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见路易·艾黎

本帖最后由去意无边于 2011-6-1 18:26 编辑

1969年，我十三岁，在长兴县吴山中学读初中。那所学校的前身，是雷震先生在家乡创办的长安小学。老底子的长安小学学费昂贵，普通人上不起，几乎是一所贵族学校。雷震先生恐怕不会料到，三十多年后，这所学校被贫下中农占领了。乱世出英雄，经过“文革”初期一番造反夺权，一位陈姓民办老师上台，当起了校“革领小组”组长。

陈老师嘴有点歪，但并不明显。当官以后，常常下意识地用手捂嘴角，因此得了“陈老歪”的绰号。他学历不高（好象是农技学校肄业），但能力强，尤其擅长搞宣传，在台上作报告，台下的人都听得乌珠凸出。在他的领导下，吴山中学风生水起，成了闻名遐迩的“教育革命先进单位”。按理，为长者讳，我不应该揭陈老师的短，但一避讳，人物就不真实、完整。好在陈老师本人似乎也不会介意。大约在五、六年前，我们见过一面，提起往事，好象在讲别人的故事，曾经的荣辱和梦想，“都付笑谈中”。

所谓教育革命，在我的记忆里，大概是工农兵上讲台、学生学工、学农、学军，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还有学生贴老师大字报，批“师道尊严”，等等。应该一提的是，本人因为大字报写得多、写得好，作为学生代表，被“三结合”，成了学校“革领小组”成员。吴山公社教育革命的先进事迹，上了省级报纸和广播。但没有人会想到，还因此引来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的参观访问。

初夏的一天，我和几个伙伴上山拾柴回家，母亲告诉我：李老师来过了，说有重要的事找我。我赶到学校，李老师告诉我：有外事接待任务。那时候，我还是个懵懂少年，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更不懂“外事”，心里就打起鼓来，说能不能换别人。李老师说：这是政治任务，不可以临阵退缩。他还给我壮胆：外宾也是人，没什么可怕的。

我虽然胆怯，但毕竟不肯放弃那份荣誉。于是，就按照李老师的要求，去准备三千字左右的发言材料。初稿写完，李老师帮助作了修改、润色，然后交给上面审定。按要求，我在发言时不能照本宣读，也不能脱稿发挥，所以，必须事先把稿子背出来。好在当时我的记忆力好，背自己写的文章，不怎么难。几次演练后，基本达到了要求。

“文革”时期，提倡天下大乱，（从而达到天下大治），但外交似乎还是乱不得，外事依然无小事。我后来才知道，路易·艾黎其实并非“外人”，而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但有关方面对接待工作的安排仍然慎密有加。艾黎到访前，还专门开了准备会。会上提了一些注意事项，诸如在外宾面前不能挥“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不能提“消灭帝、修、反”、“解放全人类”之类的口号，等等。这些注意事项，让我感到新奇、又很疑惑。因为似懂非懂，所以印象深刻。

当年，小溪口不通公路，路易·艾黎乘坐县电力公司的快艇，从水路来。上午十点时分，快艇终于在前方河流拐弯处出现。众人将客人迎进公社小会议室，宾主落座，艾黎先生拉我坐在了他的旁边。那天，我穿了一条草绿色的新裤子，那是家里为我会见外宾特意赶做的。为了经穿，裤料选帆布的，粗而厚。艾黎用手在我的裤子上摸了一下，似乎想弄清楚我穿的究竟是什么。如果说，对艾黎的高鼻子、蓝眼睛，我有“思想准备”，那么，他的大手和手背上粗大的毛孔，则让我感到惊诧。

轮到我发言，我的心提到了喉咙口，但还好，我没有忘词，几乎一字不差地背完了稿子。天并不热，可我却满头大汗，好象爬了一座大山。也许是我的努力，让艾黎觉得应该有所表示，他将正在使用的笔记本和圆珠笔送给我，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坐在对面的公社革委会主任吴耕夫，秘书出身，颇有些学识，颔首示意我接受客人的礼物，还做了一个让我把笔插在衣袋里的手势。我按照他的指示做了。

笔记本很小，不到巴掌大，红皮壳子，主人已经用了一多半，上面写了密密麻麻的英文。那枝圆珠笔是红蓝双色的，笔的上端有一个转换开关，按起来啪塔、啪塔响，声音很好听。可惜，圆珠笔很快被我玩坏了，笔记本也被我弄丢了，倘若保存到今天，也该有文物价值了。至少可以作我会见过路易·艾黎的物证，而不至于“口说无凭”。

会见终于结束了，宾主合影留念，然后共进午餐。午宴据说是“四囫囵”——全鸡、全鸭、全鱼、全蹄膀。之所以是“据说”，是因为宴席上没有我的位置。饥肠辘辘的我，只能回家吃饭。不过，我对此毫无怨言，因为在宴席上吃“四囫囵”要提心吊胆，远不如在家里吃青菜豆腐、小鱼螺丝，来得自在乐胃。午饭后的活动，没有要我参加。艾黎一行到生产队参观学生学农。听说在现场，艾黎拍了许多照片。然而，艾黎一去不复返，没有人收到过他拍的照片，也没有人看到过他写的采访报道。也许艾黎先生的文章发表在国外的杂志上了，我们没有机会看到。

外宾的来访是破天荒的事，一时轰动乡里。但不知为什么，“主角”陈老师，并没有参加会见外宾。第二天，我们一起在校园里劳动，陈老师对我说：“《参考消息》登了：长兴县吴山中学红卫兵小将施勇，昨日在吴山公社大会堂会见新西兰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但心里还是有点“感觉”。从此，只要媒体上出现艾黎的消息，我都分外关注。1987年，路易艾黎逝世，邓小平为他题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我才知道自己当年会见的，是一位真正的大人物，一种莫名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路易艾黎当年到吴山参观，是因为他也怀有教育革命的理想。上世纪四十年代，艾黎先生在中国西北办了一所学校——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其办学宗旨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提倡手脑并用，重视创造分析。他来吴山，想必是满怀热情和期望，来寻找“共同语言”的。然而，当他离开那里的时候，不知有何感想。四十年后回头看，我们当年闹革命，简直是胡闹，最终还成了革命的牺牲品——少小不读书，老大徒伤悲。

尽管如此，可我仍然以为，对于当年的教育革命，不应该全盘否定。晚年毛泽东，讲了无数昏话，惟独“教育要革命”没有错。只不过教育该怎样革命，值得商榷。半个世纪过去，教育仍然要革命，而且越来越迫切。改革开放前，“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培养“驯服工具”；改革开放后，学校成了名利场，培养投机分子。改革开放没多久，邓小平就发现“最大的失误在教育。”然而，毛病诊断了，却没有人开方子，更没有人愿意动手术，中国的教育渐渐病入膏肓。六十年不出大师、十三亿人人格缺失，这是“盛世中国”应该为之汗颜的。

一不小心，话又说大了，这不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俗话说：“好汉不提当年勇。”我想做好汉，但忍不住不提当年勇。哲学家冯友兰说过：“人生不如意，甚至很残酷，所以，人需要哄哄自己。”（原话记不完整，大意如此）打捞一段陈年旧事，想想自己先前似乎也阔过，从而改善一下心情，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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