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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官僚民族主义(1840~1895)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6-04-04 01:31:47 / 个人分类:学术理论

一,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阶段

简单说,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大体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中法越南战争结束以后(1840~1880年代末),现代民族主义开始发生,到1870年代后形成以洋务运动为中心的经济民族主义运动,这个运动伴生了对西方文化和社会的初步了解,并因此引起传统观念的巨大变化。

第二阶段是从甲午战败到新文化运动兴起。民族主义情绪的全面爆发,并因此而造成政治变革和文化变革的开始。戊戌变法失败后,在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影响下,不同派别基于各自的政治利益和文化理想,对西方学说各取所需,形成三个不同的民族主义思潮流派:保守的改良派、激进的革命派和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国粹派。最终革命派取得辛亥革命的胜利,并形成了孙中山的政治纲领三民主义,这个纲领是典型的政治民族主义的理论形态。保守派分再度分化,极端顽固者如康有为被历史抛弃,相对明智者如梁启超等则转入国粹派的文化民族主义。至于国粹派本身,则衰而不微,发展成了与占主导地位的激进西化派长期对峙的一种思想力量。

第三阶段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到五四退潮。革命后政治民族主义被国家急迫的政治经济建设所压倒,而在民初获得彻底解放的思想界,则接受西方各种思潮影响而产生了反民族主义诸思潮——世界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迅速勃兴。这种思想环境为20年代以后的文化繁荣和文艺复兴准备了充分的条件。本阶段的民族主义总体上可以称为反民族主义的诸思潮与文化民族主义对峙的阶段。

第四阶段是五四退潮后国民党主导的文化民族主义兴起,直到抗战前的民族主义的文化和新生活运动。本阶段的民族主义体现在:哲学层面的中西文化论战、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成果(教育、学术、艺术),民族主义文学理论的自觉和民族主义文学创作的成熟。总体上可称为政治—文化民族主义阶段。其对立面则是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逐渐深入人心,尤其是在青年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第五阶段是抗日战争。围绕抗战而表现出的民族主义自然是军事民族主义(兵的文化,力的哲学),具体成果是抗战文艺和战国策派的理论建设以及对大众化民族化文学的追求。

第六阶段是1949年后的多主题的民族主义运动,即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统领下的异相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具体表现为三大方面:毛泽东与美国、苏联的对抗(国际政治领域的独立自主和抗衡强权);新儒家在海外港台的兴起(文化领域的抗衡西方保存国粹);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怀的武侠小说和电影电视在港台的蓬勃发展(文学艺术)。这是冷战时代的民族主义。

第七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以后到现在仍然继续的民族主义的思潮的持续高涨,而这与国际关系的演变息息相关。无以名之,称为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或21世纪的民族主义。

本文讨论的重点是第一阶段,即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即通常所说的洋务运动时代。

二、从中央之国到万国之一


——现代国家意识的初步形成

随着鸦片战争导致的“天朝的崩溃”,中国传统的天下主义(或华夏中心主义)观念逐渐衰落,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初步形成。所谓天下主义,最早要追溯到先秦时代的夷、夏之辨。所谓夷、夏,按钱穆的解释,“并不纯是一种血统上种性上的分别,换言之,即并不是一种民族界限”。四夷与诸夏的区别,是文化的区别。夷狄若接受诸夏的礼仪制度,则他们即成为诸夏之成员;反之,原先的诸夏成员,若改为夷狄之礼仪制度,则即使本为诸夏也已变为夷狄。即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秦汉统一帝国建立后,文野之分的夏夷观,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地理位置与文明程度密切相关的华夏中心主义:天子所居之地,即天下中心,其文明程度最高;由此向外,文明程度递减,终至于毫无文明可言的蛮荒之地“要服”、“荒服”,居于此地的人,非但没有文明,其人种也丑陋不堪。《淮南子》、《山海经》诸书中便有大量此类想象虚构的低等人类。尽管他们也有可能受到王道的教化。“在当时中国人眼光里,中国即是整个的世界,即是整个的天下。中国人便等于这世界中整个的人类。当时所谓王天下,实即等于现代人理想中的创建世界政府。凡属世界人类文化照耀的地方,都统属于惟一政府之下,受同一的统治。”[1]即古语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传统的天下主义或天下观。费正清把此种观念称为“同心圆式的等级理论”[2]。现代日本学术界则受世界体系理论启发,把唐宋以降以中国文明为中心构成的亚洲世界称之为有别于欧洲文明的“朝贡体系”[3]。朝贡体系的文化内涵,其实就是华夏中心主义。

19世纪初,随着对世界地理知识和西方国家文明的初步了解,中国的传统天下观开始发生变化。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介绍世界地理概况后说:“震旦则正当温带,四序和平,故自古以震旦为中国,谓其天时之适中,非谓其地形之正中也。”[4]他意识到中国并非天下中心,但还坚持文化意义上的夷夏之别。龚自珍开始承认中国只是万国之中的一国,但要坚持中国最大:“四海之国无算数,莫大于我大清。大清国,尧以来所谓中国也。”[5]徐继畲《瀛寰志略》卷首有地球全图,他也于文中说清了中国所处位置,却仍然强调“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6]为之作序的刘鸿翱面对地图更宣称:“中国,天地之心;四夷,天地之四肢也。”[7]看地图并不能给人真确印象,地图制作者也不能完全做到客观公正,相反总有其倾向性,从这一点看,刘鸿翱坚持地图学意义上的华夏中心主义,多少还有一点理由。而到1878年,中国外交使节已经到达欧洲,昏聩的副钦差大臣刘锡鸿有如此奇谈怪论,就有点匪夷所思了。他说英国诸多事情均与中国不同,原因是“其国居于地轴下,所戴者地下之天,故风俗制度咸颠而倒之也。”[8]可见这种人对世界的认识还很成问题。清政府从道光时代筹办“夷务”,到1861年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负责“洋务”,从“夷”到“洋”,一字之差的认识发展,用了30余年[9]。从1861年设立衙门,到1875年开始派出外交使节,这个“进步”用了14年。到这时,天朝才算真正放下身段,准备与列强平等交往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国际关系意识才算有了着落。因此这也成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生成的第一个显著符号。

二、从黄种优越到黄白同优

——种族意识的初步定位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把汉代《山海经》、《淮南子》中对野蛮人的想象性描述落实到了欧洲人身上,以讹传讹的“妖魔化”文字所在多有。陆嵩的《江州述感》云:“白者乃真鬼,语音类禽鸟,胫长面多毛,眼绿疾顾。” 汪仲洋诗云:“鹰嘴猫眼须发赤,锦缠花腿到腰身。”小注云:“英夷之腿极长,青布缠裹,直立,不能超越腾跑。睛色碧,畏日光,卓午不敢睁视。”[10]当时一个甚为流行的说法是红毛番英吉利人“腿足纠缠,难伸屈,一扑不得起,故往往挫衄”。[11]以至林则徐、裕谦、徐继畲等人也以此作为英夷不善陆战的根据。那个时代的大学者俞正燮更认为洋人肺有四叶,而中国人有六叶;洋人心只有四窍,中国人有七窍;洋人肝在心右,中国人肝在心左;洋人有四个睾丸,中国人只两个。[12]1890年薛福成出使欧洲,沿途“观西贡、新嘉坡、锡兰诸巨镇……其土民蠢蠢与鹿豕无异,仍有榛坯气象。即所见越南、暹罗、缅甸诸国人,及印度、巫来由、阿喇伯诸种人,无不面目黝黑,形体短小。以视中国人民之文秀,与欧洲各国人之白皙魁健者,相去何悬绝哉?余始悟南洋诸岛国,皆在赤道下,自古未闻有杰出之人才。”[13]这样一种把自己和白人同列高等人种,而歧视其他人种的态度,在那个时代具有相当的普遍性[14]。


三、从中华优越到西学东源


——对西方态度的初步变化

1850年代以后,沿海通商口岸接触西方文化较多的少数知识分子(如容闳、何启、唐景星、伍廷芳、王韬、陈炽、宋恕、陈虬、郑观应、马建忠等)、主持外交事务和沿海政务的官员(如恭亲王奕訢、文祥、徐继畲等)和最早出使西方的外交使节(如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和黄遵宪等),开始对西方文化有了较多了解,对中西文明的优劣有了初步的比较认识。徐继畲在《瀛寰志略》(1848年初版)中就已经初步意识到美国政治制度的优点,赞扬华盛顿“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駸駸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15]郭嵩焘出使欧洲,发现中国在很多方面远不如西方,他在日记中有大量因比较而生发的感慨悲叹。他说“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16]像郭嵩焘那样由衷赞美欧洲政教文明之美的毕竟还是少数,多数官僚士大夫骨子里的华夏优越感和天下主义还未能彻底消退。他们承认西方欧洲有优点,但不崇拜、艳羡,反而热中于挑剔批评。刘锡鸿在其日记中认为:洋人公司不可效仿,火车不适用于中国,英国人不知道节约为治国之要,奇巧技术不可以久行,用机器容易使人为恶、懒惰而且耗财,饮酒之害甚于鸦片等等[17]。

当无法否认西方政制、文化和科学成果中确有优于中国者时,士大夫们则退而坚持所谓“西学东源”论——西方学问皆源于中国。薛福成说:“所谓西学者,无非中国数千年来所创,彼袭而精究之。分门别类,愈推愈广。所以蒸蒸日上,青出于蓝也。”[18]当时几乎所有著名学者和洋务运动专家都持有类似看法,包括最熟悉外交事务而又相当开明的黄遵宪:“余尝以为太西格致之学,莫能出吾书之范围。或者疑余言,余乃为之征天文算法于《周髀》盖天,征地圆地动之说于《大戴礼》、《易乾凿度》、《书考灵耀》,征化学之说于《列子》、《庄子》,征光学之说于《墨子》,征电气之说于《亢仓子》、《关尹子》、《淮南子》,征植物动物之说于《管子》、《抱朴子》,闻者始缄口而退。”[19]

四、官僚民族主义的内外诉求

由于接受外国影响、与外族发生联系的人局限于少数官僚和士人,由于列强数次入侵和造成影响的范围,局限于沿海地区和京畿,其危害程度远较蔓延整个东南地区持续近二十年的太平天国运动为小,因此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一些极端保守的高级官僚,生活并未因此而发生根本性大变化,他们对中国以外世界的了解仍然相当有限甚至无知,因此他们的思想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梁启超1885年从新会前往广州求学,进入学海堂学习。阮元办的这个学堂是以讲求经世之学著称的,但梁启超在这里也没有接触到西方知识。直到1890年考试失败后,“下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寰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以无力不能购也。”[20]康有为也是1879年第一次到香港,才真正接触到西方文明和魏源、徐继畲等人介绍西方的著作,1883年进京考试,归途经过上海,收集到一些西学著作。章太炎1897年还说:“互市以来,所传译西书,仅逮四百种”,而且“不便流布”,一般人“至不能举其目”[21],影响更无从谈起。因此,无论读书人还是一般民众,他们仍然抱持华夏中心主义和中华文明优越的自大心态,正如罗家伦后来指出的:“即使到了‘龙墀扶醉贺中兴’的洋务运动时代,自大的心思还是非常之盛,事实上理想上何曾有点‘开关’的希望呢?……当时大家个个都把中国看得非常之伟大神圣,以为无以复加;其余的外国,都是蛮夷之邦,在‘要服荒服’之列,应当‘来贡来王’的。”[22]徐继畲撰《瀛寰志略》,“当时见者哗然,谓其张大外夷,横披訾议,因此落职。”[23]开办同文馆的最初动机是为了培养外交人才,却遭到以倭仁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坚决反对,双方斗争达半年之久[24]。李慈铭在其日记中说,“开同文馆……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稍有人心,宜不肯就,而又群焉趋之。盖学术不明,礼义尽丧,士习卑污,遂至于此。”[25]从事外交活动,更为时论所不齿。据《外交小史》记载,“某君之随使泰西也,往辞祁文恪,文恪叹曰:‘你好好一世家子,为何亦入洋务?甚不可解。’及随星使出都,沿途州县迎送者曰:‘此算甚么钦差,直是一群汉奸耳。’处处如此,人人如此,当时颇为气短也。”[26]有人问大学士阎敬铭:“今世正士,谁善外交?”阎答:“焉有正士,而屑为此者。”[27]郭嵩焘奉命出使,湖南有人撰联羞辱:“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28]他发表前文所引对西方文化的赞叹,引发朝野保守派极大反感,“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29]

概括言之,两次鸦片战争后,少数官僚士大夫认识到局势的危险开始大力推进洋务运动,他们以务实态度,反思传统华夏中心观,“夷务”变而为“洋务”,以努力争取在相对平等的国际交往中维护国家权益;他们对西方的认识由地理、人种到技术、制度,逐步深化,但仍坚持中国人种优越,政教高明,一切西学均源于中国的观点。对欧洲历史的认识局限于简单历史进程的了解,而对其中的文化价值内涵所知不多,理解不深。介绍西方的著作,偏重在科技方面而少有人文社会知识。据张仲礼统计,从1840年到1898年,“中国共出版各种西书561种,其中由上海出版的达434种,占77.4%。” [30]但在这些著作中,大约400种属于自然和应用科学,另外约100种则涉及西方历史、地理和社会科学。所以康有为1886年就向张之洞抱怨说:“中国西书太少”,“所译西书,皆兵医不切之学”[31]。社会上读书人如此,专门学习西学的格致书院也大致相同,科艺中有科学技术、历史、地理、经济、行政管理乃至“时务”等学科的内容,但没有宗教、哲学与文学内容[32]。

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运动实际体现为两个方面。对外而言,是少数先知先觉的官僚士大夫中国主权意识的觉醒[33]和在外交领域对中国主权的维护,在文化方面则是坚持中华文明优越论,以此来维护民族尊严[34]。对内而言,即是全方位开展自强运动,以增强经济军事实力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在一定程度上,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也可以看成是广义的洋务运动的一部分,因为太平天国“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35]。其威胁非但超过传统农民起义,甚至比列强更可怕。


五、官僚民族主义的中国特征


这种以少数开明官僚士大夫为主导力量的民族主义,在诸多方面都不同于安德森所罗列的美洲、欧洲的民族主义。

首先,它不同于安德森所谓的“官方民族主义”[36],因为清皇室这个绝对权力集团本身并没有产生民族主义的可能,而推动洋务运动的汉族官员不具有外交内政大政方针真正的决定权,他们只是皇帝(包括执掌实际权力的满族亲贵大臣)意志的执行者。这一点章太炎说得很清楚:曾国藩洋务重臣虽有权势,但“位在藩镇,蕞尔弹丸,未参内政。”镇压太平天国立了大功,但“爵不过通侯,位不过虚名之内阁。曾氏在日,犹必谄事官文,始得保全首领……阶位虽高,犹之阉宦仆竖,而赐爵仪同者,彼固仰承风旨云尔,曷能独行其意哉!”[37]这和安德森所举的由皇室(如俄国、泰国等)主导发动的官方民族主义运动显然有别[38]。

其次,它不同于美洲玻利瓦尔式的脱离宗主国以自立的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因为洋务运动期间中国民族主义的任务是维护统一而不是鼓励分裂,国内政治的核心任务是镇压太平天国以及其后的一系列农民起义和消除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分裂活动,而且中国本身也没有被置于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宗主国的统治之下。

第三,它也不同于法国式的民主民族主义。因为洋务运动的兴起,不是来自国内社会下层争取自身经济、政治权利的压力,而是因为外敌的威胁。民众包括大多数读书人置身民族主义运动事外,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当然不可能成为运动争取的目标。从运动主导者本身来看,他们对欧洲民族主义运动所共有的内涵——个人主义价值观根本没有清晰认识。虽然冯桂芬意识到西方“君民不隔”[39],王韬认识到中国欲谋富强,必须“通上下之情”[40],并且也有多人提出了民权主张[41],但总体上看,他们还是把民权作为改良帝国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手段而非目的。清廷的皇权在此运动中没有受到任何制约和弱化,虽然汉族大臣的权力因为扑灭太平天国而得到空前增大并为后来的军阀政治准备了条件。

第四,它更不同于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虽然官僚士大夫强调中华文化的优越性,实际上他们并不曾真正推动或无法推动具体的文化运动以弘扬传统文化,也不曾真心提倡学习西方文化的精华;他们倾心努力的只是引进西方科学知识和工业技术,是以军工为核心的现代工业的发展。换言之,在这样一个以发展军事工业为中心的经济民族主义运动中,传统文化所起的作用实在非常有限,而工业技术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并没有带来文化的真正复兴和繁荣。

综上所说,洋务运动时代的民族主义运动,具有完全不同于欧洲和美洲民族主义运动的基本特点。从运动的主导力量着眼,我将其命名为官僚民族主义。理由是,第一,主导这个运动的就是少数官员(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等)及其幕僚(冯桂芬、薛福成、吴汝伦等等)[42],以及希望或准备成为官员、幕僚的少数读书人(如王韬、王闿运、严复等等)。说洋务运动是官、僚的运动恰如其分[43]。第二,洋务运动本身没有提出超越传统文化价值范畴的更高目标,他们的最高目标也仅仅是维护传统,回到传统;对西方文化则基本上采取了“西学为用”的实用态度,即冯桂芬的名言:“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根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44]《校邠庐抗议》是洋务运动早期思想的代表著作,冯桂芬在序言中说,自己的思想“不能无参以杂家,佐以私臆,甚且孱以夷说”,但“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45]而这种态度,正是一般官僚阶层的职业理性所决定的,处在满清皇权统治下的汉族士人尤其如此;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和对社会心态极其保守的冷静认识,他们不可能有什么太高的企望和抱负。退一步说,即使他们当中的有识之士完全可能有高远的见识和博大的胸怀(如郭嵩焘),但他们的思想不可能为清廷和保守势力接受并贯彻于实际运动中。冯桂芬曾把《校邠庐抗议》的抄本寄呈曾国藩,曾虽表赞赏,但认为他的改良建议“多难见之施行”[46]。个别官僚的思想不可能改变整个官僚阶层的职业理性。

如从运动的实际内容着眼,则洋务运动也可以称为经济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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