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知识的庄严”,构成了中国读书人寻求新的身份认同的第一步。这是旨在突破传统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樊笼,也反映出新一代读书人对“士大夫”角色的轻视。但是这种着眼于“破”的信条,并不能完全解决读书人新的角色与身份。既确立学术作为一种职业的新型理念,进一步的,还须考虑在现代社会如何推动学术的发展。在有关18世纪考据学学术话语的研究中,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已揭示出民间资源对形成江南学术共同体、导致清代学术向职业化研究方向转变的突出意义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那么,推动现代中国学术发展的资源状况又如何呢?前面的列表注明了周诒春、丁文江、胡适、任鸿隽、翁文灏为中基会董事,这是现代中国读书人新的身份的重要标志。他们在基金会的活动也表明,如何保证基金会的独立运作,成为新时期读书人虑及的焦点;而掌握了学术资源的读书人,能够按照自己的理想营造学术的事业,并驾驭学问之舟于惊涛骇浪之中。 中基会全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The China Foundation for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成立于1924年9月,其职责是负责接收与管理美国第二次退还的庚款余额,运用此一款项促进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董事会由15人组成(中方10人,美方5人),按照章程,最初的董事由中国政府派定,第三届年会时以抽签决定任期,此后每3年有董事3人任满,由董事会自行选举继任董事。国民政府成立后,由于初任董事主要由北洋政府官员和教育界人士构成,缺乏与南京方面有密切联系的成员,如何改组,很快提到议事日程。1928年7月下旬,国府会议通过蔡元培提出的改组中基会案,决定任命胡适、赵元任、翁文灏、蒋梦麟、蔡元培、汪精卫、伍朝枢、施肇基、李石曾、孙科、司徒雷登、贝克、贝诺德、孟禄、顾临等为董事,同时修正中基会章程,主要将“董事由大总统任命,以后缺出由董事会自选继任董事”,改为董事任期满后“呈请国府另行任命”。这一改变颇为关键,缺额董事是否由董事会自行补选,关系到基金会人事上的主导权。由此也酿成一场风波,胡适等据理力争,以此作为中基会能否独立运作的关键。如论者所说,中基会的改组始终是政治干预的结果,只不过在改组过程中,董事们秉持的学术独立之理想得以坚持参见杨翠华《中基会对科学的赞助》(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1年)第33、31页。。虽然纷争不断,但中基会大体上能维持经费独立与行政自主,而读书人也因此借这笔每年约100万的款项,做了许多推动教育发展的事。其中蒋梦麟时期的北大,或许就是最大受益者。 此前曾三度代理北大校长职务的蒋梦麟1930年正式入长北大时,是颇为犹疑的,胡适一席话道出其中缘由:“他不肯回北大,是因为那个时候北平的高等教育已差不多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他回去也无法整顿北京大学。”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胡适作品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第23集,第125—126页。这个时候,读书人手中掌握的学术资源就显出意义来。最初是傅斯年与协和医院院长顾临(Roger S.Greene)找胡适商议,希望帮助蒋梦麟改革北大。1931年9月召开的中基会第五次常会,拟出具体方案,说明“为提倡学术研究起见”,在1931年至1935年5年期间,由中基会与北大每年各出资20万元,作为合作特别款项,用于设立北京大学研究教授、扩充图书仪器及其他相应设备。以下是5年间北大所聘请的研究教授:理学院17人:冯祖荀、王守竞、刘树杞、曾昭抡、许骧、汪敬熙、丁文江、李四光、江泽涵、萨本栋、谢家荣、张景钺、饶毓泰、朱物华、葛利普(A.W.Grabau)、斯柏纳(E.Sperner)、奥斯谷(A.W.Osgood);文学院8人:汤用彤、陈受颐、周作人、刘复、徐志摩、张颐、梁实秋、叶公超;法学院4人:赵?搏、刘志?、张忠绂、吴定良。这个名单我们不会陌生,其中有9人于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相当于短短5年时间里,为北大引进近30位“院士”级学者,北大何愁不能中兴!所以后来蒋梦麟也深有感触地说:“从民国十九年到二十六年的七年内,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在许多朋友协助之下,尤其是胡适之、丁在君和傅孟真,北大幸能平稳前进,仅仅偶尔调整帆篷而已。”蒋梦麟:《西潮》,第203—204页。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旋涡的北大,又逐渐成为学术中心。 蒋梦麟感叹自己驾驶学问之舟于惊涛骇浪之中,应该说,那个年代远不是收获的金秋,等待收成的希望是枉然的;作为读书人,更是遭逢一个混乱与恐惧的年代。1928年胡适应邀出席全国教育会议,曾说过这么一番话:政府希望学者们出来做建设的事业,这个担子我们不敢放弃,但同时我们对于政府也有三个要求:“第一,给我们钱;第二,给我们和平;第三,给我们一点点自由。”《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8册,1928年5月19日。这已是读书人的苛求,是“黄金十年”才能给予读书人的奥援。然而透过读书人内心耸立起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丰碑,又令人感受到他们生命中迸发出的执著与勇气。从“学术社会”建构来说,这该是那个年代读书人最值得书写一笔的。特别是经历一场艰苦的抗战,更意味着读书人确立的学术理想,可以承受严峻的挑战。
《独立评论》创刊前,蒋梦麟、胡适等正借助中基会资源重整北大。经过9个月的努力,北大初显中兴曙光,但不日,战争阴云已降临。胡适在1931年9月14日的日记特补记一笔:“我们费了九个月的工夫,造成一个新北大,九月十四日开学,五日之后就是九一八的一炮!日本人真是罪大恶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0册,1931年9月14日。战争惊动了中国社会,更震毁了中国苦心经营多年的文教事业。入民国以来,中国教育事业本有地区分布不均衡现象,大学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有的省则根本没有高等学府。不幸的是,这些学府林立的都市,正是战争首当其冲之地参见吕芳上《抗战时期的迁徙运动——以人口、文教事业及工厂内迁为例的探讨》(收入胡春惠等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1996年,第26页)。。如何抢救教育事业,立即摆在学人面前。当时不乏人主张各级学校暂停一年,另授以战时训练,以利备战,而以教育部长王世杰为代表的则坚持当尽力使学生完成学业,勿使失学,以图百年之计《王世杰日记》第1册,1937年9月4日,台北中研院,1990年。。于是在中国历史上演出极为悲壮、惨烈的一幕——教育大迁徙,“员生流离转徙,不遑居处,而设备欠缺,图书损失,教学与研究之进行,困难孔多,精神上之损失,尤不可计数。此种学术文化上之浩劫,实为中外空前所未有”《教育通讯》(重庆)第2卷第5期(1939年)。。据统计,战前108所专科以上学校,受战事影响不能在原地开学者达94所之多,未经迁徙者仅14所。在这一过程中,聚集于《独立评论》的知识分子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推动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校南迁昆明合组西南联大。约在1937年8月中旬,教育部开始酝酿在内陆城市设立临时大学。9月10日,教育部正式宣布在长沙和西安两地设立临时大学。长沙方面,除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为筹备委员会当然委员外,各校另加一人,北大胡适,清华顾毓 ?,南开何廉。此外还有傅斯年、皮宗石(湖南大学校长)、朱经农(湖南教育厅厅长)。王世杰亲任主任委员,次长周炳琳为主任秘书(后由杨振声代)。 教育大迁徙所以能够实现,表明读书人明晓在侵略者刺刀下绝无精神自由的希望。更值称道的是在战争阴云下读书人对学术理想的捍卫。可以想见,国难之际,有多少思想控制会借着战争的名义大行其事。1938年4月召集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讨论抗战建国纲领时,接替王世杰出长教育部的陈立夫提出了有关教育的纲领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第242—243页。。不能怀疑新的教育纲领体现的提高国家动员力的良苦用心,但国民党当局希望能借机实现对高等教育控制的用意,却也昭然若揭。如同1939年蒋介石在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所说:“今天我们再不能附和过去被误解了许久的教育独立的口号,使教育者自居于国家法令和国家所赋予的责任以外,而成为孤立的一群……应该使教育和军事、政治、社会、经济一切事业相贯通。”教育界尤其不能“各逞所见,各行其是”,应当“齐一趋向集中目标,确确实实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努力”参见《总裁在第三次教育会议之训词》(原刊《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11辑,(台北)文海出版公司影印本,第81—84页)。。如何捍卫学术理想,严峻摆在读书人面前。1937年“庐山谈话会”上,胡适就坚持认为,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的教育,是常态教育;真需要一个中心,“国家高于一切”可以作为共同行动的目标,并重申了“教育独立”的意义《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3册,1937年7月20日。。 今天的人们已很难想像现代中国教育史上一朵奇葩——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如何孕育的。一提起这所学校,我们自然会联想到一批享誉世界的科学家与学者如杨振宁、李政道、王浩等,然而,这所学校的意义却非这些闪耀着种种光环的大师尽可涵盖,将此置于读书人建构“学术社会”的努力来看,当可表明中国读书人走出科举时代后,重新建立起对于知识的庄严。一位科学家回忆当年的经历,曾写下这样的话:“首先战争时期为保存高等教育而奋斗的主要动机来自于传统对学识的尊重,在以儒家为主的传统中,中国学者被认为是社会中的道德领袖,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精神领袖,那么从这一观点出发,战时大学代表着保存知识,不仅是‘书本知识’,而且也是国家道德和精神价值的体现。”任之恭:《一位华裔物理学家的回忆录》,山西高教联合出版社,1992年,第101页。的确,流离岁月中的弦歌不缀,显示的是“兼容并包”精神的延续,以及“教授治校”传统的发扬。在西南联大,教授会以及由此选举产生的校务会议,对大学各种事务都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参见《西南联大教授会组织大纲》(收入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1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11页)。。据当时统计,联大179位教授,绝大多数都是留学欧美博士,97位留美,56位留欧,3位留日;5位院长,全为留美博士;26位系主任,20位留美,5位留欧,只1位未留学参见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联大八年》(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年)第160—161页。。这些深谙自由主义精神的读书人汇聚于西南边陲,除了各就所长形成异说争鸣、自由讲学的局面,也与国民党官方“以党治校”的企图适成对照。如闻一多所说,“大学里的课程,甚至教材都要规定,这是陈立夫做了教育部长才有的现象。这些花样引起了教授中普遍的反感。有一次教育部要重新‘审定’教授们的资格,教授会中讨论到这个问题,许多先生发言非常愤怒。”闻一多:《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联大八年》,第7页。在一次全体教授参加的教务会上,就拟定了一封公函,要求教育部容许变通执行有关训令:“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1卷,第17—18页。哪里是变通,而是公开挑战,教务会议可以决议“三民主义一科目,一致拟请改为选修,不列入必修”;“伦理学一科目,一致拟请取消”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3卷(下),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54页。。布置为必读书的《中国之命运》,金岳霖等就拒绝阅读,并带着蔑视和受辱神情称其为无聊废话,是对著书立说的学术界公然侮辱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陆惠勤等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296页。。可以说,“西南联大是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反抗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控制,获得相当程度的成功。”John Israel,Chungking and Kunming: Hsinan Liaent?s Response to Government Educational Policy and Party Control,收入《抗战建国史研讨会论文集(1937—1945)》上册,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5年,第343—376页。 西南联大以其“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书写了中国读书人建构“学术社会”的理想。也正因为联大具有为国家保存知识、保存人才的象征意义,抗战期间,这里不仅汇聚了全国的教授名流,同时也成为青年学子向往之地。当年的联大学生,后成为卓越数理逻辑学家的王浩,曾以“谁也不怕谁的日子”来形容联大八年的历程:“当时联大有‘民主堡垒’之称,身临其境的人最亲切的感受,是在堡垒之内的民主作风。不论年资权位,教师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可以说谁也不怕谁。”谈到自己,王浩也由衷写道:“在这段感受力最强的日子,和许多老师及同学享受了一种人生极难得的平淡亲切而纯洁的人际关系。这样经验不但为以后的做人和学业打下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而且彼此之间的信任和同情一直持续着,成为崎岖的生命历程中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王浩:《谁也不怕谁的日子》,《清华校友通讯》1988年第18期;《从金岳霖先生想到的一些往事》,《中国哲学》第11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87—493页。