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大学为何要继承“新传统”？ 尤小立 这两年，围绕大学教育的讨论一直方兴未艾，而改革的措施也从人事制度延伸到研究生招生制度和培养模式，这一方面说明，大学人开始自觉，其角色意识和反省意识逐渐增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社会对大学的期望和要求在提高。然而，如今谈大学教育仍旧以“崇新”、“崇洋”为主，“返其旧心”、回归“新传统”（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的呼吁和尝试被边缘化，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超现实”的“另类”。 大学的学术本位 不讲“返其旧心”，非不想讲，多是不能讲。现如今学院派的中坚，多是文革前或文革中接受中学教育，文革后成长起来的，由于现代中国教育传统的中断，他们所受的大学教育要么是苏联教育模式的遗绪，要么是当代西方式的教育（如海归人士）。没有真正受到中国大学传统的熏陶，从情感上是难以认同中国大学的传统的。近年来，在有识之士的不断呼吁之下，中国大学的传统和精神也多少影响到了大学改革的决策者和执行者。我们从一些大学校长的正式讲话中，偶尔也可以听到蔡元培、梅贻琦的名言，但由于相关知识上的缺乏，一些名言屡次被引错，甚至张冠李戴。当然，引用与不引用境界仍有不同，前者至少显露出大学正在由专家治校向教育家治校回归的些许迹象。 在实用主义盛行的时代，大学也同样实用。大学的改革一直小步前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利益原则在作祟，忽视大学传统也与利益有关。大家埋头讲利益，精神必然多余。一位教授抱怨说，一些人只会讲民国（教育）。言外之意是他们守旧，没有未来的眼光。他忘记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古语。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其实一点儿也不守旧，应该说她建立伊始，就具备了现代性。蔡元培依照洪堡的教育理念改造北京大学，是众所周知的。但这个传统撒播到他们的学生辈，从而形成了一个优秀传统，却不一定为人熟知。清华学校1928年国有化后，“五四”学生领袖之一、北大毕业生罗家伦是国立清华大学的首任校长，他的大学改革原则和措施皆缘于蔡元培。罗家伦在谈到他的治校宗旨时说：“我到清华就职的那天，自己拟了一个誓词，提出学术独立，为复兴中华民族的基础的主张”，“我郑重地声明，清华要成为真正的大学，首先应该学术化；一个民族要独立，一定要学术能够先独立。”（《我和清华大学》）再往后看，另一位北大毕业生、“五四”的另一位学生领袖傅斯年1949年1月出掌台湾大学校政时，其基本理念也是如出一辙。他在《台湾大学选课制度之商榷》中指出：“大学是学术机关，它的教育的作用，是从学术的立点出发，……换句话说，大学是以学术为中心，而用这中心发挥教育的力量，不是以教育为中心，而从这中心发挥学术的力量。” 精神的超越与制度的普适 过去有一个错觉，以为一讲中国大学传统，就只有过去的精神和陈旧的理念，这些精神和理念适合于当时未必适用于今天。其实，大学精神本身就是超时空，因为它是与大学产生相伴而行，并且是环环相扣的。上面提到的大学乃学术机关的定位就是一例。正因为是学术机关，大学才讲以教师和学生为中心；以这二者为中心，才可能发展学术；学术的宗旨是求真，是科学的态度；因为求真，所以才“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而这正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因此，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说过，教育就是民主。 陈平原先生谈到大学时，特别强调大学要有“故事”（参见《大学何为》）。其实，“故事”也有文化含量的多少之分。当年，无论清华教授是“懒”，还是“笨”（钱锺书语），都还不乏学者风范，学术的真诚。当今的大学，一有“故事”，必是与利益相关的“事故”。长江学者的造假，背后暗含的就是利益。这个利益还是纠结互利的，既有个人，又有大学，而吃亏的是国家，是纳税人。难怪数学大师丘成桐先生要毫不留情地加以揭露和批评。当年，北大蔡元培校长脱去上衣，挡在大门口，作出“决斗”的姿态的故事，今天无论如何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对大学生而言，校长只是毕业证上的私章或符号，活生生的人根本就见不到。 另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是以为中国的大学传统只有精神，没有制度。前两年，有大学成立教授会，马上有报道说是“创新”，但实际上，此举不过是“继承”。因为教授评议会是蔡元培、蒋梦麟时代的北京大学实行过的。早在1912年12月24日，由时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起草，以教育部名义公布的《大学令》中就有相关的规定：“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评议会审议下列诸事项：一、各学科之设置及废止；二、讲座之种类；三、大学内部规则；四、审查大学院生成绩及请授学位者之合格与否；五、教育总长及大学校长咨询事件。”（《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这就是“教授治校”的制度。 历史也是现实 现代中国的大学主要采用的是欧美大学模式。它最初也是从模仿开始的，而且崇洋的风气在一些欧美出资创办的大学里还相当严重。然而到20年代后，学者们开始注意中西教育方式的融合。胡适就曾挖掘传统书院教育以补欧美模式之不足。这也直接促使他以书院模式为清华设计国学研究院的基本架构。而对西方教育模式的反省，实际上一直都在进行。曾在清华学校读书的社会学家潘光旦谈及清华教育时就指出过，清华学校生活方式上的“崇美”倾向（参见《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如果他的说法尚存有意识形态的色彩的话，傅斯年的说法则比较能够反映当时中国学者对欧美教育模式的反省。傅斯年认为，中国大学是欧洲大陆派与美国派的混合体。由于没有协调好二者的关系，杂糅于一处，“实在是乱糟糟的”。他提出，在教育上必须注意中学与大学的区分与衔接，必须在注意欧陆的教育以及美国教育的前因后果上，确定采取的教育方式和教学方式，这样才具有合理性（《台湾大学选课制度之商榷》）。由此可见，现代中国的大学传统既非西方式的，也非传统的，它本身就是经过了前辈的消化吸收后的中西结合的产物。这样的遗产，不仅比直接从西方那里照搬的制度更容易为国人采纳和接受，其消化和反省的方式也正是现在需要借鉴的。 事实上，当今中国大学争论的问题，大多还是过去的问题，甚至是过去解决了的问题。大的方面不必多说，就从小的方面看，比如到底是以教学为中心还是以学术为中心，教授是否要上本科的课等现在仍争论不休，可半个多世纪前，傅斯年已经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一个专教书的大学，不会把书教得很好，因为学术水准低，自然不会把书教得深入浅出。”“我们要在一年半之内，集中精力，改进各种通习科目，建设本校的教育制度，务使来校的学生，一进大门来，便得到第一流的教授教他们的普通课，教课之需要实习者，得到充分的实习机会，有富于教本参考书的阅览室可用，有优良的助教改他们的卷子”（均见《国立台湾大学三十七学年度第一次校务会议校长报告》）。 中国近现代的“新传统”不仅反映在大学教育领域，它还表现在其它方面。它的优秀部分，简言之，是一种重视人本身的精神。这个精神里有西方的个性、宽容和自由，也有中国古代传统儒家入世、道家的飘逸和墨家的平等。总之，它不是纯粹一家，是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的精华而有中国特色的。 http://www.xschina.org/item.php?channel=%B9%AB%B9%B2%C6%BD%CC%A8 | 
发表于 2007-3-2 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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