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奚学瑶：青春非常之旅——我的“文革”印迹

李大兴

　　我辈在青年时代，赶上风狂雨暴的文化大革命，而且是被称作“文革”群众运动发源地的北大的“文革”，真可谓三生有幸！它给我留下的记忆，所经受的跌宕，终生难忘。雁过留声，人过留迹。四十年后，回顾过往印迹，或可供后人饭余笑谈，或可供后人冷静沉思。究竟作何用途，已非我自左右，我只是真实地留下我们这一代人中一分子的“文革”印迹。

一．风云乍起

　　１９６５年冬，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之后，北大文科的教学便开始脱轨。学校让学生们关注由批判《海瑞罢官》引发的学术课题，诸如“清官”、“道德继承”、“让步政策”、“退田”、“平冤狱”等等。师生们的观点，随着形势的激化而日益左倾，以上诸学术问题，几乎都趋向极端化。在“道德继承”课题上，我做了一些思考，认为道德虽有阶级性，有统治阶级的道德与劳动人民的道德之分，但岳飞等开明人士受到劳动人民道德的影响，他身上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可以继承的民主性精华，云云。我与同班同学、上海老乡成少安在校报上发表了《也谈道德继承》一文。现在看来，观点颇“左”，但依然遭到更“左”的观点的批评，历史系某写作组随后在校报发表“商榷”文章，认定我们思想右倾，谓道德一入统治阶级范畴的雷池一步，即不能继承了，意即岳飞的爱国主义也要彻底否定。

　　进入初夏五月，学术讨论便急转直下，成为严酷的政治斗争。人们不但批判《海瑞罢官》，更进而批判邓拓的《燕山夜话》，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邓拓是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吴晗是副市长，廖沫沙是统战部长。如此地位显赫的北京市的当权派，居然遭到无情的批判，想见北京市领导层有了问题。当批判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发刊辞的信息传达时，原有的猜测已经证实，看来北京市委确实出了大问题，市委书记彭真也该打一个问号。这种形势，让人十分震惊。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头脑十分简单，党的位置高高在上，从来没有想到过共产党内会有如此严酷的政治斗争，北京市委有问题，这是连做梦都不敢想的。随后，则引起我们的一些联想，听说彭真在北大社教中支持陆平，那么陆平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五月二十五日中午，北大大饭厅东墙南侧，贴出了聂元梓等人矛头指向宋硕、陆平、彭佩云的大字报，上纲甚高，言辞激烈。我闻讯前往观看。此时，尚未引起多数人的注意。同学们匆忙经过该处，照常背着书包和饭袋，赶到教室去上课，没人停下来注视这张大字报。此时，站在大字报前阅读的只有一人，那就是周培源副校长。他没有理会我的存在，全神贯注地阅读着这张大字报，脸面平静，没有任何表情……。后来，在反聂斗争中，我与他相识，在北大百年校庆之后，撰写他的传记。从中得以知道，他在那段期间，正在城里参与筹备亚洲科学家会议，他表面是平静的，但心里在沸腾。因为他对陆平很有意见，认为陆平“乱想、乱说、乱干”，把北大搞乱了，为此，他在北大“四清”运动中，给周恩来写过一封信，告了陆平一状。因此，当他返回会议筹备处时，便压抑不住自己的兴奋，向同事们说道：“北大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大字报确实像一颗原子弹一样爆炸了！到了傍晚时分，北大沸腾了，支持聂元梓的大字报贴满了大、小饭厅周围。文二（四）的男同学，颇为活跃，扛着贴在木板上支持聂元梓的大字报，喊着口号，游行到了大饭厅。晚上，气氛骤变，反对聂元梓支持校党委的大字报占了主导地位，其中尤以法律系为甚。约九时，时任华北局书记的李雪峰和国务院外办主任的张彦来北大办公楼礼堂讲话，强调“内外有别”，要求把大字报转到室内。第二天，第三食堂内则被拉上了许多铁丝，大字报便粘在铁丝上。我亲眼看见，校办的工作人员周韵，在铁丝上粘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只写着一行字：“聂元梓是个好同志！”。粘完大字报后，一言不发，转身就走了。之后几天，第三食堂就成了人们观看大字报和表达不同意见的场所。我作为一个普通学生，对北大的政治是懵懂无知的，只是，在大批判中，似乎找到了感觉，认为陆平和彭真会有某种瓜葛，这是其一；其二，本人思想历来崇尚自由，对主流的正统管制，其中尤其表现在班主任孔辰光老师的“左”的态度上，有一种逆反情绪。尽管觉得北大比中学自由得多，但依然有种种政治禁锢。因此，有人出来在这个沉静的水潭里扔了一块石头，激起了几朵浪花，心里是颇为兴奋的。尽管自己没有贴大字报，却关心学校的动态，常到学三食堂去看大字报，并不时参与围观者的表态和评论，甚至是辩论，为此而遭到了他人的批判。一个西语系的女同学便曾对我警告道：“你当心成为右派，五七年也是你们中文系的右派最多！”五七年反右的紧箍咒影响深远，人们往往以此作为教训。可是，今非昔比，“文革”已经不是当年的反右了！

　　六月一日晚，中央广播台在新闻联播中播发了聂元梓这张大字报和评论文章。播音员字正腔圆，声调激昂，显然是在播送一篇声讨檄文。我们清楚地感觉到，北大的火山喷发了！于是，北大的整座政治大厦哗然坍塌。各级领导大多成了黑帮，基层的班主任、辅导员之类也成了黑爪牙。一些政治上走红的学生干部和积极分子也变得灰头土脸，有的甚至推开各宿舍的门，一一向大家检讨认错。于是，控诉批判陆平黑帮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在《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章的鼓动下，人们步步升级，很快将文斗上升为武斗，从批判变为人身侮辱，由局部发展为全部。北大每天接待数万的取经参观者，北大也向外输送“革命”。第一站自然是姐妹学校清华。只是，清华师生开始还是不以为然，当我们游行到清华园时，清华同学似乎无动于衷，有的人在夜幕中依然谈情说爱。有人甚至写了这样的大字报回应北大，他们说：“你们的校长姓修，我们的校长姓马。”他们对蒋南翔颇有好感。谁知，没有几天，蒋南翔即被清华师生拉下马来，后来，清华“文革”波翻浪涌，其武斗力度要胜过北大。看来，工科学生要么别干，一旦干起来了，便不像文理科的那么斯文了！

　　那段时间，我们的思想处于亢奋状态。《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说道，反对基层党组织不等于反对党中央。这将“文革”与五七年“反右”进行了鲜明的区分，这等于摘掉了孙悟空头上的箍，人们可以在局部领域造反了。当时的舆论也在大力宣传毛泽东的早期语录：“造反有理”。于是，全国上下，人们都以造反派为荣，以造反派自居，谁都不愿意当保皇派，保皇派成了人格丑陋、政治落后的代名词了。在这种政治风潮下，谁的调子愈高，便愈革命。中学生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他们的调子往往最高，行动也最激烈。于是，“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观点便首先从他们那里流行，打死校长和老师的事件首先从北京一些中学里发生了！大学生们也不甘落后，以毛泽东《湖南农民考察报告》为思想武器，经常念着这样的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也学当初湖南农民的样子，给“黑帮分子”戴上高帽，有的甚至将装便纸的铁丝篓扣在他们的头上。６月１８日，一个批斗“牛鬼蛇神”的高潮掀起来了，各系纷纷将本系的“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拉到学生宿舍区批斗，有些学生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采取了激烈的行动。当晚，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发表了一个声色俱厉的广播讲话，强烈谴责师生们当天的行动，认定这是一个有预谋的、内外勾结的反革命事件。此事被工作组写成简报，上呈当时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又由党中央转发全国各地。与此同时，工作组在校内追查反革命，给一些参与６月１８日的积极分子以很大的压力，我班的一位干部子弟便曾为此不思茶饭。这么一来，北大便出现了冷冰冰的局面，似与初期的火热大相径庭。７月１２日，大饭厅东墙北侧，以陈必陶为首的几个地球物理系同学，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对北大冷冷清清局面持有异议，矛头直指工作组。几天之后，又有历史系王海治等人贴出大字报，为陈必陶等人大字报推波助澜。后来，我与陈必陶有交往，此人老实憨厚，不是锋芒毕露的人物，却在北大反工作组运动中充当了反工作组的急先锋，人真是不可貌相！

　　此时的中文系，热点不在学校问题上，而是陷于“高吕之争”中。高即高运安，文四（三）学生，吕即吕乃岩，是该班的班主任，中国文学史教员。高运安来自农村，为人质朴憨厚，文革前，受邢燕子、董加耕等人的感召，出于淳朴、天真，多次要求下乡当农民，遭到吕乃岩等人的反对。为了此事，他们班同学分为两派观点，一派拥高，一派支吕，两派之争中又蔓生出诸多枝节。一时，大字报，大辩论，颇为热闹，从班内扩展到年级，从年级扩展到全系。我与高运安、吕乃岩等人素无瓜葛，并不了解他们之争的真相所在。只是因为在辩论中，拥戴吕乃岩的同学表现出咄咄逼人之态，而高运安则显厚道老实，引起了我的同情。于是，我在感情上便站在了高的一边，并在系里的辩论会上表了态。“高吕之争”，影响了中文系同学的注意力，使中文系同学视角“向内转”而无暇顾及学校里的大事。“高吕之争”也影响了中文系后来的政治生态。此是后话，留待后边再叙。

　　７月２５日与２６日晚上，在东操场，康生、陈伯达、江青、王力、姚文元等人来北大主持关于工作组问题的辩论会，明确地表明了他们反工作组的态度。附中的女孩彭小蒙年轻气盛，锋芒毕露，态度鲜明地表明了自己反工作组的立场。生物系６３级学生樊立勤大段地背诵毛主席语录，表明了反工作组的态度，在北大政治舞台上初露头角。中文系６１级学生李杨杨则代表全校三十余名高干子弟，表明工作组是延安而非西安，遭到了中央文革的否定。于是，宣布了张承先时期的终结，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筹委会开始登上了北大的政治舞台。

二．快意四方

　　聂元梓和一些左派们，在北大忙于改朝换代，进行权力再分配。我们一些普通学生，兴趣则在于外出串联。８月１０日，我即与同班同学马西沙赴天津，去了南开、天大、河北大学、十六中，以及其它一些单位。十六中有许多干部子弟，其中天津市长的女儿是学生的头头，甚为活跃。河大中文系有一个学生叫刘力里，是河北省长刘子厚的女儿，她是当时河大学生中的风云人物。马西沙亦是干部子弟，父亲是北京某大学的党委书记，此时还未被打倒，故革命热情颇为高涨，许多活动、演讲，大多由他出面。我们年轻力壮，精力旺盛，不分昼夜地参加各种活动。有一个中学生叫刘玉山，形影不离地跟随我们，成了我们的向导。在天津，我们活动了一个星期，苦干了半个晚上，写了一份大字报，谓之《奋起千钧棒，砸烂黑市委》，贴到了市委楼前，算是大功告成。后来，回到北京，我们又向国务院接待处反映天津运动情况，出面听取汇报的是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孔原的夫人，人长得颇清秀，精明干练，给人印象深刻。后来，听说她自杀了。

　　回到北大，整天在宿舍里讨论学习，而北大校园里如汤似沸，全国各地的消息接踵传来，举国上下，风雷激荡。“上海有问题”；“西北告急”；“哈尔滨出现流血事件”……北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年轻人血气方刚，多次请示校文革筹委会，要求外出串联，聂元梓没有松口。于是，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拿起提包就走。８月２６日，我和郭建模、潘泰泉来到北京站，买了几张站台票就上车了，列车员也不要我们补票。于是，一天一夜便顺利抵达上海。他们四处串联，我则回到了虹口中学。虹口中学运动的主要方向是整那些有所谓历史问题的“牛鬼蛇神”，都是一些有学问的教员。我认为校领导违背了运动大方向。于是，串联了部分老师和学生，和一些返校的校友们一起，把火点了起来，矛头对准了学校领导。

　　此时，潘泰泉等人搞到了去昆明的火车票。云南是我神往的地方，这样的机会当然不能放过。于是，潘泰泉、郭建模、成少安和我结伴上了去云南的火车。……

（略）

三．点火上海

　　十月十九日清晨，我们返回北京，顿觉情景殊异。空旷、清冷的街道上满是大幅标语：“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这些标语显示北京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充满了刀光剑影。北京秋日的清晨，寒气逼人，沁人肺腑，不禁使我们全身的汗毛都紧竖起来，

　　回到北大，经过了解，知道这场政治暴风雨已经过去，刘少奇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面目已暴露在大庭广众之间，北京新市委书记李雪峰也随之声名狼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了！

　　北大风云变幻，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已经成立，物理系的路远、周闯贴出了《搬开聂元梓，北大才能乱》的大字报，劝其自动退位，当一个普通的积极分子。北大此时成立了许多个红卫兵组织，山头林立，正统的“新北大红卫兵”组织已完成了招兵买马，我便自行寻找了一个名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组织落脚安身，参加了该组织的一、两次活动。其中一次是上街游行，与全市许多群众组织一起到市里到天安门，游行、喊口号，发传单，旨在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留在学校里的同学已经不多了，我们对学校的运动也不感兴趣。２５日，陈伯达来北大讲话，鼓励同学们到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学习调查，认识中国。此时，社会上也正掀起步行串联热。于是，应文二（一）班张瑜琯同学之邀，我与同班的成少安、董汉河、中文系一年级的成忠锦、俄语系的杨闯（乙财）、初少华、历史系的徐育敏、陈家和等同学，组成了“火种”战斗队，南下上海，然后准备以上海为出发地，步行去井冈山。

　　上海已非昔日，形势风云变幻，如火如荼，运动掀起了三个高潮：一、抢“黑材料”；二、安亭事件；三、解放日报事件。很荣幸，遵照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学习游泳的教导，这三个风浪，我都亲身经历了。

　　第一个风浪，由于当时中央军委下达了清查和销毁黑材料的指示，而上海一些权力部门拒不执行，激化了造反派与当权派之间的矛盾。在这非常时期，造反派便以毛主席的“造反有理”为理论依据，开始冲击档案科室，动手抢夺“黑材料”了。作为外地来的客人，我们的角色便是传达中央指示，进行鼓动宣传。我们亲临上海第一医学院和市计量局，参与了他们这一行动。在学校里被人们视为反动学生的文四学生陈一谘，离开北大，释放了他的能言善辩的能量，起到了强烈的煽风点火的作用。

　　第二个风浪则是安亭事件。大约在十一月中旬，上海成立了以潘国平为首“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上海市委拒不承认该组织。于是，他们结集了数万人的队伍，一边喊着“上北京，去见毛主席！”、“炮打上海市委，火烧曹荻秋！”冒着蒙蒙细雨，向北站进发。我骑着自行车，跟随队伍行进。在广场西侧的邮局里，我替他们打了电话、电报，打给铁道部和中央文革小组，反映上海工人的要求，但没有得到答复。第二天清晨，许多工人强行冲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我以为他们能够顺利抵达北京，也由于上海还有其他事情，便未随他们一起北上。后来，听说火车停在上海郊区安亭，被人拦截。工人们没吃没喝，又冷又饿，但仍坚持要求北上。此事惊动了中央，中央文革派了张春桥前来处理，才将这个事件平息了下去。在其过程中，听说，因张春桥对工人的激情反应冷漠，引起部分工人的反感，他们喊出了“火烧张春桥”的口号。

　　第三个风浪则是《解放日报》事件。

　　《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的喉舌，不如《文汇报》在文革中表现积极，上海造反派们对它意见很大，早就酝酿要造它的反了。一次，上海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宣传部门的人，拿了《红卫兵战报》，要求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遭到了拒绝。于是，几百个红卫兵大学生便于十一月三十日进驻汉口路的《解放日报》报社，官方便组织了一些工人和学生从门窗往里冲，里边的则往外推，造成了激烈的冲突，以至有些人流了血，眼睛被撞伤，围观者越来越多，事情越闹越大。

　　进驻报社大楼的人组成了火线指挥部。指挥部起初由上海“红革会”的头头——上海师院的贺学军、复旦大学的劳元一、以及北京大专院校的几个代表，如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驻沪办事处负责人江涛、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老师李金凯，还有该校一个历史系的学生，我也忝列其中。后来，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的代表也参与到里边。我在这里见到了王洪文——他因未刮胡子而显老成剽悍。十二月二日下午四点，在上海市委的策动下，“保皇派”向报社发起了总攻。他们从正门、边门往里撞，从窗口洞口往里钻，许多勇敢分子，架了梯子爬上了二楼。眼看，守楼的学生即将败退，工人造反司令部派遣了一万多工人冲了过来，冲散了“保皇派”，揪出了已经冲进大楼里的人员，大楼终于守住了。

　　上海市委先后派了副市长李干城、副书记王一平来报社做工作，而指挥部内部七嘴八舌，意见不一，因此也没有取得结果。

　　工人队伍入驻报社之后，几个工人头头主张撤离，并且鼓动“红革会”的头头与他们一起行动。三日早晨，双方经过激烈的争辩，未有结果，只能以投票来解决，七比六，主撤者占了上风。此时，我不在现场，听说此事后，立即赶到会场，表明我也有一票之权。于是，七比七，仍然没个结果。中午，指挥部又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外地和北京的同学增多，坚守派便占了上风。会上批判了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江涛为首的“投降主义路线”，又学语录，又喊口号，气氛很是热烈。到了下午四点，楼外又响起了一片吼声，包围的人群密密麻麻，形势又趋紧张。指挥部内部便又产生了分歧。工人司令部的几个头头又主张撤离，上海师院“红革会”的贺学军，曾表示“红革会”不坚守便退出组织，此时有感于一个工人的眼泪，不忍阶级兄弟流血牺牲，便转而坚决主张要求撤离了。

　　会议正在激烈争辩中进行着，形势则十分危急。外边在猛烈地进攻，大门被冲毁了，后门也岌岌可危。此时，前线的群众逼上门来，把开会的人员一个个拽了下去。“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里坐而论道？到前线听听群众的声音吧，让群众来做决定！”到了第一线后，主张坚守的头头便趁势宣传鼓动，使得工人们群情激昂，又是喊口号，又是唱歌，军心为之大振。

　　第二天上午，又是一场大反复。工总司头头决定撤走工人，“红革会”头头也不反对。但是，下边的工人们不干了，来到指挥部要揪几个工人头头，要找他们算账，要造他们的反，“要罢他娘的官！”在工人们的逼迫下，指挥部只得撤销了这个决议。

　　“红革会”头头在去留的问题上朝三暮四，犹豫不决，引起了部分群众的不满。其他的一些学校和工人们便一度成立了一个叫做“战到底”的联合指挥部，与以“红革会”为首的指挥部分庭抗礼。就这样，“造反派”内部群龙无首，意见不一，十分混乱。见状，我也无心恋战，退出了《解放日报》。进驻的第九天，听说上海市委答应了没有实质性内容的七条意见，于是他们便借坡下驴，退出了《解放日报》。一场震惊全国的事件终于落下了帷幕！

　　后来，“火种”战斗队内部，也分成了两拨。杨闯、初少华、张瑜琯等人住在华东师大，而我们先后住在南京西路与巨鹿路，由于资本家被扫地出门，我们则趁虚而入。

　　（略）

　　在巨鹿路，只有成少安、成忠锦、董汉河、徐育敏和我数人。成忠锦的中学同学梁全宝，还有徐育敏的弟弟，成了我们的编外成员，参加我们的一些活动。我的表弟小炎，小学六年级学生，无事也带几个同学帮我们贴传单。成忠锦个子小，被我们戏称“小日本”，但是他却能写擘窠大字，我们在静安寺贴了这样的大标语：“火烧张春桥，炮轰陈丕显，打倒曹荻秋，砸烂黑市委”，署名“北大火种兵团”。调门很高，架势很大。我们还屡次给上海市委打电话，要求与曹荻秋对话。市委可能错以为我们是聂元梓的什么南下先遣队，曹荻秋没有出面，而让徐景贤登门与我们交谈。他显得比我们老成得多，劝导我们不要率意而为。我想，见到我们他一定心中暗笑，这哪里是什么“兵团”，只是几个散兵游寇而已！成少安为了表明我们坚定的革命立场，一不做，二不休，还将这几个口号，写在明信片上，寄到了北大的文二（三）班，以便让班上同学知晓。

　　与此同时，成少安、成忠锦，将收集到的许多毛主席早期文章和内部讲话，汇编成《毛主席文选》，送到新华印刷厂，印刷厂免费为其印刷装订。褚水敖的毛笔字写得好，便由他题写了书名。此时，我则为歌剧院的一个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女演员写申诉状。我认为他们单位打击一大片，把普通革命群众打成了反革命。后来，因此而认识了歌剧院的一些人。他们后来与北大也建立了联系，并在北大办公楼礼堂进行过一场演出。

　　我们到上海社会科学院观看大字报。大字报的矛头对准了院长李培南。我们得知，李培南是上海市委最早登报打倒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们了解到，李培南是七级老干部，为人俭朴，没有官架，在社科院民望甚高。他的司机，给我们介绍了他一些俭朴的生活习惯和关心群众的动人事迹。还有一个历史所的戴眼镜的学者，为我们分析了打倒他的各种政治背景，从而激发了我们探查这桩政治公案的好奇心。

　　我们打听到李培南家的地址，是在东湖路附近的一座花园洋房里。一天晚上，夜色朦胧，成少安、徐育敏、成忠锦、董汉河和我，敲门进入了他们家。起初，李培南与夫人戴朋对我们甚为惊讶和怀疑。当我们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和此行意图，他们才逐渐平静了下来。戴朋还试探性地打听起在北大工作的老战友张侠。张侠在北大是个名人，国际政治系的干部，极有个性，是北大“社教”的积极分子，“文革”中又很早起来批评聂元梓。对于她，我们自然有所耳闻，便将我们所知情况对他们作了介绍。一些细节证实了我们的真实身份，彼此便有了信任感。过了几天，戴朋前来我们住处，随身带来了有关李培南的一些材料，认为这是一个政治冤案，说着说着，涕泗横流，失声痛哭。她也向我们谈了对张春桥的看法，认为张是李培南案的主谋。我们在此问题上取得了共识。

　　我有一个舅舅，也是老干部，解放军进上海，即随部队进驻《解放日报》，是张春桥的下属，对张颇为了解，知道此人阴险霸道，１９５８年曾写过一篇取消货币消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极左文章。舅舅的介绍，使我们对张愈为反感，再联系到安亭事件中他对上海工人造反派冷漠的态度，多项印象叠加在一起，使张春桥在我们头脑里产生了负面印象。这样的人，怎么能成为中央文革的副组长呢？毛主席、江青了解他吗？这样的人，在中央谋得高位，中国革命将遭到何等影响？于是，在我们几个同学之间，形成了一个共识，即返回北京向中央反映张春桥的问题，以期引起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对张春桥的警觉。

　　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何况又生长在“造反有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文革”氛围之中。我们说干就干，众人委派徐育敏与我两人，代表大家，返京状告张春桥。十二月十七日，我们回到北大，即四处设法，试图找到告状渠道。联系未果，只是找到了当时走红的左派、《红旗》杂志的林杰，以为他可以通天，便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一天，我们俩人应约来到《红旗》杂志，事关重大，心情颇为紧张。我不能放松地讲述，只是按照事先准备好的一份文字稿，一字一句地念给林杰听。林杰听是认真地听了，但并不以为然，也没作记录，随意地问了几个问题，就打发我们走了。显然，林杰要比我们成熟老到，他所知道的情况也比我们多得多。他一定看出了我们在政治上的单纯稚嫩，出于保护年轻人的心理，他很可能就此“贪污”了我们的材料，终结了我们的告状，没有向上反映，也没有与外人道。因而，此后，我们也并未为这次政治的莽撞行为而招来横祸，事情就到此不了了之，划上了句号。

四．山海逍遥

　　此时的北大，与寒冷的天气一样，一片肃杀景象。

　　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下，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显示了政权的威力。他们在军训部队的帮助下，把批评聂元梓的群众组织“井冈山”、“红联军”打成了反动组织。俞启义、赵丰田、魏秀芬、马洪路、张志握等领头人物均遭到了批判。以数力系杨作森为首的“红联军”成员“虎山行”，因其对中央文革与聂元梓的质疑而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杨作森被捕入狱。东语系学生乔兼武（乔俊礼）思想活跃，与杜文革（杜文忠）一起，写了一份大字报，谓要“造三个大反”，即：“第一，取缔党团组织形式，代之以革命委员会”；“二、党政合一而为革命委员会”；“三、砸烂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办公室”。这种出于革命激情的空想社会主义式的书生议政，成了罪恶滔天的反革命罪行。乔兼武此举，再加上他对聂元梓言辞责问，便无可逃遁地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也被送进了监狱。

　　与此同时，铁杆保聂的红旗兵团则成了响当当的左派组织。而红旗兵团的许多成员，当年都是死保陆平的所谓“老保”，现在则依附在聂元梓这面旗帜下，成为新的“老保”。从思想取向上，显然，我们不是一路人。我对聂元梓行为，开始产生反感，而对她的御用军红旗兵团尤为鄙视。在以聂元梓为首的北大新政权的镇压下，因“革命”与“造反”而带来的北大“文革”初期的思想活跃的新气象，已经荡然无存。北大上下，出现了“反聂即反动”的新的政治秩序。人们大树特树聂元梓的权威，并且声称北大“上上下下，万众一心”。此时，正是聂元梓们最得意的时刻。他们写了关于打倒邓小平的所谓第二张革命大字报，并进而攻击朱德为“大军阀”，妄图彻底否定共产党建军的老元戎。与此同时，他们还派“新北大公社”许多成员到中央各部夺权，聂元梓本人则在北京市委革委会成立过程中争权夺利。如此种种，聂元梓在校内外为自已到处树敌，种下了日后败亡的祸根。

　　北大人似乎沉默了。

　　但是，北大是不会永远沉默的。正当此时，一个奇人——北大百年一遇的个性极强的奇人，在反工作组之后，又一次登上了北大的政治舞台。此人不是别人，正是生物系三年级的学生樊立勤。他与生物系的学生冯德荣两人，到各楼宿舍四处散发串连会的广告。并在大饭厅发表了演讲。樊立勤，北京密云人，颀长瘦弱；冯德荣，来自上海，虽然戴着眼镜，但结实粗壮。俩人一高一矮，颇像塞万提斯笔下形影不离的唐•吉诃德与桑科。冯德荣长于实干，而樊立勤则擅长演说。他在大饭厅的主席台上抨击了北大的政治现状，借用鲁迅语录，颇有煽动力地说道：“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此时，我正站在大饭厅里，听取樊的演讲，对北大的形势，我已有了自己鲜明的倾向。

　　这段时间，我也正在忙于另一件事。

　　在陪同上海工总司进京告状的那个晚上，认识了上海跃龙化工厂的工人。后来，他们来到了北京，找到了我，反映他们的工作状况。这个化工厂，位于黄浦江口，厂里充斥着许多放射性物质，而又没有相应的保护措施，使得工人们深受其害。工人们脸色枯黄，有着各种各样的疾病。我找到了以前曾在上海一起活动过的陈一谘，陈亦十分热心。我们接待了跃龙化工厂的工人，并一起整理了一份材料。一次，陈一谘听说江青去了清华，便携上海工人与有关文字材料去清华找她，居然见到了江青，并向江青反映了情况。江青听了以后，很是激动，表示自己以前曾遭受过放射线的危害，十分理解跃龙化工厂工人的处境，答应一定会把这封信转递毛主席。此事有了眉目，我们十分高兴，但是，事后杳无音讯，不知有何结果。

　　上海工作尚未终结，听完樊立勤演讲不久，１月７日，我即与文四（三）的张向华一起南下。张亦上海人，与陈一谘同班，亦是高运安的支持者。此次坐车，居然搞到了卧铺票，在当时甚为难得。一路上，我们两人海阔天空地神聊。同行的，还有上海京剧团的演员们。于是，一路便不觉得漫长，很快又回到了上海。

　　回上海后，即与清华、北航、北邮、北体等校同学参与筹备上海批判刘邓大会。批刘邓是虚的，实际矛头则对准上海市委。即使参与一个会议，各校代表也往往意见不一，在会上经常争吵不休。大家推举清华建筑系的竺培植与我俩人分头撰写批判稿。因我掌握材料不多，内容空洞无力，于是便由竺培植代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发言。大会在人民广场召开，与会者有数十万人，当曹荻秋被押解上来时，由于他的白发，使人们错以为是刘少奇，会场顿时引起一阵波浪似的骚动。

（略）

五．初涉政坛

　　三月二十日晚上，我们返回北大。

　　此时的北大新贵聂元梓，自以为大权在握，大功告成，便在校内开始大树特树个人的绝对权威。左与右，以对她的态度为分界线；是与非，取决于她的表态。她成了北大说一不二蛮横专权的“老佛爷”（慈禧的称谓）。北大开始流传这样的民谣：“老佛爷面前一声‘喳’，赏你一件黄马褂！”

　　此时的北大，正忙于整风。所谓的“整风”，便是要把北大纳入新轨道，纳入以聂元梓为首的新政权的新的统治秩序。于是，他们便要“整”那些批评过聂元梓的人，就是“井冈山”、“红联军”，就是在“社教”中一起反过陆平的“老左派”，后来对聂元梓表示不满的杨勋、张侠、孔繁、杨克明等人。杨勋被抓进了监狱，张侠挨了残酷的批斗，孔繁、杨克明等成了“政治扒手”、“假左派“，被清出了”校文革“。学生中参加”井“、”红“的许多人被打成了反革命，一些思想活跃者也成了新的反革命，早被揪出来的所谓的”反动学生“，则又一次遭受批判。我们班吴世炎同学，是天津某作家的儿子，曾因精神疾病休学一年，后随我班一起学习。他这次也因参加反聂活动而遭到了批判。因压力过大，便供认游行走过天安门前时，曾产生某种意识：“要是有一把枪的话……”这种大逆不道的话，当然是不折不扣的“现行反革命”言行，于是，他便成了反动学生。文三（一）班冯隆、郭庆山、袁建民等几个同学在２２２房间，曾议论过“文革”及几个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于是便成“２２２反革命小集团”。陈一谘曾于１９６３年，给中央递呈过万言书，陈述自己对如何防修反修的见解，于是，便从年级学生党支部书记沦为反革命。在这次整风中又翻出了陈年老账，把他拉到二教２０１大教室，重新进行批斗。我虽然没有亲自见到批斗场景，但听说其状甚惨，几个同学硬扭着他的胳膊，强按他的脑袋，使陈一谘不堪忍受而发出一声声尖叫。批斗者不仅加害于肉体，同时施以精神猥亵，找出了他给女友沈达力的信件，其中有自比马克思，而将对方比作燕妮等语句。批判者极尽嘲笑挖苦之能事，使台下听讲的沈达力，内心受尽煎熬。沈达力是上海姑娘，父亲系华东师大教授，开朗活泼，多才多艺，是系里的活跃人物。她参加过“红联军”，在“反聂即反动”的政治高压下，本来压力已经很大，又经受了这番羞辱，精神超出了可以承受的底线。于是，在当晚夜深人静时刻，她服了“敌敌畏”，在红湖边经受了一番惨烈的挣扎后，终于告别了花一般的青春年华，离开了人世。她死后，该班某女同学，兴奋地跑到三十二楼文四的男生宿舍楼道，大声嚷道：“资产阶级小姐沈达力自杀了！”

　　聂元梓整风，整老师，整学生，但她自己也挨了整。哲学系教师，同为社教左派的郭罗基贴出了大字报《新北大要整风，聂元梓第一个要整风》，这是对聂元梓的当头一棒。校文革常委俄语系的研究生徐运朴、图书馆学系的研究生侯汉清支持郭的大字报，与聂元梓、孙蓬一从此背道而驰。校文革内部开始出现了裂痕。于此同时，一些激烈批判聂元梓的同学，开始了有组织的活动，他们便是樊立勤、张景元等人的“东方红”、“五•一六”，胡纯和、马洪路等人的“井冈山”，牛辉林等人的“红旗飘”。他们先是在地质学院、清华大学等处开展活动，并逐渐由校外转移到校内，由地下上升到地上，并于五、六月份亮出了旗号。

　　回校后，我并未投身学校的运动，搞了大半年运动后，政治热情一度消退，空虚、惆怅，有一种淡淡的哀愁，这种情绪我只是与中学好友同有文人情结的戴人坚在通信中流露过。人坚回信中说道：这是“造物主安排我们扮演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典型的通病同命”。一度，我埋头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几本经典名著，也读毛泽东的”毛选“之外的一些文章讲话。毛的未经删削的民间“毛选”生动活泼，个性鲜明，较之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要有趣鲜活，更有文采。因此，从文章学的角度，我喜欢毛泽东而非刘少奇。从思想上讲，也反感刘少奇的驯服工具思维，喜欢毛泽东的自由、倔强个性。在读书的同时，我亦跳出班与年级，与外年级外系同学交往。我从他人手里见到了一本小册子，是北大五七年右派分子的言论集。这本原供批判用的反面教材，犹如迷茫的脑海闪入了一道天光，使我茅塞顿开。原来这些所谓反动的“右派”学生，这些长我们十年的老学长们，思想竟然是如此解放，才华竟然如此横溢！他们的思想精神不也体现了“文革”的造反精神、怀疑精神么？而且，他们的许多观点，已被历史证实是先见之明。他们的政治视野、知识底蕴、思想深度，显然超过了我们这一代北大学子。我尤其钦佩北大的第一号右派分子谭天荣，赞美他的锐气、勇气、傲骨、才华，头脑中深深铭刻了他的言辞：“红色的是火焰，白色的是剑，这是最后一场战斗！让真正的勇士们前进吧！”

　　我对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产生了疑问。

　　我的自由的天性在五七的回音壁上得到了回应。

　　自然，我的思想个性无法适应班里循规蹈矩的新秩序，我追求自由解放。我在外广为交游，并曾经野心勃勃，想和法律系的董立坤等同学一起筹办一个有关教改方面的刊物。于是，班里的整风整到了我的头上，我被谓之班里“无政府主义的典型”。“就算是吧，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我在笔记中这样写道。

　　四月十一日，新北大公社和地质学院“东方红”发生了武斗。当晚，孙蓬一在大饭厅激烈地煽动新北大公社成员炮打谢富治，公开了在北京市革委会内聂元梓和谢富治的矛盾。会场上“上上下下，万众一心”，十分狂热。

　　我的思想，不属于学校当时的主流系统，但是，亦并非激烈的反对派——如“东方红”、“井冈山”等。我只是认为，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有错误，但还不能全面否定。我的观点与化学系０３６３北京公社的思想相近。因此，便多次参加他们的活动。０３６３，是化学系６３级的代号，其代表人物是陈醒迈（守中）和齐菊生等人。他们在１９６６年秋冬曾是聂元梓的支持者，反对老“井”“红”的观点，但逐渐背离聂元梓，对聂元梓提出了批判的口号。他们的思想在反聂的营垒中颇具代表性，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也得到了周培源、郭罗基等北大闻人的认同和支持，因而是反聂派中人数众多，最具影响力的派别。有一次，郭罗基在大饭厅抨击了聂元梓的专制并追随者的奴性：“她显得高大，是因为你们趴在她的脚下。站起来吧，可怜的人们！”

　　中文系持反聂观点者，起初为数甚少，且无十分激烈者。参予０３６３活动的仅有张普、邵敬敏、石定果、赵国忠，以及我们班的施友佃、陈承潘和我等人，以“太阳升”、“红星”、“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等战斗队为名，写过几张大字报，在学校里并无多大影响。四月下旬，０３６３联合了数十个战斗队，在学校里公开发起串连会，讨论对聂元梓和校文革的看法。在四月二十七日大饭厅召开的串连会上，我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这是我在北大政治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第二天，由主流派组织的二百多个战斗队发起串连会，与反对派唱对台戏，试图制造声势，压倒反对派。不同观点的两派群众，分歧逐渐尖锐并公开化。

　　六月五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来到北大，不知道哪根神经触动了他，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他严厉地批评了聂元梓，说“聂元梓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北大是死水一潭”。于是，蕴积在人们心底的火山，“唿啦啦”一下猛然喷发了，“北京公社”、“红旗飘”、“井冈山”、“东方红”纷纷亮明了反聂的旗帜，新北大公社内部也冒出了一个“革命造反总部”，公开与聂元梓切割。于是，“团”（新北大公社战斗团的造反总部）“０”（０３６３）”飘”（红旗飘）”井”（井冈山）”红”（东方红），以不同的音色音阶，组成了一场反聂大合唱。北大顿时天下大乱，“大一统“的局面被完全打破了！聂元梓被突如其来的形势闹懵了。孙蓬一等校文革的鹰派人物，立即组织了新北大公社“红色清道夫”、“红梅”等１６个战斗队，成立了“六六串连会”，发表了态度强硬的声明：“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革命的主要对象，是革命不共戴天的仇敌，’东方红公社’、’井冈山公社’的跳梁小丑兴风作浪没有好下场！”

　　反聂与保聂两大派斗争迅速激化。

　　北大两派斗争的局势日趋明朗，学生们冲在前头，教员、干部们则紧随其后。北大上下，除了被抓进牛棚，或由于出身不好、有所谓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而被打入了另册的人之外，全校的绝大多数学生和教职员工，都各自亮明了自己的观点。站到了不同的阵线。周培源、季羡林、周一良、侯仁之、赵宝煦等名教授态度鲜明地站在了反聂的阵线之中。七月一日，以周培源为首的１３４名干部发表了《致革命和要革命的干部的公开信》，明确表态：“３月份以来，’校文革’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同时表示：“’红旗飘’、’北京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尽管这份声明，对强烈批判聂元梓的“东方红公社”、“井冈山公社”持保留态度，但它已明确地宣示，１３４名干部已否定了聂元梓的领导地位，站到了聂元梓的对立面。

　　以周培源为首的１３４位干部的讨聂声明，从根本上动摇了以聂元梓为首的钦定的校文革的统治地位，使中央文革为之震惊。七月十日，陈伯达再次发表讲话：“我批评聂元梓是支持她、爱护她。聂元梓不要打倒，还要当红代会核心组长。对孙蓬一不要打倒，要一看二帮。”并掉转矛头，对反聂派威胁道：“你们用我的话攻击聂元梓，那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陈伯达在北大扮演了一个尴尬角色。他成了《水浒传》中的洪太尉，掘开了镇压妖魔的石碣，顿时让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冲天而起，把北大搞得硝烟弥漫，飞沙走石。陈伯达后悔了，他还想扶正聂元梓这块石碣，镇住”妖魔”。然而，“妖魔”一旦飞升，你怎么还能镇得住呢？

　　反聂派一旦派生，便虎虎有生气，“井”、“红”、“飘”、“零”、“团”，五方各自为战，又互相呼应。他们对聂元梓镇压“井冈山”“红联军”进行了清算，为许多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平反，并查抄了校文革的保卫机关“二组”，抄出了两批构陷群众为反革命的“黑材料”。尽管一方说对方“右派翻天”，另一方说对方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方森严壁垒，视若寇仇，但是双方都奉毛主席为九天至尊，拥护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样参予批判刘少奇，到中南海西门静坐要求“揪出刘少奇”，也参予了部分省市“揪斗军内一小撮”的活动，都把陆平、彭佩云视为万劫不复的“黑帮”。

六．七纵生涯

　　中文系在北大文科是个大系，五届学生５００多人，加上１００多名教职员工，堪称人员众多。虽然，中文系的老师在北大“社教”运动中涉足较浅，在学校的政治舞台中无足轻重，但是，面对“文革”新形势，师生们各自怀抱自己的观点。除了少数年龄较大，所谓历史有问题或出身不好的人之外，都各自自动站队，或坚守聂元梓主流阵营，或挺身而出，走进反聂队伍，加入O（零）派北京公社。教师中带头反聂的有工人家庭出身的费振刚，和烈士子弟唐沅，参予者有严家炎、季镇淮、沈天佑、闵开德、袁行霈、陈松岑、徐通锵，以及陆俭明、马贞夫妇等人。另外，尚有乐黛云、倪其心等所谓“摘帽右派”，虽然反聂态度明朗，但碍于身份，则无法参加组织，只是作为外围的同情者而已。“高吕之争”中的吕乃岩，明确表态反对聂元梓，但又不愿加入反聂派队伍。中文系反聂学生中多是高派人物，他便认为中文系反聂队伍是“痞子队伍”。而高派学生，对吕乃岩十分反感，也不愿意吸收吕乃岩加入中文系反聂组织。聂派阵营中中文系的干部领导人物是邵岳、华秀珠，他们却是高派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反聂派同学对他们颇有好感。当时，中文系的政治棋局便是如此阴差阳错，盘根错节。

　　中文系学生中较早反聂的同学，都没有参加激烈的反聂组织“东方红”、“井冈山”、“红旗飘”，几乎都持O（零）派北京公社观点。因此，当北京公社一成立，这批人便成了中文系的北京公社骨干。此时，张普、石定果已堕入爱河。出于各种原因，大家便推举我出任中文系北京公社的头头，我也义不容辞地应承了。不久，中文系反聂组织——北京公社０７纵队便成立了，纵队除我出任纵队长之外，尚有五年级的傅信，四年级的祁茗田，三年级的张联荣，一年级的黄洲等人担任０７纵队的勤务员。教员的代表则是费振刚，他不但出身好，还是党员，是中文系一九五五级编修《中国文学史》的学生代表，光荣历史，无可挑剔。后来，领导班子曾有变动，我班的吴天麟出任纵队政委，三年级的高以诺等人进入纵队领导班子，等等。

　　……北京公社０７纵，是北京公社内几个战斗力较强的骨干纵队之一（其他如０３纵、１６纵、０５纵、１０纵等）。０７纵内，《战地黄花》、《齐声唤》、《驱虎豹》、《指点江山》、《长缨在手》、《凌云志》等战斗队经常书写大字报，嬉笑怒骂，文才横溢，展示了中文系的长技，在校内颇有盛名。不但如此，每次实际行动，也不示弱，常常召集人在３２楼宿舍的三层楼道里吹几声哨子，便有数十人到楼前集结，参予各种活动。抄“二组”，截彭真，抓崔雄等学校重大活动，都有我们身影。五年级的老大哥，似乎少年老成，不太喜欢写大字报，而对各种行动则颇有兴趣，很是积极。

　　我们不但参加全校性的活动，亦有系里的自主活动。我们曾组织人员，抄过中文系教员吴小如的家。吴小如，又名吴同宝，是中国文学史的授课老师，虽然当时还只是讲师，但学识渊博，教学严谨，讲课一口京腔，声如洪钟，能唱京剧，教学效果甚好。他曾给我们讲过宋诗与元曲，有时晚上还到宿舍给我们辅导，很受我们欢迎。但是，“文革”之后，听说他在解放前曾发表过许多反动文章，大家便认定他思想反动，有严重的历史问题，而且，在“文革”中，他站在了保聂的一边。于是，０７纵便在我的带领下，组织了二三十人，在一个晚上，抄了他在中关村的家，翻箱倒柜，没有发现什么反动证据，又怀疑他把东西藏到炕堂内，就把他家的炕刨了几个洞，结果什么也没发现。后来，我们得知参予抄家的五年级某同学，在抄家时，私藏了吴家的一本书。此事，我们认为有失基本人品，于是报告总部，将他除了名。他曾苦苦向我求情，但事关“井冈山”名誉，我又怎能答应？２０多年后，我返回北大进修，在校园里邂逅吴小如老师，他骑车与我迎面而来，我迟疑片刻，正踌躇着想向他说些什么，他似乎看了我一眼，即匆匆而过，不知道他还认得我这个学生否？望着他的背影，心中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愧疚。

　　还有一次抄家，也是我组织的。文四（三）班，是高吕之争的发源地。该班张明非同学及其男友黄介山是聂派兼吕派的骨干，高派同学与他们十分对立。张明非的父亲在解放前曾在某教育社团工作，该教育社团有国民党的背景。因此，我们便认定张父有历史问题。揪出张父，就能打击中文系的聂派与吕派，打击中文系的对立面。我们组织了二三十人，来到了城里张明非家，未搜查出什么于我们有用的东西，于是，便把张明非的父亲押解到北大，拘禁到２８楼里，由文四（三）高派同学看管并审问。拘押了几天，也未审出个所以然来，便把他释放回家了。

　　还有一次抄家，抄的是崔庚昌家。

　　崔庚昌是中文系的会计，由部队转业来北大工作。解放前他曾担任国民党区分部委员。或许由于自己的历史原因，在“文革”中，他成了北大当权者聂元梓格外忠实的追随者，参加了聂的嫡系组织红旗兵团。他的派性颇强，常利用自己的职权，克扣“井冈山”中文系同学的助学金，或者拒发大字报纸和浆糊之类，从而激怒了“井派”同学。在我们眼里，你是一个符合公安六条的历史反革命，居然气焰还如此嚣张。于是同学们将意见反映到０７纵队队部，最后由我拍板，并带了三十多人来到了蔚秀园他的住处，抄了他的家。他的妻子是学校里的工人，见面给人一种朴素老实的印象。她看见这一伙气势汹汹的学生，不吵也不闹，安安静静地待在一边。这一来，倒使我一时产生了怜悯之情。然而，对崔庚昌的强烈怨恨压倒了我们，数十人将他家弄得乱七八糟，据说有同学砸了他家的器物，还把闹钟扔到了水缸里，然后把崔带回了学校。途中，遇到了井冈山兵团青年工人组成的战斗队“小海燕”成员，其中几人会点武术。他们见我们押着一个人，便问：“这是谁？”“他是中文系的田加林！”田加林是校文革负责后勤的头头，积怨甚深，为“井冈山”人所痛恨。这几个小伙子未听清田加林前边的定语，错当成“罪大恶极”的田加林，于是，便不由分说，上去对崔庚昌一顿暴打，致使他腰部受伤。他被我们押送到了“井冈山”总部所在地２８楼，审问和关押了数天，才将他释放回家。崔庚昌从此与我结下了怨仇，怨怨相报，且待后面再叙。

　　学校分成了两派，校内的事分庭抗礼，上边指示学生下乡支援麦收，北京公社也抽调了部分人员下乡劳动。施友佃为了让我全力投入学校运动，便主动要求带队下乡，而他的肠胃一直不太好，经常闹肚子。割麦子又累又苦，一些同学还是主动报名参加了。聂元梓禀承中央文革旨意，把彭真拉到北大批斗，为了表示我们的革命，我们试图拦截彭真，自行主持批判会。但是，由于情报失误，拦截未能成功。

　　七月二十日，武汉发生了所谓的“七•二０”事件，陈再道组织人员围攻殴打“中央文革”成员王力。“中央文革”在天安门广场召集了声讨陈再道的大会，提出了“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中央文革”一声号令，北大两派闻风而动，会后第二天，反聂派大部分成员都上街游行，以响应“中央文革”号召。午后，反聂派数千人浩浩荡荡地出了校门。半路上，便下起了大雨，人们都成了落汤鸡。这份革命热情却未熄灭，依然一路小跑，一路喊着口号。参予这次活动的还有一个小家伙，他是一直在学校里待分配的工人女作家吴长英的儿子，此时只有七、八岁年龄，居然也和我们一起冒雨跑步游行。跑了大半路程，才被一个北京同学哄回自己家。队伍经清华园、学院路，从豁口入城，来到了中南海西门，又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喊了一阵口号之后，然后回返。新北大公社成员，纷纷登上“校文革”派来的汽车返校，而我们则只能靠两条腿徒步回家。一路上，又累，又饿，又凉，于是，便一路走，一边大骂老佛爷，大骂“校文革”。来到海淀镇老虎洞饭店的时候，已近晚上１１点钟，饭店虽未打烊，只是服务员已准备歇业了。我和褚水敖，以及五年级的段思等人，要求服务员卖我们一点酒和食物，借以解乏和充饥。服务员不理不睬。于是，我便本着毛主席的教导，：“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己把柜台上的啤酒和白酒倒来喝了，然后，要向服务员付钱。服务员不干了，拒不收钱。我们三人便与服务员争吵起来，饭店报了警，警察便把我们双方带到了派出所。因为疲乏、空腹且喝的是两样的酒，在派出所时，我已经迷迷糊糊，一言难发，只是听任双方在警察面前争执。警察知道了怎么回事，也就放过我们，让我们自行回校。一路上，水敖扶着我，跌跌撞撞地回到学校，进了宿舍，我倒头便睡着了！此事，成了新北大公社０７团攻击０７纵的材料，有人将之演绎成了章回小说，其题目谓：“奚狗头大闹老虎洞，褚水敖逞意才子风。”

七．东北历险

　　学校里两派斗争正当酒酣耳热之际，东北三省传来激烈的枪炮之声。辽宁“八三一”，吉林长春公社，这些“响当当的造反派”处境艰危，受到了“保守派”的武力攻击。他们纷纷到北京来告状并请求声援。“天下造反派是一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本着这种书生意气，不少北京和北大的大学生，纷纷到东北去声援当地造反派。消息传来，北大的魏秀芬等人到长春声援长春公社，被对立派人员的手榴弹炸伤，于是更激怒了北大的同学。我与同班同学吴天麟相约去东北串联，声援东北的造反派。我心知肚明，此行有几分风险，但年轻人天生有几分好奇，几分冒险精神，且东北造反派危急，心中的热血沸腾，箭在弦上，不能不发。我悄悄地去了一次海淀照相馆，照了一张二寸照片，背后给自己的至爱亲朋留了一行字，以备不测之需。

　　同行的尚有哲学系的赵丰田、林建初、方小早、方小早在石家庄军校学习的弟弟，以及沈达力的妹妹沈达菲和她的一个中学同学。我们有时聚在一起，有时则分别行动。第一站是沈阳，住在“八三一”的根据地辽宁大学。当时辽宁分成三派，各地市串连在一起，成为跨地区性的群众组织。“八三一”与另两派的矛盾日益激化，终于酿成武斗，兵戎相见。为了在武斗中取得优势，在沈阳的“八三一”总部常常调集外地本派人员参予武斗。当时，我们所在的楼里便集结了来自抚顺的武斗队。一次，抚顺武斗队在武斗中死了一人。来自抚顺的一个小伙子，是死者的朋友，闻讯嚎啕大哭，哭着哭着，便腾起身子，拿起一枝短枪，试图冲出去要与对方拼命，为朋友报仇，被左右的人牢牢摁住，不让他舍命冒险。那小伙子见报仇不成，便发出了撕心裂肺般的嚎叫……。还有一次，“八三一”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游行人员站在卡车上，向对方占据的地区进发。北京来的学生也都站在卡车上，一边走，一边喊着口号，表示坚定地声援“八三一”，“和‘八三一＇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浩浩荡荡的队伍来到了对方的楼下，对方在楼里架上了机关枪和其他枪支，虎视眈眈地瞄准游行的队伍，只等一声令下，一片枪林便可发出倾盆弹雨，洒向人间都是血。万幸，对方作了忍让和克制，血腥的一幕终于没有发生，我们总算平安地回到了住地。

　　第二站是长春，这里正是魏秀芬们受伤的地方。我们认定的造反派长春公社的根据地是长春地质学院，我们在那里落了脚。学校有一个很大的操场，在它的旁边，则是一片新辟的坟地。每座坟上都竖着一块墓碑，上书死难者的姓名。死难者中大部都是高校学生，正是二十余岁青春年华。他们为了自己认定的政治观点，作出了生命的奉献。

（略）

八．“山”上风景

　　回到学校，“团”、“０”、“飘”、“井”、“红”已实现大联合，成立了首都红代会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周培源任井冈山兵团的总勤务员，大家戏称为“寨主”。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科学家、老校长，受人们拥戴，担任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这在“文革”之中实在是一个奇特的现象。这既反映了周培源为人的正直无私——因为反聂本身有某种政治风险，聂是毛亲自竖起来的“文革”旗帜，反她无疑有一种逆鳞之意。与此同时，也反映了北大反聂派的大阵营中，意见不一，群龙无首，而唯有周培源这个“太菩萨”才可与“老佛爷”相抗衡。也许是周感到不宜坐上寨主这把交椅，仅担任了一个星期的总勤务员，便辞职下台，由牛辉林接任。只是，老牛刚接任一个星期，江青便发话：“‘红旗飘＇里准有坏人”，矛头直指牛辉林。为了“井冈山”的利益，只能让牛辉林赶紧逊位，急召当时在上海家中的图书馆学系研究生侯汉清返回北大，由他接替牛辉林的工作。侯汉清原是“校文革”的常委，因对聂元梓不满，而与徐运朴等人一起在“校文革”内高扬反叛的旗帜。他的观点不太偏急，为人诚恳，善于团结人，因而在“井冈山”内颇有人缘。从此，“井冈山”便在他的领导下，直至寿终正寝。

　　我回到北大，北大正热闹非凡。“井冈山”反聂得到了地派高校的声援和支持，北京各界，中央各部，以至部队文艺团体都纷纷登门庆贺。（今年，我们在深圳见到韩爱晶，他说北航“红旗”也曾派代表前来祝贺，而遭到陈伯达的追查。）胡松华等明星演员登上“五四”运动场的主席台表演祝贺，“井冈山”人沉浸在胜利的盈盈喜气之中。至于中文系，我的北京公社０７纵队长自然升格为井冈山兵团０７纵队长，整个领导班子都没有变化。然而，由于高吕之争与学校两派的交岔，则颇使我伤脑筋。唐沅是中文系教员中反聂的骨干之一，他的爱人亦是地质地理系反聂的铁杆，这样的人，我自然要倚重和信任。只是，他亦与吕乃岩相善，吕持反聂观点，与唐一起组织了“万山红遍”战斗队，却与０７纵许多学生骨干对立，我不能为吕而遭到同伴们的反对。为此，唐沅一度扬言，如果不让吕乃岩上山，他们全部不上山。他曾为吕乃岩上山的事，给井冈山兵团组织部写过一封信。尽管如此，考虑中文系的大局，吕乃岩上山的组织问题，始终未能给予解决。只是，老师们该上山的照样上山了，学校的大道理毕竟胜过了系里的小道理。天下事了亦未了，就这样，拖了下来，不了了之。

　　我除了忙于中文系的事情外，亦经常参加学校里的一些活动。”井冈山”的一些大事小情都离不开各系的纵队长，纵队长会议成了家常便饭。有时，我们也列席总部的会议。因为强调民主，往往为某一件事情，大家各抒己见，难得能够集中一致。会议往往一开半天一天，却很难开出一个结果来。“井冈山”的许多行动，往往是凭着群众自发自觉的高涨的热情，人自为战，战斗队为战，纵队为战，或是某一个群体某一个单位为战。“井冈山”广播台，便集中了各系数十个志愿者，他们之中，或长于朗诵广播，或长于舞文弄墨，或长于摆弄广播器材，大家在台长李国杰的领导下，组成了一个高效的战斗集体。此外，”井冈山”内还有一个文艺团体，称作“毛泽东思想万岁”纵队，简称“万岁纵”，由各系长于文艺的一些同学自动组成。他们不辞辛苦，不计报酬，极富创造性地编排了各种节目。他们不但在学校里演出，还到兄弟院校和社会上演出，甚至离开北京远赴津门。与之相对应的是，新北大公社亦有一个文艺团体，称作“毛泽东思想胜利团“，简称”胜利团”。一个”万岁纵”，一个”胜利团”，互比高低，互不相让。他们同样拥有无与伦比的青春热血，同样拥有狂热的派性拥趸，台上倾心演出，台下山呼海啸……。这是“文革”之中北大的文艺奇葩。

　　此外，“井冈山”尚有美术组，称作“枪林逼”战斗队，金观涛、唐又山等人都是该队成员。他们创作的木刻版画，很有特色。”井冈山”还有自己的报纸《新北大报》、信息快讯《北斗星》，同时还有一个专事摄影的战斗队。

（略）

九．武斗岁月

　　两派斗争，趋于相持状态，我身心渐觉疲乏，“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又在我身上发生了作用。１９６８年２月，我将纵队长工作交付三年级的张联荣，自己便开始逍遥了起来。想家了，便买票南下，大约在三月初回到了上海。虽然在家安居，但心里并不踏实，北大两派的大标语都贴到了南京路上，使我的心里更为惦念。北京的亲戚亦来信劝我“返校复课闹革命”，于是，我决定回校。我与成钢（成少安）一起，带着亲戚家的两个老人和一个小孩回北京了。

　　三月二十九日晚，我与成少安坐着出租车，从东南门进入北大，北大一片黑暗，给人一种不详的感觉。车子摸黑来到了三十二楼南门，我们提着行李下了车，正要往楼里走，只听楼上有人在喊：
　　“你们是哪的？”
　　“我们是中文系的！”

　　不由分说，几块砖头、瓦片砸了下来，我感到不对，连忙改口：“我们是０７纵的。”场面才平静了下来。看来，有人把我们当新北大公社的了！

　　到了宿舍，才知道，当天凌晨，北大刚刚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武斗。新北大公社突然袭击，攻进了３１楼，“井冈山”的许多同学或被长矛扎伤，或跳楼受伤，伤者甚众。并且，还听说北京卫戍区发布通告，要抓所谓刺杀聂元梓的凶手。真可谓“黑云压城城欲摧”，“井冈山”告急，一股巨大的压力压在了我的头上。我终于明白，刚才为什么有人在我头上砸砖头了——那是被逐出宿舍的化学系“井冈山”同学，他们气愤填膺，已经杀红了眼睛！
聂元梓、孙蓬一们挑起武斗，使“井冈山”伤人失楼，非但没有受到有关部门的责罚，“井冈山”反而成了惩治的对象。黑白颠倒，正义何在？天理何在？“井冈山”上下，流布着一片悲愤肃杀气氛。四年级的王涛，是个温和忠厚的人，他把负伤的朱殿庆送到外校治疗，回来说起有关情况，忍不住嚎啕大哭，四围闻之者无不为之动容。男儿有泪不轻弹，不是满腔悲愤，怎能到达如此地步？！后来又听说了樊立勤的事情。樊被“公社”抓去，遭到了严刑毒打，膝盖骨被钉得粉碎，小腿骨被打折，手指骨被老虎钳夹断，手指甲被钉进竹签。即便如此，公社一些人还不解恨，试图将他置于死地，幸亏被新北大公社成员化学系６２级的田健行阻拦，才侥幸留得一命！“井冈山”将抓获的“红九团”团长郑雄与之交换，张景元、冯德荣两人把樊抬回到２８楼，此时的他已奄奄一息了！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来校，在２８楼前恰好见到了樊立勤的惨状，围观的人们纷纷声讨控诉聂元梓，李钟奇无言以对，只得吩咐左右将樊立勤赶紧送医院抢救……

　　面对这般情况，我便无暇顾及他事，全身心地投入了“战斗”。第一件需要做的事，便是写文章，说明“３。２９”武斗事件的真相，向社会申诉，伸张正义，以取得社会的同情和支持。我眼含着热泪撰写了一篇文章，叙述事情的来龙去脉，并强烈控诉“聂孙之流”，也点了李钟奇的名，对他所谓的“刺杀聂元梓凶手”一事表示了强烈的愤慨，认为这是希特勒国会纵火案式的政治欺骗。这不是以前坐在课堂里编造出来的作文，也不是引经据典的学术论文，它是蘸着血泪写就的文章，是我有生以来感情最强烈的一篇。张国祯对文章做了部分补充删改，然后刻成了传单广为散发，并拿到“井冈山”广播台广播。

　　同时需要做的事就是战备，武装自己，防止“聂孙之流”再次挑起武斗。一是把一楼窗户都用桌子、椅子堵上，还用铅丝一一扭紧，确保一楼坚牢安全。二是自己武装自己，柳条帽、盔甲、护腕，全副武装。三是到外边设法偷取铁栅栏，锯下来当做武器。后来，则就地取材，用钢锯锯下暖气管，再在头上焊上磨尖了的螺纹钢，用以当作自卫的长矛。张联荣性格面软，为人忠厚老实，但是，他做事十分踏实勤恳，且任劳任怨，做这些具体事要比我强多了。我虽然名义上不当纵队长了，但事无巨细，依然过问。张联荣与我都无军事才能，江山代有才人出，四年级的小个子赵山岗对“文攻武卫”颇有一些道道，于是，他被大家推举为０７纵的武斗指挥，有关这方面，大家都听他的。

　　食堂不能去了，大家便以年级为单位，自己办伙开小灶。张树藩在广播台当广播员，回到３２楼给我们年级的同学炒菜做饭。他做的菜有滋有味，颇受人欢迎。原来，这门手艺来自家学渊源，他的父亲即是一个厨师，子承父艺，果然不同凡响。张树藩忙不过来，赵志文便上去显身手。他的坛子肉做得颇有特色，堪称一绝（若干年后与他的夫人谈起往事，夫人惊讶，他居然还会做什么“坛子肉”！）。所有费用，都是大家自动掏出来的，我们称之为“战时共产主义”。床板桌椅则遭了秧，它们成了我们炒菜做饭的燃料。后来，“井冈山”成立了炊事班，由生物系的冯美芸（冯德荣妹妹，一个泼辣能干的上海姑娘）牵头，我们的战时小炊才止水熄火。

　　与此同时，我们的一些政治活动并没有止息。“井冈山”一方面软泡硬顶来自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和北京市卫戍区的压力，拒不交出所谓“刺杀聂元梓”的凶手，另一方面加强了与北京市高校地派的联系。地质学院“东方红”与我们的关系尤为密切，该院成了我们的大后方。部分撤出北大的同学，在地质学院从事宣传与后勤工作，一些伤员亦在地质学院养伤。北大的两派斗争也延伸到了外地。驻扎在石家庄的６３军站在老聂一边，而驻扎在保定的３８军则与我们心心相印。一次，３８军的某侦察排长，来到了２８楼，给我们分析华北地区的政治形势，为我们“井冈山”打气鼓劲。陈伯达在河北支持６３军，打击“狂人公社”，从而引起了我们的反感。朱孔富、张国祯在２８楼召集了部分同学，召开了几次形势座谈会，矛头直指陈伯达。我参加了其中的一次会议。

　　两派的紧张气氛愈来愈浓。如何应对学校的形势，“井冈山”总部召开了多次会议，意见分歧，争持不下。最后，“鹰派”的意见占了主导的地位。“公社”当时对“井冈山”形成了包围的形势，一旦袋口收紧，“井冈山”便将与外界隔绝，不但断水断炊，而且生命堪忧。历经多次争执，终于形成决议。于是，决定主动出击，以谋求自身的生存。４月２６日下午，“井冈山”派遣了几个纵队的兵力，进驻了３６楼。“公社”此时似乎才醒悟过来。他们派长矛队从３４楼几次冲击过来，“井冈山”一度溃败，但增加了援兵后，终于稳住了３６楼东端。于是，他们便从３８楼向３６楼进攻，砸开了３６楼西墙，并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向楼内推进。眼看多个房间的墙被打开，形势十分危急，“井冈山”人则用大铁锤砸开了二楼水泥地板，砸出了一个大洞，然后用长矛截击对方。“公社”的势头被扼制住了，但“井冈山”的一些人为此也付出了代价。张景元守在洞口，用长矛往下捅，不料，自己的手臂却被“公社”下边的长矛捅伤，鲜血淋漓。见此情况，我从四楼爬上了屋顶，沿着屋脊，爬到了楼的西侧，面对３８楼，从屋顶上揭下瓦片，向下撇去。我趴在屋顶上，自然看不见楼下的情况，不知道这些瓦片的威慑力究竟如何。很快地，我便感到自身的威胁，一旦被他们发现，用弹弓射来，身处人字形屋脊，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撇了几片瓦片之后，我即赶紧往回爬，从屋顶上下来，事后颇为后怕。

　　３６楼被我们占住了。这样，２８楼、３０楼、３２楼、３５楼、３６楼、３７楼便连成了一片。我们又从３７楼面对马路开了一个口子。这样，“井冈山”保住了一口气，“公社”再也不可能围死我们！但是，这样一来，使北大的武斗加剧，双方敌对情绪进一步激化。“公社”全面地包围了我们，当我们还没有打开３７楼前的围墙时，一度与外界几乎断绝了联系。那天晚上，我们便断了炊。后来，还是四年级的华侨女同学施旭东从海淀买了几斤米饭，放到锅里煮成了粥，每人喝一小碗，才得以缓解饥饿。

　　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武斗气氛越来越浓。双方都安装了高音喇叭，几乎全天候地进行政治恐吓与轰炸，其宏大声音，晚上十几里地外都能听得见。每有重要新闻，“公社”广播台的前奏必是毛主席语录歌：“擦亮眼睛，投入战斗……。”听了之后，使人毛骨为之耸然。为了表明自己的泰然镇静，“井冈山”广播台则播送毛主席词歌曲《　西江月。井冈山》：“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不但如此，双方都在窗口或屋顶安上了强力弹弓。弓带是用自行车内胎或医用胶管做的，杀伤力很强，化学系的张曼平就被强力弹弓打掉了门牙。“公社”弹弓几乎威慑到“井冈山”所在的各个角落。后来，我们在各楼之间，竖起了两排木床，木床边上再罩上麻袋，这样一来，便安全多了。我们称这样的通道叫做“胡志明小道”。

　　面对此种形势，绝大部分同学都离开了学校，留校的是一些铁杆，“井冈山”上大约有三、四百人。少部分仍在地院从事宣传与后勤援助。只是，回家亦非安全，“校文革”和“公社”利用其执政的优势，从全国各地，抓回了一些“井冈山”骨干分子，如徐运朴，牛太升、韩琴英（何青）、王忠林等人，抓回即严刑拷打，逼他们认罪。韩琴英为此被打得流了产，彭秋和则被打得遍体鳞伤。他们不但挨了打，还被录了音。

李大兴

　　北大的武斗，惊动了全国，母亲与舅舅们在上海也有耳闻，他们日夜在为我的安全担心。母亲多次来信，催我回家。信中说，万一我要出现意外，她是要“bào死”的！“bào死”是浙江家乡话，在字典里找不出同义词，意即痛苦之极，极度伤心，气急身亡，像爆炸一般死去。此语甚重，对我不能没有压力。父亲早逝，母亲独立拉扯我们长大，倘我有闪失，她将怎样处世？五舅舅也来信嘱我返沪，并电汇了３０多元路费。但是，我怎么能走呢？留校的人本来已经不多了，走一个便少一分力量，况且，我大小是个头头，我走了道义上讲不过去，一定会影响“军心”！我坚信，“井冈山”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最后必然会取得胜利。我们是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哪怕是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也是值得的！

　　确实，我此时全心全意地为了“井冈山”，毫无私心杂念。也多亏了这份心思，否则我这条小命恐怕也就保不住了！

　　事情是这样的。五年级的邵敬敏，是“井冈山”的骨干，上海人，也是我的好友。他毕业分配到文化部，办完有关手续后，就到３２楼来取行李和书籍。他劝我随他到文化部休息几天，学校里高音喇叭轰炸，饮食艰苦。我的心动了一下，但随即否定了这份私心，此时我决不能走，否则便要影响“军心”。于是，我谢绝了他的好意，帮着他把行李扛到３７楼门口，送到了事先叫来的出租车上，然后返回了３２楼。不久，便听说，他乘坐的车子在“公社”所占的３４楼前被长矛队拦截，他遭到了绑架，被关到了一间屋子里，蒙上了头，遭受了残酷的殴打，被打得头破血流。后来，他的同班同学张普，找到了持“公社”观点的中文系的党总支副书记华秀珠，做了新北大公社０７团工作，才将邵敬敏释放。邵之所以被抓，不外两个原因：一是猜疑他给“井冈山”运送什么材料；二是“公社”瞭望者瞧见了我，以为我要出行。无论什么原因，都与“公社”０７团密切相关。幸亏，我没有出行，我若出行，便不止是流血的问题，这条命八、九成是保不住了——“井冈山”０５纵（地质地理系）的刘玮，就是在抓去后，被众人活活打死的。此时，两派都已视若寇仇，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我是０７团最大的眼中钉，一旦抓住，岂有不拔之理？！

　　“井冈山”被包围在里边，吃饭成了大问题，幸亏在地院的同学，设法购买了很多粮食，从农村找来马车。马车载着粮食，“咣当”、　“咣当”地从３７楼门前经过，事先做好准备的“井冈山”立即从出口处冲出两彪人马，一是扛粮食的，二是拿着长矛守卫的。不一会儿，两辆大马车上的粮食即被卸完了。“公社”错以为“井冈山”抢了农民的粮食，大喇叭里便发出了严正警告：“‘井冈山’的暴徒们，你们竟敢哄抢公社社员们的粮食！……”“井冈山”的广播台则得意地播放歌曲：“‘井冈山’的红旗美如画……”

（略）

　　武斗形势愈来愈凶险，双方都在积极备战。“公社”方用拖拉机改造成了土坦克，搜罗枪支弹药，制造了燃烧瓶。“井冈山”亦制造了燃烧瓶，并到外地搜求热武器。期间，清华大学两派武斗后来居上，开枪打死了数人，客观上绷紧了北大两派的武斗神经。为了以武力战胜对方，各方都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体力和智力。由青年工人组成的“井冈山”“小海燕”战斗队，其中一些人本来就练过武术，他们会使用长矛、大刀和九节棍等，此时在“山上”甚是活跃。哲学系五年级学生孔易人，原是学校武术队的成员，此时也变成了“井冈山”的武斗指挥员之一。“井冈山”广播台中，人才辈出。负责机务工作的化学系五年级姜承永同学，从学校电话班同情“井冈山”的一个工人中获悉，在２８楼与２９楼之间有电话干线通过。生物系生物物理专业胡志远，从外国间谍小说情节，穿越柏林墙电话窃听中获得灵感，经总部成员胡纯和的批准，化学系耿天彭、李鹏两位同学，挖通了连接电话干线的地道。胡志远接通了电话干线，并加上了一个电阻，在己方则用电子管信号放大，使对方一直没有发现窃听现象。之后，他们用电话线连接到对方的线路上，然后由国际政治系的温标和地质地理系陈荃俩人轮流监听，随时掌握“公社”的动向，尤其是对方的兵员调动情报。此事在当时“井冈山”内也是绝密机要，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解密之后，也让我大为惊讶。工宣队进校后，“井冈山”交出了全部１２本监听记录，此是后话。

　　为了准备打大仗、恶仗，便于秘密地调兵运物，我们在占据的各楼之间开挖了地道。地道宽不到１米，高约１米５，一个人弯腰可以穿行。我们准备了各种挖土和运土的工具，将自行车轮当吊车滑轮，用脸盆一盆一盆往外运。先挖了几米深的竖井，然后再往前掘进，不到一周功夫，我们挖通了３２楼到３５楼的地道。从３２楼通过地道，可以穿越３５楼、３６楼至３７楼，直到“井冈山”唯一的对外出口。３２楼至２８楼之间未挖地道，但一旦需要，则可以从３５楼到３０楼，再到２８楼绕行。

　　担心底下运兵太慢，万一被人堵住，便不好办。于是，我们在２８楼与３０楼、３２楼与３５楼之间的四楼上空，架设了两座天桥。２８楼与３０楼之间的天桥，跨距约２０多米，凌空高挂，气势宏伟。它全部是木结构，木料来自屋顶的人字梁，数力系同学经过周密的力学计算，可以承重若干分量，确保往来无虞。桥架成后，不知哪个同学，在桥的北侧挂上了一幅毛主席像，让毛主席当我们的保护神，以防公社从二十九楼向天桥发射石头。３２楼通３５楼之间的天桥则要简约得多。它是个软桥，上下拉着几条粗电缆，铺上一排模板，走起来晃晃悠悠的。

　　“校文革”和“公社”在加强武备的同时，一刻也没有放松对“井冈山”的“文攻”，不断地搞所谓的挖山运动。他们依仗“校文革”掌权和御定大左派聂元梓的政治优势，抡起“反聂即反动”的政治大棒，来恐吓“井冈山”成员及其家属，迫使一些意志上不甚坚强的同学、老师答应下山。“公社”广播台每天反复广播所谓“造反下山”者的声明，以瓦解和动摇“井冈山”的军心。后来，在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召见所谓“五大领袖”时，聂元梓还向毛当面炫示她的挖山功绩，只是毛也不糊涂，回答是：“他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两派剑拔弩张，武斗形势愈来愈凶险，守楼的人数也日益减少，最少时，“井冈山”一方大约只剩下２００多人，中文系“井冈山”的只剩了３０多人。这３０多人，无疑是最铁杆分子了！白天，各自分头活动，每到晚上七点，则是集体开会时间。到时，大家聚集到４１６大宿舍，先是互通信息，把校内校外以至全国的耳闻目睹的各种信息，贡献给大家，然后偏执地向有利于自己一方分析解读，并借以给自己鼓劲打气。每次例会之后，必然履行一个仪式程序，人们端起长矛，往水泥地上使劲一顿，高声念诵毛主席语录：“井冈山的同志们，将革命进行到底！”……

　　时至七月中旬，“校文革”、“公社”一方，开始对“井冈山”一方断电断水。断了电，“井冈山”六座楼漆黑一片，“井冈山”的食堂就做不了饭，“井冈山”广播台便静无声息。虽然，后来广播台用自备发电机供电，但食堂做饭还是成了问题。“井冈山”总部经过反复的商讨、争辩，终于形成了一个决议，决定另辟渠道，与３７楼前马路边上的高压线连接。接高压线只能带电作业，没有保护设施，两万伏高压，本身十分危险；这是其一；其二，“校文革”、“公社”一方必然不肯善罢甘休，他们必然要用武力阻挠接电，势必形成一场大规模的武斗，并且武斗很可能升级，动用枪支坦克。对此，“井冈山”武斗指挥部做了精心的部署，广播台的关玉霖等３人，亦反复练习接电的有关技术与程序……

　　“井冈山”备战正酣，突然传来了一个噩耗：地质地理系６１级“井冈山”人刘玮回校办理毕业手续，在海淀街上被“公社”　武斗队抓到４０楼内，使用自行车链条等家伙，对他轮番残酷殴打，死于非命！他是一个忠诚而纯真的人。面临毕业，依然要求“站好最后一班岗”，坚持守楼，并在楼里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

　　刘玮之死，更加激起了“井冈山”守楼者的仇恨，悲愤之气深深地笼罩着“井冈山”。为了写纪念文章，地质地理系“井冈山”同学，给我送来了他的一些遗物，天意弄巧，居然至今还让我保留着一本旧笔记本，本里抄录了他的一些文字：

　　其一：《毕业登记表》工作志愿栏下：
　　“革命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其二：写给女友的情书：
唐ＸＸ同志：
　　你好！收到你的来信，知道你们近来比较忙，“忙”　才是正常的现象，“忙”表示有事情干，表示“要关心国家大事”，现在我们等待毕业分配，没事干，不忙，却显得很不是滋味。
　　《真正的朋友》这首歌的确很好！我和你有这同样的感觉，因为这首歌的歌词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语录，它是毛主席光辉著作的一部分，是中阿两党两国战斗友谊的高度赞扬。每当我听到这首歌时，从那特有的阿尔巴尼亚旋律中，听到毛主席的光辉语录时，我就想起战斗的中阿友谊是在共同反对苏修中凝结形成的。在共同的保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同反对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战斗中形成的中阿两国两党生死与共，风雨同舟，战斗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共同的事业，共同的奋斗目标，把远隔千山万水的两个国家、两个马列主义的政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只有这样的友谊，才是牢不可破的。
　　关于我们，我想我们都是生长在红旗下的，党和人民供养我们念了那么多年书，是期望我们能够很好地为人民服务。现在就要走上工作岗位了，真正地为人民办事了，将来不管到哪里，到什么岗位；都一定要努力工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大众的牛。平时我们常讲，生为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斗，死为毛主席革命路线而献身。我最最不喜欢，那些把这些话放在口头不准备付诸实现的人。我想你也一定是这样，将来不管到什么地方到什么岗位，我们都要履行一个毛主席红卫兵对毛主席无限忠诚。
　　唐ＸＸ同志，有一段最高指示给我以最大的鼓舞，每读到它就使人热血沸腾，这就是毛主席“七三”批示中的一段话。毛主席他老人家把埋葬帝国主义的光荣的战斗任务托付给我们这一代了，我们“有志气，有抱负”的青年，怎么能不为完成我们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呢？共同的奋斗目标，共同的事业才是使我们互相了解互相信任的基础。正像你心中所说的，只要“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远隔千山万水又算得了什么呢？
　　……
　　　　　　　　　　　　　　　　　刘玮　６．１５

　　刘玮之死，强烈地激发了“井冈山”人的“士气”，虽然几百武斗者，没有浑身缟素，但以哀兵之态，憋足了劲，准备投入一场殊死的拼杀！

　　７月２２日晚上，在“井冈山”武斗指挥部谢纪康（总部成员，物理系四年级）、梁清文（地球物理系一年级）和孔易人（哲学系五年级）等人的调度指挥下。守楼的人员，手持长矛，从各楼由地道摸黑向３７楼集结，部分人员身上装着燃烧瓶。在３７楼朝南的各个窗口，都装上了强力弹弓。时近十二点，从３７楼冲出两队人马，分别到马路东西两端站定。他们把木床架到了马路上，在床前方洒上了致滑的黄豆和绿豆，在床上架上了弹弓，人则持长矛守候在木床旁，严阵以待对方的冲击。接电者面临险恶，心知肚明：联接高压线毫无实践经验，有生命的危险；对方如武斗升级开枪，第一枪的目标便是他们，真可谓九死一生！然而，为了“井冈山”的生死存亡，他们已把个人生命置之度外！关玉霖等三人分成了三个梯队，准备一个倒下，后边的接着上。他们已作了最坏的思想准备，事先给家人留下了遗书……“校文革”、“公社”一方，看到了这个情景，他们也很快做出了反应。训练有素的长矛队分别从３４楼和４０楼东西两方向中间夹击，一场大规模的武斗便在马路上展开了！

　　我的腿脚不便，同学们照顾我，让我领着六、七个体弱多病的人留守３２楼，以防“公社”从背后袭击。留守人员一边把守楼道窗口，一边焦急地关注着３７楼。当两方短兵相接时，双方的喇叭一时竟然没了声音。呐喊声，长矛格斗声清晰可闻。在那个呐喊声中，我们甚至辨别出了王振美高亢响亮的声音。之后，双方都开始投掷燃烧瓶，其燃烧轨迹成为一道漂亮的弧形，在夜幕中往来穿梭，煞是好看，战地黄花，掩盖了血与火的凶险。“公社”没有开枪，也没有动用土坦克，更没有背后偷袭，也没能突破“井冈山”的木床绿豆防线。在此同时，“井冈山”在２８楼上却奇袭了“公社”后方。几个人先是用铁棍扔到对方裸露的电线上，企图造成短路，未果。后来改用铜丝漫洒下去，连搭在几根电线上，于是，火光一闪，全校电线都短路了！顿时，燕园里一片漆黑，“公社”广播台哑然失声。时隔不久，接电成功了，“井冈山”上灯火通明，响起了一片欢呼声！“井冈山”广播台立即播放了毛泽东的《西江月。井冈山》：“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并且激奋昂扬地播送了早已准备好的庆祝文稿。

　　两派的一场大战告终了。双方似乎都已精疲力竭，校园里一片宁静，出奇地宁静，在静静的背后，则孕育着一片杀机。“井冈山”深知，虽然取得了接电这一回合的胜利，但“公社”决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一定会将武斗升级，对“井冈山”　实行强烈的报复。山雨欲来风满楼，形势更为严酷，双方都加强了备战，准备迎接一场新的恶仗、大仗。

　　然而，柳暗花明，局势出现了重大的转机！

　　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七日向清华大学派遣了工人宣传队，遭到蒯大富的武力抵制。他便于翌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北京高校的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毛高高在上，清楚分明地观察着北京高校天、地两大派的矛盾，观察着北大、清华虫蚁般的恶争和撕咬。学生们的内斗，已无助于他的战略部署，他也不再需要这代青年学生追求民主自由、造反革命。他需要的是恢复他大一统天下的政治秩序，此时，工人和军队便是他最可靠的工具。尽管他此时在感情上还倾向于他政治棋盘上的马前卒聂、蒯二人，明确表示是倾向他们，但为了维护政治全局的需要，必须派遣工宣队以稳定局面。这一决策客观上则利于受包围和遭压制的北大“井冈山”和清华“四、一四”，解救他们于水火之中，从而引发了聂、蒯对工宣队进校的强烈不满。老蒯事先不知，便以武力作抗争。聂则与孙蓬一等人商定，准备坚守楼舍，抗拒工宣队进驻，如若失败，则率残部遁逃北大荒。毛的召见，使聂元梓得知中央的决心，她虽然心怀强烈不满，却知道无可奈何花落去，大势已定！

　　当天，“校文革”不得不发布了一个《立即解除武斗工事，上交武斗工具，无条件停止武斗的通告》，但是，《通告》仍强调要落实谢富治３月２９日宣布的“四项决定”，即还要继续抓捕所谓刺杀聂元梓和李钟奇的凶手。新北大公社总部发表了支持《通告》的《声明》，要求“井冈山”一方交出“现行反革命集团头子和一切漏网分子”，气势汹汹地扬言：“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战犯不除，国无宁日”。

　　尽管两派的对立情绪尚未消除，但剑拔弩张的武斗形势已涣然消解。我们知道，武斗再也打不起来了，我们的生命安全有了保障。被压抑了整整４个月的身心，现在终于可以喘口气了。我借了一辆自行车，来到了未名湖边，重睹久别了的未名湖的湖光塔影，心头充满了欢悦。路上，见到了一个公社派的铁杆、中文系的某位老师，我这回不再惧怕被公社绑架，大喊了一声“老Ｘ（姓）”，他大吃一惊，我赶紧蹬车驰回３２楼。

　　我们的活动没有停歇。“平型关”借机恢复了运作，很快聚集起一批骨干，讨论我们在新形势下的方针政策。对于工人宣传队，我们取得了共识，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是制止武斗的，有利于北大“井冈山”，我们应表示欢迎。至于工宣队进校之后，会有什么其他后果，我们则无从预测。

　　在外边躲避武斗的同学、老师都纷纷回校了，劫后相逢，分外亲热。中文系数十个老师、同学在３７楼南墙新开的大门口，摄影留念。至今，我尚存有这张照片，清一色的“井冈山”铁杆！

　　八月十九日，工宣队军宣队正式进驻北大。中文系的工宣队来自北京齿轮厂，都是一些出身好表现积极的工人或干部。军宣队则来自６３军，即４５８７部队。他们来自石家庄，曾在当地支左，也曾帮助北大“校文革”搞过军训。他们到来，首先缴了两派的武斗器械。“公社”交出了长矛、扎枪９３０支，安全帽５１８顶，护身甲３３６件，铁棍约２００根。“井冈山”交出了长矛７４９支，铁棍７１根，护身甲２０８件，柳条帽４３２顶，弹弓８个，小口径子弹３７枚。（上述数字见《北京大学纪事》６７３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与此同时，工军宣传队还要求双方拆除武斗工事。于是，“井冈山”的天桥被拆除了，一楼堵塞窗口的障碍被拆去了。原先积存在屋里的从地道挖出的泥土，也从窗口铲到了楼外，堆起了一座土包。……

（略）

　　８月２５日，姚文元发表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声言要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宣告工人阶级占领教育阵地，知识分子要无条件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于是，知识分子，不管是旧社会出身的老知识分子还是“文革”中一度成为闯将的红卫兵大学生，都成了继地、富、反、坏、右、叛、特、以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后的臭老九，必须耳提面命地接受工人和解放军的再教育。一些青年工人，入伍不久的小战士，一些“大老粗”们，都成了我们神圣的导师。有的老师，心里不服，稍稍流露不满情绪，便被宣传队员指责为“反对工宣队领导”，大帽压人，谁敢不服？于是，同学、老师们纷纷在大小组会上“斗私批修”，自批知识分子的原罪，表示绝对服膺工人阶级的领导。红卫兵爷爷的时代已经过去，“臭老九”时代终于来临！

十．“老九”劫难

　　我在高中时有一外号，叫“鸡头”，到了大学不知为什么，被晋升为“狗头”。文革之后，“狗头”叫出了名，不只本系尽人皆知，外系亦颇闻其大号，亲昵者称为“狗头”，另一派则恶狠狠地称为“奚狗头”，大标语扬言要“砸烂奚狗头的狗头”。“井冈山”的代表人物是孔杨（羊）牛（牛）侯（猴）们，多与动物有关，而在中文系则多了一个类别，被称作“孔杨（羊）牛（牛）侯（猴）狗之流”。

　　也是命大，两派恶战，我始终坚守在楼里，“狗头”未曾被砸烂。工宣队与军宣队进校之后的第一个战役，便是围剿“派性”，我自然成了中文系的“井冈山”派的头号目标。为了搞平衡，“公社”派则被拉出了中坚分子刘丽川同学，让我们在全系大会上做检查。第一个出场的是我，照着准备好的稿子念，都是言不由衷的官样文章，且大段大段引用毛主席语录。其中一段，是说知识分子“要夹起尾巴做人”。当念到这段话时，下边便发出了“哧哧”的笑声。主持会议的军宣队钟姓排长，不知原委，在我检查之后，就对“要夹起尾巴做人”的话题，大加批判。谓我检查不诚恳，不老实。“你现在夹起尾巴做人，是装死躺下，你是想等待合适时机，再把尾巴翘起来吗？”原来小声的窃笑，这下子则成了哗然的大笑。且笑声一浪高过一浪，笑得钟排长直发懵。他哪里知道其中的就里？人们既笑我的“夹尾巴”的典故，也笑他的不学无术——连这么常用的毛主席语录都不知道！双重笑料，使得一场严肃的批判会充满了喜剧意味，一场批判会被搅黄了。这时候，钟排长恼羞成怒，扬言要把我拉到全校会上批判，但不知为什么终于不了了之。当时，要是有人把他的话上纲上线，说他攻击毛泽东思想，他也是吃不了兜着走！

　　若干年后，在一次人民大学召开的学术会议的饭桌上，我正犹豫地打量着身边的女士，只听她脱口大叫：“狗头！”不是别人，正是当年一起挨批判的刘丽川同学。久别相逢，甚是亲切。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回忆起当年挨批判的往事。后来，她嫁给了同班“井冈山”的张卫东同学，以实际行动，消除了“派性”。之后，我们亦有联系，我深知这是一个很有正义感且热心仗义的好同学，只是我们当时各为其派罢了。

　　不知在什么时候起，女同学中流行起在塑料窗纱上绣毛主席像的活动。女性即使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仍不失其热衷女红的天性，也许，这样的活动，能使她们紧张的情绪得以缓解吧？我班的同学刘莉莉，是高教部代部长刘仰峤之女，聪明活泼，性格外向。在两派之争中，虽然因父亲之故，不能参加一派，而思想情感上，则倾向我们，与我们有较多共同语言。一次，她在窗纱上，绣了一个狗头，拿到班上，在同学们面前，作为一件小礼物送给了我，并借此取乐，大家当时见了也就一笑了之。谁知，工宣队知道了这事后，对此极为重视，认为这是一个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极严肃地召开了全班的揭发批判会，会议连续开了三天，先是上纲上线批判其绣狗头的罪行，其中心逻辑是自窗纱绣了毛主席像之后，绣其它东西便是对毛主席的不敬和亵渎，绣了狗头则是对毛主席的恶毒攻击，便是反动罪恶，十恶不赦。由此而起，工宣队又引导大家揭发批判刘莉莉的日常表现，把她描绘成一个丑恶的资产阶级臭小姐。把刘莉莉批得灰头土脸，心绪甚为恶劣。此事因我而起，三天批判之中，我如坐针毡，根本无法为她申辩，并且还不得不随声附和，随着他大家一起批判。此种批判，让刘莉莉如坐炼狱。她很坚强，挺了下来。倘换了一个较弱者，其后果不堪想象。

　　刘莉莉，后改名刘青锋、刘青峰，其夫君为金观涛。她多年主编香港中文大学《２１世纪》文化刊物，编著其他书籍，成果颇丰。她当年身体纤弱多病，而今却甚为坚韧，不知是否与文革的“锤炼”有关？

　　批判“派性”之后，则进一步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简称“清队”）。化学系三年级（简称０３６３——０３系，６３级），就揪出了以陈醒迈、齐菊生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二十多人被隔离审查。其中李人杰同学（因头上有一撮白头发，故外号“小白毛”），迫于压力，精神崩溃，逃离学校，自缢于清河农舍之前。各系亦纷纷揭、批、查教员与学生之中的历史与现实的政治问题，并且，还传来了非官方版的最高指示：“北大是池深王八多”。不久，“王八”便纷纷被捞上岸，各系都设立监管小组，对这些大小“王八”们集中看管。到了吃饭时间，每每可以看到几个学生，驱赶着一帮“王八”到食堂打饭，这成了当时北大一道奇特的风景。

　　中文系的王福堂老师，他因议论刘少奇下台是所谓“宦海浮沉”，而被上纲为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他拉到长安街进行批斗。致使中文系一些与之有往来的一些青年教员诚惶诚恐，压力颇大。第一次，在第二食堂召开全系批斗王福堂的会上，工宣队安排青年教员周强领喊口号，周强一时紧张，当时喊道：“工人阶级对毛主席……对毛主席最、最恨！”神经过于紧张，“最亲”竟然喊成了“最恨”，于是，便成了“自己跳出来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当场被押上了批判台。

　　六九年春节，自然寒冷与政治寒冷交集，中文系师生度过了所谓的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大年初二，全系师生集中在二教西侧阶梯教室，批斗以吕乃岩为首的“反革命小集团”。他们之中除吕乃岩之外还有唐沅、严家炎、谢冕、曹先擢。吕乃岩在１９５９年曾给中央写过一封信，反映家乡饿死人的情况；唐沅对江青在北大讲话颇有微词；严家炎则是自行坦白，对林彪有关历代军事政变讲话所引起的担心。诸如此类，这些问题便成了十恶不赦的罪行，他们都成了反革命。被监管，被发配到锅炉房劳动。而这一些人，或者是烈士子弟，或者系从部队转业，都是一些所谓根正苗红的中青年骨干教员，他们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其他人了！

　　我的“井冈山”朋友，历史系二年级学生姚成玉，也在这次“清队”中中箭落马。他听说俄文楼出现“油炸江青”的反动标语，一边与同学议论，一边在纸上书写着“油炸江青”这几个字，写完以后，就随意扔到一边，却被一个原“井冈山”同学告发，于是，姚成玉便成了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他平日哼唱的芭蕾舞《白毛女》配歌：“太阳在哪里，太阳在哪里……”则成了他诅咒现实黑暗的“疯狂发泄”。于是，他从班、系的批斗会，上升到全校的批斗会，在东操场万人大会上“坐了飞机”（“飞机式”被押解批斗）。我坐在下边，难以言说，还不得不跟着举手喊口号。后来，他被发配到锅炉房里烧锅炉，我到“五四”操场锻炼，远远地看见了他，他也看见了我，然而，我们不能说一句话！

　　“清队”运动日益深入、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一些人不堪精神压力，纷纷“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有人卧轨，有人投湖，有人割脉，更多则是跳楼以示决绝。最盛的一天，北楼刚有人跳下，南楼又有人纵身。四十楼跳下一人，是我们的俄语老师，叫朱耆泉，上海人，三十多岁年纪，和蔼可亲，脸上常带微笑。由于同出上海，课间我们常在一起闲谈。听说他是摘帽右派，虽已摘帽，但依然难逃政治厄运。不知因为什么，他也走上了不归路！

　　“清队”亦在井冈山兵团内部进行。工军宣队以办学习班方式，将“兵团”总部成员集中隔离，并发动群众，群起揭发总部头头的大小问题。我不是总部成员，未遭隔离，但工军宣队则施压力，谓我是知情人，要我起来揭发，进行反戈一击。我与总部成员甚为熟悉，我们是患难之交。我虽然与其中几个人有过意见分歧，但我们的反聂大方向是一致的。我不能迫于压力，无中生有地编造所谓材料，出卖自己的朋友，出卖“井冈山”。所以，尽管他人如何揭发，工宣队如何施压，我则一字未写，一言未发。

　　学校又一次在东操场召开大会，要揭开所谓北京大学的阶级斗争盖子。会议主持人在主席台上突然厉声宣布：“把反革命分子侯汉清押上台来！”此话有如霹雷闪电，使我大吃一惊。紧接着，侯汉清背后蹿上两个人，不由分说，扭起侯的胳膊，摁住他的脑袋，把他押解到主席台上。押解侯的两人，都是总部成员，与我交往甚多。侯成了反革命，使我惊讶，而把侯押上台的竟然是自己的亲密战友，也是我视之为朋友的“井冈山”上的骨干，则更使我惊讶！显然，他们已降服于工军宣队，并不惜牺牲自己的战友，以求得自身的安全。这是早已安排的一场戏，旨在杀猴给鸡们看。

　　当天晚上，我与几个同班同学去海淀街上闲逛解闷，迎面碰到“井冈山”总部的某个勤务员——那个押解侯汉清上台的其中一员。他喝了酒，喝得红头胀脸。见到我，紧紧攥住我的手说：“奚学瑶，侯汉清确实是个反革命，我们以前都没看出来。他把我们都蒙蔽了！”我无言以对，内心极为反感。

　　当天与当晚发生的事情，使我震惊，使我刻骨铭心。侯汉清，我了解他。他为人厚道，坚定有担当，沉稳大气，善于团结群众，群众对他有一种信赖感，从而使他成为北大反聂阵线中众多杰出人物中的头领。如果说我当时对他还有不满足地方的话，是嫌他“太老实”，太书生气。他对聂元梓们挑起武斗，没有思想和物质准备，从而使“井冈山”一度陷入被动。这样的老实人，怎么能是反革命？打死我也不相信！

　　“文革”之后，人们曾对过往进行了反思。一篇文章中曾讲述了这么一种现象：广东人讲求活吃猴脑，饭店老板便饲养了一批猴子以供食用。抓猴子时无须来人动手，只要来人用手一指，群猴便一拥而上，主动地将指定的猴子押解上来，以供食客们活食享用。群猴们何以如此主动，无非是借牺牲同类，以向人类献媚求宠。它们不会去推想，等待它们的，亦将是同类的命运！可叹北大“文革”亦上演了这样同类相残的一幕！“文革”各种斗争，使人激发了各种兽性，北大尚且如此，中国则何以堪！？

　　四面楚歌，我的政治处境愈加恶化。工宣队纠合一些派性很强的“公社”同学，把目标对准了我。主管我们班的工宣队孙师傅，在班上不断施压，扬言要在班里揪出“大老虎”。并且引而不发，动辄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相威胁。我心里明镜似的，他是冲着我而来的。孙师傅不但这么说，而且付诸行动，把铺盖搬到了我的宿舍，睡到了我的对面，以这种方法来对我施压，并时刻监督观察我的表现。我的心理素质与身体素质尚可，且年轻人觉重，即便如此，一挨枕头，仍呼呼入睡，睡得很是香甜。我认定，自己不是“反革命”，从事的反聂斗争是完全正义的，因此，心里十分坦然。只是，唯一担心的是，我们曾经告过张春桥的状，此事一旦泄露，则后果不堪设想。幸亏，林杰不曾向有关方告密，我班我系“公社”派同学不知内情，我班以及外班参与其事同学，品行与心理素质甚佳，没有迫于压力而揭密举报。宣传队尽管千方百计，处心积虑，却未抓到我的任何把柄，也就无可奈何。我衷心感谢班里班外“井冈山”的“战友们”，他们强烈的“派性”和善良之性保护了我。有山东大葱之称的王振美还因我挨整而当众哭泣，认定我是好人，不该挨整。许多年后，我的妻子去山东出差，特地去拜访了这位大姐，聊起当年往事，王大葱说：“奚学瑶是我们班最单纯的人！”我闻之受宠若惊，“单纯”不敢当，书生气倒是真的！

十一．柳暗花明

　　政治风云，常常是忽东忽西。因此，倘一旦遭受政治重压，一定不要因绝望而不归。一定要坚守，坚守，再坚守，“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文革”　政治跌宕，使我深深地懂得了这一道理。

　　春风送暖，３月２４日，毛主席的御林军八三四一部队在杨德中政委、王连龙副政委率领下进驻北大。进校之后，他们便提出“放手发动群众，总结经验，落实政策”的口号。我们已经预感到，他们是纠偏来了！包括翦伯赞、李人杰等３０多人的生命呐喊，终于惊动了毛主席，毛主席便在“六厂一校”之外，增添了一个北大的名额，成为“六厂二校”，并亲自指导其“斗、批、改”工作。

　　进驻我们系的八三四一领导人是孙连仲，当过毛主席的警卫员，此时任营指导员、八三四一党委委员。虽然原四五八七部队支左人员与北京齿轮厂工人尚在，但八三四一强势地取得了领导地位，孙连仲便成了中文系运动的主宰者。他们先是深入调查摸底，然后以惯常的所谓“抓典型”方法来推动工作。到我们班来的八三四一战士叫陈忠道，山东人，小个子，在部队里是个五好战士，思想较成熟，待人十分和气，素质明显高于四五八七部队的一般战士。他到我们班后，多次找我谈心，了解学校与中文系的运动以及我们的思想状况。他与人为善的态度，明显有别于原来的工军宣队，因此我也十分配合地把各种情况竹筒倒豆子般地告诉他。之后，系里八三四一领导孙连仲和工军宣队其他几个人都找我谈了话。我先是在班里作了“斗私批修”，批评“井冈山”和个人的派性。之后，让我作为中文系“井冈山”的代表，与“公社”中文系的代表曹广志一起到办公楼礼堂，面对中文系师生和全校各系师生代表，作了“讲用”报告。相比曹广志的张扬，我的诚恳态度，取得了师生们和工军宣队的认同，于是，我便成了中文系以至全校的“斗私批修，消除派性”的先进典型。进而，他们又引导我，三次去被０７纵抄过家的崔庚昌家道歉认错，以所谓“三访崔庚昌”的故事在校系内广为宣扬。并且，中文系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让我与崔庚昌各自进行自我批评，然后握手言欢，演出了一场所谓的样板戏，结成了所谓的“一对红”。

　　全校上下，各系各单位都如上述方法，让两派人物各自进行自我批评，消除派性，消除对立情绪。客观上讲，双方心平气和了一些，“派性”有所淡化。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两和皆友，两斗皆仇”，让比较权威、比较公允的中间人调解这个矛盾，这是不可或缺的。八三四一在北大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这样一个调解者的作用。当然，两派的对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们表面上是和解了，但一些人的内心依然结着冰团，“派”的情感不易消融。有些人依然耿耿于怀，等待时机，以图报复。此情后来演绎了新的故事，且待下回分解。

　　八三四一来了，不少人走出了牛棚，摘掉了所谓历史反革命或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樊立勤和邓朴方也被送进了医院治疗。一天我与其他几个同学去积水潭医院看望樊立勤，樊住在朝南的一间大病房里，还有几个病友，屋内颇有人气。樊立勤的情绪也很好，言之滔滔，底气很足。临行，他瘸着腿送我们到楼道，指着北屋一间病房悄悄告诉我们，邓朴方住在那里。我们隔着门窗往里一瞅，邓朴方正静静地躺在床上。樊、邓二人，同命相怜，由此相识。据樊后来讲，邓朴方曾向他讲述过他之所以跳楼的原因：一是不理解，父母从来不让我们与刘家往来，现在怎么搞在一起，成了刘邓路线？二是毛整人，历来都是往死里整的，父亲挨整他感到了绝望。

　　樊立勤出院以后，为了显示他的生命力，经常拄着一根向日葵杆，有意在校园里走来走去。表明不死的樊立勤又回来了！与此相映照的是另一道风景线，当时主持北大实际工作的八三四一副政委王连龙，也经常在校园里逛，下雨天，则打着一把雨伞，深入到各系了解情况。与此前的学校掌权者的高高在上相比，体现了八三四一领导朴实的老八路作风。

　　樊立勤宁死不屈的表现，成了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每到晚上，各系原先互不相识的同学，都纷纷挤到他的宿舍里一睹他的风采，或与他闲聊。他一个人住在一间宿舍里，里边极为凌乱，但无碍同学们对他的景仰，每天都是高朋满座。……

　　八三四一进校数月，纠正了原工军宣队的一些极左政策，安抚了人心，又大搞所谓的“三忠于”（忠于毛主席，毛泽东思想与毛主席革命路线）讲用会，借以批判两派的“派性”。从来不认错的聂元梓、孙蓬一等人，也上台“讲用”。聂元梓在“讲用”中承认一系列严重问题：“我利用职权，批准制造土枪、土炮、土手榴弹、土坦克，甚至派人搞枪支，为武斗升级做准备。为摧垮‘井冈山’，大抓反动小集团，扣押工资，助学金，甚至断电、断粮、往２８楼里灌水……还随意抓人，审讯，搞逼供信，打死人。”聂还承认掌权后，“对毛主席的指示，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合我意的就执行，不合我意的就不执行，甚至歪曲，断章取义……”。

　　经过这番工作，北大的“文革”和工军宣传队前期工作终于水落石出，有了明确的结论。宣传队领导小组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上报了题为《发动群众总结经验，团结起来落实政策》的工作总结。该总结认定，工军宣队前期在北大犯有错误，“一碗水没有端平”，“没有解决聂元梓一派掌权的错误”，特别是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继续了校文革打对立派反革命小集团的错误，清队扩大化。”这份文件还说校文革“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它后期变成了“一派掌权”的“派文革，武斗文革，逼供信文革”，把大批师生员工“打成反革命”……

　　这份重要文件，似对北大文革与工军宣传队前期的工作做了一个权威性的结论，体现了正义，顺乎了人心，使我们的奋斗，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理想结果，当然，也是聂元梓及共拥趸们所没有料想到的。……

　　水到渠成，两派终于从名义上实现了大联合。

　　六月三十日，军宣队告诉我，让我代表全校红卫兵在大联合会上发言，由我自拟发言稿。七月一日下午，我被告知到哲学楼去通稿。走进军宣队办公室，聂元梓已经在室内。她打听我的姓名和身份，表示不知道我。言外之意，你怎么会代表“井冈山”发言？在“井冈山”内，我不是大名鼎鼎的头面人物，不知道也不足为奇。只是，年轻人争强好胜，有意调侃了她一下：“你不能知己知彼，所以不能百战百胜！”聂元梓无奈地瞅了我一眼，无言以对。

　　当晚，学校两派大联合大会在东操场召开。聂元梓临时去市革委会开会，由孙蓬一顶替她，作为“校文革”和“公社”派的代表，坐在主席台上。孙蓬一此时没有丝毫的暴戾之气，显得和善热情。他主动地向我介绍了作为全校教师代表的张龙翔，说他是生物化学家。张龙翔当时的名气不是很大，后来则继周培源之后，出任了北大校长。我们都作为不同方面的代表发了言，工军宣队的代表则依稀是八三四一政委的杨德中，他是当时北大的最高人物。

　　我名义上是代表全校红卫兵，实际上是代表“井冈山”这一派。能作为“井冈山”这一派的代表，我心里颇为高兴，深感荣幸。按理，“井冈山”的代表人物应是侯汉清、牛辉林等人，诸多错杂原因，使我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唯一贴近这一称号的是，我对活动的全身心投入和坚定的“派性”，在“井冈山”数度危难时刻，我没有动摇，没有出卖过朋友。我是一个志在文学艺术的书生，对从政向来不感兴趣，造化弄人，居然让我登上了北大的政治舞台。我当时心中隐隐地预感到，这应是我政治路途的最高点，我以后不会继续此途的。

　　既然被“典型”，被“代表”，便少不了被当做工具使用，一些场合便要作为代表去发言表态。如学校里召开什么读红书读好书大会，便让我上台带头倡议。中文系召开批判“历史反革命分子”川岛会议，别人拟定发言稿，让我上台发言。孙连仲面授机宜，让我在发言当中责问川岛历史上有否干过某件事情。我照办了，谁知耿直的川岛先生，毫不气馁，在台下响亮地回答：“我没干过！”我一时无言以对，只得高喊“打倒川岛”、“川岛不投降就叫它灭亡”等口号，以压住他所谓的“气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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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地，我对这些活动产生了厌倦之情，并且产生了思家之念，也将这种情绪写信告诉家里。不久，即接到妹妹发来的电报：“母病危，速归！”真接到这样的电报，心里倒反而忐忑，担心真有什么不测！赶紧向系里宣传队领导请了假，赶回上海家中，见到母亲安好，才安下心来。在上海，我看望了舅舅、中学同学、同学父母，还有我的中学历史老师林丙义。林老师于“文革”初期，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驳斥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而被打成了“牛鬼蛇神”，他当时所有活动都在监视之中。我去看他，虹口中学当局即派了一个老师在旁边做记录。我经历了北大的运动，感受了八三四一在北大落实政策的过程，似得风气之先，颇为自信。我滔滔不绝地讲了八三四一在北大的有关政策，意在让林老师放心，他是不要紧的。当晚，林老师找到了我家，请我到外边饭馆吃了一顿饭。我想，我的一番话，对处于困难之中的他，总有几分安慰。只是，据说毛主席曾看过他的文章，对此文有“很毒”的评语。因此，他与贺绿汀、周谷城等知识分子，成为上海最晚被平反的几个“文革”受难者之一。许多年后，我返沪参加虹口中学校庆，见到林老师当年的女友，她在流泪哭泣。那天，我也见到了林老师，他已成了华东师大的教授，身体健康，神态颇为阳光。政治错讹而使他们未成眷属，编织了人间的一场悲剧。如此悲剧，中国“文革”之中，岂止千万！

十二．北大黄昏

　　林彪“一０一八“（即１０月１８日）命令一下，北大即马上兵分三路：大部分老师去江西鄱阳湖鲤鱼洲农场；技物系、无线电系、数力系力学专业等少数师生去陕西汉中６５３分校；而大部分系的学生和少数老师则以教改为名，分散到北京郊区各县劳动。中文系则去平谷县鱼子山村，据说该村是当年八路军活动的根据地。同学们和宣传队员以所谓部队“拉练”的方式，步行到了鱼子山。我则因腿疾而受照顾，坐车抵达。

（略）

　　临近元旦，突然接到学校里的指令，从中文系抽调部分师生回校参加大批判。王瑶、段宝林、孙庆升老师，还有郭建模、董学文、王坚、张希钦以及留在学校机关帮忙的龙协涛等同学，我也列于其中。到学校集中后，发现有文、史、哲、图书馆学系等数十人，杨克明、侯汉清也在其中。并且听说清华也组织了这么一个班子。这个班子搞得十分神秘，目的是批判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所谓“四条汉子”，但又没有明确批判他们什么问题，是哪个时代的问题。还在哲学楼西侧的阶梯教室开了一个誓师会，我代表中文系小组发了言。然后，由军宣队负责宣传的同志讲解所谓的批判文章的写作方法。新华社、《光明日报》记者闻讯闯进了我们房间，一边来摸底一边来组稿。只是，根据上边的纪律，我们什么都不能对外透露。其实，突如其来的批判活动，其来龙去脉，我们也并不清楚。后来，才得知是所谓江青的指示，是江青对所谓“四条汉子”的历史清算。

　　学校让图书馆对我们大开绿灯，凡是有关的图书、杂志、报纸都随我们任意浏览并借阅。在北大，尤其在“文革”之后，这些东西对我们一直是封锁隔离的，今天突然对我们解禁，就像一头空腹的牛，一旦闯入青草地，便贪婪地大嚼起来。我们狼吞虎咽地阅读了许多三十年代的旧杂志，读了一些所谓“四条汉子”的旧著作。其中，对阳翰笙、田汉的剧作印象尤其深刻。王瑶先生谙熟现代文学史，他作为我们的顾问，给我们介绍了鲁迅、胡风、徐懋庸和所谓“四条汉子”的斗争，还介绍了他亲历的解放后周扬搞“反攻倒算”的一次会议。我的悟性差，瞎子摸象，把批判焦点放在了解放后，写了一篇三千多字的短文，之后，亦与段宝林、郭建模等人合写了一篇较长的文章。董学文是《新北大》报社编辑，擅长写批判文章，且干劲十足，用一天时间，即草拟了一篇八千多字的长文，并且“击中要害”，后经他人修改补充，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之后，我们毕业离校，而留校的写作班中一些师生，则成了“梁效”的班底。

　　我们集中住在３０楼，当时全校宿舍区停止供暖，我们也就这么“革命化”，硬挺着。和我们同楼一起“革命化”的还有几个待分配的学生。我所认识的有中文系的陈一谘，８３４１解救了他，给他落实政策，准备给他照常分配。他的政治热情颇高，多次上访迟群等８３４１领导人，自行联系去河南新蔡从事农村教育革命活动。另外几个是技术物理系６２级的王彦、何维凌、胡定国。他们因创立所谓的“共产青年学会”而被打成反革命，８３４１给他们解除了囚禁，他们可以自由活动。他们三人经常旅进旅出，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个眼睛十分明亮的上海姑娘，据说是王彦在上海结识的女友。何维凌也是上海人，毕业于虹口复兴中学，学习成绩拔尖，据说会三国外语。后来，他成了社会活动家，因与邓朴方和赵紫阳的关系，而受到美国有关部门的重视，曾被美国一个小城市授予名誉市民的称号。“六四”前夕，他被安全部拘留，被软禁在密云水库旁的安全部疗养院内，在那里钓鱼教子。一年后解禁从商，第一站便来到秦皇岛，曾带着新夫人并两个孩子来我们家。我以白薯招待之。之后不久，他家电话即发出呜呜的怪异声。我从他人处得知，他与夫人去墨西哥经商，因急速驱驰，遇到目标不及回避而相撞起火，呜呼二命归天！他竟然在万里异乡，结束了自己朝气蓬勃的生命！

　　春节过后不久，下乡的大部队回到了学校，同学们急切地等待分配离校。同学们在学校里经历了文化革命，经受了许多折腾，普遍地急于离开北大这块是非之地。宣传队则是为了把这批“末代臭老九”打发走，好给工农兵学员腾出地方，故清华、北大二校较之其他学校先行毕业。北大文科６４、６５级与理科的６３、６４、６５三个年级的学生，统统于１９７０年３月中旬被扫地出门——除极少数与宣传队关系好的留校之外。陈一谘下乡搞教育革命试验的理想，对我颇有影响。我儿童时代生活在农村，之后长期在城市生活，未参加过“四清”，故对农村抱着桃花源和乌托邦式的幻想。在北大折腾够了，折腾累了，希望到农村去，另辟蹊径。与此同时，我们班的另一同学，则十分老成。他来自农村，毕业再也不愿回农村。他对别人说：“农村太苦了！”因此，他积极靠近宣传队，要求留校，最终他达到了目的。

　　陈一谘终于去了河南上蔡。在他的如簧之舌的鼓动下，小他十二岁的高干子弟吴琰及吴的同学邓立群之子邓英陶先后前往。后来，陈、吴相恋成婚，并于“文革”后返京，从事农村调查活动，从而走上了政坛。“六四”前他是赵紫阳麾下的经济改革研究所所长，“六四”后逃亡至美国，成为哈佛大学的研究员。

　　我给王连龙副政委写了一封信，表明了自己要去农村的志愿，记得我引用了毛主席的两段语录，其中一段是来自他的“七三批示”：“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又重要的时间啊！现在二十来岁的青年，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为了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要下定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这些语录带着神圣的光环，我们虔诚地信奉它们，并为它们所感召。终于，我如愿以偿地分配到河北抚宁县插队落户，一竿子插到底，当起了农民。

　　比起上几届“井冈山”人来，我们幸运多了！我们的档案里没有塞进所谓“反对红色政权‘校文革’”的黑材料。我们终于能够以清白之身离开北大了！

　　于是，人生开始了新阶段！

　　再见了，燕园的湖光塔影！再见了，学生时代的玉宇琼楼！再见了，我们曾为之祭献热血和生命的青春的土地！

十三．“文革”余波

　　在北大，我是“红卫兵代表”，出了校门，我便成了“臭老九”，角色被迅速转换。然而，自己并没有随角色转换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我，包括我们一起在河北抚宁县插队的十余个北大、清华、南开毕业的青年知识分子，依然书生气十足，不懂得也不屑和当地的一些干部打成一片。在他们的眼睛里，我们是“臭老九”，但又没有上过几年大学，是不同于众的另类。尤其是我，因坚持在“插队”之后再分配中，要求专业对口，而成为他们心目中的刺儿头，不被重用，也不让调离当地。青春岁月有如只能冒烟的湿木头，在那里毫无色彩毫无光热地虚度。尽管如此，几年北大生涯，使我多少明白一些“理想坚守和文化自觉”。我相信这种生活不会持久，应该积攒知识，养精蓄锐，以待来日。我利用在农村工作队和县创作组闲暇之时，尽力阅读文、史、哲和政治书籍，学习俄语。这种行为，有别于当地的习俗和当时的风气，自然招来多种猜测和议论，虽然支持鼓励者有之，但更多的则是冷嘲与热讽。对此，我不予理会，依然我行我素。大约在１９７３年，我接到了杨克明老师的一封信，谓北大哲学系要招研究生，鼓励我报考，并为我指定了一些书目。我很倾心周一良的世界史，在侯汉清的介绍下，给周一良先生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周先生回复了很客观的一封信，大意是搞世界史必须有很好的外语基础，你有中文基础，还是继续攻读中国文学为好。后来，北大招收研究生一事，如石沉大海，杳无声息，此事便成了一个虚幻的泡影。


　　沉入社会底层，深感底层文化的世俗枯寂，先期在抚宁县如此，后来调到秦皇岛亦无多大改善，因此我与同学们都期望获得机会，得以摆脱这种心灵上的困穷。当时情况下，要调到大城市去对口专业，要比登天还难。毕竟年轻，来日方长，我们对前景仍抱有期待。

　　机会终于来临了！“四人帮”垮台，百废皆兴，大学本科生与研究生报考，均被提上了日程。一九七八年初，便传来了“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报考的消息。我很兴奋，且满怀信心。这些年来，虽处逆境，而精神上依然奋发向上，一直没有放弃学习，无论是外语，还是文、史、哲。我自信，在这一代知识青年面前，我的思想学识是处于前列的。

　　在众多的报考地域面前，北京是我唯一的选择。北京曾是我求学的地方，那里有我许多同学朋友、老师亲戚，而且北京是中国政治思想、学术文化最活跃最敏感的地方。至于报考专业，一度我曾考虑过现代文学、佛学，但最终还是落定在新闻学上。我以为，新的时代到来了，一个可以讲真话的时代来临了，新闻可以大有作为。我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的新闻业务专业，但当时并不知道它是替《人民日报》代培的。报考专业确定后，蒙我的顶头上司——秦皇岛郊区文化馆馆长老刘的关照，我得以隔天上班，隔天在家复习。临考前夜，十分兴奋，异于往常，迟迟不能入睡。第二天早晨，吃完早饭，即骑车赴考，不经意之中，居然将本该挂在车把上的书包，失落在地下。一道阴影，轻轻地在心头划过—当年高考临考前，在考场外，曾意外地逮住一只麻雀，又将之放生，它给我带来了好运。今天，书包失落，难道是一种不祥之兆么？

　　考试之中，渐入佳境，除了第一堂的政治卷看错了题，由于紧张，将简要回答误为详细阐述，洋洋洒洒，不着边际。其余课目，如地理、外语、新闻理论，均正常发挥，且流畅自然，不时有得意之笔，外语还完成了２０分的加分题。写作是我的长项，在两个小时中，我圆满地编写了一个与“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代理人斗争的故事，写得热血沸腾，激情洋溢，走出考场，自我感觉甚好。

　　一个多月后，成绩下来了。除了政治刚及格之外，地理、外语、新闻理论均获得了满意的成绩，作文８５分，合乎自己的预想。我被通知赴京参加复试。

　　中国社会科院研究生考试的复试场地设在北京师范大学。在这里，我见到了报考“社科院”的白嶷岐、张国祯、陈开国等北大许多老同学，他们都为此次机遇作了长期的准备。此次报考新闻业务专业的考生为８００多人，录取名额为３０多人。在复试期间，我得知我的初试成绩位于前列，是内部名单上屈指可数的几个打钩者。我在复试之中亦得到了正常的发挥。

　　考试颇顺利，心情很好。

　　……

　　北大的许多老同学，也奋发努力，试图通过此次机遇，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或在“社科院”，或在“中科院”，或在北大，参与了多个专业的复试。借此机会，我们又在北大重逢了。我的情况，很快便在中文系传开。当时的中文系总支书记吕梁，他来自人大新闻系，“文革”后调来北大，并不了解我。他让人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向我询问有关崔庚昌的问题。显然，崔庚昌告了我的状。而且他作为中文系的会计，成天在吕梁的左右，是他的心腹之人，吕梁偏听偏信了他的话，话语中明显带有倾向性。我介绍了有关情况，对吕梁的一些话作了申辩。吕梁试图以权势压我，我即以北大当时的大形势相反驳。两人不欢而散。

　　回到秦皇岛之后，我颇自信，颇乐观，故放弃了北大回炉班的考试，而坐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录取通知书的到来。

　　谁知，我得到的却是不录取的通知！

　　长期的准备，出色的发挥，等到的却是如此结果！眼前顿时一片茫然，待清醒过来思想，不对，这里边肯定有问题！于是，我动身赴京，住到了北大。我先以他人名义给负责招生工作的《人民日报》干部、新闻所副所长ＸＸ，打了电话，谓奚学瑶要来京寻访。电话中，ＸＸ似乎有些惊慌，连连说道：“不要来了，不要来了！”我又通过当时在《人民日报》工作，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的孟繁华，了解内情。他告知我的考试成绩不错，而政审没有通过，原因是所谓“文革”期间表现不好。我心里有了底，便来到了王府井《人民日报》社。通过电话联系，报社政治部派来了一个身着中山装的中年人来接待我。我做了自我介绍，特别是介绍了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来人很认真地听取了我的介绍，诚恳地建议我写材料向上申诉。回到北大，我给负责政审的《人民日报》政治部写了申诉材料。之后，我又到北大办公楼试图找北大党委书记周林当面反映情况。他的秘书朱某某接待了我，听取了我的反映，他表示要将情况反映给周林，并建议我再到“运动办”反映情况。

　　所谓“运动办”，就是落实“文革”和其它运动中有关政策的机构。当时的办公室主任是潘乃燧——潘光旦的长女。她与她的丈夫、妹妹、妹夫等均是“文革”冲击对象，因而对我的遭遇深表不满和同情。她在听取了我的反映以后，向周林做了汇报，并根据周林的指示，带着“运动办”的一名干部（生物系教员），来到王府井，见到了《人民日报》政治部的副主任郝汉鼎，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和北大党委的意见，并介绍了我在“文革”中的表现。郝汉鼎首先问道：“你们是哪一派的？”当说到北大党委的意见时，他问道：“是个人意见呢还是党委开会讨论通过的？”……看来，郝汉鼎带着明显的倾向性，态度很不正常。潘乃燧回来向周林作了汇报，也向我谈了感觉：“他们里边准有新北大公社的人！”

　　我自己不但写了申诉信，还直接来到《人民日报》政治部，见到了郝汉鼎。郝近六十岁年纪，山西口音，言谈举止不像一个文化人，很可能是出身吕梁或太行山的老干部。我对他说：“我在文化革命中主要干了一件事，那就是反聂元梓，而聂元梓已被逮捕，被中央定了性。”我还说：“运动中我没搞过打砸抢。”

　　使我惊讶的是，他居然回答道：“聂元梓也没搞过打砸抢，你们怎么把责任都算到她的头上了？！”

　　我惊讶得无言以对，陷入了沉思。看来，他们与聂元梓可不是一般的关系！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倒台的聂元梓仍有她身后的社会背景作支撑，他们对聂元梓倒台抱有强烈的不满，对我这个反聂元梓的骨干自然耿耿于怀。他们不可能有什么公平正义，与他们分辩无异是对牛弹琴！

　　回到了北大，与运动办进行了沟通。他们建议我让中文系党总支对我的文革表现做一个正式的文字结论，然后向《人民日报》递交。我找了原中文系党总支的负责人华秀珠、费振刚等人，他们经历了北大“文革”，对我了解，他们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肯定了我在“文革”中的表现，而到了吕梁那里，他则耍了一个滑头。结论中空空洞洞地肯定了我反聂的大方向，却比较详细地书写了我曾带人抄崔庚昌家的事，试图以枝叶来否定整棵树木。这样的结论我当然不干，它则清楚地反映了吕梁个人的感情色彩和政治立场。在这里，除了表明他与崔庚昌有着密切的个人关系之外，与聂元梓有无更深层的政治历史背景，则不得而知。他较之《人民日报》的郝汉鼎更有文化更有城府，自然不像郝汉鼎那样赤裸裸地为聂元梓打抱不平。显然，北大中文系以吕梁为首的一股势力与《人民日报》政治部的某些人是串通在一起的，他们共同在背后谋害一个无权无势无背景的一介书生！

　　害人者仍想继续加害于我。一次，在读研究生冯隆同学撞见崔庚昌正与一王姓老师密谋。他愤怒地指着他们说：“你们害了他一次还嫌不够，还想害他一辈子吗？”我也感谢赵园，她此时已在王瑶先生门下研读现代文学，闻讯耒到我的住所，问我：“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她能做些什么呢？有这么一句话就够了！中文系的许多老师对我的遭遇表示了同情与不平，与我们班一起学习、生活过的冯钟芸先生很有意见，她说：“奚学瑶我知道，他很聪明，很单纯！”吕梁的前任、曾担任过中文系总支书记的曹先擢先生当面对我说：“你反聂有功！反聂有功的人怎么变有罪的了？！”徐通锵先生则深为同情，他甚至设想找人把我录取到人民大学新闻系去。时为北大校长的周培源先生也曾向我许诺，将来要把我弄回北大。　只是后来他自身也焦头烂额，未能兑现承诺……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温济泽，在听取了我的申诉后，明确表态，认定他们这样做“是不公正的”。因为新闻业务专业是“社科院”新闻所为《人民日报》代培，政审权在《人民日报》政治部，他无权决定此事。他三次通过电话与该报政治部交涉。回答是：“你们‘社科院’哪个所录取我们都不管，反正我们不录取他！”

　　此事在北大、‘社科院’和‘中科院’研究生院传开了。尤其是原北大“井冈山”新入学的研究生们对此颠倒黑白的事情表示了强烈的愤慨。此事不仅关系到我个人命运，也事关北大“文革”的大是大非。“社科院”考古所的新科研究生靳枫毅、马洪路带头，“社科院”、“中科院”、北大７０余研究生、北大老同学签了名，由樊立勤以及出差来京的张国祯抄写了一式二份名为《致邓小平的公开信》的大字报，一份贴到了王府井《人民日报》社门口，一份贴到了西单民主墙上。此事，在当时的北京形成了一个事件，观看大字报者水泄不通，也有外国人拍了照片，有人称之为“小公车上书”。《人民日报》的某些人，看到大字报之后，气急败坏，既顽固坚持原先的立场，又反过来倒打一耙：“奚学瑶要是不贴大字报，我们就录取他了！”又说：“幸亏我们没有录取他，他是震派人物！”

　　此事，终于无果而终。《人民日报》政治部某些人，倚仗着自己的权势，践踏了人权，剥夺了我本该继续深造的正当权利。这是我个人的损失，也是《人民日报》的损失；我失去了再学习的机会，失去了报效国家、为民鼓与呼的一个平台；而《人民日报》则失去了一个正直而有才华的编辑和记者！这是《人民日报》永远难以抹杀的耻辱！

　　《人民日报》狼狈地处于被一群青年知识分子控告的地位。这大概是“文革”后第一次民告官了，告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中国第一党报。北大中文系某些人的背后动作也终于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由于他们心虚理亏，他们对我们的控告，不敢做出任何公开反应，也未敢进一步加害于我。就我个人而言，身处社会底层，学习与工作会相对艰难。但是，我经历过“文革”和“文革”后的各种磨练，不会就此屈服消沉。中国少了一个记者、编辑，却多了一个作家、学者！如今我的心态平和，身体健康，当年境遇，成了我的人生财富，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求仁得仁，对于个人而言，未必不是一件幸事！回首往事，正可谓：“指顾崎岖成坦道，笑谈荆棘等浮云！”此外，我也悟出一个道理，中国的邪恶之株根深蒂固，与之斗争，须坚韧不拔，且要为之付出各种代价，愈走在前边者，愈要有自我牺牲的思想准备，与刘玮、樊立勤们相比，我的遭遇又算得了什么？！

　　历史因此而丰富多彩！

　　人生因此而值得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