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身边的悲情劳动者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今年六一儿童节，“一岁零八个月的小海（化名）却被父亲阿林捆绑在怀中爬上20米高的塔吊，在风雨中煎熬了近20个小时。”父亲此举是为了向工地方索讨报酬。尾声是：工地方答应了他的要求，“在塔上呆了近20个小时的阿林才将孩子捆绑在背上小心下塔。等候在此的警察立即将父子两人带上警车离开工地。”一位网友跟帖评论道：“相信除了走投无路，没门可诉才落此下策！真是可悲！难怪有钱有势的人纷纷移民！”

我不清楚这件事的具体原委，但这位网友的猜测是合理的，考虑到父子俩曾多次“在塔吊之上抱头痛哭”，只要这位父亲具有正常的心智，那么，只有极度的悲凉和绝望，才可能让他出此下策。

很多人大概和我一样，都有一个强烈印象，即最近十年来，一个群体正在急剧扩大，并且像一块庞大的黑云压住中华的城楼。该群体不妨命名为“悲情劳动者”，他们是些被工作弄得灰头土脸的人，被老板弄得自尊全无的人，被薪水弄得底气丧尽的人，被不公正执法弄得动辄得咎的人，被无望前程弄得一筹莫展的人。诸般困顿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可能退化成整天喝绿豆汤的人。

只要对他人有稍微深入些的了解，那么我敢说，在我们周围，已经很难看到一张工作中的笑脸了。我是说工作中，而且，是那种发自内心如同花苞自然绽放的微笑，以区别于那种经由咬筷子培训出的职业化笑脸。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奇怪的时代，所有人都得听金钱的使唤，所有人都在看老板的脸色。随着各路领导普遍被尊为老板，一国的众多雇员不得不在上司面前反复体验臣子乃至奴婢的悲情。甚至，在那些习惯上无需仰上司鼻息的斯文机构，比如高校，教授们也大多露出一张张落汤鸡似的愁脸；与之相应，那些传统上无需一摇三摆的高校领导，则一个个端出颐指气使的大老板派头，更有甚者，一副江湖大亨的德行。我不少朋友都在高校里，据我观察，他们一个个都蔫了。大学疯狂扩招带来的授课压力、列车时刻表一般机械生硬的课题指标，以及手握支票簿、举手投足渐渐疑似黑老大的院长大人，诸力合谋，足以把原本还算体面的大学教授，贬回学术打工者的原形。在他们脸上我很难看到来自学术本身的压力，所见均是异化了的职场压力、人际压力。

不用说，当一个社会的领导普遍拥有恣情纵意的权力，该社会的平常工作者，一定会无端生出大量窝囊气。按照美国谚语“打不过你，就加入你”的说教，他们唯一的指望，就是早日跻身权势阶层，以便蜕去半身媚皮，再报复性地对他人行使吆五喝六权。至于进入官场后会否称心如意，答案多半是否定的，“官大一级压死人”的阴魂，无处不在。
高校老师从事着按说最有希望获得乐趣和意义的工作，其心态尚且如此，白领、公务员及普通工人，只会更加不堪，更别提处于职场末游的普通农民工了。在最下游，还有那些连起码的谋生条件都遭剥夺，被迫铤而走险的人。一方面，有人连劳动的权利都不易获得，另一方面，劳动者又大多面露苦相。

人，并不是必然会厌恶劳动的，依人的理性水平，他们都能认识到劳动之必须。劳动可以获酬，依据正在于劳动是一种付出。因此，那么多人普遍厌恶工作，原因肯定不在于一代人的骄生惯养，而是他们全面遭遇了意料之外的挫折和磨难。

以曾经入围美国《时代周刊》“年度人物”的“中国工人”为例，这些工人大多从事着流水线作业，该作业模式有个学名叫“泰罗制”，泰罗制是一种意在“提高每一单位劳动的产量”的科学管理模式，在这种工厂里，工人都像机器一样不停地工作。由于每个人承担的工作都只是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导致他们的工作具有简单、重复和缺乏成就感的特点。该模式的负面性，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卓别林就在电影《摩登时代》里充分揭示过了。简而言之，泰罗制是从产品制造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它的出发点不是人，而是产品。站在产品制造的角度，泰罗制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创举，站在产品制造者的角度，泰罗制就显出魔鬼特征了。因为，最适合从事泰罗制的工人，是机器人。

当然，人都是有耐受性的，只要劳动时间可控，流水线上的工人仍然不失为劳动者。可悲的是，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工人就像一种正在接受疲劳测试的仪器，只要老板拿到了订单，他就得一直干下去。

不同的人，忍受枯燥劳动的能力也大有不同，一个人的青春能量越旺盛，他这方面的耐受力就越差。还得考虑智力和性情因素，面对同样一件简单活计，好动脑子、情绪开朗的年轻人，与心如止水、八风不动的老外婆，承受力也迥乎不同。早年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我们看到，对于苦役犯来说，只要能让他们从事多少带点个人趣味的劳动，哪怕条件更艰苦，他们也会欢呼雀跃。是的，对年轻人来说，再没有什么活，比整天“唧唧复唧唧”更折磨人了。此外，一个人的心灵越趋于感性和诗性，面临此景，他也越容易心生绝望。

是的，我们周围，正令人不安地充斥着一股无视劳动者尊严的气氛。无论促成这种气氛的原因是什么，我们都必须面对这个现实：一个国家，其建设者正大范围地丧失劳动的乐趣和尊严，我们该如何想像他的未来？
载《南方都市报》2010年7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