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延中：致李景治院长的一封信

李旧苗

  
 
● 萧延中 
　　
    亲爱的景治院长：
    您好！
    以现在的身份，我本不应对国关学院内部的意见分歧说些什么，但您的“国际关系学院是怎么评职称的——致全院师生员工的第三封公开信”一文，详细涉及到了我本人的职称评定问题，似乎是下定决心硬要把我往“火坑”里推。既然如此，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在这里就几个当时评职称的实际过程向您做一回顾性请教。说得不对，请您批评指正，也请国际关系学院的同事们批评指正。
    其一，在我职称评定的问题上，我本人对您的处理方式是有意见的。去年我正在石家庄讲授MPA政治学原理课程的时候，听说院里召开了关于布置职称评定的会议，其主要精神是：政治学专业的教授名额已满员，当年不能再产生教授人选。按照规定，一个学科教授已满员，如果没有新资源的介入或旧资源的退出（如成功申报国家重点学科，或有教授退休等），就意味着若干年内该学科不能再遴选教授。面对这种情况，我想因我出差未到会，院领导一定会找我谈谈，解释制定这一方案的理由及其对我们这类教师的安排，甚至我还梦想院领导能考虑我的具体处境，会向上级反映情况，争取名额。但令我十分失望的是，没有任何院领导找我谈过此事，一切都显得那样地自然而然，顺理成章。我实际上被“冷处理”了。
    在人民大学任教近20年的我，当时心里觉得十分憋屈。作为一位普通教师，我深知校领导公务繁忙，每每看到学校的发展和进步，我们都会对校领导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和艰辛努力，表示出由衷的敬佩之情，真不忍心因自己的这一点点事情打扰他们。但眼见职称晋升已无希望，以至于几年内都将一片渺茫，走投无路，我就直接给校领导写信放映了情况，同时抄送“李景治院长、李宝俊常务副院长、及全体教授”。但让我十分震惊的是，学校领导不仅亲自过问了此事，而且学校职能部门还根据我的专长和学校学科结构调整的需要，提出了解决我的问题的具体方案。这使我大为感动。由此我想，如果我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妥，面对这样的校领导，即使他对我的批评再严厉，处理的方式再直率，我都要说一句：我服气！这就是您信中所说“萧延中教授一再表示感谢”的事吧？但我想提醒您，您搞错了我感谢的对象。
    有鉴于此，我不认为院长您在我职称评定问题上的处理方式是积极的和妥当的，我绝对不认可您所说的意思：萧延中被评为教授是国关学院核心领导层积极争取的结果。
    其二，在具体那天评职称的会议上，诸位教授认真审查的态度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当时一位著名的资深教授向我提问：“你对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历史脉络是如何把握的？”“请给出你的具体论据。”还有其他教授也都认真地提出了相当高端的理论问题。这样的提问使我感到了学术审评的严肃性，进而就我所能进行了答辩。从他们的表情上我看得出来，他们对我的答辩是满意和基本满意的。按您所说，参评教授14人，虽然我不知道最终哪些教授投了我的支持票，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其中不包括您本人。按规则，我要成为第一候选人必须超过半数，这样起码须要有8张赞成票。这是一个讨论我能否被评上教授职称的基本前提之一。应当说，这个结果是出乎院领导预料之外的。
    至于说到张鸣教授在会上“冲着所有的评委大声吼道：‘你们不给萧延中评教授，是天理难容！’”这在说话态度上可争可议，但作为一个系主任，为其配合工作的副主任如此不管不顾，甚至“有辱斯文”，这难道又有什么不能让人理解的吗？张鸣，性情之人也，为人仗义，好打抱不平。这可能就是他率真的一面，同时也可能是他毛病的一面。但作为一名教师，我更喜欢这样的“坏”头头。说张鸣借我说事，起码他还有“借”的资格，您这也“借”我说事，似乎并不具备“歉意”的条件。
    在评职称前和评职称后，我没有为此事找过评委们申诉和感谢。在此我想郑重地做一弥补：我深深感谢包括张鸣教授在内的对我进行严肃学术审查的诸教授评委们！这不仅包括投我赞成票的评委，而且还包括投我反对票的评委，因为我已把他们中肯的意见一并带到了具体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之中去了。
    其三，说到我调离国关学院以后的课程安排问题，似乎成了您对我的“恩赐”，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在国关学院承担了两门课程，一是“中国传统政治理论导论”，一是“政治心理学导论”。两门课程都是政治学科的基础内容之一。我提出，目前这些课程系里无人替代，因此我愿意继续教授，同时培养接班教师。这些建议得到了您的赞许。现在我主动承担由于调动而出现的空缺课程，怎么会成了我摇首摆尾祈求课程的笑柄？！这真的让我整个一个“昏” ！现在我想说，如果国关学院觉得还需要我继续讲授这些课程，本人必须事先征得中共党史系领导的批准，然后才能效命。另外，说到那个“国关学院某研究所研究员”的赏赐，其实您弄错了。那个研究所的全称是：“中国人民大学政治思想与文化研究所”，是学校直属的研究所，原来由中共党史系政治思想史教研室代管。自从90年代后期该所成立之日起，我就是该所的老资格研究员。何来从天而降的再一次“研究员”册封呢？ 这样说来，您对我的“仁至义尽”又从何说起呢？
    景治院长，最后说一句“对不起！”延中有失雅敬！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我是被您的信，更确切地说是被起草此信的“高人”给逼的，明哲已保不了身也，不得已而为之。
    好了，我想说的就这些。占用了您的宝贵时间，不好意思。期望不要由于这种纯粹工作上的探讨，影响了我们之间的同事关系。
    　　　　
    此致
    敬礼
    　　　　
    教师：延中 敬上
    　　　　
    2007年3月20日凌晨匆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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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龙茶

     这种事太多了。高校现在弄得像衙门一样，有点权的人都横着走路。

老木匠

学术机构官场化到了令人忍无可忍的地步
――专访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鸣

郭宇宽

学术机构的官场化在败坏学术市场

郭：在我印象中，看你一贯的文章是比较平和有幽默感的人，最近为什么在评教授，或者学术腐败这样的问题上会变得这么严肃激烈呢？
张：其实我一贯是一个比较有原则的人，最近的爆发只是长期积累问题让我实在忍不下去而以。
郭：为什么忍不下去？
张：因为看不到改进的希望，那评教授来说，我算是既得利益者，已经评上了，对于没评上的，现在拉帮结派，搞山头风气越来越不正，象官场一样，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就在我身边已经发生过好几个正派的老师遭到欺压的经历。
郭：那总得有个标准呀？
张：是呀，评教授就是得看学术，才能让大家心服口服，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基本上是长官意志，领导看上谁就是谁。
我曾经问，为什么职称评定委员会要有院长办公会定，而不是学术委员会来确定？院长说，评职称不光是学术活动。其实现在连学术委员会都是院长圈定的。
郭：这套机制在外面人看好像也挺井然有序，运行起来会出什么问题呢？
张：彻底破坏了学术尊严，败坏了学术市场，外人想象不到现在大学里，学术没有尊严到什么程度。在外人眼里你也许是个大学教授，挺受尊敬的。但在学校里，你几乎什么都不是，你的学术方向，包括晋升和待遇都掌握在一些行政干部手里，而他们也一样有教授头衔，但他们这样的教授是硬通货，在外面他们似乎代表大学最高的学术成就，就像那个笑话说的，在上级领导面前，他们是学者，回到学校里在学者面前，他们是领导。
他们的品味和水准成了别人不能超越的标准，领导提出只言片语，就跟在后面组织一帮人来诠释，发挥。年轻的教师特别可悲，没有条件进行独立的研究，没有选择，只有跟在这些领导后面当“学术梯队”，写了文章属这些领导的名挂在前头。靠这些领导的垂青恩赐来获得提拔，否则就被当做不合作的人，在圈子里孤立你，任何机会都不给你，不带你玩。要么你臣服，要么你滚蛋。

潜规则助长学术包工头

郭：行政领导为什么会对学术拥有这么大的权力呢？
张：我说的不仅是一个学校的问题，这成了全国学术界的一个行规。一旦你成了院长，各项好处都少不了你，你可以进入各种评审机制，一旦你有权评别人，你就可以跟别人交换，利益交换的潜规则在全国学术圈已经非常牢固了，同时，也就掌握了学术评审的生杀大权，谁要不听话，就可以封杀他。特别这几年，所谓重视教育科研，一个文科的课题也动辄几百万乃至上千万，乃至上亿，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在我看来绝大多数毫无必要，反而进一步惯坏了一些人，这是巨大的利益呀，大家心思不是用在怎么做学问，而是怎么瓜分利益，一些干部拿着胡萝卜加大棒就成了包工头儿，让别人给他打工，自己整天到处转悠，扒拉钱财，想方设法糊弄上面，现在申请国家科研经费都给回扣，而很多这些人反而成了中国学术界的代表人物。
郭：这种高度的组织化是不是也有一些正面的价值呢？否则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张：如果说是管理苦力，这种皇帝式的人治也许会在一定时期起到一定效果，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则没有任何好的影响，学术是要讲自由的，是真理至上，不认权威的，没有平等的学术尊严和探讨的自由氛围，原创性的思想就很难出来。
郭：一些人的权威可能会让你这样的人不舒服，可是不是也使管理的需要？毕竟学术单位也使需要管理的。
张：我觉得没这个必要，我理解的管理就是服务，大学毕竟不是工厂，在国外也不是没有行政领导，人家也有院长，但和中国完全不一样，在国外大学里院长这种职务，谁都不愿意干，那是要为大家服务的，就跟当值日生一样，几个主要的教授推不掉才轮着干，咱们国家读书人为了争个院长，处长之类的官当，打破头，什么手段都使，斯文扫地。这些人到了行政岗位上，非得把权力用足不可，在他身边营造一种文化氛围，让他能爽，这就造成恶性循环，把学术单位的气氛越来越庸俗化。

不要让“做人”成为学者费神的事情

郭：你说这些比较冲的话，会不会被当做不会做人的典型呀？
张：反正我的同事们大多和我处的挺好，我们政治系也搞得很好，这是大家公认的，我在学院人缘儿也很算不错的。但是我搞不清楚为什么要让学者整天把心思花在做人上呢？特别是中国语境下庸俗化意义上的做人。做一个教师，认真上课，让学生喜欢你，和同事相互启发砥砺，促进学术，这不就行了么。最低限的标准，不要抄袭，不要霸占别人学术成果，不就行了。为什么在一个学术机构见到个行政干部，非得点头哈腰，低眉顺眼，跟当家仆一样。这样的大学还叫大学么？丢人呀。
郭：是不是你带着比较有色的眼镜看现实，你说的问题可能某种程度上存在，但是个别现象其实没有你说的严重？
张：我不知道怎么样才算严重，领导来视察让学生排练，为了评院士把很多人的研究成果都堆在一个人身上，这不是作弊是什么？教育部来搞评估，居然把材料装在笔记本电脑里送给人家人手一份，这不是腐败这是什么？大学不说有大师，至少也要为人师表吧，大学发展成这样还有脸教学生要正直，不能作弊么？又一次自己学校的校长来学院考察工作，很简单的一件事居然学院要挂出热烈欢迎的横幅，我可以说上下五千年中国的大学都没有丢人到这个份儿上！
郭：能否这么理解，这些现象可能不能光怪那些学院的干部，也是中国文化土壤的影响。
张：中国人爱当官，官瘾大，见到当官的就想下跪，当上官就把别人都当奴才，这当然和历史积淀有关，但也不能都把话扯到历史上，过去也不像现在这样厉害呀，而且我们这里毕竟是大学呀，应该是全社会最先进思想和习惯传播的地方。
郭：除了你和你的一些同事感到不爽以外，你能否总结一下你最大的担心是什么？
张：历史上稍微有些出息的学问都是自由的心灵创造出来的，在庸俗压抑的环境下几乎不可能有真正的学问。我们可以不尊重这个规律，最后的危机是，中国学术界被淘汰出世界学术圈。一帮人关着门，玩得自得其乐，拿老百姓纳税人的钱，投上所好，一级哄一级，哄领导高兴，最后整出一堆对社会毫无意义学术泡沫垃圾，在国际上根本拿不上台面。这种危机已经很明显了。

乌龙茶

    张鸣，正直，有学术良心。

   重新编辑的原因：把属于张鸣的荣誉还给张鸣。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3-25 16:27:07编辑过]

老木匠

张鸣是个性情中人哩！

发信人: fttt (fttt), 信区: square
标  题: 我记忆中的张鸣，人大及其他
发信站: 一见如故 (Sat Mar 17 21:27:36 2007), 本站(yjrg.net)


我记忆中的张鸣，人大及其他

作者：茅十七 提交日期：2007-3-17 1:56:00   
??本以为人大已不会再和我有什么关系，但最近的张鸣事件这么热，让我又有了想说点什么的冲动。
　　
　　 上世纪在人大上学的时候，有句口号很是时髦：“今天我以人大为荣，明天人大以我为荣。”事实是，我那时候并没有以人大为荣，因为人大令我挺失望；今天人大也更不会以我为荣，因为我在这里不会说人大什么好话。
　　
　　 算起来已经有五六年没和张鸣老师会过面了，其实我倒是想有机会和他以及萧延中老师再聊聊，只是觉得自己一直没什么出息，也不好意思见他们。下面就凭着记忆写上几句吧，算是一面之词，我也赶赶焦点事件的热闹。
　　
　　 我是人大政治学专业第一届的学生，那年好像是张鸣老师第一年博士毕业，做我们的班主任。张老师对学生挺不错，当时我没觉出来，后来见闻的范围广了一些，才觉得很多事情是别的一些大学班主任根本不会做的。琐碎小事就不提了，记得有个同学父亲突然去世，家里好像比较困难，张老师马上拿了一万元让他回家，钱的事情最能检验一个人的处世态度，所以我觉得此事还是具有一定代表性。当然这事我也没有亲见，后来听同学讲的，不知道细节上准不准确。
　　
　　 张老师的课我记得是大2的时候才有的。那时候的我还比较狂妄，整天泡在图书馆里，看了一点书就自以为牛B的不得了，很多人都不放在眼里。今天回过头来想想，那时候一些我认为没水平的教师只是不善于表达，而一些貌似有水平的教师只是擅长耍嘴皮子，当然还有很多的庸众到现在我还认为是庸众。那时候觉得有水平，现在记忆里还觉得有水平的，大概不会超过10个。他们给我共同的感觉是做的是活的学问，而不是死的学问；是比较真实的人，而不是比较虚假的人。张老师是其中的一个。其实他的课教了什么我基本早就忘了——我上课也不太喜欢专心听讲，老在下面看自己带的书。不过有些东西是忘不掉的，比如一些做学问的态度、方法等等，这些东西会融入人的血管，变成一种思维的能力，大学文科课程真正的意义，我想正在于此吧。张老师那时候出的两本书，一本《乡土心路八十年》，一本《拳民与教民》，我也都看了，内容早忘了，不过读书的感觉还记得，有些活生生的东西在里面，而这些东西在那些瘪三一样的所谓“学术”著作里看不到的。
　　
　　 还有一位老师就是萧延中。张老师和李院长这次的冲突起源之一就是萧老师的职称问题。十年前我就看到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在引用萧老师的著作，那时候他因为政治上的一些原因，只是一个副教授，现在他已经年过50，学术成果早被海内外公认，仍然还只是个副教授。虽然教授头衔在一定程度上是个“虚名”，但在这个很多阿猫阿狗都能混上个教授的年代，我认为这是一个黑色幽默。我认真听萧老师课的时间比张老师多点，因为思想史比制度史生动些，萧老师讲的也很合我胃口，他也确实在一些方面影响了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停喜欢装B的，老在课后和他讨论一些“有深度”的话题。
　　
　　 上次见萧老师好像还是在2000年，那时候他还是挺精神的一个壮年男子，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他老了没有。
　　
　　 还有一位印象较深的老师叫程农，据说曾研究学问三年没出人大校门。上他的课的时候，我已经彻底进入一种很虚无堕落状态，程老师的课其实讲的挺不错，但那时候我已经听不进去任何人的课了。期中他布置大家看一本书，然后写篇评论，评分将计入期末成绩，那时候的课我基本不上，知道了这事也没有写。后来程老师请同学带话，让我去了他的宿舍，问我为什么没写，我说我看了那本书，觉得没什么想法可写——我倒确实是翻看了那本书。程老师笑了笑，也没多问这事。下来好像问的是我不上课泡图书馆之类的事，聊的有点深入，我说我曾经想在各种著作里寻找一种终极的意义，他问我找到这种意义了么？我说最终发现世界上其实并不存在所谓的终极意义。他又问我那现在的目标是什么，我说是在寻找一种终极的解释。现在看来这些话挺装B的，然而一晃10年，人大生活留给我记忆最清晰的话好像就是这几句了。记得说这些话的时候，我还看着脚边红塑料盆里的两只小白兔，它们因此也在我的记忆里永存了下来。
　　
　　 程老师的课期末考试我考的不怎么样，又没有期中成绩，但最终他还是给了我及格。
　　
　　 想起程老师，我于是跑到国关学院的网站上看了看他的资料——和萧老师一样，他也还是副教授。而萧延中老师呢，国关学院的教师名单里没有他，据说已经被“发配”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
　　
　　 说实话在上学的时候，人大并没有满足我最初的期望，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因为有了这样一些教师，人大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并没有变得很低。他们做的是活的学问，他们是比较真的人。在这里还要提起一位著名人物——王小波，他是人大教授的儿子，在人大上学，又在人大教过书，对于他，我可以像个傻B一样自豪的宣称：“我和王二是校友。”对于一个文科大学来说，它的灵魂就在于有思想的人。人大必须以思想者为荣，而思想者却并不一定要以人大为荣。人大要想和不朽沾边只能依靠真正的思想者，官僚和御用学者永远是指望不上的。
　　
　　 我们毕业的那一年，政治学专业从党史系拆分出来，和国政系合并成立了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的力量比较弱小，拿本科来说，专业成立才4年，刚毕业的第一届学生只有区区18个人。在我后来回校的时候，就听到了上研的同学讲起政治学受排挤的事情，于是萧延中老师到现在还是副教授也就顺理成章了。
　　
　　 关于这次风波中的国关学院院长李景治先生，我之前并没有丝毫了解，我选择了相信张鸣老师的话——您大可以说我是偏听偏信。据说李景治先生的学术著作除了一本之外都是“合著”，再加上研究生论文答辩费被克扣的事，以及“应该对我有敬畏之心”、“弄臭”、“捣乱者”之类的话，我认为李先生就是当代大学里常见的那种学术官僚了。这种人我一贯是很不屑的，本来也不打算为他多写几句，然而一个多小时前，我看到了张鸣老师被撤职的消息，李景治先生迅速的、果断、雷厉风行的撤掉了一个陈述事实的，据说是被民主推选出来的系主任的职，真应了李先生那句话：“你们讲政治学，强调合法性；我讲社会主义，不讲合法性。”李先生说实话、办事实、言行如一，真是新时代的好干部，我向您致敬。
　　
　　 我永远不以人大为荣，我只会以认识人大的思想者为荣。

tmsk

支持张鸣,反对李景治!

李旧苗

乌龙茶兄和老木匠兄，张鸣事件最近在高校讨论很热烈吧？

老木匠

俺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去单位啦！

乌龙茶

   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把表扬张鸣的话，记在了郭宇宽的头上。特此道歉！

   回李旧苗，我不知道有没有讨论，我是在看了老木匠的贴子后才知道张鸣这个人的。

老木匠

今天去了单位了，同事们聊这件事都很小心——大家都是过来人、或者要过这道坎的人，很麻烦的。

和几个要好的同事聊天，互相感叹我们的运气比较好，“博士”硬杠下来前已经逃过这关。

学校是衙门，1949年以来一贯如此，实际上根本不是新鲜事。执政者心目中这只是一个培养干部的场所，学术不学术与能否保住权力这个核心问题没有关系。

李旧苗

据张鸣自述，事情发生以后，很多人抢着请他吃饭，到今天为止，他还没在家里吃过一顿饭呢，羡慕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