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金枫吟 于 2010-9-16 20:34 编辑 来源：金羊网—羊城晚报 作者：陈强/朱杏金 2010年09月12日14:24 我来说两句
中国式自杀
今年以来，国内一系列自杀事件，曾引起媒体、公众巨大的 ... 夏加坤 发表于 2010-9-12 18:09  [原创] 金枫吟浅析文人自杀倾向现象
自杀之问题十分复杂, 至少需得从两个层面上来看：
一，从自杀者个人的层面上看：
除了极少数的情形, 如恶贯满盈的大坏蛋、恶人畏罪自杀而外, 任何人用自杀的方式告别这个世界,都会引起亲人的无限伤痛、周围人的难受、关切、甚而是震惊。那么是否就应认为所有自杀都是没有道理,都是不可取的, 甚而均应予以否定或谴责呢? 或至少认为自杀者是一个怯弱的人, 缺少勇气与毅力直面应对人生的苦痛或/及难关? 自杀者对自己的宝贵生命极端地不负责,也愧对亲友、愧对社会? 不管什么理由自杀都是一种消极行为?。我们如仔细地考察具体的自杀案例,可能会得出事情并非一概如此的印象。多数自杀，无论对个人、对社会都是一种遗憾、一个悲剧, 或一种无奈。然而确有自杀是一种壮烈之举的实例：如《骆驼祥子》的作者老舍先生, 大义凛然地走向太平湖……. 他以他悲壮的死向恶势力宣战, 唤醒了沉睡的民众, 他的自杀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海明威的饮弹、三毛之自缢也令人久久怀念；文革中以死抗争的诸多文化名人则至少让我们敬佩他们的气节人品。
于是有人对文化人的这种自杀情不自禁地予以歌颂。特录上也是文人的于世存的一首诗——其题目是《生死》，其中关于死的一段：
放弃那些应该放弃的,
虽然我们怀念着光阴,
像春日里送走水一样的客人。
我们送走生命,
不过送走了一位客人。
有一点儿惆怅,
还有一点儿欢欣。
这诗，倒是写得轻松、飘逸、洒脱，但除了极少数例外,我们能如此轻松地为自杀、为死亡唱颂歌么 ?
文化名人, 他们是社会精英的一部分、一个相当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的创作需要激情、需要灵感, 他们的文化气质、精神特质往往与常人有很大的不同。在对肉身的保有与灵魂的自由自在、事业的延续与生命的延续两者之间必须做出抉择时，何者更为重要? 亦即在生与死的价值的认识与评价上，他们与普通人迥然相异, 所以一般人无法理解他们最终的死亡抉择。如本文前面述及的海明威、川断康成、三毛、海子、顾城等早已声名显赫，世上有几人能获得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与荣耀?有什么理由要与人世长辞？也有人对老舍、邓拓、赵树理、杨朔、田家英、傅雷、严凤英、上官云珠、赵丹等人在文革时期的迫害下被逼自尽可以理解，? 但仍然要问：为什么不能熬下去、坚持住? 为什么不能像矛盾先生那样挺过去？严冬过去是新春，矛盾先生不就终于盼来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盼来了真正的文艺春天。一些自杀的文化名人其实正处于创作的最佳时期, 突如其来的自杀对文化、文艺事业、乃至对整个国家都是莫大的损失。因此虽然有以上简述自杀之各种缘由,我们从总体上说,不赞成自杀行为。何况当今社会进步、倡导人权,轻生者欲采取断然行动时, 其面临的危机、麻烦或挫折, 在很多情况下, 经努力是有办法克服解决的, 他们的心理障碍只要及时表述, 有亲人及社会各有关方面不懈的、耐心的关爱与帮助, 是可以化解消除的。
还有人提出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 即人对自身的生死处置的自主权问题。
虽然我们承认,人的生死自主抉择权,确应被视为每个现代人拥有的一项基本人权, 但生命太宝贵, 我们不可任由这项人权被轻率滥用。文化名人绝大多数是社会的精英,他们的暴亡是他们所体现或代表的有特色的文化的无可挽回的损失, 同时必然引起社会某种程度的的震动与不安, 所以我认为对文化圈的自杀现象应予特别的高度关注, 并尽可能予以防范干预, 尽可能地避免或减少此类自杀悲剧的发生。
从以上多个角度分析, 我们虽很难单一化地、绝对化地评价各类自杀的功过是非。但从总体上说，自杀应被确认为是个人的极端消极行为、社会的一项莫大悲哀。
二，从历史渊源与社会层面上看：
日本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都有所谓的自杀文化情结,对"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自杀行为给以很高的评价,显现出封建时代政治思想、伦理及文化的色彩。但现代文明社会愈来愈看重人自身的无上价值,把人的生命生存权看作社会公认的人权中的最高者。世间中一切最最宝贵的便是人,人创造了文明社会的一切。因此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自杀是不合理的。虽然任何一个社会体制之下都难免不时有自杀发生, 但低自杀率才是社会文明昌盛的标志，
反之亦反。
对于自杀的社会根源这一极其重要的方面，专家们予以了高度的关注。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如此评论道:：“急剧的社会变迁是中国人自杀率快速上升的根本原因, 不管是哪种类型的自杀都会对社会产生不良的影响。自杀心理像一种瘟疫，也会传染的……” ; “如果一个社会自杀者越来越多，那么人们对这个社会的信任感就会越来越低，这个社会的公民认同和合法性基础就会越来越薄弱，这样就会动摇这个社会赖以存在的社会心理基础”。
故而从社会层面上讲, 自杀现象层出不穷令人沮丧, 文化界名人的自杀倾向更不可等闲视之。我们如果闻悉这样那样的自杀事件,并且知道一些背景情况, 就应当对其个人原因、尤其是社会原因进行分析研究, 而不只是当作一项谈资内容, 或仅仅发一两声感慨了事。大家均能从社会的层面上去看待分析自杀现象, 参与到此类自杀行为发生前的干预中来, 那么今后就有可能较好地应对这一社会问题, 从而让我们共同呼吸、共同生存的社会更加健全、更加美好
我借他人之言说——让天下人尽欢颜——不应发生的悲剧不再出现
从根本上说，要真正有效遏制自杀恶潮,需要国家及全社会的投入：
首先，让我转录一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与人民网记者的两段对话,可以基本上了解国家与社会对自杀进行干预的主要机制及方法。
记者：许多专家提出对自杀进行干预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社会安全网络，这种安全网络应该如何构建？如果我们要建设这样一个安全网络，最需要加强的环节在哪里？或者说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夏学銮：这种社会安全网络包括三个子系统：一是以社会公平和正义为价值理念、以税收资源再分配为资金来源的社会福利制度，二是以社会互助为理念、以家人邻里为基础的社会支持系统，三是以问题解决为目标、以专业人员为主要成员的自杀危机干预系统。这三个子系统分别代表社会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对自杀问题的干预，它们各自发挥着不同的功能。社会福利制度发挥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它能够渲泄社会不满、释放侵犯能量，从根本上消除自杀和谋杀产生的社会土壤。社会支持系统扮演社会关爱者的角色，它能够对陷入困境者和处于危机边缘状态的人提供支撑、保护和关爱，使其顺利渡过难关。自杀危机干预系统发挥问题解决功能，通过及时发现和马上行动等面对面的现场工作，包括心理疏导和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校正自杀者的自杀心理和自杀行为，使其回到正常人的正常生活轨道。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三个子系统都需要加强，我们必须标本兼治，把治本和治标结合起来，既要改善社会的道义状况、信用系统和福利制度，又要加强对自杀危机的研究和干预工作，建立预防自杀的社会支持系统和自杀危机干预系统，和发达国家相比，这三个方面都是薄弱环节。目前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对自杀这个社会问题的认识不足和重视不够。
记者：那么发达国家又是如何处理自杀问题的？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
夏学銮：因为发达国家比我们更早地遭遇到自杀问题，所以他们处理这个问题比我们更加成熟和老练。在美国，为了预防自杀，美国社区建立了许多自杀预防行动网络组织。美国国会十分重视自杀问题，105届国会参众两院一致认为：“自杀是一个国家问题，自杀预防是一个国家优先问题” 。
为了预防自杀，美国社区建立了许多自杀预防行动网络组织。他们的口号是：“仅仅知道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应用；仅仅有意愿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行动” 。既有专业工作者的号召，又有广大志愿者的参与，他们把预防自杀的工作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把电话咨询和干预行动结合起来，把社会工作者和志愿工作者结合起来，这就是发达国家预防自杀的先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文化人, 尤其是文化名人自杀的特殊干预机制与方法。
现本文欲先从文化人尤其是文化名人的特征这个角度出发作以下进一步研讨：
这里, 我们又要引证一位学者的重要论点, 来涉入此问题的深入讨论。郑晓江(南昌大学学报主编、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生死哲学。) 在其专题研究论文<<论现代人之自杀问题及其对策>>中强调: “ 既往主流的看法还是以为自杀最主要的原因是精神及心理上的不正常，"忧郁症"是导致自杀的最主要的原因。这种看法实际上是有问题的，从更深广的视角来看自杀问题，应该说，人类对生命与生活态度的变化是自杀现象更为根本的原因；而要降低自杀率，也必须从人生观的建构上着手，改变人们对生命与生活的一些不好与不健康的态度” ; 郑先生在文中进一步发挥道: “一般而言，死与不死，对自杀者而言，主要的不是生理性原因，也不是由死本身而定的，它是由自我之人生状态来确定的。在自杀者那里，是"生"的方方面面决定了"死"，是人生之问题决定了是否选择死亡，这与那些活够了自然寿命而终者不一样，也与因疾病而亡者大不同，这一点应该是理解现代社会自杀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我们现代人必须重建现代生命意义的体认和现代人生价值的确立。其中的关键又主要的不在健康、快乐、成就、幸福等正面的人生状态的意义与价值，（因为这是人类生活中永恒性的东西，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在现代高科技的条件下，这些东西应该说现代人比之以往的任何时代的人都获得了更多的满足）；而在于在当代社会条件下，我们每个人更应该去意识到那些人生的负面状态--如痛苦、挫折、寂寞、灾难，乃至于疾病、苦难和死亡--的意义与价值，因为正是它们常常直接导致了人们走向自杀的不归之路 ” ; “实际上，人生的正面状态固然有意义和价值，而人生的负面状态又何尝没有意义和价值呢？人生存于世，顺利幸福快乐的时光并不多，倒是痛苦失败挫折的时候更多。当你没有足够的心理承受力时，你的苦恼就特别的多；但你若能把这些人生的负面状态都视为你人生过程中必得承受的部分时，而且是你人生中宝贵的经历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时你的心情就会好得多，承受痛苦灾难的能力也能大大地增强
金枫吟个人则认为，郑晓江先生的这三段论述非常精辟。对于现代文化名人看似难以理喻的自杀现象的深层原因有较清晰的释疑。我们已经多次提到文化名人不同于常人的精神生活与精神追求。正因为事业的成功、生命经历的显赫,:他们对自身的或周围的负面形式与内容无法承受。三毛, 身体的伤痛和爱情的伤痛让她已无力跋涉人生之旅，而她又是如此的一个完美主义者。她曾这样抒发她的情感:”我相信我这一生追求的就是生命的燃烧，我希望我的燃烧……” ; 海明威的死, 大气，斩钉截铁。文学创作已到了尽头，一身伤痛又使生命只剩下了痛苦。该做的，能做的，都已经做完，继续留在这世上,除了拖累他人，白白地占有别人的阳光、空气、水和面包以外，再无用处。从这些自杀名人的状况分析中, 都可以找到他们均比世人有多得多的成就、快乐、乃至名利 ,但他们不能正确应对各自的某种人生负面状态,而终至于走向不归之路。文化人对人生意义及价值的认识,也即是世界观人生观的认知非常重要。一些人士在这个根本性问题上,恰恰是很异类的。
他们把自己的生命价值、乃至于生活形势与内容过于理想化, 一味地寻求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桃花源境界”, 他们特别不能承受来自外部甚或自身的一些打击或挫折而走向绝路。诗人顾城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很多, 只不过具体表现形式或方式有所不同。阮玲玉, 因感情问题而自杀身亡，死前曾留言“人言可畏”; 库尔特.科班、当代西方摇滚乐巨星, 然而他们在给音乐界带来震惊、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令涅槃乐队自身对未来充满恐惧而不知所措。他们的音乐反映出他们的心声：阴冷、压抑、厌世、愤懑、歇斯底里、极度焦虑与迷乱，其结果必将终至于自我崩溃。这些实例都表明,：理念与现实之水火不相容,而现实生活中,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烦恼、痛苦、挫折、甚而很大的失败,它们都可以置人于死地。 由此我们可以明确对文化人的自杀现象的干预要着重放在精神与文化价值的趋向方面: 一是要给文化人创造一个非常民主、宽松的创作条件及环境氛围, 让他们在事业上不断创新、不断结出硕果。这对把事业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多数文化人, 是极其重要的; 二是要倡导对人生意义与生命价值充分肯定的先进文化, 以对抗宣扬死亡哲学的异类精神及文化。三是文化人自身要不断加强自身的思想与文化修养, 任何人不论已取得多么杰出的成就, 获得多么崇高的地位,都还需要不断地学习与改造自己,顺从并适应客观世界规律。反对唯心主义、精神至上, 反对玄学, 反对邪教, 反对极端的个人中心、唯我至上。要热爱生活、珍惜生命; 四是将心理咨询、心理调适工作,家庭与社会性的自杀干预工作, 作为一个特殊的重点放到文化圈中去,尤其是言行有些 ”特别” 或 “异类” 的个人身上去。及早发现苗头或不妙的迹象, 热情诚恳、细致耐心、又特有针对性地做好早期预警与早期防范工作；五是文化人，尤其是名人要特别注重心理健康, 心理卫生。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医疗方面也有保障,养生保健知识普及程度日益提高, 一般而言，生理薏义上的身体健康问题不大。但社会变革时期的高节奏、高紧张度却愈来愈明显; 文化人的特质决定了他们的思维及情感极其丰厚、敏锐、活跃,然而同时可能十分的复杂、紊乱、脆弱;创作需要激情、需要灵感，而激情与灵感会过度异化，走火入魔，其精神状态就非常糟糕；
文人患有失眠症相当多见, 还有人经常受着神经衰弱或精神衰弱的折磨, 多疑、易怒、甚而抑郁; 加之有人虽极富才华激情与灵感,心灵深处却隐伏着自杀文化情结,前文已予论述, 此处不再重复。这类文人有必要及时接受心理疏导或高水平的心理谘询及心理治疗。以免心理与精神上的异状继续发展至不可收拾的地步。母用置疑, 家庭与亲友的温暖与关怀极其重要, 不是别的方面可以替代的。总之上述诸方面的配合, 协同努力,方可有效解决这一社会性难题。
总之，我们衷心希望: 天下人尽欢颜, 不该发生的悲剧不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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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9-12 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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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9-29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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