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顾城之城

朱屹

　　　　　　　　——关于顾城和他的《英儿》

　　主持人：谢冕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导师　　

　
　　作为文学作品的《英儿》

　　谢冕：顾城悲剧令我震惊，我一时无以言对。除了回答一次来自远方的电话采访之外，我保持了沉默。顾城、谢烨、英儿都是我的年轻朋友，英儿更是我的学生，我对他们了解甚多。我失语，是因为我痛苦至深。对顾、谢以这样的方式告别人世，我极为遗憾。谢烨是从外表和内心都非常美好的女性，我对她充满怀念。不论有多少原因导致这样的悲剧发生，我无法掩饰对顾城这一行为的厌恶，我当然遣责他疯狂式的残忍。

　　《英儿》是一部文学作品，是批评家应当严肃面对的文本。我们此刻进行的不是社会评论或道德审判，我们从事的文学批评有自己的任务和要求。但是《英儿》的非虚构性质以及真实人物事件进入作品，使我们的工作受到了非文学的干扰。我们的批评活动一开始就陷入困境。我们现今的任务是剥离那些真实事件对于文本的纠缠，使文学批评的独立品格得以继持，尽管这样做起来有相当的难度，这甚至包括了阅读心理。

　　《英儿》无疑是一部为中国当代文学带来新意的作品。它的坦露和真率使人观感一新——我们的文学被伪饰浸淫已久，我们不能不以严肃的态度面对该书作者自已选择的生活方式和自以为是的情感性质追求、纯真的陶醉和邪恶的嬉戏集于一身，这作品不顾世间毁誉的率性而为。使人感受到作者创作拥有的自由心态和独立精神。情欲的吸引和满足在这里被表现得潇洒而自然。对比这一时期同时出现的一两本引起轰动的作品，《英儿》在有关性爱的描写上是显得更有审美价值，尽管人们有充足的理由怀疑激流岛上这种三角性爱的合理性。

　　迄今为止，我们在中国文学作品中所看到的主人公的爱憎纠葛大体都是虚构的和被装饰的，它们有极大的“假想”和“造化”的成份。但《英儿》却在相当程度上是真实的和自然的。也许在描写三人的灵肉关系时，雷这个重要人物的内心矛盾甚至痛苦受到有意的忽视甚至掩饰，但《英儿》仍然以安“非编造”的特性而赢得读者的依赖。这部小说的“实有住”和文学品位的和谐结合，达到一定的高度。现实故事的发展和作品情节的演进甚至是互相所证的，令人惊骇的是，事后发生的事件预言般地时时在作品中浮现。死亡和悲剧仿佛是预设而最终过绪实现的。

　　顾城的“女儿园”有理想是杜撰的，甚至也是不真实的。他的“天国”仍然充满世俗气并不高雅。他幻想身边两个女人的亲密相处以及恨自己不是女儿身，都让人感觉到某种变异和倒错，终究是有异于常的。许竟是在这一点上，《英儿》作者的实践无意中为文学创作作出了某种“添加”。

　　顾城对诗的贡献已为批评界所共认，他的绘画和小说能力对于大陆读者都是初识。小说结构的散文式的组合，叙述语言的优美而诗意，这些特点构成了《英儿》独特的风格。 顾城的意义

　　史成芳：“诗人之死”在今日中国已不是第一次被议论的话题。就顾城之死本身而论，这是一起杀人事件，与普通的凶杀和情杀没有什么两样，我们不能以其“诗人”的桂冠来掩遮其作为杀人凶手的真象。然而，正是在今天的特殊文化语境中，这一杀人和自杀事件才具有形而上的意义。

　　诗人，作为荷马或屈原式的传统意义的诗人，历来被誉为神谕的释解者、社会的代言人，或者用雪莱的话语是：“无须鸣谢的大法官”。中国诗人们自觉地肩上“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道义和责任，成为社会文化方向的指导者。

　　诗人的这种超验的地位第一次倾斜于哥白尼。既然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诗人们为自己设定的神的代言人地位也就随之动摇了。然而他仍然是文化的守望着，他的激情与浪漫仍使他笼罩着辉光。达尔文则彻底打碎了西方的上帝中心，从此一切崇高和超验都沦为人和动物的演化进程。生命的挤压和生存的严酷成为诗人的中心话语。诗人从神的使者变为普通生命。

　　给予诗人中心地位以致命一击的当是弗洛依德。自他之后，诗人成为精神病患者的代名词。他但无力拯救社会和人类精神，他甚至也无力拯救他自己。弗洛依德之后，诗人们大多自觉地放弃了拯救、启蒙等大叙事，他所书写的只是他自己的意识和潜意识，他所经验的事况。如此而已。

　　屈原死于对真理的追问，王国维则得将自己祭献于一个逝去的时代。而顾城，当他完“黑眼睛”的歌之后，实则他已经死了。他不属于新时代，顾城和顾城们之死当然也是一个象征，不幸的是这个象征的本体和喻体只是同一个：他们自己，作为诗人群体的他们自身。

　　悬而未答的问题只有一个：诗人将何为？ 启蒙者的悲哀

　　祁述裕：顾城《英儿》产生了轰动性的影响。影响的产生不是因为它是“留学生”文学（象《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不是因为叙述了一个真实的三角恋爱的故事，主要也不是诗意的语言、清新的意象，而是，作者之死，是残杀和自杀构成的血腥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英儿》的轰动是超越文本的轰动。

　　顾城之死是一个历史时期结束的沉重的回响，那个以理论家、诗人、小说家为主导的启蒙时代的终结。这个时代不仅可以追溯到新时期初的１９７８年，甚至可以追溯到１９１９年，乃至１８９８年严复《天演论》翻译引发的横跨一个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这场思想启蒙运动以变革政治，输入西方学理为手段，以改变旧中国的经济关系．进而达到现代化为目的。对知识分子来说，这一个多世纪充塞着痛苦、焦灼、绝望和希望，但是也同时焕发出激情、理想、灵感和创造力。因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战争年代也好，“四人帮”专制时代也好，新时期初也好，知识分子总是或隐或显地作为社会主角，引导着社会，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威总是纠缠在一起，合是纠缠，分不过是纠缠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正是这个原因，知识分子，包括顾城在内的朦胧诗人群才表现出如此崇高的历史责任感，远大的道义力量；在他们的诗歌中即使是对社会最弃绝的诗句也隐含着背后那“肩扛历史闸门”的神圣热情。

　　然而这一切在９０年代以后，尤其是市场经济理论提出后，已成为古典的情绪。政治权威正在由经济权威所取代，思想启蒙让位给商品经济规律，精神的追求转化为致富热情。政治权威的控制力在下降，知识分子由中心退移到边缘，这个阶层的精神根基被彻底摇撼了。对于仍然沉湎于那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而言，社会主角变易的痛苦是真正的痛苦，这是一种无所作为的状态。

　　毫无疑问，顾城是太迷恋那个时代了，他那些明静的诗句包裹的是渴望光荣和引路人的心灵。所以，尽管他有着优裕的生活，有着一对如星拱月般环绕他的女人，有着他诗中的追求的单纯和宁净的环境，然而他不满足。他真正希望的是80年代初那份荣耀和名声；但是他又清楚地看到，那已经成为过去，不是山水之隔，而是时代的变异。

　　对过去的迷恋使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历史梦游人。他企图用斧头和绳索来依复那份光荣表明他清醒的绝望。

　　顾城之死让人们看到那些思想启蒙者背后浓重的封建意识的投影（小说中主人公对爱妾的向往也反映了这一点）。反专制者自身常常是暴力的迷恋者，顾城只不过以个性化的方式证明了这个不无新鲜的历史事实。

　　顾城以启蒙者的方式了结此生，这多少也是让人感叹的悲剧和恶剧。但是，对市场经济而言，他和他的小说只具有媒体的作用，不过是一种商品，成为出版商难得的“热点”，和能创造高额利润的新闻。对市民而言，在读腻了“名星”、“大腕”以后，再读读诗人和他的怪诞也不失为新鲜可口。 超文本的轰动

　　尹昌龙；超越本文的阅读，这大约是批评界一以贯之的癖好。无论是从作家的个人传记出发，还是从时代的历史面貌出发，批评界都愿意从这些被称为“潜本文”的资料中，发现一条通往本文的途径。这种方法并非没有道理，尤其在解读《英儿》这篇带着极为强烈、极为真实的自传体色彩的小说时，我觉得还是具有较大的可行性和合理性，所以，我宁愿偏离开《英儿》这篇小说，稍稍着眼于对顾城事件的分析，并期望能得到有助于阅读《英儿》的一些基本前提。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无论是喜剧行为抑或悲剧事件，在这个商业主义的时代里，都可能成为俗文化可供利用的资料。这些资料通过大众传媒的制作，满足了普通读者处于基本层次的阅读期待，因而实现了制作人叙事背后的商业性目的。１９９３年，《废都》热之后大概就是顾城热了。这两个现象无一例外地变成大众阅读的对象，如果说《废都》热中有某种被夸张过的色彩成份，那么顾城热中则出现了某种暴力想象的色彩。事实上，“性”视角正是《废都》被传阅的根本缘由，而顾城事件在被还原之后则正是基本的暴力放事，虽然这当中顾城、谢烨分别携带三角恋爱的情感已经有效地成为刺激阅读的触媒。然而在这里我不打算分析《废都》热和顾城事件的商业效应，我想研究的是顾城事件的暴力性根由。事实上，在这一点上，俗文化的读物比高雅的批评更看到了这一事件的逼真面貌，因为顾城事件说到底是由两个在时间上紧紧相连以至可以并列的事件组成：谢烨被杀和顾城自杀，二者都是以斧头完成的暴力过程。无论我们如何从精神意义上对这一事件进行升华，或者从道德意义上对这一件事情进行批判．如果离开了对暴力性基质的把握和分析，都有可能违背事件的本来面貌。我之所以强调暴力色彩，是因为从五四以来中国激进主义诗歌传统中都有种共同的暴力习性，而顾城因为与这种传统的联系而可以被理解为这一习性的当代诗人。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始终处在一系列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历史事件中，暴力性成了其基本的待征，而诗人作为社会的敏感群体，都有意无意地沾染了对暴力的兴趣，无论这种兴趣是以现实战斗抑或语言抗争的形式出现。而这些诗人中激进主义的分子更是凝聚了各种压力中的焦虑情绪，这种时候对暴力的崇尚无疑是一种泄导的方式。他们从内在信仰中就有以暴力来改造社会、解决中国问题的念头。从早期鲁迅为激进主义诗歌奠定理论基础的《摩罗待力说》，到五四时代一批激进主义诗人走无政府主义的暴力之路，再到抗日战争时期一批激进主义诗人投身行伍写出的血淋淋的战争诗，都充满着强烈的暴力色彩。这一传统伸到当代，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天安门诗歌中的闪耀的刀光剑影，朦胧诗运动中抗暴尚力的倾向。顾城作为朦胧诗派的盟主之一，虽然写出不少温婉的童话诗，但在一个黑暗时代所积压的暴力记忆始终成为他通往童话王国的心理障碍。这种障碍一旦在适当的时饥（比如生存磨难、情场失意等等）便产生爆发性力量，形成暴力性的毁坏作用。有意味的是，由于这批诗人的暴力兴趣过于强烈，他们往往对语词中历尽可能激发的暴力气息尤感不足，于是便从想象中的、距离式的语言暴力而走向实际的暴力事件、从对语言施暴或用语言施暴到对社会施暴、对他人或自我施暴。我总觉得中国一批激进主义诗人（包括先锋诗人甚至校院诗人）的死亡事件，并不仅仅能以自杀殉道的模式来解释，我想在他们的内心中可能有一个信念：对语言暴力及其虚幻性的不信任，对实际暴力及其真实性的渴求。这一点信念往往导致一个怪异的现象，这些诗人不是用语言写作，而是用身体写作，通过对自己或他人的身体进行施暴，来造就一幅最终的暴力作品。从这种意义上讲，所谓“红色诗歌”或“红色写作”，似乎不象一个诗歌现象而更象一个诗人事件，一种抵达暴力极限的死亡似乎有效地承担了对力度感的膜拜心情，而用暴力向死亡所作的最终的挺进，成为这些诗人生前“最辉煌”、“最迷狂”的创作，至少这些诗人在心中会这么想。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斧头情结”作为一种暴力习性，不仅属于顾城个人，也许还属于二十世纪中国激进主义诗歌的某种传统。 死者的虚伪

　　除顺馨：《英儿》虽说是顾城、雷米合写的，但那个“被打开的盒子”所诉说的死亡寓言，主要是出于顾城之手，而雷米所写的“篇外：你叫小木耳”跟英儿和顾城都没什么关系，只是文本的“画外音”而已。不过，顾城在叙述他与英儿的故事时，受述者却是雷米，而雷米的受述者则是她笔下的小木耳。从这种奇特的叙事关系中，反映出的是顾城、雷米、英儿、小木耳这些人物在文本中和生活中的复杂关系。最遗憾的是，文本中的顾城所寓言的死亡并不仅是虚构的或臆想的，而成为生活中一场悲剧的前奏。已听到死神的脚步的顾城固然实现了他的心愿，但仍然享受着人间温情的雷米无辜的被送进鬼门关，永远再看不到她可爱可怜的小木耳。

　　对于曾经活跃于八十年代初诗坛的顾城的自杀，我无话可说。我想说的是任何人有权不活，但绝对没有不让别人活的权利。生活中的顾城固然扼杀了雷的生命权，写《英儿》的顾城剥夺了她的话语权，尤其在有关三角关系的态度和感受方面。在叙述他对英儿的恋情的时候，顾城只把妻子雷放在聆听者的位置，她是他沉默的倾诉对象，在内容上，有关雷的描写也只是衬托式的，而完全忽略她应有的角色的感情反应。他幻想的天国的花园，虽然说是纯真的女儿国，但仍然是“菲逻各斯中心”的，男人以他的需要安放女人的位置，英儿是情欲的花朵，给他的是美的享受（肉体的和幻想的），雷是可敬可靠的大地，给他以受全和依赖。顾城的占有欲让他无法容忍英儿的离去和小木耳对雷的爱的索求。因此，雷承担的压力和痛苦可能是双重的，既来自顾城与英儿，亦源于与儿子的分离。她的“你叫小木耳”道尽了作为母亲的矛盾与寄盼，至于英儿，她在顾城的笔下是飘忽不定的，只有在她写的书信中我们才真正感到她的个性和现实存在状态。她的离去，可能并不像顾城所认为的纯粹利用，或许还夹杂着她对雷无私的照顾和接纳所不过，肯定的是她毁灭了顾城悉心建造的天国花园，以致让他暴露了男人的虚伪、软弱、甚至残暴的一面。 先于肉体的死亡

　　尹国均：顾城的死是不是作为诗人的死？如果把顾城构想成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寻找他理想的王国（“乌托邦”）寻找他们家园的失败的理想主义者，他的死是有意思的。但在《墓床》和《英儿》中，我读到的是理想失改，无意义的逼迫、空虚而苍日的顾城；必须直面的生存与理想的矛盾：苍白无聊的生后与理想的梦想的境界的矛盾。通过他的诗，寻找不到激情、意义甚至让我感到失语的恐慌；他的绘画、除了表面的装饰繁复以外，线条毫无生气与激情：那些单调的构成装饰图案的线条没有什么意思，它全是凭绘画经验而理智构成：失语、失去情感、失去激情、失去意义、失去精神、失去土地和家国、失去那个理想的国度，这对于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于顾城这种“童话诗人”已是致命打击，从而可理解为顾城的死是必然的：诗人与画家都是以诗或画面存在，否则就已死：世纪末这些诗人们画家们，离开本土开始了漂泊与放逐。追寻他们从阅读与文本构想的王国（比如法国南方阿尔之于梵高：塔希堤之于高更）：但阅读中的辉煌与平淡为无聊的生存逼迫；对本土的放逐与本土的依恋：二十世纪末这批漂泊的人们，他们生活在两种文化的尴尬夹缝中间：他们失去了土壤，失去了历史、时间和痛苦：更可怕的是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塔希堤：文字、话语、形式和色彩是需要的激情和思考的，而一旦失去，就已注定了死亡，至少首先在精神上死亡。理想主义的漂泊者们，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历史与理想、他们怎么办？他们怎么办？他们所踏实的土地并没有阿尔的阳光，塔希堤的伊甸园式的神秘与单纯：而是奔忙的生存逼迫，平庸的为生存而匆匆的真实：而作为激情和文字的基础的历史、时间和痛苦，却由于巨大时间与空间而失去了情感上的联系，一切都化为了一场白日梦而已，那么活下去是多么无聊。而这对于象顾城这样的活在文字与理想中的人，这种无聊与苍白就更为可怕。我认为作为文评我们不一定要去追究顾城杀妻的道德思考：而更重要的是去理解顾城的梦想与他所面临的生存，他的寻梦的历程。顾城在死前近期为什么老是写出死字？可想他已一再面临死的问题：死之于他，已成了一个时间问题：一旦一个人失去了他的赖以生存的梦，失去了他追究寻的目的地，失去他生存下去的理由：死就指日可持了：剩下的只是死的方法而已。事实上，顾城已死于他死之前，他的幻灭，他的精神已在世纪末的夕阳中先他而而死。 一本值得一读的书

　　马塞迪·阿明：《英儿》是著名诗人顾城在德国写成的绝笔之作。是一部真切的情爱许悔录。它描写了主人公顾城和两个女性雷米和英儿在一小岛上的生活，情爱，冲突和阴错阳差。它是顾城的心理独白，他渴望爱慕他的两个女子互相爱慕。小说中的“顾城”的爱是畸形的。雷和英儿他都爱，但前者是敬爱，后者是情爱，这种爱情生活就象有妻与妾的情况一样。雷是他的正妻，是家庭的象征，是顾城生活的一部分，而英儿呢，她是妾，是顾城感情生活的主人，她主宰了顾城灵魂。小说把“顾城”写得很复杂，是“疯子”，是“魔鬼”，“他简直不是人”。当英儿出走时，他就走上了自绝的道路。我们只要去除芜杂的枝蔓，主要的思维就很清楚的，很明了的，很简单的，无非表达了男人基本欲望。顾城这个人物是一个灵魂分裂的男人，他在正常的人和非正常的人之间徘徊，在欲望和理智之间挣扎，在现实和幻象之间云游。

　　《英儿》这部小说成功地、坦率地表现了作者努力偏离社会回归自然的倾向，那种苦苦挣扎终告失败的矛盾、痛苦、绝望相当能唤起现代人的共鸣。它散发出独特的魅力。它的层次内容很清楚的，内在涵义比较复杂的。这些都使《英儿》是一本值得读的书。 心灵的乌托邦

　　任一鸣：十多年前，在朦胧诗崛起的时代，那个曾写下“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用它寻找光明”的朦胧诗人顾城．那个曾给无数人以诗美的享受和光明的憧憬的诗人顾城，在十多年后却令世人震惊地以年青的生命为代价，而且以同样年青的谢烨的生命共为代价，选择了黑暗。

　　这是一个普通人的悲剧。生命是宝贵的，不可虚掷也不可轻抛的。我以尊重生命的信条，或许一个人有权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扼杀另一位诗人，一个曾与之相濡以沫的善良且美丽的妻子的生命，无论是于法律，还是道德，都是不被见容的——无论如何，这应当是一个正直的人正直的富有良知的判断。

　　然而，这一些并不妨碍我们对顾城和谢烨的作品《英儿》做出评价。因为顾城毕竟是一位诗人。《英儿》也确透露出些许诗人之死的谜底：当岁月无可挽回地载他进入成人世界后，心灵却一直还留恋往返于童年的乌托邦——一颗纯真的跳跃的重心与春天草地鲜花合一的美的境界；当生活之船不可避免地驶入家庭伦理的河道之后，他的心灵却一直憧憬着浪漫爱情的乌托邦——梦幻般的三角和谐无瑕爱情的共存，而且，要命的是，他完全把乌托邦当作了现实来要求，来追求——拒绝长大，拒绝伦理，拒绝庸常——而这一切又是生活所不可能拒绝的，于是，他选择了拒绝生活。这，便酿造了一个诗人的悲剧。

　　或许，顾城之死，与大文化空间——诸如知识分子地位的日益边缘化，诸如文学、日益失去其培养大众价值观的重要意义，诸如商品经济带来的通俗，庸俗，媚俗的大众消费文化的蔓延——不无关系。似乎顾城那种幻灭的心态，与当前流行的一些知识分子的心态颇有相似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顾城之死是否具有了预示某种类的命运的形而上的意味？ 无法回避的追问

　　余峥：我愿意认为，顾城的死是“诗人之死”，这是生不逢时、活难觅处的诗人之死。顾城在天国之梦难圆，俗世之罪难却的多重矛盾中．接近神谕又逃离神示，“坐”入了文化转型场中那个令人悚然的缺席已久的位置。

　　顾城之死尤其“杀人”，自然不能拒绝道德的追问。但我由此想到本世纪初的德语诗人黑尔克，作为“诗人”的追求与焦灼，顾城与之颇多相似，但结局殊异，实在值得回味。他们都追寻“漂移的精神故乡”，都制造“叠合的女性神话”。黑尔克一生不断的“自选故乡”，顾城选择“激流岛”，都是对故乡漂移不定性的象征指认。至于顾城关于雷米与英儿的女性的叠合神话，与黑尔克和克拉拉、保拉两位女艺术家的关系，也恍然如出一辙。

　　但是，结局却两样。如果只从“诗人”的人事关系看，的确，黑尔克有那么多友人、夫人的帮助。一次次平息“无故乡”的焦灼，保住了他的全部的女神话；而顾城所企盼的这一切，却都被残酷的现实所打破。这—切，事实上昭示了形而上的意味：黑尔克所处的现代社会毕竟还给诗人遗留着一块可以逃离的马托邦净土，而顾城所处的后现代文化语境，故乡漂走，神话破碎，诗人的时代已近散场。“诗人”还能“何为”？对这巨大的问号，顾城只得以悲哀与盲目作了最后一“为。” 现实与理想

　　徐德峰：或许，我们可以对顾城之死作出各种各样的议论；或许，我们可以对《英儿》式的“天国梦想”作出各种各样的评价。我以为，《英儿》的价值不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新的生存方式，而在于《英儿》的价值定位给予我们的启发。

　　在当今的文化／历史现实中，文学的价值定位成为困扰当代作家的一个严峻的问题。在经历了８０年代以来的一系列文化／话语裂变之后，文学不仅走到了权力话语的边缘，而且也走出了大众话语中心，这使得在中心状态下所确立的文学的价值定位失去了应有的基础，处于边缘的文学，如何确立自身价值？几乎一直在边缘处进行文学活动的顾城，以他的诗歌创作证实了一点：在边缘处，文学是可以获取自己的价值位置的。而《英儿》这部诗人的小说，则更为明确地提出了一种价值形态——“乌托邦”。

　　“乌托邦”的价值，不在于它是否可行，是否合理，而在于它打破世界的唯一性。它的存在本身，即构成了对现实世界的“对抗”。一旦成为现实，它就不再具有“乌托邦意义”。顾城之死，与其说是乌托邦幻灭，不如说是他误将马托邦“现实化”。 “自然而然” ——将顾城的凶杀作为剔除感情的文本来读

　　陈慧敏：顾城在１９９３年７月１０日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做的《人与自然——世界各文化哲学讨论会》报告中，指出“自”是本体，“然”是哲学的态度，他便是运用这样一个态度来处理本体的。因此他借用庄子《齐物论》中的思想：“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并说一棵树被加工成桌子，对于人，是有意义的，对于树却是一个破坏。也就是说将顾城的这个哲学态度与本体相连时，便必然发现人类无以逃脱的组合，那就是人与树的组合（顾城有一幅画：无端树上走一遭），人类有着攀援的冲动，喜欢体验走钢丝的危险，而且似乎人的浮躁劣性需要树的沉静来反照。

　　顾城与谢烨似乎就好象是人与树，谢烨始终是沉静的地母，这种地母的形象是以树为象征的。

　　我知道顾城的眼是“用来寻找光明的”眼，而当这种光明无以在人中寻找时，绝望中他只有向树索取了。他在小说《我在等待死亡的声音》中有这样的话：“这个时候我觉得有一种新鲜的光明在我心中醒来！一个声音，我坐在一棵伐倒的树上，摸着那棵树。那种白色的光明在我心中弥漫，好像穿过一个白色的池塘，到了一个地方”。接着他又说“一会儿所有的树都升到天上去跳舞，它充满了一种白色的光明。”在他看来，真正的树是在天上跳舞的，所以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伐树者是残忍的。因此斧子与其说是他凶杀的工具，还不如说是他诗世界的意象。

　　在《新街口》诗中他这样说： “杀人是一朵荷花 杀了 就拿在手上 手是不能换的”

　　也就是通过杀，他便永远得到了，所以对于树是残酷的，对于人是有利的。

　　而谢烨对顾城实在是太重要了，谢烨自己也说顾城离不开她，在《英儿》里有“雷只要离开我，死就到我面前来了”。不只是他自己感到死的来临，他还要把它作为礼物。在《死囚》篇，他说“我需要死，因为这件事对于我，是真切的，我需要把它给你，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礼物”。

　　顾城是通过奉送礼物的方式来实现永远占有的。这里含有着一种疯狂，在《英儿》里，顾城这样说过英儿“她喜欢西刺克利夫，又害怕不能容忍”。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希刺克利夫是艾米莉《呼啸山庄》的主人公。在艾米莉的小说中人物与自然是浑然的，充满了一种病狂。与其说英子喜欢疯狂，不如说顾城本身就具有病狂，而这疯狂恰恰正是符合顾城的“自然”本意韵。顾的这份本意被他自己认为进入了哲学境界。并说“在哲学境界中万家万物都是自然的表达和象征，那么超越语言的表达也就不足为怪了”。

猪头猪智慧

那年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