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许培鑫：父亲和父亲的朋辈们

老木匠

作者：半壁斋主许培鑫 原载：http://banbizhaizhu.blog.sohu.com/130097135.html 前 言 孩提时代常常问父亲，我们是什么地方来的；我家过去是做什么的……就像小学生刚才学历史一样，兴趣十足地听老师讲人类的起源、什么原始人、北京人、山顶洞人…… 现在，我发现孩子们对六十年前的事情，可说是一点都不了解。更不要说只知道太平天国，而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长毛”了。他们还不知道资本家并不是只知道吃人肉、喝人血的魔鬼，荣毅仁也是资本家。不知道法兰西巡捕行巡捕的头脑、怕解放后会被枪毙的蒋褔钿，支持抗日，救了抗日将领而东躲西逃、性命交关。不知道…… 这样，我便有写《父亲与父亲的朋辈们》的动机了。希望下一代不要一听见地主、富农、反革命、资本家，脑中就出现魔鬼那样。而更应该多看些书，甚至是马克思《资本论》中对资本家的论述——资本家伟大的历史功勋。倘若，我的希望有那末一丁点实现，那也就是我写此文的最大满足了。 ================================ 老木匠的说明： 这是许培鑫近年来的帖子，是从父执辈听来的近代上海情况，木匠觉得也很有意思

老木匠

一

一个人在孩提时代，一定会有很多稀奇古怪的幻想。当然，父亲也必然是幻想中最有能耐、和知识最丰富的人了。这孩提时代各种稀奇古怪的幻想，又必然地要变成各种问题提出来。而首先询问的那必然是自己的父亲了。我的孩提时代与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

在我有记忆的时候开始，我首先问父亲的是：我们是什么地方的人？父亲告诉我，我们是南京人（父亲去世后，我与哥哥、姐姐都谈起过祖籍。他们告诉我：父亲对我们说是南京，其实是南京附近的高皇寺。姐姐大我七岁，哥哥大我十一岁。特别是哥哥1948年就参加工作，与父亲的交流应该比我多得多。他们也是父亲告诉他们的，应该比我清楚。所以，他们说的地方是比较确切的地方。）

当时我觉得很委屈，就又问：我们为什么不是上海人？父亲回答：“上海原来没有人。人们常常说：上海滩、上海滩，上海就是海边上的一点点沙滩。就是有人也不过是零星有些打鱼的鱼民罢了。或者现在的浦东人，要算是真正的上海人了。”

父亲这样的回答，使我的心得到了安慰。原来我们不是上海人，谁也不是上海人。

那末，我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算什么地方人呢？

父亲答：从南京来的。

那我们算是南京人了。心想南京名气也不小，还可以接受。

父亲又说：我们也可以说是上海人了，你的祖父生在上海、我生在上海、你又生在上海。生在上海已经三代了，可以说是真正的上海人了。

太平天国打仗时，我的曾祖父和一家老小逃到上海。那时，称长毛杀人，因为那时我们是做官的。所以，逃得早、快，也逃得远，一直逃到上海。逃得慢、逃得近的老百姓不知被杀掉多少。我们祖上有一个亲眷，被长毛头颈里斩了一刀，结果，没死还逃了出来。祖上在南京做官还做得蛮大的，逃出来的人中还有一个武举人。做官的房子门前还有很高的踏步，旁边还有氏堂，氏堂中还有家谱。祖上一代代的人名、关系都查得到的。

我被父亲说得好像自己伟大起来了，便问：爸，现在怎样了，还能去吗，找得到吗？

爸说：“找不到了，我十一岁时去过一次，后来再也没有去过。你的祖父——许田华，是生在上海的。所以说：我们是三代生在上海的上海人了。不像有些宁波、绍兴以及有些苏北人，来上海生了个儿子，就称起上海人来了。”

父亲大约是看出我喜欢当上海人了。

他接着说：“逃到上海来时，你的曾祖父——征训还是个孩子。他在上海结婚，生了你祖父。后来，太平天国失败了，他回去了。把你的祖父，在上海留了一条根。你没有看到客堂右上角上吊着的家堂中的牌位，只有你祖父田华，没有你曾祖父征训吗！”

“那末，我家祖上在南京前，是什么地方的人呢？”我是大有打破砂锅闻到底的意思了。

父亲说：“听说，我家原籍是河北地方的一家读书人家。后来，书包翻身到南京做了官。”

书包翻身是怎么一回事？我不懂，问是怎么会事。

父亲说：书包翻身，就是读书读出头了，考中了举人、进士做起官来了。

“爸爸，我们祖上考中过状元吗？”我又急急地问。

“没有，没有。”父亲答。

“是不是会忘记了？”我问。

“不会，不会。祖上考中了状元十代、二十代人都不会忘记。考中状元是很难很难的。我家在清朝做了七代人的官了，唉，难怪现在生活不好。”

“为什么做了七代官，现在会生活不好呢？”我太不理解地问。

父亲说：你听说过掘百代吗？我们祖上做了七代官，怎么还不要倒霉；倘若做了八代，且不成了掘百代，还要怎么倒霉！

唔，唔……那末我们祖上在清朝做的官，是清官还是脏官呢？

父亲答：当然做脏官啦！

我被父亲吓了一跳，做脏官，竟然还那末理直气壮。

只听见父亲接着说：“做官不讲大小，只要洋钿钞票。什么时候做官都一样，现在也这样。你想：做清官，做得比脏官吃力，又不捞钞票，这不太戆了吗！”

父亲这一说法，真是使我太沮丧了。

老木匠

二

父亲在我念小学时，常常说起自己小时候的苦。说自己是学生意（学徒）出生。

当我问起他学什么生意时？

父亲说是学“辫线”的，什么是“辫线”活，那时我没有搞懂过，现在就更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不过，父亲说他学生意是祖父手中学的。父亲念了两年私塾，就不让他念下去了，要他学生意打“辫线”。

原来，父亲学生意是在自己的父亲手中学的。我起先有些想不通：心想隔壁的学生意都是跟师傅学，没有一个是跟自己父亲学的。

由于也曾经听说过隔壁打学生意的事情，故我想父亲在自己的父亲手中学生意，总应该不会吃生活了吧！

于是就说：爸爸在自己父亲手中学生意，应该不会吃生活吧！

在一旁的母亲插话说：他的父亲可厉害呢！不但要吃生活，而且，比别人家打得还厉害呢！

那母亲一定是听父亲说的，因为父亲比母亲要大十六岁，父亲学生意时母亲还没有生出来呢。

母亲接着说：“他父亲可凶狠得很，打自己的儿子比人家打别人的孩子更凶。他是一个出名的‘缉老爷’（缉：方言为掐得紧的意思。我的印象中好像逢‘缉’是个凶险的事物，‘勒’死方言称‘缉’死。祖父兄弟五人，排行老四。），他把你父亲兄弟两人打得逃走出去呢！”

我回头问父亲：就那么厉害？

父亲说：“我们老法，管教自己的孩子，一定要比别人的孩子更严。就是所谓的不打不成器，棒梗头上出孝子嘛！”父亲好像很不在乎。

我便问：那时你逃到那里去了？

父亲答：“我与你爷叔两人，一起逃到苏州。到苏州后，总想找些事情做做，总要吃饭的吧！哪里知道问来问去，要用人的地方都要有介绍人的。你想，我们到苏州，人生地不熟，哪里去找什么介绍人。结果，回家又被狠狠地打了一顿。”

（其实，那时的祖父生活并不是很穷或什么的。祖父不但自己开业一个小作场，而且他还是一个手艺颇好的玉雕艺人。他除了工作外，还喜欢养鸟、养蟋蟀。这养鸟、养蟋蟀可能是我家祖传的爱好。父亲从小也跟着祖父玩，我从小又跟着父亲玩。父亲在解放前因为有这种专长，最后成了蒋福钿家的养师。

蒋褔钿家我所知道用过的养师有四人，除我父亲外有：毛大、大星、秋声。这些人偶然当当差之外，常年用在家养鸟、养蟋蟀。可说都是当时社会上的权威。蒋褔钿是当时在这方面最大的大养户。父亲当时在这方面，全上海在养蟋蟀、养鸟方面，有名的人是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他以小名毛喃出名，见我的其他作品中，有所提及。）

祖父真凶。我不禁为父亲叹了一句。

父亲又说：“其实，他人是不错的，就是脾气差些。他与师兄两人吃饭，为吃一条黄鱼，还会把师兄的头打破了呢！”

“怎么一会事，爸爸，你讲讲。”我急急地要父亲讲。

父亲说：“你祖父与师兄吃饭时，凡是碰上吃鱼的时候，一条鱼总是横放在两个人的中间。肚皮朝师兄一面，鱼背总是朝你祖父。一天，吃黄鱼，也这样放。哪知道他师兄说：‘你一直吃惯鱼背的，今天也让你吃吃鱼的肚皮，知道、知道肚皮的味道。’师兄一面要动手把鱼转个向。哪里知道你祖父枪着拿起一只鱼碗，就朝师兄的头上砸去。一时间鲜血直冒，手按着头就逃。”

这是怎么啦？我问父亲。

父亲说：“你不知道，一般的鱼都是鱼肚皮上的肉既好吃，鱼骨又大又少。你祖父每次都是让师兄吃鱼肚皮。不想他师兄满以为你祖父不懂，想吃吃你祖父。你祖父日常生活中肯吃亏，待家里人凶，但待外人都很客气。但是，他待你客气，你倒反而以为他不懂，还要欺负他。他就受不了啦，头就打开了。他脾气差，在这方面是最差、最耐不住气了。”

是要打！我也觉得该打。

父亲说：那也不应该把他师兄的头打破嘛！

我又问：爸爸，那你到什么时候才好起来的？

我一直到十七岁，学洋喇叭后才好起来的。我二十二岁时在苏州洞庭山收了很多学生，洞庭山分东山、西山，东山是个花果山，解放后还有过去的学生，带了白沙枇杷到我处来玩。

“爸爸，你当时学的是什么喇叭？”我问。

“我吹的是康乃脱（小号），那时你金海伯伯学的是凡活灵（小提琴），我可以说，我们都是中国最早学西洋音乐的人。”（父亲1893年生，金海伯伯大我父亲四岁。我想：大致是这样吧！）

父亲说起吹洋喇叭，好像兴趣很高：“那时我学洋喇叭。一清早起身，朝南走到没有人家的地方，练习吹。起先次得嘴唇都出血了，还要坚持练。这是硬功夫，苦功夫是一定要下的。吹喇叭要嘴唇薄，面孔两面要逼紧。大起来要被人笑，称作大卵泡的。我的嘴唇很薄，又下过苦功夫。所以，尽管洋喇叭多年没上嘴了。但一拿上手，就能吹。那天在对面茶馆里，有人拿来一只喇叭要卖掉，你看见我吹了吧！”

“是的，我见到你吹了。你吹起来好像不用什么力一样，音一个个好像都是圆滑得像滚出来的一样。我怎么吹起来，一响就很响，要吹轻就干脆吹不响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哥哥想学吹喇叭。父亲买来了一只步号，说：练功夫最好就是用步号。后来，大约是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里弄里要支援国家建设，要家家户户把旧铜烂铁卖给国家。对面飞机师三层楼洋房的铁门；隔壁尼姑庵的铁门都拆掉了。我们家没有什么能卖的，把一只铜吊和那只步号也卖了。当时哥哥因为学吹喇叭声音太响，影响邻居，才跟金海伯伯改学小提琴了。

父亲说我没有下过苦功夫，怎么能行。

我问父亲那时上海搞西洋音乐还有些什么人，你都认识吗，什么人最有名？

父亲答：“学西洋音乐的人多啦，哪里能都认识！比较出名的有一个叫肖友曼的，他办了个音专，你金海伯伯也认识的。”

“不过学了洋喇叭后也有过一段苦日子的。”（那时祖父已经去世。祖父之死，说来使我觉得这位“缉老爷”简直是一个可怕的人。曾经听父亲说：他是患腰子病死的。原来，他患了腰子病后，看了很多郎中先生，都没有把他的腰子病看好。最后这位“缉老爷”，竟然自己用刀割开了自己的腰部，想看看自己的腰子坏到了怎么样的程度。结果，我想他一定没有看见自己的腰子就死了。因为，对于他这样一个没有一点医学常识的人来说，腰子在什么地方也是不知道的。不过我听罗季高老伯伯（大父亲六岁）说过：他对刀的使用是很熟悉的，他在当时流氓中打架时。一条白毛巾，两把朴刀一裹。走进走出，是经常的事。）

父亲继续说：“那时真是兵荒马乱，简直没有饭吃了。结果，我去当了兵。你祖母不让我去，简直要跪在我面前。”

不等父亲说完，我急着问：为什么？

我不知道老法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啊！父亲又说：“当兵苦啊！老法好好的读书人家，没有去当兵的。没有办法，要吃饭只能去当兵。不过，还好我当兵倒没有苦到什么。因为，我会吹喇叭。他们就让我当了号兵，经常与大队长在一起。他要我吹什么，我就吹什么。早上起床、中午吃饭、晚上睡觉，是必须按时吹的。平时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一声要集合，马上就要吹。当兵的都苦得很，饭也吃不饱。时间还没有到，他们肚子都饿了。都催着我，要我早些吹。我常常提早几分钟吹，他们都非常高兴。”

我不解地问：他们饭也吃不饱，还能拼命去打仗吗？

父亲说：“拼什么命，那时当兵像现在工作一样。没有饭吃去当兵，当兵不过是吃口苦饭，谁肯去拼命！部队的头头也叫老板，打仗放朝天枪。打输了，投降对方，称换老板。都是吓吓人的，哪有正式打的。”

我听说这种打仗，倒觉得很新鲜。

父亲说：后来市面好了，我就回家了，算是当了两年兵。

“爸爸，你后来还做了些啥？”孩子对自己父亲的一切总是感兴趣的。

“我做过的事情多啦！”父亲说：“旧上海里，哪有像现在那样的铁饭碗，工作都是靠自己去寻的，什么好就做什么。我做过大东新旅社的稽查，在洋喇叭公司吹婚丧喜事。”

“这吹喇叭、敲铜鼓还有公司？”我问。

“这公司简单得很，某人有钱买几只喇叭、一只铜鼓、一付乓乓器，就能开洋喇叭公司了。有人逢事需要洋喇叭去找他，他接下后找些朋友，就做生意了。这就是洋喇叭公司。你罗季高老伯伯就是敲铜鼓的。他其他都不会，靠别人带他，赚的钱就少。方长生老伯伯人长得高大，他吹培立东（一种掮在肩上，能边走边吹的大喇叭）。外表很好看。他买了些洋喇叭还开洋喇叭公司。”

“爸爸，你没有开洋喇叭公司？”

“没有，这公司事，吃力得很。我吹康乃脱是最要紧的喇叭，吹得又好，他们有事情都会来找我的。我是像客串一样，哪里有生意就哪里去吹。有一段时期我没吹，去台子上（指赌台）工作。那是我一生最能赚钱的工作了。因为，来赌博的人肯定要输的。譬如一粒骰子，六人打，吃五个赔一个，赔一个是一赔四。他吃进五，赔掉四，总是赢一份的。其实，他还做了手脚，挑打得最小的配，其余吃掉的都比配的大，这样开赌台的人赚得就多了，做生活的人也就赚得多了。”

“这不是赖及皮了吗？”我说。

“那你自己愿意去赌嘛，不过有很多人去赌博，主要是玩，输赢无所谓。”

父亲说：最后，我到蒋福钿家去当养师。

“当养师赚钱多吗，一个月有多少，比台子上多嘛？”我问。

“没有规定的工资，蒋师母经常给一些，蒋福钿不管这事情。蒋师母真好，她是有求必应的，你母亲生病送医院，一切费用全是她包的。在家养病时，还送了高丽参。你母亲两次生大病，进仁济医院，都是她救的命。我在那里，有时候当当差，没有事情就是养鸟、养蟋蟀。那是多么舒服的工作啊！斗鸟、斗蟋蟀都是与蒋先生在一起，吃饭也在一个桌子上吃。”

啊！这工作好。工作就是玩，玩就是工作。

老木匠

三

父亲一生共娶过四个妻子：第一个常听父亲说起叫大毛，应该是小名吧，也没听说姓什么，想来感情一定不错。只知道早就去世，也没有听说是怎么去世的，可能是正常地、生了什么不治之症。

她早年也没有生育过，收养了一个女儿，取名来宝，意思是取了她能带来自己生宝宝。可是，一直到她死，也没有生自己的宝宝。

收养的女儿——来宝，待父亲一直很好，父亲在她死后还常常说起她。说：自己没有零花钱时，只要开口向她要。她一时没有，也从来不拒绝父亲，只说我等一回，会为送来的。她正好手上没有，她会去向别人借债，借来给父亲。而且，从来也不说自己是借来的。

她在旧上海是鸦片烟吸食者，解放后因为鸦片断了来源而死的。

来宝也没有生育，也收养了一个女儿。因为，辈份比我小。所以，当我懂事开始，就叫她小名——小妹妹，也从不知道她的名字。印象中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但是，瘦弱得很。结婚后，也没有听说她生有孩子。解放后与她母亲差不多时期，因肺结核去世。

第二个，是大毛去世后娶的，名叫李贞，李贞姓徐。

那时我母亲——胡巧媛，与几个小姐妹从常熟来上海红星纱厂打工，借住我父亲处。结果，母亲与父亲自由恋爱，走漏了风声。母亲被乡下的外公知道，外公只知道是一个养鸟的流氓，被外公抓回去，关了三年。

过一段时间，李贞妈怀孕时。父亲又从妓院为红颜知己沈大媛赎身，并带回家。李贞妈因此在怀孕时吃李子（以老辈讲是一种自尽行为），结果死于生育之时。母亲也正是李贞生育之时，逃脱外公管束，回到父亲身旁。（推测：李贞妈可能死于难产。说吃李子被气死恐怕不实。）

这样，大家知道的是父亲娶了四个妻子。

在李贞死后，父亲又从外面抱来了一个小女孩，小女孩身上藏有生晨八字，说是马路上捡到的。看她没有人要会冻、饿死，作女儿抚养，取名来娣，意为为自己带来一个弟弟。

我母亲是江苏省、常熟县、淼泉、朱宅泾人。说起母亲的生世倒也有一段故事：

母亲的祖父，原来就不知道他是什么地方到常熟的。清朝末年，他是一个孩子，流浪到常熟、朱宅泾。他那时是个十岁左右的孩子，生得倒清清白白。他在朱宅泾的到来，真是使闭塞的朱宅泾大有“见渔人，乃大惊。”的味道。可是，他就是怎么也不说自己是什么地方人，怎么来到这里的。朱宅泾的人见一个无依无靠的孩子，动了恻隐之心。经过大家的一番议论，由一家较为富裕的陈姓人家收养。

没有想到这陈姓人家收养了两年，家里碰上了较多不顺利的事情。结果，村子里的人都说是因为收养了这个孩子引起的，是孩子带来的厄运。于是，陈家的主人就把孩子赶了出去。哪里知道这孩子，大为生气，留下一句“我无官不再到淼泉”，走了。

数年后，孩子大了，带领了一班人，有十三只官船，满载而来。这在当地“十三只官船到淼泉”一句话，流传了一百年之久。

既然，有了钱，我母亲的祖父就在当地，淼泉的朱宅泾买地、造房，娶妻成家。他对外宣称自己姓胡，再也不姓陈了。

后来，听说是他在苏州，不知道哪里当了二爷，发的财。这样，看来他原本应该是一个识字读书的孩子。可能是与家里大人闹别扭，离开了自己的家庭。数年后原先在家闹的气慢慢消了。可是，在陈姓人家又受到了新的气——说他带给陈姓一家厄运。于是，又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母亲从来说自己是常熟人，可是奇怪的是她临终前一段日子中，由于肺气肿，大脑缺氧，有时胡言乱语说出了自己是苏州人。

母亲的祖父在朱宅泾造房子，在当地算是气派得很。门前一条河，船来船往，我见后倒也很喜欢。因为，乡下没有马路，出门全靠小船，门前有河，可以划船直到常熟城里。

淼泉地方当时可以说是一个穷乡僻壤，一般穷人都住草房。嫁女儿都首先要看屋面：是瓦房，一般都能娶到对象；草房就不行，沦为屋面不好，娶妻就困难得很。

在我年轻时去乡下表兄处玩，见到二表兄，因为住的是草房，一直为娶不到妻子操心。我还打趣地说：我想到乡下来住，没有房子能娶得到妻子吗？他们都说：上海人来乡下娶妻都能娶得到，上海人不要看屋面，你来我们欢迎，你看中谁我们帮你介绍。哈哈，哈哈！

母亲祖父造的房子，我六十年代初去乡下见到过，还保住着当年的原样。像北京的四合院少了一条边，但是与北京四合院的面积恰不相上下。当时门前造有石头的门槛，木结构的角上用铁构件加固。是朱宅泾最好的房子了，一直被称作石门石槛，其实门是木制的。

可见当地当时是很穷的。

我曾经问过：当时的大地主住什么房子？回答是：大地主不住在乡下，都是住在城里的，收租时才下乡来。

当时我想到自己的太外公是买过数十亩田地的，便问：乡下也有人自己有土地，他们要交租吗？他们回答说：：乡下人有的土地只是土地的面，土地的底还是城里的地主的。所以，也要交租，不过交租交得少些罢了。呜呼！新鲜，第一次听到。

母亲的祖父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就是母亲的父亲。母亲的父亲就生了母亲一人。母亲的叔叔生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

母亲比父亲小十六岁，从乡下逃到上海父亲处，还是要我父亲。外公没有办法了，不得不承认女婿。

外公是一个手艺颇好的红木师父，民国时在上海城里的石皮弄，开过双开间的红木作场。他专做日本式样的矮桌子、矮凳子之类的红木家具。后来，他吸上了鸦片，破产后回到乡下。竟然，戒掉了鸦片，重操木工旧业，生活重新好起来。

他承认了女婿，从乡下制作了一套红木家具，送到女婿家里。他知道女婿喜欢搓搓麻将，还特地制作了一只、独副桌面的厚台面麻将桌。

我学龄前，外公来过一次。这是春节前，他带来了很多羊肉。

不过，外公的思想非常封建。因为兄弟两人只生了一个男孩，根据封建意识：女孩早晚出嫁成为外姓人家的人。所以，没有男孩的一家财产，是传侄不传婿的。这样可以把一个家属的财产，最大限度地保持在自己的家属中。正因为这样，母亲除了外公活着时，外公做了些家具给父亲外，没有遗产给母亲。

不过，我知道父亲也一辈子都没有去过母亲乡下——常熟。

我母亲三年后从常熟外公手中逃脱，又回到父亲身边。这时李贞妈真是寻死作活之时，不久，李贞妈死于生育。

我母亲回到父亲身边后，仍然到红星纱厂打工。原来红星纱厂是一家日本人办的纱厂，一天是早晚二班制的，每班十二小时。纺纱工都是站着工作的，母亲从外公处逃到父亲身边，显然与乡下像断绝了来往一样。再加上母亲本是农村出来的青年农民，吃得起苦。所以，母亲工作特别认真、卖力。每次方便后，总是边走边系裤子带。时间长了，也就在厂里出了名。

没有想到，纱厂的老板娘信佛，好做善事。她正需要一人帮助她做好事，母亲的情况传到了老板娘耳中。老板娘就把母亲调动到她身边，为她做好事当差。而母亲本来乡下也信佛，所以，母亲也特别愿意做这种事情。老板娘可说是用上了称心满意的下手，母亲也就工资比别人高了不少。

听说，老板娘做善事，知道哪家死了人，确实穷得买不起棺材。她会不但为你买棺材，还会把长锭一起带来。

祖母去世后，沈大媛母亲本来在家操持家务。现在，看着我母亲——孩子一个个多起来。便对父亲说：自己没有孩子，恐怕年老后无人可靠，执意要出去工作。

父亲心想自己比两个妻子都大了十多岁，她这样想也有道理。当时母亲正生了我后，父亲要母亲回家操持家务。母亲本不愿意回家，放弃做好事的工作。况且工资又比一般工人高。但父亲说都是你生的孩子，你不管谁管。所以，母亲就辞去纱厂老板娘处的工作回了家。那应该是1943年或44年的事情，因为我生于43年7月10日。

沈大媛母亲的工作是有些人愿意一起合伙开米店，需要本钱。父亲那时虽然在蒋褔钿家做，也不过是不愁吃穿而已，总不能向蒋师母要钱来开米店吧！母亲暗暗地积蓄下了一些钱，可这是连父亲也不让知道的。

没有钱怎么办，父亲便使了一手当时常见的坏——打秋风。好在当时的父亲虽然是个佣人。但是，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佣人，他也穿长衫，夏季也穿纺绸衬衫，与蒋褔钿同进同出。虽然父亲年龄比蒋褔钿还大些，但身份两样，叫蒋褔钿为先生。尚有半个学生子的名分。所以，他起了一办喜事的名目，在他们有钱的人中间发了很多帖子。这样，他就收到了很多人情。到吃酒席的前一天，说酒席办在昆山（当时可能正是父亲在昆山，为蒋褔钿养一大象的时候）。那时，昆山虽然不太远，但交通不便，何况为吃一顿酒席，没有人愿意去这么远。这样，沈大媛母亲便有了合伙开米店的钱了。

这事在当时的社会也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在他们一群人中，也没有谁与父亲计较。况且，还要看蒋褔钿的情面。一切不了了之，像一切没有发生过的一样。

沈大媛母亲合伙开的米店，在桃源路上，朝北门面。店名是：大东米店。这米店开了两年，赚了钱，大家分到了钱，不知道怎么，都不想干了。当时有一人叫余树民的，看到这样赚钱的米店就此关闭，心有不甘，到自己家乡去借了钱，一人做老板。其余的人愿意当伙计就当伙计，不愿意当伙计的，可以自己方便。

沈大媛母亲，当了伙计，基本上是烧饭，偶然也要送送三十、五十斤的米。

解放后，别人都成了工人。那天，我去沈大媛母亲处玩，听到米店门前的高音喇叭在喊：大东米店的老板，快点出来坦白……

沈大媛母亲后来是以五好工人的身份，在五十年代退休，活到八十六岁去世。

我家的祖坟设在昆山。由于，我的曾祖父在太平天国失败后回高皇寺去了。所以，昆山的祖坟只是从我的祖父开始的。在坟地中总共埋葬了五个人——祖父、许田华，祖母、朱太夫人，大妈、大毛，二妈、李贞，叔叔、长寿。

叔叔取名长寿，偏偏短寿命，三十多岁就死了。既没有听说他娶过妻，也没有听说他留下子女。

坟地是买了两亩地，有一个叫丁阿大的看守的。除了五口棺材外，多余的土地由丁阿大免费试用，不再另付看坟费。由于这些好处已比较大，所以，丁阿大在每年清明之前，除了在坟上略添土块，等待我们去上坟祭祖外，会在每年的秋收后，带些农副产品来我家走动。既像亲戚，也表示了一种感谢。

后来，我们清明常常不去，他们也就不常常来了。解放初期我与来娣姐夫妻去了一次，他们清明前什么都没有做，表示了歉意。我们上昆山游玩了一天，吃了昆山有名的卤鸭，下午山上下来，还叫了一只船，送我们到最靠近火车站的地方。这是我有记忆开始的第一次旅游、印象既好也深。

58年大炼钢铁，丁阿大的妻子来了一次。说坟地国家要炼钢收去，要地契，能补钱。后来，母亲找了常熟亲戚小阿姨（表亲）毛良男一家帮助，把棺材结骨到常熟。

老木匠

四

父亲是1962年中秋节后不久去世的。也许63年家中来了一位陌生人，他从未来过。他来看望我父亲，我接待了他。当他知道我父亲在虚龄七十时去世的，竟然不说我父亲去世早，而大谈想不到我父亲这样长寿。他说我父亲年轻时太腐败啦！能活到七十岁，真是意想不到。

我没有发觉他有任何不良动机，所以，我也没有反问他：你想象中的他，应该早死了，你今天怎么还会来看他！

相谈之下知道：原来此人是父亲过去住城里时的一个小兄弟，姓屠，也自称小屠。我当然也就以叔叔呼之。他与我说起：当时他也是城里父亲组织的小梁山中的一员，在城里专打抱不平。成天成夜在外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家。也不知道好好休息休息，还常常喜欢搞女人。怎么也照样也活到古稀之年。

我当然也不能问他，你是不是懊悔年轻时女人搞得太少。我听他说起小梁山，我就说：听说我父亲还打死了一个法国人？

他说：“法国人是老打了。那时中国地界的东新桥，成德开了爿成德烟纸店。成德与我们都差不多大小，老板娘很漂亮。当时有个法国人查票，常常来吃老板娘豆腐。老板人矮小，又不善于打架。后来，告诉了你父亲。你父亲常常去玩，碰上这法国人就打，打得那法国人不敢再来。我们还捣蛋，把他们开着的电车辫子拉掉。啊呀！那时候的腐败是不要去说它了。”

哦，哦！原来你把这都看作腐败。我想。

不过！我确实听妈妈和来娣姐说起过：父亲当时年轻漂亮，有很多女人想与他相好。有一年父亲生日，来吃饭的女人竟然坐满了一桌子。而且，她们各人只知道自己与毛喃有关系，是毛喃最要好的朋友。其实，个个与父亲都有关系。

父亲因为已经五十八岁，那年，而且患了高血压，血压上面高达两百多。常常用冷毛巾贴在额头上。当时父亲看病是上高锺云处就医的，高锺云当时在东方饭店（后来的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对面开有诊所，由于他也是蒋褔钿的学生子。所以，待父亲很好，就当时的医疗水平来说，是得到了很好的诊疗。

我常常陪伴父亲去，父亲见了高锺云的儿子在看书，就对我说：你也要像高医生的儿子一样，一有空就看书，一有空就看书，就好了……

后来，街道里有了联合诊所，就在联合诊所看病了。

我们131弄的南面隔壁，是一个尼姑庵。一天早上，小当家送来了一包香灰，对父亲说：“许先生，我们听说你生了病。大家为你求了几个晚上的菩萨，求到了这些香灰。你拿去泡茶吃，吃了菩萨会保佑你好的。”

父亲赶紧一连地感谢，接下香灰。小当家走后，我问父亲这香灰能吃好病？

父亲说：管它吃得好吃不好，人家是一片心意，香灰总不至于吃坏吧。

就这样，父亲把香灰分几天泡茶吃了。

那时，我简直觉得父亲是地方上的保护神了。不过，父亲不但与尼姑庵关系很好。就是邻舍隔壁关系都很好。我只要与他一起走过门前的林荫路，一路都是打招呼的人。

五十年代父亲生病在家，一天金海伯伯到我家中说：国家现在在找学西方音乐最早的，或是在旧社会做过些事情，知道事情比较多的人。他已经报了名，要父亲也去报名。

父亲怕脑溢血将不久于人世，不能再吹喇叭了，便回绝了金海伯伯的好意。那里知道竟是筹备上海市文史馆。

后来，金海伯伯多次责备我父亲，当时不愿再吹一下。要不现在像他一样，每月有工资拿，生病有劳保，工作还有人会为你把工资送来。说起过像丰子恺这样的音乐家、画家成了委员，他名气没有丰子恺大，称作馆员。

还说人民政府很看重我们这些老人，有些他们不知道的事情，常常来问问知道的人。

父亲去世后，金海伯伯曾经带了赵子艾来，那天我正在家。

金海伯伯为我介绍赵子艾：也是父亲过去的老朋友，他当过邮电铜管乐队的指挥，还在工人文化宫搞过音乐工作。这次来是为了写“旧上海的故事”要了解父亲在旧上海打死一个法国人的事情。

这事情我曾经听父亲说起过，后来又听哥哥补充说过：

父亲那天从租界到中国地界（记不清了，好像是东新桥吧！）。他乘的是法商电车公司的有轨电车，那天他上车买了票，售票员没有给票，他也没有要。这在当时是经常这样做的。因为，卖票是靠揩油发财的。听说有的揩到后来，家中开起了双开间的南货店。那时的人，一般都是中国人帮中国人，没有人会指责这种揩油的。父亲这种社会上跑跑的人，当然懂这一套的，都是中国人嘛！

不了，来了个法国人的查票，查到了父亲。说父亲逃票，要罚票。父亲当然说自己买过票了，查票要看票，父亲说随手丢了。于是，两个人争吵起来。查票要父亲下车去处理，这样两人就下了车。

这时大约是已经到了东新桥——中国人地界。一下车，法国人就动手打起父亲来。哪里知道父亲也不是好欺负的，也练过些手脚，两人这就打了起来。父亲与法国人打得热闹，真是棋逢敌手、将遇良才，围了一大圈看的人。

正在这时，有一个人赶着马车从旁边走过。见围了一群人，便问旁边的人在干什么？旁边的人回答：中国人打外国人。

这赶马车的人，身材又高又大。一听打外国人，来了劲头，跳下马车挤进人群，动手就帮父亲打。外国人与父亲是打个半斤八两，怎么经得起加一个重量级的生力军。于是，把个法国人打得当场吐血，跌倒在地……

第二天，听说法国人救到医院，没救活，死了。那不好了，犯了人命了。别人也许在上海能躲一躲，可父亲从小生长在这里，附近的人几乎都认识他。法国人一调查，马上就知道，是城里毛喃打死了法国人。父亲也精怪得很，一得到法国人死了的消息，立即知道事情大了，不能像平时那样对待。于是，一溜烟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

后来，法国人找不到父亲，去找到了赶马车的人。原来赶马车的是无锡商团的，这无锡商团在中国地界颇有实力，这一起打法国人的人，也颇有后台。因为，法国人抓不到主犯。他们在中国地界，也没有办法抓赶马车的人了。

这事情过了两年多，法国人找不到人，也不知道怎么，只能不了了之了。两年后父亲总算回家了，什么事情也没有。我问过家中所有的人，只知道父亲逃到天津两年多。我家当时与天津没有任何关系，也不知道父亲的日子是怎么过下来的。父亲对谁都没有说，所以，直到今天更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我今天猜想：可能赶马车的人，事后把父亲带走了。是赶马车的人帮忙，嘱咐，帮助父亲逃到天津的。这样，由于法国人抓不到主犯，赶马车的也一起逃过了一劫。

奇怪的是，后来，父亲竟然在蒋福钿家里当起养师来，而蒋福钿是当时法国巡捕行的翻译兼督察长。

老木匠

五

父亲说起在蒋褔钿家里当佣人的一段经历，总是充满了甜蜜。

父亲告诉我：有一次蒋先生带着父亲等一起外出斗蟋蟀。那时有一个轮船公司的老板，有一只蟋蟀与他人（父亲都认识，姓名什么的我就记不得了）的蟋蟀秤上了分量。对方要花（所输赢的钱）较大，这老板迟疑了。由于，大家都知道他对蟋蟀不是太懂行。所以，一时有斗不成的趋势。这时，父亲对他说：你的蟋蟀能让我看一看吗？那老板见是蒋家的养师，当然肯啦（斗蟋蟀时蟋蟀一般不能让人看）。于是，父亲看了看，对他说你想斗多少就斗多少，不够的花我帮你。

那老板一听胆量就大了，心想：蒋褔钿家的养师都肯帮我，我这虫一定差不了。于是，就斗了，不了一斗就赢了。他高兴得很，散场后他偷偷地对我父亲讲：到他家去帮他养蟋蟀。结果，当然是被我父亲回掉了。

我问：他要你去养蟋蟀，当然会多给你一些钱啦，你为什么不去？

父亲说：我在蒋家多么惬意，蒋师母待我又好，家中不管有什么事情都能帮助解决，我怎么能去呢!

父亲说：“有一次，有个乡下人捉到了一只好蟋蟀，送到蒋家要卖给蒋先生。我与蒋先生看后都觉得好。就问他要卖多少钱？那农民说想调一只收音机，结果，蒋先生就买了一只六灯机给他，他高兴死了。你想，他卖给谁能出这样大的价钱。”

“这倒是。”我答。

父亲又说：“有一次，有一个乡下人，还送来一只黄盾（一种专门供斗的小鸟），说要换一头牛。结果，一试斗。果然是一只开脚的好鸟，就给他买了一头牛。”

“爸爸，你们斗蟋蟀赌博，没有人来抓你们吗？”我问。

“没有！谁来抓？都是小汽车开来开去的，蒋褔钿又是包打听头脑。巡捕行哪一个不认识。哦！有一次，蒋先生等人在一家人家斗蟋蟀。那人有个不相契的邻居，想上那人家的腔。结果，到巡捕行去报告。巡捕行打来了电话，说有一个怎样、怎样的人来报告你们赌博。蒋褔钿在电话里说：知道了，你给我留他一留。”

“后来，斗蟋蟀结束后，打了个电话去。巡捕行里陪了那报告的人来捉，哪里还有斗蟋蟀的人呢。”

“哪！那报告的人不要催吗？”

“报告的人催，就回答他：现在没有空没有人。”

“那捉不到怎么办？”我问。

“怎么办！吃一顿生活，说他“谎报军情”赶出巡捕行结束。”父亲答。

“唔！还好没有关他。”我说。

爸爸答：“关他？关他干什么。关他要为他付饭钱的，巡捕行不肯给他白吃饭的。过去，你有权有势要关一个人，是便当的。但是，你必须要为他付饭钱。没有人会出钱招冤家，巡捕行也随随便便打几下，让他知道下次不报告就算了，还要怎样？”

“爸爸：你们那时斗的蟋蟀都是杭州、绍兴的客人（专门卖蟋蟀的人）送来的吗？”

“不是的，每年立秋前蒋先生就派人下去了，或杭州三堡、五堡，或绍兴、萧山。挑一家宽敞些的房间，叫乡下人打扫打扫清洁。旁边放一只床，中间放一只桌子。住在那里收蟋蟀。”

“捉蟋蟀的农民也有规矩的，每到立秋了，大家聚在一起喝酒。明天就可以捉蟋蟀了，有个把性急的也会当天喝了酒，就去捉的。不过，捉蟋蟀也有窍门的。一定要听到好蟋蟀的叫声才捉，不管什么叫声，一听见就捉，一听见就捉是捉不到好蟋蟀的。有的人听到了好叫声，就不走了。一小时、两小时的等它再叫，一定要捉到它才罢休。捉得来蟋蟀的人，年年能捉到好蟋蟀。捉不来的人，就是捉不到好蟋蟀，他听不懂好蟋蟀的叫声嘛！没办法。”

“爸爸，绍兴也出好蟋蟀吗？”我问。

“什么地方都出好蟋蟀，只是多少而已。有一年大（上海方言：音 ‘图’）星，到绍兴去收蟋蟀。人还未上来，大好佬出了好几只，头钱{红利}就派人送下去了。”

“过去，我们这唐家湾地区也出蟋蟀，我年轻时就在这里捉蟋蟀。哦！看蟋蟀时最忌一面喝茶，一面看蟋蟀。有一年我捉到了一只好蟋蟀，还没有到家，碰上朋友便上茶馆泡了茶，一面喝茶一面看。谁知道竹管筒棉花一拔掉，它就跳了出来。一跳正好跳在刚倒下的茶碗里，给泡死了，真作孽，一个难得捉到的好蟋蟀，一捉来就泡了汤吃。”

我从小受父亲影响，也喜蟋蟀。听父亲这种回忆之说，眼前简直出现了一幕幕父亲在桃花源生活的情景——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爸爸你再讲些斗蟋蟀的事情我听听。要是蒋褔钿他们斗蟋蟀，还没有到寒露、还没有进汤，蟋蟀斗光了、没有了怎么办？”我最喜欢听父亲讲斗蟋蟀的事情了。

父亲说：“那种情况蒋褔钿家不大可能发生。因为，他可说是当时上海滩上最大的养户。一般，早秋时要养一千多盆，是够他玩到立冬的了。不过，有时候也有白露后进的。那是杭州客人、或绍兴客人送上来的。白露后一般乡下农民都不捉蟋蟀了，但往往有农民自己手中压下来的、或斗出来的凶头。正好需要钱，来卖掉的。这种蟋蟀一般价钱都贵些，不过它允许勾勾看。”

“有一次，杭州客人送来十只蟋蟀，要卖280块银洋钿。这十只中有一只特别好，也就是说一只要卖280块银洋钿。那样人一听不是太高了吗！所以，凑个数，算是28块银洋钿一只。但是，这9只拖头也只只出色的。”

“蒋先生把最好的一只勾了勾，果然好，就买下了。”

“后来，这最好的那个虫，与郭培基的一条虫秤上了。郭培基是开钢笔厂的老板，一次我带你哥一起去看斗蟋蟀。说起名字，因为大家都叫培基，还送了一支钢笔给你哥。就是抽屉里那支，没有人能修理的笔。”

“郭培基那条虫，斗过三笼夹死三条。”

“那天斗时郭培基的那条虫，跑上去就是两口。每口都把蒋先生那条虫咬得缩成一团，谁知道放开后都没有败。知道郭培基那条虫厉害的人，都在心理说，今天碰上阿哥了，郭培基说今天这条虫输了。果然，两条虫再次交口，郭培基的虫被蒋先生的虫还了一夹，郭培基的那条虫回头便逃了。”

我正是被父亲所讲的，听得入了迷。

爸爸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说：“有一次，有个养蟋蟀的朋友来看蒋先生。蒋先生没在，我便与他聊了起来。他说：他养着的几个好蟋蟀败掉了，现在秋分也已经过，要再去买也难了。”

父亲说：我送你一条虫，你去斗斗看。

“他一听，我蒋先生的养师要送他一个蟋蟀，他很高兴。我从架子上拿了一只给他。”

“过了几天，他领人挑了一桌子菜来。那天吃饭时，蒋先生搞不懂，他怎么会送一桌菜来给我们吃呢！父亲告诉他，这一桌菜是吃在一只败鬼（音：句）。”

蒋先生更搞不清爽了？

父亲告诉他：“就是那天早秋里斗败的，我说斗得太早，你说那虫没有用。我便偷偷地养到现在。上次他来，说没有虫玩了，我便送了他。今天吃的就是那只败鬼，他赢了。”

蒋先生说：喔！你这小鬼，门槛倒精的。哈哈、哈哈。

我有些为父亲不平了：“爸爸你不是讲：你比蒋褔钿年龄大吗！他怎么叫你小鬼？”

父亲说：那没有办法，他是主人，我是佣人嘛！

“爸爸，蒋褔钿可是国民党？”我问。解放后受教育的我，还怕他不要是个坏人哟！

父亲答：“这倒搞不清。只知道他是中法中学高中毕业的，他法文好。在法兰西巡捕行当督察长兼翻译。法国人的警察也归他管，他有事情可与领事直接谈。他其实是个随便得很的人，谁请他帮忙他都会帮。新四军在苏北断粮要饿死人了，共产党没有办法，走了黄金荣的门路。黄金荣搞了很多的粮食，由长江运过去。这里面蒋褔钿也出了不少力。”

“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被绑架，也是走的蒋褔钿的路。那次约定共舞台碰面交赎金，还是我去送的赎金。蒋先生外面便衣、警察都布置好。我把钱交给来人，一做手势便有人把门，只许进不许出。捉住了来人，马上审出荣德生下落，警察立即驱车去救人。”

“荣德生被救后，荣家格外感谢蒋褔钿，把凡是荣家纱厂，所有厂里吃的粮食都交由蒋褔钿去买，不管什么价格买的，荣家都以市场上最高的价格付蒋褔钿。这样，蒋褔钿不但每月收入不小，而且不用担心卖不掉。”

“蒋褔钿他不懂营生，只知道做他的督察长。他每次买最差的米，从荣家拿最好的价格。”

“由于，蒋褔钿每次买的是最差的米，几个月下来，荣家所有厂里的工人都有了意见。当然，首先问的是近来买的米，是多少钱一担的？这样，荣家的账房先生难做人了，便责怪蒋家米买得太差，希望以后买好些。”

“蒋褔钿一贯不要听责怪他的话，一听说责怪他米买得太差。就说一个月也赚不了多少钱，他不要听这种话。说：赚也赚不了多少钱，却叫人听起话来！不做了，不要做了！这时，他的一个学生子叫张英杰的正在旁边，立即就接着先生（即老头子）的话说：先生，你不要做就让我去做吧！”

“蒋褔钿一听，说：你要做那你就去做吧！”

“于是，张英杰立即买了一辆小汽车，去送给了荣家的账房。说明先生现在不要做了，让他来做，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与他联系。”

“这样，张英杰把米买得好些，既能赚钱，工人又没有了意见。到解放时他也发了些财。张英杰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时去的香港。”

父亲说完这又说：“蒋先生，什么事情都凭兴趣做的。有一次，有人送了一段很好的、做衣服的料子。他一看，对旁边的人说：这料子好！”

“旁边的人当然也说好。”

“他又说：做几件笼衣怎么样？”

“旁边的人说：那还有什么话说，哪有用这样好的料子做笼衣的？”

“谁知道他立即找人来，做了两只鸟笼的笼衣。这样一段好的料子，做了两只鸟笼的笼衣，多余下来的，尴里不尴尬的还能做什么？他是不管的。”

“师母真好，什么事情只要他高兴，从不阻拦。”父亲继续说：“有一次，蒋先生把一只喜欢的鸟，挂在床脚旁。一般鸟拉屎不会拉到鸟笼外面，谁知偏偏今天拉到了外面。正好拉在新换上的被褥上。阿凤（洗衣打杂的佣人）看见了骂了句：短命鸟，拉屎拉在床上！”

“这骂声被师母听到了，就对阿凤说：你下次要当心，这鸟是他喜欢的，你骂它短命，给他听见了，把你回了可不好了，下次真要注意。”

“这样，阿凤就什么事情也没有了，以后也不再有骂声了。”

父亲五十六岁时，不知道是谁还挺想得着父亲的。对父亲说：“你五十多岁了，家中孩子又多，要考虑万一碰上什么不行，或身体不好怎么办。不如让最大的孩子找份工作，今后有什么还能有个依靠。”这样，提醒了父亲，48年哥哥虚龄十七岁，由蒋褔钿找了法商电车公司的那摩温——六阿狗（蒋褔钿的学生子）。这样，奠定了我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生活基础。

一九四九年，解放了。我正是六周岁入学年龄。蒋褔钿逃到香港去了，父亲当然回家了。家中的生活全部靠哥哥，父亲又开始吹起洋喇叭来。父亲只吹了一次，记得吹的曲子是我们工人有力量，就开始了漫长的生病岁月。

听说蒋褔钿逃到香港去了。我不禁问父亲：蒋褔钿为什么要逃走呢？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大好人了。

父亲说：因为他是法兰西巡捕行里的头脑，帮法国人做事情的。

“爸爸，你不是讲过：抗战时他救过很多抗日的将领吗？”我问。

“那是国民党的抗日将领，现在是解放了。国民党被赶到台湾去了，是共产党领导了。”父亲答。

我问：共产党不也抗日吗！救抗日将领不是好事情吗？

父亲说：“他是有钱人，共产党领导是穷人翻身，有钞票人是剥削都要倒霉。不过，他自己也糊里糊涂，要解放了还一点不知道。幸亏是纸头老虎（银行老板）从香港打电报给他，说：上海马上要失守，你不走在等死吗！他这才急急忙忙地收拾了细软，从南京坐了一架专机去了香港。师母真好，她自己不去，留下来看屋里，西海师母也不让去。就让年纪最轻、最漂亮的、黄老三的女儿（最小的老婆）去服持他。秋声也一起带去了，帮他养几只鸟。”

“爸爸，你怎么不去。”我问。

“我怎么离得了家呢！家中有这么多人。秋声是独身一个人。听说他到香港，戴笠专门派人去接他的。他倒底救过戴笠手下、好多抗日将领的生命的。”

“国民党抗日将领，怎么要蒋褔钿去救？”我问。

“那时候，上海沦陷了，日本人各个口子上都查得很紧，国民党抗日将领没有办法逃出去了。就来走了蒋褔钿的门路，蒋褔钿与法国人说有几个朋友要去香港，让法国人的一只军舰把这些将领送到了香港。后来，日本人知道了，要做掉蒋褔钿。师母与蒋褔钿吓得要死，躲到东、躲到西。师母说：两个儿子再也不许他们吃政治的饭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秋声从香港回来了。听说蒋先生那里也没有什么可养了，而且蒋褔钿要去台湾了。秋声没有东西养，也像当起了老爷一样。于是，嘱他回来了。谁知道，他一回来便捉了进去，判了五年刑。”

到六二年父亲去世之前。父亲身体略好的时候，春节带我一起去师母那里拜过几次年。有一次，师母告诉：她两个儿子在那面都很好。大儿子在英国蓝烟囱公司工作（蓝烟囱公司与红烟囱公司，是英国最大的两个轮船公司），小儿子刚结婚不久，除了工作外自己还在养金鱼，生活也不错，都不让他们吃政治饭了。师母说着，还拿出了小儿子的结婚照给父亲看。

父亲一面看着结婚照，一面说：“真快啊，那时我送他上小学时问他：现在我送你上学，将来你赚了钱有没有我用的？他爽快地答：当然有得你用的啰！现在已经结婚了。”

父亲一面看，一面又说：新娘子真漂亮！

我见到结婚照后面还题了字，可能是给母亲留着的话语……

有一次父亲回到家里，拎了一只八哥回来。

原来，他去了蒋家一次。蒋师母要他把八哥带回家养。说：毛男啊！你救救这只八哥吧，你不拿去这八哥没有人养，再这样下去要死了。你看看看，它吃的食也就是生米了，更不要说没有人喂它吃虫了。

父亲说：这是一只乡下人特地送到蒋家来的一只雏鸟，是在蒋家喂养大的。说它非常聪明，不但会讲话，而且还会讲法文。

几天后传来了八哥的说话声：“你好，大世界去伐？吃饭、吃饭，哈哈、哈哈。”它还频说英语，只是我们没有人能听得懂。日子久了，它法文不讲了，也许它没有了知音。不过，它在我们这里学了新的语言：“过房娘、过房娘，你汰衣裳、你汰衣裳。”

父亲病重养不动鸟时，他把八哥给金海伯伯养了。金海伯伯可对它钟爱得不得了，每天早上还到菜场买几只虾，泡熟了喂它。它竟然还会与金海伯伯对话：金海伯伯对它说叫我一声，它会说：爹爹。金海伯伯说叫得响一点，它会提高了声音叫爹爹。

隔壁小女孩放学回家，它见了会说：阿姐转来啦，阿姐转来了……舞动着双翅，不知道有多么高兴。

有一次，我要养蟋蟀，家中原来父亲的蟋蟀盆，都给父亲卖后看病用了。父亲陪我去蒋师母那里讨了些。我见到有红木匣，每匣四只装载的。我问父亲这一定是好盆子吧！

父亲说：这些好盆子谁都不能动的。是师母看管着等先生回来再要养蟋蟀的。

我，哦！了一声。心想：师母待丈夫真好，不过恐怕回不来了……

六十年**始父亲的毛病好了些，解放前养蟋蟀中有一个小字辈的朋友——徐某常常来我家玩，讨教蟋蟀经。

他是徐光启的后裔，那时是陕北中学的教师。我从他那里听到了一些书画知识，和问到了一些做格律诗的常识。后来，他因为妻子反对他养蟋蟀，把蟋蟀养到了我们家里。这样我便有了斗不完的蟋蟀。因为，我拿他的蟋蟀在孩子们中间斗，他也高兴：一、有父亲把关；二，斗得怎样的情况，他来后都会告诉他，他出去斗时心中有底；三、帮助他筛选了毛钳，孩子手中的蟋蟀斗不过还能去斗钱吗！

有一时，听说蒋褔钿在台湾去世了。我问：他们怎么知道的？

父亲说：他们总会有信息的吧！

我又问：是什么毛病死的？

父亲答：肯定是心脏病。他这样的人，一辈子真不知道担了多少心……都是生命进出的事啊！

蒋褔钿死后，那时父亲正病重。蒋师母也不知道托了谁，她家中的鸟笼与蟋蟀盆一共才卖了八十元。真是……

六二年父亲死后，师母倒过来，来看望过母亲两次。有一次，还带来了她吃不了的数斤面粉。

不久，也不知道是哪一天。母亲在菜场买菜回家，对我说碰上一个认得蒋师母的人，告诉母亲：蒋师母已经死了。

老木匠

六

我们家在我出生时，便住在永庆里了，听母亲讲：原先我们家是住在南面，直线距离仅五十米的大通路、陆桂生的本地人房子中。是因为日本人打仗，逃难逃到法租界去，回来得太晚了。原先住的陆桂生的房子，已经给先回来的人都租完了。所以，才租到北面的永庆里来的。

听母亲讲：原先住在大通路时，家中的一套红木家具也给人偷掉了。听说：那是因为有些胆大的人没有逃，他们留下来就专门偷逃难人没有带走的家具，等等东西的。

虽然现在住的宅库门房子，比原先住的房子要好些。但是，母亲还是很眷恋老房子的。学龄前，母亲有空常常会带我到牌楼路、大通路一带走走。她东家西家都认识，常常说起话来忘记了时间。

我那时也熟悉了两家：一家是陆桂生家，因为是大房东。另一家是大通路的爱宝娘，是我家住在大通路时的邻居。因为他很喜欢我，常常给我东西吃。我在大通路与孩子们一起打弹子玩时，她还给了一颗红色的、很好看的弹子。后来，我一个人也走过大通路时，要去看看她，喊一声爱宝妈妈。

爱宝娘长寿，活了九十多岁，他可能到文革中才去世的。

那时起我也算懂得了什么叫中式房子。原来，中式房子就是平房。即使看到有两层楼的，其实，也是假两层，楼房很矮，就像宅库门房子中，自己搭建的假三层一样。

父亲因为解放前在蒋褔钿家当佣人，竟然，大林路也有两家开店的主人，来拜他做老头子。从我懂事情起，从来也没有见到过这两家店。也许早就倒闭了。

但是，奇怪的是，林荫路一带，我从来也没有听说有一个人，叫我父亲为老头子。五十年代，却常常叫父亲身边带着的、我的未入学的兄弟为小老头子。

我想父亲也从没有索取过什么。因为，父亲解放后生病没有钱化，欠了抄货摊几元钱，把母亲的一副耳环给了人家。

不过，父亲解放前，在我们这一带，还是算一个有名望的人。因为：一、在蒋褔钿家，每天像上班下班一样，进进出出是大家都知道的。正是宰相家人七品官啊！（蒋褔钿在上海好像听说有三个居住处，他长居住在南市。解放后西藏路的南端，万生桥路的西面，西门浴室的楼上。一排六七间房子，房子是两层的，前面是一排朝南的阳台，阳台后是二进的住房，种花、养鸟非常舒适。）二、父亲夏天穿纺绸衬衫，冬天穿长衫。

有一次，邻居2号老板，因为欠账多时还不出，被债主叫人非法绑架。两人夹着他走，企图在无人处打他一顿。三人走到北面近安澜路处，我父亲正好从蒋褔钿处回家碰上。2号老板一见我父亲便大叫：许先生救救我啊！

我父亲当即将两人拦下问：你们是什么地方的人？有拘票吗！

这两人见我父亲，穿的是雪白的纺绸衬衫，手上拿着水磨骨的扇子，转身就逃了。

奇怪的事情是会发生的。过了几个月，2号老板说过房娘（衆家过房娘，即大家都叫她过房娘）背后说他坏话，要过房娘“吃讲茶”（“吃讲茶”是当时一种敲诈勒索的形式，在茶馆举行。外表是讲道理，其实，是想以势欺人。输了的一方是要办酒水，向对方陪不是的）。2号老板只以为过房娘是我家的一个房客，居住着一个小间。他不知道过房娘与我母亲，本来就是要好的小姐妹。

2号老板要过房娘“吃讲茶”，过房娘当然要对我父亲讲。父亲听了觉得好笑，这只“乌贼鱼”（2号老板的绰号）也要“吃讲茶”。

于是，到了那天早上，他们在茶馆专门摆开了一张桌子。我父亲便坐了上去，茶馆老板都认识。便问：许先生，有什么事情吗？

我父亲说：咦！你们不是要“吃讲茶”吗？

茶馆老板没有作声，走去告诉“乌贼鱼”。“乌贼鱼”声音也没有，人也不见了。

原来这“乌贼鱼”是东林背后为2号老板起的。

2号老板与3号老板，都是鞋楦木跟作的老板。他们两人在每月都赚六元大洋的好日子中，3号老板是吃下有余，而2号老板是前吃后空（欠）。2号老板娘姘头轧了不知道多少，与2号老板自己的学生意也常常搞在一起，2号老板是从来不管的。反过来，2号老板也要去搞别人的老婆，一家人家搞得糊涂涂。3号老板的大徒弟东林，给2号老板起了个乌贼鱼的绰号。也不知怎么，别人知道了，人人说确切。

解放前夕，兵荒马乱。2号老板、3号老板都没有了生意。3号老板有两个徒弟：一个是大徒弟东林，因为很小就来学生意，学了八年，见他年小，一直不让他满师；另一个叫红根。都是乡下亲戚邻里的孩子。

这时老板没有了生意，要坐吃老板倒很不安。于是，两人合计寻找生路。当时的沪南体育场，叫公共体育场，有招当兵的。两人一起走到公共体育场，不过五分钟的路，他两一起上前去一处报名。

这报名需要自己写名字，红根自己能写名字，就报了名。这东林当了八年的学生意，木跟扦得又快又好。可是，就是写不了自己的名字。

这时旁边有人说：那面报名不需要自己写名字。他们两人听了旁人的指点，于是来到那里报名。果然，不需要自己写名字。由于红根已经报名了，所以，只是东林报了个名。东林可高兴了，因为，报名处当场就决定让东林当了中队长。

后来，红根被叫去了。东林一直没有等到人来找他。解放了，终于有人来找东林了。不过，不是来叫他当兵的，是来抓他吃官司的。因为，他不但当兵，而且还当了中队长。结果，被判刑五年。

某年某月，红根来看师傅了。说红根现在家里是光荣人家了，大家知道他是当了解放军。以后一些年，听说东林由白茅岭农场释放出来了，进了当时他们都在一起的，鞋楦木跟合作社。

不久，东林生癌，听说人很快就要死了。母亲对哥哥说：自己看他从小大起来的，又是从小与你一起长大的；他现在妈也去世了，没有一个亲人，非常作孽，要去看他一次。哥哥叫我陪母亲一起去。我陪母亲一起到了他们的劳保医院，见到了东林。唷！瘦得像只猴子。

他一见我母亲，眼睛红了。说：正是想不到你们还能这样想得着我，正是天也要坍下来了。

我们弄堂以我懂事情算起，几乎家家有老板。1号泥水木匠的老板，弄堂口的招牌上写的是《韩鑫记》，水木油漆工程。2号、3号是鞋楦木跟。5号是皮鞋作场，甚至，5号违章搭建的亭子间，还有二层楼，下面不足十平方的是皮鞋作场，上面是老板的家，老板是个驼背。6号是小袜机，最小的老板住的是一只阁楼，在走道开阔处安了一袜机，也做起了老板。

后来我才懂得，这些老板正确的名称应该叫小业主。

1号老板原是苏北的一个木匠，他带着怀孕了的妻子，来到上海。起先凭着自己的手艺和体力，帮3号老板专门锯木料，俗称当锯匠赚人工钱。他手艺好、力气大，锯子下宕了一个大秤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五公分厚、二米长的木材，能锯一百条。每条二分，一天竟然赚钱大洋两元。

一段时间后，他收徒弟，开作场。到解放时，他的《韩鑫记》木工作，是很像模像样的。他收过四、五个徒弟：小九子、锁勾子、五三子、阿虎等。

公私合营时期，他属于小业主。徒弟个个都已经满师，都成了合作社的师傅。

1号老板由于年龄大，上世纪58年公私合营时已虚龄64岁了。所以，他一进合作社便很快退休了。他一直活过了做过百岁大寿后才去世。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原来，这百岁大寿还有一个道理，它不是在虚龄一百岁时做的。它传统还有一种算法：是以农历12个月为一年的。而农历常有七年三闰的说法，所以加上闰月，大致上在97岁时，一个人就活了1200个月了，就做百岁大寿的庆典了。这种事情，由于现在多数人，都以公历过生日，知道的人一天比一天少了。

我在当社会青年时，因为邻居关系很好，在做木工方面受他的帮助挺大。

《韩鑫记》老板民国时有一个朋友，居住在对面136弄，姓秦名振家的，也非常了得。他从乡下出来学生意开始，做起了有几十台袜机的袜厂老板。

秦振家勤劳发家，好善乐施，帮助过的人颇多，长寿。当年帮助过的亲戚朋友，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还常有从海外来看望他。享年94岁。

马路对面茶馆店老板，为人不爽，又好欺人。开茶馆前在乡下，便改了鲁鹏飞的美名。

一次，由于多次打人，被人暗算。被人打得是遍体鳞伤，住进了医院。出来时还嘱咐人大放鞭炮，以驱晦气。后来走了门路，拜蓬莱分局局长为老头子，便变本加厉。把附近的小剃头、小皮匠……都收为徒弟，共收了九个。

听说那时候收徒弟（不是教技术）有一项流氓的规矩，九兄弟第十个一定要是小妹妹。他收了九个徒弟，但小妹妹收不到。于是，想把自己的小姨子充小妹妹。结果，他丈母娘不同意，小姨子自己也不肯，这才造成了他的遗憾。

有一天，我看见他徒弟——卖面的大块头，打一个挑担卖馄饨的，血也打出来了。那时候我还小，回家问妈妈：大块头为什么打那个卖馄饨的。

母亲说：那就是不让别人在这里卖，这里的生意只有他大块头能做。

我问：为什么他一个人能做，就不许别人做？他就这么凶！

母亲说：他因为拜茶馆店老板做了老头子，他们在这里人多就霸道了。

母亲还说：“茶馆店老板的徒弟，在每次茶馆店老板摆测字摊（俗称）时，要孝敬茶馆店老板的。茶馆店的老板，一年不知道有几多次的喜事要办，门口要摆下桌子收礼。”

哦！我好像懂得了什么是恶霸了。不过，这种流氓打人，远不如后来见到的学生武斗精彩。

刚才解放，茶馆店的老板就不见了。后来听说他逃走在外，抓住后判刑十五年。

这机缘是谁都说不准的，这芸芸众生，各人都顶着一方天。在这乱纷纷的世界中，各人自有不同。那时勤劳至富的人颇多。坏人也不少。有欺负人，有帮助人。五光十色，各人在这纷烦的世界上，发出自己的颜色。有帮助，发财的人不少。有打人，死人的事也不多。这才是真正的和谐。没有好，没有坏。没有高，没有低。总之，没有矛盾。这不是和谐，也不是世界。只能是一潭死水。

                                                  许培鑫  09年7月21日

金丝铁线

父亲说：“他是有钱人，共产党领导是穷人翻身，有钞票人是剥削都要倒霉。不过，他自己也糊里糊涂，要解放了还一点不知道。幸亏是纸头老虎（银行老板）从香港打电报给他，说：上海马上要失守，你不走在等死吗！他这才急急忙忙地收拾了细软，从南京坐了一架专机去了香港。师母真好，她自己不去，留下来看屋里，西海师母也不让去。就让年纪最轻、最漂亮的、黄老三的女儿（最小的老婆）去服持他。秋声也一起带去了，帮他养几只鸟。”

“爸爸，你怎么不去。”我问。

“我怎么离得了家呢！家中有这么多人。秋声是独身一个人。听说他到香港，戴笠专门派人去接他的。他倒底救过戴笠手下、好多抗日将领的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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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戴死了吧？老辈子的人讲古话，经常有讲串了的时候，将这一次与那一次搞混之类，记录的后辈不查，就会有这样的虫在。

我听了长辈讲家族人物历史，事后总在反复推敲查对：外公地位和经济实力够不够经常与冯六爷坐在一起打牌？那时梅兰芳与冯六爷的关系如何，还会一直跟在旁边伺候吗？那个常去玩的地方主人是谁，等等，就怕写下来闹笑话。

实际上调查后发现搞混了的也不少，不一定是长辈讲混了，更可能是听的时候人物关系不熟，记串了。

老木匠

8# 金丝铁线

这个问题许培鑫在一个帖子里解释过，我把它贴在与老师陈巨来那个连载的最后了

金丝铁线

9# 老木匠
哦，早有人指出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