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正轨的中国留学生研究始于20世纪20、30年代，但成果有限；50到70年代，受特殊的政治气候的制约，基本停止；80年代在改革开放尤其是留学大潮的推进下，又重新为学界所关注；90年代则进一步拓展，从研究成果到研究队伍都有长足的进步。近几年，又有所升温，逐步演化为海内外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以国际学术讨论会为例，2000年在纽约召开了“华族留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年在香港召开了“近代中国留学生国际学术研讨会”；2004年9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召开了“中国留学生与哥伦比亚大学的联系国际学术研讨会”；10月则在天津和徐州召开了“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随着这些高水平的研讨会的召开和学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许多专家学者不约而同地在思考一个问题：即如何拓展和深化中国留学生的研究。2003年秋天在徐州召开的“留学生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学术研讨会”上，我曾提出深化留学生研究的三点意见，要点是：深化理性思考、拓宽研究视野、加强史料收集。我也提出从留学生所具有的学贯中西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出发，特别应该加强从文化的层面去探讨留学生，应该以“留学生文化”这样一个总体框架和思想指导，去全方位地再现中国留学生的风姿和特色。但是，文化的涵盖面广阔而又宽泛，具体操作起来难度很大，所谓的“留学生文化”更难有一个清晰而规范的界定。本着由易而难的研究习惯，我觉得不妨以学术文化为切入点，结合大批留学生投身学术领域的现实，将留学生放在中国学术文化走向现代的进程中，扩大留学生的研究视野，提升中国留学生研究的文化内涵。
中国学术文化的现代进程几乎和中国留学生的发展同步。清末民初中国传统学术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并开始在融合西方文化中再生，留学生恰在此时应运而生；五四前后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奠基时期，留学欧美、日本的学子络绎不绝，并在中国学术界崭露头角；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现代学术进入了确立期，这时的中国留学生则逐步成为知识界的核心和主角；进入改革开放的80年代之后，中国学术步入了与国际接轨的快车道，而留学大潮则方兴未艾，归国的留学生异常活跃。在中国学术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那些顶尖级的学术大家，基本都是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中国现代学科的创建，如现代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地理、建筑、桥梁、矿冶、水利、工程等，多由归国留学生一手创办；即使是现代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文学艺术、法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伦理学、逻辑学等，其拓荒者也多为中国留学生。百年以来，有影响的学术团体、学会、学术期刊、重要的学术会议和基金会、学术评奖等，留学生皆是中坚。留学生始终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弄潮儿”。实事求是地讲，只有理清楚了中国留学生的发展轨迹，才能真正弄明白中国学术现代化的历程；同样，只有在深入研究中国学术的现代走向的基础上，才能准确而全面地把握中国留学生的历史文化风貌。留学生是探讨中国现代学术史的一把钥匙；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则是考察中国留学生历史不可或缺的一个平台。而以往的留学生研究，对这方面注意较少，可以讲是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在我们将中国留学史的研究向纵深推进的时候，应该高度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具体来讲，可否在如下四方面用力：
一是梳理清楚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学科群发展的关系。中国留学生归国后，多数都进入了大学，他们是中国大学的主要师资来源，也是早期中国大学第一代教授。最早的课程设置、教学计划、实验室、图书资料室等都由他们开创。以南开大学为例，数学系是留美博士姜立夫，化学系是留美博士邱宗岳和杨石先，物理系亦是留美博士饶毓泰，历史系则是留美博士蒋廷黻。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都是这种情况。留学生创建中国现代学科，既是其才华的有力体现，也具体展示了他们留学期间所学到的知识、技能和方法，他们的知识结构、文化追求、社会理念，包括价值观、社会观、文化观乃至伦理道德观等都会在学科创建中体现出来。中国现代学科群的创建过程，大体是中国留学生文化的展示过程。如果将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学科创建的关系理清楚了，不仅中国留学生的研究会跃上一个新台阶，而且对近现代教育史、科技史、思想史、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是强有力的推进。
二是注意考察留学生所创立的现代学术文化机制。特定的学术文化是在特定的学术文化机制中运转和向前发展的，留学生在移植和建造中国现代学术体系时，顺理成章地构筑了一套具有现代意义的新机制。探讨这种机制的内涵、特点及其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是解析留学生思想文化倾向和融合中西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归国留学生仿效欧美创立的各种学会，包括全国性的数学学会、物理学会、地理学会、哲学学会、社会学会等，不仅对组织学术队伍，推动学术研究意义重大，而且内部的组织方式也颇具民主色彩和现代意义。其他如形式多样的社团、成效显著的杂志、名目不等的基金会、教授治校、学科带头人制度、院士制度、学术评价体系、学术奖励制度等，都从不同的角度推动了现代学术的发展。这究竟体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现代学术机制，又和留学生的留学经历有怎样的内在联系，具体反映了留学生什么样的社会文化追求等等，都值得具体而细致的研究。这样的留学史研究，无疑增强了许多社会文化的内涵。
三是在学理的探讨中解析留学生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学术的发展总是离不开理论的升华和方法的创新。西方学术理论和方法的引进，在中国现代学术的构建中具有关键意义。留学生则是翻译、介绍、重新改进西方理论和方法的主要力量。就学术文化来讲，既有普遍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也有各个学科、学派的具体研究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同时还有结合中国学术文化传统的再创造。留学生在这方面用力最勤，涉猎的范围也极广，既富有哲学高度的总体表述，又有大量的具体学术理论与方法的探研。现存的留学生所办的学术期刊、留学生的个人文集、日记、书信、讲义以及众多的论文、专著等，有极其丰富的学术思想和学理见解，如果对其进行分门别类的解读，不仅会深化对留学生文化特色的认识，而且可以从更深的层面考察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以及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复杂过程，还会对各个学科的学理探讨有更多的帮助。其中，既应倡导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更应作分类、分人、分层的个案与群体研究。
四是考察留学生的知识结构。自从近代留学生出世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质的变化。而对于知识分子而言，知识结构的变化即意味着文化走向的变化和社会政治向往的变化，也就是思想行为的变化。有什么样的知识结构就会有什么样的学术产品，就会衍生出什么样的文化产品。而近代中国知识结构的嬗变，归根结底是西方文化的涌入。为西方文化植根中国并开花结果的重要媒介就是中国留学生，尤其是从事现代学术文化重建的留学精英。从文化构造的一般形态来看，学术文化处于核心位置。如果将现代学术界归国留学生精英分子的文化结构考察清楚了，近代中国学界知识结构嬗变的基本倾向和特点也就大体可以理出个头绪来了。不过，从一般推理上去解构留学生的知识结构相对容易，具体操作起来就困难多多。这中间既需要个体的解剖，也需要群体的分析，还有不同国别不同时期留学生的比较研究。注重研究留学生留学期间知识摄入的渠道、方法和内容是必要的，同时还要探讨其归国后知识释放的基调、渠道和方法。将留学生吸纳外来文化和归国后的文化传播结合起来考察，可能会更接近留学生知识构成的本来面目。总之，当学术文化界的留学生研究真正有突破性的进展之后，中国留学生的研究乃至近百年思想文化以及中西文化关系的研究就会有一个显著的进步。 《新华文摘》2005年第22期 | 
发表于 2006-7-31 0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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