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江南士商的精神和气节

本帖最后由剑影秋歌于 2011-3-6 22:51 编辑

简雄先生是媒体人，却又不是简单的本报讯和本报记者式的媒体人。最近几年，他的著作一本一本地出版，内容指向文化和历史领域，便是不简单的一个注脚。读完他的新著《大户人家》后，这种印象就更深了。

《大户人家》是一本历史随笔集，全书共分为三个部分：九州、西域和悦读。最吸引我的是“九州”部分，它也是全书的重点所在，占据了全书篇幅的一半。这其中尤其值得一读的，就是那些与明末和晚清相勾连的文字。

据余英时先生《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向》一文考证，在十五、十六世纪，由于人口的增多，而科举名额并未相应增加，士人获得功名的机会越来越小，“弃儒就贾”就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乃至运动，这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更为显著。

在这种士商合流运动中，以儒学道统继任者自居的士大夫阶层，不再囿于传统儒学的义利之辨，开始重新审视商人阶层存在的价值。对“商”这样一个四民之末阶层的崛起，大儒王阳明和李梦阳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十六世纪，大大小小的商人组成的是一个自足的世界，即便在精神上，也并非完全依附于士大夫阶层。以儒学传统的“三不朽”而言，立德立功立言，均是对社会进步作出贡献。商人阶层认为自己的事业足以传扬后世，值得记载——这有明清文人笔记中诸多的墓志铭为证。

商人阶层在精神上的自主，阴差阳错地还拜皇权专制所赐。有明一代，自太祖朱元璋起，以胡惟庸案而废相，至此，自秦以来的辅佐国政的相位，彻底废除，这在传统政治中是一大变局，“遂成绝对君主独裁的局面”（钱穆《国史大纲》下册）。本来有相权相对制约的皇权，至此一君独大。君权独裁，皇室既不信任士大夫阶层，就需要依靠宦官阉党。宦官专权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九千岁魏忠贤明目张胆地在全国各地建生祠，是宦官专权的巅峰。而针对宦官的胡作非为，皇室似乎毫无办法，形成了事实上的默许状态。

江南向为明清时期赋税重地，无节制的皇权加剧了这种剥夺。陈继儒为义士葛成所写的碑文中称：“万历辛丑，内监孙隆私设税官于江南津渡处。凡米盐、果薪、鸡豚之属，无不有税。”重税的结果是“吴人罢市，行路皆哭。义士葛成攘臂而起，手执蕉叶扇，一呼而千人响应。”在出现流血事件后，葛成对苏州太守朱燮元说：“始事者成也。杀人之罪，成愿以身当之，幸勿及众也。”四百多年后，这样的声音听来依然豪迈。

万历辛丑年是公元1601年，上述画面，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苏州市民、士商抗争皇权专制的代表宦官滥权的事迹。余英时甚至认为，“可见苏州市民包括商人在内确已发展了某种程度的公民意识”。按照现代政治理论，每个公民都天然地具有反抗暴政的权利。

至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苏州士商和市民对阉党的反抗，更是通过张溥的文字《五人墓碑记》而流传至今。在这篇千古雄文中，张溥不仅大大表扬了笑骂赴死的商人颜佩韦等五人，令人惊奇地是，他对自己所属的士大夫阶层颇有微词：“嗟乎！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言下大有商人阶层才明了并身体力行“诗书之训”的意思。

易代之际，有识之士往往悲歌慷慨，正统的事君以道者要么舍生取义，要么愤而著书。晚清时期洋务运动的首席理论家冯桂芬，便是苏州士人中的代表。他自署作于1861年的《校邠庐抗议》四十篇，被认为是最早体现“中体西用”论的改良主义著作。

相比于“师夷长技以制夷”，冯桂芬的“用夷变夏”论，显然不止进了一步，对洋务运动的推动，给予了理论上的支持。后世所谓“向西方学习”的论调，最早发声的便是冯桂芬。

冯桂芬的另一个特点，便是反对清廷的“以满驭汉”政治传统，典型的表现是反对清廷在江南课重税。于此也看出，江南尤其是苏州一代，在满清统治下，已经失去明代尚有的士商合流抗暴的精神和气节，只能转而发为微弱的呼吁。在一些近代史家的笔下，不管是太平军还是官军，所到之处遇到的无非是“顺民”（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民气衰弱到了极点。

在《大户人家》一书中，对上述问题均有涉及。作者无论所涉题材为何，最后总是想方设法将之与苏州、与江南归结起来。也无怪，在这块我们都热爱的土地上，曾经上演过那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念兹在兹，继而表彰，是必然的。

需要说明的是，我个人极为厌恶那种哗众取宠的“哪朝的那些事儿”之类的作品。这类作品最混账之处，便是对历史实相的漠视，也没有办法做到对本国历史保持温情和敬意，没有一定的史识，所作必然流于琐屑，写的好的也就是个历史说书人。简雄先生以文化视角检视历史，所引史料、史书充分，视野又比较开阔，自然没有这个毛病。这样的历史随笔，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

《大户人家》，简雄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7月第1版

20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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