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李军海：孙中山对中国宪政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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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ccz/article_2013011575069.html李军海：孙中山对中国宪政的破坏

发布时间:2013-01-15 10:55 作者:李军海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3248次

【摘要】 　　自清末新政到民初，孙中山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所谓的革命，虽然提出许多看似进步的思想，但真正有价值的却并不多。为了夺权，孙中山发动了一系列战争，既破坏清末新政，又摧毁民初宪政的政治框架。可以说，孙中山是中国宪政失败的最大黑手。 　　【关键词】 　　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破坏宪政 　　【正文】 　　一、中国宪政的启蒙：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 　　1898年光绪帝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开始实施变法。在光绪的支持下，康有为执着于一些无关变法大局和不切实际的改革（如剪辫、易服等）○1，既没有用民主的方式采纳多数人的意见，同时因急于求成裁撤大批官员，无故制造了大量对变法有阻力的政敌，虽然颁布了许多措施，但并没有得到充分地开展实施，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慈禧太后是戊戌变法的最大阻力，决定利用袁世凯的军队抓捕慈禧。当时袁世凯只有几千兵马，对抗慈禧的几万御林军没有信心，袁世凯在分析情势后认为抓捕慈禧的时机并不成熟同时看到光绪并无实权，认为康有为主张的变法不成气候，因此靠在了慈禧的一边。慈禧仍然眷顾国家统治权，利用这次机会对光绪进行软禁，戊戌变法因康有为的冒失而失败。通常我们认为是慈禧破坏了变法，是袁世凯背叛了光绪帝，但在下结论必须看到当时袁世凯和慈禧的兵力对比，袁世凯表面支持变法，实际上审时度势，这是政治家的惯用伎俩，并不能因此把变法的失败归罪于袁世凯；慈禧并非反对变法，变革过程中，光绪帝会把改革中的措施报告给慈禧，经过慈禧同意方能实施，可以说戊戌变法是得到慈禧太后的默许的，而康有为一心认为皇帝才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认为慈禧是变法的最大阻力，除去慈禧才能保证变法成功，这是错误的。如果康有为有政治领袖的才能，能认真分析当时的政治情况，团结慈禧，逐步推行改革，也不会出现“戊戌六君子”的牺牲。 　　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重掌国家大权，对义和团运动采取“时而支持时而镇压”的暧昧态度，利用义和团的极端排外情绪对抗西方列强，甚至对十一国宣战，引起八国联军侵华。这时，不仅是当时受到先进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渴望中国强大，连慈禧等上层统治者也明白了改革的必要性。1901年1月29日，清政府发出学习西方变法的上谕，宣布于1906年9月1日宣布仿行宪法。 　　一般认为，清政府的清末新政改革是流于形式的假的改革，并没有想要真的实行立宪交出权力，其目的是迷惑民众，稳定专制统治。但无论出于怎样的目的，清末新政确实取得了许多的成绩。清末新政改革有五大成就：一、教育制度改革（如废除科举制，推动各地创办新式教育）；二、政治体制改革（如推行地方自治，逐步在地方实行三权分立）；三、官制改革（如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内阁制取代传统的六部制）；四、进行宪政教育（如派大臣出洋考察，积累经验并宣传宪政知识）；五、法律和司法改革（效仿西方法律，推行大陆法系）。如果没有后来的辛亥革命，中国的宪政之路会慢慢走下去，然而，慈禧去世前，从个人利益的角度，错误地选择了年仅三岁的溥仪即位，摄政王载沣等没有政治经验的满洲贵族掌权，排挤最大的实力派袁世凯，对新政改革采取错误的措施，如镇压市民和平请愿、组织了损伤立宪派感情的“皇族内阁”等，人心受欺，导致了政权颠覆。○2 　　二、革命派的极端激进思想 　　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以中国革命领袖的身份，组织了十多次起义，但都因准备不足，实力悬殊而失败。我们过去几乎将孙中山神化，赞扬孙中山坚持不懈战斗到底的革命精神，但是当我们客观理性分析孙中山的思想和行为，或许会发现，真实的孙中山并非如政治宣传得那样伟大。清末新政并非是一时兴起，它是有背景和实际成绩的，是踏踏实实向着宪政之路迈进的，至少在慈禧去世之前是这样的。 　　在慈禧领导新政改革的这段时期内，孙中山在南方发动多次规模不大的起义，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所谓“三民主义”，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而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孙中山认为满族人是异族，是外国人，清政府的统治是外国人对汉族的统治。在武昌起义成功以后，各省在立宪派的努力下纷纷宣布独立，各地的报纸和宣传中连篇累牍的内容是： 　　“今日是我汉人脱离地狱更生之秋，满奴恶孽贯盈之日矣。”“愿我族协力同心，复黄帝衣冠之旧，执戈起义，启中华礼教之源。”“拯同胞于水火，复大汉之河山。”○3 　　这不是偶然的失误，清末那些推翻大清帝国为职志的革命派，指导思想颇为庞杂，最为统一和突出的则是推翻异族统治，重建汉族政权。同盟会把“驱除鞑虏”作为纲领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这个意思。○4所谓的“民生主义”，更像是洪秀全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所提出的不切实际的甚至是反动的《天朝田亩制度》。○5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孙中山组织十次革命为什么每次都失败？唯一一次孙中山亲临战场的起义即镇南关起义，算是小小胜利了，但还是被打退。这与他见识短浅，对革命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以及革命时机估计不足有关。 　　八国联军侵华时，孙中山想到的不是去痛恨侵略者，反而沾沾自喜于革命的时机到了，趁着慈禧出逃，趁机组织起义。试想，当时的形势是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为主要矛盾，孙中山却忽视这样的矛盾，枪口不对外反而对内，而当时的孙中山又有多少实力？说是组织起义，实际上最执着的事情是忙于到世界各地筹款，认为有钱就可以起义，依靠的着会党这样的没有军人素质的乌合之众，能有多少实力和胜算呢？假如是有政治头脑的革命领袖，就会在一切准备就绪，充分考虑革命形势和各方利弊之后再作出决策，也不必要牺牲太多的同志。这与康有为错误判断改革形势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鲁莽行为如出一辙。 　　孙中山的“民主共和”的思想取自当时实行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的美法，比清政府进行的君主立宪改革更能体现“民主”思想。如果政治思想和主张能够利民利国，出现政治分歧时，在不到万不得已的状况下，改革永远比革命的损失要小，成本要低。当时清政府已经下决心要改革，整个社会都倾向于“立宪”，如果孙中山不忙于发动战争，不破坏新政，能够顺应潮流，支持改革，中国的宪政之路将有另一片气象，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恐惧改革的成功，不惜采用暗杀等手段破坏改革，如吴樾刺杀出洋考察五大臣。 　　一场革命的轰轰烈烈和成功，不是在于牺牲了多少人，有多少感人的事迹，而是在于革命领袖是否考虑实际使得各方的损失降到最低。现在看来，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前对于革命党的主要作用，就是创建了蛊惑人心的革命思想，以及不断筹款，不断失败，甚至拿“屡败屡战”作为一种革命精神。当时愿意跟着孙中山“闹革命”的一般都是思想极端的激进分子，很多革命者并不能理解什么是革命，更不能理解革命之后的国家何去何从，他们打出的口号是“反清复明”。若不是武昌起义后推翻了专制皇帝，建立了以“三权分立”为框架的现代政治制度，这些革命派的所作所为与历代农民起义恐怕是大同小异，因为除了孙中山等高层领袖，底层的革命队伍并没有革命素质，这就意味着革命取得胜利将要付出巨大甚至惨痛的代价，而且即便革命胜利后，若革命党人掌权，低素质的士兵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将是不小的隐患。 　　三、对孙中山的批判 　　任何改革都需要稳定的环境和充足的时间，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清末新政就是逐步实施的，逐渐在各地建立起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实现地方自治。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清政府可以实现自上而下的宪政改革。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却不断发动起义，甚至企图使用暗杀和暴力行动破坏新政进程，当时社会上有一种论调称新政改革是假改革，不会实现民主政治，这恐怕就是革命党人的政治宣传，为自己的暴力革命创造舆论。 　　评价一项改革，我们不必去管统治者的目的是怎样的，只需要看实实在在的是否有真正的成果，历史上任何一项改革，都是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阶层利益而颁布的，不仅是清政府，即便是后来的革命派，民国的北洋派，国民党，现在的执政党，又何尝不是为了维护统治阶层的统治而实行各种措施治理国家。我们要去关注的不是统治者进行改革的动机，而要去看改革所说的各项措施是否落实到实处，改革是否朝着有利于人民或有利于民主自由的方向，而任何的改革都是一步步进行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可能在改革伊始，会遇到许多的传统势力的阻碍，但慢慢克服总会有希望存在，况且在清末的那样的环境中，中国已经经历了各种内忧外患，包括统治层在内的各界人士都呼吁改革，改革深入人心，整个社会趋势倾向于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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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军海：孙中山对中国宪政的破坏(2)
发布时间:2013-01-15 10:55 作者:李军海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3249次

　　孙中山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然而他还是要采取对社会秩序破坏最大的暴力革命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在革命派眼里，只有自己的革命是值得信赖的，其他人的改革都是居心叵测的，这一点在后来的孙中山与袁世凯和北洋派的夺权中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也就是袁伟时先生所说的“革命多疑症”○6。

　　其实，并非说孙中山发动起义是错误的，因为这些起义也在客观上推动了清政府加快新政改革，在清政府看来，只有加快改革，笼络人心，才能将革命势力消灭于无形之中。我们批评孙中山的暴力革命，实际上也是批判孙中山没有革命领袖应有的见识、政治家的胸怀和政治能力，清政府的改革是众人有目共睹的，既然已经看到了希望所在，又何必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中挣扎，这时候顺着改革的潮流提出温和的措施，逐步推动宪政，又何尝不好？一定要采取暴力的手段推翻“外国人”的统治才甘心，这是孙中山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作祟。要知道，革命比起改革，会消耗更多的人力财力，破坏社会秩序，重新建构政治体制意味着将要克服更大的困难，在这些困难面前，假如没有一群有着真才实学和充分的政治能力的领袖，是很难重新建立秩序的。

　　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后，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所作所为不得不令人怀疑他的动机是否是“天下为公”式的爱国。当然，这并非是以阴谋论的观点去评价孙中山的行动，反驳者尽可以说孙中山的思想倾向于民主共和而非君主立宪，但是，一位理智的爱国者，所爱的是本国的人民，在追求自由、民主、法治，或是君主立宪或是民主共和的道路上，应当考虑整个社会的承受能力，考虑整个社会人民的期待值，国家的命运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而不是某一个革命领袖手中，这是现代政治家应当考虑的。孙中山如果明智的话，在慈禧为首的新政改革期间，完全可以通过温和的方式结交朝廷中开明的官员，提出自己的政治理想，当然要结合实际，其实皇帝的存在与否并不影响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的整个走向，英国便是一个积极的例证。只要这个国家可以向着有利于人民幸福的方向发展，又何必计较是何种形式呢。但是孙中山无论如何没有这样的开明的主张和行动，因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扎根在他的心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先进文明的一知半解导致了孙中山思想的极端和畸形。

　　四、武昌起义的成功和清政府的灭亡

　　关于武昌起义胜利的原因，有学者认为主要在于革命党计划周详。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武昌起义的成功与四川保路运动有着莫大的联系，如果严格来说，辛亥革命并非开始于武昌起义，而是四川保路运动。

　　1910年-1911年，各省咨议局和咨议局联合会领导的四次请开过会运动，把请愿活动推向高潮，然而清政府采取的对策是提前于1913年召开国会，并下令解散请愿团体，驱赶请愿学生，并打着官制改革的旗号推出“皇族内阁”。皇族内阁实际是满人专制的一种手段，年轻的摄政王舍不得放权，这就伤害了全国立宪派的感情，正常的话语渠道被阻碍，引起立宪派对清政府的绝望。而随后请政府下令回收路权，更是激起群众的不满。

　　当时已经有法律保障民有经济的发展。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经济由官办发展到官督民办，但是没有完成由官督民办到民营的转型，因而失败了。西方各国历史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保护私有经济，保护经济自由的重要性，只有保障经济自由，才能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政府的财政不足以支撑企业的正常运行，只有靠民间办厂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当时的四川铁路已经由民间经营，群众都有股份，政府回收路权意味着与民争利，民众当然不情愿。当然，回收路权也是由于铁路公司内部的混乱和腐败，清政府派盛宣怀接手，盛宣怀本想整顿企业内部的混乱，却没有考虑到企业家和群众的利益，引起不满。的确如此，当时洋务运动中由于政府没有放手民间办厂，使得经济活力不够，靠着清政府微薄的财政无法长久支撑那么多的企业，现今将民间企业收为国有，破坏经济自由的原则，属于历史的倒退。这还不是最引起暴力革命的原因，最终直接导致清政府政权颠覆的，其实是统治阶层对市民和平请愿运动采取的不正当手段。当时任四川总督的赵尔丰对时局欺瞒，使得以摄政王为首的满清统治者发出错误指示，对市民和平请愿进行暴力镇压，有镇压就会有反抗，和平请愿运动被破坏，暴力随之而来，保路运动枪声打响。保路运动持续很长时间，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

　　关于武昌起义的情况，张鸣先生在《辛亥摇晃的中国》已经有过详细的叙述○7，在此不多赘述。总之，十月的武昌起义并非是准备周详。武昌起义之所以能够成功，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各地立宪派在对清政府失望之后同情革命，起义枪声打响，便纷纷响应。

　　清末十年新政后期，各地咨议局纷纷建立，咨议局里的议员大多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为宪政做出了努力和贡献。四次大规模请开过会运动失败，加之皇族内阁的收权行为，大大伤害了这些立宪派的感情。武昌起义枪声一响，各地立宪派对清政府不再抱有希望，纷纷进行了宣布本省独立的努力。辛亥革命会变成一场相较而言温和的革命，各地发生的混乱和震荡比较少，这大都是立宪派们的功劳○8。仅仅靠革命派，革命绝不会成功，至少社会秩序会动荡难安，看看革命党控制的那些地区的社会治安就知道了，会党基本都是流民，革命成功，骄奢淫逸，不懂共和，破坏秩序，他们不是在闹革命，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革命，会党、哥老会、洪帮，这样的组织，只要有钱，就可以卖命，对于他们而言，推翻清政府是为了“反清复明”，而不是进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现代革命，他们没有接受过新思想，开枪是为了义气和金钱，而不是事业。

　　当然，仅仅就武昌起义而言，是新军的功劳，严格来讲，与同盟会的关系都少之又少，与孙中山更是没有什么关系了。在武昌起义之前，武昌方面的革命派曾派人与孙中山方面联系，孙中山认为在武昌起义不会成功，根本没放在心上，只是在看到武昌起义要成功的时候，黄兴等一干人马为了分些革命果实，才主动跟武昌方面联络。后来国民党又污蔑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实在是滑稽○9。

　　就这样，保路运动，武昌起义，立宪派们纷纷响应，同盟会趁机捞取革命果实，大局已定。清政府真正的倒台，那还是袁世凯的两手努力，最终逼宫，使得两千多年的帝制覆灭。可以说，辛亥革命取得胜利，两千年的宗法专制制度○10被推翻，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框架被确立，国民享有的自由权空前提高，这是革命派、立宪派、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三派共同努力得来的。若细分，笔者认为立宪派首当其冲，北洋派虽然是当时实力最盛的一派，但军人毕竟对现代政治的判断不如认真研究政治的立宪派准确。

　　武夫可打天下，但治国还要靠文人，这一推论且不有历代的经验为证，单单是孙中山就可以成为教材，孙中山的政治思想可谓沿袭了中国传统专制的思想，他毕生的努力几乎体现在革命上了，而所谓的革命，其实都是可以避免的暴力战争，说到底，做了近乎一生的无用功。孙中山可以被称为空想家，而不能是合格的思想家，可以被当做武夫，而不是优秀的革命家。

　　五、专制思想的孙中山

　　武昌起义成功的时候孙中山正在国外筹款，合计着下次起义的地点，但一听说武昌起义成功，便迅速回国，要主持革命大业。孙中山虽然为人清廉不贪污，但是却贪恋权力。早期成立的几个革命团体，只要有孙中山参与，领袖的位置就要是孙中山的，倘若自己没有被选为领袖，就要进行攻击和谩骂；孙中山本是医生出身，“医生”一词用英语拼为“doctor”，翻译成汉语则既有“医生”的意思，也有“博士”的意思。不知情者翻译为“博士”，孙中山从没有获得博士学位，但他自己也不改正，让人们还真以为他是博士出身的革命领袖，后来派到苏联进行考察的队伍，就是打着“孙逸仙博士考察团”的旗号。

　　孙中山的领袖欲、控制欲表现最明显的，还体现在两份文件中：其一为《中华革命党章程》，中华革命党是国民党中的一个小派别，孙中山组建，孙中山声称革命之所以受挫，是因为参与革命的人不听从领袖指挥，因而改组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发誓效忠孙中山一人，这是赤裸裸的专制，引起国民党内大部分人的反对和不满；其二为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国民党章程》，在章程中提出总理有最终决定权，实际上就是说总理可以控制全党的决议，一党之中，总理专制。如果说之前的孙中山思想并不成熟，那么这两份文件，足可以使孙中山爱权专制的思想暴露无遗。一个有政治能力的领袖，倘若真的追求“民族、民权、民生”，便不会在党内搞专制，也不会视革命成果不顾，在革命取得胜利后忙于夺权，而不是将革命党改组为有利于实现宪政、自由、民主的现代民主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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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军海：孙中山对中国宪政的破坏(3)
发布时间:2013-01-15 10:55 作者:李军海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3250次

　　理论再好，没有实践，没有成果，甚至行动与理论背道而驰，那么无论怎样的努力，到最后依然为零。在民国建立后，孙中山进行的反反复复的暴力夺权斗争，最终断送了中国宪政的进程。

　　六、中国宪政之路的转折与被摧毁：孙中山破坏宪政的行动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后，民国政府基本上沿用了晚清的法律，继续进行晚清未走完的宪政之路，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框架。在政治制度建立之后，民主政党要做的应当是健全和完善这一制度，并监督执政者执政，但孙中山却走上了暴力夺权，破坏直至摧毁宪政的道理。孙中山破坏宪政、破坏自由、破坏民主、破坏革命后恢复的社会秩序、破坏国家统一的行动主要表现两点：

　　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二、在孙中山在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派掌权之后发动的三次战争中。

　　（一）组织制定和签署《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迫于革命形势，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但并不甘心。为了牵制袁世凯，孙中山在卸任的情况下仍组织国会仓促间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将孙中山在位时实施的总统制改为内阁制，实行内阁制，就可以牵制总统的权力。

　　制定一个新的宪法文件，虽然是临时的，也应该有全国各方面的人共同参与，但事实上没有各派力量广泛参与，特别当时最大的实力派北洋派没有参与。袁世凯已经当选总统，指定约法和宪法文件的工作应该是他的工作，即使不信任他也已经选了他，为什么又要故意避开他？这就不对了。革命党本身那种极端思维和政治幼稚都没有及时转变。它没有想到，现在是一个民主共和体制，活动方式要全面转变，转变为适应民主制度下的一个政党，他们没有考虑这个，结果制定宪法不让袁世凯参与。另一方面，《临时约法》的内容也错了，原来南京临时政府实行总统制，一下子要转为内阁制，这是不合适的，不适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这么大的变化也没有跟当选总统袁世凯商量，是极端错误的，还想通过这种当时把权力夺回来，将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上，很不光明磊落，也不符合当时的实际。另外，作为宪法文件，《临时约法》有很大缺陷。○11而最滑稽最荒唐的事情是，《临时约法》从制定到签署的整个过程，是孙中山宣布辞职而袁世凯宣布就职之后，最终签署文件的，竟然是前临时总统孙中山。而《临时约法》中只规定了国会对总统的监督权，而没有规定总统有解散国会的权力，这就为国会议员的腐败提供了沃土。这样的荒唐事，怎么会发生在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党派身上？靠这样的党派治国，走到头来，不过是专制统治的翻版。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那便是由孙中山引进，由蒋介石“发扬光大”的苏联的党国体制。

　　（二）对“宋教仁案”的暴力处理

　　当时比较活跃的政治家宋教仁主张实行内阁制，内阁制是总统的克星，一旦实行内阁制，那么总统只是名义上的，真正的权力要归内阁。因此最痛恨宋教仁的当属于袁世凯。但宋教仁遇刺后，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袁世凯是幕后推手，孙中山盲目发动二次革命打倒袁世凯，便是不可取的，至少在名义上没有直接的道理。况且，当时上海地方司法系统已经介入案件，给犯罪嫌疑人赵秉钧发传票，虽然通过司法程序解决案件可能会存在种种不足，毕竟当时的司法系统还在发展过程中，但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还不至于因为一次案件而发动战争，当时的法治建设正在进行，悍然发动战争将是破坏司法、破坏法制的行为，无论在整个社会而言还是在国民党内部而言，大多数人都是反对发动战争的。但是孙中山一意孤行，不能采纳合理意见，没有政治家的远见和胸怀，更没有考虑到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自我膨胀，轻视敌人，发动战争无疑是飞蛾扑火，引得商人不满，称其为“暴民专制”。从对宋教仁案件的处理，可以看出孙中山不堪重任，盲目自大，自我迷恋到膨胀的程度，对袁世凯不信任，对国家权力的崇拜。如果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是为了给宋教仁报仇，那就错了，孙中山不采取司法程序而通过暴力手段，实质上就是为了同袁世凯争夺大权，袁世凯虽然是清朝的官员和武夫出身，但在清末改革中可以称为“顶梁柱”，而且政绩斐然，不是孙中山可以比的。孙中山不团结袁世凯，也不改组革命党为民主党，在革命胜利后还要宣传革命，与大权旁落不无关系。孙中山北上与袁世凯会谈时夸下海口要修20万里的铁路，也不愧对外号“孙大炮”，轻易许下的承诺往往不可信。这个在其早年的革命岁月中也足可以体现。往往演讲和承诺最棒，成果却最令人叹息。

　　袁伟时曾指出，倘若宋教仁案通过司法程序解决，那么至少可以孤立袁世凯，使袁世凯不至于破坏民主共和。但笔者认为没有那么简单，世事无常，倘若宋教仁案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到最后，种种证据与袁世凯没有任何关系，那么袁世凯还会有损失么？其实一个政治家关心的归根到底还是国家政权如何，而国家政权如何保障，那要看统治者施加给民众的福利有多少，怎样让民众更幸福，这才是政治家的根本之道，其他的争权夺利，都是从生的。孙中山何必执着于争权，只要人民幸福，不就可以了？说到底还是孙中山那一伙人的专制思想以及领导欲在作祟，他们只信任自己，却忽视现实，酿成一次有一次错误，逐渐失去支持的力量，引来众怒。

　　（三）护法战争

　　护法战争可以总结为“不合法的战争”。孙中山等人闹革命，无非是认为自身是正确的，而对方是错误的。而对于这些革命党来说，无论自己做什么都是正确的，无论对方做什么基本都是错误的，而且规则、法律都是给对方制定的，自己不用去遵守。这一点，二次革命中体现过，在护法战争中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所谓护法，无非是说段祺瑞解散第一届国会，是错误的。

　　事实上，第一届国会已经到期，段祺瑞解散国会的做法谈不上正确，但也不算什么错误，而且他并没有破坏共和。在袁世凯称帝的闹剧期间国会确实被废除了，但是段祺瑞掌权后随即恢复国会，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没有被破坏。引起孙中山不高兴的，是段祺瑞解散了第一届国会，说是还没有到法定期限。这其实是各有各的说法，如果不算国会被废除那段时期，确实已经到期，但如果算上中断的时间，那么就已经到期。按理说，如果一届国会可以做出有利于国家人民的事情来，那是无可厚非的，但孙中山偏要在这件事上纠缠，在广东搞了非常国会，按法定原则来说，八百人国会才算合法，而孙中山凑齐二百人就组织了国会，这谈何守法？这在根本上就无道理可讲。纵然可以说是“非常”，但法律终究是所有人必须遵守的，既然制定了，那么就不可以作为特殊的个体去恶意破坏。可见孙中山本性难改，为了夺权，宁可犯法。

　　（四）破坏段祺瑞维护共和的努力○12

　　政治宣传工具都会攻击段祺瑞政府乃至整个北洋政府是卖国政府，实际上都是政治手段，殊不知不论袁世凯还是段祺瑞，都是努力使国家朝着独立自主的方向努力的，反而是孙中山一派，为了争权，在临时政府成立初期宁愿将东北、蒙古的统治权交给日本，换取日本支持，后来更是收受德国贿赂不支持中国参加一战等，更可恶的是孙中山为了反对段祺瑞，破坏段祺瑞维护共和的努力。这正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只要是对手的观点就一概反对，不谈正义更不用讲理。恐怕在孙中山看来，这样的革命才算彻底。

　　（五）党国体制的引进

　　要说孙中山发动的一系列战争除了夺权的因素外还有维护辛亥革命成果，那就错了。

　　辛亥革命后主要的成果有两个：其一，推翻了两千年的宗法专制制度，建立起三权分立的现代政治制度；其二，人民空前自由。辛亥革命胜利后，相比晚清时期而言，人民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办报自由空前提高。有学者指出民国初期是20世纪自由度最高的时期。而实际上笔者通过翻阅部分材料后认为，民初的人民自由度可以说是空前的，即便是当今社会恐怕也没有那样的自由，首先一条言论自由就不如民初，北洋派统治时期是自由度最高的时期，给地报社纷纷成立，各个团体派别建立，发表意见，批评政府，就报社而言，还没有出现北洋派破坏报社的行为，相反，对报社的打砸一般都是国民党的行为。

　　很多著作中讲孙中山在民国建立后仍具有革命精神，另立政府对抗袁世凯及北洋派领导的中央政府，其目的是“护法”“护国”，口号很具有煽动性，如“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卖国政府”等等，实质上是以阴谋论的观点去看待政敌的一切行动，制造舆论，发动暴力战争，以便于夺取政权。而实际上，正如前文所提及的，孙中山以及国民党内部有很大程度上的专制思想，尤其是孙中山、黄兴等一些高层领袖○13，还没有完全从传统的专制思想中转化过来，这样就会对整个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的稳定和发展带来非常危险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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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军海：孙中山对中国宪政的破坏(4)
发布时间:2013-01-15 10:55 作者:李军海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3251次

　　在苏联的支持下，孙中山开始“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引进了苏联的“党国体制”，客观上讲，党国体制可能会在形式上实现短期内的团结，但是从长远来讲，这种体制是不符合社会发展的。社会的发展趋势从来是前进的，朝着人民民主自由的方向前进，而“党国体制”，一国之中，一党独大，一党之中，一人独尊，这是明显的专制体制。

　　北伐成功后，党国体制完全取代了辛亥革命后建立起的三权分立制，中国宪政毁于一旦。

　　七、总结

　　在清末新政期间，为了实现孙中山等革命派的政治主张，不惜花费大量代价破坏新政改革，虽然规模不大，但鼓舞了“造反精神”，潜移默化中给激进主义分子植入一种轻易使用暴力解决一切政治问题的思想；武昌起义虽然迎合了历史的潮流，但实际上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没有太大关系，起义之所以会成功，归根到底是清政府摄政王载沣等人的“诛心政策○14”毁灭了自己的统治；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让位袁世凯，但内心不甘，接二连三的夺权战争，不仅破坏社会秩序，破坏当局对民主共和的保护和维护共和的努力，污蔑政敌，最主要的是引进了维护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党国体制”，完全破坏中国宪政进程。

　　孙中山一生只爱革命，虽然提出“旧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及所谓的“革命三阶段论”，可借鉴的实用的内容不多，在当今的台湾，孙中山只是被雕塑过的一种象征，与历史上真实的孙中山相去甚远，所谓的“国父”，也只是国民党的一种统治手段，因为孙中山闹革命最早，以孙中山为“国父”可对外宣称自己统治的合法与正统。

　　正如笔者所论述，孙中山等革命派才是破坏中国宪政的主要黑手。

　　【附注】

　　1.改革应注重解决对时局有切实影响的问题，而不是在改革之初急于改变国民的私生活问题，辫子和服装只是一种外在的表现，改革要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做表面文章

　　2.袁伟时：《昨天的中国》浙江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

　　3.曹亚伯：《武昌起义》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五册，第136-153页

　　4.袁伟时：《昨天的中国》浙江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90页

　　5.孙中山对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评价很高，认为洪秀全是革命的先驱，甚至专门找人重新编写太平天国的历史，宣扬洪秀全的正义性，为自己的革命战争制造舆论。参阅袁伟时：《昨天的中国》，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65页

　　6.参阅袁伟时：《昨天的中国》，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206-218页

　　7.张鸣：《辛亥摇晃的中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

　　8.辛亥革命中流血牺牲也有，江浙、杭州、福州都发生过战斗，南京打得比较激烈，上海不算激烈，但总体上是和平移交政权。起关键作用的是当时比较发达的民间社会，商会、商团、谘议局领导人等。参阅袁伟时：《昨天的中国》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208-210页

　　9.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是国会选举产生的，是合法的，并不能说是窃取，而且袁世凯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即逼清帝逊位，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曾努力实行民主共和，但孙中山的暴力斗争使得袁世凯不得不反击自卫，说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是不尊重历史事实的

　　10.袁伟时：《昨天的中国》浙江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289-290页

　　11.袁伟时：《昨天的中国》浙江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357页

　　12.参阅：袁伟时：《昨天的中国》浙江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397页

　　13.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位，通过选举选出袁世凯就任第二届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在定都问题上，孙中山、黄兴等主张定都南京，牵制袁世凯，但国会投票结果显示大多数人认为应定都北京，黄兴大发雷霆，恐吓国会，左右投票结果。由此足以证明，黄兴虽然是革命领袖，但其思想中的专制色彩依然严重。当然这并不能说黄兴的个人品质有问题，只是没有深刻理解现代民主制度。

　　14.诛心政策，如成立皇族内阁伤害立宪派感情；回收路权，与民夺利；赵尔丰暴力镇压市民和平请愿，引起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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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断改良之路，下启国共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