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会教授的“处方式教育法”

首都师范大学侯会教授日前撰写博文，提议从中学课本里拿掉《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理由是：“少年人血气方刚，易于冲动，思想尚未定型，是非辨别能力稍逊成人；读多了《水浒》文字，难免要揎拳捋袖、跃跃欲试，其后果不言自明。”

最近几天，我在看美国人拍的十集战争巨片《太平洋战争》。这部片子公映后好评不断，上网一搜，相关视频随处可见，街头小音像店也把它放在醒目位置。假如侯教授的理由成立，不扯远，他最好立即呼吁全面封杀《太平洋战争》，因为说到场面的血腥恐怖，《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就太不够刺激了，总共打了三拳，与《太平洋战争》里动辄几百吨炸弹倾泻而下的血肉搏杀，相距甚远。同时，想像我们的中学生会自觉拒绝这部电影，也过于天真。

说到我自己，由于毛泽东在一九七五年公开发表了两条关于《水浒》的著名语录，一些出版社闻风而动，火速出版，我遂有幸读到了《水浒传》。没错，那年我还在读小学，因手头没有别的书可读，我只能把一个少年人所能调集的全部注意力和情感，悉数投射到梁山好汉上去。现在反省，虽然我读《水浒》还早于侯教授视为太早的中学时期，但侯教授担心的“揎拳捋袖、跃跃欲试”的后果，竟然并未发生。

在论证自己观点时，侯教授还曾借鲁迅的判语以自壮，鲁迅说：“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可惜侯教授忽略了两点，其一，鲁迅的话里并未包含“中学生不宜读《水浒》”之意，因而不构成对侯教授观点的支持；其二，作为《中国小说史略》的作者，鲁迅本人在自己“血气方刚，易于冲动”的少年时代，读过的类似书籍比谁都多。

不瞒诸位，身为批评者，我平时最怵撞上侯会教授这样的人。单看他的出发点，不仅堂堂正正、无懈可击，抑且还感天动地，我都打算向他深鞠一躬了；批评这样的作者，我简直要担心遭受报应。瞧，作者深深忧患着下一代的身心成长，不忍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遇到任何负面影响，为此发出菩萨愿，决意替他们铲除掉一切成长道路上的稗草。愿望美好得让人顿生高山仰止之心，谁知面对具体方案，我又不得不震惊其中的蒙昧，因为，顺着他的思路，岂止《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要遭到禁绝，中国文化典籍里的大量内容，都有打入另册的必要。因为他为了恢宏其辞，还把语文课文的入选标准，与“社会的进步，制度的改革”及“具有现代的法制观念、公民意识和民主精神”等宏伟目标结合起来。谁敢对作者的宏大理念说声“不”呢？至少我不敢，只是这样一来，别说《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连古老的《诗经》《楚辞》以及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都在禁绝之列，曹雪芹的《红楼梦》更无幸免之理。说白了，要在上述作品里找到“现代的法制观念、公民意识和民主精神”，只有极度变态的学者才能办到。

最愚蠢的建议，竟然掩映在最神圣的辉光里，这足以让批评者不知所措。

实际上，作者的谆谆告诫，恰恰忘了一个基本前提：语文课首先是一门基础课程，“公民意识和民主精神”再重要，也不能替代语文课的原初目标。让中学生了解并掌握历代优秀的文学作品，通过课堂学习获得传承文化的能力，乃是语文教育者的基本使命。把语文课改造成公民道德课，实质是对语文的漠视。

作者更大的问题在于，他昧于人的成长法则。在作者的教育理念中，我看到一种“处方式教育法”的内核，即假设中学生都是病人，必须按照某种教育医嘱的方式，按时按量地服用指定的药物，一旦学生误服了某些作者视为不宜的课文毒药，他们的身心就会遭受不测。我觉得，作者的方法如果用在喂养婴幼儿或蒔花弄草上，效果一定是良好的，对待田里的农作物，也不失为上佳之策。实际上，农民一直是这样做的，但中学生不是农作物，作为万物之灵长，他们的身心反应机制遵循着一种远为奇妙的方式。对中学生来说，你给他打开尽可能大的知识通道，他就能获得愈加不可限量的上升空间。成长过程中的适度带毒，往往会促进个体成长的有效性，而不是相反。喝纯净水未必有益于健康，在知识领域抱持纯净水态度，把教室弄成无菌实验室，恨不得学生接触到的所有课文，事先都涂抹上某种精神消毒酒精，结果一定是可笑的——如果不是可悲的话。

在今天，认为中学生读了《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就会“揎拳捋袖”，听上去实在有股化外高人味。

载《东方早报》2010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