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原子弹阴影一直在中国的国门外徘徊。不期而遇的朝鲜战争，坚定了中国领导人研制原子弹的决心。
朝鲜战争，虽然美国的原子弹没有派上用场，但一次又一次的核讹诈，却是实实在在地教育了新中国的领导人。原子弹有什么了不起？就那么大个东西，但你没有，人家就可以随随便便威胁你。要想不受别人欺负，就必须拥有自己的核武器，这个道理不是很简单吗?毛泽东说，原子弹是纸老虎，又是铁老虎，要在战略上藐视它，在战术上重视它。面对核威胁，中共中央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下决心发展国防科技，首先发展以原子弹、导弹为主要内容的国防尖端技术。
1953年秋，时任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所长的钱三强，向中央提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建议。
要搞原子弹，铀是第一位的。但是，那时我们还没有生产原子弹所必需的铀矿石。当时，西方对新中国进行封锁，从国外购买一般物品都十分困难，更不要说铀矿石这样的战略物流资了。没有铀资。石，有关原子弹的一切都无从谈起。周恩来指示地质部门进行铀矿的勘察工作。
1954年2月，地质部副部长刘杰主持成立铀矿地质勘探筹建机构——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进行铀矿地质勘探的筹备工作。到了秋天，地质部在综合找矿中第一次在广西发现铀矿资源。虽然是个次生矿，开采价值不大，但证明了我们中国土地上有铀，有次生矿就能找到原。生矿。
刘杰把这个隋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说，太好了，真是个好消息；这个铀矿的发现完全打破了西方的某些推测，我们同样也能够研制出原子弹。毛泽东听说后，兴奋地当即指示周恩来约地质部门的负责人来面谈。
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在西花厅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他向李四光、钱三强等人详细询问了原手反应堆、原子弹的基本原理以及我国原子核科学研究的现状、人员和设备等，特别问了铀矿资源的勘探情况。周恩来说明天，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要听取这方面的情况汇报，你们做点准备，简明扼要，可以带点铀矿石和简单仪器，
1月15日，在中南海的一间会议室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在京的中央领导人都来了，参加专门研究我国原子能事业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一开始，毛泽东就对参加会议的李四光和钱三强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的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李四光介绍了铀矿资源和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密切关系，并分析了我国钳矿资源的分布情况。钱三强介绍了原子科学发展简史，美、苏、英、法等国发展原于能的概况，着重介绍了我国近几年所做的有关工作。当钱三强把一块铀矿石放进口袋。走近我国自制的盖萆计数器时．计数器立刻嘎嘎响起来。全场人都笑了。毛泽东把黄绿色的铀矿石握在手里，掂了又掂，他说，我们的矿石还有很多没发现嘛，我们很有希望，要找一定会发现大量的铀矿。周恩来说，是不是可以、这么说，送块石头就是我们未来的原子弹。毛泽东接着说，苏联、邑经来信，愿意向我们提供援，助，这很好。我们要尽快把反应堆建立起来。有苏联对我们的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临走，毛泽东握着刘杰的手，笑着说，这个事情要好好抓哟，这是决定命运的。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央作出了发展我国的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重大决策。
1955年4月，中苏签订苏联帮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协定。1955年夏，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建委建筑技术局，选定在北京郊区坨里建设反应堆加速器。 1955年秋，钱三强、彭桓武等率领30余人的实习团到苏联学习反应堆、回旋加速器和在这些设备上进行研究工作的有关技术。
1955年7月，中共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国务院成立第三办公室，由薄一波任主任，刘杰任副主任，具体负责管理并统筹规划核科技、核32qk的发展和建设。1956年11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1次会议决定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由宋任穷任部长，主要负责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的研制工作。这年7月，中央在北京成立核武器研究所，主要任务是接收、消化苏联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以及调集人员等。
青海湖北岸的海北藏族自治州金银滩草场的深处，有一个隐蔽的山洞，那就是中国的第一个核武器研究基地，对外称青海矿区。1962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理论物理科学家邓稼先等一批人首先来到这里，隐姓埋名进行科研工作。
1958年，中央军委决定在酒泉设立特种工程指挥部，司令员由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上将兼任。刚从朝鲜归国的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在巴丹吉林沙漠腹地建起导弹试验靶场，司令员是孙继先中将。原子弹基地由中国勘察队和苏联专家小组共同选址。经过一番调查，核试验靶场中心区最后选定了新疆罗布泊荒原的楼兰古城旧址。基地第一任司令员是张蕴钰。
两个试验基地，一个叫东风，一个叫马兰，如今成了中国的航天城和原子城。
“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中央动用储备黄金300万两，从西欧秘密购进一批精密仪器设备
国外一直不相信中国的原子弹是全凭自己的力量搞出来的。1980年1月，在广州举行的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上，不少华裔科学家让钱三强谈谈新中国科技发展的情况，问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设计是不是苏联人搞的。钱三强说，不是，既不是苏联人，也不是犹太血统的人，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搞的。
建设新中国，首先要有人才。建国前夕，周恩来就千方百计号召并精心安排海外的知识分子回国，通过各种渠道争取在国外的科学家回国。从1949年8月到 1955年11月，回国的知识分子多达1536人，仅从美国回国的就有 1041人。许多从国外回来的专家成了“两弹一星”的带头人，如钱学森、赵忠尧、邓稼先、程开甲等。在英国留学10年获得两个博土学位的彭桓武决定回国时，许多人间他为什么要回国，他说：“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然而，要搞原子弹、导弹，谈何容易。当时，没有一位中国科学家见到过原子弹，而导弹，也只有钱学森等少数科学家接触过。有人说，还不会走就要跑，原子弹是吹牛吹出来的吗?但毛泽东不信邪。1958年6月，他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10年工夫完全可能。
当时，人们对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都拥护，但在如何发展、在什么基础上发展、走什么道路和采取怎样的发展速度等问题上认识很不一致。有入主张走苏联、美国的道路，首先发展航空工业，在此基础上再发展原子弹和导弹。也有入主张原子弹、导弹应该搞，但可先做打基础的工作，速度可放慢些。聂荣臻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说在世界科学技术、武器装备日新月异高速发展的今天，不允许我们仿照苏、美的道路按部就班地先摘什么后摘什么，我们必须争取时间，急起直迫，迎头赶上。
原子弹的制造是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大量物理、化学、动力学等理论课题和关键技术需要攻克；需要许多新型材料和精密仪器仪表。有些急需的高精尖的仪器设备连苏联也不能生产，能生产的也不是世界最高水平。怎么办?1958年，中共中央同意陈云提出的建议，动用储备黄金300万两，从西欧秘密买进一批精密仪器设备。毛泽东说，只要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不要说 300万两，就是3000万两，我毛泽东也舍得，也愿意。有些高精尖设备可以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但也有很多关键部件从国外也买不来，只能自力更生。
从1959年开始，围绕原子弹、导弹全国开展大协作。中央把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国防科委和地方的科研力量这五个方面军组织起来，调集了上百名高中级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跨地区跨行业的联合技术攻关。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组织全国生产九大设备，解决制造特厚、特薄；特宽、特长、特细等特种型号材料的设备。经过几年努力，陆续试制成功国防工业需要的新品种几千种，其中包括过去苏联一直不给我们的某些特种材料，打破了国际上在这些高科技产业方面对我们的限制和封锁，基本满足了生产原子弹、导弹的需求，也保证了军工、民用部门的需要。
钱学森后来曾经感慨地说，中国在那样一个工业、技术都很落后的情况下摘“两弹”，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行的。党中央、毛主席一声号令，没二话，我们就干，而直接领导者、组织者就是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几千人、上万人的协作，中国过去没有，组织十分庞大。形象地说，那时候我们每次搞试验，全国的通信线路将近一半要由我们占用。他们把组织人民军队、指挥革命战争的那套经验拿来用了，当然很灵，从而创造了一套组织领导“两弹”工作的方法。中央专委会决定，哪一个单位办一件什么事，没二话，也不说为什么，就是命令!千军万马的事，原子弹要爆炸，导弹要发射了，到时候大家不齐心怎么行呢?我们依靠的一是执行任务的都是穿军装的，讲组织纪律；二是中国科技人员总是拼命干，夜以继日地干!因此可以说，中国人是很严肃、很严密、很认真的。所以我们“两弹”试验事故最少，伤亡也最少，都是在周总理的严格要求下取得的。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调动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各院校的力量来支持原子能事业。当时，二机部的技术力量难以在短时间配套，中央决定调动在国内科学门类比较齐全的中国科学院来共同完成。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张劲夫急国家所急，不管人和物，只要能用上就全力支持。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承担了不少技术攻关任务，还割爱推荐所内外最优秀的中青年科学家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邓稼先、周光召、于敏等到核武器的研究设计机构去工作，担负业务领导和技术攻关。刚从法国回来的杨承宗；也被调来搞原子能反应堆。当时化学很关键，化学家汪德熙从大学被调来。
一两年后，大部分一般性的科技课题基本上都攻了下来，剩一部分难题进展比较困难。分离铀同位素用的扩散分离膜是原子弹的关键性元件，没有这个膜，要造原子弹就别想。当时只有美、苏、法三国独立解决了，但都列为国家的核心机密严加封锁。在赵尔陆、钱三强、裴丽生等人组织协调下，冶金部、二机部、中科院等有关单位联合攻关，经过4年多的努力，终于在1964年研制出中国第一代扩散分离膜。组织批量生产后，保证了浓缩铀厂的投产和稳定运行，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铀分离膜制造技术的国家。
刚开始，没有大型的计算机，邓稼先他们演算的稿纸装了几十麻袋，’鼓鼓的，堆满了一间大仓库。中科院、国防科技系统和大学三股绳拧成一股，终于研制出了国产的先进计算机。1958年8月，中科院研制出我国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每秒才算几十次。几年后，第二代晶体管计算机研制出来，每秒运行数十万次，为氢弹研制作出了贡献……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把组织国防科技队伍当做一项战略任务来抓，在全国范围内抽调一批优秀科学家充实到国防科技战线。为了给国防科技战线培养源源不断酌队伍，中央决定在有关高校增设高科技专业和在留苏学生中选派一批转入苏联高科技专业学习深造。周恩来亲自指派教育部负责留学生工作的同志和有关专家商量，考虑在派到苏联和东欧学习的理工科学生中，挑选一部分转学原子能专业和工程技术专业。
聂荣臻很重视大学毕业生和归国留学生的分配工作。他说，用人可是大事，打仗用错了人，要多流血。中国科技人员本来就少，如果再用得不合适，那就是极大的浪费。聂荣臻给秘书规定，如果科技人员来信反映他们工作安排不合适，经了解属实，你们可用我办公室：的名义直接写信给他们的单位要求解决。解决不了再报告我。对国外回来的专家，聂荣臻总e是事先做调查，学什么专业的，适合做什么工作，并亲自征求专家的意见，然后再定工作。
这样，到了50年代中期，在新中国的旗帜下已经聚集了钱学森、李四光、王淦昌、彭桓武、邓稼先等一批高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组建起一支老中青结合、门类较齐全、具有一定规模的国防科技队伍。
根据钱三强建议，在、1962年10月前，原二机部先后将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陈能宽、龙文光、曹本熹、汪德熙、张光钤、方正知、黄国光等230多位高中级科技人员调入核武器研究所，与朱光亚、邓稼先等人一起，基本形成我国核武器研制的骨干力学水，根据钱学森建议，导弹技术方面从各地选调了任新民、梁守檠、屠守锷、庄逢甘、蔡金涛、黄纬禄；吴朔平、姚桐斌、梁思礼、胡海昌等20多位高级技术专家，又从全国大专院校选调来近千名毕业生。
有“弹”还需有“枪”。中国的导弹和原子弹同时上马
1960年，中央军委会议确定的方针是“两弹为主，导弹第一”。1964年，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即将爆炸前夕的6月19日，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已经发射成功，只不过秘而不宣罢了。
1955年1、2月，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专业的教授任新民等向中央军委写信，提出在中国研制导弹和发展导弹技术的建议。1956年2月，钱学森向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提出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组织草案、发展计划和具体实施步骤，认为航空工业应实行“研究、设计和生产三面并进”的方针。3月1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在听取了钱学森关于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后决定，由周恩来、聂荣臻、钱学森筹备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机构。4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工业委员会成立，统一领导中国的航空和导弹事业，聂荣臻任主任，黄克诚、赵尔陆任副主任，钱学森等为委员。 聂荣臻在90岁时曾说，搞导弹、原子弹很不容易，当初反对的人不少，毛主席、周总理支持我们搞。这不仅仅是个科学技术问题，而且是国威军威问题。我们中国人并不笨，外国人有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有?我们就是要靠自力更生，尖端科学技术是买不来的，四个现代化是买不来的。如果认为有了钱就可以买一个国防现代化，这种想法，只是做梦。
1956年5月10日，聂荣臻提出组建国防科技“主力兵团”的思想，并向国务院、中央军委写出了《建立中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意见》认为，为适应中国国防现代化的需要，必须立即开始导弹的研制与培养干部的工作。要以最快的速度在几年内解决一种和一种以上导弹的研制工作；建立导弹研究院，以钱学森为院长，尽快开展导弹的研制工作……
5月26日上午，周恩来召集军工部门领导和有关科学家参加的第71次军委会议，通过了聂荣臻5月10日的报告，并决定由聂荣臻负责落实。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了发展中国导弹武器的决定，并指示说，只要是国防部五院需要的技术干部和党政干部，都要从工业建设、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等部门和军队中抽调，军队要起模范作用。要人要钱，首先拿出来。关于从各方面抽调人员、建立机构、解决房舍等问题，请聂荣臻主持，在最近一星期内召集各方面有关的同志开一次会，进行具体研究。
很快，位于北京西郊的解放军一二四疗养院，位于紫竹院的北京军区空军四六六医院以及北京军区一O六疗养院，都无条件地拨出来供导弹研究院使用。各单位抽调了一批高水平的科学家，各部队调来大批优秀的指挥员，各院校选调了几千名大中专学生。就这样，1956年10月8日，新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了。
在导弹研究院成立大会上，聂荣臻说，中国革命是靠我们自己干的，国防尖端科学技术也不例外。时间长点，困难多点，也得靠我们自己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们的建国方略，各方面都应贯彻执行。根据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会给我们一些导弹资料和样品等技术援助，但现代化是买不来的，靠别人是靠不住的，人家也决不会给我们新东西。自力更生是我们的法宝，不论外部条件如何，得靠我们自己救自己。
鉴于国防科技研究任务越来越复杂、繁重， 1958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报告，将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聂荣臻任主任，陈赓、刘亚楼、张爱萍、方毅任副主任。1965年，以五院为基础成立第七机械工业部，统一管理导弹、运载导弹的研究、设计、试制等生产任务和基本建设。1982年，七机部改称航天工业部。
聂荣臻有句名言：手里干一个，眼里看一个，脑子里想一个。为搞好科研的预见性、计划性，他提出了“三步棋”原则，即在同一时间内，至少要有三步棋，有三个层次的型号，一种是在探索研究的，一种是正在设计和研制的，一种是定型后要小批生产的。同一种型号也要经过这三步棋，试制、设计、研究三结合。1958年，国防部五院开始仿制导弹，代号“1059工程”。
1960年8月，国防科委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党中央要求国防工业部门卧薪尝胆，发奋图强，打掉一切依赖思想，下最大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突破国防尖端技术。苏联撤走专家3个月后，我国科技人员独立完成对苏式P—2导弹的仿制工作，并对这种近程地对地导弹进行了首次发射试验，一举成功。随后开始自行研制射程增大一倍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
聂荣臻多次说过，我自己就是一个大管理员，我自愿为科技人员服务。1960年初冬，他到新建不久的位于北京南苑’的导弹研制中心视察，发现军用帐篷温度过低，当即命令有关领导必须在第二天加以解决。他严厉地说，如果冻坏了一个人，你们得赔我。不久，他专门派秘书安东去看。大清早，安东到了，召集全体研究人员列队。大家都不明白这位少将要干什么。200多人站好了，他让大家伸出双手，逐一检查，然后才说，我受聂帅委托，来看看大家。聂帅听说你们住得很挤，暖气不好，马桶不通，许多同志的手都冻坏了，今天让我来看看，有无冻伤，回去要向他汇报。聂荣臻去世后，好几位科学家都不约而同地谈起这件事。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食品奇缺。聂荣臻在医院里听说科技人员因缺乏营养，体质明显下降，有的甚至浮肿不能坚持工作，心急如焚，以个人名义向各大军区求援，搞到一批后来被誉为“科技豆”、“科技鱼”的食品，分给各研究院。他还特别关照，这批生活物资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全部分给专家和技术人员，其他任何人，不管是院长还是书记，都不准动用。事后，还专门派陈赓去检查分配食品的情况。
如果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能够认真执行，包括苏联帮助中国建立导弹和原子弹制造工厂，并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那我们的导弹、原子弹早就握在手中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按照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1958年11月苏联应交付中国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1958年6至7月间，苏联倒是派了3个核武器专家到中国，考察了青海的核武器研制基地，7月15日回北京作了报告。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宋任穷后来回忆说，我和刘杰、袁成隆、钱三强、吴际霖、郭英会等都去听了。那次报告之后，我请这几位苏联专家在北京饭店吃了一顿饭。……这些专家对我们是友好的，他们有的过去当过红军，后来才改学技术。这次报告对我们研制原子弹初期工作是有益的，起到了引路的作用，加快了研制过程，争取了一些时间。可是他们讲的，毕竟是一种教学概念，不是工程设计，而且有的数据完全不对，苦了我们用两年左右的时间，经过反复计算才算完全弄清楚。
赫鲁晓夫早就有限制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打算。 1957年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秘密签订后不久，他就后悔了，决定放慢和收缩对中国的军事技术援助。赫鲁晓夫更担心向中国提供核技术，会影响日内瓦禁止核武器谈判和即将开始的苏美首脑会谈。美苏两国心照不宣，希望达成某种协议，保持各自的核垄断地位。苏联在卖给我们一枚P—2导弹的同时通知中国，以后只能接收点留学生，其他东西不给了。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外交部，单方面决定在一个月内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 1390人，停止派遣专家900多名，并撕毁了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这一手，完全打乱了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安排，尤其在原子能工业方面，留下了一大批半截工程。临走还扔下一句话，你们收拾这一堆破铜烂铁吧，没有我们，你们15年也干不出来。赫鲁晓夫说得更绝，没有苏联帮助，中国再过20年也摘不出原子弹。
7月18日，收到苏联照会两天后，正在北戴河开会的毛泽东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周恩来说，中央研究过了，不回信，不理他们那一套。他不给，我们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至此，中国独立制造原子弹、导弹的工作开始了。主持原子能工业的二机部，决定把苏联来信拒绝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的日期——1959年6月，作为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596”。
然而，真应了那句“祸不单行”的老话，“师傅”拍拍屁股走了，“徒弟”还没入门，又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当时非议很多，僧多粥少，有些人责怪国防科技多吃了。科技事业尤其是国防尖端项目花钱太多，影响了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主张下马。是上马还是下马，一时下马的意见占了上风，主张搞常规武器和飞机。在“两弹”研制过程中，这是相当重要的一段。因为这时卫星下马了，核潜艇下马了，当时倾向“两弹”下马的人也很多。主张下马的同志列举了很多现实问题，认为原子弹再搞下去，对已经十分困难的国民经济等于是雪上加霜。一些本来不主张搞导弹的同志说，还是搞飞机吧，导弹先下马，等国民经济好转再上马。
这股很大的“下马风”，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1961年7月13日，毛泽东在杭州叫秘书徐业夫打电话给聂荣臻，说最近看了一个材料，日本争论搞不搞导弹等尖端武器的问题。此件值得注意，你们谅已看过了。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比日本差得很远，我们应取什么方针，值得好好研究一下。可否请你们先谈一谈，然后8月我同你们谈一谈。
1961年7月18日至8月14日，国防科委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会上有人说，现在常规武器上不去，就是搞“两弹”投入了过多的人力、物力，使常规武器研制受到了影响。主张只搞飞机和常规装备，不搞导弹、原子弹等尖端武器。考虑到国内外众多不利因素，会议倾向“两弹”下马。
7月25日，聂荣臻来到北戴河。听了前一段会议的汇报，他心中很不安，几次找人谈话，调查了解。
7月29日、8月3日、8月4日，聂荣臻三次在剑匕戴河工作会议上讲话。在最后一次讲话中，聂荣臻系统地讲解了主张继续攻关的意见，强调经过中央批准的“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是正确的方针，我们不能动摇，不能遇到一点困难就动摇。三五年之内，导弹、原子弹是突破的问题，常规武器是配套生产的问题。三五年之内若打仗，“两弹”肯定用不上，主要靠常规武器，这两方面都要处理好，处理不好要犯历史性错误。现在尖端武器、常规武器过不了关，根本问题是卡在新型材料及仪器仪表、精密机械等问题上，我们的技术力量 (包括人员与设备)太分散。如何过关?任务要排队。这好比过桥，桥就那么宽，大家一拥而上，谁也过不去。如果排了队，可以使大家都过去，所以任务要进行调整。继续攻关，可以带动我们的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各方面的进步。“两弹”技术是当代先进科技的综合性技术，“两弹”过关了，别的技术也就带动起来了。
聂荣臻明确说，我的意见是上马，不能下马。
诸多难事，聂荣臻因劳累过度，多次犯病。秘书劝他，您身体不好，事情那么多，又有那么多非议，您还是辞掉这副担子吧。聂荣臻说，糊涂，遇到这么点困难，听到这么点议论，就想退缩，要干点事历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不搞出“两弹”来，我死不瞑目。
这之后，会议气氛有所扭转，经过一番讨论，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都同意不能下马。 、聂荣臻让刘西尧把继续攻关的理由整理个材料，在他回京后，向中央写个报告。8月13日，聂荣臻回到北京，8月20日，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结论是导弹可以继续攻关。在原子弹攻关方面，只要继续攻关，可以在三五年内研制成功原子弹。
毛泽东、周恩来看了聂荣臻的报告后，决定派一个小组去二机部各单位调查，看看原子弹有没有可能搞出来，什么时候能爆炸。1961年10月，张爱萍和刘西尧在二机部部长刘杰陪同下开始原子能工业调查。
历时近一个月，考察到了尾声。张爱萍心中有了数，认为可以不下马。他和刘西尧向中央军委写了《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认为，原子能工业建设总的情况是好的，各项工作都有很大进展，若组织得好，抓得紧，有关措施能及时跟上，在1964年制成核武器和进行核爆炸是可能实现的。很快，这份绝密文件送到了毛泽东的桌上。
1962年6月8日，毛泽东在杭州听取汇报时说，在科学研究中，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在核工业和导弹研制战线处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中共中央要求全国大力支援“两弹”事业。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设计是在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领导下进行的。爆轰物理试验研究是在王淦昌、陈能宽等人主持下进行的。朱光亚后来回忆说，当时，主要的困难是资料太少，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资料，我们调来的人就算是骨干，也有一个熟悉的过程，也要学，不学不行。苏联专家撤走后，研制原子弹的关键有三个，一是氟油，二是真空阀门，三是引爆原子弹用的高能炸药。1960年，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聂荣臻等关于研制新材料的汇报，当场批准成立国家科委研制新技术材料小组，统筹安排、解决新型材料研制中的问题。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所在甘肃建了一个分所，主要搞高能炸药，由于永忠等专家负责，上海有机化学所和五机部一个所的一些人支援。靠集体的智慧，最终摘出了原子弹需要的高能炸药。到1962年，原子弹生产的技术难关大都突破，实验用的上千台(套)设备，绝大部分是中国自己设计制造的。
1962年9月11日，副总理兼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罗瑞卿向党中央、毛泽东呈送了《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工业情况的报告》，提出争取1964年，最迟 1965年上半年实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奋斗目标。11月3日，毛泽东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1962年10月10日，聂荣臻在二机部及核武器研究所的工作汇报会上说，有这样一个目标有好处，可以更大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协调各方面的力量。要加快原子弹的研制工作，现在主要是如何搞响的问题，采取什么办法都行，将来再考虑装到运载工具上的问题。最好是在1964年进行原子弹爆炸试验，以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5周年。张爱萍建议还要拿出具体的实施方案来。聂荣臻说，那你就再召集有关专家，拿出几条措施来。
10月16日，张爱萍请来了钱三强和二机部九局的领导；说我们进行第一次核试验，一切都还是空白，请你们几位专家谈谈看，有哪些准备工作需要即刻上马，采取什么办法如期完成。钱三强建议尽快拿出一个方案，同时推荐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程开甲负责组织靶场的技术工作。二机部关于先进行原子弹塔爆试验，再进行核航弹空爆试验的两年规划也拿了出来。
11月17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二机部的“两年规划”，决定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以周恩来为主任，由七位副总理和七位部长级干部组成的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 (简称中央专委会)。除周恩来外，另外14人是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由罗瑞卿任主任。中央专委会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对我国原子能工业建设和加速核武器研制、试制工作以及核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
中央专委会成立后，首先确定1964年底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把各项工作的计划进度倒排到1963年初。中央专委会从成立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开过9次会议。所有与原子弹有关的部门领导都参加，有点像联席会议。每次会议都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他拿个小本，记重要的数据。有几句话是周恩来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定要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
在中央专委会的有力领导下，中国制造原子弹的步伐在加快，原子弹工程即将进入决战阶段。
1963年3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出台了。在第三次中央专委会上，大家原则上同意两年计划，力争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4月，邓小平接见参加原子弹研制人员时说，你们的计划毛主席、党中央批准了，路线、方针、政策已经确定，你们大胆去干，干好了是你们的，干错了是我们书记处的。到年底，中央专委会全面检查了原子弹研制的进展情况，并于1964年1月向中央报告，试验可能在当年10月左右实施。这年春节，毛泽东接见了李四光、钱学森等，高兴地说，你们搞原子弹很有成绩啊。
1963年12月28日，国务院成立特种武器(导弹、原子弹)定型委员会，聂荣臻兼主任委员，罗瑞卿和张爱萍兼任副主任委员，安东为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1964年1月14日，核工业战线提前完成地质勘探、铀矿开采、铀转化生产方面的计划，解决了核爆炸的关键性技术——核装料问题。6月，进行了两枚导弹“东风二号”和“红旗一号”的试射。6月6日，不装铀—235等高能燃料的“冷试验”成功。8月23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批准成立中国首次核试验委员会，由张爱萍、刘西尧等31人组成。9月9日，张爱萍和刘西尧联名向中央专委会呈报了首次核试验的准备情况和正式试验预演和准备的情况，并就首次核试验提出了早试和晚试两种方案。
当时国际形势十分险恶，国外扬言若中国进行核试验，就摧毁中国的核设施、核基地。中国公安部门曾抓获过潜入青海搜集水土及植物叶子样品的间谍。核试验基地也曾发现无名飞行物。我国的空军进行了严密的高空侦察、追踪，地面也配备了高射炮。直到第三次核试验结束，才没再发现异常现象。周恩来说，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专家，东西要转移保存下一部分。为了防备敌人万一进行破坏，由总参谋部和空军研究，做出严密的防空部署。根据分工，由周恩来和贺龙、罗瑞卿抓全面工作；刘杰负责组织关键技术资料、仪器设备的安全转移；陈毅组织外交部进行对外宣传工作的准备；张爱萍和刘西尧赶赴试验现场组织指挥。另外，还严格规定了一些暗语、密码。
因为保密做得相当好，所以事前一点风也没露。
到了9月，核燃料的生产和核武器的研制工作进展更加顺利，正式用的原子弹已经加工好，除了爆炸时间和气象等问题外，已经基本解决了爆炸试验的各项技术问题。9月1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第九次会议，研究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预演总结、正式试验时间及有关问题。在听取正式试验的工作安排提纲后，会议对1964年10月还是1964年后四五年间进行爆炸试验进行了讨论。两种意见，一种是早试，一种是先抓紧三线研制基地的建设，择机再试。罗瑞卿建议安排在10月进行试验。他说，我们的原子弹炸响后，在世界上一定会引起一阵骚动。我们今年试验或推迟到明年、后年进行，所带来的后果都是一样的。如果推迟到1970年再爆炸原子弹，我们这些人就要退休了。周恩来综合大家的意见，决定由中央专委会起草报告，报请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
9月20日，罗瑞卿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关于首次核试验时间的请示报告》。报告说，以今年10月试验为最好，其次是11月上中旬。11月下旬以后天寒地冻，许多工作不好在野外进行，不宜试验。如需要推迟，则要到明年四五月间，有些问题需要重新研究。究竟何时试验，请中央早日决定。如果定在10月试验，需要在9月下旬定下来(因导弹的运输、装配、测试需20天左右的时间)，以便进行准备。如果今年不试验，也需要定下来，以便安排过冬。
9月21日，周恩来将罗瑞卿的报告转给在外地的毛泽东并附言：关于核爆炸及其有关问题，急需待主席回来后，当面报告，以便中央早作决定。毛泽东说，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要早响。中央决定，10月中旬进行首次核试验。
本来还可以早几天响，但老天不作美，连续刮起了东风，而试验所需要的西风却迟迟不露面。气象专家顾震潮对罗布泊十几年的气象资料进行分析后说，10月 13日以后有一周的理想时期。周恩来在接到张爱萍、刘西尧从现场送来的有关首次原子弹起爆试验的报告，以及刘杰有关防空等方面问题的报告后，致信毛泽东、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彭真、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说现在一切都准备好了，拟以保密电话用暗语告诉他们，同意来信所说的一切布置，从10月15日至20日之间，由他们根据现场气象情况决定起爆日期、时间，并告我们。
周恩来将所审改的有关原子弹爆炸的政府声明、新闻公报、中央通知草稿送毛、刘、林、邓、彭、贺，并附信说，这次试验，决定采取公开宣传办法，以便主动地击破一切诬蔑和挑拨的阴谋，并利今后斗争。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毛泽东同意后，周恩来对刘杰说，试验委员会先按15日准备，决定起爆日期和时间后告诉我。
基地气象员朱品德等时刻注意着天气的变化。几经分析，他们发现16日比15日天气好，遂建议把试验零时定在16日，并报告周恩来，最后确定10月16日 15时为试验零时。周恩来亲自下达核装置就位的命令，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总装工作开始。至10月15日 15时，最后一次检查原子弹核心部件的装配和几个关键的工序。在铁塔周围60公里内，放射状摆放着近百项效应工程和飞机、大炮、坦克、汽车、通信工具、铁路桥梁、舰艇模型、防护工事、民用建筑、日用物品及 1000多只动物。动物是猴、兔、猪、羊、驴、狗，另外还有小白鼠，都布放在距爆心几百米到几公里的范围内。
在即将爆炸的前一天晚上，试验现场急电报告北京，说突然发现一种材料的杂质超过原设计要求，周恩来在电话里冷静地问，试验时可能会发生什么结果？刘杰说，有三种可能，一种是干脆利索，第二是拖泥带水，第三是完全失败。第一种可能最大。原子弹响了，影响就大了。万一不响，后果如何，还要找参加试验的专家进行专门研究。周恩来说，你重新计算一下成功的概率。这一天北京又是风又是雨，刘杰冒着风雨找到周光召、黄祖洽和秦元勋，让他们8小时后拿出计算结果。经过两次计算，写出计算报告，科学家们签了名。10月 16日上午，刘杰把计算报告念给周恩来听，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失败的概率小于万分之一。
距爆心60公里的白云岗山坡上挖了一道半人深的堑壕，建起指挥所。试验零时快到了，人人都戴着防护眼镜，背对着爆心，蹲下，等待最后的时刻。试验零时前一个多小时，张蕴钰和李觉才最后撤离爆心，他们一人拿着一把钥匙起爆。张蕴钰的一把钥匙交给了在主控室主持的张震寰，李觉的一把钥匙交给了刘西尧。
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西部地区爆炸成功。
周恩来在北京拿着电话等着，基地总指挥张爱萍大声汇报，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周恩来说，我立刻到人民大会堂去，向毛主席报告。毛泽东说，原子弹爆炸非同一般，现在我们已经成功，究竟还有没有问题，要再核实一下。周恩来通过电话了解取样数据。爆炸现场经过对各种测试结果的仔细分析，王淦昌肯定地说，是核爆炸。19时30分，负责现场指挥的张爱萍再次向周恩来报告，根据多方面的取样分析，证实确实是核爆炸，爆炸威力在两万吨梯恩梯当量以上，很理想，很成功。
当天晚上11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布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消息一出，举世震惊。
时间仅仅过去了两年，1966年10月27日，新华社发表新闻宣布：中国在本国的国土上，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导弹核武器试验，导弹飞行正常，核弹头在预定的距离精确地命中目标，实现核爆炸。
世界舆论又一次大为震惊，认为中国在发展核武器的速度上快得超过人们的预料，说中国在第一次核试验以后仅仅两年的时间就进入了核导弹时代，又一次给世界意外，双重的意外。“两弹”结合试验，从第一次核爆炸到小型化核弹头，美国用了13年，苏联用了6年，而中国仅两年就一举成功。据法国人说，美、苏、英、法进行同类试验，原子弹和运载原子弹的导弹始终是分开来试验的。20世纪50年代，世界几个主要大国都进入了原子时代和导弹时代，但用导弹运载核弹头在本土进行试验，这在世界核试验史上还是第一次。
导弹的发射程序非常复杂，要经过几十道工序，外号“啰唆君”。而原子弹，仅从保管上看，怕冷怕热怕燥怕湿，还怕电子干扰，外号“娇小姐”。由于体制和协调等问题，几次研究“两弹”结合都没有成功。火箭专家谢光选在会上提意见：想让“啰唆君”和“娇小姐”尽快结婚，又不创造条件让它们“谈恋爱”，这不谈恋爱能结婚吗?主持会议的张爱萍说，我来当红娘，给它们创造条件谈恋爱。经过各方努力，终于定了举行“婚礼”的日子。1965年 12月29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第十四次会议，说今年为“两弹”结合试验年，明年是导弹年。明年在导弹上要前进一步，希望后年出更大的成果。
1966年10月，要进行“两弹”结合试验了。之前虽进行了“冷试验”，但仍有很大危险。为了万无一失，中央决定聂荣臻到现场指挥。10月24日，毛泽东对聂荣臻说，你是常打胜仗的，这次可能打败仗，要准备两手。
10月25日上午，聂荣臻飞抵导弹试验基地。当晚，他听取了这次“两弹”结合飞行试验现场负责人张震寰、基地代司令员李福泽、二机部副部长李觉、七机部副部长钱学森的汇报，同意基地党委的意见：按27日正式发射核导弹来安排发射区、弹着区及试验场外的各项工作。最后，聂荣臻批准正式试验的地对地导弹、核弹头，可分别与26日晨运往测试阵地。10月26日上午，基地党委在研究了气象预报后，确定发射时间定为27日上午9时。聂荣臻同意了这一意见，并指示张震寰以基地党委名义报请周恩来批准。周恩来复示同意。
10月27日上午8时，聂荣臻到达发射阵地指挥所，静候发射时刻的到来。谁曾想，8时45分，突然接到核试验基地报告：凌晨2时该基地3000米高空出现了一股预报之外的6级左右强风!怎么办?聂荣臻当即电话请求周恩来。周恩来答复：“一切由你在现场决定。”放下电话，聂荣臻立即与现场的专家商量、讨论，最后决定按原定时间9时发射不变。
10月27日上午9时，核导弹点火起飞。9时9分 14秒，核弹头在核试验基地上空的预定空域实施爆炸。中国的导弹核试验圆满成功。接到报告，聂荣臻兴奋地拿起电话向周恩来报告：总理，成功了!
《党史博览》2005年第4期 | 
发表于 2006-9-15 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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