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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12-7-29 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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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毛泽东为什么非搞“文革”不可?(第2页)
进入专题: 毛泽东 文革
● 王蒙
是不但万岁万岁万万岁,而且万寿无疆,而且要捍卫毛泽东、捍卫“中央文革”、捍卫江青……就是说假定了全党全国已经埋伏了潜伏了无数反对毛泽东的反动分子啦。一面是这样的绝对拥戴、绝对听命的统一思想,与此同时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铁打江山,就是说是集中统一的思想与集中统一的武装力量,是硬实力加软实力。而另一方面是踢开组织闹革命的准无政府主义,是对于大闹一场的期待,是红色的恐怖。这确实是世界政治史、中国政治史的一绝、一险、一个极危险的乱局。
于是“闹将”江青陈伯达的地位飙升。全国只剩下了一套红书。知识分子与干部们东躲西藏,检讨认罪,昏天黑地,左右为难。各种社会中坚力量中坚人士弯腰低头、戴高帽子游街、被剥夺了工作权利、受尽凌辱。接着闹,闹得一面墙上要贴十几张主席“宝像”。闹得抡起皮带抽打。闹得疯疯颠颠地打语录战。闹得“牛棚”林立。闹得抄家随意。闹得人身安全彻底失去保障。个人迷信与无政府主义的暴力结合,使得民主与法制、组织与秩序双双崩溃。
这与推进民主有什么相干?这与青年人中难免的反体制意向有什么相干?这是通过搞乱现有的公共管理秩序来解开幻想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小将们手脚上的桎梏,无法无天地搞一套极端非理性革命秀。
怎么会有很有头脑的小老弟仍然留恋着这样的黑暗年代,并且不无遗憾地探讨着“文革”为何失败了?(以下有删节,李拜六按)
1966年5月7日,与“文革”的开始同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五七指示”:
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
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兼学军事、政治、文化……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个指示宣传得热火朝天,它应该很重要,因为这是“文革”中少有的关于要做什么的正面的“建设性的指示”,其它都是“其心又何其毒也”之类的愤怒语词。这不对,那不对,究竟什么才对?只有这一段,加后面提出的“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要斗私批修”,此指示有一“要”字,你以为是建设性指示,但内容中有斗与批,还是批判性的。就是“五七指示”中,他也提到了批判资产阶级的“文革”,提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的学校的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时他提出了他的社会主义模式:
一、军队起着骨干的作用。
二、不强调社会分工,干脆是抹掉了社会分工这一“老虎屁股”,而强调兼军事、政治、文化,兼做工、农、兵、群众工作和社会主义教育,特别是批判资产阶级。
三、不再提超英赶美,看不出有追求现代化的意思,这个模式中,生产力、劳动效率、分配,一切与民生有关的话题、与消除贫穷与愚昧的话题,也是世代国人最最关心痛心的话题均未予提到。
四、学校的头面人物仍然算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周总理等的脱帽加冕仪式无疾而终。
五、总的调子似乎仍是公社化。公社公社,一大二公,吃饺子都是几千几万人一个味儿,不仅产权属于公共,行业也是公共,容易平均平等。
我的总体感觉是“五七指示”不无亲切感,调子也不是特别高。它给我感觉到的是自给自足的人群组合,是《诗经》上描写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费解一点的是工农兵学商都要批判资产阶级。什么叫资产阶级?指生产关系中掌握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们吗?我当时在新疆,新疆的老革命老作家们畅谈着毛主席的理论新意:根据思想状况而不是根据财产状况划阶级。
说法未必准确,实际上自有道理。自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真正的资产阶级没有什么动静了,倒是一些不无棱角的知识分子,被“资产”了个不亦乐乎。
我的体会则是通过批判资产阶级,为的是达到与不招我们待见的恶体制与旧思想旧观念彻底隔离开来,保持毛泽东的理念的纯洁性。
根据思想状况划阶级成分,这玩意儿太玄乎、太恐怖,也太灵活了,有可能发展到凡得罪了领导的一律算资产阶级的闹剧状态。
毛泽东哲学、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提法是“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他侧重的是破、塞、止,是批判,坏东西批判完了,好东西自然而然就来了。这是他老人家的指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你哪怕把世界上的所有“害人虫”都扫除干净了,粮食不够吃还是不够吃,房子不够住还是闹蜗居。
我还觉得,“五七指示”的内容相当泛漫,尚无定见定则,只是个模模糊糊的方向,说明当时“文革”到底要干点什么尚未明晰成型,先发动起群众至少是小将起来再说。这也很天才很潇洒很艺术也很有灵感,大艺术家多半是随机应变走着瞧,一面涂一面捏一面哼哼一面设计一面修改一面即兴发挥一面突然爆炸。毛泽东搞“文革”如罗丹之搞雕塑,罗丹的说法是:“怎么样做雕塑呢?把不要的统统凿掉就是了。”毛泽东已经颇有这样的经验,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运动永远有理,让群众闹起来再说。一头是他,是伟大领袖、导师、舵手、统帅;一头是群众是小将、是高呼口号热火朝天、是斗志昂扬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人民,这样的千军万马,怎么干怎么对,怎么干怎么胜利。
历史就是这样粗线条地被创造的。谁能画好了平面图、鸟瞰图、透视图、结构图、材料图与制定了各种明细表格再开始施工革命?
无论如何,对于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对于造反派的鼓励,对于各级领导的静坐呀贴大字报呀围堵呀之类的冲击,有令人兴奋的一面。有那么一些只会照本宣科与唯唯诺诺的领导,对于叽叽喳喳的红卫兵小将,硬是一句整话也反应不出来。这些离开了使用——我要说是“借用”或“挪用”党、组织、上级、毛主席的权威一级压一级,什么能耐都没有的平庸之辈,正在前所未有地吃瘪,这有新意,有创意,有看头,有戏。
与此同时,坚决维护既有的秩序、维护领导的权威、注意赢得领导的好感、坚信组织的力量比个别机灵鬼或野心家强大得多、坚信得罪了领导绝对没有好果子吃的常识性即当时认为是保守派的见解也是非常强大的,对被号召的所谓革命造反的阻力绝非一般。
还有就是,造反派那边具有许多弱点,有的出身不好,有的历史记录不堪信任更不堪重用,有的不过是鼠头獐目、投机取巧、浑水摸鱼、不靠谱的胡闹,根本上不得台盘。我的印象是尽管有“炮打司令部”的气势,各地区各单位的造反派势力仍然落在“保皇派”之后。想一想当时的所谓北京五大学生造反派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的下场吧,人们不难明白,也不难想象,当时群众组织中两大派的斗争之激烈与造反派之不占优势。
保守派同样乏善可陈:力找后台、照抄照转、势利第一、语言无味、面目可憎。
居然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出现这样的两大派“全面内战”,居然在一个强大的政权与国家机器的控制下面,出现这样的悬疑活剧,这不能不令人拍案叫绝。
还有令人叫绝之处在于,政治时事形势诱发出各种各样的人跳出来表演。把心怀叵测的造反派逗弄了出来。把仗势欺人的“保皇派”逗引了出来。把热衷于打砸抢的暴力坏蛋诱引了出来。把伺机翻案的地、富、反、坏、右煽忽了出来。把党内野心家招惹出来。把风派、震派、政治投机分子挑逗出来。把各种小人、宵小吸引出来。“文革”就像清蒸活鱼与排骨煲汤,就像海鲜与粪便脓血,强大地吸住了各种蜂蝶蚊蝇小鸟蚂蚁蜈蚣……于是街头巷尾、茶余酒后、道听途说,到处都有小民震服于毛主席的政治艺术。说是毛主席的政策,能让一切牛鬼蛇神跳出来,然后自然是它们的自取灭亡。
我还想起了据说是机会主义代表人物的第二国际伯恩施坦的名言:“运动就是一切,最后目标是没有的。”这究竟是什么内涵与背景的“机会主义”,我至今昏昏然,希望得到有识者的指教。我更想起毛泽东的著名自诩名言:“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这似乎是一种享受,是一种自我的实现,是一种常人难以抵达的境界。
“文革”后期发表了毛主席的语录,他批评一些官员的毛病越来越多,却要“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毛主席经常替弱势群体讲话,替穷人说话。他反复强调,永远站在占群众百分之九十五的大多数人一边,那么,就是说总有少数的,百分之五以下的人精人核,成为批判斗争的对象。
西方发达国家是到处鼓吹民主的,那是一种对于多数的争取,通过竞选之类的政治宣扬政治激辩,获取多数票,并声言保障少数的应有权利。毛主席也是追求多数的,但不是通过竞选与计票,而是通过领袖、导师直接向群众进行政治动员,通过团结下层、被压迫阶级来取得多数,战胜少数上层人物,战胜乃至消灭剥削阶级,用《国际歌》里的话就是战胜那些毒蛇猛兽。毛泽东的民主是阶级的民主、战斗的民主、人海的民主。
西方政治学强调的是,总统是靠不住的,所以至少从理论上要搞什么多元制衡。中国的搞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教训我们的则是:多数是靠不住的,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是靠不住的。
大家都记得运动初期主席的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相信,一开始,大家伙儿,包括主席本人,都并没有弄清楚,什么是“文化大革命”的“底”。影片《周恩来》中,演员王铁成饰演周总理,以极相近于周的口音对另一角色“贺龙”说:“文化大革命到底怎么搞,谁也不知道……”我相信周总理确有此言此忧此说。
毛主席也很深沉,他晚年凝重地说,他一辈子做了两件事,一个是打倒蒋介石和国民党,一个是“文革”,前者争议不大,后者赞成的少,反对的多。他的话带有悲情色彩。做一个毛泽东那样的大人物,太沉重啦。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有人认定“文革”的实质是杀功臣。这样说的人政治观念基本上停留在西汉时期。有的人解释为女祸,其思想观念更是来自夏桀与商纣时期。有的说就是为了收拾刘少奇与王光美,除了个人的争权夺利,他们能懂什么历史、什么政治、什么社会理念呢?干脆说是为权力斗争,这是西方媒体记者对于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斗争的唯一解读。就像他们认为毛泽东不喜欢前苏联是由于他不喜欢苏俄式的尖顶建筑风格。有的解释为毛要带着青年反体制搞民主,则是改革开放后西风吹来,乃以最新趸入的西方的平面语言与思路南辕北辙地解读毛泽东了。
你可以分析纯属个人的毛泽东的性格特点,你可以分析任何伟人的个人情绪与偶发因素,但“文化大革命”仍然有其历史的必然、中国的必然,它带来的教训仍然有它的极度深刻性。问题在于,至今没有谁深刻地分析过这个绝非无意义的大课题。
例如毛泽东思想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不论毛泽东思想哲学上的叛逆姿态有多么高调,我们从他的“一大二公”的提倡上仍然会看到“天下大同”的观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不必为己”……这样的观念早在《礼记》中就有,可以说斯时已经准备了中国的20世纪的赤化。孙中山的口号之一也是天下为公。连国民党党歌里也唱:“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就是说,民国是最低纲领,大同者是最高理念。
谁能解释与进一步从政治上从学理上总结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中国人应该干这个活。中国共产党应该干这个活。中国学者应该干这个活。这是中国人的历史与国际责任。中国责无旁贷。正确地毫不含糊地总结“文革”的方方面面,这也是中国对人类历史的贡献。
来源: 摘自《中国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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