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谨以此文纪念父亲和所有为了真言死去的人们

那场运动，在今天来讲，只有发动，没有结束。因为为了证明伟大，光荣和正确，直到1979年，“反右没有错”还是像沉重的石头压在我们这些右派子弟的头上。虽然几乎所有的右派都被平反了。可是，就因为这个“几乎”，反右就是没有错！又有谁能够理解这样的逻辑呢？对于这样的一场以人言毁人生，甚至夺人命的反右运动，其实，只用“错”来形容反右，已经表示着人民的最大宽容。对于我的父亲，反右又岂止只是错？！

我是1957年来到这个人世的。父亲当时已经考进了上海民乐团，他是被上海交响乐团和上海民乐团同时录取的，但是，出于对民乐的热爱，父亲选了上海民乐团。可是就是在上海民乐团，那一年（1957年）父亲被打成了右派。那一年，才26岁的父亲一生淡泊，不言政治，因为在上海民乐团的党支部书记的鼓动下，说了一些纯属家常牢骚的平常话，成了第六类的编外右派。母亲后来告诉我，因为是编外右派，所以连本人都不通知，因而父亲一开始连自己是右派都不知道。上海民乐团就这样先把父亲先送到上海郊区的一个农场改造，实际是在等进一步的反右措施。
我当时还在母亲的肚子里。祖母和母亲后来告诉我，当时上海民乐团的那个支部书记反复对我父亲说，现在是大鸣大放，你有什么话要尽量说出来。父亲一再推诿，不想说。后来实在推不过去了，就针对五六年的那次平调工资说出了自己的感受。
父亲原是上海大明药厂的药剂师。49年以前的薪水不低，49年以后被保留了下来。月薪为110元。那次平调工资，把父亲的薪水一下子降到了69元。那年哥哥才几个月，这突然的裁薪，使家里生计受到很大的打击。父亲在那个党支部书记一再劝导下，就说了，我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人。政府鼓励勤俭，为国家分担困难，我没有意见。但是政府也应该考虑到我的家境。不能不顾我的生活负担就这样大幅地剪裁工资。就是这么一席每个被裁减薪水的人都会有的牢骚，父亲成了右派。因为报上去的言论无法按照当时的右派分类定性，但又因为上海民乐团没有别的人可以来填充那个右派人数的指标，父亲就成了第六类编外的右派。
“1957年12月9日6：55分，”我降生了。我能这么精确地知道这个时间，是因为父亲当时还在上海改造，还能回家。他在家里的大衣柜门的内侧，用钢笔记下了我的出生时间。接下来，我就只能在每年的期盼中，想象着父亲的模样。因为父亲在我降生不久，于1958年2月28日被转配到黑龙江某地的一个农场改造。
去时，上海民乐团仍然没有告诉父亲的右派结论。父亲因而希望母亲一起去。母亲当时觉得太突然，又不想离开我们两个儿子，就没有答应和父亲同去。这样，我就从不能懂事的时候开始，对父亲就只有一个淡淡的感觉，但对火车却一直有一个很沉重的恐惧感。我儿时的很多恶梦都有火车。黑龙江对于儿时的我也是一个恐怖的名字，我一生病就会有恍惚来到黑龙江受冻的奇异但又恐怖的感觉，虽然我一直没有去过黑龙江。
父亲这一去就是五年，从我记事开始，父亲以一个完整的真实的形象被我记住，是1963年。那一年父亲的右派帽子被摘掉了，他可以回上海探亲了。中间，因为“三年自然灾害”，饥饿使父亲得了浮肿病，母亲曾经去过东北探望父亲。1962年，父亲被摘了帽子。下一年，也就是1963年，得以回来探亲。
我已5岁了，才第一次记住自己的父亲。父亲那年正当32的年纪，但是已经脱脱地谢了顶，出门，人家都会叫他“老伯伯”。家族中没有一个人像父亲那样谢顶的，祖父，大伯，小叔都是满头乌发。唯有父亲谢了顶，而且那么早。深度的近视，使父亲戴着厚厚的眼镜。父亲爱喝酒，抽烟也很享受的样子。因为是难得一回，家里尽量做点好吃的，印象中也就有点喜欢他回来。我朦胧地记得他对外祖母和母亲说到，现在问题解决了。好像父亲是带着很解脱的兴奋告诉她们的。但是，父亲呀！您真得太天真了，57年的磨难就根本没有解脱！
又是去北站送他，车站上父亲想抱抱我，已经和外婆亲惯了的我不懂事地还想逃脱。接下来就听任那火车呼呼地开走，没有眼泪，也不知道母亲和外祖母为什么擦眼睛。但是父亲又走了，这次是去更远的甘肃平凉。报到地点是甘肃平凉专区文工团。
一年后，我上学了。我记得的第一封父亲写给我的信也是这一年。父亲知道我已经能够下象棋了，并且还曾经在车站上赢过一个老爷爷，就用专门为我写得很大很工整的字写道下次回来一定帮我买一付大象棋。
文革开始，父亲在甘肃平凉这个与家人远离隔绝的地方，被横扫成一切牛鬼蛇神。父亲坚强地挺了过来。但是，这一段遭罪的时间一直延续到1967年。
我一生当中与父亲相处最长的时间就是1967年。那年夏天，横扫之后的父亲被定位为在群众监督下接受改造，也就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而常年在外的父亲反而因为要动手术可以离开平凉回上海了。
父亲得的是胃病，要到上海曙光医院作胃部分切除的手术。正处于停课闹革命的我（10岁），就经常去医院探望父亲，也晓得诚实的父亲也会“闯祸”。医生关照手术后要忌酒，父亲却馋得很，那一天就偷偷跑到医院的餐厅，想吃点好的，结果发现有酒卖。他自己后来讲起，当时是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还是抵不牢诱惑，但又不敢喝“硬货”（白酒），就叫了啤酒。喝就喝了，还要跟朋友讲起，话传到母亲那里，自然就让温顺的母亲也急了起来。但是，母亲后来也不听医生的，只是不准父亲喝白酒，黄酒啤酒还是让父亲喝的。
那一年，是我记忆父亲最长的一年，整个夏天，直到深秋。那一年，我听到了父亲的悠扬的琴声在舅舅家门前的一片空地上飘荡。那一年，我才知道父亲是一个琴师。那一年，我才知道二胡之外，还有京胡，高胡，板胡。那一年，那些平时我认为很了不起的会拉二胡，弹琵琶的大哥哥们原来都那么崇拜父亲。那一年，我才知道，每一个来向父亲学艺的人都那么盼望看到父亲是怎么拉琴的。那一年，我才感觉到父亲使我成为那些大哥哥们都羡慕的小弟弟。那一年，我才觉得自己有这样的父亲是多么骄傲！
本来手术之后，父亲应该立即回平凉继续“接受群众的监督”。但是，也许是上天慈悲的要给我多一点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已经准备回平凉的父亲突然又盲肠炎发作，结果就做了盲肠摘除手术，这就让我与父亲能够相处到这一年的十月。其间，外祖母突然去世。我和哥哥就从舅舅家搬出，和父亲母亲同住海宁路那间才十二平米的小屋。直到1967年10月8日，父亲接到了一份电报，要他立即回平凉。
匆匆送父亲上路，在北站，我仅有的两次送父亲上路，但这是我第一次有不舍得父亲的感觉。我已经能够帮父亲提一点小的行李上车了，在列车上，不知怎么跟父亲表达不舍得的感情，只会对父亲傻乎乎的干笑，掩饰着心里的浅浅的感伤。父亲要我写信，我答应了。
下了车。
父亲在车上拼命摇手道别！
列车移动了！我突然不舍得，追了几步火车。接下来的感受至今想来还恍如昨天，我目送着越来越小的火车，刚刚还在掩饰的感伤，突然变成了一个可怕的念头，我感觉自己在心头对自己说，“他不会回来了！”这句话在接下来的好几天一直萦绕着我。让我难受地想着父亲。
开始稍稍懂事的我，这一次在父亲走后，开始有了强烈的盼望，希望看到父亲的来信。天天会到楼下的前庭，看唐家的一张台子上有没有父亲的来信。
父亲从刚回去到1968年的上半年还能不断地写信来。过了上半年，就越来越少了。当时上海正在搞“清理阶级队伍”，经常听到大人在讲又有谁被揪出来了。母亲开始担忧父亲，天天在自言自语地念叨，怎么还不来信？直到十月末，突然来信了，父亲嘱咐我和哥哥要好好做人，要听妈妈的话，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们当时都没有想得太多，虽然以前，父亲是不会这样写的，......
1968年11月9日，哥哥去了舅舅家。
母亲半夜下中班回来。我突然醒来，看到母亲红红的眼睛，一脸悲伤，就问母亲：“妈，怎么啦？又想外婆了？”
母亲说不是。
我问母亲为什么哭了，母亲突然抱住我，对我说了句：“你阿爸没有了！......”就压抑着，不敢大声地，痛哭起来。
这一夜，才11岁不到的我抱着母亲，没有眼泪，只是想着在北站送父亲走时的那句话，惊吓地在心里问，父亲为什么会真的不回来了。而更深的预感是夹带着恐惧：父亲的死去不是一般的死去。
第二天，我从母亲的包里翻出一份电报，是甘肃平凉文工团打给上海第四制药厂的革委会的，上面触目地写着：你厂职工严丽美的家属，反革命分子张家驹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八日畏罪自杀！
我当时的震惊和恐惧超过了悲伤，一直到今天，我都没有摆脱这个感觉，虽然我是满含眼泪写的。但是，这是我第一次为父亲痛哭。此前，我一直没有摆脱当时的那种震惊和（以后)为畏罪自杀这四个灭绝人性的字升起的愤怒。
当时我那幼小的心灵实在不能接受一个人的死是一种罪，死了就是畏罪自杀的提法，这种震惊使得我一直以来为父亲哭不出来。直到今天，我仍然不为这种父丧不哭而自责，我觉得父亲是能够理解和原谅当时只有十岁多的小儿子的。要这样接受父丧的打击，我只想对父亲说，阿爸，我真的被吓坏了！而这个打击留下的创伤是一辈子也治愈不了的！
父亲的死又一直是谜一样地压在我的心头，我总希望那是一个错的消息，总希望父亲会在某一天突然出现，因为我实在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但是一切都在告诉我，不仅父亲是“畏罪自杀”的，而且我和哥哥还要从此作为反革命子弟横遭歧视，我和哥哥从此每一人生步履艰难都与父亲的死密切相关。父亲死后，父亲生前一位难得的朋友为我们曾经专程去过平凉，他看到贴我父亲的大字报还在墙上，据他说，那些整我父亲于死地的人的整人根据就是我父亲说过一些攻击社会主义的言论。而父亲的这种言论中，被反复批判的言论也就是“好什么呀？连买草纸都要排队”！
坚强的母亲一直坚信父亲的正直和清白，坚持用“争气”来激励我们。我想，那是母亲在那个时候只能用的两个字，她的真意是要我们为父亲争气。也正因为母亲的用“争气”励志，从此以后，哥哥和我都早早地懂事，用天天的进步告慰天上的父亲。而我们每迈过一段人生的脚步，母亲总会用赞许的眼光看着我和哥哥，然后就是感伤地说，你们阿爸在就好了。每到这时，我就会追寻我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可是，父亲啊，从1957年12月9日到1968年11月9日，我前后在你膝下嬉闹的时间还不到十二个月！
1979年，反右不错旗帜下的右派平反开始。
母亲和哥哥坚决要求上海民乐团说清楚，为什么可以把父亲骗到黑龙江去？母亲和哥哥坚持追究为什么父亲行前并不知道自己是右派。但是对方推说具体办事的那个支部书记已经也死于文革，对于这样一个情节也就不了了之。我则把十一年前的恐惧化成愤怒，为父亲的平反奔波。我要对那个生亦罪死亦罪的灭绝人性的世道，为我的父亲呐喊。
从父亲的死争起，我绝对不容再有任何可以玷污父亲的名字的用词出现。上海民乐团一开始坚持要用最冷漠的“不正常死亡”来给父亲的死定性。原来，在他们的眼中，文革中的死亡定性竟然分了等级的，只有那些做过干部的才能是“被迫害致死”，一般平民百姓的自杀，只能是“不正常死亡”！我说这样的定性无异于说死者生前也不正常。到底是死者不正常，还是那些逼死人命的“人”不正常？我为此力争，我当时觉得，对于一个比草菅人命还有过之的世道，是绝对不能容忍这样的杀了人还要为杀人者掩盖的遁词为之洗脱的。我坚持要上海民乐团正视把一个平常的但又是优秀的琴师无端打成右派的罪孽，坚持要求还父亲一个清白。在整个平反的任务必须完成的压力下，最后上海民乐团勉强接受了关于张家驹同志被迫害致死的结论，而最后的定稿还是我写的，以表示这个结论不是他们上海民乐团作的结论。
我也想追究那个把父亲打成右派的支部书记的责任。他们告诉我母亲，那个支部书记在文革中也受到了迫害，并于1968年卧轨自杀，尸体被拖了好几公里！知道了这个消息，母亲愤怒地说这是他的报应。我则感受了一次对于人生的大彻大悟，只觉得天上的父亲在要求我饶恕这个可怜的人。我唯一的疑问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把我家整得家破人亡的罪人，是不是在他也走去的时候有过一丝忏悔？
我以父亲遗留给我的良知希望他有过，但我还是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有过没有。
............

那一场以泯灭人性，封堵人言，扼杀人志的反右阳谋已经发生了五十周年了，很多人希望它是一个过去时。但是，我寒心地想到，79年的平反并没有站在全面认错的立场，因而也就连整个反右运动是一个罪孽也不愿承认。以至于到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党史的记载中，还会有反右不错，错在扩大化的结论，这说明对于认识这场祸国殃民的反右运动，发动者并没有希望它成为一个过去时，人言，人性还在受到压抑，以至于像章怡和女士回忆一下反右的往事，还会被认为是在写“反党宣言”。但是，父亲，你的名字，你无意说出真话因此被打成右派的遭遇，你因为这种真话而被害，已经足以判定这场反右运动的罪恶深重。我想对父亲说，社会的进步已经不再以统治者的进退为标志了，社会的进步还在于包括儿子在内的人民的觉醒，还在于我们会记住你们，永远记住你们！还在于我们已经能够为了你们阻止这种悲剧的重新发生！

安息吧，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