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永遠的痛楚 ──追憶文革中兒童所承載的歷史細節 ⊙ 王俊生
1967年的冬天充滿陰霾，無論南方北方，到處都被濃重得化解不開的冬雲籠\罩著，正是在這樣陰冷而奇寒的自然環境下，1949年後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事件──「文化大革命」開始爆發了。 關於對這段黑暗歷史的回憶與分析已經浩如煙海，其中許多人都在努力尋找與界定文革的起因與影響，試圖從政治和歷史的角度分析文革的現象。然而其中的大多數文章都來自於成人的視角，而且幾乎所有的分析內容也多與成人有關。同時，對於文革中所發生的暴力行為（當然也包括與兒童有關），多數文章又僅側重於對其的揭露和表達由此而產生的義憤，而卻很少有人去探討暴力的本源：為甚麼當時的兒童如此殘忍和無情？難道僅僅由於他們的無知而受了某些人的指使和利用？顯然不是，因為無論在何種歷史條件下，一個幾歲的兒童，以一種成人般政治狂熱的心態去摧殘自己的老師、同學，甚至是父母，僅僅用「政治誤導」來作為動機和原由實在是過於單一和膚淺\。 如我們所知，細節裏常常有最準確最深刻的歷史記憶，它不但能體現一個人的精神狀態，而且也能體現一個民族的心理奧秘，尤其是背後的文化等支撐因素，因此記憶細節也是記憶歷史的最好方式之一，這一點對於文革中的歷史來講更是如此。因為文革遠還沒有成為我們無法想起的歷史，反而是我們今天許多仍然健在的人的一種切身經驗與體驗，是我們曾經由自己的荒誕與愚蠢所造出並又由我們自己所承受並消化的現實苦難，同時這種苦難也會深深地烙在我們的神經上，時時徘徊在我們恐懼的記憶裏。從人性上說，每個人都希望擺脫記憶中的苦難與恐懼，但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遺忘決不是通向擺脫的門徑。事實上，為了從真正意義上擺脫這種痛苦，就更需要我們仔細反思我們曾經經歷的痛苦，反思我們曾經的愚蠢與荒誕，尤其是要思考這種愚蠢與荒誕背後的支撐因素，同時要用真誠\的懺悔清算我們的過失，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避免同樣荒誕與愚蠢的歷史不再發生。從這種意義上講，對待歷史，我們正確的方式應該是記憶，而不是遺忘。正是出於這種考量，筆者願意重新把那痛苦的記憶敲醒，同時轉述文革中的兒童、現在的清醒者所提供的細節，並在此基礎上做出一些理解與思考。 一 感覺非常熱鬧 1966年，我上小學三年級，文革爆發了。那時候真覺得好玩，今天開這個大會，紅旗、標語、傳單；明天開那個大會，傳單、標語、紅旗，還有串聯的紅衛兵在街上圍上一圈演節目。最讓人開心的是看牛鬼蛇神遊街了，高帽子一戴，大牌子一掛，小銅鑼一提，走兩步，敲一下，嘴裏還要報著自己的「頭銜」和「罪名」。還有開批鬥會，走資派站高板凳，造反派搞「噴氣式」，這些都讓九歲的我感到新奇和有趣，同時也因為停課鬧革命，我可以不用每天去學校規規矩矩念書而感到從未有過的解放。六六年在這熱熱鬧鬧中過去了，六七年又開始武鬥了。常常和小夥伴們遠遠爬在樹上或房上，欣賞著武鬥雙方拳腳、棍棒相加的精采場面，以致於常常誤了吃飯，讓我媽扯著嗓子在門口喊我。（引文見杜林懷《文革中的「六一」節》） 不再需要對這種類似的文革細節做更多的追憶，也無論以前的人們對文革中的奇談怪事做出何種解釋，我們在分析文革帶給文童的記憶時，首先都不能忽視他們的天性。他們因為年齡小，所以活潑、好奇、好動、好玩，這也是孩子與大人之間的一個最明顯的外在區別。文革中由於許多機關單位和學校停止工作和學習，他們經常舉著橫幅，喊著震耳的口號聲，並揮舞著紅旗去上街遊行，場面的確十分熱鬧壯觀，這一點無疑迎合了孩子希望看熱鬧的心理。同時，對於城市中的孩子來說，按照當時的指示，不但要學文，還要在每年的農忙季節下鄉參加農業勞動，農村中一馬平川的田野，田野裏各種各樣的小動物等都令他們興奮不已。 這正如我們常在電視上所看到的中東一些國家的兒童軍那樣，他們從動作上看，或者象一個身經百戰的「老軍人」抱著衝鋒槍向對方射擊，或者身綁炸藥義無反顧的與敵人同歸於盡，這個時候你很難觀察到兒童應該具備的稚嫩，甚至很難說他們是兒童，這種情況下，我們最容易忽視他們在戰爭之外有關天性的一些東西。但是另一個方面，據統計表明，就是在兒童軍最多的中東地區，每年玩具的消費總額達到12億美元，他們每個孩子每年在玩具及遊戲機上的花費是263美元，這是歐洲兒童花費的兩倍。 因此，面對文革中發生這麼多希奇古怪的事情，而且這麼多稀奇古怪的事情往往又是全民族、全社會、全國家在狂熱氛圍支配下並給予了狂熱的支持而發生的，這種氛圍正好符合並迎合了兒童的天性，因此他們好奇、他們熱鬧、他們興奮。可以說，這是文革首先給當時的兒童所留下的最深刻、最直接的記憶。 二 階級分明 個人崇拜 一些平時看來很和藹的街坊老大媽被掛上了沉重的鐵牌去掃地，鐵牌上面用白色塗料寫著一貫害人道壇主或逃亡地主婆之類的醒目大字。鄰居周醫生掛的牌是「國民黨殘渣餘孽」，李工程師掛的牌是「反動權威」。平時在一起玩的孩子們，也不像以前那樣自然地說笑了。哭聲、歇斯底里的罵聲不時從鄰家的窗戶裏飛出來。在附近上中學的菊香，一天從學校回來大義凜然地造母親的反，只聽她在街上叫道：「不要臉，不要臉，二嫁，二嫁。」……而她正是鄭媽媽第二個丈夫的孩子。…… 我所在的工人新村小學是以工人子弟為主，而在我們班裏，並沒有甚麼地富或資本家的後代，像我這樣的舊職員的子女便成了鳳毛麟角，再加上文革前做過兩年的班主席，儼然成了劉少奇在班裏的代理人，變成眾人發難的物件。（以上引文見《辛潔文革中的童年往事》） 那時年少，幼小的心靈裏，還牢牢的記著老師所教給的，毛主席是我們的大救星。（以上引文見達到《我在文革中》） 我們知道，在那個時候，「時刻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是從小就被灌輸在兒童頭腦中的一個概念。起先的這個概念還是泛泛而談，後來的口號就比較具體了，「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再後來就成了「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甚麼事都要和階級鬥爭聯繫在一起。從當時出現的有關階級鬥爭的口號「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敵人反對的，我們擁護；敵人擁護的，我們反對」等，我們可以看出階級鬥爭在當時的普遍性。在這樣一個階級分明與政治鬥爭為主的年代裏，國家、社會內部的任何群體，以及他們所做的任何事情都無法逃脫這樣的烙印──很自然的用階級敵友的標準來區分彼此，而且這種區別又隨著在學習生活中的刻意化進一步得到強化。很和藹的街坊老大媽、白衣天使周醫生、以及李工程師都因為自己的職業被劃為敵對階級。就是在班級裏，小小的兒童也因為自己的出身僅僅比別人好點，就被其他兒童稱為「資產階級走資派劉少奇的代理人」。 這種情況就是在今天也可以看到。例如，在朝鮮，由於其領導人主張人民要樹立高度的階級鬥爭觀念，並通過階級鬥爭徹底消除敵人。在這樣一個氛圍內，孩子們也很自然的以這種思維去觀察世界。如，去年鳳凰諮詢台播放了有關美國記者在朝鮮採訪一些小學生的一部記錄片，到採訪臨近結束的時候，這位元美國記者讓其中一個小學生代表對著攝像頭向美國總統布希說最後一句話，這個孩子毫不猶豫的對著鏡頭說，「我們奉勸資產階級的美國不要再殘殺南朝鮮兒童了！」。可以看出，在孩子們的觀念裏，對對方的界定首先是資產階級，其次才是具體國家美國，最後很自然的得出他們是殘殺同胞的敵人，這一似曾相識的強烈的階級意識觀又一次讓我無語。這些記憶可以說深刻地影響了至少一代人的思維，理解了這個，就很容易理解為甚麼到今天我們中的某些人為甚麼仍然非常習慣於把很小的一件事情上綱上線。 同時，在那個年代，大搞個人崇拜，以至於小小的年齡就認為自己的一切不是自己、也不是人民群眾奮鬥的結果，而是某個大救星所賜予的。這其中暗含的深意自然就是如果沒有這個救星，自己就得不到解救，從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這種唯心主義的觀點就是後來在中國愈加嚴重的個人崇拜的深層次因素之一。就是到今天，這種記憶也不同程度地深刻影響著許多人的思維，例如我們常說的「第幾代領導人」，以「代」作為區分不同時期領導人的標準本身就是一種和政治學中民主的本意相違背的提法。再比如，去年在巴勒斯坦總統阿拉法特去世時，中央電視台一個非常著名的主持人竟然充滿憂慮的發出「阿拉法特去世後，巴勒斯坦人們是否還能建國」的荒誕言論。事實上不僅是這位主持人，只要翻翻報刊，當時許多國內一流的國際問題專家在分析阿拉法特去世後的中東局勢時，都不由自主的發出了這樣的擔心。但事實呢，中東和平進程並沒有因為一個人的去世而中斷，而是在巴勒斯坦新任領導人阿巴斯的領導下照樣向前發展。 三 栽贓欺騙，是非不分 後來，這種栽贓的故事越來越多，幾乎成了家常便飯。一次去鄉下勞動，老師要求同學們不要偷吃生蠶豆，那是生產隊的財產。當幾個偷吃蠶豆的男生給老師抓住後，他們非說是看見我偷吃以後他們才吃的。無論我如何流著眼淚向老師申辯，她都不理，還一本正經的樣子：「這麼多的人都說你偷吃了，你還狡辯甚麼？明天拿兩角錢交到學校，算罰款。」明顯地討好這些工人子弟。（以上引文見《辛潔文革中的童年往事》） 這天，我們市委宿舍大院的院牆上，出現了一條反動標語。寫著「打倒毛主席」五個宇。…… 這時，爸爸對立面那派插手了這件事，當然，他們的目標很明確，是想搞爸爸。當時我八歲……「他們把我弄去，開始是拿糖哄我承認。」（以上引文見達到《文革中一個八歲的死刑陪綁者》） 在那樣一個全民政治狂熱的年代裏，一切都服務於政治與政治鬥爭。如果你不能在政治上打倒對方，對方就可能把你打倒，並毀掉你的一切，甚至包括生命。明白了這個，也就明白了上文中的老師為甚麼要欺騙孩子，因為他要要想保全自己不被批鬥、打倒，就必須討好工人子弟。為了討好工人子弟，就只有做出有背師道尊嚴的事情；第二個例子，兩派成人之間為了在政治鬥爭中打倒對方，竟然利用天真無邪的孩子。更為荒誕的是，他們利用的正是兒童們最優秀的品質──天真、誠\實。試想，你打擊別人，利用的正是別人的優點來欺騙別人，多麼殘忍！從這個層次上說，無論老師還是兒童都是那個荒誕時代的無辜者，都是犧牲品。 今天看來，文革中所出現的栽贓欺騙與是非不分的情況也與整個國家和社會大的氛圍有關。在文革那樣比較保守的時代裏，人們所獲取的外部真實資訊非常少。我們常常聽到的是資產階級國家的人們正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我們要去解救他們等等。再如，我們當時常常看到的一些其他口號，如「超英趕美」、「畝產十三萬斤」等明顯是滿口虛言、自欺欺人，但是這種或許大家都清楚是騙人的口號，但在當時大家竟然都相信。這種從上至下的集體欺騙，導致了人們一種在精神上空虛的狂熱。這種例子再比如朝鮮，近幾年該國一直在鬧饑荒，但到底有沒有餓死人，餓死了多少人，在那種體制下，我估計是不可能有基本統計的，準確更談不上。今天，我們可以肯定朝鮮正在發生饑荒，並餓死了很多人這樣的確切消息。但是，由於其國家宣傳認為其他國家的人們正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再加上其政府多次指責國內出現的所有困難完全是帝國主義和反對朝鮮社會主義事業的人給朝鮮抹黑製造的，那麼朝鮮人們就無法知道自己正處於一個集體欺騙之中，這種欺騙的鏈條也逐漸會從國家到社會，集體到個人逐漸蔓延與延伸。因此，在筆者在和朝鮮留學生交談時，當聽到他們竭盡全力拒絕承認真相時，我真的懷疑他們是真的不知道真相，還是如文革中的中國人一樣陷入了一種集體的欺騙之中。 四 師道尊嚴被拋棄 毛澤東和毛遠新（毛澤東的遠房侄子）關於教育革命的談話（其實就是類似教師上課時，學生可以打磕睡；作業完不成，抄一遍別人的也不錯；學生不要作分數的奴隸這一類的很平常的談話），師道尊嚴被徹底地拋棄了…… 一次老師管了在上課時悄悄吸煙的同學，第二堂課男同學們就幾乎人人在上課時悄悄點上一支絨紙撚，教室裏到處冒煙，老師到處查，卻沒一個吸煙的，氣得老師從此啥也懶得管了，教室裏最亂時，竟然是老師在上面講課，下面的同學卻在滿教室裏滾鐵環玩。（以上引文見達到《我在文革中》） 不久文革開始了，學校裏亂成一團，一夜之間美麗的校園給大字報覆蓋住。樓道裏，走廊上，任何可以張貼的地方都貼滿了高年級同學攻擊和揭發老師的大字報，學生們借此機會發洩種種平時對老師的不滿。…… 大字報裏充斥著對老師的嘲諷，對老師直呼大名或綽號，如教體育的丁正洋老師，改為丁大洋，教歷史的馬老師叫胖馬，教體育的田老師則稱田小頭……。（以上引文見《辛潔文革中的童年往事》） 中國是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與禮儀之邦，春秋典籍《論語》中便著力宣揚了尊師重教，後代儒生仕子們一直以之為榮，可為甚麼文革一爆發，老師對這些兒童的態度與文革前有了截然不同的轉變，甚至象陌生人一樣？為甚麼這麼聽話、尊重老師的兒童，一旦到了文革爆發就那麼肆無忌憚的給老師戴上高高的帽子，讓老師站在高高的台子上，用盡人間所有能挖苦諷刺的語言去污蔑，甚至武鬥？事實上，原因就在於那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年代，特殊之處就在於他不關注道德與倫理，而只在乎鬥爭與結果。如上面的那個老師之所以在文革前後對學生的態度發生了截然轉變，用作者自己的話就是說，「想來想去大慨有兩種可能：一是怕班裏太風平浪靜，學生們可能會去注意到她的言行和家庭，因此班裏必須存在著一個能吸引大家注意力的物件。二是承受不了社會對她的丈夫的不公待遇，怨氣無法排遣，只好發洩到無辜的我身上。」這就非常清楚了，無論一個十歲上下的孩子多麼讓老師不滿，但怎麼也不至於讓老師屢屢從這麼樣一個兒童的痛苦中獲得快感，因此如果不是作者分析的這樣，我們永遠也不能找到讓自己滿意的答案。 此外，這個也可能與現實生活中教師長期對兒童天性的壓制，甚至摧殘與關，如無邪的天真被視為無知，廣泛的興趣被視為問題，正常的活動被視為好動，執著的追求被視為愚頑等等。其實這些都是兒童的天性，是他們不斷成長的基礎。長期以來，老師和學生之間是不平等的，他們總是依靠「征服」或「圍剿」學生的心靈求得教育兒童的暢通無阻，而不是「蹲下來」用兒童的思維與兒童的眼光平等地去與兒童對話。心理學的常識告訴我們，一個人（包括兒童在內）如果早期他曾經受過不公平的對待，那麼他內心就極易產生病態的報復心理，是否報復以及如何報復，就要看有沒有報復的機會，以及這種機會的深刻內涵是甚麼。因此，這些心靈長期被老師「征服」與「圍剿」的兒童，一旦碰到文革這樣一個讓他們自由宣洩自己感情的機會，他們會毫不猶豫地把它發揮到淋漓盡致。從這個角度，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甚麼文革中師道尊嚴為甚麼被徹底地拋棄了。 五 不僅文攻，也要武鬥 爺爺被十幾隻年輕粗壯的手臂死死按在他坐的那張術椅上，拳頭、皮帶雨點般灑落在他早已佝僂的頭頸和背上。實際上，兒童組成的紅衛兵們完全不必費那麼大的力氣去按住爺爺，爺爺根本沒有打算再作任何反抗，他在爆發的瞬間已經用完了自己全部的力氣。 「停！」……他擔心這個老傢伙就這麼一通亂揍給打死了，那可實在太便宜了他，而且於他們自己也不夠過癮。（以上引文見《爺爺在文革中》） 這樣的暴力活動，以及類似的暴力活動太多了，以至於人們對此甚至有些麻木。而對於文革中發生的暴力行為，多數文章又僅僅側重於對其進行揭露和表達由此而產生的義憤。卻很少有人去探討暴力的本源：為甚麼當時的兒童如此的好鬥與無知？為甚麼那麼殘忍和無情？ 如上所述，傳統的學校教育，老師與學生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老師是主導。而在家庭中，父母也是主導，他們之間的地位也不平等，因此，我們常常可以看到，因為兒童犯了點錯誤，老師或家長就把學生批評的低頭不語，死氣沉沉，多麼象員警審問罪犯！這樣其實就使得中國少年的內心深處產生了極大的恐怖和狂躁。只要遇到機會，就會徹底的爆發。今天看來，文革也許給他們提供了盡情狂熱發洩這種情緒和心理的最佳條件。沒有管制，沒有權威與道德，只要你內心不滿，就可以任意的宣洩。因此，面對這麼好的機會，文攻顯然已經不能滿足他們的宣洩了，他們必須要武鬥。 入圍2001年第五十一屆柏林影展競賽的中國電影《十七歲的單車》後面部分的情節盡情渲染了這種「武鬥病態」。可以看到，那位城市同學首先幾乎是無法停頓地，歇斯底里的摧毀那輛農村青年心愛的自行車。他使勁踢摔，表情麻木，一下，兩下，三下……車子已經徹底踢壞了，但他仍是無法停下，更加用力、充滿仇恨、並瘋狂而病態的用盡全力企圖更為徹底的破壞這輛自行車。可以看出，無論他如何實施自己的暴力仍然無法解除心中的憤怒和仇恨。於是開始對男主角進行更加殘忍的毆打，從他的殘忍上你會懷疑他們打的是不是同類！他已經毫無反抗的能力，但是對他兇惡的施暴卻沒有半點猶豫。面對鮮血淋瀝頭顱，明顯傷殘的肌膚，面部痛苦的表情，和撕裂的呻吟，施暴者從容不迫，毫無人性地繼續摧殘。從打手的眼神裏，動作上，你無法把他想像成為自己的同類，而是更類似於一群猴子在圍著正在烤著他同類的屍體前，異常麻木並歡呼雀躍地等待著食用即將烤熟的肉。 六 一切政治運\動化 下面介紹工農兵常用的幾種修辭方法。例如： 1 敬愛的毛主席，我們的紅太陽。 2 舵手來了！救星來了！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到安源來了！ 工農兵歌頌偉大領袖毛主席是心中的紅太陽，是大海航行的舵手，象這種寫法叫比喻。 3 敬愛的毛主席！您的革命路線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入人心，你的思想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深紮根，人的精神面貌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煥發，無產階級專政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鞏固，工農業生產從來沒有象今天這麼熱氣騰騰。 （以上引文見：1969年7月重慶市革命委員會中學教材選編組：重慶市中學試用課本《語文》（一年級用）第一單元摘選） 這方面的例子其實在文革中最多。中國人熱愛政治運\動，甚至政治狂熱是有歷史來源的，古人就告知我們要「學而優則仕」。當代最明顯的表現就是文革年代。當時社會、國家的一切都被狂熱的政治鬥爭所包圍，這個可能也是文革中的兒童最深刻、最直接的記憶之一。這一點從當時、乃至今天仍然存在的許多政治宣傳口號上，也可以看出來，如「槍桿子裏出政權」、「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等。正是由於這種狂熱的政治鬥爭，卻給這個時期的兒童帶來了很大的傷害。一方面，由於在文革中他們的父母絕大部分都不同程度地捲入那無休無止的政治運\動，而那個年代號召「大公無私」，誰要貪戀小家庭，就會被視做不要求進步之類，因此這些兒童並沒有得到父母精心的呵護，有的甚至如上所述，成為成人間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另一方面，有的父母由於在政治鬥爭中受到了委屈，回頭就把仇恨轉嫁給他們的孩子。因此，這個時期的兒童由於文革在心靈上都不同程度上受到傷害。從這一點上，也可以看出來，在一定條件下搞類似的「抗日救亡運\動、三反五反運\動」等政治運\動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政府與社會應充分依靠和利用國家機器來實現，將所有任務納入法制的軌道，而不必再採取類似文革容易給黨和國家都造成嚴重損失，並引起社會巨大震動的政治運\動。 中國人熱中「政治掛帥」的天性就是在目前的台灣地區也可以看到。在去年台灣地區「三合一」縣市長選舉中，一共有二十三個縣市長候選人，選舉拉票造勢時前後有十六個當眾哭了，下跪的也多達五個，這次選舉的熱情與激烈就是其典型表現。 可喜的是，筆者常常能看到當代中國的許多兒童，當他們看到有關朝鮮的記錄片中的兒童所表現的過早的政治成熟時候，他們都是無奈的、不可思議的轉過臉去，默然走開。就這麼一點，我可以肯定，他們的成長，屬於健康的一類。 七 懷疑與希望求知 父親被造反派關進了牛棚（注：文革中群眾私設的監獄），我們家的生活徹底變了樣，從一個注重教養和學識的家庭、受人敬重的家庭，變成了處處受盡岐視欺凌，被社會唾棄的一家人，…… 那時我想不通為甚麼，自己那慈祥溫和，勤勞正直的父親，怎麼可能竟是這個社會的敵人，想不通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為甚麼不需要象自己父親這樣的好人，這究竟是為甚麼？那個頑皮活潑、愛笑愛鬧的小男孩從此消失了，變成了沉默寡言、再也沒有笑容的一個人。（以上引文見達到《我在文革中》） 我的家鄉在連雲港贛榆縣城南鄉，…… 我清楚地記得學校開設的課程有：語文、數學、英語、理工、化工、農知、體育、學勞等課程。在艱苦的學習生活中，每個學生都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每個人的眼神裏都寫滿了「求知」二字。（以上引文見 新浦 董興平《文革中的戴帽中學》） 兒童時期應該一個快樂、幸福、且無憂無慮的時期，但是這些孩子由於身處這樣一個政治鬥爭異常激烈的年代，就過早的告別了童年。但是由於他們的天性使然，起初面臨這麼一個狂熱、熱鬧，充滿新奇的年代，他們感覺興奮與好玩。但是，隨著殘忍事件的增多與升級，他們就開始體驗他們所不應該體驗的酸楚與殘忍。這樣，他們就開始逐漸對人生的前途充滿了困惑與迷茫，甚至對國家、對政府、對周圍的一切都開始懷疑。事實上，翻開沉重的歷史記憶，這個方面的表現尤其明顯。 同時，翻開沉重的歷史可以可以看出，在那樣的一個年代裏，一方面由於人們把大量的時間與精力用到了鬥爭與好奇上，另一方面，政府高層也把教育放到一個可有可無的地位上，因此他們用到學校學習上的時間異常少。但是，人類求知的本能欲望又促使他們去尋找一切可以尋找的機會去學習，去求知。事實上，時至今日，當問起經歷過文革中的人甚麼時期讀書最多時，他們會告訴你不是你所料想的「大學」、「研究生」、「博士生」或「目前任教」階段，而是「文革」時期，因為「文革」使得他們失學，也從而使得他們恐懼與空虛，因此為了抑制內心的恐懼與空虛，他們就竭力使自己沉醉（麻醉）於書的世界以忘記令人難堪的現實。 經歷文革的這些兒童，如今年齡大致在五十歲左右，他們中的許多人目前都正在中國各個部門、行業中起到中堅作用。童年本來應是是人生中最無憂無慮，天真爛漫的的黃金時代，但他們卻是在充滿歧視，謊言，誣陷，屈辱，惶恐，趨炎附勢，以強凌弱，愚昧中掙扎著過來的。對於他們來說，想起這段不堪回首的經歷，心裏就充滿了惆悵以及無比的失落與酸楚，這一段悲慘的遭遇在記憶中是那樣清晰，歷久不褪。是的，他們也不應該輕易忘記這一段荒誕而野蠻的歷史，因為這樣的歷史教訓是不應該被遺忘的！ 時光飛快的流逝，眨眼之間中國有案可查的文明史已經過去了幾千年。在這幾千年的文明史中，我們究竟犯下了多少類似文革的過錯，以及我們究竟掩蓋了他們其中的多少，在最有史料癖的中國已經無法得出確切答案了。事實上許多時候，我們也不想去追究，反而是拼命地去掩蓋和遺忘，結果歷史往往在這個方面表露去他驚人的相似，常常使這些苦難重演！我們早已習慣了這樣的記憶歷史方式：只懷念項羽的意氣千丈寧死不屈，而不去想他活埋二十萬俘虜時的殘忍；只知道長城非常偉岸豪邁，並一再用它來支撐自己的虛弱與萎頓，而不去思考這種構想本身的殘酷和每塊石頭下無數慘受折磨的骨頭；只讚歎紫禁城內的金碧輝煌，而不譴責宮廷中曾經的陰暗、糜爛和權力的殘暴、惡毒、罪孽；只一再稱讚農民起義的道義和復仇的快感，而根本不去記載他們給歷史一再帶來的毀滅性的破壞。我們既然養成了這樣的記憶方式，當然就可以在自己的內心虛構出一部光輝燦爛的歷史。至於歷史的真實，尤其是歷史中的細節，那對我們來說的確是一筆糊塗賬。 事實上，一部漫長的中國歷史，它的真實性就沉澱在歷史的記憶中，尤其是這些記憶中的歷史細節中。對於現代的我們，文革中這些愚蠢與荒誕的的歷史記憶難道仍不足以喚醒我們的記憶嗎？在我們有限的神經上，要使這樣的荒誕與愚蠢重複發生多少次，要使我們以及我們的子孫後代遭受到多少次磨難與屈辱，才能終將它浮到良知的水面上？在此種意義上，本文再次展示文革中兒童那種無法承載的歷史記憶，並給予一些謹慎的審視，其初衷正是為了避免這些類似不幸的發生，而並非為了再次掀開我們傷痛的疤痕！ 王俊生 1980年生，男，河南沈丘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專業05級在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國內問題與國際政治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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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五十二期 2006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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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8-5 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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