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康宜《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书后

孙康宜《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书后

胡晓明

 

 

    孙康宜教授是普林斯顿中国古典文学博士，现任耶鲁大学中国诗学教授暨东亚语文系主任。她撰写的《晚明诗人陈子龙：情与忠的绾合》(The late-Ming Poet ch'en Tzu-Lung: Crises of love and Loyalism)，1991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1992年由李爽学翻译，易名为《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在台湾允晨出版社刊行。是书出版后，美国汉学界书评说：“这是一本富原创力，使人愉悦的书，为中国十七世纪的某一时际中浪漫与政治的文学思想，提供了新的观察。”(Jonathan Spence)“这个故事是有魅力的，而本书解释研究的历史意涵，也具有第一流的重要性”(F.W.Mote)。（引自是书封底）。

    本人近年研读陈寅恪先生名著《柳如是别传》，关心与此书有关的一切研究进展。今年十月，偶从施蛰存先生处获睹此书中译本，即借阅一过，得益良多，亦有遗憾。现将读后感稍加整理，撰成书评，为行文方便，此书省称《情缘》，陈著则省称《别传》。

 

                       　　　　　　　一

    《情缘》最引人注目的新意，是其大力揭示的所谓“情忠合一”的诗学观。这里的情不仅指男女情爱之情，而且泛指对所爱一切的深情。这里的忠，指君国故土之忠。本来，在中国传统的文学思想中，自《楚辞》以来就有着所谓“香草美人”的悠久传统，即以男女相思之辞，通家国故主之思。这个传统经过曹植、阮籍、庾信、李白、杜甫、李商隐、苏东坡等人自觉的采用，渐渐形成诗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原则。但是，中国古人的诗学批评，在表达运用此一批评传统时，往往易陷于三种困境：一是主观印象主义，或借前人作品，发自己感慨，二是缺乏传记文献与史料的实证，解诗变成猜谜。三是过于粘滞某一人或某一事，落实到某一篇或某一句诗，于是诗歌变成历史事件与政治人物的隐秘暗码，使诗消融于历史，于是形不成整体的诗学思想建构。在孙康宜教授的颇具慧识的选题、合理的理论进路、细心的文本解析以及适当的史学依托的配合下，有效地避免了上述困境，成功地完成了一个情忠合一的诗学阐释，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成功地将一个几乎过时的诗学遗产，重新唤醒里头古老的生命。

　　陈子龙无疑是表达此一诗学原则的最佳诗人之一。他的精忠报国，成为一英雄诗人，是没有问题的。而更重要的是，陈子龙与柳如是的一段刻骨铭心的情缘，经现代史家陈寅恪的细心考释，至少已拥有数十首确凿无疑的诗歌文献证据。这样一来，陈子龙这一阐释对象，完全避免了许多诗人的“小姑居处本无郎”或“楚天云雨俱堪疑”的混沌现象，英雄气长与儿女情深，两方面都明确清楚。《情缘》在《别传》的基础上做这个题目，可以说是根柢盘深，再由此基础推广陈子龙之情与陈子龙之忠的关联，可以说是枝叶繁茂。我们在李商隐诗歌诠释中，以及《红楼梦》索隐考据中，常常看到水中捞月雾里看花的文字谜戏，在这里便不复存在。

    作者将“情”与“忠”绾合的两个进路，是《别传》所不具备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看出陈寅恪的局限，以及作者的长处。一是文学思想史的进路。即点出晚明情观是时代文学思潮的主导力量(P70)。学术界一般认为，中晚明尊情重情的文学思潮来自对于程朱理学的反抗，以及商业经济力量市民阶层的跃动，但本书更具体落实到诗人的生活方式特征，以及歌伎文化的兴起。“金陵、秦淮河畔酒楼舞榭的歌伎，地位尤其重要。这些歌女的生活本身就是小说，对情观的形成举足轻重”(P66)。“‘歌伎的典型’要为众人接受，变成情观的象征，却得俟诸十七世纪初年，概略言之，重情思想可谓歌伎文化的产物。……化而为时代文学思潮的主导力量。”(P67-70)“事实上，明清之际的许多作品里，歌伎常常是爱情与政治使命的基本联系点”(79)，作者这一史论，明显有西方近几十年来新兴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背景，虽有梢嫌简单化约之病，然联系作者其他论文来看，亦有理据，不失为一家之言，尤其是大胆肯定了男性中心文学史观所不易照察的因素，十分可贵。

    那么，由歌伎文化酝酿发扬的“情”观，又是如何与自古崇尚的忠臣观绾合呢?作者写道：

    明人相信，一往情深是生命意义所在，也是生命瑕疵的救赎梁柱。这种看法便是晚明艳情的中心要旨。此一情观重如磐石，特殊脱俗，也是内心忠贞的反映。“忠”乃古德，有史以来就是君臣大义，不过本书对此自有新意发微。看在陈子龙及其交游眼里，晚明婵娟大可谓“情”与“忠”的仲介：心中佳人乃艳情的激励，也是爱国的凭借。胸中无畏，“露才扬己”，又是晚明人士理想的女性形象，也深合时代氛围。晚明诸子绝少以为情忠不两立：此事说来话长，时势既而两趋，从明到清的文学当然结合两者所长。然而朝代兴革所形成的社会动乱，自然会把两种理想推向崖际。(P38)

    此段文字颇有洞见，尤其是“两种理想”因时代而结合，“晚明诸子绝少以为情忠不两立”数语。然亦有含混及重要遗漏。简言之，从文学思想史来看，晚明除了重情的文学观之外，亦有“尽气”的文学观，尽气的文学思想，从王阳明的良知说到李贽的童心说，从袁宏道的性灵说，到黄宗羲的性情说，一以贯之，包孕甚广，实为中晚明人对于人性意义的浪漫观念与生命冲动。义理结穴处即是所谓生得灿烂，死得伟大。陈子龙与柳如是的好友孙克咸与秦淮名伎葛嫩的故事，正是典型(略)。

 

 

 

 

 

 

 

 

 

 

 

 

 

 

 

 

 

    孙葛正是绾合情与史，重情与尽气“两种理想”为一途的生命型态。“情溺”不必“气损”，“惟儿女情深，乃不为英雄气短。”从某种意义上看，孙葛可以说是陈柳的凝炼的表达，陈柳亦可谓孙葛的充分展开，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情缘》中所谓“说来话长”究竟是这回事。陈寅恪也精确考证了孙葛事，但不从“尽气”与“重情”的文学思想史着眼，毕竟是陈寅恪的短处。《情缘》详《别传》之所略，十分精采，然对于文学思想之史实稍欠分疏，史识亦稍欠透彻，或是本书的小疵。

 

    　　　　　　　　　　　　　　　　　　二

    陈寅恪所不具备的另一条学术进路，即抒情美学的理论阐说。陈寅恪说诗即说史，一点也不考虑诗学创造之中还有道德与美的关系、人性深层关怀、苦难意识诸题。而《情缘》则由此切入，运用西学优势，比照参稽，绾合情忠，阐释陈柳诗词的美学内涵。

    关于“情”对中晚明人的深刻影响，《情缘》在引述了汤显祖《牡丹亭》的意旨及巨大回响之后，说：“就像王尔德(Oscar Wilde)所说的：‘生命模仿艺术’的程度常常超过‘艺术模仿生命’的程度，‘伟大的艺术家创造出类型’之后，‘生命每每就会依样画葫芦’。我相信这种说法正是晚明男女的写照。易言之，重情之风在晚明达到沸点，主因读者取法当代说曲，而其中所写的角色类型都强调情爱，终使社会文化重新定位人类的感情。”(P65)由唯美主义诗化生活理论的参照，使我们深化对于晚明情观如何转化为士人生活方式的了解。

    西方悲剧理论源远流长，其中特重对于悲剧人物的人性深度的照察。《情缘》此方面多有援引。如“席沃所定义的悲剧英雄，陈子龙当之无愧：‘如此苦痛与磨折，唯有天性最刚强者才能胜任。他挺得住犹疑不定、心惧神摇、友朋忠谏与罪恶之感……。唯有英雄人物，方足以承受如此特殊的终极苦难。”这里，除了“罪恶之感”陈子龙不可能“当之”，其他均无疑问。《情缘》多处用“苦难意识”一语，提示英雄诗人人性深处承荷之重，“陈子龙在真实世界里经历了真正的苦难，他以身殉国，不是死在抽象苦难的观念中”(P57)。“天地不全，人必需沉着面对命运悲歌”(P38)。这些颇富于悲剧心理洞察的说解，凸显了西方理论视域中悲剧人物的高贵与美。真正的悲剧其实并不仅仅意谓死亡，唯有投入苦难、唯有能极端忍受苦痛的灵魂受难才是悲剧，守住苦难，衬显了灵魂可以攀升的高峰，即人性的真正尊严高贵。然而是不是说中国思想传统中没有这一层意思呢?屈原作品中对于痛苦与受难的表达是相当深入透彻的，没有屈骚，中国诗难以想象有人性的深度。可惜《情缘》未能延伸到这一思想文化传统之中。但是我注意到，《情缘》的一条脚注中，透露了“苦难意识”来自余英时与作者论学私函，乃是余氏对《大易》“忧患意识”的新译(the Consciousness of suffering)。远的且不说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如何说自己“函粪土之中而不辞”之隐忍苟活，将人格尊严透过屈辱与苦难寄托于高于形体生命的文化创造之中，与陈子龙同时的民族英雄张煌言，亦是一“隐忍苟活”的真实悲剧人物。黄宗羲在为他写的墓志铭中，说“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愚公之移山，精卫之填海，常人藐为说铃，圣人指为血路”，“故百死之馀，益见光采!”亦是强调隐忍中人性的力量，但我愿意说一句公道话，有了西方悲剧理论的参照，使我们更深切理解中国文化的苦难意识，而不至于对屈原、陈子龙之类英雄诗人的血路人生，仅用“爱国”、“死节”一笔带过。

    我十分欣赏《情缘》中常常提到的“悲剧灵视”一辞。这一观照角度，并不是简单否定政治的、道德的解释原则，而是将政治的、道德的阐说，融化入审美的、生命哲学的阐说。作者写道：“席沃(Richard Sewall)所谓‘悲剧灵视’(tragic vision)，显然具现在陈氏的忠君诗中。对席沃来说，行动中的个人若具有悲剧灵视，必然敢于面对‘无可换回的苦难与死亡’，也必然敢于‘和命运搏斗’。易言之，我们在卧子诗中所看到的，是苦难与高贵情操的如影随形。在他的诗中，诗人的悲剧英雄形象重新定位：悲剧英雄主义已经转化为美学原则。”(P252)作者解释“悲剧灵视”与一般的“悲剧性”不同时，这样写道：亚里士多德所谓“悲剧性”(the tragic)，“需有基本的‘悲剧缺憾’(tragic flaw)才能成立──至少典型的亚氏‘悲剧’必需如此”。Sewall所指的则是贤者遇逢的悲剧性苦难。悲剧灵境必然含有崇高的人格、伟大的道德这样的因素，同时又是一种心灵的自我沉醉，即美学的迷魅。所以，“悲剧英雄才能展现的灵视，也是通过与美学原则经过最后的融通后才能表现出来的灵见”(P57)这就是说，用文字写出来的东西，是为了延长、再造自己高贵的生命，在文字的镜相中照见自己。“唯有在高度的抒情范畴中，诗人才能真正体验到‘自我观照’的深层静谧”(261)作者的这一阐说，理论渊源于她的导师高友工教授的“抒情美学”这一范畴：“抒情艺术家不是将其内心世界投射到外在的陌生的领域，精神世界即已构成其目的。在这个意义上，精神样式可以说是审美体验在其中运作的优先模式。”（《中国的抒情美学》）我一直认为，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境界”说，有着十分隐含的康德式先天综合范畴的意味。我们将“悲剧灵视”──“抒情美学”──“境界”放在一起看，可以更清楚理解《情缘》的作者将英雄诗人从单纯政治道德的阐述模式中解脱出来的努力。

    由此，我想起中西比较诗学的先驱者吴宓关于“浪漫”与“爱情”的两段名言：“所谓浪漫者，非仅见于儿女艳情，举凡奇伟之思想，仁侠之行事，超乎平凡，迥异庸俗、而绝去功利自私之见者，皆属于浪漫之范围。中国旧日之文学中缺乏近世西洋文学中之所谓浪漫特质，然中国古人以身殉道之义，及历代慷慨激昂忠孝节烈之行，悉是浪漫（《评顾随无病词味辛词》）。“中国以男女喻君臣之际，西国则以男女喻天人之接引，均以男女至情，可以深致思慕”（《空轩诗话》）。 吴宓之所长，恰是陈寅恪之所短，这两段话，亦可阐说情忠合一之旨。

 

    　　　　　　　　　　　　　　　　　三

    对于一个仔细研读过《别传》的人来说，除了关心《情缘》提供了与《别传》不同的新意之外，同时也关心新近研究有没有充分利用《别传》的成果，以及如何利用等等。经过一番对读，我发现《情缘》存在以下个方面的问题：(一)尽管夹注、页注中不断标明了阐释与考据成果的来源，《情缘》还是有相当程度的“暗袭”现象。(二)《别传》已有成果，《情缘》未能充分利用。(三)一些常识性的错误。下面仅举数例加以说明。

    (一)关于《梦江南》与《双调望江南》

    《情缘》：“(柳如是)《梦江南》是廿阕词合成的大手笔，用活生生的‘托喻’写她和陈子龙的关系。至于后者的同词牌作品，可视为柳词的‘化身’。”(P147)

    《别传》：“《戊寅草》有《梦江南·怀人》词二十阕，卧子《诗馀》有《双调望江南·感旧》一阕。《梦江南》即《望江南》，‘怀人’亦与‘感旧’同意，两人所赋之词互相关涉，自无待论。”(P255)

    《情缘》未能注明此一重要诗词情缘原是采自《别传》的考证，故为暗袭一例。又此一组作品包含陈柳同居于松江南楼的一段重要事实，在陈寅恪之前，这是待发之覆。试比较以下说法：

    《情缘》：“《梦江南》的词牌有其字面意义，告诉我们这廿阕词实则都在“梦南园”。

    《别传》：“别有可注意者，即《梦江南》及《双调望江南》两词中之“南”字，实指陈杨二人于崇桢八年春间同居于徐氏南楼及游宴之陆氏南园而言。若如此解释，则河东君及卧子词中所‘梦’‘望’之地，‘怀’‘感’之人，语语相关，字字有著矣。”(P255)

    由此可见，“南”字考证是解开陈柳词缘密码的一大关键，陈寅恪花了极大精力，并显示了他的慧识超人。《情缘》不应埋没此一情缘重大线索的发明权。

    (二)关于陈柳词与秦观词的关系。

    《情缘》多处说到陈柳词喜摹仿秦观词，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是《满庭芳》与《金明池》。略云：“秦词正是陈子龙和柳如是的灵感泉源或指导原则”（p128），“陈子龙和柳如是以秦观为师，依调填词”（p129），“陈词风格逼肖秦观处确实令人惊摄。陈氏赠别柳如是的词，故意寄调《满庭芳》，便是实例佳证，就句构、用字与意象而言，陈词和秦观的《满庭芳》雷同处颇多。”(p136)“《金明池》这首词实以秦观的同词牌同韵脚作品为师”(P167)。──而《别传》早就指出：

    卧子之词，则摹拟唐五代之外，亦喜宋贤，其长调多学淮海。《满庭芳·送别》词即和少游，尤可为例证。河东君作词，自必深受卧子影响。故《金明池》一阕，亦是和淮海《金明池》之作，所以与少游同一韵脚也(P337)。

    《情缘》着重折论的另一组作品，是秦观的《踏莎行》与陈子龙柳如是同词牌同题之作。认为陈柳“依秦韵填过《踏莎行》”，则甚谬。因秦词为上平声十五删韵，而陈词则为入声九屑韵，柳词则是去声四　　韵。陈柳这一组重要作品的同时酬和性质，自然也是《别传》发现的。

    (三)关于陈柳相关联的诗赋

    柳如是《男洛神赋》是一篇十分奇特的作品。当时人只是将它看成颠倒阴阳的游戏之作，而根本不能理解此赋为谁而作，又传达何种重要信息。《情缘》写道：“(柳如是)宁愿泯灭男女诗人的传统界限，打破阳刚阳柔的定见，甚至还颠倒传统情诗的基椿(应为基调，“基椿”不词，──引者注)，写出高妙奇伟的《男洛神赋》，然后题献陈子龙以倾诉儿女衷情。”(P95)这里有一个明显的错误：《男洛神赋》并没有“憙题献憖”陈子龙，──如果那样，陈寅恪就不必煞费苦心考证此赋的写作时间、地点，前后作品的关联，辞语典故的蕴义，并排除了另一友人汪然明的可能性，然后得出结论：

    (崇桢七年秋冬之时)卧子正当少壮之年，才高气盛，子建赋“神光”之句，自是适当之形容。况复其为河东君心中最理想之人耶?宜其有“男洛神”之目也。……颇疑河东君此赋乃酬答卧子《湘娥赋》之作。(P136)

    《情缘》未能注明陈寅恪考证成果，似亦为“暗袭”一例。此外，陈柳诗词赋情缘之证甚多，据我不完全的统计，《别传》涉及作品，诗七十三篇、词三十一阕、赋六首，而《情缘》只利用了其中极有限的一小部分，不到十分之一(参见附表)。我读《别传》有一至深体会：对中国诗词中男女情缘的发覆探隐，迄今为止，精细深邃的程度，没有能超过《别传》的；中国诗词男女之情的幽美深曲，迄今为止，也没有比陈柳情缘更具典型的。因而，要是读者因此书而误认为陈柳情缘仅止于此，那画虎不成之讥，此书真是难辞其咎。所以，依我个人之见，中文译名，实不如原著英文书名更为符实。

 

    　　　　　　　　　　　　　　　　　四

    诗歌语言特有的多义性、不确定性，会增加诗歌令人意想不到的迷魅。这就是古人所谓“诗无达诂”。诗意向无定解而有慧悟的敞开，是诗无达诂的这一说法对诗意的肯定。但是，如查无视或忽略诗歌语言本身的某种确定意涵，只对诗歌的字面意思作想当然的猜测，就误用了“诗无达诂”，反失作品精义特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