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都过去了，我总忘不了他的传说——神农架的野人传说。
“很多年过去了，我总忘不了……”，跻身于现代文明生活的周实先生坐在写字案头，写下《野人》这一段文字，文字带着对野人的沉甸甸漫想。漫想随一缕缕香烟升起，堵塞在半空中。野人，你是真的吗？你怕什么？你还是现身吧，你还是下山吧！寒嘘声中，周实先生发出承诺，说：“我们有很多你们没有的东西，我们有古代文明、还有现代文明”。但喃喃中，这承诺周实先生似乎自己也不信。承诺便如半空中的烟雾浮着，浮得颤颤兢兢，忸出惶恐。终于，干裂成一团碎粉，稀稀簌簌掉下来，落在冰箱、电视、手机、MP3和空调包围的漫想者周实先生的头顶上。
时间在烟缸里一截截燃烬成灰，烟灰堆积成小丘。漫想者周实先生摇头自言自语，团团的脑袋从案头上拔起，脖埂子举在半空中朝上望。天花板上有一处幽淡的角落，思绪深深地吸引到黑影里去，躯干也似乎褪尽了裹布，赤子一般朝黑暗飞去——周实先生的翅膀逆时间而上，飞到神农架，去会那个第三人称“他”——野人，殷勤地邀招：“野人，来到文明世界吧！野人，你愿意与我为朋吗？”。
这情景是我的想象，而《野人》中的确弥漫着周实先生对于神农架野人的恋想。
统计表明，神农架目击野人已经有360多人次，原湖北省水利设计院副院长翟瑞生的目击最生动。1946年秋他随五师突围，春节前走到兴山与房县交界处，发现二十几公尺外有两个野人。野人正站着扬头看着这只队伍，在坡边树林旁嘿嘿笑。他们满身是毛，黑红色，头发散披，颜色淡棕色，个子比普通人高，块头蛮大。高的那个是母的，乳房很大，用树叶围着下身，“整个部队的人都亲眼看见了”。
翟瑞生看到了嘿嘿笑的野人，冯明银看到了雍容大度的野人。
原神农架林区宣传部长冯明银，1960年在盘龙工作。一天中午，看到对面山上有一个野人，头发很长，颜色很红，身子前面的毛是紫红色。野人也看到了他们，无事一般，自顾自事。一同看到的5个生产队干部忍不住站在一起，齐吼了一声。野人缓缓站起来，不紧不慢走入老林中去了。
后来，又看了一些报道，不是发现了他的脚印，就是捡到了他的毛发，有的甚至活灵活现，说是看到了他的身影，组织专门的科考队伍，也没有能寻到他。
的确，这么生动的亲见野人的描述越来越少了。
1974年5月，房县桥上公社清溪大队副队长殷洪发在山坡上砍柴，发现一个直立走、浑身长毛的“怪物”，举起镰刀向怪物左臂砍去，怪物挣扎逃走。1975年5月的一天，兴山县棒子公社青年社员甘明之与一个“毛人”相遇，面面相视，吓得魂不附体，只喊救命。1976年5月的一个凌晨，郧阳地区开会的神农架林区5位领导乘一辆吉普车，返回途中，发现公路上有一只“野怪”，司机高声大叫，踩下油门高速向正弓身迎走的“野怪”撞去……
后来呢，后来有成建制的科考队下定决心，要在深山老林里猎获野人。1977年，中科院连同湖北省委组织了建国以来最大的“野人”科考队，人员来自大城市的科研机构。除专业人员外，武汉部队的33700部队还派出了侦察支队。这一类以政治效应、经济利益和学术声望为背景的科考，恰如今天陕西安康市镇坪县城关镇文采村农民周正龙老虎事件一样，本质上都是以野人为敌。到目前为止，围捕野人的战利品清单是：100来只“野人”脚印，3个“野人窝”，6堆“野人”粪便和十几根棕褐色的“野人”毛。
神农架野人真的销声匿迹了，它成为了一个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与我们的生活若即若离的迷雾一样故事。
在一般人关注野人心灰意冷的终点处，却正是周实先生关注野人思想激越开始的地方。野人的有无，在周实先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野人提供了对文明反思的立足点，是野人提供的对文化他者无尽想象的平台。
在《野人》中，偏居一隅的文人周实先生特立独行，以“反思文明”的浪漫玄漫为天际线，用一张反讽文字编织的柔情大网，在历史长河之外的废弃滩涂上，默默打捞人类自由精神的吉光片羽，试图用那些残存的碎片拼接出一幅原始的纯真时代图画，借以进行批判，借以给人们慰藉，抚慰一道道受伤的内心。周实先生关注野人，我以为关注的是一个更为终极的问题，即我们的文化问题。所以，在书房黑暗的幽冥中，周实先生沿着历史的来路在往人类生存的初始飞翔。这一条寻找文化理想状态的路，是一条逆行而上的怀古幽思之路，也是一条寻找文化他者的路。它的发端，在中国是尧舜禹为表征的“圣贤时代”；在西方是古希腊神话中的“黄金时代”和《旧约》中的伊甸园神话。
在周实先生的笔下，在《野人》的骨子里，跳动的是一条无法安宁的原始浪漫主义灵魂的神经，那么有力。这是因为寻找者潜藏着怀念原始纯真时代的价值取向。周实先生呼唤野人、与野人对话，是以野人的漫想来对抗异化，唤回激情的举措；是独辟蹊径地寻找没有从激情与劳动中异化出来的我们的生存；也是对机械现实、专制控制的曲折批判。
我想对他说：还是下山吧！我们这里虽有官僚，但也不会全是官僚。我们这里虽重金钱，但也不是都重金钱。我们这里虽有刑罚，但也不是事事刑罚。我们这里虽有假话，但也不是句句假话。自由言论虽有麻烦，要定死罪，现在已难。
这话里话外的况味，真是一言难尽。
同样谈论野人，在西方比较之下却要流亮得多。叶舒宪《西方文化寻根的“原始情结”》（文艺理论与批，2002年第五期）一文，谈到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思想中一道闪亮的原始主义的想象景观。谈论了蒙田，他赞美野蛮人生活的接近自然状态的美妙；谈论了蒲伯，他将没有文明教养的印第安人奉为人之楷模。特别谈论了1669年英国诗人德莱顿的英雄剧《格拉那达的征服》，它被认为是思想史上第一次使用了“高贵的野蛮人”这一赞词的例子：
我自由得就象大自然首次造出的人，在基本的奴役的法律问世之前，那时高贵的野蛮人在大森林里奔跑。
到了18世纪，最引人注目的是浪漫主义的思想家卢梭，借对“自然之子”的推崇，表达了对文明进步与道德退化的深深忧虑；他通过“野蛮人”的假设前提，推论出对“文明人”激越批判的结论，在后来的精神史中引发了无尽的原始文化的想象。画家高更回应卢梭，到南太平洋塔希提岛上追寻自己的伊甸园之梦；小说家毛姆追慕高更，以他那种逆反式人生追求为原型，创作了令都市人羡慕不已的《月亮与六便士》。弗吉尼亚?伍尔芙说：“读《月亮与六便士》就像一头撞在了高耸的冰山上，令平庸的日常生活彻底解体！”
而今，我还掉在舒适生活的沟槽里。应该说我为了艺术，多年来在尘世不断地学习着放弃，但是我放弃得还不够。我显明地感触到周遭环境的无法忍耐，感觉它的荒芜；生命漫无节制的松缓而另一面是死的催逼，感到自己就处在死亡的边缘，甚至觉得抓不到一根稻草……虽然我在不断地从这种处境中挣脱出来，在不断地向我命运指示的方向走去，但我的步子还小，内心的力量太匮乏；今天晚上，我处在急剧的风暴之中，我再次听到血液深处一个声音在呼唤……
（艺术的出走——与友人谈《月亮与六便士》，柳宗宣，2000年第七期，《书屋》）
反思、出走、批判、返归——在这一个源自西方浪漫主义的反思文明的路途上，原本张扬着一种涤荡喧嚣浮华的文化反讽风格，到了在周实先生的文字中，满含着中土的侠道热肠、虔敬卑谦的文风。《野人》中的文笔，原本情愫灵动、遐思烂漫，从报道到传说，从断语到玄想，从遥望到慰问，从当下到远古，从森林到都市，从行走到政治，从抒情到批判，无不自如腾挪。然而，在思绪的深处，却哀婉馀迂、郁结于心，无逃地臣附在一条“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压迫节奏上。
咳，这就是周实先生，原始浪漫的高哦依然是一副沉痛沙哑的吟唱。这使我想起了二千年前的另一个人，吟哦在湘楚的荒泊野原上，也是浪漫，也是郁结，也是对野人的怀想：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
唯有野人永远是自由烂漫。古往今来，野人的传说引来多少不安分的文人的怀想，连缀出一条理想图景构成的阳光灿烂画廊。在这些不安宁的遐想中，那些野人们，包括神农架的野人们，他们是一个真真切切的黄金社会。在那个伊甸园一样的梦境里，正如德莱顿向往的一样，高贵的野人在大森林奔跑。
一遍遍地呼唤野人，野人却是毫不理睬，还是愿意做个野人，隐藏在那原始森林……
附：周实《野人》
很多年都过去了，我总忘不了他的传说——神农架的野人传说。后来，又看了一些报道，不是发现了他的脚印，就是捡到了他的毛发，有的甚至活灵活现，说是看到了他的身影，组织专门的科考队伍，也没有能寻到他。
若是真的，他怕什么？他难道就看不到山外的那些高楼大厦以及那些飞奔的汽车？虽然，他是一个野人，但他毕竟是一个人，再野也是叫野人。
我想对他说：还是现身吧！神农架的原始森林再好也是原始森林，现代化的繁华都市再差也是繁华都市。城市比森林，现代比原始，多少总要好一点的。
我想对他说：还是下山吧！我们这里虽有官僚，但也不会全是官僚。我们这里虽重金钱，但也不是都重金钱。我们这里虽有刑罚，但也不是事事刑罚。我们这里虽有假话，但也不是句句假话。自由言论虽有麻烦，要定死罪，现在已难。
何况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古代文明，很多很多的现代文明，比如李白的瑰丽诗歌，比如瞎子阿炳的琴声，比如冰箱，比如电视，比如手机、 MP3，冬天空调能制暖气，夏天空调会送冷气……
我就这样想着想着，在都市水泥的丛林之中，一遍遍地呼唤野人，野人却是毫不理睬，还是愿意做个野人，隐藏在那原始森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