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叹]民国时代的师生情

闲云

“春风化雨,师道永扬. 教泽普沾,师恩难忘.” 这是台湾的徐亨先生送给已故恩师,旧上海暨南大学的副校长翟俊千先生的挽联,90年代在一本<<大陆记者首次台湾行>>的书里看到的,也是那本书最感人的一句话,在记者团翟团长(他的名字倒是不记得了)描述父亲与徐亨的师生情的文章里, 一直记到如今.

05年的清谈百年风云版有个关于教育产业化的大讨论,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一句话,是纳米兄所说,”我的爸爸今年80岁了,仍然记得当年给他免了学费和饭费的校长和老师. 今天的孩子,日后会记得什么? 学校的贪婪? 老师的无耻? “受讨论所感,我写了一篇文章,纪念大外公一生对广西教育事业的巨大贡献,只发到清谈,古风这两个常去的论坛和古风的个人文集里. 没想到,大外公的学生,广西教育家汤松年先生的长子,就因此和我取得了联系,虽是素昧平生,却因为他们全家对大外公的感念之情,对我视如亲人,这几年来,每逢节日,必有卡问候,还不惜邮资,把他们兄弟为汤先生所著的纪念书籍寄来加拿大给我,实在令人感动.

最近在看连续剧<<狼烟北平>>. 看到当年的燕京大学,从司徒雷登校长,到英美籍和中国籍教授,都是不顾自身安危,千方百计地掩护抗日学生,那份爱护之心,师生之情,见之温馨,思之感动,想起司徒雷登骨灰安葬杭州时,白发苍苍的燕大校友向老校长献花,”老校长,您安息吧”的报道,想起了那些关于西南联大的记述文章中的师生同心,甘苦与共,烽火岁月,薪火相传,又感动了一回.

今天收到母亲为外祖父逝世三周年所编的纪念册. 看了以后才知道,外祖父高中毕业后,为了不增添兄长的负担,本来是打算直接就业的. 如果不是时任广西大学校长的马君武先生查看了外公的高中毕业成绩(广西省统考第一名),极力鼓励他继续升学,从而进入广西大学的话,外公的人生道路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毕业后初出茅庐的几年,李四光先生,余青松先生等师长对外公的引领和爱护,也令外公一生铭记,同样地回报给了自己的学生,并且坚持了一生.

因着这些,不禁想到,同样是中国人,同样写中国字,为何民国时代的师生之间能有这样的情谊? 这样的师生情,在今天的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这些华人社会里,为何已经难得一见,尤以”教育产业化”之后的大陆为甚,几乎灭迹. 时代的因素? 社会发展的必然?

ys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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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暮相聚乐欣欣，
    今朝告别心依依。
    谨向先生行个礼，
    永远记着你。

    ——毕业告别歌

闲云

ZT民国教育给我们的借鉴
2010年02月03日 16:08凤凰网历史综合【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33条


本文摘自《教师博览》2008年第1期 作者:薛林荣

教育乃千秋之大业，民国办教育的很多做法都值得今天借鉴和学习。

比如说教育法规。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立即强调在中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免费上师范就成了当时很多家境贫穷的学生接受教育的唯一途径，毛泽东就是在湖南师范学校毕业的。1946年国民政府制定了《教育宪法》，定位准确，要求明细，兹列举几条:“教育文化应发展国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国民道德、健全体格、科学及生活智能。”“国家应注重各地区教育之均衡发展，并推行社会教育，以提高一般国民之文化水平。”等等。

比如说教育经费。《教育宪法》规定:“边远及贫瘠地区之教育文化经费，由国库补助之。其重要之教育文化事业，得由中央办理或补助之。”“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 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业内人士可以对照60年前的这个标准算今天的账，看看有没有差距。

比如说教师待遇。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元 -400元，副教授400元-260元，讲师260元-160元，助教160元-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在20世纪 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元。20世纪40年代的《教育宪法》规定:“国家应保障教育、科学、艺术工作者之生活，并依国民经济之进展，随时提高其待遇。”资料显示，当时普通警察一个月2块银洋，县长一个月20块银洋，而国小老师一个月可以拿到40块银洋，民国时期小学教师的地位和待遇要远远超过县长。民国时期对教师待遇的重视和投入让今人望尘莫及，汗颜不已。

比如说教育理念。民国以来，中学教育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张伯苓是个教育救国的伟大实践者，他给南开制定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求人。”张伯苓常说，学生“不单是要从书本上得到学问，并且还要有课外活动，从这里得来的知识学问，比书本上好得多”。在他的倡导下，南开中学的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为“教育立人”创造了载体，如敬业乐群会、美术研究会、摄影研究会、文学会、京剧社、新剧团、校风出版社、武术社等。值得一提的是南开的剧团尤其有名，因此有“话剧的摇篮”之美誉。曹禺、黄宗江等人都是从南开走上话剧道路的。

比如说教材。民国教科书的编纂有两个特点，一是它的民间性，民间在编纂教科书上有较大的自主权，只报教育部审核即可；二是它的编纂者都是具有现代思想的第一流的教育家，如胡适、舒新城、郭秉文、朱经农、黎锦晖、廖世承等，由他们来商定给小学生编课本，自然也就体现了民国教育的基本理念。

比如说多样化的教育格局。当时的中国是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并存，形成了一个参差多态而又富有弹性的“差序格局”。南开中学就是私立学校。私立学校跟公立学校比起来有灵活自由的优点，当时的文化环境足以让私立学校生存并且发展，社会上对于私立学校也没有偏见，这一方面得益于其时的文化生态，同时也得益于民国教育家的胸襟。

比如说不惜代价办教育。抗战前全国有4亿人，当时的西部只有1.8亿人，抗战爆发后大后方涌入了5千万人口，而当时西部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到全国的30％，民生工业只占5%，却要养活50%以上的人口。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当时的国民政府却真正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据著名学者何兆武所述: 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大学生不仅免学杂费，而且还免每天的午餐费，如果学生上学仍然有困难还可以申请助学救济金，且助学救济金在大学毕业后可以不还。同时，抗战客观上为我国的西部教育带来了发展的契机，使西部诸省在基础教育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7年底开始在四川、河南、贵州、陕西、湖南、甘肃、江西、安徽等地先后成立了22所国立中学及3所国立华侨中学，先后培养教育了10万“战区流亡学
生”。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杰出人才就是这些国立中学培养出来的，比如: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著名诗人贺敬之、国防科工委主任上将丁衡高等。抗日战争结束后，这些国立中学于1946年逐步复原，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谱写了一个残酷战争期间中国教育的传奇。

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到目前为止，共有8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有5位（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崔琦等）生于我国民国时期的二三十年代，接受的是民国时期的教育。而自建国以来，新中国培养的学生中只有高行健一人，而且还是文学奖，自然科学奖一个也没有，当代教育是不是应该反思？

向民国教育学习是犯了“左” 倾错误吗？窃以为，非也！敢于承认一切优秀的精神遗产，不仅代表着“政治正确”，更代表着大胸襟与大气度，是成熟与自信的表现。当年的民国教育是一种很大的格局，既仰仗了典雅、古朴的民初之风和波澜壮阔的“五四”之风，又有赖于一大批民国学人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非靠一日之功、非毕一日之力可以抵达，当代教育任重而道远

闲云

ZT那一代文人的风骨与气度

2010年02月03日 19:10光明网【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3条

  《在民国》,孙郁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28.00元

关于民国文人的气质、性情以及由此衍生的故事，是一个很旧但是有滋有味的话题。旧人、旧闻、旧时代，保守分子与激进者并存，狂士与酸儒共处，迷惘者与殉道者同行。在那样一个充满复杂性的过渡时代，他们按照各自的方式安排着自己的灵魂生活。孙郁在《在民国》（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一书，将民国与六朝、唐宋相提并论，这些时代因为文人的放荡不羁、狂傲奔放而富有亮色。

民国文人既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士大夫，又扮演了冲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先驱。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多少代文人的理想一朝崩溃，这使得民国文人从一开始就面对无所选择、没有出路的痛苦。相比几千年的专制与奴役，这种痛苦无疑也使他们的心灵丰富而深刻。告别几千年的平庸，抛却修身治平、心存廊庙的老路，总要有几个桀骜不驯的奇才出现。陈独秀就是不守规矩文人的典型，离经叛道是他的性格本质。这种独异个性的发生是与那个断裂的时代相适应的。时代的混乱给文人以站在各自立场发言的机会，原有的规则失灵了，他们不得不面对新与旧、中与西的冲突。

许纪霖说:“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说到底也是个性与爱好的立场，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以知识良知为基点的独立立场。”（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页）个性对于文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个性格平庸、性情虚伪的人很难有什么思想和创见。我们无法要求文人中规中矩，真要那样的话，他们的见解就会流于平庸和世俗。民国文人处在政治斗争、文化革命的漩涡之中，人生大都屡遭世变，这造成了其生存方式、情感世界的复杂性。这是一群很难定义的文人，在泥古与西化、保守与激进、淡泊与热烈之间挥洒自如。孙郁在书中不时地对民国文人的性格进行比较，他发现鲁迅与陈独秀的狂态并不在一个精神层面，陈独秀的深刻与单纯一览无余，而鲁迅却冷峻气寒，让人难以读透。前者呼应时代，后者负载沉重的历史，于是在巨变面前，两者表现出不同的精神风度。民国文人处在文化冲突与时代转折地带，难以有真正的平和。对于他们的雄志与苛论、踌躇与愁苦，我们应当有“同情之理解”。不肯随波逐流的民国文人在国势危亡之际，怀揣着一颗赤子之心，与顽旧僵持，与黑暗相抗，一面投入时代潮流，一面又坚守书斋，既直面现实，又超越功利，铸造了鲜亮的人格魅力。民国文人改变了“一为文人，则无足观矣”的局面，我们回过头来看那段历史，不由得为他们的骨气、操守所折服。这些精神气质而今已经成了稀有元素，“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刚烈性格，已近乎绝版。充盈于当今学界的，有太多的势利小人和哗众取宠之士。即使是爱，也难觅林徽因、石评梅那样的奇女子了。

陈平原曾经将一本关于现代中国文人的书命名为《当年游侠人》。何为游侠？一是游移于体制外，偏离于常规，不受各种陈规陋习和教条的约束；二是具有侠肝义胆，放浪形骸，纵横驰骋，敢于扫除障碍，展露自己的真性情。孙郁说:“晚清的狂士，身上多少带一点旧式文人的侠气，陈独秀、苏曼殊都有一点。侠义之中，有苦味，有悲愤，这是自古亦然的。”（孙郁:《在民国》，第9页）民国文人的内心的是很苦的，置身于一个苦闷、矛盾的时代，无论是做人还是为文，都只能在迟疑、迷惘、背叛和漂泊中进行。侠气说到底是在困境和压抑中所表现出来的追求自由的冲动。狂放自傲、放浪形骸、愤世嫉俗其实只是民国文人的个案，更多的文人在时代的尴尬和痛苦中沉寂了下去。今天人们对“怪杰”们的轶闻津津乐道，而忽视了对其内心苦楚的体察。陈平原说:“对于文人学者来说，没有轶事可供传颂，是一大遗憾。因为，几句隽语或一件雅事，其影响可能远远超过苦心经营的专门著述。反过来，轶事太多，同样也是一大遗憾。因为大众乐于品味并传播轶事，无暇阅读著作，更不要说努力理解其精神。相对而言，后者或许更可悲。”（陈平原:《当年游侠人——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6页）此言确实有道理。民国文人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堆婚外恋、师生情、聚散离合之类的谈资，这些“小道消息”被各种写作者大加渲染，成为一道口味独特的文化消费品，反映着我们传媒时代的无聊与贫乏。民国文人虽然私人生活五花八门，但都无不在学问事业中安身立命，在心灵的跋涉中追求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早逝文人吴方大概可以算得上是研究民国人物心态最好的学者。他以朱自清为个案，这样评价那一代文人:“‘五四’时的青年知识分子，后来不能不各自须寻各自门。在‘磋磨’中做着，努力着……我们读其遗文、想其为人，可知他如何以踏实、持正、勤勉、厚容的质料来铺这条路。人不可能脱离他的时代，又只能以自己的方式、不媚不亢的态度投入这时代。”（吴方:《追寻已远——晚清民国人物素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6页）在时代夹缝里生存的民国文人，大都能够坚守其独立立场，在种种藩篱之中，捍卫并享受着精神的自由。像陈寅恪、梁漱溟等人将这种精神自由一直坚持到“反右”和“文革”，成为彻头彻尾的不合时宜者。其实，也正是这些敢说硬话的“老顽固”的存在，才延续了民国文人的遗风。

民国文人的治学是刻苦严谨的，没有今天这么多“学术腐败”丑闻。当年，职称评定等学术评价体系远不像现在这么细密，民国文人大都保持了与政府不合作或远距离的态度，所谓“为国家作诤臣，为政府作诤友”。这恰恰印证了“学在民间”的真谛。民国文人是中国历史上功名思想最淡的一群人，历史切断了他们求仕宦的道路，使他们“翻然折节攻诗书”（黄侃语）。民国文人在艰难时世中所创造的学术辉煌，让当下的知识分子汗颜。西南联大在颠簸流离中出现了那么多大师和坚实的学术成果，可谓群星灿烂。民国文人的学术功底、治学境界、文章功夫都是今人难以相比的。民国文人最像是文人，民国教授堪称真正的教授。在从传统读书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角色转换过程中，他们为后世的文人树立了道德文章的楷模。他们在社会演进中，体现出思想者的努力；在人生的坎坷颠沛中，显示出个体的精神力量。“新学无以救国，旧学无能解身”（孙郁:《在民国》第202页），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中，他们饱受失败之痛和挫折之伤，但是，他们依然保持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书生本色，充当了思想文化的拓荒者和引领者。

民国文人的可爱不仅体现在那些大师级的人物上，那些神色各异的青年也个性奇特得可爱。如头发长得要命的李霁野，散发着自命不凡怪味的高长虹，露出病态深情的韦素园等等，他们和鲁迅一样有着强烈的爱憎，时常发出愤怒慷慨的声音。《在民国》一书中刻画了《新青年》、《语丝》、《新月》、未名社等文人的的群像。民国文人虽然各自保持着独立的精神立场，却有着结社入流的旺盛热情。一个时代出一两个真性情的文人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像民国这样呈现出群体景观，就耐人寻味了。狂人、斗士、叛逆者聚在一起，发出了醒来的“人的声音”。这群人不仅有着挥之不去的“启蒙情结”，而且有着一样的真性情。性格各异，却是一样的纯洁、真诚。孙郁说:“五四那代人豪放之外，又多一种魔气，他们在谈笑风生里，常对祖先的文明发几声咒语。魏晋的文人只会装疯卖傻，放荡不羁，到了鲁迅、钱玄同这一代，则不仅志不拘检，口出狂言，且又从魔瓶里放出毒素，熏染着这个世界。”（孙郁:《在民国》，第73页）民国文人确实不同于魏晋那帮子文人，今天我们谈及后者，多从审美价值和文化景观上考量，而民国文人却是一代风气的开创者，思想觉醒、伦理觉悟和做人自觉，把他们推到了我们所无法企及的思想深度和道德高度。尽管思想改造的任务并未完成，但是，他们作为历史先知的贡献是不可泯灭的。美国汉学家舒衡哲认为:“‘五四’启蒙所倡导的自我改造，是一个艰难和持久的过程，绝非暴力所可取代的。”（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189页），其实，这一过程迄今都没有中断。所以，用隔岸观火的态度来品味民国文人是不合适的。反思历史、怀念前辈，是为了更好地承继“五四”传统，传递文化薪火，而不应当仅仅当成一种谈资。

雨冷香魂吊书客

哈哈，想起不久前，本论坛某著名教授，和人斗嘴时，一边是夸耀：“我的公安学生有一两个团呢”、“我如果去实践（实践啥，不得而知，需要联系当时语境）都会有公安学生带路护航！”一边说：公安“平时就靠敲诈勒索过日子，不是和性服务行业里的坑蒙拐骗差不多？”还引经据典“不过100年前，中国社会习俗上，平民之下的贱民号为 倡优皂卒，倡优 就是性服务及娱乐业工作者，皂卒  就是皂隶禁卒捕快，也就是现在的警察。”

看到这里心里很是黯然，不知安排他实践的学生看到老师的话作何感想？师不师，生不生。

大家慨叹大学人文精神的失落，老是拿北大说事，其实是一个普遍现象，至少也分复旦一杯羹吧。

闲云

雨冷兄是说...? 没看到所说的贴,想来应该不会的吧,是开玩笑的说法吧?

ys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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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说一些话，可能不合闲云网友的意。
    1、 在人群中，真正品格高尚的是少数，真正坏好极点的也是少数。多数（或者是绝大多数）处于中间状态，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好人，在另一种特定条件下也可能成为“坏”人。
    可能有人会反对俺这种说法，那就举个例说吧，三年困难时期在农村的人一定会知道，那个时候几乎是无人不“占”（这里借用“四清”中“多吃多占”的说法了），你能说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是“小偷”？无奈耳。
    2、 可以把上面那个论断移用到教师“队伍”中来。
    也就是说，在“民国教师”中，品德高尚，堪为师表者是少数，败类也是少数。多数教师则是“不足道”的，而闲云女史帖中所述的“佳话”，其实也是少数人的行为。正如“演义”中只写英雄、勇士和“坏人”一样，那些中不溜秋的人是不会上台面的。
    3、 如果我们有心思收集一些民国时期或其它时期教师中败类的所作所为，那一定也可以成为一本大册子的。
    4、 人们都在为今日教师“队伍”的败坏痛心，这确是事实。
    前三十年的“阶级斗争”，学生批、打老师，老师批打学生，败坏了师生间的“情意”。
    后三十年一切向钱看，师生关系用钱作为中介。
    这些都是事实。
    不过，俺得加上一句，这“都是”老师、学生的错吗？
    5、 若干年后，后代人研究这六十年的教育史时，一定也会是英雄辈出，师生情意浓。因为，偌大中国，要找一些“好人好事”，是绝对不会难的。

闲云

7# ys1937
无妨无妨. 其实,您说的每一点我都同意. 尤其是第一点. 心理学说,从天性来说,10%的人属于比较好的,10%的人属于比较坏的. 80%的人是不好也不坏的. 而这80%,也是可好可坏的,比较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 民国时代的教师,以及50-80年代的教师,整体感觉比现在好,肯定是大气候的因素. 所以我在主帖里说,是时代的因素. 之所以会感叹,大概是因为现在那80%差不多都是随大气候走向不称职的方向了...较之前辈,能不羞愧?

雨冷香魂吊书客

7# ys1937


这个倒是，看《围城》，三闾大学其实就是影射西南联大，在我们看来是教育史上的神话，可是在钱钟书的笔下也有那么多的阴暗和丑陋。

不过，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可以和春秋战国比肩的一个学术思想的爆发期，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彼时的各个领域的知识者，既有中国古典的谦谦君子之风，又有沐浴西方文明后的现代襟怀，是传统和现代的极好结合。在道德上也是一样，许多人堪称典范。可惜，经过战乱和动乱的破坏之后，已经凋零殆尽，目前尚无恢复。

陈平福

人类进入网络时代已经好几年了，政府还在加强意识形态控制，逆历史潮流而动，继续推进什么特色的“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继续用文化太监们的“思想”，“理论”改变着读书人的思维。唯一的指导思想，唯一的指路明灯，不准胡思乱想。自欺欺人的说辞正常人根本无法接受，只有死记硬背。文化垃圾导致教育彻底成了填鸭式的强行灌输，唯一的目的就是应付考试。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完全泯灭了，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