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芦笛讲那个年代的故事：苏联是人间天堂么？
文章提交者：song108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前苏联确实一直是个相当落后贫穷的国家，你要是看过西方拍的文献片就知道了。那上面拍的那些农村，穷得跟中国没什么差别，同样是破败的草房，农民穿的和中国的也差不多，只是没有那么破烂，裹得比较厚实而已。这种镜头，你就是故意要在欧洲拍也找不到。 令人吃惊的是，就连大城市，似乎也好不到哪儿去。Klochko在《苏联科学家在中国》一书中披露的某些情况，简直就让人不敢相信。他曾到翻译李福德（音）的姨家去坐过客。我把有关段落翻译如下： 【老太太开了门（门上没锁），邀我进家。她家只有一个房间，约有１２平方英尺（芦按：他肯定算错了，起码得是１２平方米），我很喜欢它的清洁，以及那漂亮雅致的室内布置。靠墙是一张宽大的中国床，旁边是一张圆桌，一把沙发，几个凳子，还有个火炉子。为此房间，老太太每月付４元房租。夏天她则到城外去，住在朋友家里。李福德告诉我，她打算搬到另一个更好的房间去，那房间每月房租是６到８元。 在莫斯科，一位像她这样靠退休金生活的老太太，如果能有这么一个房间，就会认为自己极端幸运。我仍然记得已故A.G.Rastryopina，她曾在我们的研究所工作。直到７２岁逝世，她从来就没在自己的房间里生活过，总是在这个或那个宿舍里等待分给她房间，一直等了３０年。】 后来这Ｋ教授到昆明去指导那儿的工作，被东道主安排在一个湖边的宾馆中。他又写道： 【到机场欢迎我的三位人士先用车把我到昆明的宾馆去。在那儿我得到两个又大又通风的房间。平生第一次，我一个人拥有了一间卧室和一间分开的客厅。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和宽大的窗户，能看到宾馆外的湖泊，云南大学的校园，以及其后遥远的山岭。】 ＮＮＤ，这乃是在云南那种不毛之地，就算是专门侍候外宾的高级宾馆吧，似乎也不可能高级到哪儿去。可这家伙要等到跑到云南那化外顽国去，才能平生第一次住上两个房间！（他在北京友谊宾馆只有一个房间。） 不仅如此，他还说，中国建筑的质量要比苏联的高，苏联的建筑经常发生墙壁倒塌事故，而中国很少听说这种事。治安也远比苏联好，莫斯科每月要发生数万件盗窃案，而他在友谊宾馆房间内常常把整月工资扔在桌子上，从未丢失一分钱。该宾馆只发生过一次失窃案，还是苏联孩子干的。 不过，他认为中国商店虽多，供应却不如苏联，尽管苏联不像中国，没什么小商店，由几个大商店供应，但货物比中国充足多了，但他是５８年和６０年两次来中国，正好赶上只饿死２００人的好时光，所以这比较不能成立。 即使如此，宾馆供应是从来不会有问题的，而且东西都便宜到可笑程度，那当然是对毛子的特殊优待。他来中国是拿双饷，国内工资照发（每月５０００卢布，相当于技术工人的５倍），到中国每月５３０元人民币。卢布对人民币的黑市比价是１０卢布换１元人民币，因此和他在苏联时拿的工资一样，但购买力远远超过在苏联国内。 正因为此，所有的苏联专家都不肯用人民币交党费，而是拖欠到回国去用卢布交，而苏联海关千方百计地鼓励他们把人民币花在苏联，为此提出优厚条件：供应一部小汽车（平常要在几千人中撞大运才能抽到票），而且可以自己挑选，但只能用人民币买。即使如此，也没多少人上钩，大多数专家、特别是带家眷的专家，都把钱花在中国了，因为东西实在太便宜，特别是毛子喜欢的皮货。 文章提交者：song108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回答网友3个问题 一、孟德尔-摩尔根理论是否遭到官方镇压。 我已经在前边的帖子里说了，直到1963年，也就是我进入高一那年，高中生物学中才首次同时讲授两种学说，而苏联早就在赫鲁晓夫时代埋葬了李森科了。记得我们当时的生物学教师还把李的遭遇当成赫鲁晓夫的罪状骂了一通，这或许就是我D为何要择错固执、比老大哥还要坚定的意识形态原因吧。此前的生物教科书中从来只讲米李伪科学，夹以大批辱骂孟、摩“唯心主义”的话语。 不仅如此，大学教材一直到文革后才改过来。我是77级大学生，入学时还没统编教材，于是学校只好使用文革前出版的大学教材。有一次我去找中学同学玩，那家伙是学医的，于是我便乱看他使用的教科书(趁机看看人体解剖那些精彩图画，of course)，发现他使用的生物学教材乃是1965年印刷的，其中还在讲米李伪科学，痛骂孟摩。我至今还记得上面讲的一个离奇故事：据说斑马和家马杂交，不会产后代，但与斑马交配过的母马再去和家马交配，生下来的马驹身上会有淡淡的斑纹，据说这就是米、李“获得性遗传”的证据。这故事非常离奇，所以我至今记忆犹新，因为不懂行，也不知道真假，请老非老东西那内行指教一下吧。 老波还贴了一段文字，据说是M和谈家桢谈话后，主张百花齐放，云云。我不知道这是否属实，我可以说的就是，第一，直到1963年，中学教材中才出现孟摩学说，而且是和米李共同教授的，而大学教材在文革前就一直没改过来，起码全国统编医用生物学教材是如此。第二，我从未听说过文革前有谁进行过真正的遗传学研究，包括谈本人在内。我看到的有关文字都是说谈根本就没有获准进行研究。所以，我只能认为，那文字要么是伪造的，要么是M的讲话根本没落实。如果谁认为这不是事实，不妨给出参考文献书目来，证明我D确实没有压制这方面的研究。 第二个问题，苏联派来的专家是否都是顶儿尖儿？ 某无知分子在跟帖标题里指控我歪曲事实，她大概看不懂中文，我的原话是： 【后来叛逃到加拿大去的苏联化学家Klochko曾在１９５７年被派往中国，根据他的回忆，中方只知道对苏联说：“给我派个物理学家或化学家来”，却从来不知道点名要谁。苏联当然舍不得派出第一流的专家来，一般科学家又不愿到中国去，以免时间呆长了失去自己在本国的实验室，于是最后派出的常常是那种勇敢同志，他们之所以敢来，乃是在本国没有什么搞头，又以为中国和非洲差不多，没什么科学。这位Ｋ教授算是例外，他本人曾经获得斯大林奖金，可惜是落后分子，被派到中国乃是被积极分子排挤的结果。】 【前面已经说过，若干被派到中国的苏联专家并不是该行的翘楚，有的甚至不过是技术工人而已。】 任何非文盲都看得出我根本没有说“所有苏联专家都不行”，用的是“若干苏联专家”，该盲举出某个权威来作反驳，当真是发昏。 第一段话，我是翻译M.A.Klochko著 (Int Ntl Pub Rep Ltd, 1964, New York). 这书很有意思，我想摘译出来，让大家知道什么是“泥腿子治国”以及它的可怕。如果作者是个西方人倒毫不足奇，问题是，作者乃是个苏联人，就连他都看不下去咱们的反智主义，不止一次在书中使用idiotic（白痴的）的话语，可见痞子治国有何等可怕。现在的人常常把一切错误都赖在马列头上，其实，即使是搞马列主义也有不同搞法，咱们的乃是最烂污的一种，这就是那本书的价值：它反映了中国特有的而苏联没有的烂污共党社会的弊病。 第二段话也是从该书来的，据作者介绍，苏联专家分三类：scientists（科学家）, technicians（技师）, technical workers（技工）. 他本人在离开中国前夕，给中国当局写了个报告，其中一段抄写如下： “I questioned the qualifications of some of the Soviet scientists who had been sent to China as advisers. for of 16 scientists I knew who had worked in China, at least half had proved to be obviously less qualified than many Chinese specialists in the same fields; for three or four others, it would have been possible to find Chinese substitutes; and only the last four or five could have rendered uniquely useful seives to China, if given the opportunity.” 第三个问题，是否禁止英语教学？ 50年代，yes。早说了，除了重点大学和大城市的寥若晨星的几个贵族中学外，中国根本没有英语教育。这话不是我说的，而是我在80年代从报纸上看到某人大代表的发言(那人很有名，可惜我现在想不起是谁来了)，他原话我都还记得，说咱们的外语教育是“邦交好则多学，邦交恶则少学，邦交绝则不学”，当真是一针见血。 60年代和苏联破脸后，直到1963年，中学才开始重开英文课。我1960年进初中，学了一年俄语，次年就没再学了。1963年进高一，有的学校，有的班级第一次开始教授英文，可惜我还是学俄文。1964年后，全部改为英文，再没有俄语班了，这情况一直维持到现在，除了东北某些城市还在教授俄语，俄语人材似乎要绝种了。 事实就是这样。 生活如此，工作又如何？Ｋ教授工作的第一站是位于北京的中科院化学所，在那儿他平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办公室。而且他发现，该所的建筑非常漂亮宽敞，设备也非常先进，比他在莫斯科的研究所好多了。后来他听说该所要搬到另一个更好的地方去，不由得感慨道：如果他在莫斯科的同事听到这消息，肯定会羡慕得不得了，盼望把旧所分给他们。 这样的描述多次出现。Ｋ教授在中国的任务之一是作consultant（顾问），因此从北到南很去了许多地方，答疑解惑出主意。但凡他去的地方，不管是在北京、上海、沈阳、长春甚至昆明，不管是大学还是研究所，他都要盛赞那儿的房子盖得如何漂亮，如何宽敞，设备又如何好，图书馆也很不错，等等，说这些条件都超过苏联的对应研究所或大学，可惜就是毫不出活，那原因再简单不过：大家不是去政治学习，就是去写大字报，要么就下乡劳动，好不容易有时间干正事了，却又永远在那儿修改制定科研计划。开始执行计划不到半年，上面又来了新精神，原来搞的统统扔下，花的精力金钱时间统统作废，又从头制定新计划，从头开始，半年后再作废。而所有的计划都是党官员心血来潮下的任务，科学家们根本不得与闻，更不敢反对。 在苏联从来没这种事，人家每周学习一次，还是在业余时间开会，不许占用工作时间。哪怕是开会整人，也是当时就作结论，一枪放倒便了账，绝不会花几个月，没完没了地让你反复检查，让同志们反复揭发批判。连他这位从３０年代大清洗中过来的人都见不得咱们那种毫无效率、耗用大量时间的整人方式。 据他介绍，苏联也有墙报，但每年只出六次，贴出拉倒。而在M盛赞“大字报是一种新式武器”之后，这白痴行为便蔓延全国，无端耗用了大量工作时间。据他说，化学所中有文化者每人指标是写１０份大字报，文盲则是５份。他还生动地回忆道，有一份是揭发某女士喜欢虚荣，每月工资才４０元，竟然花了３０元去买裙子，被指控者则回答对方才更爱虚荣，系了个蝴蝶结。指控方又答曰：那蝴蝶结不过三毛五，岂能比你的裙子？如此一来一往，直到规定的指标完成才停火。 至于科学上的决策则从来没有中国这种外行领导内行的胡来状况，人家毕竟还是照规矩来，按文凭和能力分配工作，绝不会让大老粗去干科研。据他调查，他在昆明工作的那个研究所里大学生连一半都不到，有许多中专生甚至小学生。 其中有个小学文化的高个姑娘很少在实验室工作，最热心的乃是打篮球。他问该所领导为何要使用那姑娘去搞科研，对方答道，因为她聪明。他说，如果发现她聪明，应该先去送她上学，等她取得资格后，再看那聪明是否还在那儿，如果还一样聪明，就该先看她是否有兴趣和有能力从事科研，然后才能考虑给她位置，岂有这么凭个“聪明”的朦胧印象就委以重任的？但他这建议根本就无人理睬。 和中国一样，最大问题还是人际关系。他本人是设在莫斯科的苏联科学院普通化学和无机化学研究所的教授，曾因杰出的专业贡献，获得斯大林奖金、价值勋章（Order of Merit）以及红旗劳动勋章（Order of the Red Banner of Labor），领导着一个大实验室，手下有２０多名工作人员。但他仍然受尽单位上那些“太太们”的折磨，虽然不用天天开会写大字报，可时时得提防人家特别是内务部官员在背后使坏。所以到了中国后便乐不思蜀，可惜又被赫鲁晓夫召回专家叫回去了，次年他就干脆借到加拿大开学术会议之机申请政治避难跑掉了。 上面说的是５０年代的苏联，今日俄国（90年代）似乎也好不到哪儿去。前段电视里放的俄国某城市中学被车臣恐怖分子爆炸的文献片，诸位看了没有？那上面显示的城市人民的生活，似乎不是什么发达国家阿？ | 
发表于 2006-9-29 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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