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 革命在斗争中吞噬了自己

   上了井冈山，安静下来认真读毛著，读了毛泽东的《井冈山的斗争》及其它。

    在凉飕飕的江西赣州大山的秋风中，尝试着体会一代枭雄的心境。当年，在茅坪八角楼这个旮旯小屋里，一个名叫毛泽东的中年人，又黑又瘦，毛笔尖蘸着墨汁，思想流淌成为文字，文字草蛇云龙，隐隐约约，埋藏着一条大写“毛泽东”的中国道路。这条中国道路的构思与实践，奠基于信纸上这些土洋结合的词条上，如“边界割据”、“党代表制度”、“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地方武装”、“阶级分化”、“民主集中主义制度”、“苏维埃”、“工农士兵群众”、“土地革命”等等。结合今天有限的1927年代的井冈山斗争实践的资料，厘清这些词汇的内涵与外延，或许可以清理出一个答案：一个农民的儿子，20年后，为什么能够成为现代帝王？一个基础成分为农民的政党精英集团，为什么能够成为台上70年、建构一个能将十三亿老百姓从社会神经到私人生活一一收入囊中的政党国家？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

    毛泽东在出道之前，在湖南第二师范课本的扉页上刻写下这一条十九世纪末最豪情、最鬼魅的时代声音。“斗争”是贯穿毛泽东一生，也是贯穿二十世纪“革命中国”之脊梁的一根主神经。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为自己、也为毛泽东党的斗争路线、策略和对象写下了全部篇章的第一节第一段。

    在写《井冈山的斗争》前一年，毛泽东还只是一支杂乱队伍的前敌书记。这支队伍是一个由旧军队、农军、工人暴动队、流氓无产者、破落知识分子和土匪混扎起来的武装。因为不敢下山，被斥为“右倾”，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但在20年后，这支队伍造就了一个意识形态国家，忠心地维护着一个红色精英集团专制的政权。20年后，这个人则成为了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大救星”，成为取代十三亿乃至更多人们思想、意志、感情、记忆和思维抉择的大脑——“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致、伟大的统帅和伟大的舵手”。

    “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井冈山的斗争》）

    毛泽东是一个非常之人，非常之人自有非常之道。他不是一个带兵打仗的人，在井冈山之前，他的军龄只是1911年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6个月的列兵生涯。毛泽东没有自己的队伍，或者说毛泽东的基本队伍是由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安源矿工和萍、浏、澧的农军起义残部上井冈山，又收编了王佐、袁文才的土匪武装组成的。这与6个月后上井冈山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出身，曾参加护国、护法战争，留学德国、苏联，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的朱德及其队伍（这支队伍后来出了朱德、陈毅、林彪三个元帅）无法比拟。

    “挎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朱毛会师后成立红4军，由秋收起义的27团和南昌起义的28团组成，朱德的队伍是主力。3个月以后上山的湖南军官讲武堂出生，历任国民革命军代理团长的彭德怀，带着他平江起义的队伍成立红5军，自己单干。

    但是，文人出身的毛泽东自有其牵制武夫的办法。

  “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从表面看，似乎既称红军，就可以不要党代表了，实在大谬不然。第二十八团在湘南曾经取消了党代表，后来又恢复了。改称指导员，则和国民党的指导员相混，为俘虏兵所厌恶。且易一名称，于制度的本质无关。故我们决定不改。”
  “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井冈山的斗争》）

    朱毛会师前，毛泽东致信中共湖南省委，建议朱毛联合，改组秋收起义时的前敌委员会，朱德、陈毅加入前委。周恩来上海中央来信指示，红4军除设军党委，也设前敌委员会。军委书记是朱德，前委书记是毛泽东。军委管军内各级党，前委除指挥红军，还对地方党领导。这样，前委是军委的上级机关。换言之，文人毛泽东通过前委书记身份，将红4军党军大权集于一身了。为此，朱毛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几乎导致红四军的分裂。（见《【纪事】“朱毛之争”》（http://bbs.cjdby.net/viewthread.php?tid=342058&extra=page%3D4&page=1）

    “党指挥抢”是毛泽东事业的基本路线，这一点上是精心设计、步步推进。1929年2月初，红4军前委在寻乌县开会，决定军委“暂停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由前委直接指导军内各级委员会的工作，理由是应付“特殊环境”。毛泽东这种集大权于一身的做法，激发了1928年4月底朱毛会师以来矛盾的总爆发。朱德很不满意，认为毛泽东“书记专政”、“家长制”，管得太多、太宽了。临时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刘安恭（1929年初夏从上海中央派出的留苏军事人才），是朱德同乡、同学和同事，强烈要求毛泽东“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说苏联红军就是这样做的。毛泽东岂能容忍对前委工作作出限制，架空自己，当仁不让。

    争议既起，朱德支持刘安恭，主张恢复军委负责军事指挥，前委只负责党的工作。毛泽东则坚持己见，毫不退让。林彪也介入进来支持毛泽东，闹出轩然大波。

    生病是一个当事人常胜不衰的斗争法宝，毛泽东“大病”了一场。原因是6月以后，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毛泽东同志予以严重警告”，失去了前委书记职务，陈毅代理前委书记。毛泽东愤而离开，去了闽西“养病”。9月下旬，红四军召开第八次党代会，朱德写信又派人，请毛泽东回来参加大会。毛泽东复信，旁敲侧击，狠狠地挖苦了一番。

  “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随便回来，这个路线问题不解决，我就不能回来。 ”（毛泽东）

    35年后，毛泽东第二次上井冈山。这一天，跟汪东兴一干人闲谈这些往事，依然愤愤不平。

  军队里也有派嘛！军队里有要闹事的，历史上也经常有闹事的。不知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我信。我们军队几十年经常有人闹乱子，闹就闹吧。闹乱子最大的是张国焘。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有三万人，四方面军有八万人，张国焘说他的人多，队伍要听他的。大大小小的事没有断过，井冈山闹过，闽西闹过，赣东北闹过，中央苏区也闹过。他要闹，你有什么办法。（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

    闹来闹去，问题的本质是毛泽东指挥朱德，还是朱德指挥毛泽东。毛泽东斗争路线，就是要军队为党的路线服务。军队是党的工具，到头来，岂不知世界上、社会中、人本身所有的一切都不过是党的驯服工具。眼下，毕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针锋相对斗争的第一步，首先当要制服军队，在改造旧军队的口号下，军队要贴上党的标签。下一步是群众，是陈仓暗度地制服群众的策略，毕竟在群众中埋藏着无穷无尽的“创造力”。

    现在回过头去看，党、军队和群众，这三件是毛泽东后来政治控制、社会控制、符号控制立于不败之地的三大法宝。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里，就摸准了它们。

    1927年11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对于党引导农民群众运动的关系论述，重点在“群众自发”、“做一切农民暴动的指导者”、“使农民自己取得土地，取得政权（苏维埃）”，党的作用只是“指导者”，是“联络”工人和农民。党的发动群众的任务标识三个：一是自发，即“更多更广大的群众参加，实行自动手（“民众式”）的没收土地，摧毁中国一切旧的关系……”。二是自觉，即“暴动的胜利，只有在建立苏维埃的过程中，能使工农群众真正自己获得政权。”三是自由，即“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由农民代表会议自己支配给贫农耕种。”

    这里，“自动手”、“建立苏维埃”和“农民代表会议自己支配”是关键。这个决议案又说“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在“苏维埃口号之外，还要团结农民于土地革命的旗帜之下”，即首先是建立苏维埃，再来解决土地问题，这是二者的次序关系。1927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议决案》曾也提出：“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建立工农兵政府才是革命的关键。

  “苏维埃的组织也更不能借口于军事尚未了结，基础尚未稳固，而延迟推宕，因为这便更加要增长暴动中的军事投机主义，这便将工农暴动完全变为军事行动，只去攻城夺地，只知道军事上的规画。”（《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

    苏维埃即工农兵代表会议。但在毛泽东这里，重心不是这样。《井冈山的斗争》的思想和策略，恰恰相反：重视军权党权，忽视政府政权。

    “县、区、乡各级民众政权是普遍地组织了，但是名不副实。……一哄而集的群众会，不能讨论问题，不能使群众得到政治训练，又最便于知识分子或投机分子的操纵。……所以如此，就是因为缺乏对于代表会这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宣传和教育。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井冈山的斗争》）

    苏维埃在井冈山名不副实，毛泽东提出的理由有两个：一是没有“政治训练”，一是群众“遇事贪图便利”。这个理由，就是在今天依然是“推迟延宕”的“借口”。毛泽东在这里暗示了消极于苏维埃的原因：一是它自身“便于知识分子或投机分子的操纵”；二是它的外部环境。相反，“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在此，毛泽东第一次为“党取代苏维埃”的格局提出借口，借口是“军事斗争”这个“特殊环境”。

  “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这种斗争，一天比一天激烈，问题也就非常地繁复和严重。”（《井冈山的斗争》）

    就当时条件看，毛泽东的“环境”原因看似合情合理的。但事物总要联系起来看，如果联系井冈山之后的毛泽东看，从延安整风、从反右、从文化革命……来看，毛泽东总能找到“环境”形势严峻的理由，总能为“斗争”问题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中心问题”找到“不得不”的借口。这个就是毛泽东的斗争手段了。正是这些总是不断翻新的“亡党亡国”的外部“环境”，毛泽东可以一次又一次地越过正常规章制度，可以“合理合法”地加强自己的党权、军权。这种策略，把一个好的制度期待不是无限期的延宕，成为“最新最美的图画”，就是玩弄得变了质地。

  “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出了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井冈山的斗争》）

    果然，毛泽东以“民主集中制”来取代“代表会议（苏维埃）”。他的理由依然是“斗争”的环境，而且只有“在革命斗争中”方能显现“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才是最能“应用”“有效”的制度。“民主集中制”是是列宁于1906年最早提出，但毛泽东比老师玩的更圆熟，他上升到哲学，运用了辩证法。这样，他总能把最后最正确的结论控制在自己手上。他说：“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和集中是一对矛盾，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才可以统一起来。在《井冈山的斗争》这里，这个形式就是“革命斗争”的环境，“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而且，“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出了它的效力。”

    这也就难怪，毛泽东的一生几乎是不断制造斗争“环境”的一生。对内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对外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要准备打仗！”尤其在晚年，他不断地制造新的“斗争”话题，从死人，到身边的人；从报纸，到文学。

    跟朱德斗，党要取代军事指挥权。跟苏维埃找斗，党要取代工农兵政府。接下来，跟传统的生活方式斗，党的关系要取代人与人的旧有的关系；政党伦理取代日常人情伦理。这样，外在的政权、军权和内在的伦理规范——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精神层——都被党控制了。

    所以，第三，也是最有价值的，是《井冈山的斗争》崭露了毛泽东“斗争”涵义内核的深窠，那就是他的斗争对象的深刻涵义。毛泽东斗争的对象不仅仅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不是武装割据，也不是军事问题，还不是土地问题，不仅是政权问题，也不是党的组织问题，而是革命性质问题。革命的本质就是打破旧的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建立新的依附关系。一切对看得见的东西的斗争，都是为着看不见的东西——新型依附关系——的建立。新的依附关系，才是一切看得见、摸得着的斗争的无形目标和隐身对象。

  “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
  “无论哪一县，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村子内阶级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义不能战胜。”（《井冈山的斗争》）

    在新的依附关系的建立上，毛泽东比较当时的上海中央聪明的多；这一点可以参读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http://www.quanxue.cn/LS_Public/ZhengFengIndex.html）。反之，共产国际及其瞿秋白中央在《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提出的解决办法，则要血腥、野蛮、原始和恐怖得多。

  “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应当采取毫无顾惜的歼灭政策。……应当尽量……杀戮豪绅，工贼，摧毁中国一切旧社会关系。”（《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
  “三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宁冈，批评我们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井冈山的斗争》）

    毛泽东注意到要采取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化”的手段来形成“斗争”的对象，完成“革命”的目的。但更悟中国传统驭人之术的毛泽东，在“治心”上更深刻、彻底一些。通过在思想觉悟、情感认知、意识形态、意志和审美上“阶级化”，配合组织任用、考察、评价，建立一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标准——阶级关系，来取代家族关系、宗法关系，最终完成创造“新人”，创造社会主义的劳动关系和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这一点，1927年－1928年井冈山的毛泽东虽然没有完成，但在1941年－1945年延安《东方红》的毛泽东、在1949年－19756年大陆“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毛泽东完成了。

    这种“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达到现代极权的标志，就是当“四个伟大”的黄袍加身的时候。今天回过去看井冈山走过来的道路，讽刺的是，毛泽东用人类最先进的共产主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式，完成的却是最东方、最传统的皇权主义的人身依附关系内容。

    沿着井冈山的来路，发现革命在斗争中吞噬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