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桌布下的慈善观

全球两大富豪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先生拟来华设宴，劝说50位中国富豪踊跃行善，消息一经发布，迅即引发了种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反响。在此之前，昔日中国“首富”黄光裕，恰因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罪和单位行贿罪，获刑14年，为这场慈善晚宴，增加了一个怪诞背景。不出意外的是，中国富豪对盖茨－巴菲特的邀请，扭扭捏捏，吞吞吐吐，仿佛那是个鸿门宴。甚至，那些看上去最不会拒绝的富豪，如刚刚向北京市红十字会999急救中心捐赠了20辆急救车（价值200万元）的李春平先生，收到邀请后也公开表示拒绝。晚宴尚未开张，两种慈善观的冲突，已早早凸现尴尬。这当儿，听到中国“首善”陈光标先生在致盖茨和巴菲特的公开信里的慨然承诺：“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将捐出全部财产”，不少国人想必会大舒一口气。

尽管陈光标的慷慨义举，在两年前汶川地震时，已经感动了中国；尽管陈光标已累计“向社会捐赠款物13.4亿元，直接受益者超过70万人”，但我还是怀疑，盖茨先生读到这封信时，纳闷更多于感动。这便涉及到中西慈善观的差异了。

我不曾研究过西方慈善观，但日常涉猎所及，也能感受到他们与我们的深刻不同。比如，捐赠在富豪去世前实行，正是西方有识之士竭力反对的。在堪称美国慈善圣经的卡内基名文《论财富》的末尾，作者明确宣布：“死时越有钱，死得越丢脸。”英国贤哲弗朗西斯•培根的言词还要激烈，他反对将慈善捐款延至死后的理由是：“这样做的人实在是慷他人之慨，所花的乃是别人的钱而不是自己的钱。”卡内基——众所周知，他本身还是美国最伟大的慈善家——坚信，“赚钱需要多大本领，花钱也需要多大本领。”在他看来，慈善是一项需要高度智慧的工作，一个在赚钱方面拥有天才的人，在慈善领域一般也会拥有天才，为了使慈善的效应最大化，富翁有义务趁年富力强之时亲自从事慈善工作。他决不认为，仅仅把钱一捐了之，就是一种善举。不难发现，退休后全职从事慈善工作的盖茨先生，正是这么做的。

“财富的特性就是可以被人慷慨地施舍。”这句话，我在帕斯卡尔《思想录》里读到过，在《培根论说文集》里也读到过，相似程度近乎抄袭。抄袭当然不可能，我只能认为，那是他们的共识。我还注意到，西方人谈论行善时，非常注重节制和适度，从不鼓励过分的慷慨。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在《论义务》里，曾将巨额捐赠视为次一等的善行，他认为，“这种慷慨是自杀性的，你现在赠予金钱的人越多，将来所能帮助的人数也就越少。”我想，假如他能预见到瑞典军火大王诺贝尔以信托基金的方式管理遗产，一定会改变看法。通过出色的创意和有序的经营，诺贝尔最终使自己的巨额遗产，转化为一种不竭的源泉，百年如一日地促进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这是将捐款功能发挥到极致的典范，也是卡内基和盖茨等人信守的方法。卡内基断言，“与其把富人的百万家财拿去鼓励懒惰、酗酒和下流行为，不如把这笔钱扔到海里，这于人类倒更有利。”就是说，未经出色谋划的捐赠，效果适得其反。出于可敬的基督徒精神，卡内基将自己的身份定位成“穷人的信托人”，将自己的财富视为穷人托他保管的“社会财富”，并将“为社会管好用好这笔财富，使之发挥比公众管理更大的效益”，视为“富人的责任”。这种见识，确乎不易在中国文化里见到。中国富翁大多不假思索地把财富留给子孙，而西方的明哲之士，则众口一词地将此判为至愚至陋。

在我国，有个奇怪现象，即经常是那些不具有慈善能力的人，大行慈善之举，人们对此还会充满感激。经典例子是办学的武训。我凑巧读到的任何一位西方贤哲，对此都不加鼓励。行善是富人的事，依卡内基之见，行善的前提是你拥有“剩余财富”，你不必把仅仅属于“小康生活保障”的那点积蓄拿出来捐赠。两千年前的西塞罗对此也有过分析，在他看来，假如一种行善日后还可能连累社会，致使别人反过来帮助你，那就不应倡导。此外，西方人强调的慈善，除了扶危济困的功能，还着重强调公共民生。比如，国内某企业在上海替美国人捐资兴建一座堂皇世博馆，在任何意义上都与慈善无关。天知道那老板在想什么。

与西方人相比，我们的财富观多少是有些扭曲的，晋人鲁褒写过一篇《钱神论》，大概相当于中国版的“财富论”，有人曾评价道：“《钱神》起《论》，铜臭为公”，可见不是什么高论。后人称“钱”为“孔方兄”，据说即典出此文。西方人深入骨髓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观念，在中国从未得到普及，而借故“籍没”富人钱财，则是帝王家乐此不疲的爱好，我们最近一次惨痛记忆，距今尚不足一个甲子。至于各类视《物权法》为玩偶的野蛮拆迁声，最近几年都快震聋一个民族的正义耳膜了。凡此种种，都彰显着我们财富观的初级状态，我们的富豪倘若心态有所失衡，也属事出有因，且不说他们的致富之路，未必没有难言之隐。

盖茨－巴菲特的慈善晚宴还没有开始，我们更不知道它会如何结束。我且怀着浓厚的兴趣，静候开场。毕竟，作为近距离了解中西慈善观的一个窗口，无论如何收场，都将是耐人寻味的。
载《南方都市报》2010年9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