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名字

曾经有一个相传很久的有关语法学校的笑话，一代又一代地口口相传，而今除了希腊的为数极少的几所小学里还在流传着，几乎已经失传了。这个笑话是这样的：德文的Fuchs（狐狸）是怎样从希腊语单词狐狸演变过来的？是北极狐吗？它经过的顺序是：阿洛佩斯、洛佩克斯、佩克斯、皮克斯、帕克斯、珀克斯、福克斯[1]。自我成年以来的三十多年以来，我还从来没有想起过它。1934年1月13日，它突然从我的记忆中跳跃出来，而且是那么清晰，就好像我刚好在昨天还在引用过它。当时我正在读我们学校的一份七十二期的学期报告。其中，在“辉煌业绩”[2]一栏告诉我们，我们的同事以色列已经“在部长的特许下”，恢复使用他的旧姓，他是副教授，也是纳粹（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城市委员会的主席。在16世纪，这个姓还是叫做“欧斯特赫尔特”，来自卢萨迪亚[3]，经由以色列姓的混合通婚，产生的其他姓氏里，还有乌斯特赫尔特-Uesterhelt，以斯特浩-Isterhal（亦称以斯特海尔-Istrheil和欧斯特海尔-Osterhaeil），以斯厥尔-Istrael以及以色略-Isserel。

这是我第一次想要了解第三帝国语言的姓名问题。此后，每次我路过那些闪闪发光的新的欧斯特赫尔特的姓名牌子——那是些钉在一些花园的大门上的，也有一些是钉在瑞士风格的画廊上的姓名牌子，我总是责备自己竟然曾经把这个特别的课题看作是一个拉丁犹太人的分支的牌子。这个姓就其意义上讲跟特别的犹太事务毫不相涉，它倒是毫无疑问地只和第三帝国语言相关。

每一次革命，无论它的本质是政治的，社会的、艺术的还是文学的，总是有两条法则在起作用。一方面，是向往新异，即总体的和那些过去的价值观相对比而产生的迅速改变的压力；另一方面，和过去的联系以及利用传统的需要又是一种革命的保护。人们正在做的，显然不是新的，毋宁是一种复旧，做着那些已经被逝去的时代充满羞耻地抛弃了的事，革命就是对于人的本性、族裔、道德乃至艺术等等的真实本质的回归。这两方面的趋势都显示了革命就是命名和重新命名。

一个超前的等级秩序之下的给新生孩童起名，或者给一个人改名，已然成为取名用姓的风俗，这也许几乎只有在美国才会发生，尤其是只有在美国的黑人社会才会发生。伟大的英国革命信奉清教主义而沉迷于《旧约〈圣经〉》里的名字，经常地倚靠引用圣经的神助（乔舒亚——我的灵魂向上帝献上赞美）。而伟大的法国大革命则从古典中搜寻着它的典范，人们尤其崇尚古代罗马，古罗马的每一个保民官的名字都会被采用作男子及其孩子的名字，取名为“西塞罗”、“塔西陀思”，等等。与此相同，一个优秀的纳粹党人强调着他与条顿帝国的，以及与德国北部人氏和神祗的血缘联系和精神关系。瓦格纳的人氏和一个枝蔓繁茂的国家主义的族统已经从大地生成，而当希特勒掌权之后，“赫斯特”、“西格林德”已经到处蔓延了。除了瓦格纳的族祀崇拜之外，以及在此之后，青年运动或许因为它的重要性，也对姓名有着明显的影响，例如，瓦德尔沃格[4]的歌曲。

不过，第三帝国规定了一种义务，它从诸多的时尚和习俗中，统一出一种时尚和一种风俗来。如果“纳粹青年”的头儿的名字想改名叫鲍朵[5]，又有谁能够去阻止他呢？一直到1944年，我仍然在一份德累斯顿的报纸上收集到九条新生告示，有六个新生儿显然是条顿（日尔曼）名字：迭特、德特勒维、乌维、马戈特、因格理德和乌塔。用连字号连在一起的双姓，因为它们琅琅上口而叫得响亮，还是双倍表达了信仰，所以特别受到欢迎。例如，这一类词藻华丽的名字（这体现了它们在第三帝国语言中应有的地位）有：勃兰德-迭特玛、勃兰德-瓦尔特、迭特玛-杰哈德……。另一种也属于第三帝国语言风格的名字的，是指小词结构的到处滥用。例如，小卡林[6]、小哈罗德，等等。这样的想法一方面是为给名字加上小甜心的亲昵，另一方面也是要使英雄主义的双姓名有一个轻量级的，它们是讨人喜欢地充满魅力的。

这里，论及到取名标准时，我是不是太令人可怕地过于夸张了呢？或许不是，如果人们认识到那时还规定了一大串名字要么是在蒙羞地贬低，要么干脆被禁用的话。基督徒的名字特别地不受欢迎，拥有它们的人也统统很容易地被怀疑是属于敌人一边的。就在德累斯顿大轰炸发生之前不久，我得到了一份用纸包着的《观察者画报》，我记得它的出版日期是1945年2月5日。里面有一篇意想不到的文章《海德伦》。我意想不到的是，这篇文章应该是见于最官方的纳粹报纸（应该是在《人民观察报》[7]的增刊里）。

在那些年头里，有很多次，我总是想起格里尔帕策[8]的戏剧的一个奇怪的场景。那是《梦幻人生》的最后一幕。年轻的英雄因为卷入了杀人犯罪而绝望地惊慌失措，而已经无法逃脱惩罚。突然，钟声响了，他开始喃喃细语，

            听！钟已敲响！

            还有三个小时，就到天亮

            时间匆匆，一切都将消亡

这时的他已经半睡半醒，恍惚觉得自己受到的折磨毫不足惜，就好像他拥有自己的一部分，不过是一个充满启迪的梦：

            妄想！黑夜的幽灵！

            愚蠢源自病魔

就如你也将一样

            而我必然面对他们

就因为我们就是病恙

此前我有很多次了，但是没有一次比看到的这篇晚到的《海德伦》表达得更透彻明白了，“三个小时之后，就到天亮”、对于罪恶的默认，这些原来也偶尔地在希特勒的支持者的出版物里听到。唯一的问题是当他们最后醒来，一切已经太晚，他们的源自病魔的愚蠢也没有简单得像鬼魂一样，那么容易消逝在稀薄的空气中。他们早已被谋杀了……。

在《海德伦》里，作者多次嘲笑他的党员们。他写道，如果脱离教会之前（这是成为党卫军和高度正统的纳粹党徒的必不可少的一步），也就是他们的生活还处在一个很不日尔曼的阶段的时候，他们的父母如果犯了一个基督教的错误，而把他们第一个女儿取名为“克里斯蒂（Christa）”的话，他们就会在以后试图用一个小小的拼写字母的改变，来整个改进提高这个贫寒的出身，他们会选用一个德文的“K”作为她的半东方式名字的开头，克里斯塔（Krista）。而为了完成这份赎罪，他们的第二个女儿就被取名为彻底是条顿式的不信教的名字，海德伦。缪勒和舒尔茨认为这是爱丽卡（Erika）的德文译名。但是，实际上这是战神埃达的山羊星，它的乳房里充满着甘乳，淫乱地纠缠着白羊星拉姆，就是这样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的名字，根本不适合作为是个少女的芳名。我好奇地想到，是不是有任何一个孩子去留意这篇文章的提醒呢？它发表得太晚了，离投降条约还不到三个月。几天之前，我还在电台里听到一个寻人启事，在寻找希勒西娅 海德伦……。

当克里斯蒂（Christa）和她的亲属还能够用这个名字作为出生，死亡和婚姻等的登记用名的时候，尽管名声有点不怎么好，但是来源于斯卡的那维亚人的传统用名还是被禁用的：没有一个日耳曼孩子可以被叫做Lee，或者Sara的。如果一个不谙世故的牧师在某一天突然想起来要登记这样一个名字，登记的官员将拒绝为他注册，而上一级机构也会驳回这个牧师的申诉。񖶎

每一个可能的意愿的产生都是为了从这一类的名字开始，保护日耳曼民族的同志（人民）。1940年9月，我看到了一个教会告示贴在广告栏上，“一个人民英雄：亨德尔的清唱剧”。下面是用怯怯的小字号字码印在括号里的一句话，“犹大 马甲比[9]，新版”。就在这段时间，我在读一本历史文化题材的小说，译自英语的《阿伦 凯恩纪事》[10]，是“卢廷和里昂宁”出版社出的。这个出版社曾经出版过维也纳犹太人安腾 贝特尔海姆的《博马舍[11]传》！——不过，在小说的第一页，是出版商的致歉，因为那些来自清教徒的圣经人物的名字在那段特别的时间里，出现在那个特别国度，也因为某种原因而没有办法把它们改掉。另一本英国小说的名字我记不得作者了，但是是被加上了德文的名称，《心爱的儿子》。小说原来的名称，被用小字印刷在里面，《O Absalom》！在物理系，爱因斯坦的名字必须被涂掉，而频率单位“赫兹”也不能被认为和犹太人的名字有关。

然而，既然这样的构想不仅是为了使日耳曼民族的同志们免受犹太人姓名的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保障他们不和犹太人本身有任何联系，而后者才是最仔细周密地要加以区分隔离的。这种隔离的基本手段之一，就是要从他们的名字开始分离。

任何一个人如果没有一个不易搞错的“赫伯雷克”之类的名字，也就是一个没有被日耳曼族确认的人，比如像“巴洛克”、“里查”等名字，他必须在他的名字里加上“以色列”或“萨拉”等等。他必须到当地的注册官那里注册，并通知银行，他必须在每一个签字里都签上这个名字，而不能忘了，并且所有通讯的业务联系必须得到通知，不能忘了写上这个名字。如果他当时还没有和一个雅丽安女性结婚，或者他和这个雅丽安妻子还没有孩子（一个雅丽安妻子是不足够的），他就必须戴上一个黄颜色的犹太星记。星记上有“犹太”的字眼，如“赫伯雷克”之类的字母，要作为名字印在边上。我们的名字要出现在走廊的门上两次，上面是我的名字，配有一个大卫之星，下面是我妻子的名字，也注明着“雅丽安”的字眼。我的食品供应卡上，一开始是一个简写的“J”，后来是斜着在整张卡上印着“Jew”，到最后，里面的每一栏都印上了完整的“Jew”，大概是要印上六次在一张卡上，别的卡也一样。我的“官方身份”永远是“犹太人克伦姆皮尔”。当我必须去向盖世太保报到时，如果我不是迎合着他们，“迅速敏捷”地高声喊着：“犹太人克伦姆皮尔向你报到！”，我将遭到一顿毒打。为了增加羞辱，在名字后使用一个所有格符号，以将一个直接的地址换上一个强制性的命令。一天，我读到了有关我的堂兄弟音乐家的材料，他在好的时光移民到了洛杉矶。“犹太人的克伦姆皮尔逃出疯人院后被抓回。”每当要提到一个被痛恨的人，像“克雷姆林犹太人的托洛茨基和李特维诺夫”，那就总是要用“托洛茨基—布鲁恩斯汀”和“李特维诺夫—芬克尔斯汀”来称呼。而要提到拉伽迪亚，那个被痛恨的纽约市长，那就总是要用上“犹太人拉伽迪亚”，或者至少得是“半犹太人拉伽迪亚”。

而且，尽管他们受着折磨煎熬，如果一对犹太夫妇仍然想到了要有孩子，他们是不准生出他们的“垃圾”的，——我的耳边至今还可以听到一个暴徒对着一个高雅的老太太咆哮着：“你这个垃圾给我滚开，不然我们就杀了你，你这个犹太母猪！”然后他们就真的杀了她，第二天她在服了大量睡眠药的沉睡中，再也没有醒来过。——那些父母是被禁止给他们的子女起一个易于搞错的日耳曼名字的。纳粹政府向他们提供一整套犹太人名，供他们选择。这些名字是一个奇怪的汇集，只有很少几个名字是带着《旧约》的尊贵的。

在《半亚裔》里，卡尔 爱弥儿 弗兰佐斯[12]描述了十八世纪的加利西亚犹太人是怎样取名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