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孙震 谈教育的目的性与手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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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教育的目的性与手段性（教改会第十次委员会议委员报告附录）

一、台湾的教育发展
　　多年前台北的公共汽车上，曾经有过下面一段对话。

　　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台湾和印度都是别国的殖民地，然而战后的发展却有很大的不同。台湾的经济快速成长，印度的经济却停滞贫穷如故，你认为是甚麽原因？」

　　乙：「愿闻其详。」

　　甲：「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教育。台湾在日本统治下，人民很少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然而国民教育则很普及，因此提供了纪律良好、具备基本知识的劳动力，恰好配合早期劳动密集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台湾经济的成长。

印度虽然有很多人受过高等教育，甚至在国际上有学术成就的知名人士也很多，然而国民教育却不健全，很多人不识字，甚至连全国统一的文字也没有，教育投资无助于经济发展。」

　　台湾光复后的教育建设，早期注重国民教育的发展，使每一国民至少皆受六年小学教育。1950-51学年，６至11岁学龄儿童的就学率约为80％，1954-55学年起超过90％，70年代中期以来超过99％，接近100％。1968年秋，政府将国民教育从６年延长为９年。当年国小毕业生升入国 (初) 中的比率为74.17％ 。80年代中期以来超过99％，近年已接近100％。1964年，政府引进人力规划的观念，在行政院经济合作暨发展委员会之下成立人力小组，开始规划台湾的人力发展。其主要内容可分为两部分： (1)高级中学部分，将一般高中与高职学生人数之比，从6:4调整为3:7。(2)高等教育部分，根据预测的经济成长率和产业结构变化，估计不同领域人力的需要，作为高等教育学府各科系招生人数的参据。

　　以上的教育发展，对台湾人力供应的结构，产生下面几项重大的影响：(1)提升职业教育的水准，使原来存于初中阶段的职业教育消失，集中到高中阶段。(2)高中阶段职业学校的学生增加，配合经济发展，为社会提供充沛的技术人力。(3)一般高中的学生相对减少，降低高中升大学的压力。(4)高等教育扩张的速度下降，使高等教育只为配合经济发展而成长，因此，儘管一般高中学生的比例降低，升学竞争仍日趋强烈。

二、教育是目的还是手段

　　1980年代中期以后，配合经济发展规划人力的观念，受到学术界和教育行政部门日愈强烈的质疑。反对者主要的论点在于教育有其本身的目的，不应当作或至少不应只当作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完满的人格，增益知识，启发潜能。换言之，教育工作是以人为本，而不是把人当作达成另一目标的工具来发展。不过，从经济学的观点看，教育有其作为手段的意义，也有其作为目的的意义。把教育当作手段，它是一种投资，藉以提高生产力，增加所得；而把教育当作目的，则是一种可以直接享受的消费。更准确的说，我们所享受的是经由教育所产生的知识。随著经济的成长与平均每人所得的增加，我们的社会会有更多的人，将教育中更多的部分，当作目的来看待，或当作消费来享受。

　　分就三级教育阶层而言，从社会的观点看，国民教育在实施社会教化，培育理想的公民，提供他们生存所需的基本知能，并为他们以后不论在教育系统内或系统外追求进一步的教育作好准备工作。高级中学阶段，包括一般高中和高职，在于为学生升学或就业作准备。高等教育则在为社会培育专门人才和创新能力。从个人的观点来看，「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锺粟」，「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教育自古以来被当作达成个人目标的手段。儘管有人认为受教育在求自我实现，本身就是目的，不作任何制度的手段。然而所谓自我实现，有很多时候，无非是指达成社会所期许的目标，实际上正是社会诱因制度 (incentive system) 的一部分。个人常以为是自己的主人，实际上往往只是社会的奴隶，在名缰利锁支配下，为了社会目的而辛劳不息。

　　我们不妨把教育完全当作一种投资来看待。教育投资使人力资本增加，不过这种资本所生产的不仅是可以用金钱衡量的经济价值，还有不容易用金钱衡量的非经济的价值，如社会的和谐与文化的丰美。以经济发展为目标而採取的人力规划，很自然的忽略了教育投资的非经济产出。一国在经济发展的早期，由于资金不足，为了达成最大可能的经济成长率，必须将教育和社会基本设施投资节约到最少必要的程度，使有限的资金儘量用于生产性的投资。随著经济发展的成功，资金日趋充裕，教育的发展乃逐渐注意到经济以外的目标。这种资金分配优先次序的安排，可能有见仁见智的看法，不过在一个经济成长主导的时代，毋宁是很自然的选择。　

三、教育与经济发展

经济学者很早就重视教育和经济发展的关系，Alfred Marshall说：知识是生产最有力的发动机 (knowledge is the most powerful engine of production) 。他又说：自然在物质方面所表现的是报酬递减，但在人的方面所表现的则是报酬递增。教育使知识增加，技术进步，生产函数上升，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因而提高，所以才有报酬递增 (increasing returns) 的现象。

　　教育使知识存量增加，促进经济成长，系经由两个途径：一为使知识存量增加，包括科技水准上升，一为使国民素质提高。不过知识并非都是经济或生产导向，除了经济的功能之外，教育尚有在社会其他部门的功能。从社会的观点看，教育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用以达到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目的。从个人观点看，教育有手段的成分，也有目的的成分。我们藉教育增强谋生能力，教育帮助我们在社会和经济的阶段上晋升；教育也使我们内涵充实，怡然自得。

　　个人结合而形成社会，社会赋予各种目的，让我们各自努力去追求，这些目的可称之为「价值」，如财富、地位、声望、名誉等。财富可称为经济价值，馀可称为社会价值。当个人在追求这些目的时，通过社会机制的运作，同时也达成了社会的目的，如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文化的延续和发扬、全民福祉的增益等。从个人看是目的，从社会看正是手段，或只是一种中间目的 (intermediate end) 。当然，任何社会都有若干成员，不受世俗价值的拘束，视富贵如浮云，追求学问只为成就高洁完美的人格，知识对他们而言，诚然只是一种目的。但在一定程度内，当不致减损社会追求其自己目的之效率，反而可以舒解若干竞争的压力，使社会更能在和谐中运转。塑造理想的典型，避免社会过分流于功利，何尝不也是一种手段。　

四、教育的功能与资源分配

　　个人组合而成社会，社会运作的基本原则，是藉著个人追求其个别的目的，以达到社会整体的目的；而社会的目的无非是有效促进全民的福祉。教育是达成个人目的的重要手段，为自己的教育付出代价，不论视教育为投资 ( 手段) 或消费 (目的) ，都是最公平也最经济的负担方式。所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凡有支出，一定有人负担，由社会负担个人的支出，必然有浪费和过度消费的现象。

　　不过，如果社会贫穷，或所得与财富分配不均，若干家庭无力追求教育，以致社会上很多成员潜在的能力和才华，得不到教育的开发，不仅是这些个人的不幸，也是整个社会的损失。因此所有现代国家，基本的国民教育都是义务教育，由政府负担费用。至于国民教育的年数，则随了社会发展的水准而增加，我国自民国57年将国民教育从６年延长为９年，未来将延长为10年。

　　教育成果超越个人的收获而产生所谓外部利益 (external economies) 或社会公益时，其成本的一部分甚至全部应由社会负担。最显著的例子如医师、工程师、科学家，儘管他们自己可能得到满意的经济报偿，然而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其为社会所创造的利益，远不是个人的利益所能衡量。训练这种人才的现代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阶段，非常昂贵，至少一部分成本应由社会负担。

　　其实每一阶段的教育，从小学到研究所，如与社会的发展相配合，都会产生或大或小的外部利益，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Charles Kindleberger 早说过：教育和交通是长期中最有利的投资。就此一观点而言，政府对每一阶段的教育，都应考量社会的需要，教育的成本，个人负担的能力，政府的财政状况，给予适当的补助。不过政府所支付的每一分钱，都来自全民的负担，而租税在人民之间的分配未必十分公平，同时在徵收或支付的过程中，都免不了有很多成本。因此不宜慷他人之慨，轻易放弃来自受教育者个人与社会私人部门的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