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原生的传说

在那些糟糕的年月里，尽管我不曾怎么介意那些与我的专业经验相关联的事务，却极其偶然地见到了约瑟夫 比迪尔[1]，面对面地见到了他那张智慧机灵而嘲弄夸张的脸。这位文学历史学家的的部分工作是要发现意念、寓言和传说的起源，但是有的时候，这样的课题分支却可以衍生出一种职业性的毛病，一种躁狂症：每一个事物都必须有一个起源。这种起源都是遥远的，而这种遥远既是地理学的，也是历史学的——越是遥远，就越需要博学的研究者来定位这些悠远的源头——没有一件事物是可以被认为它的根源是来自一个非常的地方，人们只是在那里偶然地遇到了它。我听他谈论到他在法兰西学院解释所谓“有权威的”一词的来源时，听他谈论所谓的督鲁伊德的来源是某些搞笑的和滑稽的童话或文学传奇时，我仍然可以从比迪尔的声音中听出讽刺的意味。必迪尔反复阐述了某些情况及其影响，是如何可能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方刺激产生相同的反应的，因为某些事情上，人类的自然特性证明了它能够非常超越时空地一致。

我第一次想起了他，是1936年12月，尽管是有点朦胧。那是发生在审判古斯特洛夫谋杀案[2]的凶手的时候。庞萨德[3]的《夏洛特 高黛尔》是一部法国悲剧，作于差不多一百年前，多少年来，这部戏剧一直保持着它的世界声誉，并且作为惯例，它一直出现在德国学校的课程里，直到它（不公平地）失去了人们的喜爱而被遗忘，剧本的主要情节是刺杀马拉特。刺客拉响门铃，她决定去刺杀的人，是因为她相信他是一条肆意妄为的恶犬，一个毫无人性的魔鬼。一个女人打开了门，夏洛特 高黛尔惊恐地向后退了一步：亲爱的上帝哟，他还有一个妻子，有人还爱着他！然后，她听见了他在说一个她爱着的人是一个“为了断头台而存在的”受害者，于是，她刺杀了他。在 库尔法庭上，犹太被告法兰克福特的证词，听上去就颇与这个戏剧场景所渲染的主要情节相似。他（法兰克福特）已经决定去刺杀那个屠夫，芙劳尔 古斯特洛夫为他打开了门，他开始动摇了——“他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伟大的上帝啊，他被人爱着！”恰在这时，他听见古斯特洛夫在电话上提到了“那些犹太猪”，就在这个关头，他扣动了扳机……。我是不是应该由此去猜测法兰克福特曾经是读过《夏洛特 高黛尔》的？我觉得我可能更会把库尔审判取为我的下一次讲演庞萨德的例证，作为这个法国戏剧行为的真实再现。

比迪尔的考察更主要地集中在民俗学的领域，而不是纯文学的领域。而且属于这个领域的其它事实也使我想起了他。

到了1941年秋天，已经不再可能去侈谈战争的速战速胜了，我听到了很多有关希特勒的合适的愤怒的报道。开始是报道他乱发脾气；然后是漫无来由的怒气爆发，“元首”据说是咬破了他的手帕；再后来是一个缓和的报道，说他扑身倒地咬地毯。接下来，——那些故事总是在下层百姓中传开来，工人，小贩，还有口没遮拦但又可信赖的邮差——“他咀嚼地毯的穗子”，他经常撕嚼地毯因而得到了一个绰号“地毯咀嚼者”。是不是有必要去找出圣经的原材料，指出曾经有一个咀嚼草坪的尼布甲尼撒[4]呢？

“地毯咀嚼者（teppichfresser）”这个单词是你可能会用来称呼一种传奇中的霉菌的。不过，第三帝国也发生了许多真实而活生生的传奇。其中在战争刚刚爆发之后仍然和我们有联系的传奇，是一个非常清醒的人带给我们的，那是在希特勒正处在他权力的顶峰的时候。

那时我们在城市的北面还有一间小房子，但已经被非常严密地与外隔绝了，并经常被监视着，——这就使得来看望我们的人都是要带有一定的勇气的。一个做买卖的商人住在城市的南面，在此前平常的日子里，他一直送货到我们家门口。现在他仍然对我们以诚相待，他保持着一星期一次为我们送来我们需要的一切。每次他来，他都会告诉我们一点他所听到的能够鼓起劲头的消息，以及别的一些他相信会使我们振作精神的消息。他并不是政治人物，但是他被纳粹主义的公开的倒行逆施、颠覆公正和独裁暴戾所激愤。同时，他看待每一件事物都是出自踏实质朴而有经验实际的观点，他并没有受过太多教育，也没有博学好问的兴趣，人生哲学不是他关心的，也谈不上有什么信仰。以前我们相遇，我从来就没有听他谈起过信仰和以及相关的人生之类的，我也不会和他谈这些。说到底，他是一个小本买卖的杂货商，而他仅仅不同于千千万万的他的同行的是，他没有让自己被政府背弃信义的言词所毒害。通常地，我们相遇时，他都会讲一点丑闻或者其他有关党的事，它们都是些已经曝光的，但又在试图加以掩盖的事。有的是一起破产了的欺诈，有的是某个人花钱买权力，有的是公然的敲诈勒索。我们的市长自杀了，他是一个无望地违背自己的人——他是第一个被迫自杀，然后给他一个接近于国葬的葬礼的（微型国葬）。V[5]反复地告诉我们，“记住我的话，你比卡里克斯活得长，现在你将比穆切曼和阿道夫活得还要长！”这个清醒的男子，是一个新教徒，因而他的脑子并不是从小就充满着圣徒和烈士的故事。他讲述的有关卡里克斯的小的罪恶和穆切曼的大的罪恶，反映了他评价人物有不可置疑的可信性，他讲给我们听的下面的故事也是可信的。

一个在哈雷或者耶拿的党卫军中校，——他总是从精确到身份和地方的细节讲起，他讲的所有的故事因而都是有根有据的，因为它们显然有着可靠的来源——是党卫军的高级军官，带他妻子去一个私人诊所去生产。他检查了妻子分娩的房间，在床的上访有一幅耶稣的画像。“把这个画像拿走！”他对护士说，“我不想让我的儿子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个犹太小子！”胆小的护士不敢接受这个命令，因而对他说她将转告护士长。于是党卫军中校对护士长重复了一遍他的命令，走了。第二天早晨，护士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中校，说：“你得到了一个儿子，中校，你的妻子和儿子都很好，不过，不包括你的如愿以偿的那部分：孩子生下来就是瞎子，……”

在第三帝国人们是何等不厌其烦地抱怨犹太人特有的智力以及他们在信仰方面的残缺！然而，犹太人也产生了他们自己的传说，并且相信着它们。1943年年底，紧接着第一次莱比锡大轰炸，我一再听到囚禁在犹太屋的人们说道，在1938年，犹太人就开始每天在凌晨四点十五分被从床上拖起来，押解到集中营，而当轰炸发生时的四点十五分，莱比锡所有的钟表都停止了。

此前的七个月，雅丽安人和非雅丽安人都聚在一起，广为传说着一个传奇，巴比森奥杨树。这棵杨树树立在城市东南的一个山丘上，孤寂独处，却又伟岸隗然，醒目耸立在那里，城市的人们从不同的地方都能够看到它。五月初，我的妻子第一次告诉我说，她在电车上听到了人们在谈论有关巴比森奥杨树的传说，不过她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几天之后，我也听到工厂里的人在嘀咕“巴比森奥杨树”。我问他们为什么谈论这棵树。他们回答说，“因为它开花了。”这是一个罕见的奇迹，它曾发生在1918年，而1918年是达成和平的一年。一个女工立即纠正了他，说这不仅发生在1918年，还发生在1871年。另一个女工头插进来说，“那是在上一个世纪的另一场战争期间，”一个杂工总结说，“每一次它开花了，和平就要到来了。”

下一个星期一，费德对我说，“昨天为了看巴比森奥杨树而作了一次真正的历险。它真的烂漫地开花了。也许和平将要出现——你总不能就此错过一个民间的信仰。”费德戴着他的大卫星章，和一顶用来挡灰尘帽子，这顶帽子曾是他和他的法官法袍配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