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清河农场

刘乃元
  有些在清河农场服过刑的“内矛”为我们描绘了清河农场丰衣足食的图画。一次在工地吃午饭,大家嚼着自己宝贵的棒子面窝头,一位“内矛”侃起清河农场的可爱。他说:“我们没有定量。送午饭的车就放在工地,大家自己拿,想吃多少吃多少,吃饱为止。我们吃白面馒头和炖肉,或者猪肉馅包子,很少吃窝头,都很能吃。有一次我吃了十五个猪肉包子。”大家听得直流口水:十五个肉包子就是三斤面加一大堆猪肉馅,吃下去该多痛快!另一个“内矛”接着说:“十五个算不了什么。我一顿饭吃过二十个。”这时第一个发言的看出大家惊羡的神情,他说:“但是你们没有看见过我们是怎么干活的。一个人顶你们四五个!这里你们都不好好干活,我也不好好干。不给吃饱,大家都消极混饱。”
  这是我们很久以前听到的关于清河农场的介绍,大家听得出了神。那时谁也没有想到竟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到清河农场去,更万万想不到,到了清河农场不但没有吃到“吃饱为止”的猪肉包子,反而遇上了中国和世界都少见的悲惨的饥荒,我们当中有些人就饿死了。
  清河农场是个老农场,据说是日本人创建用来关中国人的。农场距天津约一小时的火车行程,有三四万亩土地,原来是海滩上的沼泽地,由犯人开垦出来的。犯人们还修建了一整套排灌系统和完备的防护林带。我们到清河农场就被送到一个由高墙和电网包围的大院子。这是清河农场三分场,后来我在这里住了十五年,占我全部劳改生活的四分之三。
  到清河以后第一件令人失望的事是伙食的恶化。吃了几年的棒子面窝头,现在换成了蒸白薯,按粮食定量的四倍发给,即每斤玉米面折合四斤白薯。每餐全组领到一堆蒸白薯,由伙食委员(简称“伙委”)按照每人定量用秤称出分给大家吃。伙委是组内通过民主选举选出来的公正可靠而又热心公益的人。队部每每召集伙委开会,由炊事组长参加,征求大家对伙食的意见。意见提上去一般都能解决,这是犯人的民主生活。当然提意见要适当,不能“出圈”,例如汤不够咸,白薯不熟或洗得不干净,这些意见都可以解决。但谁要是要求多吃些白薯,或是把白薯换成窝头,那就是自找麻烦了。好在这时我们已经懂得什么是适当的限度,所以一般人提的意见都不触犯什么。偶尔有不懂事的人提的意见不合适,伙委就会当场驳斥,不向上反映。这种有限制的民主对我并不生疏,革命大学就实行过类似的伙食委员制度。但给我印象较深的是这里的伙食委员。这个工作既需谨慎又要耐心,十分费力而得不到分毫的报偿。每天三次给全组十几个人分白薯,每次要占半小时以上,伙委自己总是拿最后一份最小最碎的。尽管分得极为仔细,仍旧有人嫌不公平,说三道四,甚至拿伙委出气,但大家毕竟都知道伙委的劳累并且从心里感谢他的。至今我想起几位伙委在那样的逆境中表现的任劳任怨的精神,仍旧对他们由衷地尊敬。他门确实是些难得的好人。
  到1961年初,报纸和广播开始经常宣传救灾斗争的伟大胜利,我们此时有了经验,懂得报上这样说的意思,就是全国大片地区发生了灾荒。果然,这些“伟大的胜利”取得以后,我们每餐得到的白薯愈来愈少,后来蒸白薯索性换成了白薯面加上用“代食品” 做成的窝头,所谓代食品就是粉碎了的玉米核。随着灾荒的严重化,代食品也愈加多样化,豆杆、榆树皮、稻草,以及别的可以粉碎的植物根茎都变成代食品。其他的创造还有“双蒸窝头”,这种窝头和普通窝头用料相同,却比普通窝头大一倍,据说营养丰富四倍。
  随着粮食定量的削减,人的体力也不断削弱。我的定量(中等)从每月三十六斤白薯面减到十八斤,减去的部分用代食品补足。为了缩短工作时间,增加睡眠时间,每日三餐改为两餐。挖土方等重劳动停止了,我们只拣拣玉米豆,整整砖堆,扫扫场院,活动活动而已。后来我们得知,劳改农场外的人也是这样。报纸上说这是“劳逸结合”,于是我们得知全国都在实行这样的“结合”。当然报纸还在尽量鼓舞人们,说“形势从来没有这样好”。
  我永远不会忘记1961524日这一天。
  这天下午全中队在大院里集合,这个中队就是七个月以前从兴凯湖调来的全部人员。大家按各组指定位置坐在马扎上,干部站在旁边监视,看样子有重要事情。不久来了一位干部,四十来岁,中等身材,穿便装,队长介绍是来自清河农场总部的干部,到这里来宣布教养期。大家听了精神为之一振,这可是盼望已久的事了。
  正式宣布教养期之前,这位干部作了简短的开场白,是写在纸上的,他读道:“我们研究了你们的档案,做出了关于你们教养期的决定。首先必须说清楚,根据你们的‘罪错’,对你们的处分是非常宽大,非常人道主义的。”“罪错”是劳改干部常用的词,我们听熟了。“这是因为我国的司法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司法制度,
是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基础的、世界上最先进的司法制度。我们的原则是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罪犯。我们对罪犯的原则和医院对病人一样,那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你们应该知道,你们的处分比同样的罪错在资本主义国家受到的处分轻得多。特别是你们当中的右派分子,根据罪行,在资本主义国家都应该判死刑,因为你们企图颠覆政府,而且证据确凿!”
  接着就宣读每个人的教养期。教养期分一年、一年半、两年、两年半、三年五个等级,一律从宣布当日算起。从一年的开始读。我自知我的处分只能是最重的,所以两年半以下的根本没有注意听。果然,他读了几个三年定期名字以后读到了我。大概是为了表示对我的憎恨,读我的名字时特地提高了声音:
  “刘乃元,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劳动教养三年!”
  按照惯例,听了重要的报告以后小组要讨论的。大家早已训练有素,因此讨论中(实际是轮流发言,内容相同)大家一致表示拥护社会主义法制,感谢毛主席、感谢党的宽大,今后一定努力劳动,改造思想,重新做人,等等,等等。每人发言一次,不多不少。因为不发言是不行的,所以都得说一次;由于没有新的内容,所以一次就够了。右派发言以后,“内矛”发言,“内矛”约占组内人数四分之一,发言的内容是右派应该感谢党的宽大,右派的罪错比“内矛”的严重得多,必须好好改造才能重新做人,等等。
  十年以前,我会为大众的意见如此一致惊叹不已,现在我已司空见惯,不仅不觉得奇怪,而且我自己也十分熟练地参加这种表演,我并且懂得,这种一致就是大家都在政治风暴中学会跟着官方的调子说话了。
  我于195838日被收容,同年6月开始参加体力劳动。我理解为这就是劳动教养的开始。我劳动了三年才宣布我的教养期,这三年算什么?没有交代。至于教养期,那是“研究了档案以后决定的”,只字未提根据什么法律第几条定的刑期。在我倾听宣读时,心里已经出现这些问题,令我想起我在鸣放时提的意见:“中国需要加强法制,应该更多地制定法律,并加强法制教育。”当时动员鸣放,我才提了这些意见,接着就因为“进攻党和社会主义”变为人民的敌人。然而现在宣布教养期的行动恰恰证明我的“进攻”是正确的。我很清楚,我的难友们人人都有同样
的问题,只是无人敢问罢了。这几年没有教育人们遵纪守法,但把人们教育得不说话倒是很成功的。
  但是,三年以后,我们的教养期并没有结束,当初堂而皇之地宣布了许多,到时并不生效,这又一次证明“中国应该加强法制”。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内容,竟被处分右派分子的司法机关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是正确的,真是具有讽刺意味。
  “代食品”毕竟不是食品。教养人员的体力不断下降,到1962年春季,能用锹和镐干活的人已经不多了。有一次我们在一处未挖完的水渠上干活。那渠已挖到一半,想必是因为缺乏劳动力停工了。我们的任务是把沟里的冻土块抬到上面去。其实这个活可做可不做,队长不过是找点事叫我们干而已。我和一位难友抬一个荆条筐,里面放了几块冻土,重量不过七八十斤,在“自然灾害”之前,谁要是抬这么一点点是要受批评的。现在谁都这样干,而且抬上去倒掉以后,两个抬手就放下扁担坐下休息,带工的队长只能视而不见。就是这一点重量,我们也几乎不能胜任了。我们摇摇晃晃抬着土筐向上走,我脚下忽然一绊便向前栽倒了,脸磕在石头般的冻士块上,破了好几处。我的抬伴猝不及防,扁担也扔了,向前抢了几步,立住了。这天上午的活就此结束。我的额头和腮部擦伤了几块皮,竟拖了一个多月才愈合,因为缺乏营养。
  谁要是在1962年冬季的晚上来到我们的宿舍巡礼一番,他一定会怀疑那里面还有没有生命存在。首先,屋子里没有火或者任何取暖的装置。清河农场的气温平均低于北京3——4摄氏度,冬天没有火,正常人也受不了,何况一群饿得皮包骨的囚徒!我们每天下午四点钟收工回来,很快吃完那堆叫做晚饭的东西:两个代食品和白薯面做的黑窝头加一碗马齿苋汤。吃完以后,不摘狗皮帽子,不脱鞋就爬上床去。那床是木板搭的,像屋子一样长,约睡二十人,每人占六十公分左右。上了床靠墙坐着,腿上裹着棉被,两手揣在袖子里,闭着双眼一动不动,就是这样的姿势从下午五点坐到晚上九点,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开玩笑,更没有人吵嘴,屋子里安静得可怕。也没有人看书,因为没有精神,再说二十个人用一盏15瓦的电灯泡是不可能看书的。埃及金字塔下面的墓室未必比这里静多少,而这二十尊坐像的静止状态不下于二十具木乃伊,这二十尊坐像中有一个就是我。我闭着眼坐在那里,听着手表走动的声音,浑身没劲不想动,要睡又睡不着。我知道时间在过去,我的生命在消失,我知道谁都知道这些,但谁也不知道我们在等什么。
  晚上九点,院里响起哨声,值班员喊:“点名啦!”大家从半睡状态醒过来,才知道我们等的就是这个。我们爬下床,仍旧揣着手,手腕上挂着马扎,各自慢慢找到了地方,声息皆无地坐下来。队长点名,点到谁就有一声微弱的应声:“有!”这声音大得刚够点名的干部得知这个人还活着。过去照例点名后干部讲话,现在已经免去,点完了队长说一句:“回去吧!”于是人们起身回去,和集合时一样慢慢吞吞,无声无息。接着上床就寝。因为室内和外面一样冷,大家什么也不脱:皮帽、棉手套、棉鞋,样样俱全。所以就寝的程序比较简单,往床上一躺,拉上被子就行了。次日七点半起床,睡了整整十个小时。对壮年人这些睡眠足够了,可是我还总觉得困,假如允许,睡它二十小时才好。我知道自己的生命在逐渐枯竭,到这时我才悟出,何以许多墓志铭总把死亡和睡眠相提并论。

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

1、    
  到1962年夏季,灾害开始在教养人员身上显示威力了。人们的脚和腿开始浮肿。医生们经常检查浮肿程度,浮肿超过大腿的就搬进病房。病房是教养人员居住的惟一有火炉的屋子。住进病房的人不吃代食品,但定量没有增加,不过是把代食品去掉,每天剩下六两纯白薯面,就是三个小窝头。他们不必干活,每天只是“静养”,但据说搬进病房的人很少活着出来的。找的腿肿到膝盖以下,还差一个等级不到住病房的标准。有一次我走进病房去看看(“自然灾害”以来纪律不那么严格,“串组”也没有人管),室内很整洁,窗明几净,桌上一个盘于里放着两个白薯面窝头,
是午饭吃剩下的。这在劳改场所特别在当时是少见的事。那窝头紫红色,半透明,令人垂涎,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剩下。询问之下,才知道不是吃剩的,而是舍不得一下子吃掉,留着慢慢享受的。每天只有三个窝头,以病房人们的食欲大约够五分钟吃的,于是人们慢慢吃,分若干次吃完,这样可以延长这宝贵的快乐。屋里有十来个人,各睡一张单人床,一个砖炉子烧得很旺,室内暖融融的,但是静得出奇。那些人面色苍白,眼窝深陷,各自在桌上半躺半卧,闭着眼,等待最后的时间的流逝。我觉得后背一股冷气通到脚跟,赶紧走出来,因为那炉火熊熊的病房似乎比我们那
没有火的寝室还冷。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住进病房,然后从病房转移到另一个世界。我只知道整整一冬病房都是开放的,随时有床位空出,随时有新的“病号”进入。我们组就有两个人住进去以后再也没有回来。估计病房的“过客”有数十人,这是我们三分场数百人范围之内的数字。
  我们这些病房以外的人还有劳动力,每天出去,便趁着“劳逸结合”的机会寻找可以人口的东西,缓解饥饿的折磨。春季解冻后第一件农活,就是用锹翻地准备种稻。地里去年种的是大白菜,收获时割走了菜,菜根留在地里,现在被翻出来,白白净净的很好看。我试着吃了一个,竟十分酥脆,而且有些甜味,完全可以吃。看来是一冻一化的过程破坏了大部分纤维质,也改变了它的味道。去年收了多少大白菜,现在就有多少菜根,不愁吃完。因此翻了半个月的地,我们就充分享受了半个月的“菜根点心”。春天出土的杂草也是我们搜寻的对象,凡新长出的绿草都有人尝过,然后交流经验,互相通报什么草可吃,什么草好吃。大家都吃草,所以收工回来时牙齿都是绿的,看起来很丑。这时已经无人注意仪表,丑也没有人觉察。队长也不干涉,只要不动庄稼就行,我们还是有吃草的自由的。
  可以说我们是见到什么吃什么。一天,我正在地里享用我的“菜根点心”,一鍬蹬下去,听到那化了冻的软土里有微弱的“呱”的一声。我顺手把一鍬土捆起,却见那土里有半只活青蛙,被我的锋利的鍬刃切作两半,一半被我掘出,另一半还在土里,从那白肉里流出一缕鲜血。我记起小时学的生物课讲过青蛙冬眠的习性,这只可怜的小东西在地下忍耐一冬,好不容易盼到春暖要出土了,却死在我的鍬下!我继续向前挖,又有几只冬眠的青蛙被我的鍬刃切中,有的从肩头削去一块,有的“负轻伤”,但很少安然无恙的。整整一上午我伤了十几只青蛙,心里很不忍,可它们的所在无法测知,也就不能保障它们的安全。晚上回到宿舍,我对组长谈到这件事,组长姓阎,比我小几岁,学地质的,俄文很好,在生活问题上比我高明得多。
  “青蛙!”他听说后吃了一惊,“你带回来没有?”
  我说没有带回来,因为很脏,看着恶心。
  “你真是个书呆子!”阎几乎吼起来,“那可是高级食品啊!”
  这时别的难友听到,走过来问是怎么回事。得知我把十几只肥青蛙白白丢在地里,大家一致附和组长的意见,谴责我的无知。这时我才知道,今天我碰到了谁都没有遇到的好运。我大为后悔,保证今后再遇到这样的好东西决不轻易抛弃。不幸的是次日挖了一天,什么也没有挖到。又过了好几天,难友们和我才挖到一些,大家美美地喝了一锅青蛙汤。
  乱找食品有时是危险的,鲁莽和无知的人往往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农场的田埂和道边有一种野生的爬蔓植物,果实上有刺,俗名蒺藜狗子,里面有几粒黑色种子,味道还可以。有一个难友搜集了许多蒺藜狗子,剥出满满一饭盆黑色的果仁。他烧了些枯枝,把这些果仁炒熟,发出像榛子一样诱人的香味。他很高兴,拿一本小说读起来,边读边吃自己弄来的宝贵的零食,重温了久违的悠闲和舒适。一下午过去,黑色果仁吃光了,却觉得肚子痛,不久竟痛得翻滚起来。次日就因食物中毒死在医院里。
   
    

  我的体重原来是八十四公斤,到1962年竟减到九十市斤,差不多等于原来的一半,完全是皮包骨了。然而我的浮肿没有超过二级,不到三级这个致命的程度,我想这是我的身体素质好的缘故。一次我感冒,到医务所看病,一位年轻的女护士给我做肌肉注射,竟没有把针刺进去。我听到她自言自语:“哎呀!真瘦!”几年来没有见过镜子,这时竟有一位新到组里来的难友把一面镜子挂在寝室门边的墙上。一次我向外走时不提防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不禁吓了一跳——我的眼窝、太阳穴和两腮整整是六个黑洞,我面对的是一具不折不扣的骷髅!我们宿舍门口有两级两寸多厚的台阶,我出进时迈上这个台阶竟感到困难。我担心我的体力照这样衰弱下去,有一天会要追上那些从病房抬出去的人,长眠在这块土地上,那就永远也见不到母亲和女儿,见不到家乡了。何不趁着纪律相对松弛的时机,试着请探亲假呢!我抱着万一之想,向队部提出了这个请求,队部竟出乎意料地批了我一个星期的探亲假。
  这是我四年来第一次单独外出,并且乘火车到北京。我就穿着那套昼夜不脱的衣服——棉袄棉裤、狗皮帽子、棉鞋和不分四指的棉手套。那时粮食控制很严,一般人出门都得带粮票。我吃囚粮,没有这样的粮票,只能带干粮,于是我就到伙房,凭假条领出了一个星期的食品:整整四十二个白薯面加代食品的黑窝头。我把这些塞在背包里上了路。
  乘火车三个小时到了北京。北京,我出生成长的地方,它已经把我当罪犯放逐出去,现在四年以后回来,真是百感交集。我自幼热爱我的故乡,当她遭受日寇践踏时我的心流了血。然而她冤屈了我,弄得除非劳改干部恩准不许踏上她的土地!我从火车走到月台上时觉得这块地方这样熟悉又这样生疏,眼睛里涌出了泪水。
  大街上一片触目惊心的景象。街上行人很少,也没有什么车辆。商店都关着门,没有营业的,到处静得可怕。有一两个店铺的门开了一条缝,外面人们排着长队等着买东西。我一打听,得知这是卖非配给商品的,一般是食品。这叫“高级”商品,比凭票供应的东西贵得多,一斤“高级奶糖”卖五元,是凭票供应价钱的十倍,当然只有富裕的人买得起。“大跃进”本来是要提前实现共产主义的,现在却在冲击计划经济了。
  见我回家,母亲惊喜交集。四年前我突然被扣押,接着是一系列变化,母亲已经在担心永远见不到我了。我的样子大概吓了她一跳,她盯着我看了好久才认出是我,然后落泪了。我的信里什么都不能写,母亲纳闷我是怎样活过来的,现在见到我,要问的事太多,简直不知从何问起。女儿小真和阿姨争着问我生活情况,首先是吃些什么。小真拿一个我带回去的黑窝头放在火上烤,烤出白薯味很高兴。她才十二岁,还不甚懂得愁和苦。母亲看到我的囚粮又流下眼泪,因为它可以帮助她想像我所受的苦。阿姨立刻做了烙饼炖肉给我吃,这是我喜欢吃的家里饭,而且久违了。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顿,真高兴又回到温暖的家。我以为自己理所当然地应该吃那样一顿炖肉烙饼,那是当初的家常便饭,不足为奇的。直到多年以后说起往事,阿姨才告诉我,那一顿饭我吃掉了她们三人半个月的猪肉配给量!
  当时的问题还是大跃进带来的饥荒,不仅食品,几乎所有的日常生活用品,从手纸到火柴,都是凭票供应。每月月初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是最忙的:整个区每一户居民几十种供应票证都要备齐、算清发下去。由于食品特别珍贵,每月的供应买来以后必须保管好,每天做饭,用秤量出当天用量,不能超过,才能接上下月的供应。一不注意用亏了就得去买“高级食品”,如果买不起就得忍着饥饿,熬到当月24号以后才允许用下月粮票,才能吃上饭。市民的食品供应比囚犯好些,但也是不够吃,大家只能半饥半饱地挨日子。人们面色憔悴,精神萎靡,讲话都没有力气。电车和公共汽车走得都很慢,没有风驰电掣的劲头。店员们伴着空荡荡的货架坐在柜台后打盹,偶尔有人来买东西,只需要拿过票证和钱,把规定的东西给他就完了,有时连话都不必说。大跃进已经不常提起,但到处可以看到“跃进”的后果。
  这时的首要问题是我已经变得不成人样,还能不能活下去?母亲要怎样做才能帮助我活下去?母亲坚信我有病,否则一个彪形大汉不会这样快变成一具骷髅。她陪我到积水潭医院去做了检查,医生说我有严重的蛔虫病。我相信他的诊断:我们在地里乱吃,得了蛔虫病是难免的,而我的体力迅速下降,也表明我摄人的那点可怜的营养也没有被充分吸收。医生开了杀虫药,说因我的体力太弱,只能开儿童用的药,但比儿童加大了剂量。服药以后果然有效,次日排出的几乎完全是一团团的蛔虫。这一来排除了暗中掠夺我营养的敌人,加强了我的信心。
  我受难以来第一次有机会告诉母亲我挨饿的问题。这是我受到的最大的威胁,而我给母亲的信里是不能写的。这时母亲明白了我的处境,决定尽全力帮助我。必须买高价食品(所谓“高级”食品),这就需要钱。当时物价上涨,卖东西比较容易。母亲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首饰、家里值钱些的旧衣服、我的手表等只要能变卖的东西,统统卖掉换成我的食品。一个星期假满,我动身回农场时背包里寒着炒面。烙饼、咸肉、奶糖等等,都是高价买来的,值五十元左右,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工人一个多月的工资。我告诉母亲,这批东西够我吃一个月。于是母亲决定一个月以后再筹办一包,由阿姨给我送到农场。
  一个星期的假期过去,我充分地休息,治好了蛔虫病,阿姨给我做的饭菜远远超过她们自己的营养,更不用说比我的囚粮了。被劳教四年以来饥饿的折磨,今天被慈母的温馨治愈了。自此以后每过一个月或四十天阿姨就送一次食品给我,一共送了十几次。直到1963年全国粮食供应好转,我们也开始吃粮食了为止,体力才逐渐恢复。这一年我们被调到北京南郊的团河农场,离家很近,可以常回家了,我的“营养补助”才告终止。
  我能够想像,母亲和阿姨给我送去这么多的食品是很困难的,内心感到歉疚。许多年以后食品危机已经过去,阿姨告诉我,为我送食品给她们带来的困难远远超过我的想像。首先在家庭遭难以后,母亲已经一贫如洗,她告诉我不愁没有钱不过是安慰我。有几次送食品的日子到了,还筹不到买黑市食品的钱,只好把母亲和阿姨的定量供应品给我送来,告诉我是高价买的,怕我知道实情就不肯吃,而母亲和阿姨便忍饥挨饿,煮些菜叶打发日子,为此母亲的双脚都浮肿了。这些话是80年代阿姨对我讲的,那时母亲已经去世,灾难早已过去,但我听后还是止不住热泪盈眶。我带给母亲的困难太大了。母亲自己挨饿省出来的东西,我吃得那样香甜!其实我从探亲回来以后,特别是阿姨送过几次食品以后,身体已经明显好转,应该而且可以把这特殊的营养补助减少一些,或完全停掉。我没有这样做,没有多替母亲想一想,在灾难面前只顾自己。想起来追悔莫及,为这件事我将终生愧对亲爱的母亲。
  张阿姨给我们的帮助远远超出了保姆的服务范围。特别在那不少亲友都“划清界限”的年代,这种情谊更是可贵。阿姨称得起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她还健在,在家乡安度晚年,两家经常来往,像亲戚一样。
  这次我回家,是小真四年来第一次见到父亲。我离婚时孩子才十一个月。她母亲很快又结了婚,离开了北京,而我先参军,后下乡,也没有多照顾她。小真是祖父和祖母养大的,和我并不熟。我被拘禁时小真八岁,在初小上学。学校的教育是把孩子培养得无条件地忠于毛泽东,因此她从小就认为父亲不是好人。下面是60年代初期她和祖母的一次对话:
  “奶奶,爸爸为什么在劳改农场?”
  “他在那里工作。”

2、  “人家说,劳改农场里都是坏人,爸爸是不是坏人?”
  “不是,孩子,你爸爸是好人。”
  “他不是好人,毛主席说他是坏人,毛主席说是坏人就是坏人。”
  “你爸爸是冤枉的。”
  “他不冤枉,毛主席不会冤屈好人的。”
  母亲不想再谈下去,就不再说话。学校的政治教育是不容置疑的,不可能叫孩子相信反面的说法。况且即使女儿相信了奶奶的话,在学校到处说“我爸爸冤枉”,那就要给全家找麻烦。直到70年代后期,政治形势变了,我才能向她解释她不懂的事情。那时她已经二十九岁。
   
    

  60年代初是相对平静的时期。大跃进的锣鼓随着灾荒平息下来,于是十年以来人们第一次过了一段没有政治运动的平安日子。报纸公布毛泽东不再当国家主席,只做党的主席,国家主席由刘少奇担任。报纸时常在首页刊印毛主席、刘主席两张同样大的照片,并且宣传刘少奇的革命事迹。刘少奇不止一次以国家主席身份,对在押的前国民党人员宣布大赦令,这使我们这些政治犯很受鼓舞。有一次干部给我们讲话时说:“战争罪犯手上沾满革命人民的鲜血,比你们的罪惜重,他们都可以大赦,你们的前途错不了。好好改造吧!”
  这年的春末夏初,我们被调到北京南郊的团河农场。劳教人员调动向来是不说明理由的,但我们迁往首都近郊总是好事,并且和近来听到的政治气氛松动的消息是一致的。刘少奇主张宽松政策,他当主席总会有好事。有人甚至传闻右派不久会一律摘掉帽子,官复原职,有的小道消息有凭有据,文件的号数都言之凿凿。当然大家只在下面议论,不敢公开传播;但这时大家的神经不太紧张,干部对我们传些什么也不甚介意。政治气氛在发生变化。
  这是我们劳改以来第一次看到政治前途好转的希望。然而后来我们的希望还是落空了。

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

惨痛的记忆。

还有下文吧?

劳改农场,对于五十年代知识分子是一个惨痛记忆。丛维熙《走向混沌》、张贤亮《习惯死亡》、《土牢情话》、《绿化树》等,都是写右派劳改农场生活的。还有王蒙的。

我认识一位从茶淀农场出来的老先生,多次想采访他,他坚决不肯。他说一点也不想回忆那些生活。

偕隐岂邀名,澹泊实素志。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7-28 1:30:32编辑过]

怎么没有下文了呢,雅萍妹妹?
菩提无树 明镜非台 本无一物 焉沾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