，没有绿色。
　　这是最彻底的绝望。
　　每天在火炕上睡下，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明早再也别起来了！
　　生，还有何益？
　　就在我被抑郁症压紧紧缠住时，整个国家正在悄悄发生变化。林彪事件之后，文化上的钳制有所松动，各地的报纸开始增设每周一版的“副刊”，刊登散文、诗歌、小说。
　　虽然这些文艺作品，也都是假大空的东西，但毕竟不是令人生厌的“八股文”，多少有了点儿可称作“文采”的点缀。
　　那时候，上海的出版社得风气之先，率先出了几本文艺作品集。文化人被压抑了五、六年之久，爆发起来势头还是很猛的。文艺，有了复兴的苗头。
　　这些迹象，引起了我的注意。
　　自从宣传队解散以后，我搞“创作”的的欲望还在蠢动，看看书上、报纸上的那些“作品”，好像也不难，于是照葫芦画瓢，接二连三炮制了几篇文学稿子，给省报副刊投去。
　　合该我运气好，写到第5篇，一个描写春耕的稿子被报社发表了，我的姓名面前，还冠以了“知识青年”四个字。
　　这就像买彩票中了奖的人，都以为自己有选号的天赋。我那时不过是玩票，偶然的成功，却使我误以为自己才堪大用，从此横下一条心，走上了文学路。以后人生的大悲大喜，都自这里来。
　　当1972年早春到来时，凝滞的政治空气似乎开始解冻。我们省在全国也较早创办了文艺刊物。
　　我那一次回城，发现街头巷尾，到处都有绿色封皮的文艺刊物在卖。这种杂志，自打1966年7月起，就全部绝迹了。现在看见，真是令我狂喜，当下买了一份，读得如痴如醉。走在回乡下的路上，我拿着这份崭新的文艺刊物，满心喜悦，觉得荒野上到处都是生机。
　　就这样，经过了3年的迷茫后，我感觉突然踩到了一块基石。
　　——不管它有多么虚幻，只要坚信它是块石头，很可能，它也真就是石头了。
　　
　　五十二、报社怀疑是“伪作”
　　
　　我在省报上发表的这篇稿子，还真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1972年，知青写东西的情况，还非常罕见，加上我这稿子又有一点新意，譬如用了“鬣马萧萧”这样的古词儿，把报社编辑雷了一家伙。编辑觉得奇货可居，立马决定采用，可是心里没底——怕我是抄来的，就打电话到我们公社去问。
　　一问，有此人，但会不会写东西，不敢保。
　　编辑呲了牙，想了想，对我们公社党委说，那你们给我们寄一份证明材料来吧，证明有此人。然后，编辑又问清了我父母的单位，打电话到我父母单位，询问人事处，问某某人是否有个孩子在农村插队。回答说，没错儿。编辑便又说：这孩子给报社投了一篇文艺稿，写得不错，请问他父母会不会搞文艺创作？会不会是父母代写的？
　　人事处的人一听就笑了：“我们这儿是科研单位，没听说有谁能搞文艺创作。”
　　这一说，编辑放心了，等公社盖有大红印章的证明一到，稿子就发表了。那时候没稿费，报社寄给我一份报纸留作纪念，也就完了。
　　那我写稿图个啥呢？
　　除了要证明自己，总还有所图。
　　稿子一发表，我们大队倒还没啥动静，公社机关却有不少人知道了：某大队还有这么一个人，能耍笔杆子。
　　——我要的就是这个，名气！
　　我被意外的的成功所激发，越发来了劲儿，每月都要投个一两篇。
　　投稿一多，看自己的两笔字，实在写得太臭，就苦练钢笔字。那时也没有字帖，我就把表哥写给我的信当成字帖。他的字，还有点自成一体的模样。这样苦练了两个月，好了，我的字，起码有“体”了。
　　后来我也帮编辑部处理过稿件，知道凡是字写得差的，编辑都厌恶，命中率极低。
　　那一年春，好朋友李兄走了，去了延边，投奔他姐夫去了。临走时，给我介绍了一位镇上的下乡知青，跟我们不在一个公社。我慕名到他劳动的地方去找了他。
　　这位老兄姓王，见面一聊，果然才气横溢。他在学识上，兼跨文学与哲学，跟我大聊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纱帐》，外国的则是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谈起古典文学来，也滔滔不绝，“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就挂在他嘴边儿上。
　　这是什么时代啊，能有这样的奇人！我大为振奋。
　　我不再是孤军作战——瞧瞧王兄这才气，将来都能做省委书记了。
　　半瓶子醋如我，能不发奋努力吗？
　　
　　五十三、图书馆是我的大课堂
　　
　　在迷茫中踏上一个虚幻基石，我自以为找到了人生的价值所在，信心百倍地前行了。
　　我知道自己的半斤八两。在此之前，尽管我也读过那时书店里罕有的几本“另类”书籍，比如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周一良先生的《世界通史》，但离搭起基本的知识框架还差得远。
　　除了拼命搜罗“禁书”外，我还发现了一处学习的好地方，可以使我眼界大开，那就是市图书馆的阅览室。在理论上，那时我们是最纯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当时面对人民的公益事业并不多。就算是图书馆，对于借阅者也有诸多限制，我这样没有“工作单位”的人，借书是想也不要想。但那里的阅览室，是无条件向公众开放的，我可以在那里翻阅全国各地的报纸和杂志，没人查我的单位。
　　1972年，文学爱好者被压抑已久的欲望爆发出来，各地的文艺刊物——用当时的流行语来说——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
　　在阅览室里，我看得眼花缭乱，拿出随身带的软皮抄，记下我闻所未闻的“经典词句”。
　　我一向以为，要想写一手好文章，在最初，一定要有搜集汉语文学词汇的习惯。我们平时看社论、看教科书看得多了，即使写文学作品，也是一副八股腔，面目可憎。不经过一番积累，想写出花团锦簇的文章，那是妄想。
　　与我大致同龄的、很多后来出了大名的知青作家，大概当初都做过这种功夫，譬如韩少功、张承志、王安忆、贾平凹等等，他们的现代汉语表达功夫，远超过此前此后的作家。那些在文革期间念中小学的作家，就别指望能有“文采”二字了。
　　那时在阅览室读书的感觉，无比之好。从农村回家探亲，我必去阅览室坐上一两天。在这里，没有雨雪风霜，见不到土掉渣的老农，只见窗明几净，人人都屏息敛气读书。
　　我想我这辈子再不可能上学了，不可能再坐在教室里了，那么，就权当这里是教室吧。从那时起，读书于我，就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享受，是一种“代偿”体验。
　　40年来，“读书无用论”几次甚嚣尘上，甚至成为全民共识。读书时没啥用，但是，打麻将有用吗？暴饮暴食有用吗？也都没什么用，人们为什么仍要乐此不疲呢？
　　可见，读书若是去掉了功利心，也还是很美好的，就像在街上看漂亮女人。
　　有一次，我在阅览室里正埋头读报纸副刊，一位年轻女士忽然凑过来，很感兴趣地问我是哪个单位的。我红着脸说：“我是知识青年。”
　　那女士很惊讶，跟我交换了彼此的大致情况。她说他是一名工人，愿意读读写写。在看着我的时候，神色间有无比敬佩之意。是啊，一个知青，前途茫茫，居然还能来这里看书，不是傻子，就是潜力股，她势必印象深刻。
　　不想多年后，她成了我大学里同系同年级的同学。在学校里，读书已经全变了味儿，那种传奇感也就没有了，我们在大学里彼此认出，但后来连朋友也不是。

　　五十四、一夜间“百花齐放”
　　
　　现在的教科书对“文革”时间的界定，是整整10年，而在我们那时的概念里，文革也就是1966到1968那三年的混乱时期。从1969年以后，大动荡收场了，随之而来的“秩序”压抑得要死。
　　这情况，从1972年春天起忽然有所转变。
　　1972，是“文革十年”中短暂的春天。
　　我那时身处穷乡僻壤，不可能知道什么内幕，变化是从广播里获知的。不要小瞧现在只有驾驶员才听的广播，在那个年代，它就相当于今日最权威的“央视”。
　　1972年的“五一”，我回城探亲，住在家里，贪恋着短促的城市生活，忽然从收音机里听到一首陌生的歌曲，男声独唱，声音激越，名叫《北京颂歌》。完了又有一首《雄伟的天安门》；完了又有一首《我为伟大祖国站岗》；再一首是《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哇，心都要醉了。
　　我被惊呆了。那时节的所谓音乐，除了八个样板戏，就是15首历史歌曲。而在15首历史歌曲里，还包括《东方红》、《国际歌》两首天天都听的老经典。在这些熟得不能再熟的旋律之外，广播电台只要播出一个另外的旋律，就能让人们一激灵。
　　东北的“五一”，正是初现绿意的大好时光。这一组新播的歌曲，虽然也是“颂歌”，但庄严、辽阔、高昂，透露出文革以来从未有过的舒展气息。
　　没有什么能比音乐更能制造气氛的了。从那一天起，大家小巷，无论是电线杆上的大喇叭，还是住家窗口里的收音机，整天就是播放这一批优美的歌曲。
　　这是一股“解冻”的春风。
　　政治坚冰开始融化了，它融化的声音，秒如天籁。
　　声音，是用来满足耳朵的。那么，满足头脑的呢？
　　也有了。
　　那一年，周恩来总理发话——这一切“解冻”都缘于他，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诗人贺敬之的《放歌集》
　　我们终于能买到新的文学书了！这之前，书店里除了1970年出版的6本马恩著作单行本之外，别无新书，连鲁迅著作都没有。《放歌集》的再版，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这本诗集是浅蓝色的封皮，上面有延安宝塔山。贺敬之，此前我并不了解他，看了书，才领略了他的歌谣体《回延安》、《三门峡歌》、《桂林山水歌》，领略了他模仿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西去列车的窗口》、《雷锋之歌》。
　　这些诗，若放到今天，人们不捂嘴笑就不错了，可在那个年代，我如闻天音。你看，“云中的神呵，雾中的仙\神姿仙态桂林的山。\情一样深呵，梦一样美，\如情似梦漓江的水！”还有“手抓黄土我不放， \紧紧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这诗句，在当年堪比“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我和小镇青年王兄经常交流信息，我们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放歌集》的再版，都很激动。
　　这是一个信号，文艺要松动了。王兄的记忆力好，张口就能背诵多年以前熟读的贺敬之诗句。贺敬之，成了我们心目中活着的神。
　　闸门一开，洪水是挡不住的，新华书店马上又解禁了一批文革前出版的小说，都是无名之作，内容没啥意思。像《林海雪原》、《青春之歌》之类的，永远不敢放出来。外国的书也有，日共作家小林多喜二的《沼尾村》也出来了，只是一个姿态吧。那时我们读抨击资本主义的作品，一点儿感觉也没有——没有感同身受啊。
　　那一年，还有一本令我激动的新书，诗人李瑛的《枣林村集》，里面收进了很多他在文革前写的诗歌。我在本文前面提到过“锅盖一掀，十里饭香”，就是他的句子。
　　文革前的“十七年”，在我们心目中，已经被圣化了，任何能再现往日气氛的文字，读起来都那么亲切。文革中的知青，最大的理想就是梦想回到文革前。
　　那一年的从春到秋，我是在激情中度过的。东北平原上的夏季田野，绿色茫茫，清晨，朝露未散，有线广播喇叭里，放着气势磅礴的《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我扛着锄头，走向田野，满怀憧憬……
　　那就是我的青春，很糟糕，很简陋，但毕竟是青春，一回想起就要激动得流泪。

　　五十五、听不够的新歌
　　
　　1972年的夏天，我就这样，在激情的歌声中度过。那是短暂的幸福。
　　所谓幸福，就是沙漠里喝到了一口水，穷人偶然发了一点儿财。我就是那沙漠里的穷人。
　　到秋季，广播里陆续播出的歌曲，结集出版了，有一个响亮的书名——《战地新歌》。
　　这本书，瞬时又成了畅销书。书是白色封面，书名是红色隶书，很有创意。有追求的青年，大概都人手一本。
　　这一批新歌，竟然有86首之多。其实在文革中，“革命群众”曾经自发地创作了大量颂歌，广为传唱；但在1969年广播电台突然对一切文革歌曲禁放，包括毛主席语录歌。1971年林彪出事，语录歌的最著名作曲者李劫夫也受到牵连，语录歌就更不能放了。
　　在经历了三年多的“歌曲荒”之后，音乐工作者被压抑的激情突然爆发。在《战地新歌》里，有掺杂了少数民族音乐元素的一批歌，堪称天才之作。比方《撒尼人民心向红太阳》、《壮族人民歌唱毛主席》、《红太阳照边疆》（朝鲜族）、《阿佤人民唱新歌》等，相当好听，一直流传到今天。街头跳健身舞的大妈（当年的知青姑娘），到现在还在放这些歌曲。
　　文化当局高调放出这样一批歌，是人们实在被憋得受不了啦。没见过历史上的哪一场革命，是禁止唱歌的。
　　新歌出来以后，文革老歌却没有解禁。为什么一个能唱，一个不能唱，没有给予逻辑说明。现在分析起来，当时已经控制了喉舌的“四人帮”，无非是要显示自己的权力罢了。
　　此后，1973年又出了《战地新歌》续集，蓝色封面，有点儿小资情调了。接着1974年的就叫“第三集”了。如此每年一本，直至1976年大戏落幕。
　　新歌里，也有唱知识青年的，可惜太八股化，没人唱，在知青中根本没流行起来。我在最近在网上搜mp3，又听了听，发现关于知青的歌儿，也挺好听的，起码比现在硬憋出来的应景歌曲强。只是当时有才气的歌儿太多了，被淹没了。另有一首《志在宝岛创新业》，是唱在海南种橡胶的，跟知青有关，非常好听。不过后来我跟一位当过知青的海南朋友聊，才知道，他们那时轻松得很，瞎胡混，根本没吃过我们那种苦。
　　这本歌集里，有一首《千年的铁树开了花》，是唱针灸治好了聋哑人的，电台广播时都要说明是“花腔女高音”，其强调拔地而起，旋又拔高，直到惊人的程度，让人开了眼界。
　　很奇怪的是，在火药味很浓的1974年，《战地新歌》第三集里，却出了一首我个人认为“文革最优美的歌”，那就是《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这歌儿，掺进了锡伯族音乐因素，非常欢快，又很空灵。
　　这歌儿既可以独唱，也可以合唱。如果是合唱的话，小资味儿很浓，混声部分极其优美。那时我们公社有个天津女知青，对我很感兴趣，有一次见面，拿了歌本来，要我与她同唱这首歌。
　　这种浪漫镜头，当然是要背着人的。在青纱帐里，只有飒飒风声，我们把这歌儿唱得千回百转。
　　现实很枯燥，我们就在歌声里寻找寄托。我是想：有这样优美的歌儿，就应该有这样美好的生活，它虽然在别处，在苏联或者在朝鲜，但它一定是有。
　　在《战地新歌》没出来之前，能听得陶醉的音乐，只有舞剧《红色娘组军》的音乐。那旋律，很“资产阶级”，当时的《参考消息》上有美国人评论说，是“好莱坞音乐”。
　　1974年，“锡伯族民歌”又成了我的精神寄托。有时候从城里回乡下，一路打开着微型收音机。中波频道覆盖的地域有限，走到半路，渐渐地就听不清了。我就坐下来不走，最后再听听“乌托邦的音乐”。
　　在沙沙的杂音中，听到“谁给咱砸断锁链，谁把咱救出火坑……”，真是要伤心落泪。
　　

北极豪客

　　五十六、延边访友
　　
　　这一年的夏天，也有令我沮丧的事。
　　从1972年起，停止招生多年的大学，开始招生了。招生采用的是推荐制，说是“群众推荐、领导把关”，其实就是基层领导说了算。大学生也不叫大学生，叫“工农兵学员”，好像叫了“大学生”，就一定会变修正主义似的。
　　那时候，上了大学，就等于捧上了铁饭碗，而且摇身一变成为吃商品粮的城里人。因此，上大学就成为知青回城的一条最好通道。那也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啊，利益悠关，谁不争先？可是这个“推荐上大学”，就相当于汉朝的“举孝廉”，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这就把潜规则给合法化了。
　　那时候的大学，很可疑。学校里，是“工宣队”掌权，教授都成了另类公民，臭不可闻。这样的学校，能学到什么？但人们管不了这些了，快淹死了，抓着什么算什么吧。况且，大学生，那时候还是全社会的骄子，说出去，父母也脸上有光。
　　我们这里的招生名额不多，全大队有一个就不错了，我问都不用问，谁上都轮不到我上。有的知青很有打算，来农村不到一个月，就跟大队干部混得烂熟，恨不得拍肩膀叫哥们儿。有招工、上学的机会，大队干部肯定会优先考虑他们。
　　我做不到，要了命的假清高，让我跟大队干部格格不入。我想的是：我再落魄，也不至于跟这帮人勾肩搭背；而人家想的是：你不往前凑合，我们还主动推荐你啊，那不是有病？
　　这样夏季一过，听见某某人上学去了，不管是个什么烂学校吧，总之脱离苦海了，我心里就很压抑。
　　初秋来到时，我为了散心，决意去延边一趟，探望一下走了几个月的李兄。
　　坐火车到了州首府延吉市，发现这小城很有情调，跟其他各个城镇都不同。整洁、雅致，到处是朝鲜族的衣裙飘飘。人们说的话，是一种很好听的普通话，虽然不够标准，但总强于本山大哥那种土掉渣的东北话。
　　李兄插队的地方，离延吉市有10多里地，我步行过去，渐入大山。走到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就是了。李兄插队的地方，有不少是朝鲜族老农。他们的房子，比我们那儿的农舍干净多了，一进门就是覆盖全屋子的暖炕，锅台纤尘不染。人进门，就脱鞋，席地而坐。后来我知道了，这都是咱们的“汉唐之风”，延续到他们这儿。
　　李兄的精神面貌好多了，虽然远离父母，但看到了光明，每天都活得兴致勃勃。他学会了基本的朝鲜语，跟朝鲜族老乡熟得很。
　　我去时，正值当地特产苹果梨收获之时，满树都是硕大的果实。遍野的苹果梨树，好像是伊甸园。
　　李兄拿了一堆给我，说：“天天吃，都不用喝水了。”
　　他告诉我，水稻收割后，这里的朝鲜族人要举行盛大庆典，不醉无归，以醉倒在路边为荣。朝鲜族又全体能歌善舞，连老头儿跳起舞来，都神采飞扬。
　　坐在李兄干净的小屋前，我看满山郁郁葱葱，空气极为纯净。后来看到电影《伊豆的舞女》，觉得里面的山景就像延边。
　　李兄仍在写作，诗已经写了一大本。我看了看，虽然有些笨拙，但还是努力的。
　　山区的农活儿，好像没有我们那儿累。李兄的姐夫不管怎样也是个小干部，总有办法把他给弄出来，我放心了。住了两日，辞别而去。
　　走在归途的山路上，我满脑袋都是“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的诗句。山，确实是很空的，连个“浣女”都没有。
　　
　　
　　五十七、看众生就像蚂蚁
　　
　　我那时，手头有《李白诗选》、《杜甫诗选》和《陆游诗选》各一册，其中《李白诗选》是我的最爱。当时少年不知愁滋味，只觉得老杜的诗太愁苦，压抑得让人受不了，还是李白的诗提气。
　　我们民族向来是个缺乏想象力的民族（现在中国孩子想象力都世界倒数第一了），古代出了屈原、李白这样的诗人，实乃异数。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长干行》，何其壮哉！我在农村的土炕上读这诗，一点儿也不觉得反差太大。
　　窝在东北的一个小村庄里。目光看不出去七、八里地远，唯有读李白的诗，方有人能雄踞天地间的感觉。
　　李白在他一生中，有一个青年壮游时期，给我很深印象。我到20遂那年，凑巧也有了一个壮游大江南北的机会。
　　那年秋，我姥姥要回四川老家探亲，我家里别人都不是闲人，只有我能脱离开，于是在大队开了介绍信，陪我姥姥去四川。
　　大队会计在一张普通的信笺上，用歪歪扭扭的字写了一封介绍信，文理狗屁不通，但大红的公章一盖，就能走遍天下。
　　跟姥姥一块儿坐火车，在北京中转，呆了几天。我在文革打派仗的1967年夏，为躲避热兵器武斗，到北京闲呆了三个多月，买了学生月票逛遍了大街小巷。但这次路过，还是忍不住去几个经典景点旧地重游。
　　那年月，因私外出很少住旅馆，都是住亲戚家——舍不得花钱呀。那一年，我和姥姥住在了良乡一位亲戚家。
　　良乡，是北京郊县，白天我坐短途火车进城，晚上再回来。火车比较旧，地面很不干净。火车上大部分是通勤的工人，他们单位在北京市内，家住在良乡，每天不辞辛苦往返。坐在这趟车上，最强烈的感觉是北京人太能说了，整个车厢，人们只干两件事——聊天、嗑瓜子。说话声沸反盈天，让人几乎不能思维。
　　我那时候年轻，每天这样折腾，也不觉得累。去八达岭那天，一早坐火车到永定门火车站下车，再转几趟公交车，到北京北站，再坐火车到青龙潭车站下车，走不远就到八达岭。
　　文革初起时，我还小，来八达岭没看出什么名堂。现在成人了，再登八达岭，立刻明白了为何说“不到长城非好汉”。
　　八达岭，有三个“敌楼”（烽火台）是后来修复的，没啥意思。我那时身体棒，一口气登上了最上面的原始墙垣。
　　在残墙断壁中，登上三个敌楼，就到了顶峰了，这才看出古意来。塞外，山河苍茫；脚下，无数人只是一群蚂蚁。
　　其实中国男人的内心深处，都有做帝王的思想。至于做不成“老大”，潜意识里只是觉得运气不好罢了，没人承认是自己无能。如果能爬上八达岭的最巅峰，就能大大地满足男人的统治欲。
　　我早上从良乡出发，到了八达岭已是正午，爬上顶峰，再盘桓两个多小时，太阳眼看着就偏西了。再看，正是“白日依山尽”，真让人恋恋不舍。我掐准了时间，拖到最后才下来，一口气走到青龙桥车站，正好赶上末班火车。要是错过了，就得在青龙桥的候车室里冻一个晚上了。照我那时的身体，不成问题，可是姥姥得担心得一晚上没奈何。
　　等到回到良乡亲戚家，已经是晚上9点了。这一天下来，一点也不觉得累，腿也不酸疼。知青生涯，给了我一个好身板。
　　登上八达岭后，更觉得自己这一生肯定不会虚度，一定可以有作为。当时就想当作家，心里想：什么这作家那作家，统统不在话下，我要像鄙视蚂蚁一样鄙视他们。
　　当然，这都是少年人的狂想罢了。40年后，实践证明，真正活得像蚂蚁的，是我。而当下地位显赫的，有的真就是我那时没瞧得上的“蚂蚁”。
　　年轻人，看来还是不要放狂话为好。
　　
　　五十八、首都之繁华
　　
　　这次到北京，最令我有感触的是，北京与外地城市太不一样了。
　　当时北京被国人视为“世界革命的中心”，神圣得不得了。那么，当时的北京，“革命”气氛是否比外地更浓呢？在文革的头两、三年，可以这么说，但到了1972年再看，我没看到气氛上有什么特殊之处。
　　那时的穷乡僻壤，土墙上都写满了“革命”标语，大喇叭也一天三遍地播社论，北京不见得的更“革命”。
　　当时北京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首先是物质极大丰富。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糖果、糕点、饼干，是不要票的，有钱有粮票随便买。70年代的中国城市，奢侈生活不容易表现出来，最突出的就是过年过节能买几斤水果糖、奶油糖，给孩子或客人享用。此外，隔三差五去买半斤糕点，给小孩解解馋。
　　能享用这些的，大概仅有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平民还是舍不得。外地的好糖果基本没有，只有劣质的水果糖，黄黄的一个硬块，包装糖纸很低劣。糕点也很粗糙。但在北京，大的副食专柜琳琅满目，各色糖果要让小孩子发疯。糕点也都很精美，闻所未闻。
　　姥姥有点儿钱，我带她从良乡进了两趟城，她也很激动，“血拼”了一通，从食品到日用品，每天购物都在100元左右，堪称空前绝后地奢侈。她听说四川物质供应紧张，吃嘛嘛没有，就想多买东西给孙儿孙女。
　　不说别的，就北京的汽水和面包来说，就与外地大不同。
　　汽水，如今市场没这玩意儿了，那是当年的高等饮料，水里掺了碳酸汽的，有小泡泡，喝起来微辣。北京有名的冰镇汽水，牌子叫“北冰洋”汽水，加了橙汁（也可能是黄色颜料），极为有名。住在外省市的人，就只配喝无色的糖精汽水了。
　　北京的面包也堪称一绝，尤以长方形的“水果面包”为甚，口感蓬蓬的，里面有果脯碎粒。包装是彩印油纸，图案之诱惑，让你不想买都不行。这样的面包，在外地休想看到，我们那儿的面包，20年一贯制，圆形的，吃起来发酸，包装是一个白纸口袋，上面用单色的红色印着一个戴斗笠的老农，正抱着一捆麦子，这图案设计分明还是解放初的。
　　别小看这两样东西，一般人家，还真舍不得享用，只有小孩子郊游时，家里才狠狠心给孩子买。那时候，形容“资产阶级生活”，就说“天天喝汽水、吃面包”。这个吃法，要是搁到现在，那纯粹就是虐待了，关塔那摩的囚犯也会抗议的。
　　解放初期的时候，商店里有卖铁筒饼干的，质量不错，到我们懂事时，这东西全面绝迹。这次在北京也看到了有卖的，真馋人。那时候，我们那儿的饼干，也就两种，一种是“动物饼干”，把饼干压制成小动物形状，硬得能咯掉牙，啥滋味没有。我后来上大学时，天天早餐食堂还吃这玩意儿，外加一大碗“玉米面糊涂”（玉米面熬的稀粥），恨得我们立马想革食堂管理员的命。
　　另外一种就是奶油饼干。听名字好听，其实一点儿奶油没有，就是面里加了漂白剂，烤得松软一点儿，也是啥滋味没有。
　　我那时在北京百货大楼里转晕了，好比刘姥姥进了法国的“老佛爷”。
　　那时候，我国人民的总数不多，也就七个亿。乡下人比例大，再加上知青下乡，平时上班时间，城里大街上看不到几个人。可是在北京的闹市，永远是熙熙攘攘，也不知道“革命年代”里怎会有这么多闲人，还这么“趁钱”（富裕）？
　　北京给我印象深刻的第二点，是女人太漂亮。那一年我20岁，已经很懂审美，平时在农村，看不到什么像样的秀色，就是城里美女也不多，适龄的都下乡锄大地去了。这次到北京一看，敢情全中国的美女，都在北京呀！
　　北京的美女，素质明显比外地高，也许是文艺团体多，真有美如天仙的，看得我晕晕乎乎。
　　那时节女人不兴化妆，拼的是本色，美女都是货真价实的。
　　我当时那身行头，还有举止神态，一看就是外地人，看见美女，真是自卑，又忍不住想看，估计在人家眼里没少出丑。
　　北京令我激动，但只是令当时的我激动。当年中国大都市究竟什么样儿？光凭记忆不行，去年我买了一张碟，是意大利名导演安东尼奥尼1972年拍摄的纪录片《中国》，这才看见了真景象。安东尼奥尼是左派导演，片子的拍摄地主要是在北京和上海，又受到严格限制，因此不大可能丑化。
　　当年的情景，现在一看，惊出一身冷汗——无论北京还是上海，满街的人都表情麻木，除了军人，没有一个人是穿着得体的，衣服不是长就是短。街景之简陋、寒酸，不比现在的喀布尔强多少。安东尼奥尼当时被我们的媒体批了个臭够，说他是丑化了“文革”，可是，秃头上的虱子就这样，你让他老人家怎么美化呢？
　　这幅暗淡的景象，就是我过去心目中的繁华北京吗？要不是摆在眼前的纪实画面，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记忆出了错儿。
　　北京尚且如此，那我们那嘎达呢？——真不敢想啊！
　　
　　五十九、《卖花姑娘》重磅催泪
　　
　　在良乡，我还遇到了70年代初文艺界的一件盛事，那就是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的公映。
　　对这部影片，民间早有传闻，北京最早上映，我沾了个光。这部片子，跟我们的《白毛女》差不多，是讲述旧社会穷人命运的苦情戏，不过《卖花姑娘》是先进的彩色片，女主角漂亮，音乐也好听，所以在中国甚为轰动。
　　放映是在良乡的一个广场，露天电影，不要票。满场的人被感动得稀里哗啦，以至于民间传说的“要带着手绢去看”成了真事儿。
　　影片里的富人，真是极端的恶，穷人是极端的苦，看到动情处，无人不动容，全场抽咽声一片。中国的影片，被压迫群众不可能像朝鲜电影那样哭哭啼啼的，因此也就没有那种感人的力量。
　　电影音乐也是一流的，非常抒情，朗朗上口。在《卖花姑娘》还没有公映的地方，人们早就在传唱了。
　　《卖花姑娘》在中国大获成功，全社会轰动，有如后来我们的《渴望》在朝鲜。
　　这电影，片头有一条说明，说是根据“伟大领袖”早年从事革命工作时期创作的剧本改编的。那么，金日成早年从事秘密工作的地方，据说就在我们公社的一个大队。他从吉林毓文中学毕业后，在我们那里做过一段乡村教师，看来《卖花姑娘》是他那一时期的业余创作。
　　几十年后，我还知道了，原来，电影《卖花姑娘》是金正日同志导演的，怪不得！
　　《卖花姑娘》引起的轰动，无疑是给了当时的“帮文艺”一个冲击。相比之下，我们的文艺作品，就太过苍白了，傻瓜也能去别处两者的高下。据民间传闻，周总理在观看了这部片子后，有个指示说：“文艺作品不仅要有革命的豪情，还要有革命的激情。”以老百姓的理解，这就是在批评我们的文艺太枯燥了。
　　“卖花姑娘，卖花姑娘……”这个婉转的旋律，我从北京一路听人唱到四川。
　　到四川，我见到当地的知青，在聊天中，必有一个话题，是他们问我《卖花姑娘》究竟怎样。
　　我不吝赞美之词，特别警告女孩子：去看，一定要有哭个稀里哗啦的心理准备。
　　等我后来返回东北，在《参考消息》上看见，《卖花姑娘》在维也纳的一个国际电影节上得了一个金奖。我大感惊奇，特别跑去问王兄：“资产阶级也喜欢《卖花姑娘》？”
　　王兄沉吟一会儿，说：“人性，都是相通的吧。”
　　我这才恍然大悟。

　　六十、有钱就是大爷
　　
　　这一节，我来专门讲讲那时候农民和一般民众的价值观。
　　北京之行，我因为看到了物质极大丰富而深受触动（1967年武斗之后就没见过这么多商品），多少动摇了我原来的观念。自从50年代起，主流意识形态就在不断宣传“贫穷是美德”，我是那时候成长起来的，当然也会受到影响。
　　那时候的少年，不怕家贫，就怕露富。我上了初中后，个子蹿得很高，父亲的一些旧衣服可以穿了，从此就很少穿新衣服。青少年时期穿的几件新衣服，是有数的。
　　那时候，穿上打着补丁的旧衣服，心里很舒坦，而一旦穿上新衣服，会觉得浑身别扭。
　　时代风气如此，谁也不能免俗。我上初中后，中午不回家，要自己带饭去学校，学校有锅炉房，可以热饭。那时的盒饭，用的是自家的铝饭盒，装的也是自家做的饭。别的同学都带高粱米饭、窝窝头什么的，我家是南方人，从1963年起就不吃粗粮了，不可能为了我的一顿午饭，专做一锅高粱米呀。可是，假如天天带大米饭到学校去，这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怎么那么趁钱！我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因此，姥姥就提前一天给我买好两个豆沙馅包，装在饭盒里，当我的午餐。
　　但这豆沙包也是细粮，是白面的，而且还是买的，这不是更奢侈！没过几天，我就感受到了来自同学的压力——“非我族类”吧。于是回家抗议说，“这么带饭可不行！”
　　后来过了很多年我才琢磨出来，我的中学同班同学，起码有三分之二是家庭条件很好的，不说吃山珍海味吧，每天一个小炒那是没问题的，可是一掀他们的饭盒盖：都是一模一样的贫苦相。
　　我家里没招儿，只好专门给我弄粗粮，还特别去买了东北的咸菜大疙瘩，切成丝儿给我装上，看着有点像穷人的饭食了，这才带上。
　　讲究清贫，是对的，但这样子用心也未免太矫情了。
　　我受此事的刺激，一直对富裕生活很警觉。
　　下乡后，我更有理由穿父亲的旧衣服了，直到穿得补丁摞补丁。有一次在地里干活儿，一位中年农民忽然对我说：“你把你那件破衣服给我扔了去！”
　　我一愣，马上明白他是说我节俭得太过分。农民子弟还每年一套崭新的黑棉袄呢，我这副样子，不是装穷？
　　渐渐地，我观察，原来农民没有不嫌贫爱富的，人人都渴慕富人的生活。
　　以赤贫为美德，是有点儿违背伦常啊。
　　从我记事时候起，无论是电影，还是连环画，里面讲的民间故事，都在抨击富人。“为富不仁”，是一个定理。我也在很长一个时间内，以为在历史上，民间的观念就是这样。直到1992年，要实行彻底的市场经济了，才看到报刊上说，从一份出土的草莎纸文物上看，5000年前的埃及人就知道“有钱才是大爷”。那份文献，是一位不知名的父亲，写给儿子的一封信，谆谆教导说：做人一定要有钱，否则很可怜。
　　原来，这才是没经过文人加工的民间故事。
　　我在那个年代，偶尔也有享受奢侈品的时候。一次，母亲给我买了一双比较好的翻毛棉皮鞋，浅黄色的，很耀眼。我穿着进城，抽空到澡堂子洗澡，一位中年师傅看见我的鞋，很惊讶，问我：“这得20块钱一双吧？”
　　我说：“是。”
　　他会心地对我点点头，无限尊敬的样子。
　　原来民间也是爱财的。
　　我这次送姥姥回四川，我妈知道我这一趟要穿州过府，穿着劳动的衣服不合适，就给我做了一件灰蓝色制服，好歹充个城里人。这算是我记忆中比较像样子的一件衣服了。是正牌中山装，衣服口袋吊在外面的那种。
　　
　

北极豪客

　　六十一、解放碑上的“汤瓢”
　　
　　送姥姥来到重庆的二舅家，重新感受了“雾重庆”。
　　这里是我的出生地，在文革前，小说《红岩》、歌剧《江姐》又曾风靡一时，由于有这些因素，见到重庆，总觉得亲。
　　到了重庆之后，才知道，原来中国的大城市，不都是像北京、东北那样的整洁。重庆，有太多的贫民区，在山上层层叠叠，一片乌黑。重庆的马路既不平也不直，蜿蜒陡峭，连自行车也不能骑。
　　小的时候我来过，还有印象，这次来，对民情风俗更加关心了。重庆人脾气火爆，每趟公交车上都有吵架的，但他们性格也很幽默，善于苦中作乐。那时候，中国号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但说得上真铁的，也就寥寥几个，有越南、古巴（其实早已闹翻）、赞比亚、几内亚等等，重庆人一股脑把它们编进了笑话里。说在重庆坐公车很辛苦，一有车来，乘客需要“越南”（越过栏杆），挤到车门又需要“古巴”（“鼓到起”扒门），上了车没座位需要“赞比亚”（站着），车猛一开，大家又得“几内亚”（又挤又压）。
　　这个“公交车咏叹调”，估计唱到今天也还没有完。
　　重庆市中心有个“解放碑”，是民国时的旧建筑，原来叫“精神堡垒”，后改名叫“抗战记功碑”，最后才改叫“解放碑”。这个碑上，有个测风速的装置，像四把大勺子。重庆人就编笑话说，乡下人进城，看见解放碑，很困惑：“城里人，弄四个大汤瓢在那上面，做啥子？”
　　到了重庆，我才发觉，这里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北。人们吃的虽然是大米饭，但却是糙米，味同嚼蜡，比高粱米饭还难吃。我二舅家里不怎么开伙，全家到“伙食团”（单位食堂）打饭吃。伙食团的饭菜，天天一个样，都是炒青笋，油少，辣子倒放了不少。一到做饭时，满院子的蜂窝煤味儿、菜油味，给我很深的印象。
　　重庆的糕点、饼干，居然还要票，限量供应。我吃过一次，毫无特色。再想想东北的糕点再不济，毕竟有钱随便买，这才知道自己过去是身在福中。
　　但是重庆也有很小资的一面。在闹市区，居然还有一家店，叫做“和平咖啡厅”，这在东北简直不敢想象。“和平”，还“咖啡厅”，即便是在文革前，这也是典型的“修正主义”呀。可惜，咖啡厅徒有其名，名叫“咖啡”的那玩意儿，大概是可可粉冲的饮料，味道别致，但绝不是咖啡（多年以后我才晓得，真咖啡是什么味儿）。
　　都说重庆美女多，但没见几个，我的表姐倒都是美女，街上像她们那样的很难找。表姐和未婚表姐夫一出门，小伙子们都惊叹，直做鬼脸，毫不掩饰。
　　重庆姑娘中有一路人，发式很奇怪，是在脑袋顶上梳一个“髻儿”，东北话把这叫做“疙瘩揪儿”。在东北，只有老娘们儿才这么梳，可有的重庆姑娘就这么堂而皇之地顶着一个大疙瘩揪儿。
　　“好看的姑娘，都下乡了。”我在心里叹道。
　　
　　
　　六十二、“我离贫下中农更近了”
　　
　　送姥姥到了重庆后，我没急着回东北，而是借机游山玩水，玩了个痛快。我当时想，人在年轻时不走一走，老了再做“夕阳游”还有什么意义？
　　我去了大表姐下乡的地方。
　　我大表姐是1965年就下乡的，她因为出身不好，大学不予录取，正好动员知识青年下乡，就下去了。这比1968年以后的知青下乡运动还早了好多年。到我去探望她时，她已经在县教育组当了干部了。
　　那一阶段她挂职下放，在一个公社小学教书，我就去了那个公社。那个乡镇，紧邻一条河，河的名字很别致，叫“后河”。也就是说，另外还有两条河分别叫“前河”和“中河”。
　　那是四川的大巴山区，堪称崇山峻岭，河水清得捧起来就能喝。
　　公社小学设在一座庙里，表姐让我住在她的宿舍，她另外去借宿。深山古苗，这就使得我这次大巴山之行，有了点儿《老残游记》式的传奇意味。
　　表姐在当地有几位好朋友，其中一位是县里的知青典型。小姑娘姓S，下乡才不过一年多，干活卖力，人缘又好，嘴也很能说。这样的人，到哪儿都会受欢迎。我去了，也就有机会认识了小S。
　　小S在那个县的知青里，要论政治表现排名的话，得排第一。我在我们县的知青里，排名大概要排倒第一，因此见到这么一个神奇的人物，心里很激动。
　　小S虽然很“革命”，内心还是向往文明的，她听我表姐介绍了我，对我也很好奇。
　　有一天她来找我表姐，表姐有事出去了，她就坐下来等，顺便和我聊了聊天。
　　小S说：“原来我是可以下到重庆附近郊县的，可是我非要到边远的大巴山来。我妈后来也想通了，她说，孩子虽然离我远了，可是离贫下中农更近了。”
　　这种话，是当时“讲用会”（先进事迹报告会）上的流行套话，要是别人说，我得笑掉大牙。可是同样的话，从这个清纯的小姑娘嘴里说出来，是那么真实，那么感人。
　　我肃然起敬。
　　所谓好人，过去只在小说里看过有，生活中都是一些世俗的人。而现在，眼前居然就有一个真心怀揣着“革命理想”的好人，我怎能不佩服？
　　我在那里盘桓了几天，对校S心生暗恋。
　　这是我成人以来，第一次的懵懂爱情。但是，现实很残酷，我又能说什么？一切不过是心理活动而已。
　　那几天，我还去了县城，经常和小S、我表姐、我的准表姐夫一块儿活动，还参加了县教育组的小型会议。
　　他们的“县革委会”，是在一个古香古色的大院子里办公，一圈平房，院子中绿树成荫。部门开小会，就把椅子摆到院子里，围一圈，念文件。
　　大巴山海拔高，比重庆冷多了，冬天的晚上，大家聚谈，要围在炉子边烤手。我脑子里忽地就浮出白居易的诗来：“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相似啊，太相似了！
　　也许是我大表姐在当地威望比较高，也许是四川山区的人厚道，我觉得，四川的县干部，与我们那儿的很不一样，四川的知青也是，都要更有人情味一些。
　　我对小S有好感，小S不可能没感应，但她也知道，我不过是一颗流星，以后能不能再见到都是个问题。再加上我们之间的差距那么大——她进步，我不进步；我狂热地喜欢文学，她似乎认为那遥不可及。于是，她对我的态度，也就不冷不热的，有点儿怪异。
　　那时候，当地正在修建“湘渝铁路”，铁路穿山过河，刚好修到那里，铁道兵部队文工团给当地人民做了一场慰问演出，场面盛大。多年以后我才听说，当时刘晓庆就在这个文工团里，是敲扬琴的。
　　县会堂里人头攒动，我有一位小表哥也在这里山区农场插队，当天也来看节目。开演前，音响在放铜管军乐，非常好听，这是《战地新歌》出来以后新创作的军乐。我问表哥：“你猜这是哪个国家的曲子？“
　　表哥生活在深山里，不能想象外界的变化，听了听说：“是阿尔巴尼亚的？”
　　我说：“是我们自己的，”
　　他面露惊异之色。
　　我们又聊起在《参考消息》上看到的国外文章，有一篇文章是这样说的：“在中国，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几乎忍受不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当时我们心里全明白，表哥会心一笑。
　　早在1971年冬，在传达“林彪事件”的文件中爆出的一句话“知识青年下乡是变相劳改”，可说是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致命一击，它引起了无数知青的共鸣。大家只是不说而已。
　　可是，对小S那样虔诚地“接收贫下中农在教育”，我没觉得她在装，反而很喜爱她的纯真。
　　在县城参加铁路修通的庆典，小S无论走到哪儿，都有知青认识她，很多人跟她打招呼，男的女的都有。
　　她是个政治红人。
　　几天之后，我就走了，很惆怅，以为今生再也见不到她了。
　　没料想18年后，我在深圳见到别人办公桌上有张名片，上面的名字就是小S的名字。她的名字很简单，但极少有人用。
　　就这样，我见到了18年后的小S。
　　她已经是一所大学的中文系教授了，对自己所取得的一切，很满足、很满足。
　　大巴山的“红泥小火炉”，对她来说，已遥远得很虚幻了。
　　
　　
　　六十三、巴山人物谱
　　
　　我在大巴山逗留，前后仅有半个月时间，但跟着表姐四处跑，见到的人形形色色。
　　前面说的小S，她人不漂亮，但有股内在的力量，让我心动，令我神往。
　　此外，在我表姐的生活与工作圈子里，还有一些人，也各具特色。有一次，她带我去见公社一个干部，这人也就45岁左右，非常老成。
　　到他的住处去，小屋整洁简朴，当时他正在灯下，凑着火炉看一本发黄的古籍。一个新社会的干部，晚上在家看古书，这已经很使我惊奇了。再抬头一看，墙上还挂着一把宝剑！
　　兵书、宝剑，我脑海里不知怎么的，就浮现出鬼谷子、黄石公的形象来。
　　大巴山的干部，居然这么奇特。
　　表姐还有一位好友，是公社的治保委员、民兵营长。这位营长，年纪约在30岁左右，属于很通透、很乐观的那种人。
　　他热情、开朗，经常说一些大词，引经据典（马克思主义的），但和小S一样，听着不假。他是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竭力要把现实和理想挂靠在一起，跟我这样心里灰暗的人很不一样。
　　跟他在一起，谈的都是天下大事。这人要是生在20年代，肯定是一位职业革命家。
　　我在那个地方，有一天闲着没事，独自爬上山去玩，引起了村里民兵的注意。他们拦住我，把我盘问了好久，我拿出介绍信来也不顶事。
　　民兵对我说：“去见一下我们治保委员，他要说你没事就没事。”
　　我再三声明：“我是东北来的知青，到这里探亲。”
　　民兵们不信，说：“谁知道你是不是特务？你再不服，信不信一条索索（绳子）把你捆起！”
　　我只好被他们押解下山。见到治保委员，他哈哈大笑，说：“早有人向我报告了，我一猜，就是那个谁谁的表弟。”
　　他向民兵一挥手，民兵也就打着哈哈走了。
　　表姐还有一位女知青朋友，跟表姐正好相反，是个林黛玉式的病美人。她应付不了繁重的农活儿，正在想办法办理“病退”，就是以有病为由办回城。
　　她得知我想从事文学事业，很是诧异：“那你将来做什么？”
　　我口气很大，说：“总会有事可干的。”
　　她摇头：“我可不敢那么浪漫。”
　　一天，我在表姐的一本书里，发现有两页信纸，写着一首情诗。字写得漂亮，诗就更好了，我现在只记得三句，一句是“我凝望着你的绿杨绿窗”，一句是“烟霭中我推开你的柴门”，一句是“你走后，我面前是一座空城”。
　　看内容，写的是一次男女知青间的拜访。
　　我看了两遍，忽然醒悟，问表姐：“是什么人写给你的吧？”
　　表姐一笑：“他单相思。”
　　我越发好奇，提出能否见见此人。
　　表姐说：“算了，这人……怎么说呢？是个迂夫子吧。”
　　我终究没能见到这位民间诗人。在那个年代，能有这样的情思，也属异类了，我为此嗟叹了很久，索要了那两页诗笺留作纪念。
　　表姐还有一位小友，是一位本县知青，比我还小两岁。小伙子姓邱少云的“邱”。
　　小邱是一位诗歌的狂热爱好者，他向我推荐了四川诗人梁上泉的诗。梁上泉写了好多关于大巴山的小诗，玲珑剔透。
　　小邱把他珍藏的一本梁上泉诗集《山泉集》借给我看，我一翻，果然不错，于是连夜抄写，把里面的精华篇章全抄了下来。
　　我后来与小邱有过通信，看到了他也开始写诗了，也是空灵得很，可惜向《四川文艺》投稿屡投不中。后来又过了很多年，大概在1995年的时候，看见有一本少年散文选，他是主编——终究是入了这一行。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连忙去搜了一下“百度”，真就有小邱的词条，果然了得，现在是文学院的编辑室主任了。
　　巴山的人物，都那么有朝气，在青山绿水间兴致勃勃地生存。
　　当年，在告别后河的时候，我流泪了。
　　
　　六十四、北碚小住
　　
　　我真的是含泪离开了大巴山，这不是矫情。我在东北农村生活得很绝望，感觉难觅真情。可是在大巴山，也许人家是看我表姐的面子吧，待我很真诚，使我不再感觉被社会抛弃。
　　我伤感，是因为，人活着太不易，不能选择环境。
　　车出了公社所在的镇子，直奔达县。路上我发觉：粮票没有了！
　　我要在达县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再转车到重庆，这下怎么办？我出了一身冷汗：要饿肚子了。
　　当了知青的人，都有急智，我看见邻座是一位解放军，也是在探亲的归途中吧，就有意与他搭讪。等车开到达县，我俩已谈得有如多年知己，当时解放军的整体素质比平民高，大多解放军官兵都胸有大志，知识面很广。
　　在达县，那解放军班长热情邀我下馆子，吃晚饭——这就把我没带粮票的问题解决了。
　　第二天，车过华蓥山，回到重庆，我还是继续过休闲生活。
　　我的二表哥，当时是电影队放映员，他对我求知的渴望很理解，得知我想学绘画，就介绍了他的一位朋友——在北碚川剧团做美工的一哥们儿——给我当老师。
　　那哥们是个痨病鬼样子的人，看透了红尘，但他对我还是负责的。我去他那儿，就住在川剧团宿舍，跟他在食堂吃饭，平时就跟他学素描和水彩、水粉。
　　北碚，是重庆边上的一个卫星小镇，那年头还不十分发达，很清幽。我学画之余，喜欢跑到附近的缙云山上去，山上有温泉公园，还有古庙。庙里有好多房间，都修整一新，但里面没有人住。我走进一间粉刷一新的小屋，看窗外的青山绿水，心想这么好的房子没有人住，真是太可惜了。今生要是能住在这么一间房里，也就足矣。
　　美工老大哥在剧团里是画布景的，当时剧团在排《杜鹃山》。这是稍晚出来的一个样板戏。在1972年，京剧的标准版还没有出来，这是地方剧团先走了一步。
　　《杜鹃山》讲的，是一支湖南或湖北的农民起义队伍，举旗造反后寻找共产党的故事，故事是编的。后来我知道，只有在海南有一次黎族人民起义，最终是投奔了共产党，中国革命史上只此一例。
　　美工老大哥从事的虽然是“革命文艺”工作，但私下里常和他的一位爱好哲学的朋友聊天。两人都博览群书，对浮泛的东西不屑一顾。他们问我喜欢谁的诗，我答“梁上泉”，他们相顾一笑，十分不屑的样子。
　　两位老大哥虽然思想激进，但仍不脱出“辩证唯物主义”的框框，只是不相信当时的喧嚣而已。现在想来，他们也算是“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吧。
　　北碚景色秀丽，正月的寒意中，有绿萼梅开在枝头，极为清雅。川剧团的房舍，又有点儿古香古色。这一切，使人怀疑：自己是不是生活在当代？
　　正在我这样想的时候，偶然发现，就在老大哥的窗子对面，经常能看见一位女子，穿一身绿色唐装小棉袄，脸色犹如象牙白。
　　这女子是剧团里弹琵琶的，有时她就坐在窗前，犹抱琵琶半遮面，旁若无人。
　　这情景，太神了。
　　我常常凝望那窗子，看样子，那女子有二十五、六岁左右。一个比我年长的绝色女子，我并无非分之想，只是审美。老大哥也发现了，偶尔也凑过来，跟我一块儿审美。
　　美工和哲学两位老大哥，对我的评价是：太嫩。
　　他们经过一番讨论，最后得出结论，说我太像《战争与和平》里的彼尔了。
　　我那时不知彼尔是何等人。
　　后来知道了：有点儿傻乎乎的吧，总以为人人都很真诚。
　　
　　六十五、在青草坝的自学
　　
　　从北碚返回后，我在江北青草坝的大舅家住。青草坝，听起来像是个乡村，实际上是一个造船厂的所在。船厂的家属区在半山坡上，晚上可见重庆市区的点点灯火。
　　家属区很安静，我在这里幽居，是为了自学。
　　当时，我母亲给我来了一封信，说是明年上大学有可能要考数理化，让我抽空自学一下。
　　青草坝大舅家里，当时只有我表姐的外婆在，老太太每天做饭，我们祖孙俩一起吃。
　　我上初一时，还没有学过物理、化学，数学上也没有学过几何。这次，我找来了课本，用了两个多月的功夫，一点点弄懂了最初的课程。原先在初一学过的数学，我也补了补。
　　我出生在一个科学之家，但对自然科学的常识，等于零，这是一个幽默，太说不过去。突击了一段时间后，总算扫了一点儿盲。
　　国家形势转变得很快，处处都能感到有松动的迹象，以后上大学要考数理化，也不是不可能。
　　我那时是一个废材，但也有很强的自救意识。我知道：不努力，将来在社会上就是白痴。在这种紧迫感的催促下，我几乎是全方位地获取各种知识。
　　我大舅那时候经常在武汉，有时也回家来。他除了本职工作外，还负责管理着厂里的一个技术资料室。他看我喜欢学习，有一天就带我到资料室去，把我锁在里面，让我随便翻阅资料，以增强感性知识。
　　资料室里，绝大部分是从国外进口的技术杂志，都是最新的。我不懂外文，看也是白看。不过，国外的技术杂志，也能透露出很多信息。
　　杂志都是铜版纸印刷的，跟现在的时尚杂志一样，花花绿绿，里面还有广告。从广告上，我看到了当时资本主义的物质发达程度，几乎轰毁了我过去的世界观。以前我印象中的资本社会，是从漫画中得来的，比方，潦倒的工人垂头丧气，大肚子资本家仰面朝天地抽雪茄。
　　但是，漫画你还能相信吗？我手上捧着的精美的印刷品，所展现的世界是我所有的想象力都达不到的。看着那些照片，我想，什么这主义、那主义的，物质发达能让任何主义失色。
　　在杂志里，我还看到了裸女，这可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那是一个平板玻璃产品广告，一个金发裸女，坐在一张方形的玻璃后面，恰好把关键点都挡住。
　　这张图，看得我面红耳热。
　　我好像有点儿明白了：资本主义，原来就是随心所欲。只要你想要的，它就有。
　　理论文章可以成版成版的写，但多少万字，也抵不住一张图的挑战。
　　我当时还想，能不能在杂志上看到裸女，就是两个世界最大的区别了吧？
　　

北极豪客

　　六十六、南京访画
　　
　　1973年春节前，我母亲带着我的小弟，也从东北到重庆来探亲。过完春节，我和母亲、小弟一块儿乘船东下，又去南京探亲。
　　一路东下，看三峡，看江汉平原，才知道李杜写长江的诗句，全都不是瞎掰。这一趟江上壮游，给我补上了中国文化的一课，不然，纸上得来终觉浅，我哪能知道什么叫“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南京，是六朝古都，又让我大大地感慨了一回。我跑去玄武湖，站在拱桥上，扶着石栏杆，想起李后主的“雕栏玉砌今犹在”，对这金陵旧地产生出无限留恋。
　　自从我发奋自学之后，读了不少古诗，对传统文化甚为认同，可是，身边事物全不是那么回事儿。现在，看到古都遗迹，才觉得跟古人比较亲了。我们的种种，原来都是有源头的。
　　我母亲在南京有一世交，是原金陵女大的毕业生。她的大儿子大毛，当时是镇江文工团的正式演员。我见到大毛，长得高大威猛，在他家桌上的玻璃板底下，放着大毛演出《沙家浜》的剧照。帅哥大毛，身高有1.85左右，演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堪称巨人。跟他配戏的“沙奶奶”，顶多到他前胸高，在台上使着劲儿踮脚，勉强能跟大毛握个手。
　　那个时代，能作为正式演员演出样板戏，不知能令多少人羡慕死。想想自己，还是个锄大地的知青，真该去跳楼了。
　　大毛意气风发，万事不在话下的样子。他得知我对绘画感兴趣，就带我去见他一个哥们儿，一位跟国画大师宋文治学画的青年。
　　那小画家，学画学得很虔诚。在他那里，我见到了宋文治先生的真迹。大师当年也不过54岁，比我现在可小得多。由于形势缓和，他那时在江苏很活跃。
　　小画家本人大概是工人，业余时间师从宋先生，画了很多习作，都是小幅的水墨画，比现在的A4纸还小，清一色的江南水乡图。
　　用水墨画来表现江南，是太合适不过的了。墨色晕染，天然地就把水乡画得烟雨蒙蒙。
　　见我爱不释手，那小画家就叫我挑选几张，他送给我。
　　当年的好多青年，断了上学的路，不甘心就此毁掉，就业余钻研艺术，画画、拉琴、学唱京剧，总之要折腾折腾。小画家的名字我早已忘记，恐怕到今天也是一代大师了吧。
　　我很喜欢南京。街上的姑娘们都爱穿唐装小棉袄，全面复古。再配上街道的背景——树枝纠结的梧桐、旧时官邸的高墙，很有梦幻感。
　　
　　
　　六十七、好一个上海滩
　　
　　在南京逗留的一个月中，我和家人逛了镇江、苏州、上海和杭州。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领略江南美景，虽是冬天，也比东北要婉约得多。
　　走过几个城市，上海最令我震撼。我觉得上海是全中国“都市化”最彻底的地方，而且有一股异国情调。
　　最吸引我的是外滩，我在上海几天，天天都要去外滩一趟，流连忘返。
　　那时候，中国人时兴出门带个旅行袋，人造革面的，上面印有图案，最流行的图案，就是上海外滩和北京天坛了。外滩的景色，虽是“万国建筑博览会”，但也是中国的骄傲。
　　上海南京路上，有一个著名的地方，叫国际饭店。这地方因为文革前的一部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而名声大噪。电影里，一个城市新兵因为“吃吃国际饭店”，而受到领导严厉批评，成了迷恋资产阶级生活的典型。
　　我这次去，当然要去“吃吃国际饭店”。当时吃的什么、滋味怎样，都忘了。据我的小弟后来回忆说，是肉饼，极香。我没有这个印象，只记住了国际饭店。
　　那时候上海给人以“异国”的印象，除了建筑有特色之外，还有人们的时髦。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上海小伙子，几乎个个都那么有款有型。一身笔挺的铁灰色“涤卡”制服。还要围一条围脖，也有公认的标准花色，是黑底带红点与白点，非常雅致。
　　“涤卡”是化纤制品，那几年特别流行，取代了棉布，要是放到现在，谁也不会穿。可是每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很不同，是无可理喻的。
　　别的城市，虽然年轻人也讲究穿戴，但惟独上海青年最用心。
　　上海人，在任何时候，对细节都很注意。
　　我那时在上海，跟母亲去拜会了一位“舅公”，他解放前是一个私营厂的老板，公私合营后变为职工，那年他最多才50岁，单位却让他“下了岗”，成天没事干，呆在家里编汉日词典。
　　我去，他就跟我讲他编词典的创意，很有成就感的样子。
　　我问他：“能有出版社愿意出吗？”
　　舅公神色黯然下去，说：“编出来再说吧。”
　　一谈到当下，他立刻嗤之以鼻，咕噜着骂了一句，意思是“瞎搞”。
　　他叫他的女儿出来，给我们端茶倒水。他的女儿是“宅女”，中学毕业后，不知享受了什么政策，没有下乡，大概也没有什么工作可做。
　　她是我的一位长辈，可是年纪比我小，我注意到她神态娴静，十指纤纤，很像我想象中的“大家闺秀”。
　　他们住的地方，是老式的高层公寓，虽然旧，但底气还在，有落地钢窗，院子里有绿化。从窗户看出去，是浩瀚的城市。外面很鲜亮，屋子里却很暗、很沉静。
　　从舅公家里出来，母亲很困惑，说：“舅公编这个词典，有什么用呢？”
　　我过去知道有一部日本进步电影叫《太阳照不到的街》，我想，舅公的这个家，就是太阳照不到的房子吧。
　　
　　
　　六十八、春之涌动
　　
　　从南方万里漫游归来，我又站在了东北的黑土地上。不久，春耕开始，我重操旧业，在长得没有头儿的垄沟上点种。
　　此时再想起大巴山的人和崇山峻岭，我很伤感。
　　——别梦依稀。
　　也许有读者要问，那时当知青，能随便像我这样漫游吗？
　　可以。我们是插队，不是到生产建设兵团，没有纪律约束。你如果不想干活儿，就不干，没人管。可是，不干活儿，搭上的是什么？是前途。知青无论是被招工招兵，还是被推荐上大学，都要看“表现”。长时间不干活，表现怎么能好？
　　就像现在，人人都红了眼地赚钱，你偏要在家里当宅男宅女，法律并不禁止，但你能受得了“落伍”的压迫感和别人的白眼吗？
　　所以我再怎么漫游，过了半年，还是要乖乖地回来。
　　乏味的春耕尚未结束，忽然公社来了一个美差。县水利局搞水利设施普查，到了我们公社，需要一批文化较高的知青帮助抄表格，大队在这上面不敢糊弄，就把我推荐了去。
　　我们一群知青，住在公社招待所，俩人一屋，天天抄表格。
　　这次抽调上来的，都是各大队知青里的顶级精英。跟我一个屋的，叫老韩，是文革前的初二学生，勤奋好学。在公社抄表的那半个月，只要一闲下来，他就手不释卷地看一本《唐诗三百首》。
　　我俩挺有共同语言。
　　我们互通了一下消息，都知道今年招生是要凭考试，数理化若不及格，没门儿。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老韩说：“我家没权没势，招工上不去。让我一辈子在农村也行，但起码要上一回大学吧。不然活在世上，就一个初二的水平，不甘心哪！”
　　我们互相鼓励，一定要争口气。每天工作完毕，就发疯似地温习数理化。
　　这一拨人里，有一个女孩，是公社所在地镇上的知青，是个狂热的美术爱好者，没事儿就画钢笔速写，已有了自己的风格。女孩姓S，名字很好听。
　　她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我也不喜好交际，但我们同时发现了对方。那么勤学苦练的人，我或她以前都没遇见过。我们有过简单的交谈，只几句话，可说是一见倾心。
　　那时候，我刚在重庆读完《沫若文集》第一卷，对郭沫若的诗集《星空》佩服得五体投地。《星空》是一组短小、轻灵的情诗，恋爱中的青年读起来，觉得句句都说到心坎里。
　　我萌发了第一次真正的爱情，有时候抄着表格，就情不自禁地在桌子上写开了郭沫若的诗句。以前我的恋爱，都是我暗恋人家，现在这次，是我与她心心相印。
　　那时候，自由恋爱不能公开，否则舆论认为“作风不好”。我们交谈得很有限，但时时都在牵挂对方。
　　在抄表活动结束后，S姑娘又介绍了镇上一大批青年才俊给我，他们各有擅长，有练书法的，有画连环画的，还有酷爱文学的。我没想到，小镇上竟然这么大批量地藏龙卧虎。他们不甘心命运给他们安排的角落，尽可能地要发展自己的才艺，以求出路。
　　这些人当中，有知青，有青年农民，有工人，还有中学老师。大家相谈甚欢，就倡议办个文学杂志，我连刊名都想好了，就叫《雨花石》。不过后来幸亏不了了之，否则还不知会惹出什么大祸来。
　　春光灿烂中，我们互相拜访、恳谈，有如现代的“竹林七贤”。这样好像还不过瘾，其中有一个人的哥哥比较有活动能力，就组织我们去了一趟吉林小丰满水电站，游览了闻名已久的松花湖。在去松花湖的路上，那位大哥忽遇熟人，那人很惊讶，问他：“你这是干什么？”、那位大哥答：“都是朋友，出来玩玩。”
　　那人看看我们一行，都是人中龙凤，不由得夸出声来：“浪漫啊，太浪漫了！”
　　后来，我和这一批人，保持了较长一段时间的联系。我曾经把他们当做难得的知己，但后来发觉，想在人海中找到这么多知己，是不可能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很快就会大过共同点。
　　当时代发生变化后，这一批人的命运很不相同，有当了公务员的，扶摇直上，住四房两厅；有下了岗的，变得愤世嫉俗。然而他们年轻时的蓬勃精神面貌，无一例外都没有了，
　　后来，一点儿也看不出来，年轻时他们曾经豪放过。
　　
  　六十九、集体户的老兄
　　
　　我的插队经历，要是细说起来，比较曲折。从1969年1月起，一共下乡8年。第一年，是在延边的一个县。我们家是南方人，按理说跟这个靠近山沟的县没有任何关系，奇怪的是，我的外祖父壮年的时候，组团考察到过这个县，目的是看一看原始森林。我的母亲也在文革前来过这个县，是参加“四清”工作队。然后就是我和中学同学组成集体户，一头扎到了这个县。
　　跟中学同班同学在一个集体户，还是比较有乐趣的，尽管是瞎混了一年。后来，我的父母下放到离省城不太远的农村，那时的术语，是走“五七”道路。那个年代类似的术语太多了，我这里就不解释了。
　　我在延边瞎胡闹，干不下去了，就转户口到父母这边来，但身份仍是知青。这样过了两年，国家形势有变，“科技干部”陆续被调回城，父母带着家属就走了。我的身份是知青，回不了城，在生产队也不能独立门户，只能转到当地的一个集体户。
　　这个集体户，主体是镇上的知青。他们年纪比我略小，出身贫寒，和我大异其趣，我算是勉为其难地和他们相处了5年吧。
　　这里说说这个集体户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位哥们儿。
　　一位是青山兄，笑口常开，但他可不是一个弥勒佛，这种笑，是技术性的笑。
　　青山兄为人极精明，跟大队干部是能勾肩搭背的。他身上，有一股霸气，一副“没有我不知道的事，也没有我干不了的事”的劲头儿，古话讲就是“舍我其谁”。
　　青山兄，镶着两颗金牙，一笑金光灿灿，看到无能的人，能把人家嘲笑死。我在他眼中，基本是废物，他无论说什么，最后都要拐到“我是英雄我怕谁，你这废物还活着干吗”上来。
　　青山兄不但擅长人际关系，干农活儿也是一把好手，冬天夜长，他没事儿就到农民家聊庄家经。下乡不到两年，就成了顶级劳动力，所有农活儿，没有他不会的。最后，一半以上的农民干的农活儿，都要被他嘲笑。
　　我和他关系一度很紧张。在他眼里，学知识，基本跟吃屎一样，他不能容忍天底下居然还有这种人！
　　后来我跟他有所缓和，也是不咸不淡吧，他毕竟很难接受世界上生存着一些废物。
　　青山兄是那个时代的骄子，文武双全，后来大队果然给了他一个机会，到南方当兵去了。到了驻地后，来了信，极为兴奋，说南方兵都叫他“阿山”。
　　此人后来命运不知怎样，如果转业当了干部，前途会不错。
　　还有一位是大海兄。
　　大海兄是一个善良的人，有一点儿窝囊。他被青山兄歧视，自然跟我比较亲。一来二去，成了我的死党。
　　一次，公社抽调劳力，为石油管道工程挖土方，派去的人有我一个。大海兄对我说：“这活儿太吓人，你干不了，我替你去干吧，豁出来了。”
　　挖土方，是就连庄稼人听了也要打颤的苦活儿。
　　干了一个星期，回来大海兄说：“累稀了！这活儿，站在冷水里，一锹要扔上去一米多高，干完活腿都木了，一掐不知道疼。”
　　大海的小腿因此坐了病，一到阴天就疼。他经常叨咕：“这都是那年替你干活儿落下的。”
　　他是说者无心，我听了每次都很内疚。
　　大海兄确实有点儿缺心眼，啥事都敢出头、敢放炮，集体户想偷老乡的鸭子吃，也是他出头去偷。
　　有一次我给本公社一位熟悉的天津女知青写信，谈了谈有关自学的事儿，正好他回家，我就托他寄了。几天后，我们户一位女生忽然给我看一封信，说：“这是男生写给我的信，你看看，这写的是啥？”
　　我一看，愣了——这内容不是我写的吗？再看落款，怎么成了大海？
　　这小子，把我的信拆了，照抄一遍，写给了心仪的女生。
　　胡闹吗不是！
　　我把他叫来质问，他挠着头一笑，没什么解释。我追问：“那我的信呢？”
　　“我重新写了一个信封，给你寄了。撒谎是犊子！”
　　“你抄那信，她能看懂吗？傻呀！”
　　他只是嘿嘿地笑。
　　那年头，《红楼梦》解禁，出了新版，大家偶尔谈起，都说看不懂。大海不服：“不就是一本《红楼梦》吗？有啥看不懂？拿来我看！”
　　我从箱子里拿出《红楼梦》给了他，坏笑着说：“你能看下去10页，我管你叫爹！”
　　他抢过去：“不就10页吗？”说着翻开，大约是翻到了“贾探春协理荣国府”一段，头绪繁多，才看了两三行，就扔了书，“唉呀妈呀，这啥呀！”
　　大海兄看《红楼梦》，就成了众人的笑柄。青山兄笑得直抽冷气：“你还能是那个虫儿？”
　　
　　
　　七十、集体户的老妹儿
　　
　　接着我再讲讲集体户比较有特色的女生。我所在的小镇集体户，女生都是那种注定要平平淡淡过一生的人，但她们在年轻时，还是很有个性的。
　　我们户里有个省城来的女知青燕子妹妹，她来这里，是因为在县机关里有什么关系。她虽然与我是同一城市，但举止作派却跟小镇青年更接近。燕子妹妹人并不漂亮，还梳着一根大独辫，一走路直打屁股。
　　辫子长，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美了吧。
　　这燕子妹妹是大城市来的，干农活儿不行，按理说是要被青山兄鄙视的。可是，不知怎么的，他们俩就谈起了恋爱。
　　青山兄是人中豪杰，燕子妹妹一见倾心，这有道理。青山兄呢，赢得了一个省城姑娘的芳心，这也挺满足虚荣心的。两下里就这么一拍即合。
　　那年头的恋爱，是心灵感应，彼此愿意多说说话，干活儿帮个忙什么的，一般不可能出轨。
　　青山兄当兵去了，这段恋爱似乎就无疾而终。
　　燕子妹妹一直在集体户里呆到1976年，那时我已经抽调到公社去了。有一天，燕子妹妹忽然神色紧张地把我找到一边去谈话。她说公社的一个干部，在生产队蹲点时，找她谈话，摸了他的手。
　　这是性骚扰啊。不过，也就是摸了一下手。
　　燕子妹妹说这话的神情，像是遭遇了奇耻大辱。
　　她说：“我太害怕了，甩开手就走了。后来他见我，老是很阴地笑，这不是要迫害我吗？我想告状，但万一告不动，他就更记恨我了，还能让我回城了吗？可是不告呢，他心里有鬼，怕我走了以后回过头告他，还是会暗里使坏不让我走。你说我怎么办？”
　　燕子妹妹把这等隐私的事儿跟我说，是比较信任我。当年她和青山兄谈恋爱的时候，眼睛长到脑门儿上，没把别人看在眼里，现在要平和多了。
　　我也就很负责任地，为她出了主意：“你打算怎么告？告到哪里？”
　　燕子说：“我爷爷在省里有点儿地位，在县里也有关系，我准备直接上县知青办去告。”
　　我说：“如果有把握，就告。不告，你更无出头之日。”
　　她听了，也就下了决心。
　　不久，她果然闹出了动静。那时很奇怪，在公社机关驻有工宣队，工宣队师傅找我谈，严肃地问我，燕子是否跟我说过这事儿。
　　我如实作答。至于那个摸手的干部，我也认识，但我看不出他有任何异常。
　　这事情的处理结果是，燕子很快被招工招走了。那位干部，撸掉了委员的衔，也没给另外的处分。
　　这件事，多年后我还在想，到底有没有呢？不过燕子妹妹在跟我谈话时，那种绝望，不大可能是装出来的。
　　集体户还有一个W妹妹，聪明能干，人也漂亮，爱上了生产队里“打头的”。“打头的”是队里的劳动带头人，队长不干活儿，总得有个监督者，那就是“打头的”了。
　　我们队里“打头的”是一位青年农民，长得高大英俊，非常聪明，就是有点儿瘸，但总体上无大影响。
　　我相信两人是真心相爱，因为两人都是男女青年中的佼佼者。
　　知青爱上农民，并不多见，因为凡是知青都想回城。现在这一对，在女方，是爱情战胜了利益。可是他们命不好，就在他们的事儿公开化以后，碰巧遇上了打击“迫害知识青年”的运动。女知青和农民谈恋爱，只要农民方面是有一点儿权势的，一概以“迫害女知青”论处。
　　当时公社有人找我们“打头的”说话，让他赶紧罢手，“打头的”不服，非要和W妹妹做现代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打头的”跟我关系不错，有一天跟我闲谈，说：“那天大雷雨，我约小W到苞米地，两人发了誓，生死不离！”
　　我听着，怎么有点儿像“五四”之前的悲剧？
　　没过几天，公社就来人把他带走，在公社采石场“劳改”了3个月。W妹妹也被强制转走了，再没回来。
　　这对鸳鸯，就此两散。
　　他们的命确实不好，因为再过一年多，上面又提倡知识青年“扎根农村”，鼓励女知青嫁给农民了。
　　如今这W妹妹，起码也有55岁了，孙子也该有了，她还能记得那“打头的”了吗？

北极豪客

　　七十一、我恨不得杀了张铁生
　　
　　那年夏天的事情，让千百万知青头晕。大概到6月份，已有明确的消息传来，今年大学招生全凭考试录取，我妈催我在集体户抓紧复习功课。可是，迟迟没有听到公社有什么消息。
　　人家辽宁省先动了一步，这一步，就要了我们的命。
　　1973年8月10日这天，突然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出义正词严的播音，一个名叫张铁生的考生，在高考时交了一份白卷，在卷子背后，写了一封“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的信。
　　中央台的男声，永远是那么无可置疑地正确，我听了，如五雷轰顶，知道事情有变。那几天，广播报纸上只是在喧嚣，还没有正式的决定下来。我和无数知青一样，怀着忐忑之心，希望有侥幸的事情出现。
　　我们没等来好消息。8月中旬，公社开了一个全体知青大会，宣布了今年大学招生取消原定考试，还是以“贫下中农推荐”为主。
　　散会后，大多数知青一片沮丧。
　　这时，外大队一个天津来的女知青小Y，主动和我搭讪。她早已闻我大名。原来我的狂热好学和我政治上的不积极，早已名声远播，几十里之外的陌生人都知道了。
　　小Y也是憋着劲儿要考大学的，这次突变，使她几乎精神崩溃。
　　男广播员的声音，传达着张铁生恨恨的声音：“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烦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
　　谁是“不务正业”，谁是“摇摇法外”，谁是“浪荡书呆子”，谁是“大学迷”？不就是我吗？
　　被主流媒体的声音狠狠地批判，这种滋味儿，大概今天的年轻人谁也没体验过。那真是连自己都看贱了自己，恨不得一头钻进地缝里去。
　　开完会，我一气之下，也不回集体户了，回家。命运不给我出路，我再怎么锄大地，也无非是消磨青春，不管它说得多么冠冕堂皇，实质上就是要消磨你，还要让你有负罪感。
　　小Y也决定跟我一块儿回省城她舅舅家。在火车上。小Y滔滔不绝，简直说得口沫横飞。
　　她比我大两岁，是文革前的初三生，知识底子比我厚得多。本来她是应该跟着天津知青的大帮下乡的，但她舅舅是我们省机关的一个中层干部，能给她点儿庇护，她就投亲到了这边，安插到了我们公社。她舅舅的威力，也就仅此而已，想要回城当工人，还是不易。
　　她对临时取消考试表示十分愤怒，对张铁生就差破口大骂了。张铁生不仅毁了我们的前途，也毁了无数人最美好的梦。眼看着文化、教育刚刚有点儿复苏，又成了落花流水。我们注定要在野蛮中生存下去。
　　小Y回到舅舅家后，又来找过我，还是滔滔不绝，跟我大谈屠格涅夫。她问我：“你看过屠格涅夫的《春潮》没有？”
　　我摇头。
　　她就滔滔不绝地讲起了《春潮》的故事。过后，又把她珍藏的一本《春潮》借给我看。
　　小Y的幻灭感十分强烈，她必须找一个人滔滔不绝地倾诉，而且这个人还得能理解她的苦闷。于是我就成了她倾诉的对象。
　　我们的友谊保持了一段时间，通过信，相互激励——哪怕一辈子上不成大学，也要发奋自学。
　　小Y的钢笔字写得非常漂亮，文笔也华丽。这令我自惭形秽。
　　这算是患难之交吧，可惜没有维持多久。一年后，她被地区勘探队招工，成了地质工作者。我到市里去，曾经去看过她。进城后的小Y，与往日判若两人，神采飞扬，和我好像没多少话可说了，却不停地跟地质队的帅哥同事逗闷子。
　　我心里叹息：人只可共患难啊，哪怕她读过屠格涅夫。
　　我还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才把屠格涅夫的《前夜》、《罗亭》、《父与子》搜罗来看。
　　那以后，我没再见过小Y，不知她后来怎么样了。
　　我在公社认识的老韩，也是这次遭受精神重挫的人。他在秋天来我们集体户看过我。在聊天中，他说：“那天，我一听中央台广播员的声音，就知道，完了，完了！”说着，他拿笔在糊墙的报纸上写下“张铁生”三个字，不断地用笔点戳着，“张铁生，他倒是上了大学了。他写那封信，纯粹是为了他自己，把多少人给毁了。我恨不得杀了他！”
　　老韩走后，我跟他通过信，也是相互鼓励。我还送了他一句诗：“耿耿秋灯夜未明。”
　　半年后，我收到了大巴山小S的来信，信写得非常“文学”，完全没有唱高调，她向我倾诉了“张铁生事件”之后的幻灭和凄凉，我由此知道，她的坚强，是硬撑着的，其实内心也有常人的欲望。
　　我们一共通了三封信。她的痛苦，大概只有向我这个远在天边的人倾诉才合适。在那一封封哀婉的信中，我知道了，去年我在大巴山时对她朦胧的爱恋，她是有感知的。
　　东北的秋寒，铺天盖地地来了。
　　1973年的深秋，我感觉生不如死，常常陷入痴呆状态。
　　
　　七十二、当一无所有的时候还有精神
　　
　　有人说，中国人不可或缺的，除了阳光、空气和水之外，还有歧视。无论哪个年代，总有一拨人是要受到歧视的，而另一拨人则以能够歧视别人而感到幸福。
　　中国人的精神快感，是来自于歧视他人。
　　1973年冬，我彻底沦为被歧视者。原先还有一个遮掩——别的不行，毕竟我还有点儿文化水儿。现在，张铁生把我这块遮羞布彻底撕掉。没用的美德，是白痴；没用的特长，也是白痴。
　　这个寂静得近乎死亡的初冬，我陆续弄到了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一卷、《瞿秋白文集》一本，我别的不管，只是默默地抄，抄下里面的好词句。
　　作为失败的军队，可以投降；而作为失败的人，又向谁去投降？我只能在已经沦陷了的阵地上继续战斗。
　　这是两本辞藻华丽的书，给了我很大慰藉。瞿秋白先生的《饿乡纪程》，尤其使我大感惊讶，看来，了解历史不能光看教科书。
　　初冬的夜，要加班打场，晚上回到集体户，我坐在炕上，披着棉大衣，凑着煤油灯，接着苦读。炕上有很大的柴烟味儿，好像把内外的衣服都熏透了。
　　不久，王兄借给我一本戈宝权先生编辑的《普希金文选》，一本残破的精装本。里面有插图，是普希金站在大海边，迎风挥舞着帽子，黑色大氅在风中狂飞。
　　这个形象震撼了我。
　　王兄一向对普希金崇拜得五体投地，张口就是“叶甫盖尼•欧根奥涅金”、“啊，大海，自由的元素”。
　　我仔细读了普希金的身世，对他少年时代在皇村中学那一段，尤感兴趣。“皇村中学”，这是何等金光闪闪的名字。我愿像普希金那样与命运搏战，但是，我没有自己的“皇村中学”。
　　普希金，才华盖世。读罢他的诗，我不能自制，走到院子里仰望星空。满院白雪，月明如昼，一个21岁的被歧视青年，就这样呆呆地，遥想着一位连鬓胡子的天才诗人。
　　似乎我手中也有一把剑，今生就注定了要去决死一战。
　　年轻人是热血做的，那一晚，我立在雪地上想：今生今世，我什么俗世的利禄都不要，就是要与众不同地过一生！
　　我这个时候的现实处境，已经相当可悲。
　　为什么每年的招工招生，都没有我的份儿？
　　这里面有一个具体原因。
　　我的父母，当初下放，就在我们大队。我父母在银行里存有一点钱，数目不大，但在当时堪称亿万资产，一辈子也花不完的。这钱是祖上的，也是合法的，那时除了工资以外合法的钱不多，但我们家的这笔钱就是。
　　大队想买拖拉机，没有钱，就找我父母借，我父母只能借给了。父母一走，大队不想还钱，就扣住我不放——你们的孩子在这儿，你们还敢催债吗？
　　“革命”的大队干部，整天游手好闲，买一台拖拉机当摆设，却扣住我做“人质”。我的青春，就这么白白地耗在这里。
　　而我的名声，也传遍了全公社。原先的公社魏书记，是中学教师出身，对我父亲相当尊重，对我也并无异议。可是魏书记一走，新来的书记不买账。
　　王兄的父亲，是镇上文化馆的头儿。王兄曾经托他父亲去我们公社打听，为什么新来的书记对我印象不好？
　　打听的结果是——王兄用了四个字概括：“说你‘恃才傲物’。”
　　我问：“什么才，是才华的才，还是财富的财？”
　　王兄略一沉吟，笑了：“都有吧。”
　　公社书记定了性，我还能跑得掉吗？
　　看这样子，上山下乡运动要是有千秋万代的话，我就得在这个大队呆上千秋万代。
　　就在我陷入绝境的时候，我母亲给我借来一套书——《约翰 克里斯朵夫》。
　　这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名作，解放前的版本，繁体竖排。这书一共有4卷，母亲借来的是3、4卷，我也就从中间开始看了。第3卷的开始，恰好是安多纳德姐弟俩的悲惨故事，一下就把我抓住。
　　约翰 克里斯朵夫，是根据贝多芬的事儿，塑造出来的一个人物。他自我奋斗，决不妥协，与所有的人都不同。他搏斗了一生，终未被俗世所击垮。
　　译本是傅雷先生的，堪称神来之笔，看得我热血沸腾，联晚不寐。
　　乡下点的是煤油灯，在灯下看书时间长了，鼻孔下面一片黑，像日本鬼子的小胡子。第二天上工，队长看见我，哈哈一笑：“你又贪黑看书了吧，头发也燎了，鼻子也黑了，日本人地干活儿。”
　　《约翰 克里斯朵夫》不光是给我注入了精神的动力，也决定了我后来的精神走向。
　　“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书中起首的这一句，是傅雷先生的鬼斧神工，它从此就嵌入了我的生命。
　　屋外是寂寞荒原，屋内是一灯如豆。
　　这不知是多少知青当年的写照。
　　有一句话，大家不信也就算了——当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还有精神！
　　
　　七十三、“春桥同志说……”
　　
　　《约翰 克里斯朵夫》是怎么征服我的？是怎么给我雪中送炭的？那浩瀚的篇幅所含的信息量就不用提了，单是扉页上，罗曼-罗兰本人写的一句献词，就足以使我勇气倍增：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战胜的自由灵魂。
　　
　　这就是写给我的书。冥冥中注定。
　　我相信，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可能有一本书起了决定性的影响。我后来看过一些知青出身的哲学教授，回忆他们当年，就是读了一位苏联学者写的《康德传》，才走上了哲学研究的道路。我不幸没有读过文革前出版的《康德传》，我读的是1948年出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于是我这一生，就注定了要跌跌撞撞走到老。
　　就在我苦苦耕读之时，国家又发生大动荡。1974年1月，“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这是在文革十年中掀起的无数次运动之一，不过这次批孔，几乎再次引起全国性的大震荡。
　　林彪在出事之后，已被批的体无完肤，为什么还要批，而且还要和死了2000多年的孔子绑在一起批？这是因为——批林批孔是手段，目的是批周公。
　　1972年以来，在周恩来总理的努力下，各方面都有解冻迹象。加之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国对外的姿态也开始缓和。在一片缓和之中，“江青同志”等人看不惯了，开始项庄舞剑。
　　这个运动，来势相当凶猛，大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势头。孔子的幽灵，与当代中国人已多年无关了，却也被拉出来，劈头盖脸地羞辱。
　　当时的运动一发动，媒体上就铺天盖地，就连文艺作品也一哄而上，原本没提“批林批孔”的，编辑在修改时也都统统加上，以示紧跟。
　　早春二月，我获得了一个机会，去参加本省一个边城的“文艺创作会”。这个会，相当于现在的“笔会”，也就是改稿会。会议的组织者，从全省各地区分别邀请了5位业余作者，作为特邀代表。
　　我上了去边城的火车，车未开时，一位30岁上下的女同志，带着一个小女孩上了车。那妇女是知识女性，好像在找人。看到我，她很客气地问：“您是知识青年？”
　　我说是。
　　她又问我去边城干什么。
　　我说开会。
　　她面露笑容：“求您一件事，这孩子是我的外甥女，托付给您，路上照看一下，到了终点，她姥爷在站上接。”
　　我看看那孩子有八、九岁了，还挺懂事，就答应了。
　　那妇女又说：“我看了好几个车厢，就您像知识青年，我就相信知识青年。”
　　小女孩一路上不说话，默默看着窗外。到了终点，一位老大爷果然在那里等着，我完成了任务，那老大爷热情道了谢，就分手了。
　　这样的事，如今真是是不可想象。
　　会议报到那天我才知道，无独有偶，我们从各地区来的业余作者，5个人里有4个是下乡知青。那时凡是喜欢舞文弄墨的知青，那都是有点儿追求的人，我们凑到一块儿，有如他乡遇故知。
　　这个会，开得很不是时候，那年2月初，“江青同志”又发飙，要批判山西的一个地方戏《三上桃峰》。这个剧，本来没啥问题，江青非要说是歌颂了王光美，因为王光美在“四清”运动中创造了“桃园经验”。“桃峰”，就是为“桃园”招魂。
　　这哪是政治家风度，简直是装神弄鬼。可是，她一发话，下面就赶紧传达，我们算是“文艺界人士”，会也不正常开了，先行内部传达。会议组织者给我们念文件，是“四人帮”的文艺干将于会咏的讲话，里面老是提到“春桥同志讲……”。
　　传达者一说到“春桥同志”，就要高8度，俨然在宣布真理。
　　如今“春桥同志”是死狗了，人人都可以骂他。当年可不是这样，“春桥同志”那4个字，是太庄严了！
　　我们几个知青，两天就混熟了，白天听“春桥同志”，晚上就大聊《红楼梦》。要是小组讨论，我们就更没正经的了，互相分派《红楼梦》中的角色，看谁像贾母、贾政、柳湘莲。
　　说到《红楼梦》里最难忘的一句，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就是那句——“绣房钻出个大马猴”。
　　“春桥同志”，您尽管庄严地发指示吧，我们就爱议论《红楼梦》，这不犯法吧？
　　
　　七十四、边城的欢乐
　　
　　来自全省各地区的业余作者，我来逐一做个介绍。
　　小G妹妹，18岁，形象有点儿发福，加之一口北京口音，引人注意。
　　小M哥，理智型的，说话带有强烈的思辨性，穿一身灰色的“风雪大衣”。我们送他外号“风雪大衣”。
　　还有一个，是回乡知青，业余写快板书的。我们将之视为异类，送他外号“快板书”，干什么都不带他玩。
　　另外还有一个，小L，省城产业工人，为人谦和。
　　小G妹妹形象独特，引起了男同胞强烈的开玩笑心，大家以在饭桌上拿她打趣为乐。小G妹妹也不示弱，每每还以颜色。
　　她开会经常不守时，我们惊讶还有这样的知青，在农村还不得懒散得一塌糊涂。后来才知道，原来她还是一个知青农场的副主任，下乡才一年多，就高踞此位，算是很不得了的精英了。开会散漫，是因为处在陌生环境，好不容易放松一下，就随心所欲了。
　　小G妹妹穿一身白底小碎紫花衣服，在臃肿中透出几分可爱，几个男青年就要给她“安排对象”。这一安排，就栽到了我的头上。话里话外，那几个人就不断敲打。
　　早上吃饭，大家坐满座位，单单在我身边剩下一个空座。小G妹妹一来，大伙立刻默不作声，就看她坐不坐。
　　小G心里没鬼，坦然坐下。她的那份馒头吃不完，要给人，那几人故意把自己的碗盖住。小快板说：“俺们不能要，俺们要了，也体会不到那种甜蜜啊！”
　　小G妹妹气得横了他们一眼，转眼看看我，“啪”一下把馒头扔到我碗里。
　　满桌立刻哄笑。
　　青年的相聚，是暗淡人生中难得的欢快。边城数日，成了我们释放心情的好机会。
　　因缘际会，那几天，正赶上文革开始后第一批国产故事片上演。中国到那时，已经有8年没拍故事片了，人们就只和8个样板戏为伍。这次一下就推出了4个——《艳阳天》、《青松岭》、《战洪图》、《火红的年华》。
　　在边城，我们看了个不亦乐乎，又添了不少新话题。
　　会议结束后，在回省城的火车上，小G妹妹对我讲了她的身世。他的父亲原是北京京剧团的，下放到本地，可是本地京剧不景气，因此郁郁不得志，家里从来就不像个家，好像随时准备要打包回北京一样。
　　父亲很灰颓，可是要求女儿要迎难而上，不能做时代逃兵，因此小G下乡后很争气，咬牙干，终于当了知青的头头。
　　到了省城，小G和小M都没有马上走，住在了亲戚家。几个人约好，第二天一起去报社，见一见文艺副刊编辑，别管认识不认识，拉拉关系再说。
　　然后，大家就一起到湖边公园照相。
　　春寒料峭，几个年轻人兴致勃勃，各自抒发着豪情。逛了一天，晚上分手，都有些依依不舍。
　　东北的初春，苍凉但又充满希望。
　　回到集体户，就不可能再有这样的欢笑、这样的氛围了。回想在重庆时，我的一个表姐说，下乡插队，回家探亲时兴高采烈，返回农村的路上“像上刑场一样”。这一点儿也不夸张。
　　那时我们虽不能说是“身无分文，心怀天下”，但多少都不甘心于沉沦。多年以后，小G妹妹进入了中央广播电台，一直做到退休；小M哥进了中央统战部；小L进了省广播电台，迄今犹在岗位上。
　　小G妹妹年轻时，是个相当有性格的人，但她一生平顺，原因就在于：从不跟潮流对抗，也不领潮流之先。
　　
　　
　　七十五、失恋
　　
　　回到乡下，边城会议给我带来的精神动力还在持续，人极为兴奋，下笔也如有神，写作上大有长进。我急于把边城的见闻告诉给我热恋的小S，让她知道，只要勤奋学习，将来是会找到很多知音的。
　　我那时不知道，所谓知音，只是在有共同命运时的惺惺相惜，但彼此地位一变化，处境一变化，也就很难有共鸣了。陈胜和他老朋友们的反目，是因为他们再也不能在一块儿锄大地了。
　　我那时和小S的热恋，说来也只不过是狂热地通信，却没有多少见面的机会。即便是通信，也一句不涉爱情，就是互相倾诉对学习的渴望。“学习”二字，在我们心目中有近乎神圣的位置。
　　如果说世界上有一种宗教叫做“学习教”的话，那我们就是最虔诚的信徒。
　　可是，当我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在镇上见到了小S时，她没有兴趣听我讲边城的见闻，而是给了我一个最后答复：“我还是想单纯一点儿，不愿意有……肮脏的东西。”
　　什么是肮脏的东西？
　　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定语言。那个时代的农村，视男女自由恋爱为“肮脏”，媒婆提亲反而可以。小S这话，就是宣告恋爱关系结束了。
　　是什么原因？发生了什么事？寡言的小S不给我任何解释。
　　我有晕眩感，但那时年轻气盛，只说了一个字：“好！”回头就走了。
　　走到铁路道口，一列火正在通过，我在横杆前等着。隆隆的火车轮子声，一下下撞击着我的心，我胸中蓦然升起一股悲壮感。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我就这样走了，在积雪覆盖的小街上与她分手。
　　我们的爱情，持续了不到一年，见面不超过10回，连手都没握过。
　　多年以后，我才从王兄那里知道，原来是小S的爸爸坚决不同意。她的父亲，据说是“国民党伪连长”，这出身就够喝一壶的，再和出身不好的男青年谈恋爱的话，那不是更没指望了？
　　后来我分析，在那时的舆论下，恨不得全公社的知青都知道我俩谈恋爱了，给她的压力实在太大。她毕竟还是想上进的，有“作风不好”这嫌疑，前途可能会大打折扣。
　　她不可能说这些，说了会伤害到我。可是她什么也不说，我只能是无名地气愤。
　　春天开的花儿，到冬天就凋谢了。
　　这算是真正的初恋吧。王兄对我的这段恋情，印象很深，多年以后还经常要叨咕一下。
　　
　　七十六、上帝不阻止你审美
　　
　　骤遇失恋，按理说应该很痛苦，可是因为小S提出的分手理由太“雷人”了，以致我的气愤压过了痛苦，只是在心里说：看错人了。
　　我把初恋看得神圣、纯洁，小S怎么冒出个“肮脏”来？
　　她也可能是不想伤害我，但这恰恰是最深的伤害。
　　小S在1974年秋，被推荐上了大学走了，终于能去读自己喜爱的美术专业了。那一段恋情，深深印在她心里。她和天津女知青小Y也认识，上大学后，她曾经托小Y向我转达了破镜重圆的意思，但这已经不可能了。
　　我和王兄，都是苏俄文学的爱好者。苏俄文学有一个特点，就是里面有强烈的女性崇拜，这来源于俄罗斯的“圣母情节”。苏俄文学的这个影响，给我和王兄这样的人带来的后果是，认为女性的心灵都很纯洁，而且其外貌的漂亮程度，与心灵的美好、聪明成正比。
　　这就是我们在情感上屡屡受伤的原因。
　　绝大部分女性之择偶或择友，骨子里永远是最符合“潮流”的，在涉世之后尤其如此。这跟她们漂不漂亮、心灵美不美毫无关系。
　　不过王兄在时代发生变迁以后，很快修正了他的爱情观，变得比较实用主义了。
　　当年王兄在他们公社采石场工作，我初见他时，他正在抡大锤。
　　采石场场长的女儿小李，也在场里工作。她聪明好学，博览群书，与王兄很有共同语言，视王兄为“亦师亦友”的人物，两人很有发展的可能。
　　可惜不知什么缘故，这段恋情搁浅了。这一误，我认为，就误了他一生。
　　1974年，是社会上暗流涌动的一年。许多人趁着“批林批孔”，上街贴大字报，企图再来一次文革。
　　可是我的内心很宁静。
　　看完了4卷本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我内心昂扬、充满光明，坚信在现实中，会找到书中的那一种人、那一种境界。年轻人的狂热，由此可见一斑。
　　我的现实状况可说是悲惨之极，不仅仅是很苦很累，而且主要是我与现实格格不入，被边缘化了。但强烈的自我感，支撑着我，没把外部环境当回事儿。
　　通过读书，我发现了，大自然的美可以使自己心灵舒展。
　　那时的城市，因为西哈努克亲王来访问过两趟，比文革初期漂亮多了。我因为常年在农村，偶尔回城，在强烈反差之下，更觉得城市无比美好。
　　那一年的春夏，我写了很多泰戈尔式的小诗。
　　现在看，我当年也算个小小的“湖畔诗人”了。我家附近的湖边公园，梦幻样的朝暾暮霭，都留在了我的小诗里。
　　农村一望无际的碧野，也使我心旷神怡。夏日的早晨，田野上有白亮亮的一层露珠，远天幽蓝，白云如絮……这些美景，是任何人也剥夺不走的。
　　很多人一生都没注意过这些，而我在那时候，天天都要被这景色陶醉。
　　纵使我一无所有，我还能够审美吧？
　　那个年代里的流行语中，没有“美”这个词，美学是个什么玩意儿，无人知道。很多搞文学的人被压抑久了，一旦有机会发表作品，即便是八股小说和诗歌，也要设法表现出美来。
　　那一年，上海创刊了《朝霞》杂志，后来又创办了《朝霞》丛刊。这应该是文化界的一件大事。
　　这个杂志，当然也是“应声虫”，但里面有很多文章，表现出独有的才气。
　　这就是他们曲折表露出来的美。
　　在《朝霞》上发表作品的，后来有一大批成了赫赫有名的文学人物，但如今人们不知为何只抓住余秋雨。能在那个年代，写点儿带有华美辞藻的八股文章，也算是功德无量了。
　　只有我们这些当年的文学小青年，能领会到他们的苦心。
　　干渴的人们，能有一口露水解渴，难道不好吗。
　　1974年秋，王兄被推荐上了省城大学，永离黑土地了。
　　我正沉浸在内心世界里，对命运已然麻木，对此并未有多少感触。
　　王兄的父亲，是基层干部，虽然只管了一个小小的文化馆，但这就是大时代的硬道理。我不能和他比，我的时代早过了，或者还没有来。
　　
　　
　　七十七、《朝霞》上最神奇的作品
　　
　　说到文革中的文艺作品，远远不是“八个样板戏”或一部《金光大道》就能概括的。这一块，现在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其实不该有什么禁忌。
　　文革时的文艺也堪称五花八门，滋养了一代人的精神世界。那时作品写的人与事，都不像是现实中的，但人们早已习惯“假大空”，没觉得有多荒谬。
　　1972年，一个名叫郭先红的作者，出版了一本写知青的长篇小说《征途》。
　　我和王兄都对这部小说给予高度注意。这个小说，写的是知青下乡到东北林区的事儿。文革以来长篇小说的复出，这一本具有划时代意义。
　　其后，又有知青张抗抗写的《分界线》，写的是知青在东北农场的故事，里面写了一个追求革命的女知青，可是她骨子里却是一个“文明者”。这书里有一些片段，有一点点小资味儿，多少给了我一些慰藉。
　　1974年，文艺界比较令人瞩目的事儿，是诗人张永枚写了长篇诗报告《西沙之战》，首先在《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占用了两大版。各地省市报纸也纷纷转载，声势浩大。
　　王兄对我说：“这可是一颗精神原子弹。人生能发表这么一部作品，足矣！”
　　老作家浩然也紧跟形势，写了一个中篇小说《西沙儿女》，一改他原来的写实风格，写得很诗意化。王兄对此不大满意，说：“看来，生活体验还不足。”
　　张永枚是军旅作家，写过一首著名的歌词，就是那个“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我们在小学时就唱的。70年代中他的这次蹿红，令人感到有些意外。
　　若说起文革的文学，《朝霞》可算是大本营了，“佳作”叠出。我记得有一篇小说，似乎是以王洪文为原型的，把这个家伙描写得温文尔雅，在和一位女同事谈革命大事的时候，还懂得捏个雪球儿使劲儿扔出去，蛮小资的。
　　在所有《朝霞》的作品中，最神奇的一部不是余秋雨的，而是陆天明的一个话剧剧本。陆天明，如今以写反腐小说而闻名天下，其子更是大名鼎鼎的青年导演。
　　当年的陆天明，才气横溢，连王蒙都要奉命协助他创作。他一共在《朝霞》发表了三个话剧剧本，忘记了是哪一篇了，居然预测了文革失败后的情景。剧终时，几个红卫兵出身的知青，在“复辟的枪声”中倒在了血泊里。
　　这剧本，看得我心里怪怪的。心想：激进派们内心竟也有这种预感？
　　可惜后来文革的终结，完全不像陆天明预言的那样，没有什么枪声，而是在普天同庆的锣鼓声中完结了，这真是历史的讽刺。
　　主管《朝霞》的陈冀德是上海的一员女干将，很有个性，因此杂志也办得有个性。这位女士在“四人帮”覆灭之后，表现得也很有个性。
　　我和王兄在那个年头，就是这样，一半靠中外古典名著、一半靠这些新作品滋养起来的。
　　王兄家中清贫，看书都是从他父亲的文化馆里借。
　　他对哲学有偏爱，经常对我提到俄国的哲学家普列汉诺夫，说是比列宁的水平一点儿也不差。当时书店里有卖《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的，精装本，价格不菲。我攒了几个月的零花钱，咬牙买了一套送给他。
　　这算是“宝剑赠英雄”吧。
　　我至今还记得他娘，一位纯朴的家庭妇女。有时我去镇上办事，顺便去他家找他。王兄不在的时候，他娘就非要留我吃饭。家贫，蒸个鸡蛋羹而已，他娘对此总是满含歉意。
　　
　　七十八、《闪闪的红星》微光一闪
　　
　　1974年的批林批孔，近乎于闹剧。“四人帮”在文化界的能量还是不可小瞧的，短短时间内，发动各路笔杆子，把中国历史改写了一遍。过往2000年的历史，成了儒法斗争史。以狠辣出名的法家，个个都成了盖世英雄。
　　这样来打击周总理，是隔山打牛，老百姓怎么能看明白，只道是世道开始昏了。
　　最可笑的是，按照这个逻辑就很难解释，历史上最进步的法家秦始皇创下的江山，怎么才十几年功夫，就被进步的农民起义给推翻了？
　　这不成了进步力量互殴吗？
　　要造谣，连逻辑都不顾及了。
　　那一年，在民间早已树立了千年英雄形象的荆轲，也被当时的连环画丑化成小丑（因为谋刺秦王）。四人帮这是在挑战人们千百年来形成的道义底线了。
　　孔老夫子，更是被丑化得一塌糊涂。
　　正在农忙中的我，也接到大队的指派，要画一套《孔丘其人》的彩色连环画，拿到各生产队去展览。我乐得躲在屋子里不出工，买了一本小人书，照葫芦画瓢，完成了任务。那个年代，敢拒绝执行这种任务的，百人里没有一人，全中国大概只有梁漱溟一个人敢于拒绝批孔。
　　闹剧闹到夏天，社会上自发地出现了“批林批孔连带着反走后门”，对走后门送子女当兵、当工人、上大学的不正之风，提出强烈质疑。毛主席觉得不大对了，就下令刹住了车。
　　到初冬时，文艺界又一件里程碑式的事情发生了，在四人帮的控制之外，忽地冒出了一部儿童电影《闪闪的红星》
　　这电影，几乎没有文革的色彩，说的是战争年代故事，小演员有个性，歌曲也好听（至今还在传唱），一下就引起轰动。
　　老百姓只要嗅到“不是那一伙”的气息，就很兴奋。《闪闪的红星》的三首电影插曲不胫而走，相关的画册、评论集也纷纷出来。
　　三首插曲都很抒情，没有太多火药味儿，在文革时期是个异数。
　　人们太渴望常态的生活了，太渴望美的东西了。
　　文革前，好歹是个常态的生活。文革后，在主流媒体的鼓吹下，好像只有穿一身绿军装，背个军挎包，到处唱革命高调的年轻人，才是革命者，其余的都是可疑的异己分子、贱民。
　　有一次我回家，在《参考消息》上看到，台湾的男青年，在中学毕业后都要当一年兵，才能工作和上大学。
　　我想象着无数台湾青年，头戴青天白日徽，正步走的样子，不禁感叹：“台湾青年真不幸，要当匪军，将来一辈子历史有污点。”
　　我妈在一旁听了，说：“是啊，他们真够倒霉的。不过，你们又怎么样呢？”
　　一句话，问得我哑口无言。
　　　

网事情缘

豪客先生，大帖原创乎？

杜雅萍

为么不发历史版

李大兴

欢迎豪客兄来发原创回忆录，弥足珍贵。谢谢数帆兄帮助豪客兄注册。

谷丁

准确，生动；好文，高人。

酱香老范

套用拳击的话，这文章“贴在肉上”。

zoufeng_1234

1972年，一个名叫郭先红的作者，出版了一本写知青的长篇小说《征途》。
　　我和王兄都对这部小说给予高度注意。这个小说，写的是知青下乡到东北林区的事儿。文革以来长篇小说的复出，这一本具有划时代意义。
　　其后，又有知青张抗抗写的《分界线》，写的是知青在东北农场的故事，里面写了一个追求革命的女知青，可是她骨子里却是一个“文明者”。这书里有一些片段，有一点点小资味儿，多少给了我一些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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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小学三年级，家里有《征途》和《分界线》，《征途》看了无数遍，印象最深的是地主张三勾引知青万莉莉偷越国境。《分界线》怎么看都没看进去。

北极豪客

谢谢各位网友！这个帖子是我的原创。兴之所至，走笔为文，“政治观念”上不准确之处，请多批评。

舒雨湖

楼主这个可以出版成书，呵呵，截面很好的。

周泽雄

有意思，非常有意思。欢迎北极豪客兄。
“难受的是，“革命”了，从此饭前便后就不再不洗手。”
两个“不”，是否去掉一个？双重否定，很有趣的陷阱。据说，在西班牙语里，双重否定可以加强句子的否定意义，而别的语言不是这样。

剑影秋歌

好看。

水笺

真是好看，太好看了，被扭曲的纯情的人儿，惹人尊重和疼爱。

北极豪客

两个“不”，是否去掉一个？双重否定，很有趣的陷阱。据说，在西班牙语里，双重否定可以加强句子的否定意义，而别的语言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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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泽雄兄指出，原稿上就错了，照搬来了。

北极豪客

七十九、无聊的县机关生活

      风风雨雨的1974年过去了，1975年又会怎么样呢？
      我们这些小民，品咂着1972年“解冻”以来的政治反复，渐渐明白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个人，成心不让老百姓过正常生活。稍有安定，他们就如芒在背，要折腾，非搞得“霜刀风剑严相逼”不可。
      他们嘴里的“斗争”，就是不断地恐吓。
      他们以为，人是可以吓老实的，人心是可以无限制被欺辱的。
      那年头的人，可怜啊，一年一年地在盼，犹如“夜半三更盼天明”（《闪闪的红星》插曲的歌词）。
      年初，县知青办忽然来了两个人，一老一少，年轻的是一位年纪比我大得多的上海知青。
      两人跟我谈了一番话，似乎是有考察之意。过了两天，公社就通知我，临时抽调到县知青办去工作。
      原来，我到处投稿，名声渐渐大了。县知青办有个刊物，我也投了稿，他们印象极好，正逢需要人手，就决定把我抽上去“帮忙”。
      这就是机会。
      如果我当初搞写作，是为创造上进的机会的话，这就来了。可是，自从看了《约翰-克里斯朵夫》之后，我的写作，就不那么功利了，而是为了生活更上一个层次，以免成为凡夫俗子。
      这机会若是放到现在，不是“想什么，就来什么”吗？
      想想看，我被卡在农村出不去，县知青办抽调我临时帮忙——帮好了，他们能亏待我吗？县知青办是干什么的？
      但是——我志不在此。
      年轻人的懵懂，无可救药。
      我怀着抵触情绪，到了县里。进了知青办，我才知道他们要我来干嘛，就是当实习干部。说起来是个机会，可对于当时的我，是个苦差事。在机关里混，一般的小白人，还真得有个适应过程。
      我最不适应的，有两点。一是，干部之间交往做事，是有一套规矩的，不按规矩办，就是菜鸟。二是，机关当时不干什么实事，我的任务，就是写点儿空话连篇的稿子，大部分时间是——干坐。
      大好青春，在县机关的破屋子里干坐，面对着几个戴假面的官场油子，那滋味儿，怎生消受？
      虽然不用跟“土拉咯”打交道了，但那种铺天盖地而来的窒息感，让我生不如死。
      上班干坐着，又不能看书。我要是在这地方看《普希金文选》，那不等于当众贴动标语了？
      办公室临时安排我住在县招待所，也是个很枯燥的地方，设备简陋，厕所连电灯都没有。有一天晚上，我蹲在黑灯厕所，进来一个家伙，掏出家伙就朝我尿。我大叫，把他也吓一跳：“你咋不咳嗽一声，你这小子！”
      我也不能适应县城的破烂环境，还不如农村。到处破破烂烂，小里小气。晚上下班，无处可逛，满眼是昏黄的路灯、寂寞的铁轨、鬼影憧憧的烂街道——就算县知青办将来把我留在县里工作，这一辈子难道就在这环境里玩完？
      那一段时间，正好我在读《沫若文集》里的中短篇小说，小说描写的，是都市草民最无望的生活，看得我万念俱灰。
      现在看来，我那时是得了郁郁症。
      春天还远着呢，我还得就这么郁闷着。
      那时候，正碰上县电影院上演朝鲜黑白电影《一个护士的故事》，我去看了，大为感动。
      这故事，没有什么恋情，是战争故事。那是在洛东江战役中——朝鲜永远的骄傲——有一名军中护士送一批伤病员回后方，突然遭遇美军登陆。形势突变，最初的喜悦荡然无存，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才回到三八线以北。
      电影虽然是黑白的，但因为模仿了苏联电影，所以有的画面很唯美。这电影使我触动的地方，一个是，电影里的“同志情”为何这么感人？我在现实生活中，却为何什么也感觉不到？二是，画面之美，有苏联味道，令人油然而生怀旧之念；三是，女主角温柔漂亮，让人心头温暖；四是，女卫生兵给伤病员煮饭，是热腾腾的大米饭，看得人馋涎欲滴。
      电影是失意人的梦境。我后来又连着把这电影看了两遍，也就是一共看了三遍，连台词都能背下来了。
      这种精神状态，在机关里怎么能干好？那位上海知青在官场混得很溜了，见我不积极，感觉很不可理喻。他看我的那目光，似乎是说：“天底下还有你这样没眼力见的？”
      我知道正确的选择应该是怎样，但，我不能强颜欢笑。
      就这样僵持了一个多月，到3月份，知青办那位老同志通知我“下岗”。我松了一口气，回农村去了。




（待续）

北极豪客

八十、《创业》预示了幸福一年

      我放弃了现在大热门的所谓“公务员”生活，大喘一口气。这时候的形势又不大妙，年初，张春桥和姚文元各发表一篇“雄文”，要“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
      姚文是八股，还是张文比较有“见地”，这是他们文革中那套理论的一个顶峰，提出了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就是说，连工人阶级的“八级工资制”，也是资产阶级的，农业不是国有制而是集体经济占多数，也是有危险的。
      两文在《红旗》杂志发表，又印成单行本问世，来势汹汹。
      那一阶段，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解释和阐述，喧嚣一时。我对这问题极感兴趣，在两年后还为此专门研究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
      这问题，是不是如张春桥说的那么耸人听闻，大可存疑。列宁的意思，是再合理的制度，也有不合理之处，但他不可能主张吃大锅饭。
      我读着两位“理论家”的文章，心里暗叫不好。那年头，山雨欲来，总是这两位舞文弄墨的打头阵。
      可是，政治局面的变幻，有非常奇特之处，张姚这回放了个空炮。
      大概在2月下旬，我回家。我妈说，有一张单位的电影票，是下午的，你去看吧。
      我懵里懵懂进了礼堂，大白天演电影，人不多。开演了，才知道影片叫《创业》。这片子，是以大庆劳模王进喜为原型编的故事片。片子一开始，就让我震撼了一下，大概有十来分钟，上场的角色一句话也没有讲，全是镜头语言。这手法着实雷人！接下去，无论演员的表演，还是台词，都精彩迭出。
      坐在我后面的是两个中青年女工，一边看，一边忍不住感叹：“哎呀妈呀，咋这么好呢？”从头感叹到尾。
      我震惊了。中国电影人是有才气的，只要摆脱压抑，气象就不一般。凡文革以来的文艺作品，我在内心实际上都嗤之以鼻，但《创业》我不得不服。
      看这路数，肯定又是在四人帮控制之外，冒出来的一个作品。
      那时候，我还不大清楚，邓小平接替病重的周恩来，掌管了国务院，正在全面整顿。《创业》写的是石油战线的事儿，正与政治上的变动暗合。
      《创业》后来闹了一场官司，四人帮打压《创业》，刚演了半个月就给禁演了，硬给电影安了“十大罪状”，还向下做了传达。结果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编辑张天民不服气，曲线传信，向毛泽东本人告状。
      毛泽东一向喜欢小老百姓告御状，马上做了一个很宽容的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文艺政策。”这是7月末的事儿。
      文艺政策要调整？
      这可是极左分子的晴天霹雳。
      那个夏天，全国文艺界的“老家伙们”欣喜若狂，把毛泽东的批示倒背如流。
      知识分子家家户户，哄传江青失势，连他三年前接受美国女学者采访，外面出了一本《红都女皇》的事儿，也给翻炒了起来。
      这一年，好幸福，《创业》简直就是春风化雨。
      四人帮自文革开始以来就权势熏天，以前他们也有过挫折，但都掩饰过去了，这次在《创业》上栽跟斗，是在全国人民面前丢了一个大脸。
      一个电影，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又很受全国人民欢迎，就因为不是他们搞出来的，就这么压制，这哪是政治家，简直是真小人。四人帮的臭，当时并不臭在他们的理论上，理论都是冠冕堂皇的，老百姓看不出什么来，他们栽就栽在这些小人之举上。


（待续）

北极豪客

不过网上读文，不宜太多，主要是眼睛受不了。
您可以慢慢帖。大家好慢慢欣赏。好酒慢倒慢品。建议您一天一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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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前面贴那么多，是为了与在其他社区已贴出的同步，今天起，一天两三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