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郭奉孝

这个人有一双望穿秋水的眼睛。

这个人有一道洞穿人心的目光。

自古就有这样一种特殊的天才，他们的功业，即使不是高入云霄，改天换地，至少也是不可理喻的，他们以自己拗转正常生命成长链的成就，使我们的日常生活常识冷不防受到沉重打击。读过俄国诗人莱蒙托夫长篇小说《当代英雄》的人，肯定会被诗人画影图形、直指心源的惊世笔墨弄得目瞪口呆。凭区区二十二岁的经历，他哪来如此深刻练达的人世见解呢？他对毕巧林多重性格的准确把握，曾使得俄国公认的小说大家契诃夫叹气不已。韩国神童李昌镐的成就同样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其天才最神奇之处在于，他在棋盘上完全无意卖弄天才。如此纯青的炉火，如此宠辱不惊、渊停岳峙的棋枰风格，究竟是如何与少年心性结合在一起的呢？在他那老僧入定般的镇定从容之下，我们发现擅长在棋盘上下出最为灵动不羁之着手的中国天才棋士马晓春，竟常常显得不知所措。

我们能理解法国诗人兰波十九岁前已完成全部的杰作，也能理解吴清源当年以神乎其技的天才把整个日本棋界打趴在地，但莱蒙托夫和李昌镐，他们的成就却分明逸出常理，使我们赞叹之余只能再忙着感叹：世界的确是诡谲多变的，难道李昌镐像传说中的老子那样生来就长有一头白发？难道莱蒙托夫未出娘胎即已经历过惨痛的失恋？

回到本篇主人公，我想知道那位曹操手下最年轻、最诡奇的谋士郭嘉，究竟是如何练就那一双惊世目光，能够一瞥之下就看出他人的肺腑？

在郭嘉追随曹操十一年的戎马生涯中，他为曹操东征西讨贡献了相当多的谋略，通过这些谋略我们无法肯定他是否饱读兵书，他似乎也很少将自己的计谋归纳成一句现成的兵法术语，不像荀彧时而玩一招“二虎竞食”，时而又一招“驱虎吞狼”。我们能肯定的只是，他所贡献的计策，每一条都出人意外，每一条都有可能带来巨大的危险，每一条都取决于敌手的心理状态是否严格遵循他的调度，每一条都最终绽放出一朵战争史上的“恶之花”。我们且看下面几个典型的郭嘉式谋略：

曹操大军正与袁绍在官渡相持不下，敌强我弱，形势堪虞。与此同时，曹操又颇为担心身后那个不安分的枭雄刘备，怕他突然发难，在背后捅上一刀。但正面的强敌已不克应付，曹军又怎能分出兵马，实施两面作战呢？郭嘉说“可以”，而且事不宜迟，必须趁刘备目前根基未稳，民心未附之机，急出重拳，把刘备一举打败。至于袁绍，郭嘉料定他不会有何动作。“绍性迟而多疑，来必不速，”这段时间差，正可用来击溃刘备。——这难道不是一个规模更大的“空城计”吗？使这项大胆计划得以成立的惟一条件，就是必须保证袁绍在该出手时不出手，不然，曹操将遭灭顶之灾。可是，谁替袁绍担保呢？

也是曹操与袁绍相持在官渡之时，又一个不安的消息传遍曹营：江东豪杰孙策，准备尽起大军，偷袭曹操位于许都的根据地。孙策骁勇的名声当时正在中原大地上铛铛作响，这位艺高人胆大的将门虎子完全继承了父亲孙坚的好斗气质，此前曾以所向披靡之势，在富饶的江东四面作战，并一举奠定了相当雄厚的基业。孙策是令人恐惧的，曹营中人人胆寒，就像他的父亲当年也是关东诸豪中惟一令董卓感到胆怯的一样。曹操的智囊团知道，与袁绍相持中已经明显处于劣势的曹操，根本不可能再抽出兵力保卫许都。而一旦许都失守，曹操阵营将立刻分崩瓦解。值此人人自危，曹营中不少人已经开始暗中向袁绍献媚，准备为自己留条后路的时候，体弱多病的郭嘉居然提出这样一个云开日出的见解：主公根本没必要抽出兵力去保卫许都，因为孙策来不了。

根据他对孙策的透彻了解，郭嘉断言孙策性格“轻而无备”，而且兼并江东时“所诛皆英雄豪杰”，因此必定会在半路上死于刺客之手。——与其说这条计谋大胆，不如说它荒诞，难道能将曹操大军的命运，能将曹操“天下归心”的雄心，寄托在那几个天知道会是谁的刺客身上吗？难道能保证这些刺客不仅能够得手，而且一定会在孙策赶到许都前得手吗？当年为陈寿《三国志》添注的裴松之先生，读到上述记载显然也被弄傻了，他的大脑想必只能理解所谓“上智”，对于郭嘉在这里体现出的“神智”，则无能为力，因此，他断言孙策后来死于许贡家族的刺客之手，只是一个巧合而已。

真是巧合吗？官渡之战后，袁绍大败，不久咯血而死，兵权落入两个儿子袁谭、袁尚之手。曹操很想乘胜追击，安定北方，但有一点又不能不防。刘备自上次失败后，经过数年休养生息，在荆州牧刘表身边又积聚了相当的实力。根据曹操此时对刘备志向的了解，他有理由担心自己孤军远征之际，刘备会在背后乘隙发难。这时，郭嘉明月清风般的笑声再次在曹操军机会议堂上回响起来：主公你尽管放心地去远征，留下一座空空荡荡的许都也不妨，我料定刘备无法给你添麻烦。不是刘备不想添乱，而是有人会代替主公加以阻止。谁？荆州牧刘表。

郭嘉的原话是这样的：“（刘）表，坐谈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刘）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刘）备不为用，虽虚国远征，公无忧矣。”何其言简意赅，又何其潇洒从容。——问题是，曹操再次采纳了郭嘉的建议，事实也再次证明了郭嘉的预见。曹操一支大军，完全以一派无后顾之忧的态势，远离都城，“虚国远征”去了。

曹操在对袁绍两个宝贝儿子的战争中取得了巨大战果，但要取得决定性胜利，恐怕还要费点周折，士卒也将伤亡不小。郭嘉再次以自己玩人心于股掌之间的洞察力，劝曹操暂且收兵，先看一场兄弟阋墙的好戏，待两兄弟两败俱伤之后，再坐收渔利不迟。郭嘉凭什么认为那两个刚才还一致对敌的兄弟，只要曹操一退兵，便立刻会自相煎食起来呢？不知道，我们知道的只是，郭嘉预料的丝毫不差。

这种独一无二的谋略术，在郭嘉死后，也被善于学习的曹操玩了一手。后来当袁尚、袁熙二人投奔辽东时，曹操再次勒兵不前，停止追击，静候辽东太守公孙康将二人的首级送来。——也许罗贯中不相信曹操也会有这种谋略，也许他出于对郭嘉的敬意，结果在小说中，罗氏仍然以一回“郭嘉遗计定辽东”，将这个计谋算到了郭嘉头上。

有一段话经常被人提到，并以此作为郭嘉才智的明证。当曹操正为自己是否具备与袁绍对抗的能力而委决不下时，郭嘉口若悬河，滔滔汩汩地一连举出十条理由，以证明“公有十胜，绍有十败”。我曾多次对郭嘉这番陈词犯过疑，我觉得正如孟子、贾谊的雄辩中往往藏着某种大而无当的内容一样，郭嘉的这段分析也搀杂着不少水分，其中重复冗沓之处正亦不少。“度胜”、“谋胜”无甚区别，“德胜”、“仁胜”、“明胜”、“文胜”等，分类不清，条贯不明，有凑数之嫌。何况，此段大话陈寿不载，只是出现在裴松之注引的《傅子》一书中。

我的观点是：郭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若去除言词中对袁绍的藐视，则其余种种均可见出传统儒士的迂阔诞夸习气，与郭嘉擅长的一针见血风格完全背道而驰。郭嘉并非不具备口若悬河之才，否则曹操也不会作出“每有大议，发言盈庭，执中处理，动无遗策”的评价，但郭嘉的发言应该更具针对性才是，应该更为简洁、干练才是，他感兴趣的首先在于可操作性，在于其中智慧的含量，而不是侈言行动的理论依据。

我们知道曹操之所以与郭嘉最谈得来（所谓“惟奉孝最能知孤意”），正在于两人有着相近的务实风格，试着感受一下曹操诗文的务实风格，亦可知大言炎炎的风格（即使其中颇含哲理），不太可能得到曹操的激赏。

将曹操与他对手的关系看成战国时代秦与六国的格局，也许会有助于我们认清当时的形势。由于除了袁绍、孙策、刘备等人外，其余诸侯仅为割据之雄，他们习惯于偏安一隅，并无鲸吞四海之志。他们的用兵行动往往更像一种不够光明磊落的冷拳，只在有利可图之时实施偷袭，本身并没有明确的战略意图。这样，独以“六王毕、四海一”为己任的曹操，正可效“连横”之法，利用别路军事集团的弱视短见，予以各个击破。事实上“远交近攻”、“先弱后强”，正是荀彧这位首席谋主为曹操定下的军事方略，而郭嘉的“分化击之”战术，则使曹操的军事谋略更趋完善。此外，曹操曾大打“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张王牌，交错使用恐吓和安抚之法（如遣钟繇安抚西北，不断地给暂时无力顾及的人物封官许愿，还经常命令敌方把儿子送来许昌，以为人质），以便在中原集中优势兵力，对强敌逐一击溃。这与当年出函谷关的秦军，利用六国间的利害关系最终一统天下的做法，确也不无相似之处。这里，郭嘉对一个个敌手心理状态的准确判断，便常常成了曹操获胜的关键。

这个弱不禁风的青年，有着惊人的胆略。他的作战计划总是最大程度地追求效率，为此不惜将风险系数每次都置于高危点上，他对敌手心理的揣摩已经到了神而化之的程度，以致我们难免会想：总不见得郭嘉正好算度到袁绍的爱子会在曹操进攻刘备时生出一屁股的疥疮，导致袁绍方寸大乱，从而放弃了一举击败曹操的绝佳时机？中外战争史上，恕我孤陋寡闻，我的确没有看到这种先例，而郭嘉竟屡试不爽，曹操竟言听计从。

郭嘉的谋略当然也非全然寄托在对敌手心理的把握上，但却无一不是寄托在甘冒奇险的胆量上。他说服曹操放弃辎重，突袭乌丸的那一仗，不仅打得极为漂亮，在曹操军旅生涯中也最为凶险。

建安十一年（公元二○六年）夏天，北方多雨，道路难通，曹操在设置了一些撤军假象之后，暗中率领一支轻装精兵，在向导田畴的带领下，“堑山堙谷五百余里”，来到早已废弃的西汉右北平郡治的废墟，经过被乌丸毁坏得破败不堪的辽西大道，突然出现在蹋顿王的背后。乌丸军措手不及，首领蹋顿也被张辽击杀，同年秋天，袁尚终于被彻底消灭。这次行军由于路况极端恶劣，沿途有长达二百里的地段干旱无水，须掘地三十多丈才能见水。当粮食吃光以后，曹军将士又不得不先后杀了几千匹战马充饥，才艰难抵达目的地，并一举救出不少沦陷敌手的汉人。且不去争论这一仗是否属于反侵略的正义之战，仅从兵家权谋的角度看，它也大可玩味。

郭嘉虽然没有参加这次行军，但他年轻的生命正是在曹操统一北方的征途上，不支倒下的。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将曹操的戎马生涯按郭嘉之死分为前后两部分，也许更能看出一些问题。郭嘉帮助曹操统一了北方：在曹操先后剿灭吕布、袁绍和袁绍余部的战斗中，郭嘉居功至伟。用曹操自己的话则是：“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郭嘉死后，曹操除在西北面与马腾、韩遂等草寇型军阀的战争中取得一些战绩外，事业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的境地。赤壁之战后，更留下一个天下三分的无奈结局。对此曹操本人亦深有体会，不然他不会选择“毒恨”这个强烈的字眼来概括失去郭嘉的心情，不然他不会在赤壁战败后的退却路上，发出这样一声孤猿泣血的哀叹：“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虽然中国史籍在刻画人物细微举止方面常显得粗率和语焉不详，但我们仍能从中捕捉出曹操在郭嘉临死前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这是一代雄主曹阿瞒最为紧张焦虑的时刻，他像一个慈祥的外婆，不断地去郭嘉病榻前探视，刚刚摸了摸他发烫的额头，刚刚出得院子，突然又神智昏昏地折返回来，看看为郭嘉配的汤药，熬好了没有，结果，在惊慌失措中，不小心把汤药泼翻在地。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测，反正郭嘉死了，曹操坚强的神经暂时有点失常。一连几天他都给荀彧写信，里面充斥着绵绵无尽的哀痛之情：“追思奉孝，不能去心。此人见时事兵事，过绝于人……何得使人忘之！”

在“时事兵事”上被曹操称许为“过绝于人”，正好像在智谋上得到诸葛亮的嘉许，都可说是最高的褒奖。有曹操为郭嘉流的大把大把眼泪作证，我们也可相信曹操说此话时的绝对真诚。

根据零碎不全的资料，我且结合自己的想像，试着对郭嘉再做一番还原性的描述。

没有人知道他长什么样，但我们可依据对所谓魏晋风度、正始玄风的一般理解，想像他有一股风神俊朗的气度，一条清瘦的身影，和一双波光粼粼的眼睛。如果他也有抟丹服药的习惯，我们也可假设他穿着一件非常宽敞的大袍，假设他经常衣冠不整，服装像孔乙己一样可以连穿一季而不换。虽然，依据鲁迅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魏晋人的服药习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丹药），始于稍后何晏先生的提倡。

郭嘉的出生地颍川（今河南登封、宝丰一带），虽然战乱频仍，但同时也是东汉以来最大的人才库，当时为各路英豪出谋划策的谋士，十之六七出于此地。躬逢其盛，浸染其中，我们自可想像他那逸兴遄飞的求学环境。然而弱冠之年，郭嘉即已养成“不与俗接”、落拓不羁的清高脾性，和后来的诸葛亮一样，他好像也更热衷于当一个向社会大翻白眼的隐士，除了二三知己或个别慧眼独具的高明人物（如曹操手下最具总理之才的谋士荀彧），人们对他的了解非常有限，他当隐士的年龄看来比诸葛亮还要年轻些。在他大约二十一岁之时，也许拗不过几位游学同年的坚邀，郭嘉一度也曾在袁绍的府邸里出入过几天，仅仅几天功夫，他便把袁绍（包括他那几个不成器的儿子）看得一清二楚。他离开得非常坚决，顺便扔下这样几句把袁绍看到骨子里的判语，供袁绍手下那两个著名谋士辛评、郭图参考：“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

如此时光荏苒，又过了四五年，在高贵、儒雅的荀彧推荐下，郭嘉来到了曹操面前。两人立刻一见如故地攀谈起来。在这位小自己十五岁的天才青年面前，曹操与后来刘备在小自己二十岁的诸葛亮面前一样，顿生一股如鱼得水的欣悦感。曹操性格中最为人称道的通脱和不拘成见，眼前这位小老弟竟也表现得那么充分。他的思维里有一种一千年后才为中国士大夫中的精英逐渐把握的禅宗式能力，能够在纷扰繁冗的万机中一举把握要害。曹操与郭嘉初次接谈的内容除了裴松之引《傅子》所述的十胜十败论外，别无所载，但我相信其中一定有某种“隆中对”般的智慧，郭嘉肯定以自己明晰的直觉和一语道破天机的颖悟力，让曹操一眼看到了未来，就像诸葛亮为刘备画的那张三分图一样。不然，我们将无法理解曹操那一声由衷的感叹：“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

也正是这一次谈话，使郭嘉坚定了辅佐曹操的意念，这以后曹操的仗便越打越漂亮，甚至从每一次失败中，他都能立刻找到反败为胜的契机，结果，失败倒成了某种战术上的拋砖引玉，或两将相斗时的所谓“拖刀计”。

“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见人心”（季札），这句曾得到鲁迅先生肯定的判断，不知是否也能反之成理，即中国之君子，若明于见人心，通常也会陋于知礼义。至少，郭嘉属于这种人，在严于治军的曹操营帐里，他也许有着最为松松垮垮的步态，最为不拘常理的行为，虽然在偏爱他的曹操眼里，郭嘉仍然有着种种嘉言懿行。他的死因显然与水土不服有关，但他会不会是曹营中的阮籍，平素手上总也离不开杯中物呢？曹操手下的纪律检查官员陈群，曾数次因郭嘉行为上的不够检点公开在廷议上提出纠弹。曹操一面表扬陈群检举有功，一面却对郭嘉刻意维护，全然忘记了自己当年设五色棒时的严刑峻法精神。不仅如此，他或许暗地里还为郭嘉一仍其旧的生活作风喝采呢。曹操多半是这样譬解的：此乃非常之人，不宜以常理拘之。

我们看到的郭嘉，是一个不拘成见，思路诡奇大胆的天才谋士，这一点他和后来蜀国的治国大师诸葛亮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拨开后人在诸葛亮头上人为添加的神奇光环，今人已越来越能认可陈寿当年对诸葛亮的这句评价：“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一生谨慎、严于律己的诸葛孔明先生，并不曾打过一个值得被人写入教科书的经典战例，虽然他宏观把握时势的能力，可说并世无俦。

在长年带兵在外的军旅生涯中，曹操习惯于将管理后方的重任，托付给尚书令荀彧，而总是把郭嘉带在身边，以便随时切磋，见机行事，因此，郭嘉并没有多少机会体现自己的治国才能。然而，曹操无疑认为郭嘉是具备治国才能的，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自己百年之后，愿意将天下事托付给郭嘉，就像刘备后来在白帝城里把天下事托付给了诸葛亮一样。

总体上看来，对谋士的建议极为重视、较少独断专行的曹操，偶尔的力排众议，往往也因为这样一个前提：“此郭奉孝与我有同见也。”如曹操坚持不杀刘备的主张，就只有郭嘉附议。遗憾的是，曹操对郭嘉意见的领会不深，致使后来放虎归山，铸成大错。郭嘉的本意是对刘备实施软禁，虽不必杀，但绝不可纵，“一日之纵，数世之患。”后来曹操让刘备带兵打袁术时，郭嘉恰巧不在，这便留下了无穷后患。这大概也是曹操惟一一次没有听从郭嘉的意见，竟从此种下了不可弥补的后果，难怪他要感叹“恨不用嘉之言”了。

建安十二年（公元二○七年），三十八岁的郭嘉病亡。同年，刘备从卧龙冈里请出了诸葛亮。没能看到这两位不世出的天才彼此斗智，作为历史的看客，我深感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