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呼吁一个读《论语》活动——钱逊先生谈阅读国学经典应从《论语》开始

铁骑横夺

　　著名哲学史教授、中国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前主任钱逊先生近年来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弘扬，他提倡全社会成员身体力行，通过阅读经典，培育全社会良好的道德规范。在国学领域，他尤其注重对《论语》的学习。本刊记者近日就“重读论语”的问题，对他进行了访谈。

　　为什么要提倡重读《论语》？


　　问：钱先生，您是近年来提倡重读经典、是主张要重读《论语》最不遗余力的学者之一，国学典籍浩如烟海，您为什么最注重《论语》？


　　答：我认为，提倡读《论语》是当前国学教育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近年来“国学热”兴起，民间学习国学的热情高涨，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学习活动，尤以近年学习《弟子规》的活动最为广泛，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你知道，《弟子规》属于蒙学或小学范畴，是入门之初步，《弟子规》所据的是《论语》。《论语》一书本文末尾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明确指出了只做到孝悌谨信，爱众亲仁的不足和学习经典的必要。所以，普及国学教育，尤其在中小学中教授国学的内容，可以从《弟子规》始，却不可于此止。在《弟子规》学习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需要按照“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要求，进一步学习经典。首选的经典应该就是《论语》。


　　问：您认为弘扬中华文化，落实到普通人，核心应该是什么？


　　答：落实到普通人，核心就是如何做人，《论语》是儒学最重要的经典，其中包含了儒学的基因，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建设精神家园，核心问题是回答为什么活着？怎么活着？做什么样的人等问题。《论语》思想的核心，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就是讲做人的道理。所以，《论语》是落实“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精神的首选必读书。从这个意义上讲，《论语》也首先应该读。


　　读《论语》，就是要学做人


　　问：您所提倡的“读《论语》，学做人”，具体内容是什么？


　　答：我想它应该包含着两层含意：一是学做人的首选读物是《论语》；二是读《论语》的目的是学做人。《论语》所讲为人之道，核心是“仁以为己任”，“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它提出和回答了人生的两个基本问题：精神生命和物质生命的关系，群体和个体的关系；要求以精神生命为上，把个体作为群体一分子，在为理想社会而奋斗中实现个人的发展；义以为上，群己统一，这两项核心价值，集中到一点，就是“以天下为己任”。这一人格追求为世代中国人所继承，成为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思想基础。民族精神随时代前进而不断取得新的时代内容，而其思想基础、核心精神是一贯的，抗震精神、航天精神，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表现和发展。读《论语》是培育民族精神不可缺少的一环；不读《论语》，不了解《论语》中的为人之道，难以深刻理解和传承弘扬民族精神。《论语》为人之道的核心精神，也为当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所需大力提倡。在经济全球化，多元文化激荡的环境下，发达国家流行的个人至上，物质利益第一的价值观泛滥，影响、侵蚀着人们的思想以至整个社会生活。读《论语》学做人，正是要大力提倡义以为上，群己统一，“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抵制个人物质利益至上价值观的影响。


　　学术与时代要结合起来


　　问：如果上升到培育民族精神和文化复兴，您认为重读《论语》在这方面有什么益处？


　　答：培育民族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读《论语》学做人是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一环。《论语》所讲的为人之道，义以为上，群己统一，“以天下为己任”，和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要有高尚理想，把一生献给人类最伟大的事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等，根本的价值取向是相通或一致的；其差别是在于时代内容不同。《论语》中所倡导的人生价值观，也是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基础。一个人如果一心为己，孜孜于名利地位、个人发展，他就绝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甚至不可能有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以天下为己任，在今天的时代条件下的具体内容，正是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问：现在读《论语》和从前的读《论语》一定是不同的，你认为，今天的重读《论语》应不应该有什么原则？如果有，是什么？


　　答：《论语》是一本传统经典，阅读它，也该和时代联系在一起。我想，如果有“原则性”的话，应该遵守这样几点：一、民族性
与时代性相结合。传承儒学精华，适应时代需要。批判、继承、发展、创新相统一。二、坚持“学者为己”，言行一致，内外一致。教者要以身教为重，学者要以力行为重。在“国学热”兴起，学习儒学渐成潮流的背景下，不免有人标榜儒学，哗众取宠，谋取名利。三、提倡“和而不同”。支持不同学术观点，鼓励开展学术批评；提倡相互批评、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人民政协报》2011年1月31日

转自http://news.guoxue.com/article.php?articleid=27330

铁骑横夺

钱逊，著名国学大师钱穆之子，1933年10月生。籍贯江苏无锡。
编辑本段工作经历
　　1952年—1953年先后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1953－1981年先后在清华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组、哲学教研组任教。1982年后转攻中国思想史。
编辑本段研究方向
　　先秦儒学、中国古代人生哲学。1982年至1985年3月任清华大学文史教研组[1][2]主任，1985年3月至1994年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1995年1月至1999年9月任所长。职称：研究员。
编辑本段主要著作
　　《论语浅解》、《先秦儒学》、《中国古代人生哲学》、《中国传统道德》（全书副主编，《理论卷》主编）、《推陈出新———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发展》《平天下--论语的处世智慧》及论文若干篇。
编辑本段校外学术兼职
　　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华孔子学会等学术团体理事。

摘录自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753806.htm

kemingqian

民族精神干吗非要和《论语》有关？“提倡读《论语》是当前国学教育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近年来“国学热”兴起---”，就冲这个，本人对国学一说，已从厌恶转为憎恨了。

铁骑横夺

如果每一个大学生都读100遍《论语》——与经典有约

作者简介：王财贵，字季谦,1949年生于台湾省台南县。台中教育大学副教授。作为儿童读经教育的全球首倡者,王财贵先生自1994年开始致力于推广事业。十余年来,在港台地区及东南亚、美国、欧洲、澳洲及中国大陆地区公益演讲千余场,推动了全球华人地区儿童读经活动，在国学普及方面具有重要影响。

　　十年来，我在台中教育大学，不管开何种课程，上第一堂课，即与学生相约：“有谁在这一学期之内，把任何一本经书读完一百遍，他的学期成绩便从九十分打起。”因为我知道，只要一个人把任何一本经典读一百遍，他必能从经典中提升其为学的能力，必定能从经典中领悟其为人处世之道，必定能变化其气质，开阔其胸襟，启发其智慧，而这些不正是“大学”教育的真正目的吗？！并且这一百遍经典必将影响其一生，所以不管上的是什么科目，给他九十分，甚至给他一百分，都是值得的。
　　2001年7月20号晚上，我在马来西亚的巴都巴辖做读经推广演讲，讲完后有一个校长表示，希望我第二天早上到他们学校做一个交流，我答应了。隔天几个朋友带我去，校长引导我们一直走，走向礼堂，我本以为是要和他们学校的老师座谈，结果不是，礼堂的门一打开，里面坐的是五六百个高中的学生。我问做什么？校长说：请你跟他们演讲。我说：我推广读经是所谓“儿童读经”，我是对父母跟老师讲教育的理论，由家长和老师教小孩的。我很少对高中生演讲，高中生也不适合听我的演讲。校长说：我们都准备好了，怎么办？我不得已，就勉强上台了。我很老实，一开口就说：各位同学，依照我的教育理论，你们都没希望了！校长跟老师们，一时非常尴尬，学生也愣在那里。心里可能在问：我们都没有希望？你还对我们讲什么呢？于是，我接着说：不过，现在谁心里不服气，谁就还有希望！希望在哪里呢？很简单，你要用简便的方法赶快提升自己生命的层次！什么是简便的方法，又怎么提升人生的境界？你要读经典！经典有很多，一时读不完，但是有经典中的经典，从经典中的经典开始！中国经典中的经典就是《论语》。一个中国人，如果没有读过《论语》，简直不算个中国的读书人！他们听着听着好像有兴趣了，我就告诉他们读书的方法：拿一本论语来，不管你懂不懂，从头到尾，把整本论语原文读完。论语只不过15700多字。按说话的速度，一分钟可读200个字，这样，60分钟，也就是一个多小时，就可以读完一遍，就在书的后面画一个“一”的记号。但是一遍不够，需要再读，有空就读，每次读到哪里算哪里，下次再接着继续下去。读完第二遍再画一个记号，读完五遍就画下了一个“正”字，如果谁能够在六个月之内画下二十个“正”字，也就是读完论语100遍，他的境界就不一样了。什么不一样？第一，语文能力就不一样。第二，智慧的熏陶就不一样。到底怎么不一样法？这如人饮水，是冷是暖，没有人能告诉你，但可以想见的是：必定不一样。而且同样的文章读一百遍，所谓耳熟能详，大概就可以背诵，而能背诵，就有辞熟义透的效应。能熟透一部论语，终身受用不尽了。
　　为鼓励他们，我设了一个奖励办法：凡在六个月内，也就是当年年底前，能读完论语一百遍的人，我就送他一幅我的书法，并且声明：我的书法是“无价之宝”——因为没有人要买。要和我约定的人举手！那五六百高中生，你看我，我看你，没一个举手，等了好几秒钟，终于在后面有学生——全场唯一的学生举手说：我读。我叫全场给他鼓掌，我很高兴，只要全世界有一个人读，孔子就不会死了！
　　奇怪的是，演讲结束后，我们要上车时，后面跑来了一二十个学生，围住车子，问哪里可以得到论语，他们也要读。我问：刚才为什么不举手，学生们说：不好意思！“做好事也不好意思？”我想这也可以算是中国人的美德吧？
　　本来，对于读经教育，我是鼓励儿童把整部经典全文背诵的，但十三岁以上的大人，很难叫他背，就这样读吧，把《论语》读一百遍，必定有重大的收获。后来，锺积成先生在马来西亚推广儿童读经的同时，到处宣扬成人的“论语一百读经法”，每场演讲都少不得问：在座的谁要和王教授约定，半年之内读完论语一百遍，请举手！听到的人，都纷纷表示愿意参加，名之曰：“与王教授有约，论语一百”。到现在，真的把论语读完一百遍的人已不少。读过的人，有一个共同的心得：“愈读愈高兴，人生恍然有了方向。”
　　2010年寒假前，北京读经教育推广中心的周语欣主任在和北大国学社的同学在座谈过程中，提及“《论语》一百”的诵读方法，同学们很感兴趣，决定在这个寒假“与王教授相约”，集合起来，一起将论语诵读一百遍。几位热心的同学将消息发布在网上，引起全国大学生的关注，最终，有来自广州、河南、天津、北京等十余所高校的同学共60人参与了“相约《论语》一百”冬令营活动。
　　一位同学在心得日记中写道“……一个月不停地读，不停地读一个月，我不厌烦吗？是的，我没有，我很诧异，不仅我没烦，其他的同学居然也都没烦，不仅没烦，而且越读越高兴，读得上了瘾！为什么会有如此的结果呢？首先，经典是饱含宇宙人生智慧的著作，论语尤其如此，通过这一个月的密集读经，我深深地感觉到自己以前对论语的理解太浅显了，越来越觉得我得用一生的工夫去体悟它，并且表示“现在冬令营生活即将结束，但我觉得这意味着我们真正的读经人生的开始。我自己从论语中受益了，我想让更多的人也有收获，因此号召更多的人读经也会成为我以后人生的一个主题！”
　　在十余年的实践过程中，我渐渐发现，在大学生团体中倡导读书风气，往往收效甚佳。因为，大学生是时代的骄子，未来之希望。大学阶段，是一个个体生命最容易彷徨、失落、沮丧、孤独的岁月，也是一个个体生命寻求方向、激发志气、砥定人格的关键时机，而一个个体生命能否挺立自我、畅明笃定的航向人生旅程，端赖当下一念之自觉。我们希望，每一个有理想的年轻人，都能够从圣贤的智慧海洋中汲取活力。 《光明日报》（2011年1月31日15 版）

转自http://news.guoxue.com/article.php?articleid=27325

kemingqian

“一个中国人，如果没有读过《论语》，简直不算个中国的读书人！”

为什么呢？有没有一本美国人、日本人或印度人没有读过，就不能成为那些国家读书人的书呢？或者，一个西藏或蒙古人，也一定也要读《论语》才能成为中国的读书人吗？不读《论语》，爱读《圣经》、《古兰经》的中国人算什么？

铁骑横夺

上海即将推出国学经典《弟子规》活报剧
（中国青年网）

近期两则新闻已成为全国上下关注与议论的热点话题：一是北京市教委第一本国学经典的地方教材《〈弟子规〉新解》将于今年新学年到来之际在各中小学校全面推广；二是一尊高达9.5米、象征着九五至尊的孔子塑像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国家博物馆前拔地而起。这两起事件不约而同地向全世界释放出一个信号：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终于得以回归。
　　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也在积极顺应这股国学热、传统文化热的潮流，担当起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历史重任。日前，记者在“弘扬国学、感谢有你”新春联谊会上获悉，为传承和弘扬国学精萃，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由中华文化协会国学专业委员会拟将《弟子规》的90句1080个字的内容用通俗易懂、形象生动、当代孩子能够欣然接受的现代语言及网络流行语编写成剧本，于国学经典中注入鲜活时尚元素，聘请沪上儿童剧团加以演绎，使人物漫画化，动作夸张化、演出不拘一格，并穿插宣传性的评论。计划2011年在上海各区的少儿活动中心、市中心大型街头广场、社区广场以及中小学校园内等场所演出。
　　据悉，上海市区教育、文化以及培训机构等纷纷表态，大力支持《弟子规》活报剧的推广，并积极配合使之走进校区、走进社区。以推崇和践行孔子“因材施教”理念而发展起来的个性化教育的新秀--上海龙文教育主动为《弟子规》活报剧走进校区与社区提供资助。
　　中华文化协会会长范光陵博士表示，《弟子规》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凝聚着儒家千百年来的处世哲学与生存智慧。它是一把尺子，为我们量体裁衣，规范我们的言行举止；它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身上的不足，涤除思想上的尘埃。
　　我国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的第76代裔孙、品牌策划大师、国际儒商总会秘书长、《弟子规》活报剧的总策划孔令文先生指出，将国学经典《弟子规》采用与时俱进的方式，在演出活报剧的基础上制作成动漫视频广为传播，这样既可以避免诵读时的枯燥乏味，也便于广大公众对《弟子规》形象化的理解。
　　上海市文史馆馆员、著名诗词大家姚昆田先生评价说，通过活报剧这种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广《弟子规》，使公众在艺术欣赏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教育，有助养成良好的为人处世习惯，帮助他们树立积极、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我们相信，这种新颖独特、寓教于乐的《弟子规》活报剧及动漫形式，一定能够在“国学热”的今天迅速风靡大江南北，受到国内外孩子以及家长们的热烈追捧。

转自http://news.guoxue.com/article.php?articleid=27276

去意无边

把《论语》和党的十七大、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大概是这年头最牛的混搭。到底是和谐社会，“既生亮，又生瑜”，“修正主义”到了顶峰。

铁骑横夺

汤一介：不要把儒家意识形态化　

“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很严厉的。”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人物之一、北京大学的前校长胡适曾这样说道。

　　世事何其难料。
　　“五四运动”中健将林立、旗手迭出的北京大学，如今却成了儒学复兴的一个重镇。距今不过91年时间，“孔家店”又重新挂牌开张了——继2000年成立国学研究院之后，2010年夏天，北大又成立了儒学研究院。主张文化多元共存的中国儒学大家汤一介先生成为首任院长。他有幸一反先贤辈们的旧有的去儒化路径，在83岁的古稀高龄为儒学的再度滥觞磨砥刻砺，披挂上阵。
　　我们这个访问，自汤先生履任时开始邀约，直到朗润园荷塘残败、万木萧疏，为深冬笼罩，才得以进行。某种程度上而言，他的繁忙，也可以视作历史文化的承担者的身影在现实世界里的存在。在这纷扰的当下，他正带领一批学者为重新确认在历史上曾是中国主流文化的儒家思想寻求更多新的诠释与新的方向。

不是“复古”，而是“创新”
　　《南风窗》：为什么会成立一个专门的儒学研究院？
　　汤一介：2002年，我当时提出了编纂《儒藏》，教育部就批准了，相应地在北大成立了一个机构，叫儒藏编纂中心，光搞编纂不行，得要搞研究，而搞研究就得有大课题。60多年了，从我们国家来讲，在人文社科方面，对人类文化研究没有出现震撼世界的有重大意义的理论，所以我还是继续向学校提出，是不是成立一个研究院，专门搞研究，而且这个机构主要是搭一个研究的平台，应该能做一些理论上的突破。
　　有人反对这个事，原因就是说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当时是打倒孔家店，那么你现在又在北大成立儒学院，是不是要否定北大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这样一个形象呢？反对最激烈的是中文系一位教授。我认为这是对建立儒学研究院的误解。任何民族都不能人为地割断其历史文化。我们建立儒学研究院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创新”，是希望把我们这个有5000年文化传统的文化复兴起来，实现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变。从文化上说，要“反本开新”，“反本”是要了解我们自身文化的真精神，“开新”是要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形势而更新自身文化。“反本”才能“开新”，“反本”更重要的是为了“开新”。

　　《南风窗》：那您怎么评价五四运动这样一段历史？
　　汤一介：我们从我国近代历史上看“五四运动”，它对中国社会是一次启蒙，意义是重大的。现在有人全盘否定它的意义，我觉得是非常错误的。你必须承认它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有非常大的作用，我们近二三百年为什么发展得比较慢？不能说我们原来的制度和支撑我们原来制度的那些理论、理念，没有非常致命的弱点，不能不承认这个事实。所以“五四运动”那么冲一下，甚至是冲得过分一点，那也是必须肯定的。因为我们从鸦片战争开始总是挨打，国势一天不如一天，那当然我们有一些知识分子就会考虑到，为什么人家会比我们强呢？我们为什么会积贫、积弱呢？一定是有它的问题所在。所以就觉得过去的都是不好的，就需要全盘否定它，有这样的情况也可以理解。

　　《南风窗》：这样一段历史是否真让中国人丢掉了自己的出处，抹掉了身上的文化印痕？我看那时候比较极端的像胡适就提出来要全盘西化。
　　汤一介：我们也不能说那个时候只有一种思潮，别的思想还是存在的，一些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还是有的，像梁启超、梁漱溟，还有1935年有10个学者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到抗战中间，像冯友兰也还都是想怎么来振兴中国文化的，从这个角度看，“五四运动”以来在我国一直有不同的思潮，不过就是有的思潮力量非常大，有的力量不太大。

　　《南风窗》：现在重新把儒学翻出来，那岂不是绕了一个大弯，又折回去了？这能说是把断掉的传统重新接续起来么？
　　汤一介：可以这样讲。一个方面，是绕了一个很大的弯，另一方面讲，“五四”是可取的，“五四”那一段时间中国空前活跃，从20年代后期到30、40年代，为中国人文学科留下一些东西的，也就是那一段。也许这个大弯也是必要。因此才有王国维，陈寅恪，还是留下了一些东西给我们。后来的“文革”，破四旧，企图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可是（传统的东西）也没完全断掉，有些传统社会中的糟粕反而发展得更厉害了。有很大的问题，好的断了，坏的反而发展了。把一些寺庙也毁了，书也烧了，可是发展到极致是什么东西？是一句顶一万句，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已经达到极点了，历史上还没有这样严重的状况。它一方面否定了一些东西，一方面又把中国传统中很不好的东西发挥到极致，有这两面的问题在。它不是没有原因，那时有人讲“无法无天”，怎么能“无法无天”呢？总得有法吧，有规则、有规矩吧。没有天，这不就把自然界全部搞乱了嘛。所以“文革”对中国社会的摧毁非常非常大。

“人权公约”和“责任公约”
　 　《南风窗》：那您认为儒学会有一个复兴的机会么？
　　汤一介：儒学是可以有一个复兴的机遇，这是由于经过了西学100来年的冲击，使得我们有些知识分子在反省自身的文化传统中，逐渐知道儒学哪些是可以继承和发挥的，哪些是应该扬弃的，这应该归功于西学的冲击，不然我们还不大容易知道我们自己的文化缺点在什么地方。现在世界又进入一个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就更需要反省自己的问题，所以费孝通讲“文化自觉”，必须系统地了解文化的来源和文化发展历史，它的优、缺点以及今后的走向，应该在建设现代化的社会实践中自己去了解它。
　　我们现在首先还是要解决一个现代化的问题。但是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科技问题，还有精神世界的问题。现在我们的社会确实没什么信仰和理想。社会太注重钱和权了。最近我注意到先秦这个“礼”，我觉得还是有它可取的东西的。《礼记》的《坊记》，说“君子礼以坊德，法以坊淫”，礼是防止道德的堕落的，法是防止做坏事、扰乱社会。贾谊讲礼是防患于未然，法是已经发生了罪恶，就要受到惩处。现在是不是可以注意研究一下传统社会里有一个“礼法合治”的问题？你从《汉书》来看，它的刑法志和礼乐志是两个志，都是把它们作为制度来看的。
　　中国社会里头，在过去“礼”是一种制度，不仅仅是道德规范和观念的问题。我们现在学西方，当然是很重要的。他们的法，我们是搬过来了，但我们把“礼”全丢了，不行。还应该考虑怎么建立起来这个“礼”。现在社会常有乱象发生，是无序的，今天立一个法，明天立一个法，都是解决具体问题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人的信仰、人的精神世界问题没有解决，那怎么行？

　　《南风窗》：也就是说，儒学中的一些思想是可以用来解决现世的问题的，它可以在不同时代和社会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一些作用？
　　汤一介：现在不仅中国，西方有些学者也已经看到中国文化中有普世价值意义的思想资源了。比如法国有一位81岁的学者，他说西方以人文主义为基础的人权观念，发展那么长时间，也有好多问题没有解决，他说我们能不能从中国思想里得到一些启发？他提了三个问题，一个就是天人合一的观念，一个就是远神近人的观念，一个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
　　他第一个观念的意思就是人权问题可以解决人的自由权利是不能被剥夺的，这样才能发挥人的智慧才能，但是人还有对自然的关系的问题，权力不能大到去破坏自然，摧毁自然，这是不行的。人没有这种权力，没有毁灭这个地球的权力。远神主义是说，宗教有一种整体主义的思想，可不可以用远神近人的思想来补充，因为上帝创造了世界，很美好，之后谁来管它啊？人就要负责来管它。可是上帝把世界创造好了，人没有很好地管这个世界，老破坏它，所以中国这种远神近人的观念是不是有点儿意义？就是神已经做好了，必须由人来负责任才行。四海之内皆兄弟，是一种天下观思想，现在每个国家都是在考虑自己国家的利益，然而中国儒家文化的传统是追求“天下大同”。没有一个天下观，没有一个人类整体的想法，是不行的。儒家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的目标是“天下大同”。
　　我们也曾跟法国学者讨论过，现在可不可以在“人权公约”的同时，提出一个“责任公约”？如果有一个“责任公约”，就是要互相负责任，也许更好一点。他们也注意到了儒家这个“礼”，就是孔子讲的“礼”，先秦的这个“礼”，有一个方面就是讲人和人有个对应的关系，父慈子孝、君义臣忠、兄友弟恭、夫义妇听，这都是不可分割的一对，你既有权利，又应该有责任和义务，才可以，这一点比较好。
　　如果说儒学还有好的地方，就是它对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一些可以利用的思想资源吧。可以对这种思想资源做点现代的诠释，发挥一下。

　　《南风窗》：现在植根全球的孔子学院，算不算是一个儒学复兴并重新进入官方话语系统的象征？有助于中国的崛起？
　　汤一介：我反对“崛起”这两个字，这两个字让人害怕。你说和平发展不就完了嘛。2003年之前，我有很多时间去国外，在那里，没有多少人了解中国，特别是对中国的文化，除了少数汉学家。因此设立一些孔子学院，让外国人了解一下中国文化和历史，当然应该有积极的作用。
　　但是我也去过好几个孔子学院，去看看，有的地方也去讲讲。他们的反应不一样，韩国觉得孔子学院设不设没关系，他们说我们懂中国语言的人已经很多了，你们要做的话就讲中国文化，不要仅仅是语言。像北欧，我参加了那一片4个国家的汉学会议，他们有的地方像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孔子学院，作用大一些，发挥好一点，奥地利的孔子学院活动开展得比较好，有的地方也没有太多活动（因为虽然中国把它建起来了，可是我们也没有太多的财力去做太多的事情，还需要跟他们合作才行，如果他们当地多投点资金，就可以多开展一点活动），有的孔子学院无非就是打太极，功夫，舞蹈，书法，语言，当然这都必要，但不够。应该告诉他们中国的历史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还有儒家、道家，还有不同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孔子学院）要更中国化一点，才行。德国歌德学院并没建这么多，少很多很多，他们办得也不错，我们的孔子学院现在差不多300个了。
　　孔子学院建设好了应该能起作用，但能不能建设好我不知道。

和谐为体，中庸为用
　　《南风窗》：儒的东西得到重扬，是不是可以推进中国的软实力建设？
　　汤一介：我写文章从来不用“崛起”、“软实力”这种词，有些人写了软实力的书，让我作序，我拒绝了。我觉得那都是由西方传过来的东西，我就是搞学术的，我不掺和。孔子学院请过我，现在要把五经翻译成八国文字，我是他们的五经翻译学术委员会的成员。这个东西我也不大感兴趣，学者还是做学问。太多参与，不好说话。
　　我觉得学术就归学术，比较好。儒家，我不主张它意识形态化，最好把它看成一种学术去讨论，讨论到大家都觉得这个不错了，作为一种精神自然就接受了。

　　《南风窗》：您以前讲过，并不赞同“政治化的儒学”，虽然历史上这是一种现实，却是值得批评的。问题是，为什么几千年间，杰出人物无数，历史却唯独选择了孔子他们那个群体的一套东西？
　　汤一介：孔子应该讲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光从论语上看，他讲的非常深奥的大道理并不多，都很平实，但意义深远，需要人们用一生的时间来领会，来身体力行。如果我们注意在《礼记》中孔子的话，在《孝经》中孔子的话，先秦留下的很多材料，都说是孔子说的，翻开都是孔子曰或子曰，特别我们最近出土的文献也发现一些东西，比如孔子论诗，对这些材料都应重视。但是，这是需要认真分辨的，看看哪些真是孔子说的，哪些是后人加在孔子身上的。
　　孔子本来是人，很人性化的。在先秦，还没有把他树立到后来那种样子。墨子的弟子就说，像孔子这样有学问、有道德的人，应该做王啊，为什么没有做王啊？我看，如果孔子做了“王”，也就没有孔子了。后来专制王朝的时候，皇帝就把他自己变成一个内圣外王，已经是王了，他是圣王啊，对不对？而且是奉天承运，皇帝是天子，那么这个天子就应该有一个天子之师，就是国师，这就把孔子抬到至圣先师文宣王至上至高的地位了。树立起这样一个形象，把孔子更加意识形态化了。我认为，这对孔子并不好。
　　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化的儒学确实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正面影响，我们一个改朝换代，有的比较好的就是三四百年，那么长的时间，它大体上为什么可以稳定呢？我想不能说儒学一点作用也没有。任何专制社会，都需要一套教化来维持它的统治，当时就是利用儒家的思想，当然也利用道教和别的，主要是利用儒家多一点。西方也是一样，中世纪也是个专制社会。它用什么做教化的？就是基督教，他们是要维持神权统治或王权统治，中国就用儒家。当然政治化的儒家是会使儒家可贵的精神有所丧失，而起着负面的作用。

　　《南风窗》：在那个时候，是不是儒的东西更加适合中国社会的现实？
　　汤一介：儒家有一个观念被他们利用，就是天下观念，而不是一个国家观念。皇帝是天子，管的是天下，儒的天下观适应它的大一统的要求。《大学》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天下是最高要求，这个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思想当然更早了，《尧典》就讲“协和万邦”，当时那么多诸侯邦国，甚至部落，他就是要协和万邦成为一个共同体。中国自秦汉以来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儒学比较适合这个要求。以前中国有这么个特点，以专制为体、教化为用。
　　现代社会，起作用的是天赋人权，目的就是使每个人的才能、智慧得到充分发挥，这样就有自由经济、自由市场、自由思想，那么谁来保证这个自由得到发挥呢？它是由民主制度来保证的。所以严复讲西方社会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我认为这不是西方社会特有，是人类社会特有，人类社会要进入现代社会就应该是这样。我们能不能设想在现代社会之后，有个后现代社会？我曾讨论过这个问题。假如前现代社会是以“专制为体、教化为用”，现代社会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后现代社会可不可以是“和谐为体、中庸为用”的一个社会？这当然是构想，要做大量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才能成立。我想最好是放开了让大家来讨论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什么问题都应该让大家充分讨论。

　　《南风窗》：以儒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再发掘与重振，有没有可能弥补我们这个社会的某种后天的文化弱势心理？我们看起来应该还是一个文化弱国，这与传统文化的失势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传统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并且如何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地位与感召力、吸引力？
　　汤一介：你说得对，我国现在还是一个文化弱国。我们的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的理论大体上都是搬用西方的，自然科学理论也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建国60年了，理应在各种学科中都有我们创造的重大理论，但是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创造震撼世界的理论。我认为，这是由于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把传统丢掉了，没有自信了。自然科学我不懂，不能说什么，但是人文学科在我们的儒家文化中不能说没有可以继承的东西。因此，我们首先应该恢复自信心，相信我们的文化中，特别是儒家文化中有可以为世界各民族接受的价值。这样，我们才可以和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各国平等对话，共同为人类社会的健康合理发展作出贡献。
　　本文摘自《南风窗》2011年第2期，原题：《不要把儒家“意识形态化”——专访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院长、中华孔子学会会长汤一介》

转自http://news.guoxue.com/article.php?articleid=27254

李大兴

脑袋进水的人何其多也！

kemingqian

我国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的第76代裔孙、品牌策划大师、国际儒商总会秘书长、《弟子规》活报剧的总策划孔令文先生指出---铁骑横夺 发表于 2011-2-10 11:57

有人提倡爱孔是为了思想统治，有人提倡爱孔是为了钱，说来说去，都是各怀鬼胎，把老祖宗的好东西都给糟蹋了。

铁骑横夺

毛泽东邓小平入选中国文化符号 专家：调查很规范

乔燕冰    中国艺术报

王一川：厚古创今，倾力建设现代中国新传统

　　日前，由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王一川教授主持的《中国文化符号调查报告》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并对外公布。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的一部分，这项历时半年的调查显示，在候选的270项中国文化符号中，全国大学生选出最具代表性的前10项分别是：汉语/汉字、孔子、书法、长城、五星红旗、中医、毛泽东、故宫、邓小平、兵马俑，而现代和当代文化人物、文学形象、科学家、当代新科技等文化符号的认可度普遍落后于传统文化符号。大学生缘何如此“厚古薄今”？这种现象对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意味着什么？“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之一王一川就这些问题向记者作出了解答。

厚古创今的当代文化建设原则

　　记者：由您主持的《中国文化符号调查报告》，可以说是以大学生为蓝本绘出的一张中国文化表情图。“大学生眼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主要集中在传统文化、政治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符号上，而现代文化符号的承认度却很低，这种“厚古薄今”现象的根源是什么？能多大程度上代表国民的文化认同？


　　王一川：您用“以大学生为蓝本绘出的一张中国文化表情图”来形容我们这次调研，很给力啊！首先要看到，这种“厚古薄今”现象其实不仅发生在大学生当中，而且发生在各个国民群体中。相当一部分国民甚至认为古代中国才是有价值的，而当代中国没啥可取之处。根据我们正在进行的调查，外国居民也同样存在这种相近的偏见。我个人认为，这种现象的根源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方面，与古代中国历经数千年发展演变而自成独特的文化典范不同，当代中国才仅有几十年历史，还是新生的和稚嫩的，它的独特文化风范还有待于进一步展现和走向成熟。另一方面，无论中国居民还是外国居民，往往存在一种似乎已经颇为坚固的传统偏见，就是古代中国才叫中国，当代中国不叫中国，而是模仿西方体制而形成的，缺少中国风范。这样两方面合起来，使得“厚古薄今”的偏见至今仍有顽强的影响力，改变起来不容易。当然，进一步看，这种现象的出现，还是与我们的文化教育、文化传媒、文化产业等的宣传教育有关。也就是说，上述“厚古薄今”偏见其实并非自然而然地生成的现象，而是一种长期文化建构的产物，是由我们当代的教育、传媒和产业等合力“塑造”成的。这种“厚古薄今”现象决非自然物而是文化建构物。您看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大型文艺演出，其中的中国文化风范演示是很精彩的，效果被视为“无与伦比”。但同时，我又感到一点美中不足：它们所展现的更多地属于古典中国而非现代中国。这一点，也可以用“厚古薄今”来衡量。这其实也已经有不少论者指出来了：与古典中国文化符号被展示得博大精深而又魅力无穷相比，这两场演出中，为什么没有多少现当代中国符号被展示出来？

　　记者：我们应该如何扭转这种趋势呢？

　　王一川：要扭转这种趋势，根本的一项工作是加强当代文化建设，而在此基础上，与此同时进行的，还要靠我们的文化教育、传媒和产业的宣教作用。我希望能推行这样的文化建设原则：厚古创今，即是在厚待古典遗产的同时倾力开创新的生活价值系统。我们既要从古代中国文化吸纳丰厚的传统养分，又要从当代中国生活激流中创造性地获取活的资源。我这里的厚古创今原则包含至少3层意思：一是厚古，就是充分地厚待和尊重古典中国遗产，大力推进它在现当代生活中的创造性转化；二是创今，就是大力开创当代生活的新价值、新风范、新符号；三是让两者结合及交融起来，在厚古中倾力开创新的生活。

大学生的双重文化人格问题

　　记者：这项研究还进一步提出了当代大学生具有一种隐形的双重人格及流体型文化人格，传统与现代文化似乎在大学生主体中出现了内在悖反，比如他们认同书法却可能并不懂书法艺术，他们喜欢流行音乐却并不一定认同它的价值，他们在尊崇传统的同时追逐流行。作为国家文化认同的精英群体和未来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大学生的这种悖反，对中国文化继承与发展和软实力的提升意味着什么？

　　王一川：实话说，当我们根据调查分析而进一步提炼出这一概念时，我的心情是十分复杂难言的。大学生们的选择表明，他们在填写问卷时，是在普遍地抑制自己的日常感性喜好而竭力伸张内在至高的理性取向。对于这种选择，如果单从问卷中反映出的他们积极主动的政治觉悟和应有的文化水平看，那是可以得出“他们是让人放心的一代”之类乐观结论的。但是，另一方面，他们那些被抑制的日常感性喜好平时又该怎么办呢？往哪里释放和对象化呢？例如，当大学生内心狂热地喜欢着周杰伦，却偏偏要抑制自己而理性地选择孔子时，他们的内在灵魂在经受怎样的熬煎或痛楚？也许，他们多年来对于此类问卷或习题，早已习以为常了，一点也不存在内心煎熬或痛楚？不管怎么说，我想我们已经和正在接触到一种内在地分裂或冲突的隐性的文化人格状况。不妨做个对比：对于我们77级、78级一代大学生，我们那时的文化人格是内外一致的，内心喜好与外在张扬几乎趋于一致，属于一种固体型文化人格，简称固体人格；而今天的大学生的文化人格却是内在地分离的，内心喜好与外在言行可以相互分离和共生于一体中，属于一种流体型文化人格，简称流体人格(或液体人格)。30年过去，大学生的文化人格发生如此大的转变，令人感慨万千。

　　这样的流体人格状况显然会对中国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产生影响。但真正重要的是，我想，在我们当今社会中，拥有这种双重文化人格的人群难道仅仅只有大学生群体？难道不包括更早的中小学生以及更晚的在职群体？今天的社会中，有多少人是带着这种双重文化人格生活着而不自知？重要的不是只盯住大学生群体，而是通过他们进一步关注所有的人群，研究和分析他们的可能的双重文化人格状况。而这，才是当前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需要正视的重要而又迫切的问题之一。

　　还有，能否顺着这一点延伸和扩展开来，请心理学界专家对新中国成立60年来大学生乃至全民的文化人格演变状况来一次或多次调研分析，进一步分析大学生文化人格在各个历史阶段的状况及其演变规律？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当然只是提议罢了。这样的调研由心理学专家来做才真正具有权威性。我们只是借助这次课题调研，提出一种需要进一步证实的假说罢了。

　　记者：我了解到，随着大家对这项调查报告结果的了解，也相应产生了一些质疑，比如有意见认为该调查只针对部分地区的大学生，这样的调查范围局限使其结果不具有广泛性、公正性、合理性和权威性，也有人认为孔子、长城以及毛泽东、邓小平等作为文化符号，已经受了历史的涤荡，用不着貌似谨严的课题项目承认才成为文化符号等，您如何看这些意见？

　　王一川：我们所做的不过是一次调查而已，不可能从中引申出更多。但需要指出的是，您从我们发表于《当代文坛》2010年第6期的调查报告原文可以看到，我们是严格按照调查研究的规范来做的，即是以科学抽样的方式来做调查的，抽样范围涉及东西南北中不同地域的大学以及不同层次、不同学科、不同性别的大学生，等等。单就大学生群体调查来说，我们是严谨地操作的，应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公正性、权威性。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做的毕竟只是当前在校大学生这一有限群体的抽样调查，而真正完整的和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观调查，则需要扩大到在校中小学生、在职人员、市民与农民等不同的群体中去进行，而那是另外的远为复杂的调查了，仅凭我们课题组是远远不可能承担的。其实，我们课题组在着手这项调查之前，对大学生究竟会有怎样的选择是心里没底的。我多年在大学教书，感觉越来越不了解现在的大学生。他们是否都会不约而同地去选择周杰伦、吴彦祖等流行符号而非孔子、汉语、鲁迅等？去年大学生电影节期间发生在我们学校的一件事给我印象极深：我们组委会的同学们在北国剧场搞了个某某影星与粉丝见面会。由于以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更是事先对粉丝的狂热度严重地估计不足，没想到引来许多热狂的大学生，尤其是女大学生。她们争先恐后地蜂拥向前，渴望与偶像面对面地亲密接触，不顾一切地冲击、欢呼、尖叫，几乎挤出一场事故来，搞得我至今仍心有余悸，发誓不敢再同意组织这样的活动了。但或许就是她们中的一些大学生，很可能在填写中国文化符号问卷时，却高度理智地不会把这个偶像选进去。

　　至于您提到的，有人看到我们现有的调查结果就想当然地以为“已经过了历史的荡涤”而属多此一举，并断言“用不着貌似谨严的课题项目承认”。其实那是一种经不起反驳的误解。在没有见到这种确切的调查结果之前，我们凭什么能够事先认定“孔子、长城等作为文化符号，已经受了历史涤荡，去伪存真”？我们凭什么认定它们就是人们乐意选择的中国文化符号？单纯的理论推断能够服人吗？这至少说服不了我。我们需要一种严谨求实的科学依据，即便是抽样调查这种相对合理但仍然有限的科学依据。没有科学依据怎么断言什么东西“已经受了历史荡涤”？

　　当然，更需指出的是，课题组的调查所重视的，不仅是大学生究竟选择了哪些中外文化符号这一点。而同样重要的是，他们的这些选择行为背后究竟披露出怎样的异同及相关的丰富信息。例如，当大学生选择孔子、长城、毛泽东、邓小平等文化符号时，是否体现了地域、性别、年龄、学科、大学层次等之间的差异？我们关注的是选择行为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我们这次提出的大学生的隐性的双重文化人格问题，包括“固体人格”与“流体人格”之分，就是调研中预先无法预料而又合理的收获之一。

国民艺术素养关乎文化软实力

　　记者：您在2009年就曾呼吁要重视国民艺术素养研究，并建议从艺术素质教育转向艺术素养教育。能否谈谈这种转向的内涵？

　　王一川：我之所以提出要提高国民艺术素养，并且把这看做当前艺术活动和艺术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原因主要在于，我们的国民群体还在单纯地用“真实性”、“典型性”等传统美学原则去鉴赏当前艺术媒体与艺术界，而不知道当前艺术媒体及艺术界早就懂得了如何以其丰富多样的虚构、变形、夸张、幻想等修辞手段去征服他们从而实现自己的意图。提高国民艺术素养，首先在于提高他们对于艺术媒体及艺术界的清醒的理性辨识力，养成识别各种修辞手段的艺术素养，减少上当受骗的概率。应当先辨识真假而后鉴赏审美，而非先鉴赏审美而后鉴别真假。这种艺术辨识素养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调整的，用中国传统术语来说，是长期养成的，不断地濡染而成的。所以我主张用“素养”代替原来的“素质”概念。

　　记者：您曾首次提出并深入探讨艺术学与美学的一个新关键词——艺术公赏力，并一再指出国民艺术素养提高的一个最重要任务就是如何使国民具备“艺术慧眼”，即拥有高度的艺术公赏力，并强调说这也正是艺术软实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必要成为当代艺术学研究的新的重要课题，您如此重视艺术公赏力原因何在？

　　王一川：提出艺术公赏力，就是要促进社会公共鉴赏力的生成。艺术不再只是属于个人或特定人群的特殊神圣物，而是属于公共领域中的共享对象，或者说“公器”。这样，艺术就应当经得起公共领域的争议、评判和检验。而公民或国民也应当主动地承担起以其独立的“艺术慧眼”去辨识、鉴赏、评判艺术作品的任务。

　　记者：您在2010年世界美学大会上提出，我们今天的进步是以当下“文化的物化”为代价的，此次研究成果中大学生对当代文化符号和文学艺术的相对漠视与当前“文化的物化”趋势是否有直接联系？如何理解当代艺术的物化现象？

　　王一川：应当讲，这次调查结果同“文化的物化”现象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至少我目前还没有看出来。这说明，一次在校大学生抽样调查结果所能说明的东西毕竟是有限的，不能什么都往里面装啊！当代艺术的“物化”现象，应当说是同全球范围内文化产业、艺术生产的普遍的“物化”大趋势密切相关的，这要从全球范围内来看。例如，一部《阿凡达》就在世界各国都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3D电影热潮，可见全球化决不只是一种理论概念，而就是实在的艺术生活或文化生活了。《阿凡达》凭借3D技术显示了高超的“物化”力量，在技术层面强化了这种文化的“物化”可能性。我们今天已经不可能完全选择从外部去抵抗“物化”的天真做法了，也就是不可能置身事外地去反抗“物化”。而只能置身在“物化”激流中去抵抗“物化”、反思“物化”，借“物化”之力去抵御“物化”。这种难度可想而知，但也是可以做的。

　　记者：面对全球化浪潮，提升文化软实力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如何处理民族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歌德曾言“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许多人强调要提升国家软实力，就要依靠民族文化，复兴传统，但同时很多人坚持只有西方的、现代的才是世界的，如何在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平衡自己，“外塑形象、内强素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面对这一问题，我国文学艺术如何应如何选择？

　　王一川：您引用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名言，坦率地讲，这太容易引起误解了，我对它一直是持质疑态度的，今天来引用一定首先要小心它所布下的逻辑陷阱。它把“民族的”与“世界的”对比或对立起来看，这本身就值得商榷，甚至可以说已没有多少道理了。因为，在现代全球化条件下，“民族的”往往就是在“世界的”或“全球的”这类巨大压力中被强化、逼迫出来的，同时也是在“世界的”趋势中拯救似地被抢救、张扬出来的，而“世界的”也往往是在同“民族的”相比较意义上来说的。它们之间与其说是本体上的差异关系，不如说是本体上的对应关系，就是一个是在同另一个相比较或对应的意义上而存在的，彼此之间在存在上是内在地相互关联的，当然其中可能包括情感与想象上的认同等内涵。

　　还有一点也需要指出来：“民族的”与“世界的”之间的关系是可以历史地变化的。历时地看，以往外来的“世界的”东西在历经漫长的本土化以后，在今天也可能早已变成“民族的”了，例如佛教及其衍生的文化传统，例如敦煌壁画、大足石刻、少林武功、千手观音等，它们在今天难道不正被视为“民族的”文化的当然组成部分，并频频吸引国内外观众吗？但要知道，它们在进入中土的起初，也曾被视为外来的或“世界的”而遭遇排斥呢。所以，我们不能把“民族的”与“世界的”这两者简单地对立起来看，在今天尤其要看到的是，它们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生硬地分开了。当前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但至少可以说，全盘西化或复归于古代，都不足取，也不可能。我自己比较倾向于提倡的是，中国艺术应当走现代新传统的道路。我们的文化选择和艺术选择，应当既是现代的而非古代的，同时又是传统的而非西方的，因而是现代生成的中国新传统。我们的文化艺术应当走现代新传统的道路。不能一提起传统，心眼里就只有古典传统而没有现代传统。参酌古典传统而开创现代新传统，应当成为我们的主要任务。

文艺要给力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记者：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之一，您能否谈谈“十二五”期间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关键点？

　　王一川：我认为，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一个民族国家的生活方式、价值体系及其象征形式系统向外部释放的柔性吸引力。当前提升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按照我对文化软实力概念的4个层面理解，应当同时从4个层面做起：一是提升中国文化符号的软实力，例如我们这次调查选项中被选择出来的汉语/汉字、孔子、长城、兵马俑、京剧、胡同文化、鸟巢等；二是提升中国文化传媒的软实力，例如央视春晚、贺岁片等；三是提升中国文化制度的软实力，例如举国体制等；四是提升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软实力，例如“仁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我们现在谈论的中国文化符号软实力固然重要，但只是4个层面中的一个层面。这4个层面应当形成合力。

　　记者：“中国文化符号调查报告”阶段性成果应该说为文艺界提出了新的课题，您认为文艺界应如何调整自身，以形成提升整个民族文化软实力的强大助力？

　　王一川：在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方面，我们的文艺界已经做过很多工作，成绩显著。但同时也存在着进一步提高的问题。主要地看有两方面：第一，要转变观念。要把文艺不再简单地看成是个人审美鉴赏的对象，而应同时看成国家实力的运行手段，这就是要把文艺实力化。这个观念的转变不是简单的事情，而是要依赖于多方努力。第二，要以远大的战略眼光去采取有目的有步骤的实际行动。例如，如何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当然调查的范围、方式等还可以扩大)去有意识地生产和推广位居前列的中国文化符号？如何强化现当代中国文化符号的宣传和教育？文艺界如何自觉地在创作中弘扬中国文化符号的感召力？

　　记者：“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目前正在进行第二阶段工作，这一阶段工作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结合此研究成果，您会组织相关的后续研究吗？

　　王一川：我们的“大学生中外文化符号观调查”只是整个“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课题实施的第一阶段中的一个子课题，而且是这个子课题中的一小部分。另有若干子课题还在平行地做。第二阶段就是主要整合第一阶段各个子课题的成果，统一出一个总报告，以及若干其他附属性报告，以便结项。当然，以后还会有一些相关的后续工作可以做起来，例如中国文化符号的美学研究、中国文化符号的艺术学研究等。

　　记者：通过此次调研，您是否还有其他感想和体会、意见和建议传递给公众？

　　王一川：感谢贵报关注我们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研究，并且提供宝贵的版面平台给我们以同读者进一步交流、解释、阐发、释疑的机会。《中国艺术报》是国家最高级的艺术专业报纸，你们如此看重中国文化软实力课题、大学生中国文化符号观调查以及国民艺术素养培育，是很有战略眼光。希望你们能进一步关注和推进国民艺术素养研究，让我们的全体国民都能享受到艺术素养的濡染、养成的权利，而这正是他们的个人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也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代的国民所必需的。而对读者，我想说的是：每个公民都有权提升自己的艺术素养，养成一双艺术慧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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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骑横夺

坚决支持13位学者“关于立孔子像的几点看法”
贾 陆 英

看了人民网——强国论坛“E政广场”13位学者的联名提案建议： “立孔子像，有助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和谐文化，符合大多数国人和世界华人心愿，适应时代潮流。因此，反对将孔子像移走或拆除的主张。”我表示坚决支持，我已于2011-01-20 11:30在人民网——强国论坛“深入讨论”栏目发帖表明观点，题目是“孔子铜像亮相天安门广场是历史的必然”。这里不再重复。

附：关于立孔子像的几点看法（13位学者联名）
案由（提案主题）：关于立孔子像的几点看法（13位学者联名）
提案类别：时政类
主办（上报部门）：中共中央宣传部
协办：文化部
提案人： 倡国学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提交时间：2011-02-09 09:57:43
内容：
2011年1月11日，在北京东长安街，国家博物馆北门立起一座孔子像，引起海内外各界关注和诸多学者与网民的热议，其中一些极端观点，引起了民众的疑惑与彷徨，极易产生舆论上的误导。我们作为研究儒家文化的学者，对此涉及中国未来的重大问题，有义务进行研究，并发表自己的看法，以求教国人。
第一，立孔子像之举，符合国人心愿，适应时代潮流。中国国家博物馆门前立孔子像，绝非偶然，而是改革开放以来，调整文化战略，弘扬中华文化，建设精神家园等一系列文化建设行动中的一个新亮点和新标志。从政治上看，这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体现，表明我们已经走出了近百年来全面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误区。国家博物馆也是历史博物馆，其宗旨就是要展示中国传统文化，这里可以建立多座雕像，而第一尊雕塑，当然非孔子莫属。国家博物馆的举动，符合大多数国人、世界华人的心愿和文化发展的新潮流。当前关于孔子像的争论属于国内的文化争论；有关部门如果急于介入正常的文化讨论，甚至被少数人的极端言论所绑架，而试图将其拆除，则将在世界上产生极为不良的后果和影响。
第二，“文革”思维的影响，不容低估，它不应成为弘扬中华文化的阻力。当前网上对于立孔子像有一些反对之声，其理由不过是近代以来“反孔”思潮的重复。从“打倒孔家店”，到“文革”“扫四旧”、“砸三孔”、“评法批儒”，孔子及儒家思想遭到无情批判，对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造成严重摧残。时过境迁，历史已给“文革”以全面否定的宣判，但是“文革”思维尚需清理。围绕立孔子像引发的大讨论，应当是一场摆脱“文革”思想影响，卸下精神镣铐，更新文化观念，弘扬与建设中华文化，群众性的思想动员。
第三，要高度重视和满足人民群众对中华文化日益增长的需求。当代中国已经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但是要成为一个世界大国，还必须要有文化的复兴与之相适应。当代中国人民，从世界各国寻找精神资源过程中发现，只有依靠中华文化，才能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20余年来，全国各地学校广泛开展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与经典诵读活动，各行各业“国学热”不断升温，都表明当代国人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新需求，不是因为某些人的“炒作”所能兴起的。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兴办和迅速发展，说明孔子在当今世界有崇高的威望，他所代表的中华文化得到各国的尊重。2008年孔子“出席”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他的形象以及他所提倡的和谐理念，从鸟巢飞向世界，孔子成为举世公认的中国“文化名片”。
第四，复兴中华文化，是重建中华民族精神的必经之路。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经验表明，经济建设必须有文化的指引和支撑。当前由于文化的缺失，造成了社会上信用缺失、物欲横流、价值紊乱等等弊端，并开始威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根治这些社会顽疾，中华传统文化有着丰富而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和资源，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政以德、民为邦本、协和万邦、忠恕之道、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民胞物与、与时偕行、尚德重孝、尊师重道、自利利他、天下为公，所有这些，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对个人、对家庭、对国家和社会都起到了巨大的维系与调节作用。
第五，弘扬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前提。历史一再表明，经济成果和政治主张，都不能成为民族认同的基础，只有在自己历史文化中，才能找到民族认同，以至国民身份认同的心理依据。当前中国统一的主要任务是团结两岸四地，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文化是海内外全体华人的最大公约数。大陆是推动中华文化复兴的主体，她对于中华文化的态度与行动，与祖国的和平统一息息相关。在北京立孔子像，明确表达了炎黄子孙认同中国文化的共同心愿，也明确显现了大陆在推动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的主导意义。
第六，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应是马克思主义、中华文化、西方文化，三者有机地结合。这三者的位置应当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文化为根基，吸收西方文化的营养，形成全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三者要互相融合而不是互相排斥，要抑制偏激主义，走和而不同的温和主义路线，既自尊又互尊。马克思主义一旦与中国文化有新一轮的结合，便会煥发新的生命活力，展示美好前景。全盘西化论，欠缺民族文化的自尊，只能符合世界霸权的需要，不会得到国人的认同。中华文化也不能固步自封，孔子不应成为教主，儒学也不可能独尊，传统思想文化一定要接受现代社会的洗礼，吸纳西方近现代优秀文明，经过筛选和转化，与时俱进，获得新的形态。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西方文明本土化，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一个与当今中国经济、政治地位相匹配的现代中国文化，必将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为建设和谐世界做出贡献。
签建议： 立孔子像，有助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和谐文化，符合大多数国人和世界华人心愿，适应时代潮流。因此，反对将孔子像移走或拆除的主张。

贾陆英，男，1947年3月生，河北省井陉县人，汉族。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本科毕业，曾任中共太原市委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现任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太原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兼任山西省政治学会常务理事，太原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会会长。中共太原市八届市委委员、市十一届人大代表。

转自人民网强国社区强国论坛，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 ... =2&id=107237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