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悼朱维铮先生

老木匠

@钱文忠：2012年3月10号15点52分，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维铮先生不幸病逝，享年76岁。泣告。

老木匠

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资深特聘教授朱维铮因病医治无效，于2012月3月10日15时52分在上海新华医院逝世，享年76岁。

朱维铮，1936年生，祖籍江苏无锡。196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门化，留校任教。朱先生治学严谨、功力深湛，是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中国史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国近代史等多个领域的著名历史学家，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曾获德国汉堡大学荣誉博士。他师承陈守实、周予同先生，继承了复旦优秀的史学传统，治学能力和成果在早年即为学界所瞩目，是1980年代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开拓者和建设者，主持整理、编选和校注多种重要典籍，是促进国际文史学术交流合作的先行者。

朱维铮教授是卓越的史学教育家，是坚持实事求是、不懈探索真理的纯学者。

自觉的梦游人

哀痛。老师走好。

老木匠

和朱先生不太熟悉，只一起开过几次会

印象最深的是90年代有个校长大力鼓吹复旦要创世界一流，在学校一次会议上，亲耳听朱先生冷冷的说：什么世界一流，不要倒退到49年前的野鸡大学就可以了

无论魏晋

哀悼！
朱先生走好！

杜雅萍

哀悼！有个性的学者总是让人喜欢。

老西安

唉，唉唉，我案头还摆着一本先生的《重读近代史》，正在努力研读，没想到斯人已驾鹤西去，哀悼！

自觉的梦游人

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资深特聘教授朱维铮因病医治无效，于2012月3月10日15时52分在上海新华医院逝世，享年76岁。

朱维铮，1936年生，祖籍江苏无锡。196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门化，留校任教。朱先生治学严谨、功力深湛，是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中国史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国近代史等多个领域的著名历史学家，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曾获德国汉堡大学荣誉博士。他师承陈守实、周予同先生，继承了复旦优秀的史学传统，治学能力和成果在早年即为学界所瞩目，是1980年代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开拓者和建设者，主持整理、编选和校注多种重要典籍，是促进国际文史学术交流合作的先行者。（复旦大学）

网事情缘

20多年前即读过朱先生的《走出中世纪》，印象深刻。哀悼。

自觉的梦游人

　　“朱维铮是复旦学术的一面大旗”。网络搜索，百度百科上“朱维铮”词条以这样的评价开头。

　　或许有人会对此存疑。毕竟，一些截然不同的指点评价曾经一路伴随着这位个性鲜明的知名历史学家、教授。然而无可否认，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关注中国思想文化和中国历史学术研究的人，都会知道朱维铮。

　　3月10日下午，大旗偃落。在查出罹患肺癌一年多之后，朱维铮教授病逝，享年76岁。复旦大学校园网宣布这一消息时，评价的最后一句，称之为“卓越的史学教育家”,“坚持实事求是、不懈探索真理的纯学者”。

　　“复旦史学传统的继承人”

　　除了历史学界人士和他的学生，读过朱维铮《走过中世纪》、《音调未定的传统》、《重读近代史》等普及性书籍的人们，会为他独特的思考与文风所打动，对他的学术源流却未必知道多少。

　　在他工作了一辈子的大学校园里，朱维铮被公认为“复旦史学传统的继承人”。朱门学生、已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的李天纲先生提供的一份朱维铮学术生平里，让人印象深刻的不是朱维铮晚年拥有的德国汉堡大学荣誉博士、中国史学会理事等荣誉和职务头衔，而是他的师承“血统”：1955年就读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后，先后担任著名历史学者陈守实、周予同教授的助教。陈守实教授出身于当年的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陈寅恪，研究中国土地制度史；周予同先生“五四”运动中有过“火烧赵家楼”的壮举，也传承了晚清经学研究传统，是中国经济史研究著名专家。

　　这样的师承血统，让朱维铮日后继承两位前辈开拓、倡导的领域，奠定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学术研究方向，更重要的则是，他们博研典籍、实事求是，用扎实史料功夫探讨重大理论问题的学风，深刻地影响了朱维铮的一生治学。

　　以个性论，朱维铮应该是喜欢“标新立异”的。他的许多学术论文都能辟蹊径，也因此而在国内率先开拓出文化史和思想史等新研究领域，但他强调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不可以带着现在的感情，对历史做轻易的价值判断”，其严谨扎实在学界有口皆碑。

　　“名师不一定出高徒，严师可以带出一些”

　　在复旦任教50年，几乎每一届学生回忆起朱维铮教授，都会说到他的独特“口试”——“1981年，我们期末考试的时候，他是历史系唯一一个不采用笔试而用口试的老师。事先出好几十道题目，学生抽签准备，排着队一个个进教室接受他的提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回忆说。

　　“我们读书时是从朱老师出的100道题目中选一个，写成1000字文章，他就这篇文章提问，提倡学生和他辩论。有学生想挑战他，毕竟题目范围那么广嘛，但他对史料的熟悉和博闻强记，让人没办法做到。朱老师当时还告诉我们，‘敢这样考试的老师，一定是好老师！’”曾就读于97级历史系的复旦大学新闻中心主任方明补充说。

　　“我不一定是名师，但肯定是严师；名师不一定出高徒，严师还可以出一些。”也是朱维铮的“名言”。

　　李天纲教授回忆说，1986年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后，作为朱维铮弟子的他们负责写会议纪要，交上去后每个人的文字都满篇红字、被改掉三分之二，让他们傻了眼。朱维铮说，当年周予同先生也是这么帮他改文章的，并告诫他们写文章一定“陈言务去”，用最经典的字句表达含义。

　　微博上，也有学生晒出朱维铮审读自己论文后手写的信件，虽然是被“骂”，老师的认真严谨却留下了终身的印记。

　　而在因出书而与朱维铮交往密切的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看来，这位对学生特别严格的老师，严厉外表下其实有着一颗非常慈悲的心。他狠狠批评学生，却也十分精心地为他们修改论文，真心关爱他们，为他们找工作而着急、用力。

　　“认真读书、认真教学、认真做人”的学者气场

　　年轻时是学校话剧社的“台柱子”和系运动会短跑冠军，80年代初一件藏青长风衣有型有款惹人注目，一直到70岁之后，已是享有盛名的学者、教授，他悠然地骑在一辆旧自行车上的身影，成了复旦大学校园内的一道风景。

　　在复旦大学，朱维铮与去年去世的著名文史学家章培恒教授等人一道，被认为是最具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或“士大夫”气息的当代学者。他们各有专业才学，但更是性情中人，因个性鲜明，自有折人风采，让人留恋。

　　“这样的老师走了，是大学的很大损失。”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杨志刚回忆说，朱维铮先生喜欢通宵工作、上午睡觉。大学二年级时，因为协调不畅，一次他一早去请朱先生上课，他被叫起后二话不说，红着眼睛就跑到教室里。他的研究生们经常就聚在他的卧室里聊天、谈学术，时不时要被他发散性地发问：“如果交给你十万人，你能指挥吗？”“对床头这幅画，你能说说吗？”

　　这样一些琐碎事情，杨志刚说是“我们做学生时的福分”，因为它是真正的师生贴近、言传身教的影响，琐碎，却传递着文化与精神的传统。“这种情节在现在的师生间或校园里很少能够看到。多数老师上课前几分钟到教室，下课铃声响了就走，个别学生能和老师电子邮件交往已属难得。”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在《孔子思想体系》里根据考据提出“孔子是个私生子”，差点惹得孔家后人打官司；在经学冷落年代里说“哪怕它是粪便，也要摆到显微镜下研究”，在“国学”大热之后，又告以警惕：“我们是否传达了真实的历史、真实的孔子”、“是利益驱动还是文化寻根？”；他指名道姓地批评一位在电视里讲《论语》的学者“没一句心得是她自己的”，考据引证说明她当作褒扬的“半部论语治天下”其实是对前人对论语的嘲笑，而同时他也说“学随术变”……

　　有人曾说他爱出风头，也有人说他执拗、不合时宜。他在课堂或公开场合说过的尖锐话，让学生们在他身后还担心媒体写得多了会“伤人”。做科研要填表申请经费，需要说明研究项目有什么作用，他会写下“没用”。

　　朱维铮曾告诉记者，一生钻研“没用”的历史，“最大的改变是，使得无论我看过去还是看现在，看中国或是看外国，或者说看人生，我都把它当作历史过程当中的某一个环节来看待。”

　　不必读懂他的专业贡献，更不必纠结于一言一行，对于一所大学、一个社会来说，这样一位认真读书、认真教书、认真做人的学者、教授的“气场”，就是最宝贵的文化“遗产”。( 姜泓冰)

自觉的梦游人

　　昨天下午，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因病在上海新华医院去世，享年76岁。

　　自一年半前查出肺癌，朱维铮的病情一直牵动着学界同仁。几天前，朱维铮病危的消息开始在学生、好友之间流传，据朱维铮学生杨志刚介绍，先生的家人在前天作出了不再过度治疗的决定，“当时我们都赞成，觉得朱先生这样的状况再动手术，再去切开喉管什么的，没必要，对他也太痛苦了。”

　　就算在得肺癌的最后岁月里，朱维铮依然坚持活跃在教学和著述上，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受邀出任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大师》栏目学术顾问。《大师》栏目导演王韧多次向早报记者谈起朱维铮对该栏目倾注的心血，他帮助栏目组选题、策划、审稿，数次从病榻上跃起，帮助编导改稿。

　　去年8月上海书展期间，已经病重的朱维铮来到拥挤的上海展览中心为《大师》系列影碟做宣传，那个时候的他已经需要搀扶才能走上台，尽管如此，朱维铮依然做了简短发言，他当时说：“没有这些大师，就没有中国百年的学术、教育、思想、科学等成就。但现在我们的报纸上，大师满天飞，阿猫阿狗都可以是大师。打开今天的报纸，一些假大师还在神气活现。在我看起来，辨别真假有一条就是，看看真正的大师是怎样的，可以看穿什么是‘假大师’，什么是‘吹牛大师’。我希望看到更多大师，但很遗憾，现在大师比以前少得多了，这就让我们回顾历史时更有意思。”对于大师的定义，朱维铮说：“大师就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德才学识兼备，非但于本门学科为不世出的专家，并以卓特识见、新颖方法或指明未来取向，而受众多学者景仰，这里的裁判官，仅有一个，就是由时间体现的历史。”

　　去年12月中旬，已是癌症晚期的朱维铮先生，刚从中山医院接受阶段性治疗结束回家，却要坚持到教室中，为本科生上好最后一堂课。他知道自己身体虚弱，行动不便，特意嘱咐助理提早接他到教室。上课的地方在复旦大学五教的三楼，朱维铮走上三楼，在休息室里整整休息了半个小时，才缓过劲来。随后努力让自己进入最佳状态，为学生讲完两堂课。这是先生给复旦学生上的最后一堂课，也是最令人感动的一堂课。朱维铮曾说他一生中最大的改变契机，是在“文革”中领悟到，“我应该有一颗属于自己的头脑，我可以有一颗属于自己的头脑”。1978年改革开放，也是在这一年，朱维铮才重回复旦讲堂。他是最晚恢复上课权利的中年教师，却受到了学生最多的欢迎。

　　1936年，朱维铮出生于江苏无锡，是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顾问、专门史博士生导师、德国汉堡大学荣誉博士、原中国史学会理事，原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顾问，原上海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徐光启研究会会长。他在中国经学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中西文化交流史、近代史等多个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被公认为复旦史学传统的继承人，也是中国史学研究的开拓者。

　　1955年，朱维铮就读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之初担任著名学者陈守实教授的助教。1962年，年仅26岁的朱维铮就在史学权威杂志《历史研究》上发表了《府兵制度化时期西魏北周社会的特殊矛盾及其解决：兼论府兵的渊源和性质》一文。1950年代，教育部委托周予同主编大学文科教材《中国历史文选》。朱维铮被周予同指定为主要的助手，朱维铮也因此机缘转入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领域。在其学生、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天纲看来，朱维铮发展了陈守实与周予同两位前辈开拓、倡导的领域，将之树立为本系新的学术方向。在学术研究风格上，朱维铮继承了陈守实、周予同两位前辈的专攻，并结合两者之长，形成了自己的特征。善于将传统的乾嘉考据学方法与西方诠释学方法相结合，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

　　朱维铮继承陈守实在制度史、明史研究中的成果，将复旦的中国史学史朝更加扎实的方向发展，成为历史系最具特色的专业之一。2005年复旦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朱维铮作为主编，以《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为题，出版了多卷本著作，代表历史系作为对百年校庆的献礼。在研究过程中，朱维铮撰写了《史学史三题》、《班固与〈汉书〉：一则知人论世的考察》、《历史观念史：国病与身病——司马迁与扁鹊传奇》、《史官与官史：韩、柳的史官辩》、《历史编纂学：过程与形态》、《班昭考》等系列学术论文，先后发表在《复旦学报》、《中华文史论丛》等刊物上，为重新解读中国史学史提供了思路。而他早年为《中国十大史学家》撰写的司马迁篇，通过《史记·天官书》解读司马迁的史学思想，也是同类研究中独辟蹊径、颇具特色的。

　　朱维铮还同时继承了周予同提倡的中国经学史研究。自1950年代起，就筚路蓝缕地开创和坚持经学史的研究和教学，整理了一批经学史研究资料，培养了一批经学史研究人才，相关论著也为当代中国经学史研究奠定了基础，成为当前海内外中国经学史研究领域最有成就、最有代表性的学者。他整理编辑的《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初版，1996年增订)，是经学史领域具有丰碑意义的文献。而他自己的多篇论文在该领域同样具有典范意义，尤以《中国经学与中国文化》(《复旦学报》1986年第2期)、《儒术独尊的转折过程》等篇为著。朱维铮经学史研究的最大特色，是强调经学演变和政治史之间的关系，把经学史界定为中国中世纪的统治学说史，因此有别于儒学史或孔学史。他曾参与主编《传世藏书》经学与经学史类文献，为古代重要经学史文献做过提要，成为后来研究者的管窥门径，晚年又担任了《儒藏》经学史类文献整理的主编。

　　朱维铮也为当代学术研究开创了很多新的领域。1980年代，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在中国大陆兴起，朱维铮是最重要的开拓者之一。他在复旦历史系组建了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成为全国首家以“思想文化研究”命名的研究室。1986年，在复旦组织召开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是“文革”以后首次在中国大陆召开关于中国文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编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论文集，对此后中国大陆的文化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广为人知的“新儒学发展第三期”学说，“西体中用”学说，就是在那次会议上首次为大陆学人所知。1989年冬天，朱维铮再次在复旦召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是当年全国举行的唯一一次国际学术会议。

　　在晚明史、清史、近代史研究领域，朱维铮重视传教士与西方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蜕变与重新型塑以及政治演变过程中的作用。既开拓、推动了19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中西交通史、基督教在华史、宗教史等领域的研究，也为晚明以来的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研究引入了新视角。

　　康有为与章太炎是经学史上的两位殿军，分别是中国经学今文经传统与古文经传统最后的代表人物。在章太炎研究上，朱维铮编选、注释《章太炎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厘清了大量古典、近典，使中外学界公认的艰涩难懂的章太炎学说能为人们所理解。

　　1987年出版的《走出中世纪》因其独到的眼光、尖锐的思想，出版后不久即被翻译成英文，在西方学界产生很大反响。20多年来，这部著作畅销至今，影响了很多年轻学人。在朱维铮的概念中，中国从晚明才开始“走出中世纪”，“我把秦到满清称为中世纪，虽然它不严密、不科学，但比用5种社会形态来分析中国历史要合理得多。中国从晚明逐渐走出中世纪，并不意味着中国就开始走入近代化或现代化，它只是在走自己崩解的道路。崩解就意味着从那段历史中走出来了，意味着是内在的变化，主动地走出。我认为，我们国家那么大、民族那么多、人口那么多、传统那么深远，没有一个外来势力能改变我们，是我们自己在改变。”朱维铮曾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说。

　　朱维铮晚年又对该书进行了修订，2007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修订本，并将相关文章另行汇集，出版了《走出中世纪二集》。最近新著《重读近代史》，又是近代史研究的发聩之作。

　　火气大、讲话不讲情面是朱维铮给外界的一个主要印象，在学术上他更加不会随大流、人云亦云，也因此得罪很多人，也常遭人骂。比如他说孔子是私生子一度遭到很大非议。但朱维铮曾对早报记者说，“1982年我写了本《孔子思想体系》，我考证的结论是，孔子是他母亲被强奸后的私生子，即野合而生，费孝通也是这么说的。但这个不新鲜的观点被人大骂。孔子是‘私生子’、‘丧家狗’，这是多少年前的观点啊！”因为这个原因，他还曾受到威胁，“要我向他们道歉，否则就到法院告我。我一直在等他们的传票，传票来了我自己去辩护，我把当年写作的东西都找出来，就等着他们找我打官司。”他曾对早报记者说，“孔子自称殷人后代，而华夏是周人的后代，他是否算华夏族？这我不去管它，就算是华夏族，也不过是中国先民的一个，多元中国文化的一员。历代中国尊孔，要搞清楚尊的是什么孔，提倡读经，读的是什么经。我治中国经学史，我当然仔细研究过。许多人不懂历史疯狂骂我，真的很悲哀。”

　　朱维铮也并非那种古板的老学究，他的学生金光耀回忆说，朱先生曾是复旦大学话剧团的台柱子。李天纲则回忆说，先生曾是复旦大学100米短跑纪录保持者，“我从1980年开始是体育委员，我组织过田径会，去系里抄运动会的纪录。朱老师是100米的短跑纪录保持者。我有天去求证过他，我问是不是，他说是，‘我短跑很快’。”

　　2006年7月14日暨朱维铮七十华诞之际，德国汉堡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头衔。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华人。典礼当天，来自德国、法国、荷兰等国的三十余位汉学家出席了荣誉学位授予仪式。德国汉堡大学亚非学院院长傅敏怡教授(Michael Friedrich)和埃森文化研究所所长吕森教授分别在典礼上致词，高度肯定了朱维铮的学术贡献，并赞扬他为“低调的大师”。而朱维铮先生则始终谦称自己为“一名中国历史研究的从业者”。(石剑峰)

宇航

哀悼朱维铮先生(2012-03-10 18:31:43)

刚刚得知朱维铮先生已驾鹤西去，悲痛莫名。我虽不敢以私淑自居，对先生却极为敬重。先生脾气大但架子不大，骨头硬却内心柔软，可谓既有风骨又很谦和，极具学人风范。惊愕之时，不知所云；容痛定之后，再撰文纪念。谨此鞠躬！易中天

鞍山仁者

哀悼朱维铮先生

鞍山仁者

今天新京报上马勇的文章写得不错，对朱先生的学术历程和特点介绍的很有特色。
记得前几年在澳门的一次学术研讨会期间，杜维明先生和葛建雄先生曾经谈论过朱先生的为人与学术。可惜没有记录下来。

李大兴

悼念朱维铮先生。

自觉的梦游人

知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于3月10日在上海新华医院去世。14日，朱维铮追悼会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追悼会现场，前来哀悼的有陆谷孙、虞云国、葛兆光、姚大力等学者。朱维铮的弟子和许多复旦学子也赶来送朱先生最后一程。耄耋书法家章汝奭还专程托友人表达哀思。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发来唁电，中国教育部、中国史学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多所高等学院的历史学院及海内外多所学术机构皆发来唁电。

声画重现学人风范

灵堂布置简洁而低调，肃穆大气，灵堂正中挂着复旦大学师生联名题词的挽联：“璞蕴梁溪视周洙泗无忘求索真文明，幽微能烛照不愧书生本色；才通古今智徹天人尤思走出中世纪，直道敢弦张堪称学界楷模。”

朱维铮安详地躺在周围铺满了白色康乃馨的灵柩中。前来哀悼的亲友和学生也人手一支康乃馨向先生告别。现场投影循环播放的是上海纪实频道《大师》节目组赶制的朱维铮纪念短片，背景音乐是朱维铮生前最喜欢的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交响曲》。在沉郁激昂的古典乐伴奏中穿插播放着与朱维铮相关的影像：去年底在复旦给学生上的最后一课，家中藏书满阁的书房，生活中常用的拐杖、放大镜和眼镜，最后一课的讲课提纲，讲述辛亥革命的文章手稿，生前拜访恩师周予同的故居，最后一段生命时光里在病房中的谈话等等。

“讲到历史，如果你乱说，我就要纠正你……公民有言论自由，思想的自由，你有乱说的自由，我就有纠正你的自由……我是抗日战争前一年生的，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经历了许多不是战争的各种运动……经学已经死亡，经学史需要研究……历史事实，是从矛盾的陈述中间清理出来的……我赞同鲁迅的话，批评应该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我批评现状，是希望现状能有所改变……”这些铿锵有力的声画片段勾勒出了一个讲学犀利酣畅、诲人温文尔雅、光明磊落、襟怀坦荡、自尊风骨又为人低调的老一辈学人风范。

朱维铮1937年生于江苏无锡，1955年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就读，先后师从陈守实、周予同，在经学史和文化史研究领域有重大贡献。有《走出中世纪》、《音调未定的传统》、《重读近代史》等著作。
评价他也不可陈义过高

复旦学者葛兆光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在复旦的五六年中最要好的两位亦师亦友的先生章培恒和朱维铮，在半年时间内先后去世，着实令人伤痛。”谈到朱维铮的学术成就，葛兆光评价道：“从周予同到朱维铮，他们都坚持了启蒙主义的立场，从经学研究转化为经学史的研究。朱先生一直认为经学应该走出中世纪神学，继承五四以来的启蒙。另外重要的一点，朱先生不单是一个史学研究学者，也做了大量繁重而有意义的编校工作。不论是参与编辑的颇具影响力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丛书》，还是后来的《马相伯集》、《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等，这些都是一个学者长时间的积累，它们会长久地留存。”

“朱先生是一个通过学术研究的语言表达个人现实关怀的学者，一方面他很真性情，一方面他也守住了学术界限。”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廖梅是朱维铮的学生，曾在朱先生门下从事晚清史和近代思想文化研究。谈到朱先生给她的最大影响时她表示，先生治学态度严谨，先生治学的方法是让事实说话，这也是他对学生的教诲。“我最后一次去看望先生是星期六下午（周日先生已经失去意识），他虽然身体已经非常衰弱，但仍然很有毅力。他生病期间，凡有人拜访，都坚持起身，坐到椅子上和人聊天。这不单是他的顽强，也是他对人的尊重。”廖梅还说，“我记得以前他给学生晚辈写信或是送书，他都会写致XX兄，以示尊重。”昨日，除沪上弟子外，还有不少人从山西、广东、北京、江苏等地赶来追悼恩师。

SMG《大师》栏目制片人王韧表示，朱先生生前反对评价大师时陈义过高，并说任何人的文章都不能谬托知己，这是他对学界最重要的叮嘱，我们也要以此为戒，对先生的价值做一个正确的评价。《大师》栏目主编秦敏在医院陪护了朱维铮人生的最后岁月。他转述了朱维铮对自己骨灰安置的最后遗愿：“在复旦找一棵树把我埋了。”朱维铮爱人当时则回答：“不如这样，我先把你放在书房，等我走了之后，把我们的骨灰一起找两棵树埋下，看看哪一棵树长得更好。”

去年12月15日，朱维铮最后一次走上复旦大学课堂，教授了他52年教书生涯的最后一堂课，题目是《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上海纪实频道《大师》栏目独家记录了这一堂课，该频道《真实第25小时》栏目将于3月16日21时30分播出。《真实第25小时》和《大师》栏目正在梳理素材，力争将朱维铮生命最后时光中的所言、所行、所感真实呈现在世人面前。

老木匠

关于死亡的思考（一）  

朱永嘉(2012-03-18 11:57:03)

3月10日，下午四点，我散步回家，遇邻家老太，她告诉我，老头走了。我一惊，因为我前二天还见他健步外出，怎么一下子便走了。她告诉我是7日下午，去运光新村买菜，路上倒地，送岳阳医院急救，次日清晨便去世了。我问她老头几岁了，她说六十二岁。什么病？心肌梗死。怎么事先一点没有预兆？说他只是不时用手拍胸。我懂了，那是心绞痛。为什么不治疗一下？我说：“我今年八十二了，也是这个病，是心衰，已装了两次支架。这个病不可逆，但可以放慢它的病程。”她说，他们是外地来打工的，家在湖南，骨灰盒放在家里，看不起病呀！他们家二个女儿在上海打工，老太自己做钟点工，这一点收入，怎么经得起医药费的折腾呢？我为之感伤。

回屋不到半小时，陈守实师的孙女来电话，告知朱维铮在下午三点多走了，是钱文忠在网上第一时间发布的，要我保重身子。一个小时内二传噩耗，倏忽之间，生死两界，脑子一下子闪现的是江淹《恨赋》中最后一句话：“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这二个逝者都会有遗恨呀！

记得我最后一次见朱维铮是在今年1月11日傍晚，我去新华医院探视历史系的二个病人，一个是吴浩坤，因高血压突发住院。一个是朱维铮，因肺癌转移。先看吴浩坤，然后一起去看朱维铮。见他人是消瘦了，但精神还好，还能围着病床走几步。他给我抱不平，讲纪实频道大师栏目组做周予同先生的节目，因为采访我而被有关方面警告，他在我面前痛骂王春瑜在背后搞小动作，只见他愤愤不平之情。其实这些事，我根本没有挂在心上，反而是我劝他不要计较了，过去就算了，将来如果有当事人说起，这还会是一段特定历史时期，特定人物身上的一段可笑又是很有趣的事，因为在那个位置上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就是那样。

使他愤愤不平的另一件事，是挂在他名下的十余名博士生，他对博士生招生制度也愤愤不平，还在想着他们论文答辩的事，还在想着要给他们上课。现在他也只能“饮恨而吞声”了。我邻居那个老头，同样也放不下自己妻子和二个尚未成婚的女儿啊！何尝不“饮恨而吞声”呢！

朱维铮是六〇级的毕业生，他毕业以后便分配在我所在的中国古代史教研组，帮陈守实做一点教学辅导工作，不久周予同受任主编教育部部颁的教科书《中国历史文选》的工作，中国古代史教研组的教师与研究生都参加了这项工作，朱维铮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这本书只有我与陈守实先生没有具名，其他人都挂名了。大家撰写的注释稿由朱维铮汇总到周予同先生那儿，由周先生改定以后，他再拿来要我过目，在题解上我偶尔就自己所知做一点补充。通过这一件具体的工作，他就慢慢进入学术的殿堂了。这一本周予同先生主编的分为上下两册的《中国历史文选》至今仍是大学本科历史专业入门的教科书，无论其选目、题解、注释都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朱维铮得到了一次做学问基本训练的机会。

那时我们也在《学术月刊》上发表一些论文，署名是集体姓名的拼合，如1960年12期上面发表的《论“四权”与中国古代农民战爭的关系》一文，署名便是陈嘉铮、龙德瑜，陈是陈守实，嘉是朱永嘉，铮是朱维铮，龙是赵人龙，德是研究生李祖德，他后来是《中国史研究》主编，瑜是研究生王春瑜。后来用一个集体笔名，那就是罗思鼎，那时是为了学习雷锋。这个罗思鼎小组最先是四个人，朱永嘉、吴瑞武、王知常、朱维铮四个人，四个人中，他是最年轻的一个。

六四年时，是中共上海市委把我们调到华东局内刊写文章，那时是金冲及负责。三月十四日下午我出席他遗体告别仪式的会议时，屏幕上还闪现了一张五个人合影的照片，前排二个人是金冲及与我，后排三个人是王知常、朱维铮与吴瑞武。

文革开始的时候，他与我在一起，到一月夺权时，他独立工作了，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在遗体告别仪式上，还展示了他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工作证，那时他曾经是群运组的副组长，大概得罪了工总司的朋友，以后被派往《文汇报》北京办事处，搞简报，与艾玲在一起工作，《文汇报》的四一二炮打与北办传来的一些小道消息有关。以后清查五·一六时，所有参加北办工作的人都被办学习班，被隔离在原苏联领事馆的地下室有几个月，事后证明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学习班结束以后，朱维铮被安排去水产学院作了一段时间工宣队，他还写了在水产学院工宣队做的社会调查，我没有看到，徐景贤的秘书看到过，说蛮生动有趣的。但他已不能回到写作组工作了，因而回历史系。那时他的任务还是我布置的，如为毛主席标点古文时，要研究章太炎的思想和文章，所以文革后期那几年他一直能潜心读书做学问。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文革结束以后，他反而因祸得福了。

这几十年我们其他三个人都还是在艰难中度日的，他反而是一路顺风，在教学与写作上都有成果。事物是辩证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依。这一路顺风对他也有害，他好胜逞强的个性，还有大量的抽烟，连续不断的拼命工作，反而损害了他的健康。论年龄他比我小五、六岁，本该是他为我送行的，现在反而是我为他送行了。

为人处事上，他缺少一个平和的心情，也许这是他致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吧。然而在我与他之间，不管是谁处于逆境，或者顺境，不仅没有落井下石，而且都还能心心相印，在这一点上，他还是非常善良的。大家对自己的老师，比如陈守实、周予同等先生，都没有丝毫违背师道的言行，在这一点上，我们之间都能互相告慰。

从他一生的经历，可以知道，一个人要有所成就，离不开二个条件：一是环境要为个人的发展提供机会；一是个人要努力向上，并持之以恒，而环境的曲折，个人的磨难，看你如何对待，如果你把个人的得失看得太重，消沉了，那会埋没你的光芒，如果奋起不息，反而是造就思想文化和大师的机会。朱维铮在挫折时，没有消沉，以后的环境又提供了他成长的机会，从他身上，可以看到环境要宽容，个人要不屈不饶地努力，学术与文化才可能更上一层楼，跌倒一二次并不可怕，要能爬得起来，继续奋进。他在学术上的成果我就不具体说了。

人到了晚年，老病缠身，死亡逼近，自然会产生对即将到来的永别的思考，无论是伟人还是平凡的普通人，都会有各自不同的思考，这对我而言，不是恐惧，而是如何直面死亡的思考。

记得1974年5月10日，毛泽东一口气通过姚文元要我们为他标点五篇赋，其中包括庾信的《枯树赋》，谢庄的《月赋》，谢惠连的《雪赋》，江淹的《别赋》和《恨赋》。我们接受任务后，直奔复旦中文系，章培恒、王运熙、顾易生等好几位老师一起标点和注释这几篇赋。我们是在五月下旬上送姚文元转呈毛主席的，在标点和注释最终上送时，我都读过。我想毛主席是从《昭明文选》上挑选的，我知道毛泽东在文学上喜欢楚辞、汉赋，曾推荐过枚乘的《七发》，李善认为这是枚乘“说七事以启发太子”。汉代的赋比较长，南朝的赋都比较短，故称小赋。这次要我们标点的几篇赋，除庾信的《枯树赋》外，都属于南朝小赋中的名篇。赋的特点，是登高远眺而赋，睹物兴情，然后是写物图貌以寓情思。谢惠连的《雪赋》借着梁孝王兔园赏雪来刻画雪景，以写景为长。到谢庄的《月赋》，虽有体物写景之处，但是以抒情为长。而江淹的《别赋》与《恨赋》则是直抒生死离别之情了。

在江淹这二篇赋中，在情感上更触动毛泽东的是《恨赋》，如何直面生离死别的问题，那时实际上已摆在毛泽东面前了。1974年3月，周恩来的病情加重，每天都大量尿血，每周要输血两次。毛主席自己在1972年初发过一次心肌梗塞，抢救回来，到这时病情又有反复。1972年初，他去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时，追悼会结束，他由于站的时间久了，乘车回去时，脚抬不起来了，心衰引起下肢浮肿，脚一下子弯不过来了，是工作人员帮助抬上车的。他原来的鞋子穿不上了，要特制大的布鞋，皮鞋是不能穿了，因为脚肿，这个症状我现在也感到非常明显。5月30日，他会见李政道时，谈到事物只有相对对称，没有绝对对称时，毛泽东插话说：“我这个肩膀就是这边高这边低，我的眼睛这边好，这边差。”其实这也许是心脏衰弱的一种症状，我晚上卧床时，不能向左侧，只能向右侧，因为心脏在胸的左侧，脚肿左右侧也是不对称的。那个时期，毛泽东同志在接见外宾时，经常说起“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那时他已八十一、二岁了。还说“马克思已经给他发过请柬了”。这些话无非说明死神离他越来越近了，说这些话并非出于恐惧，而是直面，这是唯物主义者面对死亡的态度。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六月中旬，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度出现问题，经神经科和内科专家会诊后，决定第二次为毛泽东成立医疗组，包括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麻醉科，呼吸科，外科，重病护理等方面的专家。这个医疗组存续了二年多时间，直到他去世。再好的医疗条件，可以延长一些生存的时间，但毕竟是无力回天。然而他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死亡，大家都懂得，无论哪一个人死了，地球照样会转，太阳还是从东边起来西边落下。而他的地位决定了他势必要思考自己生前这一辈子，还有多少未了的事，必须赶紧做，或许还会思考身后会怎么样。他的地位与普通人不同，考虑的问题会更多一些，有许多话他不能明说、直说，也不能早说，他的一举一动，都要考虑后果，难呀！所以他想着读《恨赋》与《别赋》或许是想看看古人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吧，或许想借此来透露一点他正在思考生死这一个大问题吧。（待续）

自觉的梦游人

不知下文如何，但讲到朱老师文革经历，可能是因为那时朱永嘉紧跟张春桥，也就语焉不详了，其实，就因为四一二炮打事件，朱老师遭受大难，从此远离文革。而当时朱老师所遭受的非人折磨，朱永嘉应该是不知道的。据朱老师自己告诉我们，一开始时把他关进了一个只有一点五米高的小黑牢，整整一个星期，老师的头只能低着抵在膝盖上。

tian295

很喜欢朱先生的学术随笔《音调未定的传统》。不知怎的，当时无端觉得朱先生是南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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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喜欢朱先生的学术随笔《音调未定的传统》。不知怎的，当时无端觉得朱先生是南开的。

老木匠

关于死亡的思考（二）   

朱永嘉(2012-03-25 09:27:54)
  
《别赋》和《恨赋》是江淹代表作的姊妹篇，《别赋》讲的是生离，《恨赋》讲的是死别。毛泽东重读这二篇赋，反映了他将告别人世的悲哀，以及遗恨无尽的一种伤感和无奈。在当时我接到标点注释这两篇古文注释的任务时，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又不能有任何声张，只能默默无闻地抓紧去做，尽快地上送。

江淹这两篇作品是在他三十岁时，是被南朝刘宋建平王刘景素贬黜到建安吴兴令时所作。建安地处闽浙边界，地僻人稀，山高水险，他是抱着离别故友，一路经过看到的是“蔓草萦骨，拱木敛魂”的荒野景象。所以才有“人生到此，天道宁论”的不平之声。他的“仆本恨人”这句话反映了他的内心世界。早年他曾有牢狱之灾，为此曾上书过建平王刘景素，他说过：“昔上将之耻，绛侯幽狱，名臣之羞，史迁下室。至如下官，当何言哉！”绛侯是周勃，在文帝时曾一度被地方官下狱，他说自己曾经带兵百万，至今方知狱吏地位之贵重。史迁，是指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说几句公道话，被处宫刑。他在《报任少卿书》中讲自己是“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这恐怕是刑余之人共同的心态，司马迁这篇文章也是我们为毛主席在七三年六月中旬标点注释上送给他看的。江淹那一次牢狱之灾因刘景素赏识他文章中流露的文才，很快就出狱任职了，这一次是被刘景素黜免，流放到荒僻的场所为县令，用现在的话是下放了，所以他才有“人生到此，天道宁论”，以恨人自居。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反而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一个人受一点委屈，不都是伤心事，看你如何对待。他讲到屈原时，说他被贬职、流放和磨难出奇迹，如果屈原再做官，他的好文章就没有了。正因为被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如《离骚》那样好的文章作品来，其实这倒是一条带有一定普遍性的真理。还是司马迁在他《报任少卿书》中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汉书·司马迁传》卷六十二）文人受一点委屈，如果能正确对待，未尝不是一件磨炼人意志的好事，受了委屈，不平则鸣，发一点牢骚，见之于文字，有时会出好文章。司马迁这一段话，还是有道理的。唐宋古文八大家的许多好文章，诸如韩愈、柳宗元、苏东坡的许多好文章，还不都是失意时所作，这一点古往今来都是如此。然而牢骚太盛了也不好，会断肠的。毛主席就曾经说过“牢骚太盛防肠断”，那是给诗人柳亚子说的。牢骚要发在理上，不能仅仅是宣泄个人的不满情绪。如果是为了个人的恩怨，而睚眦必报的话，那么此人的文品和人品都属于下三流了。再说，一个文人或者学者，当他忙于钻营官位，一切心满意足，写文章只是为了给主子歌功颂德拍马屁，那就再也写不出好的作品来了。

《恨赋》是从古人中挑选六个不同类型的人物，从秦始皇，被秦灭的赵王迁，汉朝的李陵，王昭君，冯衍，到晋朝的嵇康，描写他们面对生死的感慨。这六个人，人人有恨，恨各不同，刻划出他们不同的个性。

关于秦始皇，作者说：“至如秦帝按剑，诸侯西驰，削平天下，同文共规。华山为城，紫渊为池。雄图既溢，武力未毕。方架鼋鼍以为梁，巡海右以送日。一旦魂断，宫车晚出。”我们对这一段文字作了注释，因为这是从正面讲秦始皇的，我猜测毛泽东肯定会看得很细致的。文章上送不久，毛泽东果然就有意见来了，“雄图既溢”，这个“溢”字，我们注文：“满溢，指秦始皇的雄图宏大。”毛泽东在批注上说：“‘雄图既溢’这句话是对的，‘溢’是‘过了’。”（如《西厢记》：“泪添九曲黄河溢。”）对我们的释文作了补充。对原文中“武力未毕”这句，我们在注文中说：“指秦始皇尚未完成驱逐匈奴等事业。”毛泽东认为原文有误，他在批示中说：“‘武力未毕’这句不对，疑字有误，未毕疑是已毕之误。不然，雄图完（成）了，怎么又说‘武力未毕’呢？”毛泽东改得还是有道理的。“巡海右以送日”，我们的注文是：“海右，海西。秦始皇曾巡游海西，途中病死。送日，送太阳至日入处。”他的批示上说：“‘送日’，宜解作‘遣日’。（是无聊啊！不是夸父追日。”毛泽东这些批注，曾印成文件《毛主席对几条注文的意见》，正式下达给我们，以致我们对古文的注释工作更加诚惶诚恐了。至于最后一句，“一旦断魂”当然是指秦始皇去世了。“宫车晚出”，我们的注文：“宫车，指皇帝所坐的车。宫车晚出，借以指皇帝死亡。《史记·范睢传》注引韦昭说：‘凡初崩为‘晏驾’者，臣子之心，犹谓宫车当驾而晚出。’”实际上，死亡在当时人心目中还是一个忌讳的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往往用别的词语来代替它。尽管如此，生老病死，对每个人，无论是伟人，还是普通的人，得意的，还是失意的，都是无法回避而必须直面的问题。秦始皇是巡行途中死于沙丘之平台。赵国有沙丘宫，在河北的钜鹿。《括地志》云：“沙丘台在邢州平乡县东北二十里。又云平乡县东北四十里。”如今河北省邢州仍有平乡县，秦时在那儿置巨鹿县，北魏时改为平乡县。秦始皇死得很突然，看来没有充裕时间让他布置身后之事，好端端一个大秦帝国，给胡亥与赵高二个人在自相残杀的过程中给葬送了。但他削平天下以后所推行的建立在郡县制基础上的统一帝国，他那端平法度，上农除末，黔首是富，统一度量衡，同文共轨的事业，却一直恩泽于中华民族，迄今未变。所以毛主席会说：“百代皆行秦政法。”同样的道理，毛泽东离开我们已有三十六年了，毛泽东所留下来的国家统一的基业，留下的宝贵的思想财富同样仍恩泽于我们，而且世代不竭。在死亡的阴影之下，毛不是退却和倒下来，而是继续为理想而坚持尽自己的力。要知道七二年以后，国际国内的许多事件都是毛泽东抱病在处置的，林彪事件的处置，老干部，包括邓小平的复职，国际上中美关系的重建，都是他不顾自己健康的情况下处理的。十大开大会结束时，大家鼓掌等毛泽东站起来走，那时毛泽东实际上已站不起来了，最终让大家先散场，才让人挽扶他离场的，这一切需要多强的毅力来坚持，他接见尼克松时，旁边就有急救的医生和器械守候在屏风后，这是真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境界。作为个体的人，他生存的时间只能是短暂的，但只要他做了有益于人民的事业，以及创作体现了人类理想的光辉作品，他就是永恒的，永远会活在人们的心目中。

《恨赋》所言之赵王迁死后，留下的是亡国之恨。李陵降北，留下的是“名辱身冤”之恨。王昭君出塞，留下的是命终异域的恨。冯衍所怀的是受人排挤，未能用世之恨。嵇康是抱定志节冤恨而死。江淹的结论是：“已矣哉！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人的生死若春草秋风轮回不已，尽管“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但是有一个恨是要不得的，那就是“千秋万岁，为怨难胜”的卖国、叛国、亡国之恨，历史上亡国之君的痛或许还有客观原因，至于卖国与叛国，留下的将是国人和民族千秋万岁的咒骂和自己哀痛之声。（待续）

现将江淹恨赋原文附录于下：

恨赋

　　试望平原，蔓草萦骨，拱木敛魂。人生到此，天道宁论！于是仆本恨人， 心惊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
　　至如秦帝按剑，诸侯西驰，削乎天下，同文共规，华山为城，紫渊为池。雄图既溢，武力未毕。方架鼋鼍以为梁，巡海右以送曰。一旦魂断，宫车晚出。
　　若乃赵王既虏，迁于房陵。薄暮心动，昧旦神兴。别艳姬与美女，丧金舆 及玉乘。置酒欲饮，悲来填膺。千秋万岁，为怨难胜。
　　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拔剑击柱，吊影惭魂。情往上郡，心留雁门。 裂帛系书，誓还汉恩。朝露溘至，握手何言?
　　若夫明妃去时，仰天太息。紫台稍远，关山无极。摇风忽起，日白西匿。 陇雁少飞，代云寡色。望君王兮何期?终芜绝兮异域。
　　至乃敬通见抵，罢归田里。闭关却扫，塞门不仕。左对孺人，右顾稚子。 脱略公卿，跌宕文史。赍志没地，长怀无已。
　　及夫中散下狱，神气激扬。浊醪夕引，素琴晨张。秋日萧索，浮云无光。 郁青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旸。
　　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坠心。迁客海上，流戍陇阴。此人但闻悲风泪起。血 下蔚沾襟；亦复含酸茹叹，销落湮沉。
　　若乃骑叠迹，车屯轨；黄尘匝地，歌吹四起。无不烟断火绝，闭骨泉里。 已矣哉！
　　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垄平。 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

老木匠

对死亡的思考（三）   

朱永嘉(2012-04-01 10:01:46)
  
在死亡的思考中，不仅有逝者如何面对死亡的思考问题，还有逝者对生者的期望和生者如何对待死者的问题，这个问题，随着逝者的身份地位及其遗留的不同，往往会呈现五彩缤纷的现象。

       三月十日傍晚，我散步回家时，邻舍的老太问我，她老头死了，能否烧一点衣服给他，我说这当然可以，也是一种习俗，只要在门前空地上，划一个白圈，把衣服放在圈内，直接燃烧即成，但在旁边留一点空地，以免引燃他物，特别是离开停车的地方远一些。晚上我望见窗外他们在烧逝者的衣服了，保姆回来对我说，他们家不懂规矩，我问她，什么规矩？她说白粉的圈子应留一个空口，逝者的鬼魂可以来取，取了可以离，他们把口子封了，鬼魂如何来取，取了如何离开，还说，在白粉圈外二旁也应燃二件衣服，让游魂来取，否则新死的会被老鬼欺负的，这大概是皖南那儿的民间习俗。她还说，家乡清明时，坟头的树上挂满白色的纸钱串，供野鬼游魂来取，自家坟头上烧的纸锭才能让逝去的亲人受用。我听了，只觉得有趣，但也可笑，那是事死如事生这个古老的传统，在民间的沿袭，把鬼魂的世界如同生者社会生活的矛盾一般，这个观念由来已久。

       《汉书·叔孙通传》（卷四十三）讲到“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宗庙，大孝之本。”那就是把刘邦的衣冠每月拿出来，在高廟游行一周，如刘邦生前出巡一般。其实这只是礼仪上一种形式，在这个形式背后的思想内涵是“事死如事生”，在《论语》的《学而第一》中孔子讲：“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那就是生者不轻易改变逝者，也就是其父生前的教导，这是“孝”的基本要求，从国家的层面讲，《论语·泰伯》载：“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1)，可以寄百里之命(2)，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那即是在生者与逝者之间也要讲诚信。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历史上有过，《史记·晋世家》讲到晋献公晚年托孤于荀息，其：“吾以奚齐为后，年少，诸大臣不服，恐乱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献公曰：“何以为验？”对曰：“使死者复生，生者不惭，为之验。”《史记·卷三十九》，后来荀息是这样做的，曹操也说过，荆州的大族蒯越归顺曹操以后，裴松之注引《傅子》称：“（越）临终，与太祖书，托以门户，太祖报书曰：‘死者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三国志·刘表传》）。此后，实际生活中，生者真能对逝者讲诚信的，实在不多，但也不能说没有。刘备对诸葛亮嘱以后事，诸葛亮表示自己“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在《前出师表》中，诸葛亮说自己“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効，以伤先帝之明。”尽管刘禅实在不成器，诸葛亮还是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对刘备终其一生，确实做到了“事死如事生，”“死者复生，生者不惭”，这一点确实不易。但大多只是在礼仪的形式上表示表示而已。世态炎凉，在生死之间，在古往今来的许多案例中，往往在骨子里变得更加冷酷无情而令人寒心了。

西晋时，陆机有机会看到曹操的遗令，他在《吊魏武文并序》中讲到曹操在遗令中，说：“吾婕妤妓人，皆著铜雀台。于台上施八尺床，穗帐，朝脯上脯糒之属。月朝十五，辄向帐作妓。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昭明文选·吊文》）那是要在他死后，让生前侍候他的宫女与歌舞侍女，继续在他住的铜雀台，如生前那样侍候他，早晚一样进食，每月的初一、十五一样在他的床帐前表演歌舞，要他的儿女们到铜雀台前来遥望西陵墓田，这是死者希望生者事死者如事生，逝者的衣冠出游，在西汉皇家是保持较长时间，曹操遗令中那样的要求，也许只能维持一个很短的时间了。

       孔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第三》）那是指在祭祀的时候，事死如生，要保持恭敬诚心的意思，有其诚则有其神，无其神则无其神，实际上它也是逝者希望事死如事生在祭祀仪式上的一种表现。《祭祀·祭统》说：“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如中出于心者也。”故在中国传统的礼制上，丧礼占着突出的地位，《礼记·曲礼》称：“礼曰：‘君子抱孙不抱子’此言孙可以为王父尸，子不可以为父尸。为君尸者，大夫士见之则下之，君之所以为尸者，自下之。”这个“尸”是以后人，即逝者的孙子，坐在祭台后面代替祖先接受祭祀，并可与祭祀者交流，祭祀已去世的君王也可以有尸，士大夫见为尸者如见君王之礼，这是在祭祀仪式上事死如事生的一种表现。这是文化形态上对传统表示敬畏的思想。礼仪制度，毕竟是一种形式上的东西，如果没有思想观念上的支持，那很难取得实际上的效用。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第三》）这实际上是在说制度和仪式，只是躯壳，思想才是它的灵魂，仁者爱人，换一句话说，能仁爱他人，才是仁者的本质。如果根本没有利他爱人的观念，满脑子的唯利是图，如果上下左右交相争的都是利字，那么这些制度上的条文和仪式就会变成自欺欺人的东西。然而从另一方面讲，即便是形式上的东西，它最后转化为民间的一种习俗，对农业文明的传承还是有益的，尽管其效果有限，对于普通人来讲，也只是逝者离世不长的短时间内仅有的情感上的联系，它也很难持久，人去茶毕竟要凉的。

陶渊明终年六十三，他临终前的八、九月间，为自己写《挽歌诗》三首（《陶渊明集》卷四）在生死之间这个问题上，他是从普通人的视角，把送葬的丧仪看得非常淡漠而自然，在大多数人身上，其情况也确实如此。

其一言生者与逝者之间，云：∶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
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
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
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
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
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
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其二云死者对祭祀之感受∶
昔在无酒饮，今但湛空觞。
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
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
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
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
一朝出门去，归来夜未央。

其三丧仪结束以后∶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
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
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嶣峣。
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
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
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
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这反映了他非常自然和朴实地描述在死亡和丧仪的过程中，生死二界在人情关系上那种淡漠的实际感受。虽然消沉，但也无可奈何。在那个时代，给自己写挽歌是很流行的，如东晋时的桓尹便善作挽歌，名士们出游时，往往会要左右为自己作挽歌。亲人与逝者之间都总还有一些亲情。比起前些年我们小区有户人家老人刚死，他的遗体在告别仪式后，即烟飞灰灭，而其子女清理遗物时，只要存折和房产证这些可以变现的，其他包括父母的照片一切当作垃圾弃之路边，兄弟姊妹之间为了这点遗产还争吵不休，甚至对簿公堂，怎能不使左右未死的老人为此寒心。这大概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待死者的态度，少一点古人对逝者的厚道了，一切都以钱为中心了。我邻居全家都带了老头的骨灰盒去湖南老家安葬其骨灰了，魂回故土。他们告诉我，在上海丧事也办不起，举行一次告别仪式的活动，邀请相关的亲属来沪，要旅费和住宿费，这笔费用，他们负担不起，如果要在上海安葬，那又谈何容易，动辄多少万，殡葬也成了生财有道的行业，那么关于死亡的传统习俗只有在农村还多少有一些遗存，在城市一般百姓就难以为继了。（待续）

（1）  六尺之孤，指继位的幼小之君主。

（2）  百里之命，代指国家之命运。

老木匠

关于死亡的思考（四）

  朱永嘉(2012-04-08 09:24:02)

       个体的生命总是短暂的，然而生命还会子子孙孙的延续下去，人到临终前总会对自己的一生有所回顾，对自己的子女有所交代，这个问题对普通人还好办，对王者特别是对王朝的创业者更其是一个难题了，往往不能如愿，历朝历代几乎都难以例外，此事姑且留待后说。

       陶渊明去世时，是六十三岁，他在五十七、八岁时，便对自己的儿子们作了交代，那时他写了一篇《与子俨等疏》，陶渊明有五个儿子，文的开头是“告戒俨、俟、份、佚、佟”，其中份与佚是双胞胎。他前妻去世后，又续娶翟氏，那最小的佟是翟氏所生。陶渊明早年对其子并没有任何刻意的要求，没有如某些现代人那样刻意地把自己的希望押在孩子是否优秀的身上，而是一切听其自然，没有剥夺属于孩子自身的童年。故他在四十多岁时，写《责子》一诗，称：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

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

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陶渊明集》卷三）

       陶渊明生前对自己的儿子当然有期望，这在《命子》一诗中可以看出，但不勉强他们。《责子》一诗，既是不满，又有教诲的意思，但也不勉强。比起当代人，他要自由率真得多，从一个人的成长看个人的努力固然重要，还有个人的出身与时代的际遇则不是个人所能选择和决定的。每个人的起跑线也不可能是完全平等的，即便在同一起跑线上，人生的轨迹亦各不相同，如果社会能为城乡不同的群体都提供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那就非常理想了，即便如此，在风云际会中各人的契入点也各不相同，其结果自然不同，有许多事不能强求。故陶渊明《与子俨等疏》中，开头便讲：“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贤圣，谁独能免？”  “穷达不可妄求，寿夭永无外请。”立志可以崇高，其结果不一定都能如愿，总之一切都是自然的，对一个人的寿夭穷达不能有非分的要求，否则只能自寻烦恼。接下来便说：“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一生贫困穷苦，与自己“性刚才拙”有关，尽管自己“与物多忤”，这个“物”字，是指世慕荣利而完全物化的社会环境，尽管与世多忤但他心态还是平和的，并且自得其乐。他说自己“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这个宗旨在他一辈子的生活中，一以贯之，这也反映在他写的《五柳先生传》的文字中，《晋书》本传，亦称其“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其文开头云：“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在这里陶渊明不标榜自己的姓氏与家世，其实他是东晋世家子弟，他的曾祖父陶侃，带兵四十一载，曾经都督荆、江、雍、梁、交、广、益八州诸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官至太尉、大司马，雄踞建业上游的实力派，终年七十六岁。史称其“媵妾数十，家僮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有子十七人，陶渊明是陶侃的曾孙，其祖父陶茂，任武昌太守，在陶侃的管辖范围，他们家是集权贵和财富于一身的大家族。在陶侃去世以后这个大家族立马就衰落了，陶侃是以富贵遗子孙，反而贻害子孙，他那么多儿子为了权力和财富自相残杀，刚送“侃丧还长沙，（其子）夏与斌及称各拥兵数千以相图，既而解散，斌先往长沙，悉取国中器仗财物，夏至，杀斌，”不久夏病死，陶侃的另一个儿子陶称则为庾亮所杀，这个家族衰落了。没有看到陶渊明祖父陶茂的行状，不知是凶、是吉，陶渊明的父亲，根据陶氏宗谱，为陶敏，只知他在陶渊明十二岁时便去世了，故没有关于他事状比较可靠的记载。陶渊明的母亲孟氏，为孟嘉第四女，而孟嘉娶陶侃第十女，故陶渊明的母亲为陶侃的外孙女，大体上可以窥知从陶茂起，陶氏这一族系已趋于衰落。从陶侃到陶渊明是第四代。“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是孟子说的，陶侃留下的权势和财富所导致的内斗，对他那么一大群子子孙孙，实际上是一切灾难的祸根。这对一个家族所以衰落的历史讲是如此，对若干个家族联合一起的统治集团，如北周、隋、唐的关陇集团而言也是如此。《周书》卷三十六末讲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这二十家族集团，包括拓跋氏即元氏、李虎的家族、杨氏、独孤氏、于氏等处于权力结构核心的诸家族都在这些家族集团为了争夺国家权力而无休止地自相残杀的内斗中，分别趋于衰败而逐渐消亡，王朝则由西魏到北周，到杨隋是外公夺了外孙的权，到李唐中叶，开元以后，整个关陇集团一起败落了。如果有人去查一下，这二百年历史中，这二十个家族的历史，几乎没有一个有好的结局，都是很凄惨的伤心史。如若不信，不妨有心人去查一下。为什么如此？大利与大害并存，说到底还是“穷达不可妄求。”不是不可求，而是不可妄求，荣辱不能脱离个人及其家族所处历史环境。从个人和家族讲这世上没有长盛不衰的，故为人还是要荣辱不惊，一切听其自然的好，以淡泊为尚。也许这就是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所以说自己“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氏”宁可以宅边的“五柳树”为号，强调自己“闲静少言，不慕荣利。”以有别于他当世那些世家子弟炫耀门第，出卖父祖声名之恶习。在这一点上，我的心与陶渊明是相通的，陶家门前还有五棵柳树，我家门口只有一棵老柳树，而且被虫蛀而折了一半，只剩半枝残柳了，这一辈子从来只求生活上得过且过，从未刻意追逐财富。而且对那些喜欢附龙攀凤嗜钱如命者，历来嗤之以鼻。

      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对自己生活的描述可以“安贫乐道”四字概括之。一方面是“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他安于贫穷，不以为耻；另一方面是“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这就是乐道，就是表白自己有一个“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孤傲不群之心志。在这一点上，我的心也是与陶渊明相通的，这一辈子也就与书本为伍。在学校里我喜欢读书，坐办公室也在读书，蹲监狱了，也以有时间读书为乐。一套二十四史，跟了我从家里到看守所，一起蹲监狱，然后一起回家，有的几乎被我翻烂了，我读书也喜欢动手，边读边圈圈划划，兴之所致，也就是“每有会意”，便不期然地也会在天头上批上几句，也就是陶渊明所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境界。当然，作文仍是我的嗜好，也就是“常著文章自误，颇示已志”罢了，至于“忘怀得失”，我这一辈子何尝汲汲计较于个人之得失，问心无愧，便心安理得了，惟淡泊才能明志啊！再说陶渊明前面这些话与他在《与子俨等疏》所言在观念上是完全一致的，然而他这样的生活境遇，对其子女讲，是使“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从那些话，还可见陶渊明作为为父者对子女生活上穷困的遭际，多少还有一点愧疚之心。关于身后之事，他对诸子还是提出了自己的希望，“然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要如“鲍叔、管仲，分财无猜，”那就是谁多谁少毫不计较，指鲍叔、管仲他们合夥分财时，管仲多了，鲍叔毫不计较，因为管仲确有实际困难。“虽不同生”是指其小儿子与前四子不同母，故下面还有一句“况同父之人哉！”虽不同母，亦还同父嘛。陶渊明为官时间不长，在晋宋换代之后，更说不上有什么政治权势了。家境那么贫穷，实在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诸子分割，在这一点上他与其曾祖陶侃有天壤之别。陶渊明终年六十三，去世以后，也没有看到有关他子女事状的记载，大概都平安无事，至少不会如他祖父这一辈，即陶侃诸子间为了争夺财富和权势自相残杀吧。也许这一点正是能够告慰于陶渊明在天之灵的。在他临终前，写了一篇《自祭文》，具体写作时间大概在他去世前的九月间，他在文中说：“天寒夜长，风气萧索，鸿雁于征，草木黄落。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故人凄其相悲，同祖行于今夕。”还说：“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絺绤冬陈。”穷困了一辈子，说自己“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虽然勤劳了一辈子，心情却非常闲适，没有思想上的负担，“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表示自己这一辈子过得没有做过什么因对不起人而放不下的遗憾和包袱。由于他不喜欢世慕荣利之恶俗，故其“人生实难，死如之何？鸣呼哀哉！”因为如他那样的人，生活在世俗的包围中，实在太艰难，还是死了便能一了百了，实际上这也是对世慕荣利的一种抗争。这就是陶渊明对死亡的态度和对子女的关照。而这一切，正是陶渊明那许多作品得以流芳百世，为后人仰慕的地方，也是他在中国历史上胜于其父、祖辈的地方。世上记得陶渊明比知道其曾祖父陶侃的人要多得多吧！现在还是有人以自己父祖的出身和门第为荣，其实读一下陶渊明传，了解一下他家族的兴衰，不失为一服清醒的良药，“君子之泽，五世而衰”，这句话还是会不断为历史所应验的，靠拼爸出人头地的人们，能侥幸于一时，失意或许还到不了五世，因为社会生活节奏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国家仍会不断地发展和进步。（待续）

老木匠

关于死亡的思考（五）  

朱永嘉(2012-04-15 10:58:44)转载▼标签： 杂谈  

按：这是我前一个时期写的短文，后来看到薄熙来的问题，现在中央正式立案审查，为便于吸取教训，我想这篇博文从个人修养上讲一点正反二面的历史故事，或许还是有益的。

古人在《礼记·大学》中讲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即便在今天，亦还是有意义的。为官须以为人在先，孔子在论语中讲过，“其身正，不令而行。”要正身，就要先正心，一个人心地正直了，行为也就端正了，这就是修身，自己正了，才能管好家，连家属也管不好，怎能为官呢？怎能取得人民的信任，怎能忠于自己的职守呢？我们大小官员都在治理国事，是老百姓的公仆，修身齐家是必不可少的功课。

历史上对一个人的评价，往往不只在于他的事功，更看重的是他的人品，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如诸葛亮在事功上比不上曹操和孙权，但后世歌颂他的作品超过任何一个人，关羽是一个失败的人物，但后人敬重他为人的道义，称他为武圣。

我们不是不要政绩，政绩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更看重他为人行事的品格。不是现在大家都在提倡国学，提倡儒学吗？恐怕应多讲一点修养，现在的中国不是乱世，是治世，是社会要求稳定的时代，那更要注重个人的修养，国家和社会才能保持持续的稳定。因此，看一下诸葛亮如何为人，作一点对比，于人于己都还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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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毛主席曾经说过：“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服务》）在三国鼎立那个时代，有一个人，他死了以后，千百年来不仅是历代的统治者，而且为广大底层群众所怀念，他的死重于泰山，其所以重于泰山，是在于他生时的人品。论事功，他不如曹操，论权势，他不如司马懿，但他鲜活生动的形象始终活在人民的心中，纪念他的祠庙，歌颂他的诗歌、小说、戏曲，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人。为什么？因为他的人品为其他历史人物所不及。这个人不是别人，他就是诸葛亮。

首先，他廉洁奉公。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公布自己财产的丞相。刘备去世，他执政以后，第一个公布自己的财产，接受监督，并表示现在这些产业，其子弟衣食有余，不再让自己子弟谋取私财了，而且说到做到，终身不渝。《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称：

“初，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蜀汉的官员，与魏吴相较，要廉洁一些，这与诸葛亮起表率作用有关。官员不谋私财，这是正心，立身的第一条，也是官德的第一条，惟其不谋私财才能秉公处事，不仅是口头承诺，而且是公开透明，经得起事实的考验。这一点诸葛亮说到做到，古人能做到，海外为官者能做到（尽管其中有假），我们也应该能做到这一点，领导应该在这方面带头起表率的作用。为官是为了奉献，决不是为了谋私财，要过清贫的生活，要一辈子以清贫为荣，而不是一时作秀。那么多人热衷于考公务员，其中有没有油水太多的诱惑啊？值得警惕！

其次，严格家教。《礼记·大学》上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紧密相联系的各个环节。一个人如果心术不正，那就说不上修身的问题。自己不作表率，那家中的子弟也管不好，何谈治国平天下。如果家教不齐，连自己妻儿子弟在外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也管不住的话，治国平天下又从何说起。你又从何取信于民呢？“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大学》）诸葛亮在齐家这一点上非常严格，他的妻子是一个黄脸婆，《襄阳记》云：“黄承彦者，高爽开列，为沔阳名士。谓诸葛孔明曰：‘ 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许，即载送之。时人以为笑，乡里为之谚曰：‘莫作孔明择妇，止得阿承丑女。’”诸葛亮并不因丑而弃妻。诸葛亮得子较晚，曾领养兄子诸葛乔为己子，后自己有二子，长子为诸葛瞻，在诸葛亮去世那一年还只有八岁。他给兄长诸葛瑾去信云：“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他对儿子有期望，亦有不满，故有《诫子书》云：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漫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这是孔明在修身治学上对自己，也是对其子弟提出的要求，对功名利禄，必须淡泊才能明志。对治学则要宁静才能致远。在修身养性上不能怠慢和急躁，少年不努力的话，老大徒伤悲。诸葛瞻并没有辜负其父的期望，蜀亡时，他是以身殉职的。有的人望子成龙，结果成虫，而且害得自己也一起身败名裂，林彪在这方面便是一个反面的典型。他是摔在妻子叶群和儿子林立果身上的，一代名将落得个折戟沉沙的下场。薄熙来同志在这方面的教训也是深刻和惨痛的，干嘛把儿子送到虎口去呢？谷开来与海伍德的矛盾冲突，不会是单方面的，所以她出此下策，恐亦有难言之隐情，落人口舌，然后被国际反华势力制造事端，目的是借此扰乱中国的政局。目前这样的处置，对大局的稳定起了关键的作用，海外反华势力不会甘心，他们的野心大得很，目标是分裂中央，分裂党，在目前情况下，他们要再掀风作浪，恐怕也难了，大局已定了。那些谣言只会更加暴露他们险恶的用心，他们也太小看中国人民的火眼金睛了，它只会加深人们的敌情观念。至于具体的事件会依党纪国法。而对问题教训的思考应是举一反三多方面地去深入总结。使这个想来都令人痛心的教训真正转化为党和国家的财富。古今多少人，在修身齐家这个问题上不过硬，都还不懂得如何引前人之失为训。要懂得做裸官恐怕很难有好下场，至少在人民心目中，这样的人不可信，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没有信心，又怎能托以国事呢？

第三，诸葛亮执法公平公正，张裔曾留成都为诸葛亮丞相府的长史，“常称曰：‘公赏不遗远，罚不近阿，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三国志·蜀书·张裔传》）诸葛亮自己也说过，“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即严格依法治国，执法不因人而异。另一方面经过他处理的人，他讲证据。如他处理李平也就是李严失职的问题，事情发生在建兴九年，“亮军祁山，平催督运事。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平遣参军狐忠、督军成籓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平闻军退，乃更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欲以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也。又表后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平违错章灼。平辞穷情竭，首谢罪负。”“乃废平为民，徙梓潼郡。”另一方面诸葛亮又与李平之子李丰书，称其父：“今虽解任，形业失故，奴婢宾客数十人，君以中郎参将居府，方之气类，犹为上家。君与公琰（即蒋琬，时任丞相府长史）推心从事者，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也。”（《三国志·蜀志·李严传》）从这件事可以看到诸葛亮对李平的处置合情合理，没有株连他儿子。后来李丰还官至朱提太守，对有过错的人，也不往死里整，表示改了，还可以回来做官。三年以后，建兴十二年，李严闻诸葛亮去世，“发病死，平常冀亮当自补复，策后人不能，故以激愤死。”另一个因失职被诸葛亮表后主废为民的是廖立，“于是废立为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闻诸葛亮卒，垂泣叹曰：‘吾终为左衽矣！’”（三国志·蜀书·廖立传））这二个案例反映诸葛亮执法严而有情，能让人心服口服。

第四，在为人上，他讲诚信，不搞阴谋权术。章武三年（公元223年）春，刘备在永安病危，自成都召诸葛亮去永安，属以后事。诸葛亮本传称：

“（备）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刘备这番话出于曹丕篡汉以后，既有先例，把话说到底，“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而诸葛亮在《前出师表》讲自己，“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当时蜀国的处境实际上是魏蜀吴三方最弱的一方，特别是魏蜀之间，魏强蜀弱，北伐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不北伐，也只是坐以待毙。所以六出祁山，北伐中原，实际上是加强蜀北方的防御而已。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所以他会说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话。从诸葛亮的这些表白和作为，可见他出于至诚，并非虚情假意。刘备托孤后的十二年，他辅佐刘禅确是真心诚意，矢志不渝。当时一起与诸葛亮受托孤之命的还有李严为副，当时李严有与诸葛亮书，劝诸葛亮受九锡，进爵称王。亮答书曰：

“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

从诸葛亮的答书，也可以知道他没有任何个人的野心。这一点他高明于同时期其他领军人物。到他去世以前的建兴十二年，作为被托孤的大臣，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初衷。说明他是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的真君子也。

当时，可以与诸葛亮比较的另一个人是司马懿，他们是同时代的人，司马懿长于诸葛亮二岁，诸葛亮五十四岁便去世了，司马懿七十二岁才去世。司马懿先后受魏文帝与魏明帝之托孤，但此人言而无信。魏文帝去世时，他是与曹真、陈群、曹休一起受遗诏辅立的。魏明帝去世时，“太尉宣王还至河内，引入卧内，执其手谓曰：‘吾疾甚，以后事属君，君其与爽辅少子，吾得见君，无少恨！’宣王顿首流涕。”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时太子芳年八岁，秦王九岁，在于御侧。帝执宣王手，目太子曰：‘死乃复可忍，朕忍死待君，君其与爽辅此。’宣王曰：‘陛下不见先帝属臣以陛下乎？’”魏明帝忍死以六尺之孤相托，结果司马懿乘曹爽带着齐王芳谒陵时，便在洛阳发动兵变，夺了曹魏的政权。陵土未干，他就翻然变脸，以诛戮异己为能事了。故李世民在《晋书》卷一的《宣帝纪》末，写了一篇制文，其云：

“文帝之世，辅翼权重，许昌同萧何之委，崇华甚霍光之寄。当谓竭诚尽节，伊傅可齐。及明帝将终，栋梁是属，受遗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托，曾无殉生之报。天子在外，内起甲兵，陵土未干，遽相诛戮，贞臣之体，宁若此乎！尽善之方，以斯为惑。夫征讨之策，岂东智而西愚？辅佐之心，何前忠而后乱？故晋明掩面，耻欺伪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业。古人有云：‘积善三年，知之者少，为恶一日，闻于天下。’可不谓然乎！虽自隐过当年，而终见嗤后代。亦犹窃钟掩耳，以众人为不闻；锐意盗金，谓市中为莫睹。故知贪于近者则遗远，溺于利者则伤名。”

李世民这番话，把司马懿这套阴谋权术，实在批判得淋漓尽致。这里所谓“明帝掩面”，是指东晋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创业之始，用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迹其猜忍，盖有符于狼顾也。”（《晋书》卷一，《宣帝纪》）

司马懿如此作为，连其子孙也无脸见人。李世民所言“虽自隐过当年，而终见嗤后代”，这话也是深刻的，在当时固能以权势堵住人们一时之口舌，时间久了，历史还会恢复它的真相，那个是是非非便自有公论了，连石勒都会取笑他“奸回以定业”。故司马懿在历史上的定位，不是他们父子自己所能定的。自以为可以一手遮天，实际上只能是“窃钟掩耳，以众人为不闻；锐意盗金，谓市中为莫睹”，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结果只会是大家心知肚明的知道此人所作所为不足为训。得逞只能是一时，遗臭却可能是万年。比较司马懿与诸葛亮这一千多年在人民群众中的社会地位与心理影响，后人只会怀念诸葛孔明的光明磊落，决不会去为司马懿不讲诚信的阴谋权术歌功颂德的。讲这二个一正一负的典型，是说明为国谋事，必须忠诚不二，言而有信。

历朝的正史，都是后朝修，对各朝的创业之主，一般都很少有微词，唯独《晋书》对其创业者留下如此评说，西晋这个短命的朝代，既不善始，也不善终，落得一个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一个人的死亡，是对这个人一生的总结，比较诸葛亮与司马懿，什么人的一生重于泰山，什么人的一生轻于鸿毛，在后人的心目中还不清楚明白吗？一个人在当时的权势并不起决定作用，当时的权势只有当时的作用，身后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流逝，权势的影响会慢慢消退，为人的品格慢慢在起作用。上个世纪中国历史上的领袖人物，曾有不少人独领风骚，如果过几百年回过头来再看，我想能给人民群众怀念的人物，也许还只有二三人，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毛泽东，只要看一下毛泽东如何对待其爱子毛岸英，其他人也许只能等而下之了；再其次便是周恩来，他那严于律己和治家，也许还能流芳百世。作为后人，在我们告别这世界时要扪心自问一下，自己这一生，可对得起先烈为之付出生命的伟大事业。我是治史的，深信历史自有公论，如若不信，咱们等几百年再瞧吧。自有后人会为我们这一代人作出公正的评述。关于死亡的思，确是死亡逐渐在逼近所引发的思考，只要生命不息，思考还会继续，诸葛亮的《后出师表》说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嘛！（待续）

老木匠

抱歉，木匠有点强迫症的，开头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底，转贴开头就一定要转到尾。因此把朱永嘉的博文连载了，前面觉得讲到一点与朱维铮的关系，以及一些为毛服务做走狗的事情，还有点意思。现在他写起政论来了，就有污燕友明眸之感。

毛老婆犯下的罪过远过于谷开来，他居然也可以视而不见，这老家伙也真是昏头了

李大兴

木匠兄转全了最好，如此方见朱永嘉之全貌。

老爺叔

這個朱永嘉是否上海 “前領導人” 之一﹐即余秋雨大師的前頂頭上司 ﹖
我對他本人更感興趣﹐他對今天是怎麼想的﹖有很多比他位置低得多的造反派﹐至今耿耿于懷。
請完整轉貼後﹐能否來點關於朱永嘉本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