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老人王盛荣专访 记者 高伐林 在中共党史上，有一批人曾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发源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说法，在中共早期历史上曾经相当流行，四十年代以后慢慢被人淡忘，却在“文革”初期因康生断言“‘二十八个半’没有一个好人！”将之妖魔化，而重新引起人们注意，人们才知道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陈昌浩这些党史上的“错误路线代表人物”原来都在其列，“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中的杨尚昆也是其中一员。这个称谓就跟六十年代兴起的“裴多菲俱乐部”“资产阶级司令部”等词汇一样，成了“阴谋帮派”的代名词。以康生当时的权势气焰，这句话仿佛盖棺论定，凡在大陆、还在世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都遭到审查批斗，有的甚至被关押，被迫害至死。 岁月流逝，人事代谢，七十年过去，“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陆续作古。其中最年轻而只能屈居“半个”的徐一新，也已经去世，杨尚昆也于1998年寿终正寝。有党史研究者撰文说：“二十八个半”已经无人在世。但记者因为意外的机缘，却查访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还有一人仍然健在。 他就是王盛荣，今年99岁，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号称“百岁”。王盛荣是74年前中共第一届军委唯一一位现在还在世的委员。这一届军委15名委员中，出了六名后来的共和国元帅。而无数历史风云人物像胡耀邦、李先念、杨尚昆、甚至聂元梓，在王盛荣的传奇人生中打下印记。 可能连经历过中共六大、七大的王盛荣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经过历次的磨难以及最后的平反之后，他居然看到了中共举行十二大、十三大……一直看到了十六大！领导人换了一茬又一茬，眼下竟是孙子辈的人在执政掌权了。 **病房中的老红军
王盛荣这个名字，记者在“文革”中就曾听到过、看到过──听到，是在“打倒”的口号声中，看到，是名字上打着黑叉。知道他虽然是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但是在中共历次路线斗争中都“站在反对毛主席那一边”。“文革”中他被打成武汉“反革命组织”“北、决、扬”的“黑后台”，投进监狱。被关押的头三年，他被押解到全湖北省70多个县市，挂着铁牌子，强行反扭双手、弯腰低头（俗称“坐飞机”）接受群众批斗，批斗场次多达190余场，仅在武钢就斗了15场。他是一个残疾人，在战争年代失去一条腿，他的假腿、双拐支撑不住躯体，多次倒在台上……多维记者可绝没有想到，经历过这么多摧残磨难，他居然顽强地活到了今天！ 2005年初冬的一天，经过朋友介绍，获得王盛荣女儿的信任，记者坐着她开的车，前往位于武汉东湖之滨的一家医院，去探访已经住院23年的王盛荣老人。一路上她告诉我，父亲从1967年坐牢，1978年才平反出狱，尽管高龄，头脑一直非常清楚，接待过不少来采访调查党史的人士，只是在最近思维才有点不很清晰了。 医院毗邻万顷碧波，在中国特大都市的一隅，这一带勉强算得上相对幽静。医院大楼的这一翼病房，都是长住疗养的老人，多半自己雇人照顾，虽然医院设有专门为病员服务的营养食堂，但病房的空气中仍然洋溢着烧饭炒菜的喧闹。几乎每扇病房的门都敞开着，家属亲友探望，进进出出，却几乎看不到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我们一路排闼直入，无人把关询问。 对于老人，或许这浓郁的人间烟火气，倒比寂静无声更为他所需要。王盛荣老人正坐在病房正中轮椅上休息，见到我们进来，显得格外惊喜。听他女儿说我来自美国，他“哦，哦”几声，投向我的眼神更带了几分好奇。
老人独住一个带卫生间的单间，还有一个兼作厨房的阳台。房间不算多么宽敞，就像日常家居住房，电视、茶几、沙发一应俱全，对于日常需求十分简单的老人，足以让他安享晚年。只是屋角多了吊瓶架和氧气瓶，提醒我们，这里毕竟是时刻准备应对意外、提防死神的医院。 我们是突然闯来的不速之客，老人并未着意修饰，但面容乾乾净净，衣着整整齐齐，他不拒绝我给他照相，抓拍、摆拍，都非常配合。与所有年迈者一样，他的身躯已很瘦小，左腿从大腿根部起就没有了；但是目光炯炯有神，喜怒哀乐的表情相当丰富，一口地道的武汉乡音，口齿相当清楚，很愿意跟我们多聊聊，问长问短。他问：你从美国来，那边中国人多吗？中国人在那儿都干些啥呢？美国现在情况怎么样？……当然，他也很乐意对我这个后生小子讲讲他自己的往事──虽然他已经无力将百年岁月天翻地覆的大事一一剥离开来，要想从他混蒙的脑海中去捞取某一个事件中的细节、某一个印象，已经不可能了。当问起他的留学生涯时，他说：“一起去了三个，一个去了国民党，一个死掉了，还剩一个──王盛荣在这里。”风趣地指着自己的鼻子。 **“我不够格进‘二十八个半’” 九九老人王盛荣，在“文革”中被斗得死去活来，其罪名之一，就是说他属于这个“二十八个半”。他本人对此坚决否认，认为这是个被康生强加、被江青认可的“罪名”。他说：“二十八个半”是以王明为首的党内高级知识分子的小圈子，这些人学识渊博，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指示都是由他们翻译，他们自以为握有上方宝剑，可以号令天下。而自己虽然也在莫斯科学习过，可肚子里并没几滴墨水，与他们也无密切交往，就是想往“二十八个半”里面钻，也不够格啊。 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七十年来不实之词确实很多，“文革”中的大字报语言更作不得凖。近年来禁区逐渐被突破，比较实事求是的研究著作不断出版和引进。汪云生的专着《二十九个人的历史》（昆仑出版社，1999年2月），翔实介绍了这个群体的来龙去脉；当年也属“二十八个半”之一的杨尚昆和盛岳，分别在《杨尚昆回忆录》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辟出专章来从根到梢地讲了这件事。笔者还查阅了《罗章龙回忆录》等书，相对可信的多数史料中，是确凿地将王盛荣列入“二十八个半”的。 **为什么会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样的称谓？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称谓得追溯到20年代的莫斯科中山大学。这所专门招收中国学生的大学成立于1925年秋，全名是“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1928年改为“中国劳动者中山共产主义大学”）。冠名“中山”表示铭记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恩泽。经费主要来自“赤色职工国际”，而这个机构是苏联工会中央委员会掏钱操办。被选派的第一期学生共340名，并不限于国民党人，共产党人更多，我们不妨将之看成为国共两党按照莫斯科的意旨培养政治理论骨干的“海外联合党校”。在第一、二期学生名单中，我们能发现如下名字：蒋经国，冯洪国、冯弗能、冯弗伐（均为冯玉祥之子女），于秀芝（于右任之女），邵志刚（邵力子之子）…… 该校学制两年，课程有历史（包括中国革命运动史、俄国革命史等）、哲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军事学等。先后有三个校长：拉狄克、米夫、威格尔。其中米夫通过学生控制中共的野心最大，但他后来也成了斯大林“清洗”的牺牲品。 从1925年到1929年，每年都有一批人由中国长途跋涉、辗转赶赴中山大学学习，莫斯科成为中国精英荟萃之地。不过，1927年春夏，蒋介石在上海“清党”、汪精卫在武汉“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取缔”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之断绝一切关系，严禁再向莫斯科派遣学生，莫斯科中山大学成了苏共为中共独家开办的党校，直到1930年夏大学宣布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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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8-7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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