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朱大可: 受虐和犬儒：１９８１到２００４中国文化撒娇史

故国雨露

受虐的精英主义、犬儒化的“人文精神”和“正义”呼声下的民族主义，三
者不仅构成了所有批判张艺谋观点的核心观念，同时，也是２０年来当代文化走
向病态的潜在逻辑。

　　编者按：首先需要加注的是，本文中出现的“流氓”一词，是作者对身份丧
失者的一种界定，它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道德或司法判定。其次，这篇原题为
《１９８１- ２００４：文化的伪饰与还原》的文章最后被冠以“撒娇史”这样
矫情和暧昧的标题，完全是基于我们对形形色色的所谓受虐的精英主义、犬儒化
的人文精神和偏狭的民族主义的不屑，我们认为，恰恰是这个词，揭示了这种杂
芜的文化价值观的虚弱本质。

　　１９８７年，一个流氓主义的幽灵，游荡在被严密看管的中国影坛。张艺谋
导演的《红高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它的主人公——一个流氓轿夫，
先是在高粱地里诱奸了刚出嫁的女子，而后又乘其丈夫被杀强占了“掌柜的”地
位，而那个女人则心满意足地予以受纳。“十八里红”是流氓轿夫撒下的一泡尿
的无意之作，经过一场戏剧性的反讽，尿( 作为低贱肮脏的排泄物，甚至是男性
精液的隐喻) 成了美酒( 人类价值体系) 诞生的秘匙。

　　这种“粪便- 精液叙事”，正是流氓叙事的一个夸张的变形，它要反叛一切
精神性的事物，并颂扬那些“肮脏”的事物；另一种关于生命力的象征符码，则
隐含在土匪据点里的那些被烹煮的牛头里，它和尿液的功能是同构的，那就是为
草莽英雄提供原始动力；那些在风中热烈舞蹈的高粱精灵，对乡村流氓的田头野
合作了盛大礼赞。越过剥皮和砍头的残酷场景，张艺谋开始了他的暴力美学的长
征，它的主题歌《轿夫之歌》受到街头痞子的拥戴，中国城市一度响彻了“妹妹
你大胆往前走”的嚎叫。

　　但是张艺谋终究不是真正的流氓。作为秦始皇嬴政的亲密同乡，他只是在进
行情欲叙事和粗鄙话语的早期实验。经过十几年的伪装，以讴歌專制的《英雄》
为标记，他最终卸下了流氓面具，成为新法西斯主义电影的旗手。

　　暴君和流氓的角色对转

　　真正接管流行趣味并支配，是王朔的流氓小说。王朔的处女作《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流氓主义的反叛，而另一半则在为此作道德忏悔。尽管主
题暧昧，但北京流氓的形象已经呼之欲出。此后，他发表了一系列主题更加明确
的小说，完成了流氓主义形象的文学塑造：精神分裂、行为恍惚无力，言语粗鄙
而又聒噪，戏谑与反讽层出不穷，充满自虐和他虐倾向；玩世不恭和扭曲的道德
痛苦互相交织在一起。

　　由于王朔的缘故，民间的流氓话语大规模涌入文学，成为推进俚语叙事和胡
同美学的基石。王朔的“顽主”主要不是道德的叛徒，而是国家主义话语的叛徒，
利用反讽瓦解了毛语，并且宣判了知识精英的死亡，从此，在中国的街头巷尾，
到处走动着王朔式的反讽性人物，言说着王朔式的反讽性话语。“痞子”成为最
流行的公共形象。这是流氓美学对精英美学的一次重大胜利。痞子精神经过作家
的界定和弘扬，最终成了普适的流氓话语。这是流氓主义弹冠相庆的时刻。

　　与流氓主义相比，精英主义是一种更加“崇高”意识形态，这种先天的道德
优势，令其有权对流氓提出“思想- 道德”指控。但知识精英界对王朔主义保持
了长期的沉默，直到１９９５年，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发起者们才开始撰文弹劾流
氓。学者朱学勤发表文章，尖锐批评王朔主义，称其本质是“大院父辈消灭的市
民社会，大院子弟再来冒充平民”，指控其有严重的作伪嫌疑。而王朔则反唇相
讥，嘲笑知识分子的伪崇高和伪良知。在中年精英的传统信仰和青年流氓的价值
反叛之间，爆发了经久不息的话语冷战。

　　受虐的精英主义

　　那个被称为“新时期”时代最初的精英主义美学文本，涌现在朦胧诗的柔软
潮流里。舒婷所建构的母亲影像和顾城营造的童话影像，恰好是同一母题的两个
维度，从不同的方向对“母亲”或“父亲”发出天真而痛切的召唤。他们的“朦
胧”言辞，开启了撒娇美学的崭新时代。

　　舒婷的诗歌具备了撒娇美学的各种基本元素：把国家( 祖国) 幻化为“母亲”，
然后以排比修辞的手法展开“宏大抒情”，其中充满了“我”( 诗人的自我镜象
与人民镜象的叠合) 的诸多隐喻——“花朵”、“胚芽”、“笑窝”等等。这些
细小而优美的农业时代意象，都是被用来反衬祖国的伟大性的。同时，这其间隐
含着一种炽热的期待，那就是来自“母亲”的犒劳和奖励。这是一个“文化儿童”
所梦寐以求的身份理想。

　　舒婷诗歌是一个幽怨的先导，其后，在“反思文学”的叙事中，“父亲”和
“母亲”的形象开始大量涌现，他们的“死亡”与“再生”( 如电影《生活的颤
音》) ，构筑了语义微妙的寓言，暗示着新国家和新精英的复兴。

　　张贤亮的《牧马人》( １９８１) 是新精英主义的范本，它旨在确立富有国
家理想的知识分子形象，又空前热烈地在小说中展开撒娇叙事。导演谢晋改编并
拍摄了《牧马人》，对这种精英道德作了更加彻底的视觉诠释。

　　前政治弃儿的伤痛史，打开了“道德启蒙”的美妙道路。中年知识精英曾经
饱尝政治风暴的电击，由此获得大量的苦难经验，并展开受虐式启蒙和施虐式救
世的崇高历程。在以后的二十年间，他们的地位不断擢升，被文联( 作协) 主席、
政协委员和某某代表的头衔所拥抱，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端人士”，但他们却仍
然是平民利益的代言人，占有大量“良知”资源，不倦地“启蒙”着大众的“昏
昧”灵魂，由此构筑了中国文化的讽喻性景观。

　　犬儒化的“人文精神”

　　１９８９年之后，新保守主义的呼声开始在中国学术界回响，知识分子纷纷
从现实关怀大步后撤，由“大济苍生”转向“独善其身”，由“周易热”跃入
“国学”和“国术”的领域。１９９１年《学人》创刊，成为“新国学”的重要
据点，并开启了“国学”类杂志的先河。随后，《中国文化》和《东方》等相继
问世，加上原有的《读书》，一种“曲线关怀”的声音弥漫着整个知识界，宛如
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术合唱。

　　几十年来，中国知识界首次用“国学”一词来命名它所投身的知识体系。这
决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学术精英转型的关键性标志。这场学术自救运动并未
把知识界引向批判立场，而是引向学术皈依( 和解、谈心、妥协、共识、合作、
填表、契约、考核、晋级、授权和资源的分配与奖励) 的主流。鉴于技术官僚领
导下的国家主义和学院学术的结盟，独立民间的学术理想成了幻影。大多数学术
精英行进于官僚化的康庄大道。但知识分子的表情却变得越来越“暧昧”、“灰
色”和富有“弹性”，仿佛人人都变成了“柔性反抗”的话语英雄，并且都在从
事“体制内改造体制”的伟大工程。这种“学术犬儒主义”令知识界的举止变得
愈发可疑。

　　在灰色学术面具掩护下，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旷野上的废墟》( １９９３
) 一文，加上第二年《读书》杂志的几篇观点粗疏的对话，点燃了“人文精神大
讨论”的火焰，以表达知识分子抵抗市场自由主义和找回话语权力的信念。但这
场简陋的学术文身运动，并无太多实质性的意识形态收获，而它的某些发起人却
合乎逻辑地转型为学术书记和知识长官。

　　大讨论的另一个“副作用”，就是知识精英的“左”与“右”的话语分裂。
其中“新左派”作为一种全球性左翼思潮的分支，成为１９９０年代在野国家主
义的主要言说者。从批判当下自由资本主义的立场出发，他们展开了政治理念的
全面重构，其中一些文章的风格酷似当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语体，仿
佛是一次“×革”时代话语的戏剧性回声。但他们的公共言行大多仅仅指涉西方
霸权，其中一些人拿着山姆大叔的护照或绿卡，大义凛然地扮演着美国的海外反
对派的悲壮角色。

　　而在另一方面，“人文英雄”谱系的营造工程也变得热烈起来。重塑人文英
雄，寻求更符合理想的道德样本，成为１９９０年代知识精英所从事的形象工程。
辜鸿铭、陈寅恪、王国维、吴宓、钱穆、钱钟书等人经过重新阐释，变成疏离主
流的国学英雄。另一方面，红色知识分子李慎之、顾准、老舍、林昭、遇罗克等，
也成为沉痛的道德风范。这两个系列再现了知识精英“受压- 自立- 反叛”的悲
壮命运。

　　这是相当复杂的欲望表达运动，渗透着各种难以言状的目的。它既传达出知
识分子的正义信念，也充当了某些人的道德面具。当孙志刚案、黄静案和各种征
地案曝光后，新民粹主义汇入了思想口红的谱系；为自由资本护航的经济学人，
被迫面对与权力共谋的普遍指责；在清算学术腐败的名义下，方舟子式的红卫兵
话语在互联网上大肆横行……所有这些都令当代思想文化格局变得暧昧不清起来。

　　“正义”呼声下的民族主义

　　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中国可以说不》和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先后风靡了
中国。与知识分子惯用的灰色话语不同，从个人经验展开的政治叙事，令它们变
得更富于阅读快感，其间流露的民族主义立场随即触发了对西方说“不”的话语
洪流。

　　民族主义无疑拥有天然的道德优势，它的所有政治语法都出自五四经典。留
学知识分子的价值只有响应本土的价值召唤后才能获得认同。他们甚至羞于谈论
个人解放和思想自由。这种态势压抑了西方自由主义在中国本土的健康生长，并
把大多数知识分子推向了激进民族主义的道德前线。“五四”运动的“火烧”和
“打倒”模式，也为百年后的新民族主义提供了卓越的榜样。

　　全球化高压下的文化自卫，乃是民族主义的重大使命。但极端化的民族主义
总是拒绝多元主义立场，它热衷于用自闭排他的国粹主义去取代西方的文化霸权。
耐人寻味的是，几乎所有的极端民族主义者都同时兼具了种族主义、大汉主义和
本乡主义的多重身份。

　　在民族主义的“爱国”呼声下，以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为后盾，大批“民族愤
青”放弃了国际公认的人类道德基准( 如“日内瓦公约”所作出的法理约定) ，
转而为无辜美国平民的大规模死亡热烈叫好。９. １１事件之后，弥漫中国的是
普遍的幸灾乐祸，BBS 上爆发出一片欢呼的声浪。民族主义变得日益狭隘和丧失
理性，露出了非人性的失血面容。美国人杀人一定是非正义的，但杀美国人却一
定是正义的。这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双重逻辑。这种逻辑还支配了对伊拉克战争等
所有国际冲突的判断。

　　在２００４年雅典奥运会上，张艺谋把民族主义推向了它的粉红色高潮。越
过肤浅的“中国元素”( 旗袍、二胡、京剧、灯笼、高跷和茉莉花歌等) ，那些
大腿裸露的年轻女人，向全世界放肆地兜售着本土情欲。所有观众都为此花容失
色。由于这场全球性形象广告，中国民族主义丧失了最后的道德王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