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城骁兄论批评谈金庸，文字存档（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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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篇 2008-10-29 16:01:30
/ 个人分类：杠上开花
（2008/4/15）继续讨论批评与鉴赏、批评家与鉴赏家之间的关系
大兴兄也站在城兄一边，用一个“未必”来反对“优秀的鉴赏家必是杰出的批评家”的判断。其实只要你使用“未必”这个词儿，表达的只是一中“不一定”的看法，我完全可以退上一小步，将该判断修改为“优秀的鉴赏家未必不是杰出的批评家”，也同样能够证明城兄关于批评家与鉴赏家之间关系的判断是错误的。但是。
一个人要成为公认的鉴赏家，并不是只须在心里默评100部小说或200幅画作就能够实现的，发为言辞或形诸文字是必须的过程，而这个陈述、表达、宣讲、交流的过程，必是鉴赏与批评（评论）融合一体的过程。向城兄学习，也来抄书助阵：“在文学鉴赏、文学批评的具体实践中，文学鉴赏与文学批评往往是相互渗透的。鉴赏本身就包含着两层含义：鉴定与欣赏。明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说：‘赏以定其高下、鉴以定其真伪。’许多高质量的文学鉴赏与文章本身就是高质量的文学批评。”很显然，没有“高质量的文学鉴赏”言辞或文字展现在世人面前，是不可能成为一名鉴赏家的；也很显然，一旦有了这些，他也就成为了拥有“高质量的文学批评”成果的批评家了。这个逻辑有问题吗？
好吧，我们继续抄：莫泊桑说：“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批评家，就只该是一个无倾向、无偏爱、无私见的分析者，像绘画的鉴赏家一样，仅仅欣赏人家请他评论艺术品的艺术价值。他那种无所不知的理解力，应把自我消除得干干净净，好让自己发现并赞扬甚至于他作为一个普通人所喜爱的，而作为一个裁判者必须理解的作品”。注意，“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批评家”的参照标准是什么，就是“像绘画的鉴赏家一样”！显然，在这里，对批评家和鉴赏家的内在和外在要求都是一致的。如此，还是继续批注：
“批评家与鉴赏家的不同，主要有二：批评家必须具有文学史的视野和文学理论的背景。事实上，批评家与其说接近鉴赏家，不如说更接近文学史家。因为批评在‘鉴赏’之外，还必须做出某种具有客观性的‘评价’。”
——我说过了，这个不同不是本质的也不是层次的，而是侧重的。难道一个公认的鉴赏家可以没有“文学史的视野和文学理论的背景”？难道一个每天跟别人只谈个人偏爱之一己私见、不作纵横比较和理论分析、而且不能给出“客观性‘评价’”的家伙能成为我们所说的鉴赏家？（顺便一句，楼上城兄回有刀的帖子里混淆了“鉴赏家”与“鉴定家”的区别，后者几乎属于科技行当。）所以，跟“批评在‘鉴赏’之外，还必须做出某种具有客观性的‘评价’”一样，不“做出某种具有客观性的‘评价’”的鉴赏家只能是伪鉴赏家。
“所谓评价，简单地说，就是做比较、找区别、判等级、定高下。如这是不世出的巨著，那是比较一般的作品；…………”
——鉴赏家如果不干“做比较、找区别、判等级、定高下”这些活计，我真不知道城兄怎么会开明到承认他是鉴赏家的？
“鉴赏则可以全然孤立绝缘，‘孤芳自赏’。”
——这怎么可能？“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全然孤立绝缘”的鉴赏是一种臆想，绝无成立的可能。前面也提到的，“趣味”不是“鉴赏”，“情人眼里出西施”也不是鉴赏，前者人人都有，不能人人都是“鉴赏家”；后者不是人人都有，但很近似臆症，也非“鉴赏家”的合适人选。
“鉴赏当然也可以联系和比较，但是显然，此时联系和比较所要求的程度较低，范围较小。假如我们与文学的关系仅停留于鉴赏的阶段，那么，我们阅读的范围固然可以相当宽泛，也可以极其狭窄。比方说，仅限于“中古文学”、“宋代文学”。比方说，仅限于中国古典诗词这一文体，史诗、悲剧、小说，那就不必了。”
——鉴赏不是“也可以联系和比较”，而是必须“联系和比较”，在我看来，没有“联系和比较”就没有“鉴赏”，不懂得“联系和比较”就更不可能成为“鉴赏家”！俗话说“术业有专攻”，在文学这个浩大的疆域里，没有哪个批评家是阅读是包罗万象的，他们也必须是有所侧重的。比方说，“仅限于中国古典诗词这一文体”（这个“仅限于”相当武断，难道读了别的就要罚款？），如何就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批评家呢？我大学里的老师们几乎个个都专攻某个朝代的文学，照样成为了文学史家和批评家嘛。
“我为叶嘉莹教授的定位，大致就是‘诗词鉴赏家’。我们也许偶尔看到叶教授拿中国古典诗词与西方现代诗相比，但我从未发现叶教授把中国古典诗歌与史诗、悲剧、小说等文体相比。叶教授也使用了中国古代或西方现代的批评文献，但最终仍是为了鉴赏。”
——城兄实在吝啬，叶嘉莹教授这么大的学者竟然只给了个倒数第三层次的“鉴赏家”，而且还仅仅局限在“诗词”一域，这也太令人失望了。城兄的“定位”是对是错我也不敢乱下结论，给几篇文章题目大家来判断吧：《叶嘉莹诗词批评及诗学研究述评》（《文学评论》）、《试论叶嘉莹的文学批评理论》（《无锡教育学院学报》）、《批评家的眼光和批评家的方法：读叶嘉莹〈评王国维的《红楼梦》〉》（饶芃子，《广州日报》）。至于在文学批评中是否一定要作两种或两种以上文体之间的比较，这会成为一个学者是否当得起“批评家”称呼的标准吗？而且更何况，城兄“从未发现”不一定就“从不存在”，我就见过叶教授比较曹雪芹与李昱来论定二人写作主题异同的文字。
先到这儿，有闲再继续。
（2008/4/15）择要回应城兄62楼部分意见：
“鉴赏家和批评家的区别，我在主贴中说过，并不仅仅在于是否说出来和写出来，而在于，批评家必须做评价。评价要求客观性，不能主观臆断、自说自话。当然童先生也可以说，鉴赏家也必须做评价，但批评家的评价要内在于广阔的文学史背景，并要有较为深厚的理论背景，而鉴赏未必。所以像英国20世纪初的罗杰弗莱、克莱夫贝尔、赫伯特里德等人，既是艺术批评家，又是艺术史家和理论家。而许多高水平的中学语文教师，往往擅长鉴赏，但未必就是批评家。”
——“鉴赏家和批评家的区别，……在于，批评家必须做评价。”我坚决不认为存在这样的区别，如果一个人能够被称作“鉴赏家”，那么他的言辞或文字跟批评家一样是“必须做评价”的。就以城兄认定为“鉴赏家”而非“批评家”的叶教授为例，难道城兄没有看到在其诗词研究著作中随处存在着的大量“评价”？而且难道这些评价还不客观性，是“主观臆断、自说自话”？这样的鉴赏家我们为什么不能称之为“批评家”？
——城兄说：“许多高水平的中学语文教师，往往擅长鉴赏，但未必就是批评家。”这里不知不觉又有了一个转换，我们首先需要确定那个“擅长鉴赏”的“中学语文老师”是不是“鉴赏家”，如果不是，我就没办法给你把他转换成“批评家”。所以，我希望城兄能在叶教授这个不成功的例子（因为她既是鉴赏家也同时就是批评家）之外，再举出几个身为公认的“鉴赏家”却被排除在“批评家”行列之外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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