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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2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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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于梁叔修志
故乡的街坊梁叔，写了一本小溪口的志书。他写了好多年，积累了二十多万字，为了出版拉赞助。我被梁叔的精神所感动，同时也想得到那本书，为自己万一真的写《百年小溪口》准备素材。于是，就答应出一千块钱。虽然我的出手很小气，但梁叔依然表示感谢。他还告诉我书中记载了我的父亲，并明确职务为“小溪口蔬菜商店经理”。听说父亲有这样一个职务，我很是困惑。
父亲当年工作所在的蔬菜店，只是小溪口合作商店下属的门市部，按照组织关系一层层排行下来，不过是个“班级单位”，从来没有任命过经理。也许领导曾经有口头宣布，父亲为门市部负责人。即便如此，父亲所负也是“非常有限责任”。那个门市部总共只有两个人，另一位是女同志，有文化，能干，是门市部的出纳。因此，店里的事通常不由我父亲“独裁”，而是“民主”。
后来，门市部又增加了一名职工，他是大名鼎鼎的雷震的小儿子雷祥林。解放前夕，祥林叔因为患了很重的肺结核病，没有去成台湾。留在大陆后，靠从美国寄来的药物治疗，奇迹般康复了。祥林叔有“三高”，个子高（大约有一米八五）、文化高（上过清华大学）、门第高，和我矮小的父亲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两人也有共同点：都是“半条命”、都是倔脾气。也许是因为“阶级立场”不同，彼此之间没有共同语言，常常要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争吵。父亲没文化，辩论不过他。于是，“领导权威”受到进一步削弱。
总而言之，我父亲并不是什么经理，那个“负责人”似乎也当得窝囊，他生前并没有因此而感到自豪。此番梁叔要在书里让他做经理，九泉之下，老人家不知会作何感想。父亲是个彻底的草根，大约没有想到过“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他有没有当过经理，哪怕对小溪口也没有影响，不值得去计较。倒是梁叔的好意，做儿子的我似乎应该领受。然而，问题是父亲的“经理”，似乎和我许诺出一千块钱有关，这让我感觉不那么舒服。倘若梁叔的书真的能出版，他又执意要让我父亲“当经理”，我恐怕要考虑：追加赞助一千块钱，让他把我父亲这个职务免了。
我丝毫没有想要调侃梁叔的意思，我只是觉得白纸黑字的志书应该严谨真实。通过梁叔“提拔”父亲这件事，我更加相信完全的信史并不存在。人是感情动物、功利动物，很难做到彻底的客观公允。往高处说，即便远见卓识如司马迁者，也很难保持纯粹的学者立场。我对司马迁高山仰止，对汉武帝阉割太史公的罪行深恶痛绝。但我还是以为《武帝本纪》是《史记》的瑕疵。其中的汉武帝，除了寻仙、访道、问鬼神，求长生不老方，几乎什么也没有干。要求司马迁对汉武帝“笔端不带感情”，未免不近人情。然而，《史记》漫画汉武帝，毕竟不应该是史家所为。太史公尚且如此，何况梁叔？梁叔多年辛苦，为了能出书而“适当变通”，情有可原。
史学界主张不修当代史，是有道理的。然而，统治者修史的心情往往迫切，希望盖棺论定，甚至立生祠。前不久，官修中共党史（二卷）历时十六年终于完成，有报道说“编写学者失声作一哭”，想必是酸甜苦辣、百感交集。主编者坦言这本党史的成立，需要“求最大公约数”。这道题目的难度，恐怕不亚于歌德巴赫的“1+1”。据说官修党史的原则是“成绩写够、错误写透”，前者容易，豁出去写就是，后者却难以把握，太“透”就捅娄子了。党史涉及“三年自然灾害”，“并没有回避问题”，而是“如实”记载：1960年全国减少人口1000万。至于“减少”的原因，却“不渲染”。主编说：“人口减少1000万，已经足够惊心动魄了”。（倘若再加以“渲染”，吓死后人谁负责？！）饿死至少1000万人，还不敢问一个为什么，这样的党史修它作甚？！
去意我又钻了牛角尖。当今中国是盛世中国。盛世当然要修史，修史也是盛世的标志。这些都是捧场、讨彩头的事，像我这样顶真，不合时宜，还望梁叔和有关方面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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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10 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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