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毛泽东逝世岁月亲历记

1976年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最后一年,也是中国政坛的多事之年。尽管当时我还是一个未喑世事的少年,但这一年中国政坛发生的桩桩大事,都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中国人民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毛泽东的逝世。

毛是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逝世的,但消息传到民间是下午3、4点钟的事。记得那天下午,我正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当时就读的小学下午是1点半钟上课,整个下午只有1节读报课再加上1节正课,所以3点多钟就放学了。放学后,我一个人一路上慢悠悠地走着,是走在我前面的一拨同学在抄近路回家途经农民家门前时(我家当时住在城乡结合部的郊区),首先听到了从农民家的广播里传来毛逝世的消息(毛时代为了加强对农村的舆论宣传和控制,在大多数农村都还没有用上电灯的情况下,家家户户却几乎都普及了有线广播)。回到家后,一经常和我在一起玩耍的同学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说,他刚从农民家的广播里听到了有重要人物死了的消息。好奇的我立即追问是什么重要的人物死了,他吞吞吐吐,最后竟称因害怕而不敢讲出。他的这种在我看来纯粹是“吊胃口”和“卖关子”的行为,令我十分恼火。我情急之下用一句粗话骂了他,并责问他有什么东西好害怕的。不过,从他紧张的表情和吞吞吐吐的言辞中,我也猜想到可能是毛死了。今天回想起来,那位儿时同学的害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如果毛确实死了,你说毛死了,到也无碍;如果毛并没有死,而是你的耳朵听错了,你却在这里说毛死了,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轻则挨批,重则入狱。只要是亲身经历过中国十年“文革”浩劫的人,大概都不会认为我在这里夸大其辞或危言耸听。

过了没多久,我居住的居民区的大广播响起来了,从广播里确信无疑地传来了毛逝世的惊人消息,广播里反复播放《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和《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告》,大家屏住气息全神倾听着广播里传来的一字一句。当时,整个居民区的气氛陡然变得凝重起来。

第二天去上学,学校理所当然地宣布停课。我当时就读的是一所国有企业下属的子弟学校,老师接上面通知,将我们列队拉到了该国有企业的大礼堂开会--同该企业的职工一起悼念毛。大礼堂的主席台上方悬挂着毛的巨幅画像,画像下面摆放着苍翠的柏树枝和纸扎的簇簇白花。会议的主要仪式是:大家有秩序地列着队,轮流经过主席台的毛画像前,向毛行三鞠躬礼。很多人在毛画像前泣不成声,我也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两行清泪。 毛逝世时,很多中国人都哭了。这种哭有很复杂的原因,当然大多数可能是出于对毛的深厚感情,这种感情有质朴性,有长期个人崇拜氛围下形成的盲目性。但也有不少的人是出于当时那种政治高压下的恐惧,为了表白自己对毛纯洁不二的无产阶级感情不得已而哭之。这种哭,不是发自内心,而是哭给别人看的。有人实在哭不出的,就用手使劲地将眼睛揉红,以表明自己哭过。“文革”结束后,我就曾听说过,有地方因有人在毛逝世时没有哭而受到政治追查和政治迫害。我当时的哭不排除有几分真诚,但基本上属于不得已,我本来就出身于“黑五类”家庭,在这个时候通过哭来表现一下自己积极的革命立场是很有必要的。尽管当时我还年少,但那种严酷的政治岁月赋予了我这种自我保护的政治本能。由于行鞠躬礼的长龙般的队伍移动缓慢,会议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散会后,大家都有种身心疲惫的感觉。然而,没有想到的是,这仅仅只是漫长而又繁缛的悼念活动的开始。

官方广播在播发毛逝世消息的同时,还播发了悼念活动期间全国停止一切娱乐活动的通知。说句老实话,在中国经济几乎到达崩溃边缘的“文革”年代,连最基本的衣食温饱都尚未得到解决的老百姓,是谈不上有什么娱乐活动的。我记得当时城市里面能够称得上娱乐场所的,可能就是经常放映八个样板戏的电影院。因而,当时电影院一律关闭。但没过多久,电影院又纷纷开放了,里面放映的都是北京传来的悼念毛的新闻纪录片,观看这些纪录片成为当时指定的一项政治任务。在毛逝世的日子里,我第一次有幸知道和看到了电视。当时,我父母所在的国有企业,为了让大家能够收看到北京和全国各地悼念毛的活动,特意购买了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晚上摆放在露天的篮球场里,组织大家观看。电视机的收视效果非常糟糕,屏幕不停地闪烁,但大家毕竟是第一次接触这稀罕物,所以都有种新鲜和兴奋的感觉。

当时民间老百姓的娱乐活动主要是玩扑克,我记得父亲几乎每天都要和邻居们玩扑克(当然那时候不可能也不敢带有赌博赢利的色彩,输者只是钻钻桌子),但在这个时候大家都自觉地不玩扑克了。这种自觉,与其说是对毛的敬重,还不如说是对当时高压政治的恐惧。如果谁家有留声机的话,也不能播放音乐了。离我家不远的居民区的一个医生,用家里的留声机播放用俄语解说的有关诊断学的一张片子,引来了居委会的好几个警觉的马列老太太,她们敲开该医生家的门,警告他在这非常时期要“检点”自己的行为,吓得这位医生赶紧把留声机“雪藏”起来。当时全中国不停地反复播放的唯一音乐,就是低沉的哀乐。我今天能够将哀乐完整地随口哼唱出来,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听得太多了,以至听得耳朵都起茧了。悼念活动期间,民间所有的婚庆活动也都停止了,且长达一个月之久--从9月9日到10月9日。当时我家隔壁有一对新人已预定10月1日“国庆节”举行婚礼,因毛逝世而不得不推迟到10月10日举行。

毛的逝世,可以说创造了众多的世界之最。比如,为毛佩带黑纱的人数之众,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死者都无法享受的殊荣。当时几乎人人佩带黑纱,而且佩带的时间有的长达一月之久。当然,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可能在9月9日这一天就佩带了,但摘下黑纱的时间却几乎都是在10月9日悼念活动结束的这一天。当时中国出现的灵堂之多,毫无疑义也是世界之最。在我生活的这座城市,几乎中型以上的国有企业都为毛设了灵堂,而且24小时有民兵轮流持枪站岗,为毛守灵。灵堂里摆放的花圈,好象是攀比似的,一个企业比一个企业做得精致、漂亮。在悼念活动结束后,我所在城市的博物馆还举行了一次花圈展览,就是将国有企业做的花圈集中起来供人参观,花花绿绿的一大堆花圈摆放在博物馆里,令人眼花缭乱。参加毛追悼大会的人数,理所当然地也创造了世界之最。追悼大会于9月18下午3时举行,主会场设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全国各个省、市、县甚至更低一级的行政单位包括部队、厂矿、学校、医院,都设立了分会场。记得追悼大会举行的当天下午,天气异常炎热,我和同学们列对站在学校的大操坪里,通过广播收听北京传来的追悼大会的实况。在赤热而又毒烈的太阳曝晒下,有不少同学中暑倒下。后来,从市里的主会场(相对于学校分会场而言),也不断传来有人中暑倒下的消息。那天下午,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店关门,中国历史上可能从来没有如此万人空巷过。这是不是又创造了一个世界之最?

就在毛逝世二十年后的1997年2月19日,中共的又一位顶级人物邓小平逝世。邓逝世的消息传来后,民间表现出异常的平静。上班的照旧上班,上学的依旧上学,娱乐的仍然娱乐,人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因此而受到冲击。唯一受到影响的是中国的股市,邓逝世消息传来的当天上午中国沪、深两地的股市急速下挫,但下午即出现了强劲回升。平心而论,同毛时代相比,这确实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那种日子不再有。有的日子也浑噩。 [em09]
正经人说不正经话,不正经的喜欢说正经话——正经秀快乐
这毛说死就死,这邓说死老不死,害的炒股票的人整天心惊胆跳.
[原创]【铁戈原创】三十年前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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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2月的某天,从公判大会上押回后很快就转到凡是宣判后都待押去市监的小监房。

第二天一早,同监的陆某悄悄地对我说:昨晚他做了一个关于“老头子”的梦,梦中的天空上莫名其妙地出现一个巨大的“旭”字。这梦景的印象是如此的深,醒来后还觉得有些怕。
他那神秘的表情至今还能清晰地记住。

1976年刑满后我依然戴着所谓污蔑攻击的现行反革命帽子,不久被押送到海岛上崇明知青农场监督劳动。所在的连队是当时上海市级的先进民兵连,紧跟市委,无论在革命性与战斗性方面都名列前茅。整个连队除我是反革命份子外,都是具有高度阶级斗争的革命青年兼训练有素的民兵。其处境的艰难可想而知。

初秋的九月虽不农忙,但照例出工。毒热的酷暑之后,9月9日显得格外秋高气爽。下午二点多,广播里忽然传来紧急通知:四点整有重要广播,立即回队集合。
从没有过这样突然的紧急通知,但几乎立即直觉地猜想到似乎发生了什么,
回到连队,气氛紧张。各民兵排都整齐地列队走进食堂。支部书记声色俱厉地命令将我关在宿舍里,其余的都在食堂集中听广播。
也许这广播太重要了,每人必须参加,所以居然没派人看守我。

不一会,远处的食堂里传来了沉重而熟悉的哀乐,这一年已经不止一次地播放:周恩来,朱德......但这次哀乐的每一个凝滞的节奏却如命运般的沉重,声声撞击着人们的心脏。

无论从什么角度分析,这哀乐意味着他终于故世了,但在没有证实之前,依然不可思议,不可触及。
长久以来,一个坚不可摧的神话铸成了一个民族的图腾。即使在更为神圣无可抗拒的自然规律面前,这图腾般的巨人依然挥发出神奇的力量,维持着人们对于他的崇拜与恐惧。

被独自关着的我,在这特殊的时刻感受的是窒息般的紧张,思绪万千又混乱之极。窗外不断地传来沉重缓慢的哀乐,犹如天网恢恢地为一个无法想象的梦编织着巨大的背景。

我是直接因对他的所谓言论的攻击而判为现行反革命,所以心理上无法回避自己的命运同他的命运直接地联系着。这恐惧之强大,已经渗透到潜意识的最深层,压抑并抹去了作为个人的一切真实的感受。

不知道为什么,瞬间中我想起了68年姓陆的告诉我的那个神秘的梦,那个巨大的“旭”字!这“旭”字难道是 “九日”的巧合吗?

窗外随着微风飘来了播音员沉重与肃穆的声音,声音同样的飘忽无法辨清,我将头部紧贴着窗上的铁栏,耳朵努力地朝外接收着,但始终没听清那个致命的关键名词。
我的心激烈地跳动着,近于窒息,公告很长,同样长得令人窒息。
终于,在飘忽的风中明白无误地辨别出几次重复的“毛主席的......”
在广播结束的同时,传来了一片哭泣声,而女生的音频传得最远,也最响亮,最悲切。

一个时代结束了,神话终于降下了它巨山一般的帷幕,但关于命运的故事却远没有随之同时结束。无论个人还是整个大地。

当晚我很早就自觉地躲进蚊帐里睡了。而且很快就睡着了。
不知是深夜什么时间,屋里闯进了一群人大声地将我唤醒。睁眼一看,都是连里熟悉的民兵,然而这次他们带着枪。
我被带进民兵连部,只见连长、支部书记与一位不认识的穿军装的人早已坐着等我进来。然而自己似乎还没完全醒来,但明白是找上了我。

一切按他们事先布置了的进行。令我站在毛的相片面前,低下头。持枪的民兵站在身后。
此前曾经读过一些历史。皇帝驾崩的时候往往需要有人为此陪葬,更不会轻易放过他的敌人,尤其对于他阶下的囚犯。当时这一恐惧并非为我一人所有。后来知道有些人甚至于因这恐惧感而失去理智。

片刻肃静后支部书记终于开口了:
“毛主席逝世了,你这恶毒攻击毛主席的反革命,有什么感想?”
这突如其来的提问让我一时无法回答。一片窒息的静默。室内闷热,而且在出汗。
“老实交代!”
我感觉到背后的枪顶了我一下。
低着头,面对毛的画像,我知道无法回答会是什么后果,尤其在这样的时刻。

此刻的我脑海翻腾,绞尽脑汁在搜索着如何及时回答。
“听到毛主席逝世,我的心情与革命群众一样,很悲痛。”
我小心谨慎地回答着。而且觉得自己回答得很得体。为自己找到了恰当的思路而感到高兴。
“你会悲痛?”他轻蔑地嘲笑一下。“今天你不交代真实的想法,别想过这夜!”
“是的。尽管我曾经攻击过伟大领袖毛主席,但我的确与革命群众一样感到很悲痛。”我立即动用了痛苦的表情来配合自己的回答。

“你有什么资格和革命群众一样感到悲痛?你这是对革命群众的污蔑,简直忘了自己反革命分子的身份!”
这句话堵绝了我的思路。必须承认,他说的反而是真话。我一时无以回答下去。

的确,此时此刻我在说谎,一个自己也不相信的谎话,但我只有靠这谎话才能维持生命。在那时代,谁都知道这样的话只能是谎话。
可是当不允许我继续说谎的时候,无异于让我赤裸地面对枪口。
“你对毛主席犯下了滔天大罪,你有什么资格和革命群众一样感到悲痛?”他再次严厉地重复着。

当我竭力继续搜寻着新的谎话来为自己辩解的时候,百感交集,忽然意识到自己真实的处境,忽然对自己感到怜悯。他死了,而我还得继续为自己的罪为那几句攻击他的话付出一生的代价,还得时刻面临恐惧的威胁。。。

这时,我确实被自己的悲痛所湮没,为了渺小而无奈的自己,为自己的不幸。这时的我梦幻般真实地陷进了近十年来几乎没有喘息的悲惨回忆,一个没有穷尽的灾难,没有穷尽的耻辱。这悲痛一时压倒了自己,眼泪情不自禁涌了上来。
“我确实很悲痛。。。”我抹了一下眼睛声音低微。真实与谎言情不自禁地交织在一起。
他们看到了我真的流泪。也许他们同样不会相信这眼泪,但这眼泪毕竟是真实的。

“你要老老实实地向毛主席低头认罪。如果趁机乱说乱动,决没有好下场!”当一段熟悉而又空洞训话开始时,我知道一场毫无意义有惊无险的对话也就此结束了......

三十年前的谎言今天记忆犹新。记之。


铁戈 2006-9-9 首发于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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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戈:《你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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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进拘留所三个月后仍无人过问.
一天下午,拘留所长匆匆来到门前打开铁门,一言不发地指了我一下。我立即站起来跟随他,一路上吸取了教训,在他的眼皮底下不敢抬头走路。他将我带进了一间门上写有“提审室”字样的房间,交给了一个身穿军服,已在里面等着我的提审员。白色的墙上写着红漆的语录“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 他示意我在背靠窗户的木凳上坐下,提审随即开始。桌上放着一厚叠材料,毫无疑问,这些材料他早已看过多次,现在只是例行公事地笔录和核对我的姓名年令等。
刚开始我还有些莫名的紧张,毕竟我的案件被提到了刑律的议事日程,没有被人忘记。这些问题早已在隔离审查期间交代得一清二楚,无法廻避,然而面对已被军管的公检法,却不是大会上批批斗斗那么简单的事了。

提审室里比监房更显宁静,当他令我将自己的案情作正式口述交代时,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包刚从保险库里取出的层层密封的毒药,现在则要由自己亲手将它打开,作为自己的罪证由他人判决。
首先要交代的当然是最重要的犯罪事实: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犹豫地望了他一眼,问道:“是否要交代攻击的原话?”
“当然。”
“都是防扩散的。”我小心翼翼地提醒了他,而且觉得很惭愧,仿佛自己在继续犯罪.

(关于防扩散这一点,必须补充一下当时的背景.
文革期间有几个专用名词:
1.“放毒”:即发表一切反对文革与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言论.
2.防扩散言论:凡是涉及反对毛本人的任何言论原话都是极毒物品,必得划入防扩散的范畴,绝对严格地加以封闭,除了被赋予特权的政法部门外,任何人不得接触,重复或转述,违反者同罪.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阶级敌人在公开场合下继续“放毒”,避免革命群众无形“中毒”,同时也是维护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
因为此前曾在批斗会上被逼着交代出原话,不仅招来一顿毒打,还增加了一条故意向革命群众“放毒”的罪行。尽管那是被勒令逼着重复的,但不照办同样也会因不老实而招痛打。后来专案组郑重地向我告诫:今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对任何人,绝对不准泄漏恶毒攻击的言论,否则将罪上加罪,诀不饶恕。)

“今天就是要你交代原话。这是提审。” 的确,提审员是这个时代唯一有权接触毒物而且具有特异的抗毒功能的人。我的顾虑显然是多余的。
我开始重述了被人揭发而最后承认的所有罪行。当我交代着那些言论的原话时,我明显地感到他同样有些紧张,毕竟极毒物品谁也不敢轻易接触.我放低了声调,缓慢而又努力显示着悔恨的沉痛。所有这些言论毕竟都是弥天大罪,轻者坐牢,重者则可杀头。究竟怎么发落,疯狂而没有法制的年代里并无任何具体的量刑标准。
……
文革前的高中时期,我曾读过一本获诺贝尔奖的波兰作家密支凯维兹的名作《你向何处去?》。书中叙述的是二千多年前古罗马历史上有名的尼禄皇帝。平时暴戾虐政,不仅将一个好端端的罗马帝国折腾得怨声载道,穷奢极慾之下居然忽发奇想,心血来潮地下令自己的官兵放大火焚烧罗马城。月黑风急的夜幕下庞大的罗马城火光冲天,一片混乱,虽然景色堪为壮观,灾难之下的百姓却痛苦得不堪忍受,而他自己则带着宠信与美女到就近的山上观看欣赏,在音乐的伴奏下陶醉于千古一绝的行为主义杰作。
“当时我对他说:毛主席就像这本书里的尼禄皇帝,他所发动的文革就像尼禄放火烧掉自己的罗马城,但最后一定是玩火自焚……”
当说到“玩火自焚”四个字时,我自己也感到了巨大的恐惧,尽可能将声音压低.
这时,本就寂静的提审室里空气仿佛顿时凝固, 年青的提审员点起了香烟,深深地吸了几口,一言不发.因为没戴眼睛,我无法看清他脸上的表情,但我确实感到了他在与我同时呼吸这紧张与恐惧的气氛.
好在他接着只是默默地记录,并不追问我什么犯罪动机与思想根源.他只需要我的口供,并在上面签字.

年轻时的我其实对政治并无兴趣,始终沉湎于文学,音乐,诗歌,绘画等艺术中.文革一开始,抄家,焚书,殴打,造反,武斗,楸斗,全国大串联,大字报,大批判。。。震惊的我将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形容为书中的尼禄亲手纵烧自己的国家。如果这仅是个人藏在脑里的想法,以及历史的冲击在我心理中形成的情绪上的反抗,天不知地不知,那就万事大吉.“想”与“讲”一字之差霄壤之别。不幸的是,我将它在与朋友最推心置腹的深谈中讲了出来,而他为了别的事企求赎罪换得寛大,在一次次暴风雨般的批斗和审讯的压力下,竟将我的话揭发了出来,并坦白于光天化日之下.

当时我的直觉是基于文革初期与这书中的三点类同之处:
1.国家都是他们自己的.他们自身都是自己国家的最高权威.
2.自己下令大火焚烧.(文革被形容为革命的烈火。)
3.最终结果是导致玩火自焚身败名裂。
年轻的我绝非在预言,只是从书中的相似之处推断着相同的结局而已.
有位名人曾说过: “任何比喻都是跛脚的。。。”意即:任何比喻只能形象地描述事物的某些特征,无法全面地概括事物的真实本质.历史如此,个人的直觉也而已.
这些话放在今天当然不足为奇,至多是对毛的某种评价而已,人们甚至于可以认为这种看法很幼稚,并不见得有什么深刻,但在当时矛头直指,无疑是弥天大罪。。

继续交代的另一条是:我将文革中红卫兵抄家烧书,疯狂地迫害作家,教授,艺术家等知识分子,比作焚书坑儒,同样无可置辩地将毛泽东比作了秦始皇。仅“秦始皇”这三个字而言,似乎早已被文革纳入了禁忌的词汇,成了某种不言而喻令人恐惧的代名词。如此攻击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至于怎么 “恶毒"攻击江青,限于篇幅,另篇再记.待续.)

进入监狱之前我早已清楚自己罪重如山,在劫难逃。交代了第一项头等大罪后,我觉得仿佛从压得我无法喘息的山顶上,卸下了第一块最大最重的石头,心理仿佛反而随之轻松了一些.

提审室里弥漫起提审员的烟味,而我已经对香烟感到陌生了.
此刻的我最关心的是那把悬在顶上剑:我会因此被判几年……

2005,06,17
铁戈首发于凯迪[猫眼看人]
师傅教导:刨花直窜过肩膀,方显木匠功夫深

老木匠的工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