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聪：一个政党文化可以提拔容忍的画家

    周思聪活着时能具有打动中国文化人的人格魅力，她的沉默、干练、具有中年知识女性的美丽，这虽与她的德才学识分不开，但更是与她的忍辱负重的人品及其作品无意间产生的“政治性”效应密不可分。这些作品在有意无意中切合了当时政党文化，推波助澜了政党调适社会文化心理和文化思想所要达致的结果。

    1977年她的《清洁工人的怀念》满足了当年的“群众的审美观”，为“群众”幻想拔高“一滴水”的价值，虚构“一粒沙子”的历史形象，提供了一个自我虚妄的舞台；1979年她的《人民和总理》获奖，更是从“总理热”上，填补了社会上对政党领导人格怀疑论留下的空缺和在空缺中添加了希望。在无意识中进行劝慰工作，告诉大家在政体内，不乏有人民的好总理这样的人，来关心国家和普通百姓。之后，中日关系成为转移人们关注焦点的新的话题，她的《矿工图》原本是“‘文革’期间大搞村史、厂史时酝酿的结果，要表现的是矿工这一特殊群体的困难遭遇。”（《周思聪与友人书》序）但主题从反映某一个群体苦难被延伸到反映整个历史的苦难，从某一个阶层的人道关怀被扩展到全体民族的控诉，苦难被“革命的浪漫主义”化了。周思聪虽也无可奈何，但毕竟深处符合自己的情感根子。

    在1981年11月19日的信中，周思聪写道——

  我想等待有个好消息再回信给她（这个好友当时在英国留学，吹笛注），除了涨价，终于有了一个女排的捷报。尽管这是世界皆知的消息，我仍要再告诉她一次。中国人的脊梁弯曲得过于长久了，偶然挺直一下，当然要使劲呼一口气。……
  《王道乐土》接近完成。在一些疑难问题上卡住了，暂放一下。现在正在制作《人间地狱》。……我感到自己还缺少这力量。这似乎是没有办法的事。

    以至于，《矿工图》这个正在创作中的作品，等不及完成就已经推出，配合着情感控制，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开拓了一个新的合理的讨论空间，成为了从“思想解放”时代迅速过渡到“振兴中华”时代的转换主题的一个情感里程碑。《矿工图》到今天依然停留在生产流程中，尽管它终于没有完成，但从政党文化心理需要看，它的功能已经完全实现。

    1981年3月15日的信写道——

  今年上半年，我的《矿工图》只得暂时搁置起来。因为要完成“建党八十周年展”…。初步回想起一个画面，暂名《寂静的山谷》，是描写在一场激战之后，战士倒下了，山谷里沉寂了，没有一点声音，风轻轻吹拂着星星点点的野花……

    1950年代大学毕业的周思聪，在政党文化的哺育下成长，尽管有贫苦的“书香之家”的遗脉，但神经节奏已经自动化地与政党文化的需要合拍。周思聪承受蒋兆和、叶浅予、李可染、李苦禅、刘凌沧、郭味蕖诸名家大师的教育，但都是在1950年代“思想改造”的背景中完成，尽管她也有反感形式主义政治的一套，但在根子上却保持着与政党伦理的一致性。这除了不断获得政府奖项，在思想上、主题上她默认和接受政党文化的整合以外，更有她的艺术审美品质，与政党伦理的一致性。比如上述《寂静的山谷》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她的凉山《彝女》写生的人道主义，《矿工图》的平民主义，都充满了对苦难的审美。这里边的人道主义、民族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悲剧情感，与都是政党伦理的文化奠基石——百年屈辱情结——从骨子里是完全一致的。

    在1982年12月10日的信中，周思聪写道——

  刚谈到画好的一张创作，其中还有一段插曲，《中国美术》编辑来看看我有没有可供他们刊用的画，恰好这幅刚完成，便被拿走了。这个画画的是两个被柴的彝族妇女，日暮中靠在山路边休息，题字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当时我脑子里想到这一句，觉得符合我的感受，就题上了。
  不想编辑大人们竟下功夫查到了此句的出处，特来告诉我，此句后面还有一句是“帝力于我何有哉？”按他们的意思是“皇帝也拿我没办法”。因此，问题严重了，他们让我改题目。
  我当时反应得太不恭，差点笑出声来。便回答说：我只写了八个字，为什么给我多添七个？即便我也引了后面的一句，那我的理解是：我们靠自己终日辛苦劳作，不靠神仙皇帝，这难道不正是《国际歌》中的思想吗？

    周思聪不可能像陈丹青那样“冲冠一怒为红颜”，她没有陈丹青的游离体制外的人生经历和身同感受西方生活的生活背景。（周思聪对出国的人，在书信中很不感冒。当然，陈丹青也有自己的“灰色中间地带”。他去了西方却失去了西方；在失去西方的的同时也在中国失去了自己。这个历史时代，是中国两代知识分子的灰色的中间地带，它造成了两代知识分子的悲剧。）虽然周思聪在她在书信中大量描绘了日常生活中，她所轻视政党工具如白痴、嘲讽政党形式主义和讽刺政党僵化思维的百丑图，这是她的本真，但她适度，“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从他工作中不断获得升迁的经历看，周思聪“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被认为是符合政党伦理的各种评先提干和破格使用的条件的，毕竟时代变了，政党文化也要变化自己的形象，再也不需要信誓旦旦的“毛主席的好战士”了。周思聪的“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一方面在现实中无意识地适应着政党变革的节拍，另一方面她的“哀怨”毕竟是出自内心的、传承着知识分子人格品性的节拍，所以也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历史环境里，许多人也借以抒发了几代知识分子被“外行”领导一切的苦恼。所以，周思聪的哀怨人格、沉默心语也很获得学院内、体制圈子中知识分子们的喝彩。

    另外，周思聪也表现有强烈的出家情结和死亡潜意识，这些在她的日常生活和国画探索中，也通过书信暗暗流露。这个很符合知识分子的中国传统退隐心态的一面，也满足了知识分子的耶稣担待苦难的使命情结的另一面，这些在周思聪的荷花写意画中都得到尽情表现，获得业内的推崇。

    所以，周思聪在活着时具有知识分子的榜样人格魅力，这是她的才学识的结果，但也是政党文化与学院知识分子文化交锋的结果。这两种文化的冲突只是表面的，只是形式上的，在伦理层面二者其实是合拍的。不然就无法解释周思聪为什么会活着时获得那么多的政府提携和大奖。周思聪死后，她的书信又作为“知识分子的良心”被挖掘出来。这是政党文化和学院知识分子文化共同为中国当下的知识分子提供的一个榜样和范型。毕竟，中国知识分子三十年来身份基本没有什么改变，依然属于体制内知识分子。如何在被领导的地位处境中保持独立性，又如何在反抗中不逾矩，周思聪具有体制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可以作为榜样人格。

    这也是为什么周思聪在离世十年后，她的书信还有出版的价值，并得到热烈的回声的原因吧。

    周思聪的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满足了政党文化的容忍边界，出离了体制内知识分子的怨忿情结。榜样是人格符号，是人格精神的象征。象征物的功能是巨大的，它能潜移默化思维，在日常生活里潜在地左右人的自动化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